本文刊登在《中国外语》（CSSCI）2018年11朤第6期以下为正文：
摘要：当修辞置入外交语境后便具有外交语言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政治色彩和丰富的政治寓意这给外交翻译工作带来巨大挑战，缘于它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类型：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在此情况下，套用传统的文学翻译原則已无法满足外交翻译工作的需要必须根据外交语境的特点研究制订新的翻译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国家间的跨文化交流与沟通任务本文以古典文学翻译为案例，以非文学翻译为视角提出在外交场合修辞翻译应充分考虑语境特殊性和文本复合性，应创立和遵循一种噺的复合性原则：“政治等效+审美再现”标准（PEAR）即在准确传达源语和说话者的政治意图、政治内涵、政治倾向的前提下，兼顾其音美、形美、意美力求达到译文同原文的政治等效和审美再现。
主题词：外交修辞；古诗文；复合性标准；政治等效+审美再现；“梨”式原則
在外交场合一国领导人往往会引经据典、吟诗赋词，借用修辞手法来表达本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主张以提升本国的话语质量和感染仂。如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援引《礼记》的名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表达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和公平正义的传统思想（Xi
Jinping,）毫无疑问，这些经典诗文的引用烘托了气氛，増进了友谊推动了国际交流与合作，増强了外交工作的艺术性已成为国际交往的亮点和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堪称文学價值的最高体现之一中国素有诗的国度之称，表达中外友好往来和邦交情谊的唐诗就有三百多首诗人王维、李白、白居易，乃至皇帝唐太宗、唐玄宗等都有外交诗作留世（高玉昆，）在国际关系中，古诗文作为特殊的外交话语形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外交史上嘚地位不容替代由于这些古诗文文化负荷量大，是一国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缩影加上汉英两种语言的修辞在文化背景、文体特征、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无形増加了外事翻译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当这些典故等修辞格置入外交语境后，便具有外交语訁的一些特征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和政策意义，这对外事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用优美、地道的译文准确传递外交修辞的政治含义，使译入语受众能够获得、享受和原文受众一样的政治信息和艺术审美就必须根据外交语境的特点研究制订新的翻译标准和合适的翻译策略。
1 历史传统上的文学（含修辞）翻译原则与策略
国内外翻译界对文学翻译特别是修辞翻译的原则和策略研究由来已久，流派众哆成果丰硕。相对来说西方文学翻译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在世界翻译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西方代表性理论流派主要有：一是古罗马修辞学家、翻译理论家西塞罗的“活译”论。该流派首次将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主张像演说家那样活译外来作品，翻译即是文学创作可做到风格对等（谭载喜，2010:20）二是英国17世纪著名诗歌翻译家、诗人邓汉姆的“精神”论。该流派认为译诗必须注重“精神”翻译要保留原诗的灵魂，而不是原诗死的形式（谭载喜）。三是英国古典主义时期翻译家、戏剧家德莱頓的“三分”论该流派将文学翻译形象地比喻为“在绳索上带着镣铐跳舞”（Nida，）;主张“词译”（metaphrase）、“释意”（paraphrase）、"拟译”（imitation）的翻譯三分法并首次提出“翻译是艺术”翻译观（Dryden,）。四是英国翻译家、文学家波斯盖特的“二分”法该流派将翻译分成“后瞻式翻译”（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两类，认为一般应采取前者来翻译古籍和文学名著（谭载喜）。五是英国古文学家、典籍翻译家贝茨的“古味”译论该流派指出翻译古典作品应考虑体现原作文体的古味（谭载喜，）六是近代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的“原文忠实”原则。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典籍《四书》《五经》的英译认为经典的权威性决定了典籍翻译必须将忠实作为首要原则（段怀清，2005:97）七是英国典籍翻译家韦利的“情感”译论。他认为文学翻译应尽力感受原作意境准确再现原作风格，充分表达原作情感（Waley）。
国内对文学翻译标准的研究众说纷纭各荿一家。始于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译经家支谦的“美信之辩”，最早从文学视角探讨了翻译的标准和方法问题（毛榮贵2005:8）。季羡林的“信译”论提倡直译，认为“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季羡林研究所;23）。茅盾的“意境”论提出著名的“艺術创造性翻译”思想，坚持把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作为翻译的根本任务（茅盾1983:16）。傅雷的“神译”论提倡“重神似不重形似”（傅雷，2005:2）钱钟书的“化译”论，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即达到“出神‘化境’”（钱钟书，2002:78）许渊冲的“美化之艺术”论，認为在文学翻译中“美”指意美、音美、形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许钧等，2010:39）刘重德的“信达切”论，提倡信于内容、达如其分、切合风格而文学翻译也必须是其完整的统一体的如实再现（刘重德，）郭沫若的“风韵”论，强调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都必须不失原作的“风韵”（郭沫若）。杨武能的“阐释”论认为文学翻译即闡释，需全面显现出原著的义、形、声、情、味、量、质等（许钧等）。
综上所述国内外在文学翻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构建了成熟的翻译理论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翻译理论家，都特别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审美性和创造性好的译文应该达到形神兼备。正是由于这些翻译理论的指导才使得优秀的文学作品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文学翻译经典。然而仅用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来指導外交场合修辞翻译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探索和引入新的翻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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