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海茫茫错过了，说不定再也不相遇。上天真会捉弄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相识相知相爱又何必相离？_百度知道求小说 里面有词:既相爱，却相离，万般愁绪留心底，曾相知，成追忆_百度知道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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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骋蹄汤学智北师大西北角一栋小红楼里，住着一位世纪寿星，他，就是被尊为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泰斗的钟敬文教授。
钟老生于1903年，现在（1996年）已是94岁高龄。提起这个年龄，人们立即会想起那些卧床不起或是老态龙钟的老人形象。然而，他却是一个例外，不仅起居自理，行动自如，而且思维敏捷，至今依然亲自指导研究生，亲自登堂授课，亲自运笔著文……
在我的心目中，钟老的一生是一部大书。这书，有的地方写着文字，有的地方一片空茫，――那是一部需要用心智去读去悟的包含了有形和无形的“活书”。
我同钟老相识，是一九八三年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文学学科“六五”重点项目协议书签订会上。那时，他81岁我刚及他的一半；他是项目的主持人，我是项目的具体管理者（当时我兼任全国文学学科规划小组秘书）。打那以后，由于工作关系，加上我的妻子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经常向老人家请教，来往日密。一九九三年暑期，还曾有缘与他一起小住数日，朝夕相处，有过多次坦诚恳谈。如是，十多年间，我得以不断地读悟着这部“活书”。
最近一次拜访钟老，是今年六月二十日下午。那天上午，他去参加庆贺周巍峙同志80诞辰暨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的会议。中午刚到家，我的约访电话打进，老人家一口答应下午三时以后可以前去。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我挨过了三点半方才登门。谁知他早已坐在那间不满十平来的“客室兼书房”的沙发上等着哩。
一进门，没等我开口，老人便兴致勃勃地谈起来。从上午的活动，他同周的交往，谈到国家改革的进步，面临的严重问题，又谈到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巨变，一面说一面发着感慨。我知道，老先生又在“先天下之忧而忧”了，怕太伤他的精神，急忙把话题扯开。
我们谈起他与书的往事。
钟老天性与书有缘。在他人生的航程中书始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对书的爱，似乎与生俱来，如痴如醉。
早在家乡小镇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对书表现出特殊的感情：如饥似渴地在本地觅书读；把父亲给的零用钱节省下来寄到汕头或上海的书店购书；每次进县城，“主要的就只是为着买书”，以致一踏进书店，“精神就像飞升起去了”。这一时期所读的大多是古书、旧书，由读书而学作旧体诗。
进入中学，适值五四运动热潮之时，新的诗集、小说开始出现。他如获至宝，“差不多是有一本买一本的”。他从新文学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从此成为“五四”的儿子。
后来，长期住在大城市里，他总感到局促、烦忧、呼吸重浊，很不自在，唯购书方便成了“仅有的欢乐”。他说，如果没有这种欢乐，“我是宁愿一辈子做乡下人的”。在杭州期间，每个月差不多把收入的十分之七送进了书铺。他对书肆的熟悉，甚至连哪间铺子里有些什么书，哪些书放在什么地方，哪间铺子里的价钱便宜些，哪位老板有什么特别脾气，等等，都清清楚楚。即便是在日本求学时，也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消磨”在书铺街及夜市上。
他说，“买书是一种痴情的欲望。它不知底止。得到一部又想两部，得着这一批，又想着那一批。”为此，他饱经了购得好书的欣喜，与渴望已久的好书失之交臂的懊丧，发现上当之后的苦恼，以及书多的累赘，失书的心绞鼻酸……苦辣酸甜的种种体验。
