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馆与太平天国时期沙俄的对华外交（上）
19世纪50年代是中国灾难深重的时代。1850年，曾被英、法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道光皇帝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把一个百孔千疮的帝国留给了咸丰。1851年，咸丰皇帝刚继位，广西金田村就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于广大老百姓受尽清朝卖国腐朽统治的压迫和剥削，起义很快呈燎原之势。到1853年初，不到三年，起义者就横扫江南半壁江山，定都南京。一时间，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清王朝因内部的腐烂而致农民起义，而内部的政治动乱又加剧了帝国的飘摇局势，这对于一直觊觎古老帝国利益的列强来说，无疑是一种最佳侵略机会。当时，无论是来自海上的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还是来自北方大陆的沙俄，都睁大眼睛紧盯着古老的中华帝国，并且出于各自的在华利益制定了各自的对华政策。从外交操作层面来看，此时各国的对华政策包括两个方面：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和对清政府的政策。而从学理的层面看，这两个方面却不是分开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体。各国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和对清政府的政策紧密联系，二者在侵略中国的本质上始终一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关于此时西方列强及沙俄的对华政策问题，中、西史学家们已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因出发点的差异而或得出一些性质不一致的结论，但是，基本事实已经清楚。本文旨在根据一些中、俄档案资料，选择一个新的角度即俄罗斯馆（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情报活动及其与沙俄对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以图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
一、西方列强与沙俄对太平天国
及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分析
无论什么时候，利益都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
西方列强和沙俄出于各自重心不同的侵华利益，在对待太平天国的政策、乃至对华外交政策上，表现出许多非原则性的不一致。
西方列强出于维护自己在华的侵略利益，在对待起义政权的政策方面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动态地看，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政策经历了彷徨→中立→镇压的变化过程。但在对华政策方面则没有明显变化，主旨仍然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加紧侵略。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因为发生起义的中国江南地区一直是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起义的浪潮造成地区动乱，势必影响列强的在华侵略利益。但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当时列强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看法。就列强最关心的商贸利益来分析，有的商人认为起义给商贸带来的主要是坏影响。日，英商上海怡和洋行在给香港总行的信中报告，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导致鸦片贸易受阻；9月14日，又报告：“转运货物比以前更加危险，许多茶商都不敢冒险到上海来”，起义严重影响了茶叶贸易的发展。日，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敦勋爵（Clarendon）在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汉密尔顿·西摩尔(Seymour)的指令中表示：“从最近来自中国的消息就可以看出，某个时期在中部各省发展起来的起义运动，最近规模更大了，尽管中国政府用尽一切力量，但严重的危险仍在威胁着各国的商业利益”，可见，这部分人的忧虑完全基于现实利益。但也有很多商人持相反看法。1853年初，一位美国在上海的商人领袖就曾写信给美国驻华公使马萨利（Marshall
H.）：“我希望天德王能够成功推翻现在的清政府，那时，我们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据说他是一位开明的人”。许多英国商人也有类似看法。显然，这部分商人立足于长远利益。就资料来看，无论传教士、商人、还是外交官，当时所有人的看法都充满矛盾。所以，情报来源的矛盾性导致列强政府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出现彷徨：是否出面干涉？拿不定主意。
