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视觉联盟进入联盟的原因

想了解北约攻打南联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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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索沃战争是发生在20世纪末的一场重要的高技术局部战争,是美国为了独霸全球、利用北约这个地区组织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的一场非正义、反人道的战争。它的直接导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科索沃是南联盟所辖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面积1.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20万,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由于历史原因,科索沃的塞、阿两族长期不和,阿族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并谋求从南联盟分离出去,最终与阿尔巴尼亚合并。而塞族则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那里的一寸土地。阿塞两族针锋相对,互不让步。一些阿族极端分子成立了“科索沃解放军”,号召阿族人起义,并策划了一系列袭击和暗杀事件,使暴力冲突逐步升级。从1998年2月开始,科索沃局势急剧恶化。

  科索沃的民族矛盾正好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利用。冷战后,美国希望通过扩大北约的职能范围,使其成为自己独霸全球的工具,在联合国安理会“不听话”的情况下,利用北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波黑战争和科索沃危机正是北约新战略的“试金石”,通过在波黑、马其顿,随后在科索沃驻军,力争将俄罗斯从其传统的势力范围巴尔干地区排挤出去。同时,肢解南联盟或使其屈服。将整个巴尔干地区完全纳入北约战略体系之中,完成东扩和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一开始就积极卷入科索沃危机,使其逐渐国际化,并着手准备对南联盟动武。1999年1月,美国以武力强迫科索沃冲突双方依美国的方案到法国的朗布依埃进行谈判。谈判中,南联盟表示其他条款均可接受,只有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这一涉及南领土主权的条款不能接受。谈判最终破裂,北约于是迫不及待地对南联盟动武。3月24日,北约以“保护人权”之名,对南联盟发动了代号为“盟军”的空袭行动,将南联盟拖入战争的深渊。

  北约的空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月24日到27日,共进行了四轮,目标集中在南联盟的防空体系、指挥和控制中心、军工厂和在科索沃的塞族军队。3月28日,北约开始了第二阶段空袭,目标转为对北纬44度以南的南人民军地面部队和军用物资进行攻击,企图破坏南的战争机器,迫使南屈服。4月1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对南联盟的空袭进入第三阶段,扩大空袭范围,增加空袭强度。北约对南联盟境内的所有军事目标进行24小时不间断轰炸;另一方面,为了削弱南联盟人民的抵抗意志,北约还对南联盟的民用设施,如桥梁、铁路、公路、工厂、电视台、通讯系统和电力系统等进行狂轰滥炸。此外,美国还向巴尔干派遣地面部队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为地面进攻作准备。

  据统计,北约在这次战争中共派遣飞机1000多架,舰艇40多艘(其中美国约730架飞机、24艘舰艇,北约其他国家约325架)。飞机共出动32000架次,投弹13000吨,使用了大量杀伤性能极强的新式武器,造成南联盟1800多名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百万人沦为难民,20多家医院被毁,300多所学校遭破坏,还有50多座桥梁、12条铁路、5条公路干线、5个民用机场被炸毁,39%的广播电视传播线路瘫痪,大批工厂、商店、发电厂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南斯拉夫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至于军人的损失,北约方面虽然宣称南联盟军队有5000人丧生,万人受伤,但南联盟只承认有462名军人和114名警察部队人员在空袭中死亡(战后核查结果表明,南军的实际损失与北约公布的数字相差很大)。

  南联盟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战,击落了包括美国人自诩“击不落”的F117A隐形战斗机在内的61架北约飞机,以及无人驾驶飞机30架、直升机7架、巡航导弹238枚。以美国为首的、拥有19个成员国的全球最大军事集团,经过78天的狂轰滥炸,使用了包括B——1B和B——2战略轰炸机在内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付出了约130亿美元的高额战费,竟不能使一个只有1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屈服,使北约丢尽了脸面。北约绕过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大打出手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北约在5月7日出动B2战略轰炸机、用5枚导弹对我驻南使馆进行袭击,造成3名记者死亡、20多位外交人员受伤、馆舍严重毁坏。北约的这一野蛮暴行遭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谴责,北约在外交上越来越孤立。迫于压力,北约不得不重新回到联合国的渠道和政治解决的道路上来,6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权(中国)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由西方7国和俄罗斯提交的科索沃问题决议。表决之前,南联盟开始从科索沃撤军,北约宣布暂停对南的空袭。至此,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结束。6月20日,北约正式宣布结束对南轰炸。

  科索沃战争的规模虽属局部,但影响却十分深远: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受到了粗暴地践踏,联合国的权威大大受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了干涉别国内政的危险先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恣意妄为。战争表明,世界多极化和单极化的斗争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诉诸武力,越来越可能成为美国建立单极格局的主要手段,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世界动荡不安和局部战争频出的主要根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最主要的任务。 

  

几分真实 到底谁能说得清
