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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先生谈西藏 [转贴
10:47:33]&&&& 字号：大 中 小 任乃强先生谈西藏
&&& 一九八一年，文革结束后开始拨乱反正。时年八十七岁的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回忆的是一九四九年四川刚解放的时候的一件往事。贺老总是贺龙，解放西南的解放军总指挥。一九八一年的知识界，好像还不是流行写这样回忆解放初的文章之时。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经历几十年风雨沉浮的任乃强先生，文革结束后为什么突然回忆起这件往事，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回忆文字。这篇回忆文章说到，当初解放军指挥官们入藏前召见这位著名藏学家，请教大军进藏的注意事项。他曾经告诉这些将要管理西藏的共产党官员们一个历史经验教训：治理藏地藏人，不可学赵尔丰，可以学刘文辉。
&&& 任乃强先生一八九四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县，一九二八年在南充中学教书时，表现出对四川乡土历史的了解，受川康边防指挥部胡子昂的邀请，入藏地康区考察。历时一年，任乃强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十一个县，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考察期间，任先生娶了瞻对藏族头人的女儿为妻。婚礼期间，藏人说唱，任先生通过翻译记录说唱内容，遂成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文。
&&& 任乃强先生一辈子研究藏学，论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可谓汉人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他所形容的藏地藏人，和一般汉人认为藏地为边远蛮荒之地，藏人为粗野肮脏的野蛮人大相径庭。
&&& 任乃强先生写道：藏人藏地，“多保存有我国古代社会之遗风”。他说，藏人人性质朴，有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就仁爱，他举例说，“藏人受佛教影响，深戒杀业。偶误杀一虫蚁，常为之数刻不安。战争抢劫，亦不尚杀人。待遇俘虏，甚为宽厚。汉人流落番地，随处可得食宿。”关于节俭，“康藏人之能撙节俭用，若无足多。然其所积，不以遗之子孙，而布施于佛事与贫民，则非他民族所能及矣。平时积俭所蓄，随时散去，不为盖藏。”从容，“康藏人社会交际，活泼可喜。心有不悦，绝无疾言厉色，怒目切齿等表现。遇任何艰难困阻之事，在他族所必废寝忘食，绕室而走者，康人皆宴如无事，徐为应付，载言载笑，丝毫不觉烦恼。至于哭泣哀号，跳踯奔突等着急表现，竟未曾见之。”
&&& 有礼，“康藏人应对进退，恭逊非常，决无踞傲粗率之举。仇怨之家，偶然聚首，在拔刀相砍以前，几难识其有仇怨。至于骂人之语，藏族中甚少，有之，语气亦甚轻微，不似汉人之尖酸刻毒。”
&&& 对于藏人不同于汉地的风俗习惯，任乃强先生都以一个文化学者的眼光，正面观之。如衣服装饰，“皆具古风”；如男女关系，“至如丘明所记，‘上蒸下报’之事，今日西康社会中，皆寻常事耳。男女相悦，不避父母，报李投桃，携手唱和。则东门通车之风，宛然在也。”
&&& 也许你会以为，这是任先生娶藏女为妻，爱屋及乌，偏爱藏文化。其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任先生就是藏学界公认对康藏史地有很深造诣的权威。一九四三年任乃强先生集几十年考察研究资料，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一九四六年，任乃强任四川大学教授，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任乃强对于康藏史地和人文的渊博知识和精深见解，如今读来都常常叫人拍案叫绝。
&&& 正是听说任乃强先生对藏地的了解无人可比，当解放军解放四川后将进入藏地之前，要请教任乃强，大军进藏需要注意什么。除了贺龙以外，当时在座的还有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和胡耀邦等人。这些人将在中国和西藏的历史上，留下他们执政的痕迹。
&&& 解放军指挥官们主要关心的是部队渡江（金沙江）的地点，过江以后前进的路线，一路上的注意事项，有利和不利条件，诸如此类。任乃强凭自己对藏地的知识，尽可能地提供参考意见，特别是他亲自绘制的地图，成为解放军进军的重要依据。他特别指出了西藏和康青大高原，高海拔对部队的影响：“清雍正、乾隆时入藏部队，与清末赵尔封的边军，和解放前陈遐龄、刘文辉等经边部队，绝大多数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晕山’的。”
&&& 这些知识，对于部队指挥官当然很有帮助。不过，任乃强先生却想对解放军指挥官说，解放军进藏，最大一重困难，是汉藏文化上的基本矛盾。他指出，藏传佛教统治西藏人心，已经一千多年，深根固柢，牢不可拔，这是事实。希望解放军要保护寺庙，尊重高僧，宽容土司头人。这时，贺龙说：“我们宣布信教自由，这行了吧？”
任乃强看解放军指挥官显然还没有懂得他的一片苦心，于是举了赵尔封和刘文辉这两个例子。
•清末赵尔丰经略川边
赵尔丰是清末最后一个驻藏大臣。关于他的生平，史载清史稿卷四六九、《驻藏大臣考》、《辛亥殉难记》、《西康建省记》、《光绪东华录》等书，此外，他在四川的“赵屠户”名声，又在民间留下了一些传说，这传说就是，说赵道台来了，能够吓得小孩子不敢哭。
&&& 赵尔丰此人，简单地说，是一个相信铁腕镇压效果的人，他的事迹，就是以血腥镇压，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以屠杀得出人意料的残酷来达到镇压效果，平定了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即将土崩瓦解的晚清王朝维护了川边的江山太平。正是这一功绩，使得他官至钦差驻藏办事大臣，也正是这一功绩，早年有章士钊诗句赞扬：“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而此后汉人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赵尔丰“改土归流”的功效：“计尔丰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初具”。
&&& 也就是说，后来之所以有西康省这一大片土地，这一大片土地之所以能够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不是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来统治，全有赖于赵尔丰经略川边的成就。汉人比较倾向于站在中央政府立场上看问题。即使后来改朝换代了，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赵尔丰的功绩还是不可否认的重要。然而，墨写的历史，如果没有了细节，就把血迹掩盖住了。
&&& 赵尔丰在官场上的发迹，是他知道，在朝廷担心的边区为朝廷效劳，必须有军功。要有军功就必须杀人。早年镇压四川哥老会，他奉命进剿苗沟，“带着大队人马，由泸州杀奔古蔺而来，沿途没有打一仗，放一枪。他一到古蔺，就打开监牢，倾出人犯，连同各屯团总送来的所谓匪徒，在他‘送来不误，有名即杀’的原则下，不问是否冤屈挟嫌，即令全数屠杀示威。随即杀到苗沟。冷清清的苗沟，纵横数十里，荒草凄迷，渺无人烟。可是案情报大了，要耳级验功，于是赵尔封下令搜山，将所有的小沟岩洞，草垛林盘，搜查得地覆天翻，不论男女老幼，捉到就杀。”（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31页）
&&& 赵屠户的名声，就是这样来的。
&&& 历史记载，赵尔丰在西康镇压藏民，起源于巴塘的藏民杀害了经过康区前往拉萨的驻藏帮办大臣（相当于中央派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凤全。杀害朝廷命官，而且是如此位重的封疆大吏，当然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稍微有点头脑就应该知道，杀了朝廷的钦差大臣，不会那么容易过去的。问题是，这钦差大臣怎么就在半路上就给人杀了呢？
&&& 凤全的作为和遭遇，在史实上应该并不复杂，但是后人的记忆重点却有点不一样。一种说法是，一九○四年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驻藏大臣有泰慵懒无能，处理失宜，朝廷乃派张荫棠入藏查办，又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以加强人力。凤全走到半路的理塘，还没有走出四川，就接到川督锡良的要求，望与有泰商讨收复瞻对（今四川新龙县）。瞻对位于康藏交界处的康区，以前由藏人土司管辖。同治二年土司肇乱，十二世达赖喇嘛派兵敉平，据为藏有，至清光绪中叶才收回，但不久又划归藏方管辖。现在川督锡良希望驻藏大臣出面把瞻对从藏方手里收回，以巩固四川边疆。有泰胆小畏缩，凤全却志在大干一场，主张立即把瞻对收回。达赖和拉萨政府始终企图向川边扩展，于是暗中唆使康南的土头和喇嘛伺隙生事。巴塘丁宁寺的喇嘛首先出来煽动，发动驱赶凤全。凤全的作法是依仗武力，在边区“拨乱反治”。他见川边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于是决定搞“屯垦”，即招募内地农民，进入康区藏人地方，侵占牧场，垦荒居住。这就激起藏地三大势力，即土司，头人和喇嘛的共同反对，酿成巴塘七村沟的动乱。凤全在和藏人冲突的混乱中，在距巴塘东十余里之鹦哥嘴地方，被埋伏的藏人杀死。
&&& 这种说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史实的，后人从中却不能理解，为什么那里的藏人敢杀朝廷钦差，他们难道愚蠢到不知道这必然会引来杀身大祸吗？为什么那里的藏人敢杀朝廷钦差，他们难道愚蠢到不知道这必然会引来杀身大祸吗？
&& 另外一种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凤全此人性格一意孤行，少权变，而且从心底里看不起藏人和藏文化，特别是藏人视为珍贵的藏传佛教，凤全视为敝履，强令“每寺只许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二百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行诛戮”（曾国庆《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逼僧人破戒还俗，这对于藏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据说凤全坐着绿呢大轿到理塘，当地土司头人的代表跪在地下迎接，他顺手把旱烟杆敲着他们的脑袋说：你们再不就范，我就杀你们的头。这些土司头人原来都是地方上的土皇帝，从没受过如此羞辱，怀恨在心，必加倍报复。凤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杀的。（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