但是，无论形势怎样千变万化，无论情况多么隐讳不彰，对西方列强来说，唯有一点是不会变化的，那就是维护自己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侵略利益，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立刻从彷徨中走出来，明确将自己对太平天国的政策确立为“武装中立”，即在军事上采取守势，保护自己在华的商务及传教、侨民利益，不干涉清政府和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斗争。但若任何一方损害列强的利益，都将遭到列强的打击。像上海的小刀会、广东的天地会就是这种“中立”政策的牺牲品，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可以说是对清政府拒绝列强加深侵略中国的惩罚。因此，无论丛哪个方面来看，列强采取这种“中立”政策是最符合其侵略利益的政策。
首先，自从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起义已成气候，清朝统治日薄西山，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起义力量的强大已经迫使西方列强不得不认真考虑中国未来的政治命运。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阿礼国（Alcock
R）在给香港英国驻华公使文翰（Bonham S.G.）的一份机密报告中就预测清政府有可能败亡。而列强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将取决于它目前对待斗争双方（太平天国政权和清政府）的政治态度。中国未来的政治命运直接关系到列强在华的侵略利益。因此，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唯有将自己的政策确定为“中立”。同时，“中立”政策也便于列强派遣各色人等出入太平天国统治区调查研究，弄清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最主要的就是要弄清楚太平天国政权对待西方列强侵略利益的态度。在这点没有弄清之前，西方列强是不会轻言干涉的。事实上，由于“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西方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对太平天国抱有超然的、有时甚至抱有温和希望的看法”；
其次，此时列强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便于外交讹诈清政府，以轻易实现其进一步侵华意图。从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并未因构建了所谓“条约”体系而使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实际上，双方一致处于斗争之中，摩擦连连。如年的广州入城事件，直至1856年“亚罗号事件”发生，终于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此，美国学者丹涅特就指出：“列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1853年太平军第一次胜利高潮的时候，正很快临近一个危机阶段”。可见，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初期，也正是西方列强和清政府之间矛盾尖锐不可调和的时期。在这种矛盾没有调和之前，西方列强也是不会轻言干涉的。因为此时的干涉，将会加固清政府政治上的威权，不利于列强的侵华活动。
其三，西方列强的这种“中立”政策，还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有一定关联。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巴尔干渐成为欧洲列强争霸的火药库。到1853年7月份，英、法等西方列强与沙俄在巴尔干的争霸几使战争一触即发。1854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近东的战火无疑也是促使列强在远东行动谨慎的重要理由。
1853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敦正式给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发出“中立”通知：“在目前环境下，最确当和最谨慎的方针是在两个战斗着的团体之间，保持一个严格的中立。在目前冲突中，戒绝任何行动”。很显然，“戒绝任何行动”是不可能的。接到中立指令后不久，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就亲自上阵，乘“神使号”军舰造访南京，受到北王韦昌辉与翼王石达开的热情接待。但是，由于太平天国用传统“夷狄”眼光来看待英国人，因此，实际上文翰此行并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列强对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仍处于迷惘之中。但从1854年开始，得力于近距离观察，列强的各类情报人员大都已基本认定：“无论在宗教原则方面，还是在政治组织方面，我们对叛乱势力都不能寄予希望或信任”。但显然这些情报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未影响列强改变其“中立”政策，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列强还没有协调好与清政府的关系。列强这种针对太平天国的“中立”政策，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得到了清政府的保证，英、法等西方列强才义无反顾地与清政府沆瀣一气，伙同镇压太平天国。至此，列强针对太平天国的“中立”政策和整个对华政策的本质最终达成一致，结果是列强利用太平天国所造成的政治态势，逼迫清政府出卖国家利益以满足其侵略要求。