  一年前,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西方媒体为战争所造的舆论和宣传几乎是铺天盖地。今天,当这场战争过去一周年之际,西方的少数媒体终于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以事实揭穿了这场战争中的种种谎言。
  法国《人道报》:作为战争导火索的所谓“拉察克大屠杀”,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证据,它只不过是为战争争取支持的一则谎言
  北约当初所以发动战争,基本的理由就是科索沃发生了“种族清洗”。法国《人道报》4月15—16日的文章揭露了西方国家一些政要对科索沃受害人数的信口开河:1999年4月,美国国务院宣布50万科索沃阿族人失踪,“人们担心他们已经死了”;一个月后,美国国防部长科恩确认有10万到了服兵役年龄的人失踪,“可能被杀害了”;6月,英国外交部说有万人被害,克林顿也宣称有1万名科索沃人被塞族杀害。从50万到1万,这就是美英官方对于“种族清洗”数字的随意修正。
  该报所提供的事实是:1999年9月,一个由西方国家法医组成的小组到科索沃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187具尸体;11月,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进行的调查找到了2108具尸体。但是,正如《华盛顿邮报》(日)的文章所指出的,根本不能肯定这些人是死于南联盟的暴行。其中一些人可能参加了战斗,还有一些人可能死于北约的炸弹。这种情况根本说不上是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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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日,在美国和北约的压力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举行和平谈判,谈判的基础是美国特使希尔草拟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尊重南联盟的领土完整,科索沃享有高度自治,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按当地居民人口比例组成新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北约向科索沃派遣多国部队保障协议实施。这个方案对双方来说都难以接受,阿族坚持要最终走向独立,并且不愿解除武装,南联盟则不同意科索沃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亦反对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但是,主持谈判的美国和北约表示,这个方案的80%内容不许改变,必须接受,否则拒绝的一方将受到惩罚,其中对南联盟而言将遭到北约的军事打击。在谈判陷入僵局后曾一度休会,3月15日复会,阿族代表于18日签署了协议,但塞尔维亚方面仍然拒绝签字。3月19日,北约向南联盟发出最后通牒,3月24日,北约发动了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爆发。


过程


  科索沃战争以大规模空袭为作战方式,美国为首的北约凭借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和高技术武器,对南联盟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连续78天的轰炸,给南联盟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也造成了许多无辜平民(包括阿族难民)的伤亡。5月8日,北约战机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导致3人死亡、多人受伤和馆舍的毁坏,制造了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重大事件,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约的战争行动打着维护人权、制止“种族清洗”的旗号,实际上却以其非人道的行为导致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与海湾战争不同,北约这次战争行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在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此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批评。


收尾


  在北约空袭的巨大压力下,经过俄罗斯、芬兰等国的斡旋调停,南联盟最终软化了立场,6月2日,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接受了由俄罗斯特使切尔诺梅尔金、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共同制定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坚持原朗布依埃方案基本内容的同时,强调了通过联合国机制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并对此作了具体规定。根据这个协议,进驻科索沃的多国部队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精神建立,科索沃未来自治地位的确切性质将由联合国安理会决定,难民返回家园的安排也将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监督下实施。6月3日,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接受上述协议的决议。6月9日,北约代表和塞尔维亚代表在马其顿签署了关于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的具体安排协议,南联盟军队随即开始撤离科索沃。6月10日,北约正式宣布暂停对南联盟的空袭。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中国)弃权通过了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决议。历时两个半月的科索沃战争至此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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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苏从战时同盟关系变成战后敌对关系的根本原因是
A.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B.苏联企图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C.意识形态的不同和不同的国家利益D.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实行的政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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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形成的原因就是大概在1,2战之间的那个,联合国的前身.越多越好,一定要有主次,还有事例.