&&& 凤全被杀，对川边藏人酿成大祸，引来了赵尔丰经略川边时期的疯狂屠杀。对于统治者来说，凤全被杀其实应该引出另一面的教训。一是任何人都不可轻易羞辱，羞辱别人就是在制造敌人；二是朝廷和边远地方少数民族，必须有行为上的互相可预测性，在专制制度的人治性质下，这种可预测性有时候会由于个别人的个别行为而变得很低。所以，专制制度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制度。钦差大臣凤全到川边，地方上的土皇帝土司头人是跪着来拜见的，不是他们愿意跪，而是凤全代表了背后朝廷的力量。可是，凤全拿烟袋杆敲他们脑袋训话，却超出了他们对朝廷命官行为的预测，恼羞成怒。于是，他们的报复也超出了朝廷命官对地方官民行为的预测，凤全大概到死也没料到，那些一贯看起来唯唯诺诺的藏人，竟会杀了他。
&&& 赵尔丰奉命镇压，自然是大开杀戒。赵尔丰“平七村”，用诱骗办法把七个小村庄的青壮年杀个不分青红皂白，“因系诱骗前来，又是一个个先后杀害，藏民并无任何抵抗，清军方面也毫无损失。”（刘鼎彝《赵尔丰经营川边闻见忆述》）。此后，打乡城，围攻并攻破桑披寺，寺内僧俗几百人杀个鸡犬不留，金银财物抢劫一空。
赵尔丰就用这种几乎是不讲道理的杀戮手段，平定了川边，在朝廷眼中成了能干的人，能解决困难局面的人。于是，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他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取道四川去拉萨上任。可是，走到川藏交界的时候，原驻藏大臣联豫就怂恿藏人官员向清廷请援，说赵尔丰的屠户名声让藏人害怕，还是继续让联豫干吧。赵尔丰也听说了，便向清廷奏请专办川滇事务。于是朝廷改任他为川滇边务大臣。所以说，赵尔丰名列驻藏大臣，却从来没有到拉萨上任。这样才有他为后人所称道的在康区“改土归流”业绩。
•改土归流为何人亡政息
&&& 赵尔丰平定川边藏人的“暴乱”，两次捷书上达天庭，博得“御口”奖谕，被朝廷认定是个干员能人，委以川滇边务大臣后，在康区屯兵戍边。他有一番为后代汉人史学家称道的政绩。比如，在农业方面大力展开边区垦务，在四川召雇垦夫两千多人，带家眷进入巴塘、理塘等地开垦。他还设置农事试验场，调内地高手前去试验，据说那里种植蔬菜就是从此开始的。他还试办蚕、漆、稻。棉等新的农业品种。
&&& 在交通方面，他设置尖宿台站，就是在康区的大道上设置住宿点，并有人管理驿递事务，还明定了乌拉差役的价格，一改以往藏民必须义务支应乌拉差役的做法。他还创建了河口钢桥，假设川藏电线，在交通和通讯建设方面，颇有雄心。
&&& 在工矿方面，他创立制革厂，设立官药局，试办造纸厂并开矿产。在教育方面，他奏准设立川边学务局，开办初等小学堂、官话学堂，教授现代科目，如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体操等，在当时不失为先进的举措。（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然而，赵尔丰的历史名声却是和“改土归流”结合在一起的。
&&& “土”者，土司也。“流”者，流官也。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当地土司头人的权力结构，代之以名义上由中央朝廷委派的流官。前面所说的建设举措，是在社会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民”，改土归流却是在政权层面上进行的，涉及的是“官”，是政体。从朝廷的角度说，改土归流是涉及根本的举措。
&&& 赵尔丰从巴塘巡抚衙门出发，直抵瞻对，驱逐了西藏所委的瞻对官吏，把地方政权收回，随即“进发甘孜，经炉霍、道孚、打箭炉等地，又将各土司的印信、号纸尽行收缴，设置流官。真是威声所播，全康震恐。”“例如夙号专横的瞻对藏官，素有权势的明正土司，都一个个俯首帖耳，驯服如同羔羊一般。”（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然后，他从打箭炉启程，“一路鸣锣开道的向四川进发，并且顺路收缴了鱼通、咱里、冷边、沈边各土司的印信，”“川边的土司制度，到此基本上全部改流”。于是，平定了康地藏人的赵尔丰，可以奏请朝廷建西康省了。
&&& 可是，尽管赵尔丰依仗他的屠夫手段和屠夫名声，看起来是轻而易举地收回了“东西三千余里，南北三千余里”的土地，并且派设了三十几个“委员”流官来管理。西康省却没能在他的手上建立起来。这无敌的赵尔丰，毕竟看不出晚清王朝平静水面下的危局，辛亥革命正在起来。他最得意的时候，距离他在辛亥中被杀，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
&&& 赵尔丰在辛亥革命中丧命，杀他的人把他的“死状”印了几千份散发，民间个个拍手称快。
&&& 他死后，他的经略川边政绩，消失得飞快。除了引进的蔬菜，据说后来边民爱吃，也继续种植，制革和药材为藏人需要继续有人经办以外，其余的措施，几乎都荒废了。他召雇引入的垦夫多被残杀，耕地又变为荒土。尖宿台站废弃，河口钢桥被炸，川藏电线未成。即使是看上去无疑造福于民的教育，不仅免费，发放课本支付笔墨，还有奖励，却不能为藏民所理解，一开始就被藏民看成是一种被迫的苦差使，称为“学差”，有点钱的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藏匿在寺庙或者送到偏远牧场躲避，出钱雇穷人家孩子代为上学以逃避“教育”。也就是说，赵尔丰的政绩，即使在他执政实行的时候，也不过几个月时间，他死后人亡政息，并没有造福一方。即使改土归流，也“改”了回去。可是后来的汉人学者为什么对他的改土归流那么乐道，那么难以忘怀呢？
这就要说到“土司”和“流官”权力结构的区别了。说说这个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今日之西藏问题，或许是有帮助的。
•改土归流和地方自治
&&& 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土司和流官的区别，不是百姓福利问题，而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的问题。赵尔丰的幕僚傅华封在请建西康为行省的奏疏里就说：土司“皆同封建之规，虽有朝贡之名，而无臣服之实”，“夜郎自大，顽梗跳梁”，“各处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而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末英国对西藏的影响通过印度日益明显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涉及疆土安全的大问题了。
&&&& 傅华封的奏疏里说：“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又说，“边地与西藏毗连，西藏与强邻逼处，外人狡E，思启封疆，几不以藏为中国属土，殆因藏未建省，名义未定之故。”于是建议明确划分康藏，以康建省，“定名义而保领土”。(
&&& 显而易见，那个时候朝廷上下就明白，康藏是有区别的。以拉萨为中心的卫藏，朝廷鞭长莫及，中央政府的行政施政力到达那里已经十分薄弱。而康地紧邻四川，赵尔丰既然用兵已到，就可以将康地更牢地掌控在中央政府手里，那就是收回历史上“赏赐”给当地土司头人的管辖权，改设府、厅、州、县，从外面委派官员治理。
&&& 这样做的道理十分明显。问题是，在此以前，在历史上，中央政府为什么不早早在此设治派员呢？为什么要容忍土司呢？
&&& 我国历史上和欧洲等地的封建时代不一样，很早就建立了中央朝廷的大一统政制。施政力从中央朝廷贯彻下来，直达郡县，因为这个结构里，郡县以上各级官员都是中央朝廷直接委派的。在这个结构里，大小高低的顺序概念非常明确，决不会乱套。
&&& 这样强大的施政力，需要物质和文化上的条件才得以维持。物质上的技术条件，比如交通运输和通讯；文化上的条件，就是历史久远的儒家文化和源源不断的士大夫阶层。有了这些，朝廷派出的“流官”在人生地不熟，甚至方言也听不懂的地方，也照样能走马上任，令行禁止。没有这样的条件，“流官”的执政效果就不会那么理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可能缺乏这样的条件。可是，中央政府希望这样的边疆地区成为外面敌对国家或部落的屏障，需要一个安定的边疆，所以必须加以统治。在“流官”不怎么可行的情况下，就“赏赐”给当地的土司头人来管辖，其实就是仍然留给原来管辖此地的人，只要求他们有“朝贡”的名义，也就是在名义上臣服中央朝廷，经济上倒是可以倒过来，以朝廷赏赐的名义加以补贴。这就是“皆同封建之规”，中央政府对这些地方，相当于拥有宗主权。中央的行政施政力，到土司这里为止。土司管辖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一般会有自己的武装，自己实施司法权。中央政府不去、也不想干预土司内部事务，事实上天高皇帝远，也干预不了。
&&&&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强势的外族，征服弱势民族以后，自己直接实行行政管理，往往吃力不讨好，效果不彰，麻烦不断，这和施政技术条件有关，也和文化认同有关。利用原有权力结构来施政，往往比自己直接管理更可行。这就是土司制度存在多年的原因。当代学者也认为，藏地的土司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维护边疆安定和国家统一的正面作用。
&&& （曾国庆《刍议清代藏区土司制度》）
发件人："James Zhu" &&
07:52:33 +0800收件人："James Zhu" &&抄送：标题：任乃强的建议。。。
藏民族中的北方诸族成分
――兼证“西羌”与“北狄”同源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之九
&&& 藏民族自称“蕃”（音bo），汉史称之为“吐蕃”，“吐蕃”之名辗转流入西方后译作Tibet。藏族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但除雅鲁藏布江流域繁衍了一部分蕃系部落的先民外，其它藏区几乎都是古代的“羌地”。因此无人置疑：藏民族是“蕃”和“羌”两族系的融合。
&&& 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区是西藏的中心，分别称“卫”（dbus）和“藏”（gtsang），合称“卫藏”（dbus gtsang，亦译作“乌斯藏”）。六世纪时，兴起于今山南泽当地方的雅隆部落，统一了卫藏，继而兼并羌系的“苏毗”和“象雄”部落，建立吐蕃王朝。这一事件成为西藏历史的界碑，此前称“象雄时代”，此后称“吐蕃时代”；羌系民族在成为吐蕃民族的成员前，曾经在西藏本土占过统治地位。
