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被判无期后，她却精心计算时间接连生下俩娃，就为了...
不到30岁的年纪，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在别人眼里这可能是一位家庭美满的全职太太，过着专心哺育子女的生活。不过徐玉梅（化名）的人生却在她第二次做妈妈后就发生了偏差。
她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去贩毒
徐玉梅，女，1988年出生，初中文化，曾因卖淫和非法持有毒品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徐玉梅与丈夫在2012年2月、2014年2月生下两个女儿。2014年，其丈夫王勇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缓，同年12月4日，徐玉梅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公安机关抓获，由于此时仍处于二女儿的哺乳期，她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案发后，她利用取保候审条件，未停止自己的犯罪行为，于2015年1月、2月因涉嫌贩卖毒品罪分别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在这期间，她与他人发生关系，怀上了第三胎。
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徐玉梅多次贩卖毒品或与他人共同出资购买毒品用以贩卖。“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多次从她身上搜出过携带少量毒品，不过并没有交易证据，她表示这是帮朋友带的。但是警方很快在一快递点将她的同伙抓获，该同伙正收取广州‘上家’寄来的毒品，随后警方查实二人贩卖毒品约克，数量巨大。”
2016年11月25日此案审判时，徐玉梅因作案时系怀孕妇女，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以贩卖毒品罪被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而此时她已经将三儿子生下。2016年12月6日，以其三儿子需要哺乳为由，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申请。市中级法院依法做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期限到2017年2月25日哺乳期结束为止。江宁区司法局将徐玉梅先安置在辖区内进行社区矫正，只等时间一到，就进行收押。
收监前“精确”怀上第四胎
“什么！又怀孕了？”2017年2月27日，在收押前例行体检中，执法人员得知，徐玉梅正处于早孕状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只得再次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要知道，徐玉梅的丈夫早就因为贩卖毒品被判处死缓，一直被羁押在监狱里，这一次孩子的父亲又是谁呢？
江宁区人民检察院发现这一情况后认为很蹊跷，向区司法局发出检察建议，将徐玉梅作为重点矫正人员，制定详细的矫正预案，加强风险管控，防止发生脱管漏管或再次犯罪的情形。2017年9月，徐玉梅生下了小儿子。
考虑到她的小儿子处于哺乳期，而且一旦收监，她的四个孩子都将没有人照料，法院又一次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矫正期至2018年9月13日。
赵煜检察官告诉记者，第一次见到徐玉梅时她刚生完二女儿，正处取保候审期间。“我当时就劝她不要再从事和毒品相关的活动，也不要考虑再生了，该受的刑罚迟早要承担，不可能一直逃避下去。但是她只跟我说不行，她要养小孩，不能进去坐牢。”“甚至在两次庭审的时候，她都特地带着小孩来，妨碍了诉讼顺利进行。”
从立案侦查阶段到刑罚执行阶段，徐玉梅在已有两个孩子、其丈夫服刑的情况下仍反复怀孕、哺乳，连生两个孩子，这多少有点不合常理。有观点认为，徐玉梅极有可能是故意与他人发生关系，通过怀孕来逃避刑罚。
经过调查了解，徐玉梅的两次非婚生子，都不是同一个父亲，而这些男子的身份都与涉毒人员有些关联。也就是说，徐玉梅利用自己暂予监外执行情况，与犯罪分子之间极可能还有接触，甚至有可能在毒品犯罪中发挥作用。
据江宁区检察院负责社区矫正的检察官助理王永军介绍，《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需定期向司法所报告个人情况，每月需参加集中教育学习，有劳动能力的应当参加社区服务，同时有定位功能的电子手环也不能取下。
2017年11月10日，徐玉梅没有按规定参与司法所组织的集中教育学习活动，这周的电话汇报也没有完成，司法所对她进行了警告处分。同年11月她再度违规，司法所下达了《违反社区矫正规定警告决定书》，再有一次就要收监了。
而没过两天，徐玉梅更私自卸下了自己的电子定位手环，被司法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江宁区检察院立即向该区司法局发出了收监执行检察建议：徐玉梅在社区矫正期间多次违规，按规定必须收监执行无期徒刑，妥善安置四个孩子。2018年1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徐玉梅的收监执行决定下达。
收监了，她的孩子怎么办？
“一旦收监，她的几个孩子怎么办？”江宁区检察院向区政法委汇报了情况，区政法委召集公检法司及民政、街道社区等各家单位，共同研究讨论关于徐玉梅收监执行的相关事宜。
收监势在必行，但难题也随之浮现：一是徐玉梅的父母年老体弱，亲属均在外地，可能无法承担几个孩子的抚养责任；二是收监与征求亲属意见、安置孩子必须同步进行，否则一旦走漏风声，徐玉梅极有可能在他人帮助下脱离监管，逍遥法外。
用生孩子当“保护伞”不在少数