就是大概在1,2战之间的那个,联合国的前身.越多越好,一定要有主次,还有事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平团体积极主张建立一个调解国际纠纷的机构.美国总统威尔逊非常赞成这个主张,并将此纳入他的“十四点原则”,力主建立国际联盟这样一个组织.日,巴黎和会召开以后,威尔逊坚持首先讨论建立国际联盟的问题,并主张把《国联盟约》列为《对德和约》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英法两国的操纵下,巴黎和会决定设立一个国联盟约起草委员会,由威尔逊担任主席,这样,威尔逊首先建立国际联盟的要求未被采纳.《国联盟约》起草委员会收到许多国家和团体提出的草案和陈述书,并就对战败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地实行委任统治问题、“门罗主义”列入《盟约》问题、反对在移民问题上的种族歧视问题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国联盟约》经过26次修改之后,于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就是《国际联盟盟约》.《盟约》中确定了国际联盟的组织机构、职能、原则和会员国的义务.日和约正式生效的这一天,在威尔逊主持下国际联盟宣告正式成立.凡是在大战中对德奥集团宣战的国家和新成立的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这样,国联共有44个会员国,后来逐渐增加到63个国家,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有大会、理事会、秘书处,并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其中最主要机构是理事会.总部设在日内瓦.中国于日加入国际联盟.先后有63个国家加入国联. 年国联会员国最多时达58个.意义:国际联盟是一战的产物,是第一个立誓共同防御侵略、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的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组织,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①国际联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为国际联盟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和平原则”中,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具有政治约束力的普遍性国际组织.②性质是第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从本质来讲,国际联盟是英国、法国维护凡尔赛体系的工具.它具有两大任务:一是维护世界和平,制止侵略行为;二是关心和处理国际范围的卫生、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凡尔赛和约的先天不足和国际联盟自身的根本缺陷,致使它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③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国联倡导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民主化和一体化趋势,并在客观上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其次,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所作为,但成效不大.没有阻止或延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最后,在促进和处理国际范围内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方面,成效显著.但实际上它是帝国主义列强 ,首先是英、法的工具 .《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规定委任统治制度,确认战胜国——英国及其自治领、法国、比利时和日本占有原属于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所谓委任统治制只不过是殖民统治的变种.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国联在审理和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成效很少 .日国联大会曾通过《日内瓦议定书》规定会员国之间信守和平解决争端,建立仲裁 、裁军和安全保障制度,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国联范围内的裁军谈判旷日持久,纯属骗局.国联对日本侵略中国、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德国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德国侵占奥地利均采取绥靖政策.解散:日、德、意3国因为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 ,分别于日、10月19日和日退出国联.接着先后共有17国退出国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名存实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8日在第21届“国联”大会上,国联正式宣告解散,所有财产和档案均移交联合国.国联失败的原因:没有武装部队 决议需要一致同意 一些强国没有加入:虽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努力促成了国联的成立,美国却从未加入国联.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接纳凡尔赛和约,并否决加入国联.德国于战后1926年加入,1933年退出.日本和意大利虽然均为永久会员,却分别于1932年及1937年退出.苏联于1934年加入,因入侵芬兰而于日遭开除会籍.无力阻止国际侵略事件,如1930年代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2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缺乏常驻组织,对国际事务反应缓慢重要的成员国倾向保护自己的利益