&&& 七、八、九世纪间，吐蕃王朝又先后征服了“河源”、“河曲”、“河湟”一带的“党项”、“白兰”、“多弥”、“吐谷浑”诸部，使青藏高原全境，乃至今甘南、河西、甘孜、阿坝、迪庆的诸羌部落全面“蕃化”。吐蕃王朝的势力还一度远涉西域，危及中原；但由于穷兵黩武和宗教政策的失误，九世纪中叶它就败灭了。然而，藏传佛教继续维系着这个血缘复杂的高原民族。
&&& 语言学研究指出，藏语与缅甸语，以及汉语和中国南方诸族语言有着不同程度的亲缘联系，因此藏语被归属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1]除有许多同源的基本词汇外，汉藏语系下属语言的一般特征是：语汇多为单音节且具有声调。藏语分“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的“卫藏方言”可能是藏语之源头；而“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则是在吐蕃民族扩张的过程中，渐次蕃化了的周边诸羌语言。
本文对各藏族地区的氏族名、地名等广义语言数据，以及文化、习俗、历史记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分析。证据足以表明：与中国北方诸族同源的西羌民族，从中原历史的“史前期”开始，就陆续进入青藏高原，他们在六世纪开始的吐蕃王朝时代，全面融入了吐蕃民族，从而形成藏民族中的北方诸族成分。
一、西羌民族的背景
&&& 西羌民族不仅是藏民族的重要成分，而且很早就参与了华夏民族的形成，甲骨时代就有关于“羌”的记载。《史记•六国年表》说：[2]
&&&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所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 这虽泛泛之说，但它指出了除殷商源于中原外，夏、周、秦三代都是兴起于秦陇地区的“西羌”部落。因此，西羌与华夏的瓜葛，自古就不可回避。中国的历史、语言、人类诸学科，本该深究西羌民族的族属和语属；然而传统学术只以浅尝“姜姓即羌”或“西方牧羊人”[3]等文字古训为足，解析性的研究始终未能深入展开。本文则以藏民族中北方民族的部落或血缘成分，来证明西羌是与北方诸族同源的。
&&& 基于羌系部落在青藏高原多融归藏族，在横断山脉（多称“民族走廊”）地区多成“藏缅语”民族的事实，“羌、蕃同源”已成约定之见。[4]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对汉语和藏语的亲缘关系的确认，更使人误会：汉语是在使用藏缅式语言的西羌民族的影响下，最初形成于西北地区的。如美国语言学者包拟古说：[5]
&&& 中国的西北部在有史年代是操藏缅语的居民跟汉人发生接触的地域，在更早的时候也可能如此。张光直断定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是商族的早期领土，但是在征服夏族以后，他们的活动中心就向西移动了。……我们所假设的先藏语的影响也许就是来自河南西边和山西西边的夏族。而中国语言学者邢公畹认为，汉藏语的源头在华北地区，藏缅语是由南迁的古代羌族语言发展起来的，他说：[6]
&&& ……有一个与后世藏族有关的古种族在远古从华北向西南逐步迁徙，沿甘肃、青海、四川而入西藏，还有一部分顺川康之间的横断山脉而入云南。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发展成藏缅语族……这个古种族就可以称为“原始羌•华夏族”。
&&& 这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都把西羌民族当做“汉―藏缅语”之祖。包拟古以为羌语之东来，即成汉语；邢公畹认为羌语之南下，则成藏缅语。事实与两人的说法都不同，西北诸羌是与北方诸族同源的，原始西羌语言就应属“阿尔泰语系”；而北方诸族又是从中原出走的，在北方汉语形成之前，古代中原居民也是使用通古斯、蒙古、突厥诸语的。[7]因此，华北和西北地区都不可能是汉藏语的源头；西羌民族也只能是屏蔽中原民族与吐蕃民族的壁垒。北方汉语只能是在藏缅式的“南蛮”诸语的影响下，率先形成于中原地区的。
&&& 西羌民族大多蕃化或汉化，还有一些演变成如“白马”、“嘉绒”、“木雅”等似蕃的“藏族”，或“羌”、“彝”（倮倮）、“纳西”（磨些）等非蕃少数民族；只有一小部分，如甘青地区说蒙古语的“土族”和“东乡族”，保留着祖先的语言。宋代兴盛，元明之际就湮灭了的“西夏民族”，是“党项羌”的后裔，又是西北“回族”的源头。今世陕甘宁青地区汉、回、蒙、藏诸族并存的局面，是在吐蕃、蒙古等民族的入侵，兼以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下，西羌民族与他族血缘融合以及认同分化的后果。
&&& 古代西羌部落本身种属有别，又先后或程度不同地蕃化，是致使“羌地”使用的藏语有“康”和“安多”两大方言的原因。藏北那曲、藏东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和云南迪庆等地区，构成“康方言区”。青海果洛、黄南、甘肃甘南，四川阿坝诸州，及青海湖周边和河西走廊构成“安多方言区”。这两个方言区大致以巴颜喀拉山和大渡河上游诸支流分界。
&&& 关于“康”和“安多”两字的来源，陈庆英曾说：[8] 吐蕃王朝后来征服的青藏高原的北部、东部，被称为“多康”（mdo khams），“多”（mdo）意为路口、河谷口，“康”（khams）意为区域，故“多康”意为吐蕃王朝向外发展的信道和基地，同时亦有外围地区之意。随着吐蕃王朝向东北方向的武力扩张，“多康”的范围逐步扩大，后来又把黄河上游到河湟谷地的地区称为“朵思麻”（mdo smad），即“多康”地区的下部，又因这一地区包含阿尼玛卿山（A myes rma chen）和多拉仁沃山（mdo la ring bo小积石山），故又称“安多”（A mdo）地区。“多康”的其余部分仍沿用“多康”的名称，即后来所说的“康区”（khams）。……乃至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青藏高原延续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中，青藏高原的居民习惯上把青藏高原分为“卫藏四茹dbus gtsang ru bzhi”、“多康mdo khams”、“朵思麻mdo smad”等三大部分。
简言之“多康”（亦作“朵康”和“朵甘思”）即是康方言区，“朵思麻”则是安多方言区；吐蕃王朝兴起前，前者是号称“女国”的苏毗部落联盟的领地，后者是为吐谷浑和党项主盟的诸羌部落所盘踞。
地图三 藏语方言分布
二、康巴藏族的“女国”和“霍尔”背景
&&& 中国历史记载“苏毗”（sum-po，或译“孙波”）和“象雄”（shang，亦作“羊同”）都是深入青藏高原的西羌部落，苏毗原本从属象雄，它兴起后把盟主挤到阿里地区去了。许多证据表明它们都是北方民族。吐蕃王朝初为吐蕃、苏毗、象雄军事联盟。象雄对吐蕃的宗教文化有许多贡献，藏北的苏毗则是吐蕃王朝经济和军力的支柱。
&&& 前吐蕃时代（或称象雄时代），象雄和苏毗曾于卫藏地区建立政权。但由于内争而力量削弱，松赞干布率雅隆部落将苏毗势力逐出，拉萨遂成吐蕃王都，藏北苏毗亦成为吐蕃属国。宋代成书的《新唐书•苏毗传》说：[9] 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硖，户三万。
&&& 因此“鹘莽硖”很重要，它是萎缩了的苏毗部落（联盟）的南界，任乃强考证该地名说：[10] 在那曲、当雄界上之朗陇拉附近。盖吐蕃与苏毗旧界标，故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为最远也。
&&& 其实，它可能就是拉萨市当雄县东北三十三公里处之“乌马塘乡”，[11]由该地出发越念青唐古拉山，即至藏北重镇那曲。“鹘莽”、“乌马”与鲜卑姓氏“宇文”或族名“乌马”有关。当雄遗有许多蒙古语地名，如“纳木错”亦名“腾格里淖尔”，各是藏、蒙二语“天池”的意思，看来说蒙古语的民族很早就到了那里。当雄也是“达木蒙古八旗”之居地，十三世纪八思巴文书就有地名“达木娘”（Dam）的记载；虽然没有足够根据说这些部落是苏毗之裔，但有人说它们是十七世纪入藏的蒙古和硕特部，却有把时代推得太迟的感觉。
&&& 藏语的“北”字读“羌”（chaan，与“西羌”之“羌”无关），念青唐古拉山以北，及至长江上游通天河滨的玉树州，俱称“羌塘”，古代是苏毗的地方。再北越巴颜喀喇山，便入党项羌故地（今青海省果洛州境），唐初党项羌灭散后，吐蕃势力通过当地与更北的吐谷浑接触。在唐、蕃争夺河西、陇右、川西的战争中，羌塘是交通要冲，也是吐蕃兵员和军需的供给地。同为羌系游牧部落的苏毗和党项，仅为巴颜喀喇一山所隔；但今山南的玉树州和山北的果洛州，却分属康方言区和安多方言区，这显然与两地蕃化时代不同的背景有关。
&&& 象雄和苏毗之境，东及横断山脉，西及克什米尔。这一大片地方又以“女国”称之。《隋书》曾经说到位于印度河上游的克什米尔北部地区的一个女国：[12]
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此“女国”王名“末羯”和夫名“金聚”，分别与族名“勿吉”和“精绝”对音，是循了北方民族“以族名为人名”的习俗。《汉书•西域传》说的“南君Y宾”的塞种部落，希腊《地理志》说的“散居在远至东海和印度的地面上”的Scythian（斯基泰）人，大概也是对这些部落迁徙的纪录。
地图四 西藏阿里和南亚近邻地区
&&& 玄奘也听说了“女国”，其于《大唐西域记•婆罗吸摩补罗等二国》中记云：[13] 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刺瞿炻薰Ｌ蒲越鹗稀３錾匣平穑室悦伞６鞒ぃ媳毕痢＜炊病Ｊ酪耘酰蛞耘！油赁１苯佑阢俟Ｎ鹘尤ㄚ唷
&&& 喜马拉雅山南麓之“婆罗吸摩补罗”（Brahmapura）是印度教圣地，今分属印度北阿坎德（圣地）邦和尼泊尔国。现代居民Bhotiya（白狄）、Marcha（马佳）、Magar（H）等族祖先来自山北阿里地区，是即古代象雄民族之裔。今仅Magar一族人口即有一百七十万，为尼国第一大少数民族。以这些族名来看，山北若为“女国”，则应为通古斯民族部落。
&&& 《新唐书•东女传》又说：[14] 东女，亦曰苏伐剌瞿咀罗，羌别种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
&&& 该记载的前半部分是抄袭玄奘的听闻，而“东南属雅州女蛮、白狼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则是横断山脉间群川南流的昌都、甘孜、迪庆地区的真实景像。而这“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地区的八十余部落，就是今世“康巴藏族”的祖先。
&&& 现代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曾经归纳说：[15] 藏北羌塘地方，当六、七世纪时，有强盛牧部曰苏毗，曾征服附近农业部落，建立女性中心制之藩国。其极西之藩国在印度河上游，印人呼为“苏伐剌瞿咀罗”，华人呼为“女国”。其东南藩国在澜沧江流域，吐蕃呼之为“康”，华人呼为“东女国”。藩国同俗，皆奉巫教，信鸟卜，迎女王于苏毗。
