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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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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市国防动员培训中心落成　吴青田少将代表省国防动员委员会和省军区到会祝贺并讲话李川副省长来电祝贺
国内统一刊号:CN35-0052　邮发代号:33-35
市国防动员培训中心落成吴青田少将代表省国防动员委员会和省军区到会祝贺并讲话李川副省长来电祝贺
　　本报讯　22日上午9时，市国防动员培训中心举行落成典礼。省委常委、省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省军区政治委员吴青田少将，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董玉祥大校，市党政军领导徐谦、陈桦、车达卫、罗健、李坚、简少玉、陈宜中、孙阳、刘尔钊、彭福霖，市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市直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驻军单位、共建单位领导等参加了落成典礼。李川副省长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国防动员培训中心，是针对我市国防动员基础设施薄弱、综合保障能力较差的现状，为适应当前国防动员准备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经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研究确定，由军分区具体负责筹建的一项重要工程。
　　吴青田少将在讲话中指出，培训中心的落成是南平市委、市政府和南平市人民支持国防建设的一个见证。他希望培训中心的落成能进一步促进国防人才培养，促进国防建设和军分区建设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
　　市委书记、市国防动员委员会第一主任徐谦指出，国防动员工作兼顾国家安全与发展，是联结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桥梁和纽带。我市国防动员培训中心的落成，凝聚着上级领导机关的关心，凝聚着我市社会各界的关爱，凝聚着军分区全体官兵的艰辛和智慧，它将成为我市培养国防动员人才的摇篮，为各项军事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保障。
　　典礼上，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军分区司令员李坚大校介绍了国防动员培训中心的建设情况。典礼由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军分区政治委员孙阳大校主持。（林敏　周晓山）
本报社址：福建省南平市八一路350号
新闻采访中心：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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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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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有这样一段名言：“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斯大林也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已经90多年，从1949年执政也已经60多年了。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党建等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及教训，这是我们党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关于建立中共领导集体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于20多年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江泽民分别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胡锦涛、习近平分别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于我们党执政的60多年里。本文通过回顾我们党在这方面建设的重大建树，反映我们党在国际共运史所上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
　　一、毛泽东纵论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
　　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在中央苏区的历史舞台上不约而同的汇合了。在1934年至1936年的红军长征期间，特别是遵义会议上开始形成。经过延安整风至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8月，因毛、周去重庆谈判，又增补了陈云、彭真。实际上，前5位书记处书记就是政治局常委，后两位就是政治局候补常委。不久，年轻一些的陈云、彭真去了东北开创根据地。到1947年，毛、周、任留在陕北，刘、朱前往华北，直至新中国诞生前后汇集河北西柏坡，最后汇合在北京。
　　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中由怎样的中共中央集体来领导呢？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当然，这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候补书记相互之间通过有关渠道和沟通后提出的。
　　1.中共八大毛泽东论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也就是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话，在讨论选举问题时，他着重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向大家说：“ 上一次也谈过， 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
　　他停顿了一下，面带凝重地说：“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对刘少奇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否则原来“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感到孤单”，毛泽东也感到孤单。他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 叫做‘ 设副主席若干人’。我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
　　毛泽东幽默地讲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应该说，这时的毛泽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头脑非常清醒。他已经设想了自己的将来位置和作用。所以，他建议设立名誉主席的职务，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出生)，包括我(1893年)一个，总司令(1886年)一个，少奇同志(1898年) 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1898年)、陈云同志(1905年)跟邓小平同志(1904年)，他们是少壮派”。
　　毛泽东认为自己、刘、朱“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他诚恳地告诉大家：“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正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一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尽管后来这种设想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在行动上实现。但是，当时在组成一个什么样的中央领导集体、怎么样发挥领导作用，中央领导集体怎么样继往开来这方面的重要探索，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无疑是第一位的，而且这种主导下的探索正确的。
　　由上可知，毛泽东把自己和刘、朱、周摆在了“第一线”，1904年出生的任弼时已经在1950年过早病逝。准备摆在“第二线”的年轻常委是陈云和邓小平。因为彭真原来在1945年七大时就是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而邓小平当时仅仅是中央委员，只是1952年到中央工作以后才进入中央政治局。所以，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常委)职务时，邓小平表示这样不顺，他讲：“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接过他的话头指着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鉴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出面做工作，他根据几十年特别是邓小平来中央工作的近距离关注后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
　　话题一转，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把邓同自己联系了起来：“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显然，这是指在中央苏区时经受的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斗争。
　　在讨论中间，在1945年七大时就是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被增补为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也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为他讲了这样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
　　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