奶奶的,一楼的答完了,我没的讲了。
因: 没有武装部队 决议需要一致同意 一些强国没有加入: 虽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努力促成了国联的成立,美国却从未加入国联。日美国参议院拒绝接纳凡尔赛和约,并否决加入国联。 德国于战后1926年加入,1933年退出。 日本和意大利虽然均为永久会员,却分别于1932年及1937年退出。 苏联于1934年加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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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谋求大国地位的外交与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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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谋求大国地位的外交与战略选择
作为亚洲大国,近代日本经历了一个由崛起到衰落的过程。二战之后又让我们看到了日本谋求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发展足迹。不论是近代还是现代,日本的外交与战略思考始终与结盟意识相伴。近代日本与英国结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战后日本与美国结盟,日美安保体制同样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与老牌大国结盟,向新兴大国挑战是日本外交战略选择的惯用手法。近代日本学者说“日本无哲学”,现代日本学者说“日本外交无战略”。日本不是没有“哲学”,只是其文化中“目的合理性”高于“价值合理性”。日本也不是没有“战略”,只是其视觉空间过于狭小,“实用主义”决定一切。
一、走向“经济大国”的战略抉择
所谓“战略”就是为达目标,动员一切力量资源进行合理选择的方略。刚刚战败后的日本既无力量资源,亦无选择空间,独立外交战略谈不上,更不敢做什么“大国梦”,只能接受盟军司令部的安排。战后初期的日本,主体性丧失,只剩下被动的客体,政治家只能在夹缝中为大和民族寻找生存之路,在左右两翼的围攻中,最终,“吉田主义”成为日本走向“经济大国”合理的战略选择。在到达经济大国制高点之前,一路走来的日本外交是“作为经济小国”的弱国外交。
1.战败国的外交战略
吉田茂内阁属于战后初期日本的“长期政权”,他曾5次披挂上阵组阁执政。“和平宪法”的实施以及日美安保体制的建立都是在吉田的领导下做出判断和抉择的。应对复杂的日美关系,如何为千疮百孔的战败国日本找到一条活路是吉田政权的历史使命。众所周知,日本国宪法是在美军占领日本的情况下制定的,“麦克阿瑟三元则”(天皇是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放弃战争禁止重新武装、废除各种封建制度)对战后日本宪法内容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尽管这部宪法不是日本人独立自主制定的,但是,以主权在民、和平主义以及基本人权为特征的战后日本新宪法,在日本和世界发挥了其独具特色的历史作用,美国在日本实施了在本国都无法达到的社会变革措施。
不过,美国对日政策随着冷战态势的形成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由打压、改造日本变成扶持、纵容日本,甚至命令日本重新武装。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与其共同对付不断蔓延的共产主义势力。面对东西两个阵营的对立,以及日本国内左翼在野党和民间进步知识分子“全面讲和”的呼声,吉田茂权衡利弊,放弃“理想主义”,选择了“现实主义”。
1950年7月8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转给日本首相吉田茂一份“书简”,上面写到:“为了维持日本的良好社会秩序,不给少数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允许设置一个7万5千人的National Police Reserve,同时,在海上保安厅现有的保安力量基础之上再设法增加八千人”① 这份被称为“麦克阿瑟书简”的文件,用的是比便签稍大一点的纸张,一共两页纸,内容很短。吉田茂见此生气地说,“这不是小孩用的吗,不可思议”。但就是这张不起眼的便签,开启了战后日本重新武装的闸门。
日本人不懂“National Police Reserve”是什么意思,看到其中“Police”(警察)这个词,就把这支队伍称做“国家警察预备队”。美国为了让日本配合自己的“遏制战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做准备,强迫日本建立10个师团,32万5千人的军队,在首相吉田茂的抵制下,最终建立了10个师团,18万人的武装力量。1952年10月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这就是1954年7月1日成立的日本自卫队的前身。美国以日本重新武装为条件向日本提供了经济援助。
2.日美同盟关系的“非对称性”
“日美同盟”这个词我们从日美两国的正式外交文件中找不到,从日美关系发展的过程看,一直到80年代日美之间都是一种从属关系。80年代初,时任首相铃木善幸访美时使用了“同盟关系”一词,但随后又否定了同盟关系中的“军事含义”。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美国没有把日本当成平等的伙伴,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想在军事上与美国搅在一块。“不过,根据1951年最初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1960年修订的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而确定的支撑日美同盟关系的法律基础确实非常特殊”,“其相互之间的‘非对称性’没有任何改变”②。