这是将康巴藏族祖先之“女国”说成是以“女性中心”或“女权中心”的社会形态。其实，“女国”之“女”是“九”的谐音，“女国”和“女娲”则是族名“女直”的蒙古语叫法“女古”，本义是“九氏”或“九国”，且以“昭武”、“句吴”、“鬼谷”、“鬼方”等讹音在中原讹传。突厥语民族则以数词“九”tughuz意传，即是“通古斯”、“桃花石”。康巴藏族祖先的“女国” 即是“通古斯”、“九姓”部落。
地图五 横断山脉东部地区
&&& “康巴”亦称“霍尔”（hor），昌都、那曲地区的“霍尔三十九族”，和甘孜州的“霍尔”部落，构成康方言区藏族的主体，他们被公认，亦自认是北方民族的后裔。在清代的一段很长的时期，驻藏大臣直接管辖的三十九族，而三十九族也长期表现出亲中央政府的政治心理。任乃强说：[16] 藏人之云“霍尔”犹中国之曰“胡”也。举凡北方之异民族皆可以此称之。如今西康之甘孜、炉霍人，青、甘之羌戎，新疆之回人，皆用此称，又曾以之称呼成吉思汗之祖先。却未以之称呼汉族。……查此地带（按：指昌都丁青县周边地区），古为羊同苏毗之国，实为羌族，藏人呼羌亦为“霍尔”也；羌族自臣服于吐蕃后，未能再建国家。
&&&& 简言之，“霍尔”即是汉语之“胡儿”，也是藏族对“西羌”和“北狄”的通称。这貌似胡涂观念，实际是藏民族对“羌、狄同源”的清醒认识。
&&& 《中国藏族部落》对“霍尔”和“三十九族”也有重要的记载：[17] “霍尔”为藏语的汉文译音，早期泛指北方民族，元代时此词专指蒙古人，明清时代用来指蒙古人或青海、甘肃的土族人，……“三十九族”实为三十九个部落，它们是：贡木休、比如、彭盼、达珠、热西、查仁、纳若、三擦、布作、杂玛尔、巴吴、格木、阿堆、阿麦、索德、朱雪、本塔、竹居、益塔、冲仓、玛荣、嘎堆、嘎麦、宁塔、宁木、斯布塔、玛如、嫩查、质达、央巴、顿巴、热松木、恰色、嘎尔康、冈如、那如、多尔堆、多尔麦、赤如等。
&&& 这“三十九族”族名中与北方民族族名显然相关的，择要有：
巴吴 即“仆和”比如 即“拨略”彭盼 即“拔拔-n”赤如 、查仁 即“叱卢”、“叱卢-n”（蒙古语“石头”）竹居 即“女直”杂玛尔 即“且末”、“吉里迷” 达珠 即“达稽”嘎尔康 即“骨力干”玛如、玛荣 即“莫芦”、“莫芦-n”那如、纳若 即“纳兰”（蒙古语“太阳”）嫩查 杨质夫记“奈木擦”，即《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尼马察”
&&& 任乃强说三十九族之地“古为羊同苏毗之国，实为羌族，藏人呼羌亦为‘霍尔’也”。虽然后来“霍尔”一度专指“蒙古人”，但该字的出现却远早于元蒙时期。松赞干布（卒于650年）时，吐蕃朝廷即有“霍尔人”向布•杰季昌，“康人”拉斯•肖布登等人，为“内臣六桑”的成员。[18]这两位吐蕃大员的名字还是北方民族的族名，“肖布”即“锡伯”，“杰季”即“俟几”（见本书附录三《魏书•官氏志》）。这些具有北方民族血缘的部落成员，在吐蕃王朝初兴时就参与了它的政治运作。
&&& 藏语称“蒙古”为Sog，三十九族聚居之索县（Sog）即是“蒙古地方”；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之“牛”字为so或sok，[19]故蒙古民族亦为“牛族”，汉籍记载的“黄牛羌”、“牦牛羌”大概就是青藏高原上说蒙古语的部落。中原南朝《宋书》以“索虏”称呼拓拔鲜卑，世代不为人们理解，蒙古语中不复存在的Sog一字，却在藏语外邦方言中留下了诠释。
吐蕃时代藏北就是“蒙古地方”，至今藏北―羌塘地区还保有大量蒙古语地名，著名者如：巴颜喀拉（意“富饶而黑色的”）、可可西里（意“青色的矮山梁”），喀拉乌苏（藏名“那曲”，意“黑水”）等；它们虽然可能是清代蒙古族官员记载下来的，但更可能是苏毗时代蒙古语地名的传承。
图十二 康巴藏族的典型容貌
&&& 康方言区的玉树、甘孜、那曲、昌都地区州、县、区、乡各级地名，许多都是北方民族的族名。如：
北方族名 康方言区地名按出 安冲拔拔 八帮仆和 白垭、普悟、布甫、布卫契丹 尺牍、查当东郭 邓柯、东尕屠各 德格吐浑 打滚鞑靼 德达、达尔唐（今“巴青”）达斡尔 达哇、道坞（道孚）弘吉剌 甘孜、岗查、刚查吉里迷 扎玛、曲麻莱、直门达夹谷 杂谷（今“理塘”）结骨 结古（今“玉树”）女直 竹节、秋智、措池女真 竹庆、曲秦、值秦、周均昭武 朱倭、觉悟、错阿柔然 洛隆抹颜 莫云粘割 年古纳吉 尼扎室韦 歇武、雪吾、色吾术甲 勒池陆和 热火通、拉翁通悉万 苏莽肃慎 肖尚须卜 所巴厍狄 石渠、色扎兀者 俄支纥奚 阿须、俄西乌古 窝公叶赫 叶格
最近，中国复旦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人类学者文波、石宏等，与美国分子生物学者金力、宿兵的人类群体遗传学的联合研究指出，使用“康方言”的云南迪庆藏族，与蒙古、土、哈萨克、维吾尔、彝、普米等族同属“北方人群”群体，则是又一重要的证明。[20]
地图六 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区乡地名简图
三、苏毗、象雄宗教、文化、族源辩析
&&& 西藏传统奉西方为“上”，东方为“下”，古代象雄也分上、中、下三部。“上象雄”在阿里，受印度佛教学说的影响，发展成苯教中心。“中象雄”在尼玛、申扎周边；“下象雄”在那曲、昌都和以东一带，即今之“康区”。
&&& 苯教是西藏本土宗教，历史上苯、佛两教曾经长期争斗。尽管佛教后来在西藏占据正统地位，两教也渐趋融合，但至今藏北和康区仍然流行苯教。明季一六三七年，康区白利土司举兵护苯反佛，攻占类乌齐、昌都、察雅、德格、拉多、囊谦等地，酿成焚毁囊谦根蚌寺，屠杀僧侣三百的惨祸；囊谦土司出逃青海和硕特蒙古部求援，一六三九年和硕特部固始汗于进军卫藏途次，应请逐白利土司，平息事态，恢复了康区教序。[21]
&&& 苯教的多自然神形态和驱邪的意识，都与佛教相左；其杀牲祭祀和击鼓跳神的仪轨，更显示它是源自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通古斯民族的迁徙活动，使萨满教遍播欧亚大陆和美洲极北地区；而萨满形态宗教普遍存在古代象雄、现代康区，乃至四川羌区的现像，表明通古斯民族是西羌民族的重要源头。
&&& 苯教虽然归顺了藏传佛教，但近世达赖教廷对大事的预测和要人的安危，都进行萨满教式的法事活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描述了一九三三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的情景：[22]
&&& 按照传统的习惯，当达赖喇嘛患病时，应请乃均护法神汉（按，即“巫”或“萨满”）来降神禳灾，当时所请的乃均寺护法神汉名叫洛桑索朗。乃均护法神汉到达之后便开始跳神问病，跳着跳着他便说，达赖喇嘛应当服用一种叫“感冒灵十七味”的药，并亲自准备了一杯汤药，大多数亲历此事的人都说达赖喇嘛拒绝服用这种药，开始护法神汉硬是把药倒进了达赖喇嘛的嘴里……
&&& 二十世纪末，于阿里至那曲间广大地区，发现了数以千计以狩猎、游牧生活为题材的岩画，其风格与黑龙江、内蒙、甘肃、宁夏、新疆发现的岩画完全一致。阿里地区日土县鲁日朗卡岩画点，有一幅杀牲祭祀的宏大场面，画面中戴鸟头面具的舞者，是崇尚鸟图腾的萨满跳神的形像；画面下部刻着一百二十五只羊头，疑是祭礼的牺牲。不远之任姆栋岩画点的“豹逐鹿”组图，又尽现北方民族对“鹿题材”的喜爱。岩画本是中国北方民族迁徙的轨迹，西藏岩画当是北方游牧诸族从西域进入西藏地区的铭记。
&&& 法国藏学家石泰安注意到，四川德格、甘孜藏民使用的刀、马蹬、带扣上的动物图案，与鄂尔多斯出土的青铜饰器，或阿尔泰地区出土的“斯基泰”金属镌刻艺术风格，均极相似。[23]松赞干布统一藏北后，“苏毗茹”长期向拉萨朝廷贡献铁器，“多弥”部落则以纳献通天河沙金制成的饰品为长。今康区制作金属饰物的艺术，可能是延承于“多弥羌”时代的。
&&& 原苏联考古学者在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州”，也曾发现以虎、鹿等动物为形像的古代金属饰物[24]，他们把这种“女真艺术”归结为“斯基泰艺术”的东传，却没有设想“斯基泰艺术”是中国北方民族艺术的外流。康巴藏族的这种艺术能力，也显示了他们与北方民族渊源。
&&&& 象雄很早就有了文字，并用它写就了许多苯教经典。既然象雄、苏毗与北方诸族有关，“象雄语”就应该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康方言”应是蕃化了的象雄―苏毗语，其中必有若干阿尔泰语成分的遗存。那曲地区敬语“谢谢”谓kho-zu，与卫藏、安多方言均不相同。经查，匈牙利语的“谢谢”曰K&sz&net，满语之“鞠躬”曰“忽入”，[25]该字源自通古斯语，就不言而喻了。
&&& 十三世纪后，蒙古武力统治西藏数百年，但藏传佛教却统治着蒙古民族的意识形态。反之，西藏历史上有不少僧俗要人又是蒙古人，如格鲁派（黄教）始祖宗喀巴[26]（一三五七―一四一九）和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一五八九―一六一六），前者之父是元朝的达鲁花赤，后者是明末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曾孙。
&&& 蒙、藏两族后期的渗透，往往掩盖了北方民族参与藏民族形成的早期作用。吐蕃时代象雄十个千户中的“窝骨”、“杂莫”、“帕噶”，就显然是中国北方民族的“护骨”、“且末”、“仆骨”。象雄―苏毗的北方民族属性，也传承给一些现代藏族部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那曲县“巴尔达部落”的酋长称“金格尔”。《中国藏族部落》说：[27]
&&& “金格尔”来自蒙古语，是“成吉思汗”的藏语音译，这里大约是表示成吉思汗后裔的意思。据巴尔达最后一任金格尔彭措旺多介绍，其祖先是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亲属，……还说，他们与拉萨大贵族霍尔•康家“同宗同族”……
&&& “金格尔”（gin-gher）是“成吉思”（gen-ghis）的转音，《蒙古秘史》说：“成吉思合罕意为腾汲思合罕、达赖合罕二词，皆有大海合罕之意。”[28]匈牙利语的“海”是tenger，也证实这个说法。然而，持“成吉思”称号的人，未必一定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历史记载中，四川嘉绒藏区也有若干以“成吉思”为号的土司头人。如，乾隆年杂谷土司被清军所杀，由梭磨土司之弟“根濯斯•甲”继任。又如，嘉庆年党坝土司“根噶斯•丹增•姜初”率部众随清军平讨苗乱。[29]两例人物“根濯斯”和“根噶斯”（拟音gen-ghi-s）都与“成吉思汗”同号，而嘉绒藏族诸土司家族多系七、八世纪自藏北迁来，与十三世纪漠北“成吉思汗”毫无干系。
四、安多藏族之生成
&&& “安多方言区”是藏区的外缘，含青海黄南、果洛州、环青海湖地区，甘肃甘南州，四川阿坝州北部和甘孜州色达等县，“安多藏族”是唐代“吐谷浑”、“党项”等羌系部落蕃化而成的。有别于其它汉藏语言，“安多方言”的无音调特征，显然与吐谷浑和党项语言的非汉藏语背景有关。