“我办理的案子中，用孩子当保护伞的罪犯有4、5起，甚至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大家都知道。但是怀孕毕竟不可控制，有的人碰巧了，可以钻到空子，但是像徐玉梅这样精确计算时间，多次利用怀孕、哺乳延缓收监，并且继续从事毒品有关活动的，还非常少见。”检察官赵煜表示，她们有的是单亲妈妈，有的是家庭双涉毒人员，个别妇女怀孕期间仍继续贩毒、吸毒，甚至不去建卡产检，导致孩子也染上疾病，令人非常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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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6月26日电 从联系货源、销售到送货、收款，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员工按月或按日领取固定工资，且有详细的账目管理；每天发货价值达10万元，半年涉案金额达3000万元，除供应武汉、襄樊等湖北省内城市外，还远销合肥、杭州等地。
近日，武汉铁路公安局破获一起呈公司化、集团化特征的特大贩毒案件，先后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29人,其年龄多集中在20岁~30岁之间。其中6名女性涉案人员，最小的16岁，最大的24岁。
; 是什么让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堕入吸毒、贩毒的深渊？本报记者日前来到武汉铁路公安局看守所，与部分犯罪嫌疑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
“一点都不懂法，太无知了”
23岁的李雯看上去漂亮而文静。四五岁时，父母离异，她和妈妈相依为命，和爸爸联系很少。从中专财会专业毕业后，李雯在一家商场工作。几年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她开始沾上K粉。刚开始她觉得这只是一种时尚，并不认为是毒品。
两年前，因感情原因，李雯离开武汉来到杭州，在一家KTV打工，认识了推销酒品的周飞。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人感情不错，打算结婚，但手头积蓄只有6万元。周飞建议两人“咬紧牙”，做一段时间的毒品买卖，等赚够钱后就收手。今年3月，两人到武汉进货，在回杭州的火车上，被武汉铁路警方抓获。
是什么原因让她走向贩毒的道路？李雯自己总结道：“一点都不懂法，太无知了，很多人都玩这个，不当回事。”
和李雯同时被抓获的张颖也感叹自己太喜欢玩，“没想到就玩到这里来了”。张颖的父母在她六七岁时离婚了，之后她和父亲失去联系，两人基本没有什么感情。
初中毕业后，张颖在某广播电视大学读播音主持专业，但没过多久，就读不下去了。2002年年初，她开始和朋友一起玩K粉。跟朋友出去玩，“从来不缺钱、要什么有什么”的生活让她极为沉醉。
为了离妈妈的管束远一点，张颖后来到杭州打工。在KTV工作的她，月收入上万元，但她依然不满足，贪图贩卖毒品来钱更快。警方在她杭州的住处发现很多漂亮的名牌衣服，张颖很舍不得这些衣服，还“拜托”警方帮她带回武汉。
武汉铁路公安局副局长童光明分析，近两年来，女性参与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一是因为女性运输毒品具有更高的隐蔽性；二是因为不少年轻女性法制观念淡薄，没有想到自己在违法；三是好逸恶劳，为满足虚荣心，走上毒品犯罪的道路。
欲壑难填，走上毒品犯罪之路
36岁的庄植初中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当厨师，每月工资430元。他嫌工资低，从1998年起不再去厂里上班，2004年被厂里强制辞退。
此后，庄植开过游戏室、做过采购等，“我真的努力过，但都失败了”。
后来，他通过赌博认识的朋友接触到毒品圈，发现当时流行玩这些东西。“我只想存点钱，有了第一桶金，再做别的事。”庄植说，他开始并没有想通过毒品买卖发大财。
有此想法后，庄植专门跑到汉口去找发财的“偏门”，从给人当马仔、销售少量毒品做起。由于“信用好”，他越做越大。为便于销售毒品、降低路途上的风险，他租了三处房子，光租金每月就近5000元，还每月花7000元租了一辆车，专门运输毒品。
庄植认为自己是“凭良心做人”。对于自己的上线，他也评价甚高：“本分”、“原则性很强”、“不是招摇撞骗的人”。
武汉铁路公安局局长王山勇介绍说，近年来，毒品犯罪呈年轻化趋势。这些年轻人都有正当职业，因为工资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走向利润大的毒品犯罪道路。
贩毒团伙公司化管理
在武汉铁路警方捣毁的这一贩毒网络中，29岁的齐林担当着总经理的角色。他从武汉第二师范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小学当语文老师。1年后，他嫌工资低、学校偏僻，辞掉学校的工作，出去打工。后来，他先后在电脑城、酒店工作过，还开过餐馆。
2007年，齐林经营了一家歌厅，但歌厅并不赚钱。去年春节起，齐林开始在歌厅贩卖毒品。齐林的“顾客”迅速增多，毒品需求越来越大。
去年6月起，他与上线武明成了合伙人。在他们的贩毒网络中，武明相当于董事长，齐林相当于总经理，他们按股份出资、分赃。
齐林与合伙人商定，对该团伙进行公司化管理，明确分工，制定工资支付标准。比如，负责管理毒品仓库的每月工资5000元，负责毒品送货和收款的每天付给工资100元及车辆补贴400元。去年8月以来，他们平均每天贩卖毒品价值10万元，盈利两万元。
“钱赚得太快了，圈子太大了，要照顾的关系太多了。”齐林回忆说。
当记者问“你觉得自己是在害人吗？”时，齐林认真地回答道：“我们不强买强卖，也不在马路边兜售，不拖欠一分钱，最多是无照经营。”
齐林已经1年多没有回过家。去年，他和妻子离婚，儿子判给齐林，但孩子一直跟着妈妈生活。齐林要见儿子，都是由前妻带到外面相见。今年4月，儿子6岁生日时，齐林一下子给了他2000元人民币、2000元港币。
对于因为贩卖毒品而坐牢，齐林并不后悔，他反问道：“坐牢是个蛮丑的事吗？”
然而，等待他们的，还将是法律的惩罚。
（文中犯罪嫌疑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