1952年4月28日,美国对日单独讲和的“对日和约”生效。和约规定:日本的完整主权得到承认,所有的联合国占领军撤出日本,作为主权国家,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个体自卫权与集体自卫权适用于日本。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安全保障条约》(即“旧安保条约”)也在“和约”签订的当天生效。不管日本愿不愿意,美国以形式上的结盟将日本捆绑在自己身边成为“人质”。旧安保条约赋予美国海陆空三军在日本设置基地的权利,用于防范“国内骚乱”和“外敌入侵”。但是,条款内容暧昧,美国人在日本无偿使用军事基地,却没有明确地保证为日本的安全负责。正因为如此,岸信介上台后坚决主张对“不平等”的旧安保条约进行修改。
1960年1月19日,《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安保条约”)签署,日美对在日本施政范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达成共识,美国承诺保卫日本安全。条约中最重要的条款是第5条的“日本有事”和第6条的“远东有事”。“远东有事”后来扩展为“周边事态”,新安保条约为日本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埋下伏笔。相对旧安保条约而言,新安保条约总算具有了“双向性”。即,日本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美军负责保护日本的安全。但是,分别看两个条款的内容,其内部仍然存在“非对称性”。一般的同盟关系应该是双方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新安保条约“第5条只规定了美国保护日本的义务,而没有规定日本保护美国的义务,这是单方的,”“第6条规定只有美国能使用基地,这也是单方的”③。
3.“吉田主义”---- 战略抉择的历史功过
“吉田主义”引领下的日本外交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依附外交”,另一个是“经济外交”。即,“将自己国家的防卫力量限定在最小范围,比起扩充军力将振兴经济作为优先课题,待经济恢复之后再慢慢地扩充军备”,“以经济复兴和经济自立为目标,以扩大贸易为重点展开外交”④高坂正尧在总结吉田主义外交思想与战略所追求的国家利益时将其归纳为“同盟的恩惠”与“非介入利益”。即“日本不拥有大量军备却能确保安全”,“日本不卷入与中苏的对立”,“非介入政策将使日本降低紧张程度,减少安全保障成本”⑤。
吉田外交路线与防卫战略思想遭到来自国内外的两种压力。首先是美国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要求日本重新武装。吉田政权顶住压力,在做出一定让步的同时,要求美国以经济援助作为日本重新武装的交换条件。其次,来自日本国内还有两种反对势力。左翼在野党和进步知识分子反对日本重新武装,坚决维护和平宪法。保守阵营的鹰派政治家主张“自主防卫论”,要求摆脱“附属式独立”、“修改宪法”。
1953年4月“日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缔结,日本获得“最惠国”待遇,其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获得大量外汇。1955年9月,日本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在美国的援助下,“特需景气”使日本走出战败经济阴影,经济得到复苏。
尽管在其后的鸠山一郎和岸信介内阁时期,“吉田主义”受到保守阵营“非主流派”的冲击,但是,到了60年代初的池田勇人内阁时期,“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路线,即“战后体制”被固定下来。随着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内政与外交以及安保战略基本在此框架内运转,“吉田主义”虽然未能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强国,但却为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奉行“吉田路线”的日本被人形容为“不负责任的”只知道“坐乘车”的“经济动物”,但是,“吉田主义”为日本实现“经济大国”战略目标立下汗马功劳。
二、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思考
1.追求自主的“全方位外交”
1957年岸信介内阁时期曾提出过战后日本的“外交三原则”,即⑴联合国中心主义,⑵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⑶与自由主义国家协调。当时的日本还在美国的禁锢之下,外交的自由度很底。但是,岸信介胆大敢为,施用“平衡术”,在艰难的国内外形势下,使日本外交利益最大化。“岸信介用与亚洲提携来平衡对美关系,相反又将对美提携作为基轴来加深亚洲外交,联合国中心主义原则亦然”⑥。岸信介以亚洲国家的支持为后盾向美国提出修改旧安保条约的要求,以美国为靠山开展亚洲外交。在联合国,日本以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形象出现,恢复联合国席位不到一年就成为“非常任理事国”,业绩可佳。
东南亚外交是战后日本亚洲外交的出发点,1977年“福田主义”出台,可以说这是战后日本试图构筑自己独立亚洲外交战略的开始。所谓“福田主义”是指,1977年8月18日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的日本“东南亚外交三原则”:即“第一,我国决心走和平道路,不做军事大国,基于此立场,我们愿为东南亚以及世界和平做贡献。第二,我国愿与东南亚各国之间不仅构筑政治经济上的信赖关系,还要在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构筑一种作为真正朋友的心交心的相互信赖关系。第三,我国将站在‘平等合作者’的立场上为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笔者译)。这是战后日本在反省历史的基础上所制定的新的亚洲外交战略,它虽然是面对东南亚而言的外交原则,但其历史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所指的区域范畴,它是战后日本亚洲认识的一次认真总结,也是战后日本“新亚洲观”的一次宣示。