　　综上所述，毛泽东一是考虑到了年龄大的准备将来退出中央领导集体；二是力荐年轻领导同志并为他们多做宣传；三是广泛民主协商不急于决定；四是常委人数是双数有利于反复讨论。总而言之，透过毛泽东这篇讲话和讲话的氛围，人们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是坚强团结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坚强团结的，就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中共七届七中全会至此结束。
　　2.毛泽东在1964年谈培养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在1964年中期谈到关于各级组织都要培养接班人问题时，又涉及到了建立中央领导集体的问题。不过，此时他已经在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这样，就把建立中央领导集体这样重大的问题同反修防修结合起来了。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日，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即宋任穷1964 年5 月13 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毛泽东批评说：“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他加重语气强调：“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 没人管事了， 要准备几线。”这时，毛泽东正在提出国家经济和国防事业开展三线建设的问题，这里的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要准备几线，显然是又联系到了经济上的三线建设。
　　6月16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这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他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 第四条， 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 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
　　毛泽东在这里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二、邓小平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曾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等。虽然“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在1975年至1978年；主要特征是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因为事实证明，“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进一步证明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领导和坚强有力。
　　1.党心所向众望所归
　　1975年1月至1976年4月，邓小平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党政军很重要领导职务，并先后主持过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领导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直至后来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国内外认为这是中国主要领导人新老交替的重要征兆。1975年6月，一些外宾在与邓会面时表示：邓先生负有重大责任了，当客人对他曾被作为修正主义分子攻击过，现在却又成了中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大惑不解时，邓谦逊地讲：我也不是什么第三号人物，我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做一部分具体工作的人。当客人称赞中国有他这样一个领袖也是中国的一个荣幸时，他仍旧谦逊地表示自己是一个做具体工作的。他强调，我们讲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也要由什么人来执行，特别是领导核心。不加强就不能执行好的路线，就没有力量。
　　叶剑英也讲，培养接班人“是党中央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要吸取教训，在人民群众中发现、培养、选择新一代的接班人。重病缠身的周恩来，在9 月7 日他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还郑重地讲：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他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这时，毛泽东在心目中，也是把邓作为周的接班人或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同月，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八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他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邓小平不负众望，卓有成效地进行全面整顿，但结果是于1976年4月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又一次被打倒，但是，以他为主要代表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党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实的主要群众基础由此奠定。
　　2.叶剑英等重要成员的作用发挥
　　1976年10月，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和华国锋、汪东兴一起，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危急时刻毅然决然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结束了“ 文革” 这场灾难。“从组织上打跨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从而为新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清除了基本障碍。
　　坚决阻止“四人帮”篡党夺权，使党和国家、军队领导权始终掌握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这是建立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
　　“文革”期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史上和我们党在培养接班人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指明原苏联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教训，提出了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等重要观点。他们认为，苏共是列宁建立的党，苏联是列宁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坚持列宁的路线。列宁、斯大林算是第一代了。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自1954年上台以后的20多年中，把列宁建立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勃列日湟夫算第二代，第二代就变化。西方国家鉴于苏联第二代出了问题，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所以，我们要总结这个经验，对青年进行教育，引导青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邓小平曾对外宾风趣地说：事情要靠年轻人了，这种话可能对年轻同志来说有点不敬了，摆老资格了，但这是自然规律，老的总要慢慢地退出舞台，由年轻人来接班。总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归根到底要决定在青年的身上。”。
　　实际上，邓小平在1965年12月就已经明确地讲到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向中央领导集体新过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问题。认为总是要见马克思的，这是肯定的。去见马克思，就要有接班人。党总是要有接班人的，接班人也要去见马克思的。因此必须把党的正确的思想、组织、政治路线坚持下去。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他反复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他还举例讲：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在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后，不是都靠不住了吗？