&&&& 吐谷浑是魏晋年间自辽东徙至西北，在这片不相统属的“西羌之地”上渐成霸主的“慕容鲜卑”部，《旧唐书•西戎传》说：[30] 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六六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
&&& 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西部，是吐谷浑部的中心，该地区东部为洮河流经，南方是阿尼马卿山（汉名“大积石山”），西、北两方为黄河包绕，故吐谷浑部也被叫做“河南部”；[31] 吐谷浑是一个说鲜卑语的部落，其今世后裔甘青“土族”仍操蒙古语，且自称“白蒙古”。[32]上古时期就盘踞在西北地区的氐、羌诸落，纷纷归属新到来的吐谷浑的麾下。然而，源自北方而尚武的吐谷浑，却于公元六七○年“大非川”一役，未能抵御北进的吐蕃民族。《旧唐书•西戎传》记载：[33] 高宗谴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等救吐谷浑，为吐蕃所败，于是吐谷浑遂为吐蕃所并。
&&& 唐军大败于吐蕃，吐谷浑从此走上了与胜利民族融合的道路，西北地区的人文结构也发生了彻底变化，大量西羌部落转换语言，改变认同，使大片“羌区”成为“藏地”。
&&& 安多藏族的另一源头“党项”（拟音tdan-ghu）亦为西羌古族，查《旧唐书•西戎传》曰：[34] 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 关于地名“析支”，《后汉书•西羌传》又曾说：[35] 滨于赐支，至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
&&& “析支”、“赐支”疑即“厍狄”（si-dji），其地于巴颜喀拉山与阿尼马卿山之间，含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境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隅，这片俗称“河源”和“河曲”的地方是水草丰美的牧场。《禹贡》时代“析支”就已经在那里生息。吐谷浑入主“河南”和“河湟”地区后，这些西羌部落才相对微弱了。
&&& 唐初，吐蕃军兴，党项部落奔散。其一部迁至陕甘宁边地，后于宋代建政，自号“大夏”，[36]史曰“西夏”，元蒙称“唐兀惕”或“唐古特”，西史记为Tangut。[37]由于多数党项部落融入了吐蕃，故尔蒙古语称藏族为“土伯特”，而称安多藏族为“唐古特”；清朝早期文献则分记为“图白忒”或“唐古特”，可见“党项”或“唐兀”于藏民族构成之重要意义。而辨析西夏民族的血缘和语源，既是认识“安多藏族”，亦是认识“西羌民族”族源的判据然而，吐蕃谓“西夏”为“弭药”或“木雅”，[38]其人类学内涵还亟待探究。
&&& 成书于一三八八年的《西藏王统记》，在吐蕃和汉地的历史记述中，就有“木雅”的线索。作者索南坚赞写道：[39] 太宗皇帝与吐蕃松赞干布同时。太宗之女文成公主亦于此时来藏和婚。太宗有七子，次第继承大位。其后帝之嫡裔中宗在位时，唐已传至五代。中宗皇帝和吐蕃麦阿葱（按：即“赤德祖赞”）同时。帝女金城公主遣嫁来藏。到僖宗时，其臣下黄巢反叛，颠覆唐室。遂有所谓梁等五代突起称帝，凡五十余年。其后则为赵太祖出而称帝。赵宋以后，王都又为木雅所攻陷。太祖之裔，递传八代，均都汴梁……
&&& 其中除“[唐]太宗有七子，次第继承大位”，是套用胡俗于中原，显得荒谬外，其它事序都大致准确。然而“赵宋以后，王都又为木雅所攻陷”，似乎攻陷汴梁的不是女真人，而是西夏人了。以吐蕃与西夏和两宋的密切关系，作者连二百年前的事都搞不清，实在匪夷所思。但“木雅”或“弥药”可能是“H”的转音，它若被用来通称通古斯民族，女真为“木雅”就没有错；而将西夏亦称为“木雅”，则表明藏民族认为西夏是女真的同类。原苏联东干族学者也注意到西夏源自通古斯民族的可能性。十九世纪末陕甘回族起义失败后，流亡俄属中亚的余众被称为“东干人”。“东干”是“唐古特”或“党项”的谐音，也是维吾尔族对西北“汉回”（蒙古人种穆斯林）的称呼；这个称谓本身就暗示了西北回族与西夏民族的关系。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学者苏三洛院士认为：[40] 尽管外来的穆斯林在形成北方回回族方面起过明显作用，但是，我们认为，似乎当地居民，尤其是城镇和乡村的西夏遗民，是构成后来形成的新的和统一的回回族的基本主干。
&&& 另一位东干历史―民俗学者尤素罗夫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在陕甘回族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亚洲土著通古斯民族。[41]综合这两种见解，可以推及党项―西夏民族的重要源头是通古斯系民族。如果此说合理，“西夏”和“女真”同为“木雅”也就合理了。
&&& 关于党项部落的内涵，《唐书•党项传》说其属部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42]其中“拓拔”出自鲜卑自不待说；“野辞”和“米擒”是通古斯族名“兀者”和“勿吉-n”也一目了然。因此，“党项”是通古斯系和鲜卑系部落，乃至诸多北方民族之融合，或许是更为恰当的推断。
&&& 西夏与通古斯民族的关联，也有语言证据。《宋史》说西夏称“可汗”为“兀卒”，[43]波斯著作《史集》说西夏语“大”字为“绀孛”，[44]两字皆同通古斯―满语。二十世纪初，内蒙额济纳旗发现大量的西夏文献，其中骨勒茂才编纂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汉文音义对照的简易词典，对于西夏语文研究有重要的价值。下面我们选择了几个基本词义，在西夏语和有关联的通古斯―女真语、匈牙利语、芬兰、爱沙尼亚语间进行了一个比较：
&&& 西夏语[45] 女真语[46] 匈牙利语[47] 芬兰[48]/爱沙尼亚语[49]
一 阿 额木 egy天 鱼骨 阿瓜 ég太阳 桑 孙日子 能 能吉 手
嘎拉牙 个 畏可 fog猪 讹 兀尖牛 悟 委罕马 领 木棱
ló蜜蜂 谋率 mehilainen/mesilane
&&& 尽管，宋代的西夏语已经含有大量汉语和吐蕃语成分，但西夏语存留了通古斯语成分，也是不可否定的。至今，藏语安多方言中还保有少量通古斯语词汇。例如，方向字“东”，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分别为xhar或xha，它们与卫藏方言的cha不同，而与满语中的“左”字“哈速”相通；[50]众所皆知，北方民族是以“左、右”为“东、西”的。又如，安多夏河方言之“烟”（指烧火的烟）字to-wa，恰如满语之“火”字“脱委”。[51]而安多藏区地名“毛儿盖”和“俄界”就是通古斯族名“H”和“兀者”，则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 八世纪中叶，吐谷浑和党项两部附蕃，“安史之乱”（七五五―七六三）年间，吐蕃、吐谷浑、党项势力趁虚蚕食西北地区，进逼长安。《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了“蕃羌合流”沦陷长安的事件：[52] 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吐蕃以吐谷浑、党项羌之众二十余万，自龙光度而东。郭子仪退军，车驾幸陕州，京师失守。降将高晖引吐蕃入上都城，……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军收上都，以郭子仪为留守。……
&&& 尽管长安失而复得，河西走廊却从此落入吐蕃手中，
&&& 二年……九月，叛将仆射、大宁郡王仆固怀恩自灵武遣其党范志诚、任敷等引吐蕃、吐谷浑之众来犯王畿。……河西节度杨志烈被围，守数年，以孤城无援，乃跳身西投甘州，凉州又陷于寇。
从此，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还须绕经漠北回鹘，大唐帝国就此一蹶不振；而吐蕃政权也没有维持太久，九世纪中它就败灭了。摆脱了吐蕃控制的党项部落，得以在陕甘宁边地崛起；而一个蕃化了的西羌群体―“安多藏族”，也在这四百年间于甘青川三省毗邻地区形成了。
五、安多藏族的氏族成分
&&& 宋、明两代以来，正史和地方志对安多藏区的藏族氏族有大量记载，《中国藏族部落》全面整理了这些人类学资料。其中，甘南卓尼、迭部两县的记载尤为详尽。卓尼、迭部原合为卓尼县，其地秦设临洮、汉属陇西，晋始为吐谷浑踞，唐中为吐蕃占领，宋、元分别隶属洮州和吐蕃等处宣慰司。
&&& 卓尼藏族各部落，原为杨土司所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统计，户一万四千，口八万六千余。杨土司始祖为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之裔，族姓噶氏。八世纪时噶•伊西达尔吉为四十二代藏王赤热巴巾派遣，至“佐尔盖令哇”（今“若尔盖”）一带征收税款，所经之处，土民降附，遂定居卓尼；明代归顺中央政府，正德年受赐杨姓。清初势力扩张，道光年间辖地几占甘南大半。光绪年间号称四十八旗，势力远及四川松潘等地。下面将卓尼藏族氏族和北方民族族名进行一个对比：
北方族名 卓尼藏族氏族[53]呵不察 阿布岔挹娄 冶、牙、牙路、阿路安息 阿思、牙西爱新 牙尔山阿史那 阿及那、阿赤那、阿自他仆骨 柏古、破古路仆和 巴吾、怕哈、包吾什伯岳吾 卜裕河、卜渔、博峪、泼要、盘园白狄 拜扎、包在、班扎、板扎、怕子泊咄 巴大拨略 八路什、柏路他、巴龙、牌路、怕路、巴秀女直 朱扎、m家、措日什女真 朱子那昭武 竹吾、七哇、秋峪、朝勿、作爱叱干 插岗、千杆叱罗 出路、车路、茶路、初、m夹谷 七古、岔古、岔格、秋各赤狄 七车、砦藏契 其卜、洽卜契丹 初代准噶尔 纯哈达稽 达子多、达川突厥 多扎、多哲、答扎、桃日、桃及、土桥、图扎唐古 东古、唐尕、冬盖、冬禾、冬禾索屠各 多加、都盖、大沟徒河 大哈、丹哈吐火罗 大化路达斡尔 达窝、豆吾同罗 多力、多洛、多柔、代、驼洛、大路、他、答龙吐如纥 多力禾、代如卡、东路卡豆莫娄 多玛、多勿、大罔拓特 桃代斛律 壕路、何力、合力、夏路、灰老多纥奚 夏视弘吉剌 空自、空子、甘扎牙穷奇 从地、纯扎、江车、章住吉里迷 车力买、岔麻、自目、才木车密须 木舍H 麻牙、麦武、莫勿、买盖、U盖、U古、U加多勿吉 木扎、麻扎、麻的、麻的卡篾里乞 U力古、买力什莫芦 麻路、麻龙、玛尔、木耳、目尔莫那芦 麻乃乃蛮 那麻粘割 那盖、那加、那古、尼盖、念古、宁古、娘哈、娘下、娘夏纳吉 那知、那子、尼住、尼占、尼藏、娘扎、娘知纳兰 纳浪、捏仁那拉 尼拉、尼力、尼、捏拉、娘里、那尔、娘如纳坦 那旦、那丹芮奚 纳索、脑索、尼什纳尾 尼俄、娘爰骆丹 旦、骆驼术虎 肉甫、路哈术甲 术扎那、皂日、皂子卡、杓扎树洛于 术路、术、勺洛、坐洛什柔然 如兰、术然、拉路、拉龙、肉龙、肉路、老拉哈、力茶索伦 撒浪悉万 术满、舍木、沙麻厍狄 沙的、沙扎、西居、西州室韦 沙爰、西吾、私吾格、私吾什锡伯 思布、石八、术部、术怕初薛延陀 尚多回纥 哇、敖敖、甫吾、夏哈多乌护 阿禾、阿夏曷萨 郭索、郭勺赫哲 哈扎、哈占、瞎地、夏扎讹斥 牙子、亦扎、牙斋、崖藏、眼藏兀者 吾子、哇占、火尔扎、阿吾茶、敖及力、甫扎什、甫扎哈、歪住卡、歪则那、歪子那、无住那、哇占、哇藏、峪占尔、峪柴尼等