福田主义被称为“战后日本第一次有理念的外交”,其历史意义在于:首先,日本表明了走“和平主义道路”的决心。其次,日本表示要与亚洲在文化上进行“心与心”的深入交流。最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放下身段要与亚洲各国“平等相处”。实际上,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在日本社会的底层以及人们意识的深处,东方的道德价值体系一直被维系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可能在几十年中消失,人们在好奇地“品尝”了西方文化之后,仍然还会回到已溶化到血液里的东方文化传统之中。日本对华外交在美国的限制下,60年代只能通过“备忘录贸易”的形式进行。70年代初美国搞“越顶外交”,先于日本改善对华关系。并且,在尼克松访华前半小时才通知日本,使日本陷入尴尬境地。日本恍然警醒,立起直追,中美关系的缓和使中日关系迎来春天。
2.大平首相智囊团的“战略构想”
与自主外交意识增强的同时,政府与政策智囊在国家综合发展战略上也在积极地独立思考。1978年11月27日,为了编辑《大平正芳政策资料》成立了一个学习会,1978年12月7日大平正芳就任日本首相后,在该学习会的基础之上成立了“大平政策研究会”。该研究会共分9个研究小组,网罗了大批学界名人,如,山本七平、梅棹忠夫、猪木正道、大来佐武郎、高坂正尧等。其中,“环太平洋联盟研究”小组提出的“环太平洋联盟构想”以及“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环太平洋联盟研究”小组由大来佐武郎负责。“环太平洋联盟构想”是大平首相追求的政治理念,也是战后日本领导人亚洲观与国际观的一次展现。这是自战败以来日本国家领导人关于亚太区域合作新秩序的第一次大胆表白。“环太平洋联盟构想”概念的使用遭到了当时日本外务省的抵制,理由是怕人们想起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大平首相也担心亚洲国家介意,所以,他最先在澳大利亚宣布了自己的构想。1980年9月,第1次“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在堪培拉召开,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平首相于当年6月12日病逝。10年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
“环太平洋联盟研究”小组于1979年3月6日成立,该小组的研究报告书《环太平洋联盟构想》于1980年5月19日提出。该“构想”有三个特色,⑴这是一个对区域外开放的合作组织,能够发挥各国的作用并成为全球化的推手。⑵区域内国家相互依存,促进贸易发展,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与利益最大化。⑶与区域内现存的双边、多边关系不矛盾,并形成互补关系。可以说这是日本总结“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失败的教训所提出的与时俱进的区域合作构想。这为战后日本走出历史阴影恢复在亚太地区的声誉并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发挥了正面影响,也是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自信的一种表现。
“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于1979年4月2日成立,该小组的研究报告书《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于1980年7月2日提出。作为首相的智囊团,该研究小组在分析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日本国内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政府未来中长期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进行了规划。首先,报告书认为,经过70年代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可以断定,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美国明显地失去了其优越性。因此,作为美国的盟国或友好国家,除了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外,在常规武器方面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其次,在经济领域,与日欧相比,美国经济相对下降。因此,在国际货币与国际贸易体制当中,无法像从前那样依赖美国。很明显,底气十足的“经济大国”日本在经济与安全两个领域都适时地提出了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的要价。“美国的同盟国脱离美国,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倾向增强。反过来也可以说,虽然从安全保障角度看同盟国也尊重美国的领导,但是,尊重程度减弱,这本身就使美国的领导力降低”⑦。
3.新保守派的“新思考”
60-70年代,日本修宪、重新武装的势头减弱,其原因多种多样。一方面是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开展的护宪运动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按法律程序修宪门槛太高,执政党内部逐渐趋向于“解释修宪”。另外,经济高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社会稳定程度增强。但是,到了80年代这种状态被打破,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底气十足。保守派阵营中的部分政治家不领吉田茂的情,以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新保守派”要改变传统的“吉田路线”,走向“正常国家”,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