我想知道解放后的情况。老人说进京后“痴心不改”。在很长的时间里，每到礼拜天，就跑琉璃厂（稍后改往孔庙）中国书店，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到书店关门，d回一大摞书，竟然“不知其累”。
自然也有访书的苦乐。老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叫《绿云楼诗钞》的书。作者是一位晚清时期的革命者，名叫韩蓍伯，诗写得很特殊，有文采。钟老和他的好友启功、黄苗子等都很喜欢。老人多方托人寻访，终不得见，遂不存幻想。岂料19682年在上海逛中国书店，不意中突然撞见，怎不喜出望外！连忙买回复制几册，兴匆匆分赠启黄诸友。十多年过去，说起此事老人还有一种从心底 溢出的喜悦。
我问钟老：“有多少时间不去泡书店啦？”他想了想说：“大概七八年了吧，现在年纪大了，一个人不太方便，恐怕此乐不可再得矣！”话语幽默中略带伤感。我说，钟老，其实您并没有离开书店，这不，您的书桌、窗台、地板上，到处都高高地堆放着新书，有大陆的，有港台的，还有来自日本、韩国、美国等许多其他国家的呢。
钟老稍作沉默。谆谆说道：“做学问是无穷尽的，个人必须不断奋进，学习新知，停下来就没有进步了。康有为说他30岁以后思想没有变化，不进步九变成保守了。”
我体会，老先生一生对书的追求，正是对生命的追求，对事业的追求。
说到事业，钟老另有一番甘苦，一番境界。
一般人选择目标，大都从兴趣出发，喜欢文学搞文学，喜欢历史搞历史。他则不然。按兴趣，早期他虽然在“歌谣运动”影响下层积极参与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讨，但更酷爱创作，特别是散文，出手不凡，受到文学界的称赞。其中许多优秀篇什，30年代先后入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现代十六家小品》（阿英主编）和《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卷》（郁达夫主编）。郁达夫评价他的作品“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然而，正当创作步入成熟的盛期，他却来了个急刹车（转为“副业”），毅然将目标最终锁定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上。
这一转变，旁观者不好理解，他自己心里想的是：外国人跑到中国大肆搜集民俗资料，视若珍宝，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自己的民俗学呢？他说，我选择民俗学研究，“因为这门学科在我国几乎是空白”。
对于钟老的这一选择，他的高足――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的董晓萍博士深有领悟。她满怀崇敬地对我说：钟老是从“五四”获得精神武装，然后自觉地把个人的人生选择同民族和时代的需求结合起来，所以才有深厚的动力，不屈的意志，才能70年如一日，终于取得辉煌的成就。这种认识与我的感受不谋而合。我想钟老作为导师看到弟子与自己心灵的相通，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常觉得，凡事立志固不易，守恒尤其难，曾多次探求钟老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秘密。老人家的回答是六个字：敢舍弃，有毅力。
他所说的“敢舍弃”，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要敢于舍弃对生活享乐过多的追求，以免去物质之累；二是要敢于舍弃对功名利禄、个人得失的追求，以免去心里之累；三是要敢于限制自己的其他爱好，以免去精神之累。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有限的智力和精力集中起来，专心致志，一门心思搞研究。如此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就。他特别指出，这个道理说起来都明白，但实际做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有些人，很聪明，很有才气，本来在事业上可以做出比较大的贡献，但由于不能摆脱上述“三累”，结果自我埋没了，很可惜。
关于“有毅力”，钟老这样解释：任何一项事业，它的过程都不会一帆风顺，总是要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些困难来得很突然，持续时间又很长，例如“文化大革命”，从一张大字报开始，一下子搞了十年，简直谁也无法预料。各种困难面前能不能坚持下去，这就需要毅力。