　　可见，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权交给什么样的年轻人，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1975年当71岁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时，心怀不满的王洪文避到上海讲：十年后再看。当时，王40岁。就年龄而言占优势。所以，邓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决定要选择一批经受过考验、能够联系群众，为群众爱戴的领袖，选择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由此可见，建立新中央领导集体的问题不仅极为重大，而且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重病中的毛泽东含蓄地讲自己一生中没有做完的两件大事，应交给下一代。他断言：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所以，从1975年1月开始担负党政军很重要的领导职务以后，邓小平先后主持国务院、党中央日常工作。在此前后，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先后重新返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如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李先念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务副总理，正是这一大批被“解放”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执重任，团结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才使全面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也使“文革”破坏力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特别是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积蓄了强大的干部力量，作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从组织上打垮江青反革命集团，彻底破灭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阴谋，确保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这是一场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特殊斗争。关键在于，一是江青等趁毛泽东年事已高或重病缠身，篡党夺权的活动迫不及待，更加猖狂。二是毛泽东病逝，原来领导集体中健在的成员仅有陈云、邓小平，前者遭到排挤，后者又被打倒。“文革”后期发挥作用的叶剑英、李先念也先后被变相停止工作。连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也被污蔑为“修正主义头子”。“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如果让“四人帮”上台，“就断送了我们党，断送了我们的国家。”所以，粉碎“四人帮”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对于自己的失败，江青在1980年1月写的《我的一点看法》说：“邓、叶之流久蓄阴谋”，把她(他)赶下台是“反革命政变”，她将自己一伙封为“好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好学生”， 此刻被关进监狱； 而“ 邓、叶之流” 等是“坏人”、“阴谋家”、“修正主义分子”，却坐天下，这是“地富反坏右翻天”、“资本主义复辟”、“开倒车”。
　　3.邓小平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
　　由于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和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特别是他在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期间取得的显著成效，使他在党和人民中赢得了崇高威望。因此，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就极力主张：“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但他在“文革”中就想到，我们这样的年龄，总要见马克思，即使不犯错误，做事也是有限的。实在有一种忧虑啊！所以，他和李先念、叶剑英，还有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共同的观点是怎样从我们中央的领导同志里选择比较年轻的人，大家来帮助接班。因为郑重选择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是党的事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搞好的关键性问题。老同志责任重大，最大的责任是从比较年轻的同志中，通过热情帮助，选择一批马克思主义接班人，无论如何不能让“四人帮”夺取党政军最高领导权。
　　1978年在中央领导层中，有的人还在说要准备对付“ 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许多老同志担心，就怕政治局常委出问题，因为叶帅老了，怕将来党内要出事，就怕邓小平再被打下去。实践证明，邓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前提。在粉碎“四人帮”初期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邓也支持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认为他坚决处理了“四人帮”，又年纪轻。但实践证明他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根本改变错误做法，由他来领导及时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所以，邓小平一恢复工作，就和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起，首先推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陈云也在1977年9月他发表了长篇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讲话、报告、著文历来言简意赅的陈云，此时却发表这篇长达万字的文章可谓极不寻常。李先念也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邓等反对“ 两个凡是”， 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赢得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这为以他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准备了思想理论基础。他参与主持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在1978年11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叶剑英指出：“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政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郑重宣布：“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这段历史评价文字不长，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次会议以后，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但他的正确思想和实践已被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接受、拥护。众望所归，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此同时，陈云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成为重要成员，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形成了邓为核心的中央。
三、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建立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在1989年艰难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建立的。对此，邓小平满意地说：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工作做的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这一点，连西方理论和官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认。
　　1.邓小平与陈云等关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考
　　1979年10月，邓小平与陈云等老同志交换意见后，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让中青年领导干部接替在第一线工作的老同志，这对于培养中央领导集体成员，造就党的接班人，圆满实现“党的交班和接班”，是“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的。
　　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这是党中央为实现领导集体年轻化及时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他建议：以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大会代表是否应该有相当数量五十岁以下的人？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否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做不到这两点，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大会。
　　随后，邓小平等老同志带头退出国务院领导机构。他认为，这样做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要求，是对每个老同志党性的一次严峻考验。同时也是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老一辈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他在八十年代会见外宾时，就经常让江泽民、李鹏等年轻领导干部作陪，身体力行，履行“传帮带”的职责。
　　2.中共十二大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的新老交替
　　1982年中共召开十二大时，已经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握全局，以中央书记处在第一线具体负责日常事务的领导格局。十二大选举产生邓小平为主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当然，这是一种过渡，最根本的是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邓小平认为，尽管十二大基本上解决了新老交替问题，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还是年龄偏大。召开十三大尚需五年，而培养党中央领导集体新成员又刻不容缓。所以，他和其他老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建议党中央在十二大和十三大期间召开一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再挑选一批年轻领导干部，充实到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来，加快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步伐，“中心目的是实现年轻化”。