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后,标榜自己要进行“战后总决算”,重建日本政治。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在发达国家流行,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日本的中曾根康弘是其代表人物。在经济上他们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实施民营化,政治上他们以强硬的姿态除弊迎新。中曾根在经济上将国铁、电电、专卖三家大公司实施了民营化,在政治上对战后体制即传统的“吉田路线”进行清算。主张修改宪法,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提高军费。在对外关系上,主张积极做“国际贡献”。在日本的首相当中,中曾根康弘最重视战略思维和战略研究,他对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日本在世界的形象与地位非常在意。他认为,“现代日本缺乏自己独特的国家战略”,“目前的日本国宪法是占领日本的美军制定的,是在日本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状态下制定的,泯灭了日本独立自主精神和民族自尊心”,“政治家丧失了独立制定国家长期战略以及构筑稳定、牢固政治基础的自觉与努力。为此。在21世纪到来之际,为了与这种堕落精神风气诀别,应该通过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来制定自主的国民宪法与教育基本法”⑧。
在对战后进行反思时小泽一郎也指出,“日本在战后的半个世纪当中,一直处在美国的保护伞下,自己的信念与哲学无人问津。但是,进入21世纪这样不行。要扪心自问,作为‘自立国家’能为世界做什么贡献”⑨。新保守派政治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战后历史的发展进程,他们少了一些自卑,多了点自信。但是,其中也不乏缺乏历史知识的盲目鹰派和故意无视历史的右翼政客。80年代初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1985年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使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外交受到冲击。尽管经过80年代的努力,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也基本实现了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但是,作为“政治大国”,日本似乎还缺点什么。
三、走向“军事大国”的战略转换
1.从“专守防卫”到“动态防卫”
冷战时期,“日本防卫政策自1957年5月《国防基本方针》制定以来,由日美安保体制和自卫队两根支柱构成”,“日本的防卫力量不是用来对抗特定威胁”,“只是意识到苏联的威胁而推进防卫力量的现代化”⑩。为了与宪法加以整合,日本的防卫力量基本限定在用于自卫的最低程度,即所谓的“专守防卫”政策。像派兵到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都是不被允许的。即便参加的是联合国维和行动,自卫队员也不能使用武器。自卫队的武器是用于自卫的,因此,拥有进攻性武器被视为“违宪”。1976年日本制定了战后第1个《防卫计划大纲》,该大纲确立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基本框架。即,专守防卫、日美同盟、放弃战争、不保有武装力量。尤以“无核三原则”和“武器出口三原则”最为知名。但是,现在这两个“三原则”形同虚设。
冷战结束后日美的共同敌人苏联解体,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美国1990年的《东亚战略报告》宣布分阶段削减驻亚洲的兵力。日本国内也在酝酿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对防卫体制和政策进行变更。细川护熙的首相智囊团“防卫问题恳谈会”也于1994年8月提出报告书《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现状—展望21世纪》(即所谓的“樋口报告”)。报告提出了“多边合作”、“能动的安全保障政策”、“日美同盟”等政策建议,强调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质变,有必要加强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合作并期待联合国发挥作用。日本国内的离美倾向很快被美国察觉,美国加强了对日本的拉拢。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该宣言被视为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再定义”,其中,“周边事态”概念的导入使“远东条款”的地理空间扩大,日美在安保领域的合作具有了全球视野,也使日美同盟关系进入发展的第三阶段。
2004年10月,小泉首相的智囊团“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提交了报告书《走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设想》(即所谓的“荒川报告”)。报告书强调,要不断地对防卫力量实施“弹性”变换,在武器的变化上也要规定数量和期限并向市民讲清楚。同年12月,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出台,在强调坚持“基本的防卫力量构想”的同时,引入了“多功能、有弹性、有实效性的”防卫力量这一概念。2010年最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正式引入“动态防卫力量”这一概念。所谓“动态防卫”是相对于以往静态的“基本的防卫力量”而言,它可以“有效地遏制各种事态的发生,稳定亚太局势,改善全球的安全环境”。总而言之,就是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质变,由国内走向海外,自卫队的任务也将由静态防卫变成动态出击。
2.日本为建立“日美军事同盟”扫清道路
2014年7月1日下午,安倍内阁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达成“决议”。这为日美安保体制从“非军事关系”向“军事同盟”转换扫清了道路。日美之间虽然签订过两个安保条约,但是,由于日本宪法第9条的规定以及政府解释的限制,日美同盟关系的军事色彩并不明显。