与这个时期西方列强曾经历过的“彷徨→中立→镇压”变化过程不同的是，沙俄从一开始就主张“镇压”太平天国。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H.H.
Муравьев-Амурский）在给内务大臣彼罗夫斯基(Л.А.Перовский)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内乱······我国一贯支持他国合法政府平定叛乱······”。到1852年，随着起义军的节节胜利，清朝统治已呈现出摇摇欲坠的局势，穆拉维约夫仍认为：“（清朝）政府由于国内暴乱正在继续和扩大，目前处境已经岌岌可危。······首先陛下只需致书清朝皇帝，表示乐于援助，便促以使年轻的中国皇帝及其摇摇欲坠的政府振作起来······”。可见，沙俄对待起义政权自始至终是敌对的，没有彷徨，没有中立，主观上更非“不干涉”。
那么，沙俄政府为何一直主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政权？我们认为，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沙俄与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有别。与西方列强斤斤计较的商贸利益不同的是，占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是沙俄当时在华的最高利益。还在18世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曾公开表示，如果黑龙江可以行使海船，就应该占领。并且，这
位野心勃勃四处扩张的女皇还曾企图对中国发动一次军事远征。不过，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沙俄占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以及黑龙江出海口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被恰克图贸易的巨大利润所掩盖。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侵占意图受到来自政府内部的阻碍。当然，这种所谓“阻碍”并非“阻碍”侵略，它不过是沙俄对其最大限度国家利益进行权衡的结果。但是，自从穆拉维约夫任东西伯利亚总督以后，霸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大片土地的愿望就变得强烈起来。日，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的奏疏中认为，俄罗斯应趁中国道光皇帝驾崩之机，而将占领黑龙江流域大片土地的计划提上议程：“英国人不仅会控制中国的贸易，而且还会左右中国的政局。为了防止产生不利于我国的后果，我们必须增兵防守边界，并进而占领阿穆尔。为了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应当保卫这条河口，不让外国列强侵入。当然不能由中国人派兵守卫。如果中国人不愿意理解我们的诚意，或者甚至受英国人的唆使加以反对，那么，我们就要趁阿穆尔河这条航路对我们还没有永远封死之际用武力打开它，这样做自然没有任何理亏之处”。
表面看，吞并黑龙江流域的计划好像是沙俄怕英国势力渗入以威胁俄罗斯而制定，可是，其中所涉土地均是中国的领土，防止外国势力的渗入理应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与沙俄有何关系？即使沙俄为了保护自己的边界，国际交往的相关伦理也不允许侵占别人的大片土地来建立自己的所谓“边界防线”。因此，问题的实质仍在于掠夺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领土是沙俄的一贯夙愿，所差的只是时机而已。现在，清朝内部发生动乱，身处飘摇，在沙俄看来，这正是实现其侵吞野心的最佳时机。而且，他们有和清朝腐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已经熟悉其外交运转机制，而对崇尚基督教的所谓南方起义政权，因为其处于竞争对手英、法的势力影响范围，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沙俄都有鞭长莫及的感觉。与其接受一个有疑虑的新政权，不如极力扶持驯服软弱的清朝腐朽政权。相对来说，腐朽透顶，顺从听话的清朝更有利于实现它一贯的侵略野心。所以，沙俄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太平天国起义政权持反对态度。
其次，沙俄政府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与其追求恰克图贸易的稳定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到19世纪40年代，“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恰克图贸易已经成了沙俄财政收入的支柱。中俄贸易的中心在恰克图，而恰克图贸易的主要内容又是茶叶贸易，所以前苏联学者波波夫说：“俄罗斯利益的中枢当时是在恰克图地区的茶叶贸易”。而根据科瓦利夫斯基的记载“运往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茶叶大部分都来自福建”及湖南、江西、浙江、贵州、云南等地。可是，这些地区正是太平天国起义的活动地域。战乱直接影响茶叶的生产和运输，从而影响恰克图贸易的盛衰。而恰克图贸易的盛衰又直接关系着俄罗斯是否能由此获得丰厚的财政收入以应付即将爆发的近东危机。而根据俄罗斯馆的巴拉第（Палладия）等提供的情报，当时太平天国起义事实上已严重影响到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为此，1853年5月，俄罗斯外交大臣曾行文清理藩院，对因起义而影响恰克图贸易表示关注。紧接着，俄使普提雅廷伯爵就受命东来，与清政府谈判，试图发展海上对华贸易。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沙俄对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影响其对华贸易利益的担心。对此，布纳科夫（Бунаков