&&& 卓尼藏族出于羌地，它的氏族名大部传承于西羌民族，应属常理；而这些氏族名与北方民族族名的关联，则进一步揭示“羌、狄同源”的事实。这些记载不仅是追溯藏民族源头的线索，还是辩证若干问题的根据。其中“力茶”和“大化路”，就颇富演绎价值。
&&& “力茶”可从古代人名和族名中得其线索。司马迁疑“老子”是一位叫“老莱子”的楚国学者，故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54]而“老莱子”或“力茶”，又即是《庄子•外篇》记载的中原古族名“栗陆氏”，[55]也就是后来的北方族名“蠕蠕”、“茹茹”、“柔然”，西北地名“楼兰”、“鄯善”，西南族名“倮倮”等。
“大化路”当是“吐火罗”，《新唐书•西域传》说“大夏即吐火罗”。[56]我曾经指出“大夏”、“大宛”、“吐火罗”就是蒙古系族名“达斡尔”。有人说“吐火罗”是西来的印欧人种族名，而卓尼藏族有“大化路”氏，就更为“吐火罗”是东方族名释疑了。
六、出自“嘉绒藏族”的信息
&&& “嘉绒藏族”分布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小金、马尔康、理县、黑水等县和甘孜、雅安、凉山部分地区，主事农业，一九五四年才正式归入为“藏族”，族众使用汉藏语系藏缅语支属下的“嘉绒语”，它的祖先应该是《后汉书》记载的西羌远夷部落。嘉绒地区以石碉民居之雄壮，和女子貌美著称；乾隆年间大、小金川的抗清斗争因战事激烈而名垂青史。
&&& 嘉绒藏族自称“嘉莫•察瓦绒”、“查可”、“嘉莫绒”、“嘉绒•康参”、“甲莫•峨溪”；吐蕃王朝划分蕃域时，当地又被称为“嘉尔木•察瓦绒”。与北方民族族名比较，“嘉尔木”、“嘉莫”、“甲莫”是 “且末”，“查可”是“夹谷”，“峨溪”是“纥奚”，这也是探索嘉绒藏族族源的一个线索。嘉绒藏区曾有十四个“土司区”：梭磨、卓克基、松岗、党坝（今理县、马尔康）、绰斯甲、促侵（今大金）、巴旺、巴底、丹东（今丹巴）、赞拉、沃日、穆坪（今小金、宝兴）；瓦寺（今汶川）、杂谷（今理县）。经过历代势力消长，特别是清末“改土归流”，到民主改革前，只剩下绰斯甲、卓克基、松岗、党坝“四土”。[57]上述嘉绒土司区名，大部可断为北方族名，如：
巴旺 即“婆莴-n”巴底 即“白狄”丹东 即“鞑靼-n”促侵 即“女真”梭磨 即“悉万”杂谷 即“夹谷”沃日 即“兀者” 瓦寺 即“纥奚”卓克基（卓尔基） 即“主儿扯”（女直）
&&& 嘉绒土司家系多有记载，其中绰斯甲土司经时最久，自“克罗•斯甲布”始，至“纳坚赞”止，历四十一世。第三十三世“索郎•罗布”朝觐清廷，是于康熙三十九年（一七○○）；至第四十一世土司“纳坚赞”时，已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了，每世大约在位三十年，算来该土司家族约于七、八世纪间迁入该地区，是势力扩张中的一批吐蕃“英雄”。
&&& 嘉绒藏族有谓远祖来自距拉萨十八日程的“琼部”，又曰琼部有“三十九族”，因人多地瘠而迁至康北与川西者众，后渐繁衍，遂有今广大地区云云。[58]“琼部”就是今昌都、丁青一带地方。按此说，“三十九族”既已七、八世纪定居藏北，则必为苏毗莫属；嘉绒藏族含内徙的“三十九族”，亦必为苏毗之裔。
&&& 嘉绒土司家族，传说其先祖为大鹏鸟卵所生。中原和北方民族均不乏祖先为“卵生”之说，如“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59]又如“秦之先，……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60]再如“夫余王尝得河伯女，……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61]等。嘉绒藏族“鸟祖说”或“卵祖说”可能出自琼部苏毗，也可能就地出于西羌民族，但皆通古斯系民族“鸟图腾”崇拜之一说。
&&& 绰斯甲的四十一世土司是：克罗•斯甲布（一），琼•帕克武（二），绰斯甲（三），阿尔世居（四），木赖克（五），尔克什（六），斯道克•拉甲布（七），克武钵（八），阿葛尔底（九），美旺•攸拍（一○），玛葛尔（一一），底•日加尔（一二），绰武•日加尔（一三），旺普（一四），斯丹增•日加尔（一五），杂可•穆尔武（一六），葛•拉白（一七），雍中游（一八），斯丹增•纳尔武（一九），葛尔•纳尔武（二○），兹格拉穆（二一），南木喀•斯丹增（二二），葛•拉些•日加尔（二三），思纳木•雍中（二四），纳武•日加尔（二五），南木喀•日加尔（二六），雍中•思丹增（二七），执喀•日加尔（二八），拉旺•思丹增（二九），木克•旺执克（三○），思纳穆•斯甲布（三一），鄂松（三二），资立（索郎•罗布）（三三），砒日丹卜麦尔（三四），雍中•旺尔吉（三五），纳尔武•斯丹增（三六），工噶•旺尔极（三七），苍旺•南木喀（三八），斯噶绒•木加尔（三九），拉旺•纳尔武（四○），斯噶绒•甲穆三（纳坚赞）（四一）。[62]
&&& 藏族人名多寓祝福或佛教教义，北方民族则常以族名为人名。如剔除 “甲布”（王），“丹增”（官人）或“日加尔”（不明）等称谓，上述人名中的族名特征就突出了，这也是该土司家族有北方民族族源的一个外显：
帕克武 仆骨绰武 昭武杂可、执喀 夹谷（女真族名，[63]匈牙利姓氏Csaki）道克 独孤克什 纥奚克武钵 贺拔罗布 罗布（Lopp，[64]新疆地名和湖泊名）木克、木加尔、玛葛尔 H木赖克 篾里乞美旺、穆尔武 蒙兀纳穆、纳木、南木喀 乃蛮纳武、纳尔武 纳尾（契丹族名，[65]俄远东族名Nivkh[66]）索郎 索伦鄂松 乌孙雍中 兀真、虞仲[67]（兀者-n）王吉、旺尔吉 王甲（女真“完颜”部之别名[68]）
&&& 阿坝州北部藏族从事放牧，南部藏族主事农业；南北两地的藏语大相径庭，牧区说“安多话”，农区说“嘉绒话”，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嘉绒话”与“康方言”间的联系，石泰安说康地甘孜、白利等“霍尔五地”的语言更接近于金川土著（按，指嘉绒藏族）的语言。[69]从族源来看，阿坝牧区多为党项、吐谷浑之后，嘉绒则多通古斯“女国”之裔。
尽管，党项、吐谷浑、苏毗、象雄都是中国北方诸族的同类，但它们的血缘内涵还是各有侧重的。康巴、嘉绒族民众体格高大，长脸而俊秀，与山东人的体质面目相近，其祖先的通古斯血缘成分，较党项和吐谷浑可能更为浓重。
七、吐蕃文书简牍中的族名信息
&&& 吐蕃时期，藏地初设四茹：拉萨河和雅隆河流域的“伍茹”和“约茹”，和年楚河流域、及日喀则以西以北地区的“叶茹”和“茹拉”，兼并苏毗后添设“孙波茹”（即“苏毗茹”）。此“五茹”和“羊同”分六十一个“东岱”（千户）；它们都是由近缘氏族组成，既是一级政权，又是军事组织。关于吐蕃时代的“东岱”名称，之于藏民族的血缘研究也有意义。
&&& 藏籍《贤者喜宴》记载，“伍茹”十东岱是：岛岱、岱界、曲界、章村、觉巴、支（必力）界、畿堆、畿麦、叶若布小东岱、东部近卫东岱；“约茹”十东岱是：雅隆、秦隆、雅界、玉邦、达保、尼雅涅、聂巴、洛扎、洛若小东岱、北部近卫东岱；“叶茹”十东岱是：东钦、象钦、朗迷、波噶、年噶、章村、波热、松岱、象小东岱、西部近卫东岱；“茹拉”十东岱是：芒噶、赤松、墀邦、拉孜、娘若、乞塘、康萨、开扎木、错俄小东岱、南部近卫东岱；“孙波茹”十东岱是：孜屯、布屯、上桂仓、下桂仓、上炯、下炯、上哲下哲、卡若、卡桑、那雪小东岱，还另设有一个通颊汉户东岱；“羊同”十东岱是：窝骨、芒玛、聂玛、杂莫、帕噶小东岱、古格、角拉、金藏、雅藏、几提小东岱。[70]
&&& “卫藏四茹”各有自己的茹旗。[71]上下伍茹，为花边红旗和红色吉祥旗；上下约茹，为红色狮子旗和白色黑心旗；上下叶茹，为画有鹏鸟和黄色花斑之黑色白心旗；上下茹拉，为白狮悬天旗和黑色吉祥旗，总计适为八旗。《贤者喜宴》还有本土东岱携旗参与蕃唐战争的纪录：[72] 从吐蕃每个茹中，共[结集]十八个东岱的兵力，携带各部旗帜，击杀了唐朝诸首领，战败了唐军。
&&& 吐蕃征服河西走廊之后，对唐属西域进行大规模入侵，高潮为公元七九一年的于阗之陷；而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结束，它对西域的统治也告终断。近世南疆出土的藏文写卷和简牍，有许多入驻当地的吐蕃军民琐事记载，其中涉及二十余吐蕃本土东岱名，这些人事自然也是勘证藏民族血缘和历史的资料。
&&& 唐代“鄯善”（今若羌）很早就为吐谷浑部控制，吐谷浑附蕃后，鄯善成为吐蕃控制西域的基地。二十世纪初，若羌县东“米兰”（M. I.）地方出土之藏文写卷及木简，多为斯坦因所获，其中记载了若干吐蕃千户名，《中国藏族部落》举陈如下：[73]“岛岱”、“朗迷”、“那雪”、“桂仓”、“通颊”。
&&& 唐贞观年间置“于阗镇”（今和田），七世纪吐蕃与唐朝守军屡战无果；七九一年终陷于阗，于当地驻扎吐蕃部落，设置堡寨。和田东北一百公里的“麻扎塔格”（M. Tagh）地方曾经出土藏文简牍，亦为斯坦因所掠，其中有许多当地吐蕃千户人事的记载。这些千户是：“章村”、“畿堆”、“叶若布”、“达保”、“聂巴”、“洛扎”、“年噶”、“朗迷”、“波噶”、“象”、“芒噶”、“墀邦”、“娘若”、“乞塘”、“开扎木”、“金藏”、“雅藏”。麻扎塔格简牍另记有“倭措巴”、“喀萨”、“卓擦”等部落名。[74]
&&& 下面我们将鄯善和于阗两地吐蕃卷简中发现的部落名，与《贤者喜宴》记载的相应千户，并按居地分类，并与中国北方诸族的族名做一个比对：
部名 简牍藏文 《贤者喜宴》 吐蕃千户地北方族名岛岱 dor-te dor-sde 伍茹 拓特章村 vbrong-tsams vbrang-mtshams 伍茹、叶茹畿堆 skyi stod skyid stod 伍茹叶若布 yel-rab yel-rab 伍茹 挹娄达保 dags-po dags-po 约茹聂巴 mnyal-pa dmyal-pa 约茹洛扎 lho-brag lho-brag 约茹 术甲朗迷 1ang-myi lang-mi 叶茹波噶 phod-kar phod-dkar 叶茹 仆骨年噶 nyen-kar nyen-kar 叶茹 粘割象 shang shangs 叶茹芒噶 mang-dkar mang-kar 茹拉 蒙古娘若 myang-ro myang-ro 茹拉乞塘 khri-dang khri-vthang 茹拉 契丹墀邦 khri-boms khri-phom 茹拉开扎木 gad-sram gad-pram 茹拉那雪 nag-shod nags-shod 孙波茹 芮奚那赤 nag-khrid 纳吉通颊 mthong-khyab stong-khyab 孙波茹 桂仓 rgod-tshang rgod-tshang 孙波茹金藏 spying-rtsang spyi-gtsang 羊同雅藏 yang-rtsang yar-gtsang 羊同 倭措 vo-zo vo-co（羊同部落“火州”） 兀者喀萨 mkhar-sar 曷萨、可萨卓擦 bro-tshams 女直
&&& 参与吐蕃王朝征伐活动的“岛岱”（拓特）、“洛扎”（术甲）、“年噶”（粘割）、“波噶”（仆古）、“芒噶”（蒙古）、“乞塘”（契丹）等千户，具有北方民族族名，却是来自“卫藏四茹”；这些组成吐蕃民族的最基本的成分，竟是一些北狄部落。因此，北方民族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应大大早于吐蕃时代。
八、结束语
&&& 人类的祖先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史前图景是，一些使用“原始藏缅语”的人类群体，沿伊洛瓦底江上游诸支流和萨尔温江―怒江（那曲）河谷上溯，来到了西藏高原的腹地。另一些使用“原始阿尔泰诸语”的北方游牧部落，尽管他们的祖先出自中原，而且早早就离散到欧、亚、美三洲的每个角落；生存条件恶劣的青藏高原，也是他们无远弗届的追求。这两支人流在“卫藏地区”发生撞击，融合成了吐蕃先民的基本部落。