这些话令人感到亲切，真实。钟老自己的一生就是这样在“舍弃”和“坚持”中度过的。最教人钦佩的是，他在身陷“右派”的恶劣环境下，还是在苦难的“夹缝”中偷偷搞研究，写成几篇关于中国近代民间文艺学史的文章，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每谈及此，老人家总要感慨一番，一再地说：“困难时期如果顶不住，坚持不下来,到后来是要后悔的。”
钟老对事业的执著，愈到晚年愈是炽烈。十年浩劫过后，1978年，他的“右派”结论得到彻底纠正。理由很干脆也很坦然：“划错了！”钟老心里明白，在“划错了”三个字背后，他整整熬过了21个年头，其间有多少委屈，多少痛苦，多少损失！然而作为一名富有爱国情怀和使命意识的知识分子，他更看到民族的灾难和损失，仅用一句“判牍俄成乌？（左‘鱼’右‘则梦’），明时终雪窦娥冤”的诗句，轻轻翻过了个人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旋即，把关注的焦点凝聚到毕生奋斗的事业上。
面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烂摊子”，他无怨无悔，义无反顾，以76岁高龄向学界宣告：“老牛破车，还要赶路”；“即便是乱摊子，也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事，就要千方百计把它办好”。闻者莫不肃然起敬。
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主动组织编写民间文学教材；多次主持有关的进修班、讲习班；会同其他老专家积极促成民研会的恢复和民俗学会的创建；跑遍大江南北（北至丹东，南抵昆明、贵阳，西走兰州，东临沪、杭），努力推动各地民研会、民俗学会机构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先后培养来自国内外的研究生进修生近30人；同时又奋力著述，发表《为孟姜女冤案平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等重要文章四五十篇，出版《民间文学谈薮》、《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新的驿程》、《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话说民间文化》等重要文集多部，还有散文十余篇，诗词近200首。
人们很难想象，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如何能完成这么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然而钟老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并且至今（1996年）仍乐此不疲地继续工作着。目前，他还担任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北师大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等职，案头正在进行的，除不断的应约稿件，尚有《民俗学概论》（高校教材）的修订等项。
我禁不住向老人发问：“钟老，您现在每天工作多少时间？”
“大约七八个小时吧。”回答轻松又满含着自信。
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包括会客等）――这就是这位九十四岁老人今日之“实况”！
不知为什么，此刻老人家的许多格言名句一起涌向我的脑海：
“争分夺秒余生事，宁用回头叹逝川？”
“老怀不作消沉想，禹城春光此日多。”
“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阴圆。”
“遥瞩前程红似火，持同年少竞先鞭。”
“今日重来头已白，骋霜蹄，肯让追风骥？看晚景，夕阳丽。”
我的脑际迅速形成一幅“夕阳如火，老骥骋蹄”的壮丽画卷。这画卷有如一道五彩的生
命之光，映照出钟老崇高的精神境界，也震撼着、净化着我的心灵。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受
到，老人家确实是把个人的生命同事业的追求融为一体了。在他的心目中，所奋斗的事业
“前程红似火”，个人的“夕阳”安能不美？
其实，就天性而言，钟老更富诗人气质。他的生命的深处始终涌动着热烈的情感，不
只是深挚的爱心，甚至还保留着一片童真。这不衰的情感之流，充实着他的心灵，滋润着他