Е.В.）曾分析“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以后的太平天国起义，毁坏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大大降低了居民的购买力，破坏了商品在通常的商路上的运输。满清政府为了与太平天国进行斗争，急需用钱，因而增加了关税，所有这些使恰克图贸易的规模大大缩小。如果说1840年俄国通过恰克图的出口大约为800万卢布，那么，1849年则下降到500万卢布，1853年甚至下降到350万卢布”因此，维护恰克图贸易的利益也是沙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的原因之一。
其三，沙俄政府对太平天国的态度还与其独特的情报来源密切相关。对俄罗斯来说，当时情报的提供者主要是俄罗斯馆。19世纪，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传教士都是其政府的耳目，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以收集情报为手段来影响本国的对华政策。具体而言，涉及到相关太平天国起义的“情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谓“调查报告”，即对太平天国起义进行实地观察所得的情报。由于太平天国起义主要在南方，而南方是英、法、美等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所以这方面情报的收集者多为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而俄罗斯馆则鞭长莫及；二是有关清政府内部政治动态的情报。由于清朝政府的统治中心在北方，属于沙俄的势力影响范围，而俄罗斯馆长期待在北京，所以收集有关清廷政治动态的情报就非常便利。这两方面的情报都很重要，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如果太平天国还没有推翻清政府，那么有关清政府动态的情报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所以，尽管英、美传教士虽然深入太平天国统治地区，亲眼所见所闻，获得了珍贵而且真实的第一手情报，但却未必能像俄罗斯馆那样准确把握清廷的政治动向，从而准确地影响自己政府的政策制定，协助政府在太平天国的特殊时期与清朝建立起某种程度的友好互信的关系格局。当金田起义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传教士都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存在血缘关系的缘故而对其持同情态度，加之他们在清朝从来没有获得过俄罗斯馆那样的政治优待，所以，他们虽然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准确情报，但都限于一隅，至于收集有关清政府中枢的整个政治动态的情报却碍难不便。在这方面，他们无法与在北京有深厚根基的俄罗斯馆比拟。而且，问题还在于，从西方列强当时的对华外交实践层面来看，传教士所提供的千差万别的情报及观点不一的分析无法也并未成为其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凭借。特别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后，西方列强和清政府处于直裸裸的政治对立状态下，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最高原则自然化虚为实，英、法西方列强必然对太平天国采取武装中立政策，作两手准备。而其如意算盘则一目了然：倘若起义政权对他们表示友好，大肆出卖国家主权，那么，比起腐朽且守旧落后的清政府来，岂不是更好的合作伙伴。
而俄罗斯馆就不同了。就俄罗斯馆的政治隶属关系来说，它直接受沙俄外交部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的节制，大司祭负有定期向以上这些部门直接输送情报的使命。因此，在沙俄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环节中，俄罗斯馆的情报占有显著的位置；就俄罗斯馆本身体制来说，早在1818指令颁布后，经过实质性改造，俄罗斯馆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大司祭为中心的专制体制，俄罗斯政府只会听到来自大司祭唯一一个坚定客观的声音，决不会因情报内容的纷繁或见解不一的分析而影响视听；就俄罗斯馆于北京的政治基础来说，由于俄罗斯馆成员长期的谨慎小心和表面的恭顺，早已获得清政府一定程度的信任，清政府有关中、俄往来的外交信件、咨文都委托他们翻译。清朝的政治动向和最高层的动议、以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态势等，俄罗斯馆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无疑是外国人以自我约束来获得最大限度自由活动的典范。