　　邓小平在1985年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前夕再三重申：为什么要开这次党代表会议，主要是选拔一批年轻人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为了后继有人，这是一个战略安排。是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更年轻化一些，这是党代会的“真正目的”。如果只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不开这次党代会也可以。我们要建立第三梯队，以后还要建立第四梯队，第五梯队，从而保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他认为，现在比较年轻的干部，将来也要向更年轻的人交班，若干年后恐怕也要到顾问委员会里去。他希望老同志“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对有才干的人就要积极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提拔。总之，对建立第三梯队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硬着头皮也要解决，如果犹豫，一旦有事，损失就大了。
　　1985年9月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选举很多年轻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从而使党中央领导机构在年轻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一大步。但是，邓小平仍然认为，党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并不是这一次就止步，以后还要继续走下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新老干部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提拔年轻领导干部，要注意在根本问题上提醒他们，帮助他们。实践证明，邓小平这种批评多么重要，多么及时啊！
　　有一次，邓小平会见外国某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对方询问怎样解决自己党内领导层存在的老化的问题时，邓小平干脆地回答，我看要大胆提拔，让年轻人干，对这个问题要解放思想，不敢接受年轻人是胆子太小。对年轻人要鼓励、要帮啊！在他看来，按照“四化”标准建设好党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领导的“ 第三梯队”， 具有“ 战略意义”，是一项“战略决策”，“战略安排”。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同时也非常艰难，很不容易做到。某种程度上讲，甚至比实现农业、工业、科学、国防现代化还要难。尽管如此，还是要努力去做，否则，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就是一句空话。他设想，彻底完成党中央领导机构年轻化需要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召开十三大，使领导机构更年轻化一些，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实现完全年轻化的目标。从而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更具有活力，保证我们的政策的连续性。他满怀希望地说：哪一天中国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科学家、文学家，这个家那个家就好了。
　　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一批年轻的领导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仅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龄就降低了十多岁。本来，邓小平准备在十三大上全退，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根据全党共同意愿，他只好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过，他要求下设第一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对十三大选出的中央领导班子，他也十分注意培养锻炼，其主要方法是对党和国家日常事务过问得更少，有意识地少做工作，以便自己渐渐脱离政治舞台。
　　3.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组成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部分地区发生了动乱继而发展成反革命暴乱。赵紫阳“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这样，他不能再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建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就势在必行。5 月31 日，邓小平和李鹏等人谈话， 6 月16 日，他又和江泽民、李鹏等人谈话，集中讲述自己对组成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想法。之后，他在党内、军内谈话和会见外宾、友人的谈话中，都从不同侧面继续讲述自己对新领导集体的希望和要求。
　　6月23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了中央书记处。这标志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建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观点。经过十多年的深思熟虑，邓小平从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继续贯彻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关系；和总结我党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关系；和吸取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的关系；和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关系等方面，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第一，要有一个好的形象：开阔政治胸襟，坚持改革开放。第二、要有一个年轻的面貌：年富力强，积极进取。第三、要有一个高度的自觉性：亲密团结合作，注意维护核心。第四、要有一个务实的作风：多干实事，取信于民。这些基本条件既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
四、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选举产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利实现与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1.邓小平、陈云：要拔提40岁以下的人
　　事情还得从20年前中共召开十二大前夕说起。日至29日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会后，部分与会人员留下来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7月2日，陈云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客观存在，不无担忧地说：提五十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些，提40岁左右的人，争论、怀疑会很多。提40岁以下的人，怀疑、争论会更多。既然如此，为什么“纪要”还是“特别写提四十岁以下的人这一句？”他自问自答：一是年富力强。二是有意识地培养。经过3年、5年、10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三是40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四是只有40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革”初期青年人当时的想法和表现。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即席讲话。他严肃地说：“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他面向大家问：“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因为“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会后不久，8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211人中，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当时只有39岁。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中委。当他们依次步入大厅时，中央组织部同志一一唱名介绍情况，邓、陈等老同志同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一一握手，仔细端详着，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关于这次会见，新华社在题为《新老交替，继往开来》的报道中兴奋地叙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同志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不久，胡锦涛这位39岁最年轻的中委，就从西部的甘肃被调到首都北京从事团中央领导工作，于年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他从年到地方特别是国家欠发达、各方面条件艰苦的西部地区工作，先后担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连同走出清华大学校门后在甘肃工作，他在西部地区工作近20年，从各方面展示了他的领导才干。1985年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温家宝等一批年轻领导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2. 江泽民：这是一位年轻人，胡锦涛同志，今年49岁