的人生，更激发着他的灵感。
年轻的时候，同别人一样，他渴望着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二十年代中后期，在广州有
了第一次热恋。对象是一位南洋富家女子，是他在岭南大学的学生。不知为什么，那女子后
来不告而别，突然回南洋去了。他怅然若失，“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死既不得，生又不乐”，陷于极度的愁寂与痛苦之中。
一九二八年秋，他离穗赴杭时，正处在这种心境中。此行海路十天，每天不停地为他的
“繁君”写着“日述”：诉说自己的“挚念”和“凄切的相思”；诉说梦中相见的温馨；告诉她，
“我此刻什么都不想起，我只眷念着你”。读一读他的《海行日述》，谁都会为其中的真挚和“痴”情深深打动。六十多年后，一九八九年，老人再去广州时，依然梦牵魂绕。他默默重访“繁君”当年在昌兴新街的寓所，但见楼栏依旧，不觉情思如潮，口占一绝：“当年步履常临地／今望楼栏恍昔时／万里椰乡知道否／有人为念鬓边丝。”真是刻骨铭心！
失恋的寂寞和痛苦久久地折磨着他，直到遇上陈秋帆女士，欢乐和幸福才又重新浮上他的心头。从此以后，他们共同东渡，西行，南下，北上，最终定居北京，相亲相爱数十年。
他把爱情看得很重很重。他是用真情和生命去爱的。惟其如此，他的生命之流，才在爱的深度体验中，变得更加激越，色彩斑斓。
钟老的爱心同样无私地献给自己的朋友，留下许多文坛佳话。
在他的朋友中，结识最早、交往最久、情谊也最深的一位是聂绀弩先生。老人不止一次地向我说起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相识于二十年代中期。初次交谈便互相感到意趣相投，相见恨晚。由此直至一九八六年聂去世，六十余年友谊长存，情同手足。一九六三年，聂老六十诞辰时，钟老有诗志云：“往事迢遥四十春，少年肝胆剧相亲。而今文苑论交谊，首数戎装怪异人。”当年相见时，聂为国民革命军军人，又谈吐颇与一般青年人不同，故钟老戏称谓“戎装怪异人”。
钟老非常喜欢聂绀弩，尊他为“老大”。认为他聪明，有才气，不仅杂感散文写得令人拍案称奇，为诗造诣也很深，常常突出警句，新诗写得也好，那首追悼鲁迅的《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一九三七年刊出），至今读来还觉得“虎虎有生气”。
聂绀弩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又留学苏联，长期从事革命工作，但解放后屡遭厄运。对此钟老心中常抱不平（尽管他自己也横遭不公）。“文革”期间，他们再度共同落难，钟老心中所系者还是这位“老大”。一九八六年，在悼念聂的逝世时，他这样追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我们又都成了罪人了。而在同样的灾难中，他遭遇却特别残酷。以一个忠诚和富有才能的党的儿子，经过政治巫婆的栽诬、锤炼，竟被插上了“现行反革命”的标签。他被押
送到山西的某地区，过着长年累月的黑牢生活。直到1976年，才以国民党俘虏一类的身份被“大赦”出未。
其中情谊，深沉而浓烈，让人感到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
而聂老也把钟老视为除家人外最亲的亲人。一九七六年，当得知将被“大赦”回京的消息，他首先向北京飞函报告的就是家人和钟老夫妇。两位老人就是这样的心心相印。
接到此函，钟老的感受是：“那是使接受者心里混合着多少悲喜的信啊！”万语千言尽在其中。及至重又见那穿着出狱标记的新棉衣的老朋友，他再也无法按撩住那沸腾复杂的情思，填词一首，“稍稍发泄”。词曰：
此生不意重相见，
瘦却容颜神尚健。
汾滨几载困阴霍，
忽睹天青妖雾散。
韦编三绝穷经典，
遇蹇无妨灵智焕。
从君正合乞余光，
补我平生闻道晚。
聂给努去世后，每有机缘钟老便会想起他。当年追悼会，他抑住悲思，献上一副挽联：“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余生？”一九九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发聂绀弩纪念文集《聂绀弩还活着》时，他余绪复腾，又题一诗：
少日耽书黠与呆
中年文战几擂台
怜君地狱都游遍
成就人间一鬼才。
1993年元月，他在病榻上记起聂的90“冥寿”，思情再起，当即赋诗“纪念”，并请启功先生书录之。他似乎觉得只有这样，悲痛与思念的心才可以得到些许安慰。