俄罗斯馆的成员虽没有机会直接去起义地区进行实地勘查，但通过首都的各种消息渠道，以及清政府的各种官方文件，他们对太平天国起义及其政权的性质等基本情况的了解，绝对不比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差。何况当时俄罗斯馆的大司祭巴拉第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精通中国文化和历史，对中国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卓越见识。他不仅能给沙俄提供一般情报，还能对这些情报进行精辟的分析。毫无疑问，正是这些符合俄罗斯侵略意图的分析和建议，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沙俄政府对太平天国的政策乃至对华政策。关于俄罗斯馆的情报优势，以及巴拉第本人的情报贡献，英国学者曾有一个基本分析：“巴拉第的报告，比起驻在上海和广东的英、法代表递交伦敦和巴黎的决不逊色。英、法代表虽然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但远离中央。与在中国南方的欧洲国家的代表们不一样，巴拉第在北京利用间谍获得中国政府文件副本的机会比较少，但是他能从北京的街谈巷议中刺探到很多东西”。需要纠正的是，俄罗斯馆成员在北京获得官方文件副本的机会，不是比较少，而是比较多。他们可以通过朝廷的内线获得，也可以通过帮助翻译西方列强与清廷之间往来外交文件的机会获得。正如下面所要阐述的那样，俄罗斯馆递交俄国的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报告，其内容就基本来自清廷的官方文件。
但是，在对待太平天国起义的问题上，沙俄的一贯“镇压”和西方列强的“彷徨→中立→镇压”只是外交操作层面的不同，在本质上与各自的对华侵略政策是重合的。利用太平天国所造成的政治态势谋取各自的侵略利益，始终是当时所有侵略者对华政策的本质。一句话：沙俄及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实为各自对华侵略政策的一环。帝国主义对待太平天国的政策，本质上是各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一种体现。
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给沙俄政府策划了《根据政府意图改进同中国交涉办法条陈》，其主要内容是：
“总督应遵照最高政府对于中华帝国的下列意图行事：
&(1)目前在中国当权的清王朝，只有因求助我国而得以保持王位，保持帝国的统一，才可能对我国有利。因此，根据对当地情况的直接了解，如清王朝有可能维持下去，即应设法使中国现政府向我国求援，我国则应出兵协助。
&(2)假如清朝皇室在中国大势已去，总督一方面应采取措施，保障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安全，另一方面授意清帝，在向满洲撤退时，应保持其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不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并向清帝说明，他将受到俄罗斯保护，俄罗斯将以武力保障他的帝位世代传替，永远不受侵犯。但俄罗斯必须在满洲同中国交界处设立贸易机构，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3)一旦发生政变，也不应容许中国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我国保护。但假如蒙古希望加入俄罗斯国籍的意愿表白得更明显，就没有理由不让同我国毗邻地区的百姓实现达一正当要求。然而不论情况如何，我国也要在蒙古同中国的交界处设立贸易机构。
&(4)中国一旦建立起新政府，则应设法同它建立友好关系与贸易关系，一开始就应坚决要求在新政府的所在地设立我国常驻使团，并且不再是以前的传教士团，而是外交使团。要求中国一切港口对我国船只开放，要求中国派遣外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详细商定我国同新政府的关系。”
这份《条陈》可谓将沙俄利用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意图暴露得淋漓尽致。从文辞上看，他们似乎也主张两手策略，即一旦清王朝灭亡，沙俄也准备和新王朝打交道。但这不过是维护其侵略利益的需要而已，就政策层面来说，沙俄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清政府存在一日，沙俄就一日不会支持起义政权。因此，这里所谓两手策略，主要就中国政治命运一种可能的结局而言，而并非就对华政策的实践而言。沙俄对太平天国的政策，是彻头彻尾地“镇压”，而沙俄的对华政策，是彻头彻尾地“和平侵略”。“镇压”是指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和平侵略”则是指利用中国内忧外患的局势加紧侵略（无论中国是清朝继续统治，还是建立了新政权）。由上述《条陈》可以看出，掠夺大片中国的领土是他们对华侵略意图的重心，其次是贸易权益的豪夺。蒙古、东北都必须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中国各大港口的贸易权也全在他们的胃口里。只要清政府满足其侵略要求，只要清政府愿意“借师助剿”，沙俄就会毫不犹豫挥兵南下，帮助镇压农民起义。
可见，原则上和西方列强一样，国家利益也是沙俄制定对华外交政策的基础，但由于各自侵华利益的重心有所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在政策的制定和操作上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差异。从19世纪中叶沙俄对华政策的实践来看，俄罗斯馆及时的政治情报和独特的分析见解在沙俄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