　　高度重视抓紧培养和造就大批跨世纪能够担当重任、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人才，是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反复思考、“想得很多”的重大战略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也只有把“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完成好，做出了党和人民满意的工作业绩，培养了党和人民放心的接班人，我们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89年，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不久就指出：我们“现在这一代干部，特别是50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是跨世纪的一代，正生活和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经受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能否经受住这些考验，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能否准确判断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所以，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继续选举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同时，还选举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进入了中央领导机构。作为后来新世纪之初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担任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是在这一大批年轻有为领导干部中经过选拔，进入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
　　10月19日，江泽民等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中外记者。江泽民笑着对记者们介绍原第十三届中央常委，又介绍新当选的3位常委。他指着胡锦涛说：“这是一位年轻人，胡锦涛同志，今年49岁。”此后，胡锦涛从1992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开始，到中共十五大政治局常委中他位次的移前，直至2002 年担任中央总书记(同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10年。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称赞胡锦涛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论断的由来。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又选举吴邦国等一大批年轻领导干部进入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机构。人们发现，在江泽民亲自主持解决工业方面重大问题，或者在视察各地农村时，在参加国内重要活动和到国外出访活动时，经常能看到年轻领导干部随行其中。胡锦涛相继担任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直接参加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工作。
　　坚持领导干部交流，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江泽民认为，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部门工作，不但不利于他们的进步和提高，而且弊端甚多，一些不正之风也往往由此产生。因此，必须有计划地实行领导干部定期交流制度。越是有发展潜力的干部越要交流，使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得到锻炼提高。随后，有的领导干部从中央部门派往沿海或者内地省份；有的是长期在地方省市区工作，后来调到中央部门工作；有的是由工业省份调到农业省份，再调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省份；有的是北方领导干部调到南方省份工作；有的是南方的领导干部调到北方省份工作；有的是东部发达地区省份的领导干部调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省份工作，后来又上调到中央等等。经过这种定期组织交流，年轻领导干部在不同环境中分别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
　　随着21世纪的临近，江泽民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强调、越来越下大气力来领导这项工作。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重要讲话，强调“不断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始终是我们党的一项战略任务”。重申要“进一步认识到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要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继往开来，就“必须不断培养和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
　　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经历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局风云变幻的历史全过程，对其变化的主要原因也记忆犹新。具体而言，苏联解体外因，主要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但是，苏联解体首先是内部原因造成。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各种错误路线和政策，从而诱发历史上积重难返的很多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最终直接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迅速解体。与此同时，美国等还提出中共“这个执政党，同一个更现代化、更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真正自发地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要对我们“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所有这些，都引起江泽民极大的警觉。
　　我们党和国家能否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坚持不败，关键在于我们党是否实行正确领导，而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是否有一个成熟、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否高瞻远瞩，把握全局，主要在于是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这是江泽民着眼于国际局势，从宏观角度，对建立新世纪初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作的深刻思考。
　　江泽民多次提出：培养选拔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是一项战略任务，必须抓紧做好。他经常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各级”、“一批批”、“一大批”领导干部，寓意是很深刻的。他根据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初国内外形势的新情况，从我们党执政建设实际情况出发，指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要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2001年3月，江泽民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确定有关十六大人事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决定成立专门班子，在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3.胡锦涛：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努力开创新局面
　　胡锦涛认为：我们党是一个拥有数千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
　　中共十六大时，我们党有6000多万党员，有4000多万各类干部，这就为选拔培养党、国家、军队接班人提供了雄厚基础。例如，为了推荐、考察、酝酿、提名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中央先后派出46个考察组，分赴98个中央、国家机关部门，11个中央金融机构，23个国有重要骨干企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考察。中央军委也同时派出5个考察组，分赴全军和武警部队大军区级单位进行考察。考察组按照中央委员会作为治党治国治军政治家集团的要求，着眼于提高素质，优化结构，增强活力，强调体现改革精神，走群众路线，进一步扩大了党内民主。
　　对这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从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上半年，江泽民先后主持召开12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考察汇报，并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10月31日，政治局常委会根据结构要求和工作需要，统筹考虑，综合研究，从遴选对象中提出了十六大“两委”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11月l日，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名单。