钟老对聂老的情谊，不止于对其不幸际遇的同情与不平，更在乎对他所表现出的不屈精神和崇高品格的礼赞。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他的这位老友，有好几回对我说，那本纪念文集的回忆文章写得很好，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很值得读，特别是青年人，读读这些，才会懂得什么是“文革”。
在同辈朋友中，相知较深的还有夏衍、黄药眠、黄苗子、启功等多位。由于种种原因，平
时来往并不多，但一旦需要，钟老会立即送上一片真诚和温暖。
“文革”期间，夏公深受迫害，“四人帮”覆灭之后，钟老第一个去看他，并对人说：“夏衍同志是老共产党人。解放前他在蒋管区，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团结争取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四条汉子’的‘罪名’几乎连累了他的后半生。但他还是敬仰鲁
迅。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这一点我赶不上他。他虽然只大我两三岁，但我很敬重他，把他当先生看待。”
现在钟老走动最勤的是同住北师大的启功先生家。启老要晚他一旬，今年也有八十四
岁了。两位老人，一个笔走龙蛇笑古今，一个勤勤恳恳著宏文，风格迥异，却心会神通，相
交之深到了很随便的地步。稍有空闲，钟老喜欢到启老家坐坐聊聊（启老也是钟老家的常
客）。有一回，他玩笑地对启老道：你字写得好，我当你的学生吧！启老不动声色，回敬说：
我的水平只能教你的学生。一言一对，轻松诙谐。
钟老很欣赏启老的字，自己的诗文集常常请他题写书名，赠送友人的诗词、悼念故友
的挽联，也常常请启老书录。启老呢，总是有求必应，尽心为之。
有时钟老还兴致勃勃地带上自己的诗词新作去请启老“指点”。有一回启老对他的一
首诗认真地改了两个字，老人家非常高兴，说古人有“一字师”，启先生是“二字师”。
启老也常常想着钟老，每次出国带回的礼品都少不了钟老一份。一次从日本回来，送
给钟老一只包装精致的小纸箱。打开一看，纸箱里面套纸箱，纸箱里面又装纸包，剥了一层
又一层，最后“出场”的是一个很小的美人，令人忍俊不禁。
钟老90寿辰时，启老送礼一千元。钟老当即转献民间文化事业，并赋诗抒怀：“千金
为寿古曾闻／岂意殊仪及我身／愿化青蚨为雨露／遍荣花卉搏芳馨。”他说，启先生为人肯于
奉献，没有私心，他捐赠给学校的款物，总值超过百万元，非常值得敬重。
钟老还有许多“忘年交”的晚辈朋友。他总是以长者和兄弟的情怀关心和帮助他们，尤其是当他们身处逆境的时候。
1963年冬，曾经和他一起参加过全国文联“读书班”的“右派”朋友王蒙要去新疆，黄谷柳要回广东。对于王蒙来说，此行无疑是一次充军式的发配。钟老心中明白，而且深知自己“右派”的帽子也还悬在头顶上，但他还是执意在家中设便宴为两位朋友送行，又特邀好友黄秋耘作陪。酒过几巡，老人诗兴勃发，即席口占一律赠送诸人：“一灯明丽助朋欢／泼泼文心语涌澜／雪后菊花仍照座／梦中乡味忽登盘／英年已误矜文彩／前路应回励岁寒／岭外域西原一室／心如满月共团圆。”30年后，在庆贺钟老九十华诞的会议上，王蒙忆及此事，还是那么动感情。他风趣地说，那顿难忘的晚餐，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
1966年，黄秋耘从北京调职广东，颇有迁谪之意。钟老闻之，随即在冠生园饭庄为之饯行，席间又填《金缕曲》一阕相赠，其中有句：“送君万里回南粤。望乡关，英雄辈出，白云山屹。”鼓励他振作精神，乐观以赴。黄秋耘深受教益，后来他在一篇深情的回忆文章中说，十年浩劫期间，每当痛苦得几乎不想活下去的时候，总是暗自吟诵钟老的诗句，这时便可减除痛苦，增添勇气。为此他称钟老为“革命诗人”。
钟老的性格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童心和天趣始终不泯。这使他的心灵与生活别有一番滋味和情趣。
依照常规，“纪念册”、“留言簿”一类，是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偏爱。而钟老这种爱好却一直保持至今。他养成一个习惯，参加一些重要会议，都带上一本“纪念册”，见了自己敬重的领导，要好的朋友，或地方来的同志，无论年龄长幼，都喜欢请求题词留言，长期积累，已有十多册。与此相近的，还有许多友人的赠言、赠诗、书函等，他都当作珍品仔细收藏。有时空下来，独自翻翻看看，让心灵在历史与友情的回忆中得到休息、滋润和鞭策。
每当看到周总理“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的题词，他总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同时也勾起一片心底的遗憾：1957年上半年，在中南海开会见到毛主席，却偏偏那一次忘了带“纪念册”。四十年后老人说起此事，还不无惋惜之情：“要不那次至少可以请毛主席写上几句话的。”他的老友夏衍从“纪念册”发现了他的“童心”。夏老在给他的题词中写道：听日以此册见示，嘱书数字留念，可见童心尚在。”