二、俄罗斯馆的情报及其精辟的分析
与沙俄对太平天国及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
相对来说，俄罗斯馆收集有关太平天国起义的情报不但在时间上很早，而且非常系统。还在1850年1月——那时在广西仅发生零星起义，大规模起义运动还没有正式爆发，时任第13届俄罗斯馆大司祭的巴拉第就非常注意来自南方的危险信息，并及时报告沙俄外交部亚洲司：“······收到来自中国最南的一个省份——广西的相当重要的报告。去年秋天，一群匪帮，或者叛乱者，在这个地方掀起一股强大的浪潮。地方政府派一支配备了大炮的军队进攻他们，并顺着一条从广西流入广东省的河流追击。按照报告上的说法，叛乱者们撤退了，一路上不断地有人被杀掉，被杀的人超过了200多······”。
这可能是当时外国人最早有关农民起义的报告了。
接下来，巴拉第在另一份报告里又写道：
“在上面所述事情发生后不久，叛乱在湖南省突然爆发。叛军头目李沅发伙同他的同伴们向新宁县城进发。当地宝庆府州城的统治者，一接到消息，就率领官军直赴新宁，在新宁县城附近和叛军相遇。在与官军激战之后，叛乱者被迫退却，急忙赴向县城，然后龟缩在城里，抛下了约300多具尸首，还有7人被生俘。此外，还丢失了一些武器和大炮。第二天，11月25日，叛乱者从县城北门撤出，希望逃出官军的包围圈，但是再次被击退，并被逼进县城，死伤达300人，15人被俘，丢失枪支和其它武器达10多件。这些消息都是皇帝于去年12月10-11日所得······”。
这里所报告的李沅发起义爆发于1849年11月，属于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小股农民起义。从报告内容分析，这些情报并非直接来自于实地观察，而是来自于清政府的各类官方文件如奏章等。可见，俄罗斯馆不难获得清政府的官方文件。也因此，巴拉第的情报同时具有某种真实性。关于李沅发起义的情况，在8月21日的报告中，巴拉第作了更详细的报告。当时，清朝派遣湖南巡抚平德馨（Пинь
Дэсин——音译，实即冯德馨）、湖广总督裕泰率兵镇压：
“此时，裕泰亲自率兵打击叛乱者，屠杀他们，并迫使他们逃窜。李沅发当时没有力量和优势的敌人战斗，于是率众往东南广东方向逃，结果，和广东官军遭遇，于是又转身朝西南方向的贵州跑。但是，这个方向仍然有官军在等着他们。李沅发又由这里直接往东逃到了新宁的近郊，重新陷入裕泰的包围圈中。裕泰的计划成功了。各地的官军一齐朝这个地方蜂拥而来。而此时李沅发的追随者不到900人了。······5月24日，随着晴朗天气的到来，裕泰包围了一小撮叛乱者最后的据点。······他们中的一部分牺牲了，一部分被活捉。李沅发从后面往下跳，跌入一个深坑，被埋伏在这里的官军俘获······李沅发起义的原因和目标都不为人所知，但是，根据这个叛乱者的行为判断，可以料想，其中含有危险的不为人们所知的思想，不过，很明显，一定为中国政府所知。当初受他领导的军队就有几千人马，他使他们成为步调一致的规范组织，在一些细节方面，和满洲军队很相似。他把军队分成五个团队，名叫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和中军营垒，任命其近亲为领队，······五个团队的领队称为大哥（兄弟，同志）。李沅发，是五个团队的总领队，称为总大哥，或者叫兄弟头。团队中有军官和其它低级小官；团队又划分成100多人一小队；小队由火枪手，长矛兵，剑手，弓箭手和其它等组成。军官，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力，根据官职大小，手里拿着大小尺寸不一的铁棍。每个团队都拥有各自的不同颜色的旗帜：蓝，红，黄，白，黑等。在军队领导者的帐篷前面，树立着帅旗，用来向团队传递预定运动的命令。在这面旗上，上面由几个人一块写着这么句话：三军司命，即统帅三军的意思（步兵，骑兵和炮兵）。此外，还有一面旗帜，上面所题的词，可能是所有叛乱者们的座右铭，即：劫富济贫，也就是说，抢劫富裕的人，帮助贫穷的人。李沅发创制了名誉称号：大王（大公爵），军师（军事首长）和先生（可敬者）。”
巴拉第在上面这个报告里，将湖南小股义军李沅发由起事到攻占县城，再到被镇压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生动地阐述。其实，李沅发起义不过是当时整个江南成千上百股起义中间的一小股，可是，巴拉第却对其情报进行了认真收集，然后，又认真地报告给沙俄外交部亚洲司。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因有了俄罗斯馆这样熟练认真的间谍，所以对当时中国政治态势的各项变故，事无巨细都了如指掌。连李沅发这样的小股义军的情况，都能了解得清清楚楚，何况后来太平天国大规模起义的情况！仔细分析，巴拉第的报告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清政府调动广西、湖南、贵州、湖北等数省官兵对小股义军的镇压举措，实为牛刀弑鸡，貌似得力而实则暴露了八旗、绿营等官军的无能，这昭示了后来清政府地方团练实力必然兴起的迹象；二是起义军的内部制度带有强烈的封建特性，根本不具有西方传教士所谓“新社会思想”痕迹，也从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农民起义最后溃败的命运。而这对沙俄政府制定于自己最有利的对华政策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所以，从一开始，沙俄就力主镇压起义，扶植清王朝，从而和清政府建立了一种相对互信的关系态势，为后来轻而易举从清朝获得巨大外交利益打下了基础。而相比之下，英、法就小巫见大巫了。甚至到了1853年，他们对起义军的性质和基本情况都还有所误解。