&&& 在伴随血缘融合的语言融合过程中，原始藏缅语 “单音节”和“有声调”的音义特征，具有简单、明确的竞争优势。藏语卫藏方言是在原始藏缅语的主导下形成的。藏缅式语言也在黄河流域不断取胜，由于长江以南的南蛮部落不断迁入，他们的“单音节”和“有声调”语言改造了原生于古代中原的原生语言―阿尔泰语言，使统一的藏缅式的“北方汉语”得以生成。
&&& 西羌民族，就是在中国西部活动的北方民族。他们究竟是经由北方草原地带而来，抑或是从中原地区直接出走的？乃至，中原古族是先务农，还是先游牧的？都是亟须探讨的问题。但是可以断言：“西羌”与“北狄”是同血缘和同语属的人类群体。在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西羌民族参与了藏民族的形成，他们是藏民族内在的基本血缘，但是他们的语言却彻底地藏缅语化了。
[1] 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页476；Egerod S. C.,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0, Vol. 22, p. 723.[2]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页686。[3] 许慎撰《说文解字》，香港，中华书局，影印本，1972，页78下。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4]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上〉，页5219。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后魏神瑞元年……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为群羌所怀……遂改姓为@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按：《旧唐书》是将北魏年迁入今青海果洛州的一个河西部落误说成是吐蕃之源，又将“秃发”指为“吐蕃”，即族号“吐蕃”源自北狄或西羌的部落名“拓拔”，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说法。 [5] 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潘悟云、冯蒸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222，注8。.[6] 邢公畹《汉藏语概论•汉语篇》，马学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7] 本书第十篇〈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8] 陈庆英，“汉文‘西藏’一词的来历简说”，燕京学报，第六期，1999。http://www./zangxue/zangxuejia/cqy/01hangweng.htm[9]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苏毗传〉，页6257。[10] 任乃强，“隋唐之女国”，《康藏研究月刊》第六期，1947。http://www./zangxue/rennaiqiang/nvguo.htm曰：“鹘莽，见同书（按《新唐书》）〈地理志〉鄯城县注，云：“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弥国西界。又经犁牛河，度藤桥百里至列驿。……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五百三十里至悉诺罗驿……三百二十里至鹘莽驿。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又经鹘莽硖，以今地理揆之，鹘莽硖即今在那曲、当雄界上之朗陇拉附近。盖吐蕃与苏毗旧界标，故唐使入蕃，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为最远也。”[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当雄县地图》。.cn/txxz/2142654.htm[12] 《隋书》卷八十三，〈女国传〉，页1850。[13] 《大唐西域记》卷四，〈十五国•婆罗吸摩补罗等二国〉，台北，三民书局，1998，页207。[14]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上•东女传〉，页6219。[15] 任乃强，“隋唐之女国”。此文结论有五：（一）藏北羌塘地方，当六七世纪时，有强盛牧部曰苏毗，曾征服附近农业部落，建立女性中心制之藩国。其极西之藩国在印度河上游，印人呼为“苏伐剌翟旦罗”，华人呼为“女国”。其东南藩国在澜沧江流域，吐蕃呼之为“康”，华人呼为“东女国”。藩国同俗，皆奉巫教，信鸟卜，迎女王于苏毗。（二）印度河之女国，隋世已通于华，唐初亦曾入贡。曾被华人称为“东女国”。（裴矩与玄奘）。澜沧江之女国，唐世始通于华，并得“东女国”定称，以别于其西之印度河女国。两国虽同俗，唐人记载未赏淆乱。宋以后人始误混之。（三）两女国与其母国苏毗，并于贞观之世为吐蕃所征服，未废其王。开元、天宝间，始全夺其政权。东女与苏毗两王，曾率其亲信头领及部众奔依于唐，受唐封号。（四）天宝末，唐室衰乱，吐蕃拓地陇蜀间，诸部复降吐蕃。韦皋镇蜀时，东女联八国内附，时则已废女性中心制，为男王矣。其葱岭外女国，则同化于蕃。（五）东女国众，自韦皋时移居维、霸、保州境，自为部族。迄唐末犹以国王世为刺史。此后唐蕃衰乱，并无征伐，迄于今日，国仍当在。理县、茂县一带羌落，或有其遗民也。[16] 陈渠珍着，任乃强校注《艽野尘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第三章。http://www./wenxue/mzmp/qiuycm/3.htm“校注十七”云：“三十九族，藏名‘甲得’。于义得解为汉人百姓，亦可作为别解。惟其土人来投诚于赵尔丰时，曾自称为汉人苗裔，其实非也。藏人在民族上称此地人为‘霍尔’。藏人之云‘霍尔’犹中国之曰‘胡’也。举凡北方之异民族皆可以此称之。如今西康之甘孜、炉霍人，青、甘之羌戎，新疆之回人，皆用此称，又曾以之称呼成吉思汗之祖先。却未以之称呼汉族。古知三十九族之自附汉裔为妄说也。查此地带，古为羊同苏毗之国，实为羌族，藏人呼羌亦为‘霍尔’也；羌族自臣服于吐蕃后，未能再建国家。唐宋以后，屡臣服于内朝，此或是其人自附汉族之原因，年羹尧暨文成、金城两公主从人遗种说，皆无稽，不足置论。”[17] 陈庆英主编《中国藏族部落》，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页503。[18]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注，民族出版社，2001，第十章。http://www./lishi/xizangwtj/09-10.htm曰：“大臣号称为三百人。……此中又分为外臣六赞，内臣六桑和四谋臣等。内臣六桑者：楚季纳钦•仁桑（原注：昌诸人）、向布•杰季昌桑（原注：霍尔人）、觉若•日比格桑（原注：觉若氏）、拉斯•肖布登桑（原注：康人）、嘎伊聂敦•丕桑。（原注：甲玛亚堆人）、贝江•白季勒桑，（原注：亦称为贝季吉塔仁摩）。”按，这“六桑”的名字和氏族，除“肖布”即“锡伯”和“杰季”即“俟几”外，还有 “楚季”即“女直”，“昌诸”即“穷奇”，“甲玛”即“且末”，“白季”即“白狄”，均可与北方民族的族名对比。[19]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页479。[20] 文波、石宏、任玲、奚慧峰，李开源、张文逸、宿兵、司世恒、金力、肖春杰，“Y染色体、线粒体DNA多态性与云南宁蒗摩梭人的族源研究”，中国科学，C辑，)，375-84。[21] 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页909-11；杨学琛《清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页445-46。[22] 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斌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页143。[23]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http://www./zangxue/03mjmy/xzdwm/01.htm#2第一章“地域与居民”第二节“居民”曰：“霍尔人今天还占据着西藏的东部（德格、甘孜）和中部（罗布淖尔）地区，他们的标志是传播了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属于‘藏族人’的两大特点，其一就是他们的糙石石柱与用石块砌成圆圈的坟墓（尤其是在羌塘南部边界的湖水地区）；其二是他们的金属用具（刀、马蹬、带扣等）上动物图案的雕刻风格，这些都是在德格和安多发展起来的，它们明显与鄂尔多斯的铜器雕刻术和草原地区的斯基泰艺术相似。”按：石泰安（R. A. Stein），法籍犹太人，1911年6月生于德国施韦茨。1933年迁居法国，是少有的能使用汉、藏两语史料的权威藏学家，他注重汉藏“民族走廊”（横断山脉）地区历史、地理、宗教、习俗诸文化领域的研究，代表作为《西藏的文明》。[24] A. I. 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页405-06。[25]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页290。[26] 按：藏族常以出生地为人名，“宗喀巴”即是“来自宗喀地方的人”。“宗喀”是藏语对青海省河湟地区的称呼，原先那里是吐谷浑民族的中心。我猜测“宗喀”即是族名“准噶”或“准噶尔”。“准噶尔”是一个非常大的，而且播散地域十分辽阔的北方民族部落，如新疆曾有蒙古“准噶尔部”，今遗有地名“准噶尔盆地”。[27] 《中国藏族部落》，页521。曰：“民主改革以前，巴尔达九部统由巴尔达金格尔管理。‘金格尔’来自蒙古语，是‘成吉思汗’的藏语音译，这里大约是表示成吉思汗后裔的意思。据巴尔达最后一任金格尔彭措旺多介绍，其祖先是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亲属，云丹嘉措被迎至拉萨时，他们也随同来到拉萨居住，后来因气候不适迁至今址定居。还说，他们与拉萨大贵族霍尔康家‘同宗同族’，四世达赖时，巴尔达金格尔和霍尔康两家订立过文约云云。看来，巴尔达部落的先民很可能是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家族的人，出自所谓的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据说，金格尔家族世袭四品官爵，直至西藏民主改革前夕，彭措旺多家还保存着印有‘王堂之印’四个字的印信一方。”