安倍急于解禁集体自卫权,一方面是他“摆脱战后体制”政治理念的具体实践,也是他配合美国东亚战略、实现“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步骤。建立“日美军事同盟”是日本早日实现“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最有效方法,而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美军事同盟”建立的先决条件。规定日美军事合作方向的文件是“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78年11月签定的“旧指针”当中,美国首次明确表示“核遏制”及“日本有事”时进行支援的态度,并决定与日本就共同作战计划进行磋商。美国还表示“在日本以外的远东地区如果发生对日本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日美将进行合作”。
从1981年起,日美之间开始了应对“日本有事”的共同作战研究,日美之间的军事训练也开始实施。日美安保条约在签订30年后才有了点实际内容。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出台,新指针将“远东有事”扩展为“周边事态”,台海也被纳入“周边”范围之内,2005年日美“2+2会谈”将台湾作为其“共同战略目标”。与“旧指针”相比,“新指针”的日美安全合作内容更加具体,空间更加宽泛。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就加快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步伐,日本在配合美国东亚再平衡战略的同时,积极鼓吹“中国威胁论”,为其强军寻找借口。安倍再度执政后,遏制中国的欲望不断加强,并拉拢与中国有领海纠纷的国家编织对华包围网。为了能与美国强化同盟关系,安倍想赶在年底之前再度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为此,安倍迫不及待地在7月1日通过解释修宪的办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将在年底出台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必将充分地反映本次内阁决议的内容,使“日美军事同盟”具有实质性内容和制度上的保障。
3.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后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如上所述,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建立“日美军事同盟”的前提,建立“日美军事同盟”是实现安倍“军事大国”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与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在时空上交汇,这必然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的地缘政治造成震动和冲击。
首先,中国周边外交环境恶化。由于日美在东海、南海的挑战与挑拨行为,我国东亚、东南亚外交处于被动局面。同时,日本在印度、蒙古所做的“功课”也不少,日本甚至在朝鲜半岛也会随时变化其战略。因此,我国周边外交当中的不稳定因素有上升的趋势,必须加以警惕和沉着应对。
其次,中日军备竞赛加剧,中日关系超出可控范围。安倍“军事大国”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政治军事目的,也有经济含义。军工企业不仅是振兴日本经济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的最后一根稻草。经济利益的驱使,政治安全上的互不信任,将会使有关“中国威胁论”和“历史认识问题”的宣传更加情绪化,导致两国人民之间在感情上的隔阂增大。这种态势如不遏制,中日关系将倒退,中日两国多年来改善关系的辛勤努力可能付之东流。
最后,中日两个大国在军事上的对峙,将使东亚区域合作受到严重破坏,亚洲复兴遥遥无期。10多年来,经过中日韩三国以及东盟各国的努力,亚洲区域合作初见成效。亚洲区域经济有了快速发展,亚洲社会基本稳定。但是,日本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如果和域外的超级大国密谋成为亚洲的麻烦制造者,将会给亚洲地区的政治安全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多年来,美国为了在亚洲延续冷战体制,维持霸权地位,对东亚区域合作极尽破坏之能事。亚洲的事情说到底,最终还将由亚洲人自己来决定。亚洲在构筑自己的安全新秩序和金融新秩序的同时,坚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立场。我们欢迎世界各国来亚洲做生意,反对任何人来亚洲搞破坏,企图让中日两败具伤,自己从中渔利的企图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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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読売新聞戦後史班编《「再軍備」の軌跡》、読売新聞社(1981)p.35。
② 田中明彦著“日本の外交戦略と日米同盟”《国際問題》No.594(2010年9月) p.34。
④ 細谷千博著《日本外交の軌跡》、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93)p.124。
⑤ 高坂正尧著“通商国家日本の運命”《中央公論》(1975年11期)p.137。
⑥ 北岡伸一著“日本外交の座標軸――外交三原則再考”《外交》Vo1.(2011年2月)p.12。
⑦ 高坂正尧著“通商国家日本の運命”《中央公論》(1975年11期)p.126。
⑧ 中曾根康弘著《21世纪日本の国家戦略》、PHP研究所(2000)p.16-17。
⑨ 小泽一郎著《小沢主義》、集英社(2006)p.162-163。
⑩ 渡辺昭夫著《現代日本の国際政策》、有斐閣(1997)p23。
&&&&&&&&&&&&&&&&&&&&&&&&&&&&&&&&&&&&&&&&&&&&&&&&&&&&&&&&&&&&&&&&&&&&&&&&&&&&&&&&&&&& &该文发表在《人民论坛》2014年7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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