1851年1月，洪秀全金田举事，太平天国起义全面爆发。3月，洪秀全在东乡称“太平天王”，旋即击败广西巡抚周天爵和提督向荣的进攻。5月，清钦差大臣李星沅在广西忧心如焚，病逝，义军势如破竹。5月31日，巴拉第随即写了长达十多页的长篇报告，递交外交部亚洲司，详细地报告了中国广西起义的具体情况，以及清朝镇压的部署等：
“还在去年，叛乱在南方中国突然爆发。就在湖南起义被平息后，很快，有几股叛党在在不同的省界地区同时举事：在整个广西省和广东省的部分地区，从湾（即北部湾）到银碓山，到处都是义军。这些起义最主要的势力到现在为止主要有五股：太平府山区，与湾相接的地区；林山山区，广西广东的交界处，海南岛对面；银碓山区，广东省中部，地处流入甘陀海峡的北江流域；猴仙山区，靠近广西和甘陀交界处；最后是广西钦州地区。······据来自3月7日的消息，官军在和这些叛乱者的战斗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相信官方的报告，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官军反击起义军的行动相当成功。但是，大股义军在官军的搜寻中逃逸了。银碓山······部分义军摆脱了官军的追捕逃入了黔西省边区，但是，他们的命运迄今不为所知。······他们中的每股都有自己的匪首和一些领导20~50人的小头目。为了区别于一般兵士，所有头目都穿着红颜色的外套。每军分成五部分：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右军。每军都有其特别颜色的旗帜。叛军任何时候都不缺乏物资，他们拥有政府官军所使用的所有武器装备：大炮、火枪、火箭及其它武器。为了储存粮食和火药，他们在广西各地建立了很多秘密据点。每股义军约2000、或者1000、或几百人，他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自由流动，······林则徐死后，李星沅被委任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当他赶到现场时，湖南提督向荣在追击叛乱者方面迅速取得成功，在广西巡抚周天爵的辅助下，将起义军团团包围，这使李钦差感到很快就可以把当地的混乱结束了，所以，他的第一个报告非常镇静。······李星沅是个非常勤恳的官吏，但是，他太多疑，太小心谨慎；周天爵——一个非常果敢的人，不屈不挠；向荣，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军队统帅。可是，李钦差和周巡抚性情不合，一开始就发生矛盾（可能后者与向荣也合不来）。······事情到了这种程度，他们每个人都违背惯例，都给皇帝写了奏折。最后，李钦差被迫请求皇帝给广西另派全权钦差大臣。之后，没等到皇帝的谕旨，李钦差就将钦差大臣印信交给了周天爵，旋即得病，忧心如焚，伤心而死。
······
还在3月份，收到李钦差因和周巡抚意见不一致而请求另派钦差时，军机大臣就被任命为赴广西的钦差大臣。政府急忙纠正自己的错误，授赛尚阿全权。······4月25日，赛尚阿在少数卫队的陪同下离开了首都。3000多以善于山战而着称的川兵在湖南的岳州等待新任全权钦差大臣。为了满足军费开支，拨给赛尚阿银200万两（超过400万银卢布，到此时，已经花费的银子数目早已超过此数），根据预算，这些银子可以支撑到11月份。据赛钦差的文书说，按预定的计划，打算将起义军包围在广西的东部和广东接壤的边界地区，两广总督在那里等着他们······有人用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来看待赛尚阿的使命。但明显地是，即使没有他的丰富经验，官军在广西的坚持不懈地努力或迟或早，也会扑灭这些在当今对于地方来说是灾难，对国家来说是危险的叛乱者”。
我之所以在这里长篇翻译引用这个报告，不仅是为了让大家来感觉俄罗斯馆所提供的情报是多么的详细齐备，而且还要让大家明白巴拉第所提供的这些情报的外交功用有多么巨大。正是由于巴拉第提供了如此详细齐备的情报，并参杂自己的合理分析，沙俄政府才先于西方列强看清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性质，从而基于自己的利益，一开始就全力站在清政府一边。这份报告使我们知道，清朝的八旗官兵早已腐朽，而一班官吏又是多么平庸无能，然而，尽管如此，巴拉第还是预见了起义军最终败亡的命运。这些信息都有助于沙俄政府在新形势下采取和制定妥善的对华外交政策。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巴拉第继续关注这场农民革命。5月份，太平军北伐。9月即突进清朝心脏直隶地区。一时间，“粮道不通，京师震动，部内部外官僚送回家眷，闲员学士散归大半，京城一空”，整个帝国一片狼藉。1854年3月，巴拉第又将清朝的混乱情况以及对经济和贸易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地报告：
“叛军的主力集中到长江流域，在某些据点也有往北行动的，但禁止与南方私人通信，这里无法确知那些与长江流域的叛军主力相似的新生力量。至于北方的叛军与南京确实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北方叛军最近应该在天津附近扎营安塞了，现正朝南方挺进，而政府的整个作战部队都在北方后方。尽管敌人远离首都让这里的居民有了某种程度的轻松感，但主要的危险是财政危机，这限制了贸易的发展，也导致粮价的飞涨，而且这种危机渐渐变得厉害了，最后也将面临着叛军到来的威胁。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都有些不太得力，比如向臣民征收间接税，发行纸币，缩减硬货币，开发山区的矿藏。但是迄今为止，这些都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倒是贸易停滞、禁止贷款以及粮价的飞涨使老百姓深受其害。很难预测这种窘迫的境况将怎样结束，所以，我们也和首都的其它居民一样只是静观事态的发展，同时缩紧日常开支，也不敢算计来月的开支。”