　　日，江泽民主持十六大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建议名单。第二天，在他主持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其中，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组成人员分布于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机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省区市和军队，其主体是省部级和大军区级领导骨干。他们全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有些是改革开放以来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平均年龄55.4岁，50岁以下的占1/5以上。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8.6%。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新进入中委的有180人，占一半以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领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1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花团锦簇，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2400多名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汇聚在这里。江泽民同其他原常委与新当选的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亲切会见了出席党的十六大的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江泽民高兴地说：“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局面，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是会更加美好的！”胡锦涛也表示：“我们一定牢记江泽民同志的嘱托，一定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大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他们的讲话，激起全场长时间一阵阵热烈掌声。
　　不久，江泽民就称赞说：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工作是抓得准、有成效的，为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开了一个好头。”国内外舆论也普遍认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整体素质好，结构比较合理，群众基础比较好，知识层次高，年富力强，公道正派，清正廉洁，是一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值得信赖的中央领导机构。
　　邓小平曾经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对于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紧紧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国家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杰出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已经将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五、习近平为总书记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每个国家最高层权力的新老交接，不仅是该国令人瞩目的政治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破解棘手的重大难题。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反复印证着其极端重要性。翻开国际共运史册可以看出，权力交接在很长时期内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甚至到解体也未能破解。然而，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和不断努力，终于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功绩，在国际共运史上落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共十八大和一中全会，选举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决定了以他为主席的新一届中央军委，今年“两会”又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机构，标志党政军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实现。
　　1.胡锦涛主持会议推荐中央政治局委员
　　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闭幕后的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首次介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产生过程，透露了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之前，召开了第一次民主推荐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会议的重要信息。
　　2007年6月，胡锦涛主持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每人发到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票页正面写着‘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的民主推荐票’。打开推荐票，是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的名单，他们都是符合中央确定的可新提名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入选条件的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供与会同志推荐时参考。” 民主推荐会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当然也是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两位60岁以下的常委进入常委会的背景，从而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民主推荐之后，党中央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反复进行酝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在十七大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份名单，决定提请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2012年5月，胡锦涛又一次主持党内高级干部推选十八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预备人选。期间经过几次反复。而“在酝酿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时，一批老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年轻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这是新华社播发《为了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中所强调的问题。
　　的确，从胡锦涛担当总书记到其他同志担任常委的10年中，他们心中牢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同志的嘱咐，没有辜负几千万党员、十多亿人民的信任，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始终坚持不懈地全力以赴，努力想全方位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竭力想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们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楷模！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其中，习近平为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两会”以后又出任国家主席，李克强“两会”以后出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五人分别担任了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胡锦涛等老常委和其他中央委员们一样，认为习近平党性强，能力强，有魄力，有原则，善于团结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人民感情深厚。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他都是一个合格的党的总书记。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习近平还和军队有着不解之缘。早年他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3年，与军队结下了深厚感情；在地方任职时，他先后担任过县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市(地) 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领导等军队职务，熟悉军队情况。他在拥军、爱军，积极帮助军队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他积极参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领导工作。直至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总之，他是一个合格的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所以，他们都支持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