[28] 《蒙古秘史》一二三节，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中华书局，1957。[29] 《中国藏族部落》，页454、459。[30]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吐谷浑传〉，页5301。[31]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页810。曰：“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干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吐谷浑避之西徙，……，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32] 照那斯图《土族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页1。[33]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吐谷浑传〉，页5300。[34] 同上注，页5290。[35]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页2869。[36]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页13996。[37]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页253。[38]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上•党项传〉，页6215。曰：“后吐蕃浸盛，拓拔畏逼，请内徙，始诏庆州置静边等州处之。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按：“木雅”即“弭药”之异写。[39] 《西藏王统记》，第三章。http://www./lishi/xizangwtj/03-04.htm[40] 苏三洛《中亚东干人的历史和文化》，郝苏民、高永久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页61。[41] 丁宏《东干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页3。[42] 同[38]，页6214。[43]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页13998。曰：“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44]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页214。曰：“扎阿绀孛（jakambu）原名客列亦台（karaidai）。当唐兀惕人捉住他时，见他十分机灵，便称他为扎阿绀孛，即‘国家的大异密’；‘扎阿’意为‘国家’，‘绀孛’（kambu）意为‘大’”。[45] 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46] 贾敬颜、朱风《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47] Magay T., Kiss L. English-Hungarian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5.[48] Wuolle A. Finnish-English/English-Finnish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2.[49] Kyiv K., Benyuch O. Estonia-English/English-Estonian Dictionary, New York, Hippocrene, 1994.[50]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页417；《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页307。[51]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页416；《女真译语•蒙古译语汇编》，页301。[52]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上〉，页5237；《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中华书局，校点本，页7150。曰：“……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乡导，引吐蕃深入；过州，上始闻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骑而行，至咸阳，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循山而东。……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王守礼之孙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苗晋卿病卧家，遣人舆入，迫胁之，晋卿闭口不言，虏不敢杀。于是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吐蕃既立广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庚寅，悉众遁去。”[53] 《中国藏族部落》，页398-408。[54]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页2141。[55] 《庄子》卷四，〈外篇•l箧〉。曰：“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56]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页6252-53。[57] 《中国藏族部落》，页452-53。[58] 《中国藏族部落》，页448-49。[59] 《史记》卷三，〈殷本纪〉，页91。[60] 《史记》卷五，〈秦本纪〉，页173。[61] 《隋书》卷八十一，〈东夷•高丽传〉，页1813。[62] 《中国藏族部落》，页460-61。[63] 《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页1229。曰：“凡白号之姓，完颜、温迪罕、夹谷、u满、仆散、术虎……”[64] “罗布”初视常为地名，如新疆湖名“罗布泊”和县置“洛浦”（和田东）等，《马可波罗游记》将两者均记为Lopp；但细察之，发现其亦作人名或称号，如清代青海蒙古族人名“罗卜藏丹津”之“罗卜”，古代人名“吕不韦”和“吕布”皆是“罗布”。因此它可能是一个上古时代出自中原的族名。[65] 《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页379-80。曰：“唐太宗置玄州，以契丹大帅据曲为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分八部，并玄州为十州。则十部在其中矣。遥辇氏八部：旦利皆部、乙室活部、实活部、纳尾部、频没部、纳会鸡部、集解部、奚觳俊！按：“纳尾部”和“纳会鸡部”，应为同名部落。[66] J. Forsyth,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Siber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09.按：Nivkh（译作“尼夫赫”）部落，居黑龙江河口和库页岛北部，使犬、渔猎，语言与通古斯民族有差异。[67] 《史记》卷五，〈周本纪〉，页115。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p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68] 女真氏族名“完颜”（拟音wan-yan），亦作“王甲”（拟音wan-jan）。其音变如，满语“猪”字作“兀颜”（uyan），亦作“兀尖”（ujan）。[69] 同注[22]。曰：“……但此名（按指‘霍尔’）后来却是指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康地（甘孜和白利地区）霍尔五地的人都声称是他们的后裔。然而，除了几个蒙古文之外，如尊号达干（Tarkhan）等，这些霍尔人的语言则更接近于金川土著人的语言。”[70] 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页137-40。按，本文所列六十一个东岱名，引自《丝路文化•吐蕃卷》，为与《中国藏族部落》统一起见，本文将两书的汉译用字做了部分调整。如前书之“朵岱”作“岛岱”；“昌界”作“章村”；“叶尔热卜”作“叶若布”；“聂”作“聂巴”；“香”作“象”； “赤塘”为“乞塘”；“通巧”作“通颊”；“吉藏”作“金藏”；“亚藏”作“雅藏”；“上畿”、“下畿”作“畿堆”、“畿麦”；“泊噶尔”、“年噶尔”、“茫噶尔”作“波噶”、“ 年噶”、“芒噶”等。后书的“辗噶尔”改作“年噶”，“乞力塘”改作“乞塘”等。[71] 同上注[72] 《中国藏族部落》，页569-70。[73] 《中国藏族部落》，页565-66。“岛岱”（M. I. 0034号简）、“朗迷”（M. I. 23号藏文写卷）、那雪”（M. I. 0034号简）、“桂仓”（M. I. 85号简）、“通颊”（M. I. 00l号简）。[74] 《中国藏族部落》，页567-69。“章村”（M. Tagh 0614号简）、“畿堆”（M. Tagh 0027号简）、“叶若布”（M. Tagh l616号简）、“达保”（M. Tagh 0332号简）、“聂巴”（M. Tagh 0075号简）、“洛扎”（M. Tagh 0028号简）、“年噶”（M. Tagh 0193号简）、“朗迷”（M. Tagh 0007号简）、“波噶”（M. Tagh 0291号简）、“象”（M.Tagh 0025号简）、“芒噶”（M. Tagh 0343号简）、“墀邦”（M. Tagh 0033号简）、“娘若”（M. Tagh 0016号简）、“乞塘”（M. Tagh 009号简）、“开扎木”（M. Tagh 0239号简）、“金藏”（M. Tagh 0016号简）、“雅藏”（M. Tgah 002号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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