太平军威胁北京，那么，俄罗斯馆怎么办？是撤出北京，还是坚持下去？和清朝官吏的惊慌失措相比，“俄罗斯馆的成员们则密切注意着事情的进程，保持镇静，表现出应有的耐性与自制力”。当时俄罗斯馆的天文学家斯卡奇科夫（К.Скачков）在日记中涉及有关北京周围地区太平军的情况时写道：“毫无疑义，在等待起义军到达北京的危急局势下，我不离开北京，以便不玷污俄罗斯人的名誉”。当遭到来自日益逼近的太平军的现实威胁时，大司祭巴拉第命令，如果北京落到起义者手里，就把雅克萨人的孩子们安置到北馆。斯卡奇科夫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像所听说的那样，所有的雅克萨人都将安置在我们馆，王老（即画家奇穆多夫）去了南馆，所有的麻烦事情都落到我的肩上······我建议，为了让我们所有人体面地离开，最好巴拉第待在南馆······看来，巴拉第不久就会这样想了。总之，令我遗憾的是自己的工作，弄不好四年来我的著作都会遗失······”。至于沙俄政府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从国家利益出发，绝不允许丢失俄罗斯馆这个好不容易镶进中国心脏的间谍机构。所以，日，沙俄政府给俄罗斯馆发来指令，吩咐俄罗斯馆首先要紧的就是在北京发生危机事件的情况下，要保护好教会的财产：“我们俄罗斯馆在现今情况下离开中国的首都，后果不仅在于耗费我们在那里的财物，而且会损坏圣像。那么只有大司祭和其它俄罗斯馆成员在场，并且尽他们的力量，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各种措施，似乎才有可能预防类似的后果产生。所以，外交部认为，无论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还是从俄罗斯人的最高荣誉出发，我们的俄罗斯馆都必须留在原地，直到最后一刻”。考虑到复杂的北京局势，随时有可能遭受起义军攻击的危险，沙俄政府于1854年6月临时决定，暂不派新布道团到北京，而居住在北京的旧布道团的期限则延长一年。因为“旧布道团成员懂汉语，在中国有关系、有熟人，所以一旦北京发生某种灾难和骚动，他们能够避免，不会象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刚刚来到的新人那样发生危险。”
从1854年6月份开始，巴拉第连续向国内报告有关中国政局的情报，并且明确加上自己的分析。6月7日，他写信给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
“北方叛军的一支调转头来又回到南方，他们朝黄河挺进，而另外一支则占领了两个据点（直隶和山东），中国的军事行动似乎一时停下来了，至少，现在很少从作战区传来新消息。不过，还是听说，叛军在中国南方慢慢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以便控制清政府对军队的物资供给，从而削减其南方的军事力量。我希望清政府迅速削弱叛军的北方力量，不然的话这支力量会汇合到南方使南方叛军的力量大增。但我不能确定，到底清政府财政匮乏到何种程度。”
在这里，巴拉第不但提供了情报，而且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就是希望清朝尽快镇压起义。这样的看法不会不影响沙俄政府对太平天国的外交态度。接着，一再报告有关清朝镇压起义的情况，以及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状况。1855年3月，巴拉第写道：
“根据政府军的策略，也根据叛军自己的计划，或者是战争自然发展的结果，叛军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在长江流域。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希望把叛军渐渐挤到其纠集的中心地带——南京。遗憾的是这个希望泡汤了。被迫离开了长江上游的叛军重新又回到那，并三次占领汉口。在该河流域的其它据点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总之，海关事务还照常进行。
清政府在中国其它几个地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举夺取了在贸易和海路运输都占有重要位置的上海，而在北方，也夺取了一直在叛军控制下并威胁着首都的梁城和高塘州（——均为音译）。上述几个城市的收复对北京的安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这对整个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起不了关键作用，但至少使很少取得类似胜利的清政府对未来还充满着希望。这个作用可以从北京城的重新活跃、人民的兴高采烈以及贸易的重新启动看出来。
······另一方面，北京政府想在叛军集中纠集在南京的时候一举歼灭他们。但是满怀这种毫无根基的愿望，北京政府就不能不陷入财政匮乏的困境了。而这种困境使社会处于大的动荡之中，为了避免财政匮乏的状况至今政府还在用不同的手腕敛财。······但财政匮乏是恶的根源，它破坏了一切好的制度和希望。至今为止，为战争提供资源的是自愿或被迫的官僚们，而地方团练的装备则由当地居民提供。为满足周转的需要就不得不发行纸币。为了保持国家的这些纸币的微弱流通，也为了迎合老百姓的不信任感，一种非常重要的机构应运而生，它负责纸币与硬货币的兑换。在首都，许多买卖行也有了这种特殊的组织。作为对国家支持和辅助的牺牲，它在皇上的恩准下将国家所有的现金兑换成硬货币，成立兑换银行，但已经发现了许多投机倒把的自私行为。白银与过去比，价格涨了很多，而且出现了这种金属供不应求的情况。南方的铜因为战争无法弄到，所以这里只能用铁铸造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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