“文革”期间，钟老同其他教授一样，经历了一阵批斗之后，被迫接受惩罚性劳动。对于
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这自然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和痛苦，许多人经受不住，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者以至寻求轻生。钟老却没有消沉。一方面他坚信“穷阴终究要还阳”，黑暗不会长久；同时那颗不泯的“童心”也帮助他“忘却”羞辱，超越痛苦。面对惩罚，他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而将心灵悄悄潜入自然之中，并在与自然的融合中，悠悠然获得一种精神的解脱。
他写于那个时期的诗词，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心境。如《夜守葡萄园》：
酿雨云浓月不明
子时已过夜凉生
灯探眼索无情况
静听虫声答水声
又如〈〈念奴娇?扫落叶》（下阕）：
不是对景寻诗，穿丛傍砌，日日相为伍。
笤帚一枝横直扫，把子有时兼举。棘刺钩衣，
山坡滑脚，稍会樵童趣。
一天活了，笑看黄日西注。
身处逆境，心自从容，这实在是人生一种很高的境界。
钟老是性情中人，童心、天趣、爱情、友情、亲情，活跃而持久，但他又始终在理性中
生活。他为自己制订的人生座右铭是：正直、勤奋、淡泊。他一生在政治是非、为人道德等大
事上绝不糊涂，坚持原则，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坚守“正直”之本：
既然认识到“文革”是在“毁灭文化”，就在“交心”汇报中直言不讳（尽管以“自我批判”的面貌出现，还是招来一阵痛批）；而“检举”同在受难者言行的事，则从来不做。他要维护自己灵魂的安宁。
在事业上，他的勤奋，并不专干个人的著书立说，而更注重人才的培养。他说，“一只麦
穗如不播种将永远是一只麦穗，如播到地里就会生出无数只新穗。我的时间不多了，与其写一部著作不如培养出许多学生，谁知他们会写出多少专著来？”他给自己的要求是“知难而进，至死方休”。
在生活领域，他主张对功名利禄、赞誉和诽议，一概淡然处之。他非常反感学者的“贪”，说“如果名、利、烟、酒、色，‘五贪俱全’，怎么还能搞学问呢？”又说，一个人不可太精
明，如果对个人利害得失斤斤计较，不仅将沦为庸俗之辈，成不了大格局，而且必将劳。心分神，到头为“精明”所累。他经常把自己珍贵的书籍和资料供给学生，还常常自己拿钱买书送给学生，心里的期盼是：老师送给的书总不会不读吧？从老人的“淡泊”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高尚”。
钟老的饮食起居亦有严格的自控。一日三餐，不外乎豆浆、油条、馒头、炒菜之类，简单而朴素。每餐他都有自己的定量，哪怕很喜欢吃的食品，也绝不过量。散步，是他基本的锻炼方式。每天早、晚，以及上、下午工间，必到户外活动，总时间一般在一、二小时左右，无特殊情况，绝不间断。其顽强，其毅力，可感可佩！
钟老的人生，精神（事业）运动，心理（情感）运动，生理（肌体）运动，三元互动，相济相生，达到一种内在的自由与和谐。这种自由与和谐，一面凝聚着生命的能量，一面又调节着生命的运动，从而形成旺盛的动力之源。我想，这或许正是钟老长寿的秘密所在。
我把这种感悟告诉钟老，老人家笑了笑，表示认同。
本文写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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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既然能在这个世界上相遇、相知、相爱,那你们是有缘的——缘分,天之注定.而你们却因为外界因素没有办法走到一起,那是你们不够坚持.如果真的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而必须分开,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庆幸,而不是痛苦,因为你们曾深深的相知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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