　　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的当天中午，习近平同500 多名中外记者见面，他坦陈肩负着沉沉的担子，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使命概括为三个责任：对民族、对人民、对党。这一郑重承诺表明，习近平将担当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信念与追求。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习近平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央，接过了历史接力棒。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导人，他也站到了世界舞台的前沿。全中国、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习近平：如何领导拥有82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更好为人民服务？如何带领13亿中国人民为实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大目标而奋斗？如何引领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2.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常委会的七位常委
　　――作为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1953年6月出生于陕西富平，1969年1月还没有满16岁就来到农村参加工作，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为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知青、党支部书记。年，他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年，先后担任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现役)。从年，他先后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书记，县武装部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从1985年开始，习近平来到东部地区省份工作长达18年，先后担任福建省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年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由此可见，他在福建的市地省逐级职务的工作经历使他对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深刻的了解。
　　从2002年开始，他来到经济发达的浙江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浙江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从2007 年开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从2007年开始，他奉调来到北京到中央工作。相继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从2010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从2012年起，习近平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陕西到北京，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从西部贫困地区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从东部欠发达地方到沿海发达地区， 习近平从政经历遍及村、县、市(地)、省(直辖市) 和中央党政军主要岗位，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经验。为了实现国强民富的梦想，他在长期政治生涯中深入思考、反复实践，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一系列论述和主张。
　　――李克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习近平之后。2013年，在他57岁时接任了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总理。他1955年出生于安徽，在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当过知青，担任过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1978年春天，进入北京大学77 级政法专业学习。他后来回忆当年那场考试时说，那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据同学回忆：他，身高1米76，话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他的英语水平很快提升，大三以后即可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他常年坚持阅读英文原著，密切跟踪国际上最新的经济科技动态。是少数能在公开场合用英语发言和交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
　　日，共青团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共十二大已经将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写入新党章。不久，李克强正式调入团中央，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1983年末，他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30岁时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攻读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完成的。尽管是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但是，知青的经历使他深感农村经济凋敝，国家现代化肯定无法实现。他对于改革开放重要意义认识得相当深刻。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转型他开始悉心钻研。
　　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理论，这篇论文特别提到了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认为如果中国走上述道路，后果将更加严重。会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城市病”的特征更加显著。论文中提出，应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从农业部门到农村工业部门再到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路线，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而其中核心是农村居民的现代化，要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此文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李克强又对青旅发展提出新构想：以旅游业为龙头，以实业开发、房地产经营、贸易、投资为肢干，形成一个综合体，变堆积式发展为滚动式发展。
　　李克强曾不只一次说：“作为团干部，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最后才是当领导。”在1993年5月的团十三大上，李克强接掌团中央一把手。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他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跨世纪一代青年的光荣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实践。”由团中央书记处直接组织的“新时期我国青年工作的现状与发展战略调研”启动，李克强要求：调研不能就团论团，要跳出团的圈子，放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要带框框，不是去找论据，一切结论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当他告别15年的团中央工作生涯后，开始展开他从政之路的又一个15年。
　　2000年下半年，李克强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主导了河南省的“十五”规划编制工作，从而梳理、确立了河南面向未来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2002 年末升任河南省委书记之后，又提出“中原崛起”，夹在东南沿海和西部大开发之间的河南开始尝试走出“洼地”。2004年底李克强转任辽宁省委书记，上任时间不长，就跑遍了全省12个地级市和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他曾经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全省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2012年4月，李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一落座就跟左右外国政要顺畅地交流。开幕主旨演讲流露“自信风度”，演讲开头，他脱稿说，身在博鳌就能“博览天下”。2012年12月召开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座谈会上，他要求参会的中央部委和地方负责人认真研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他说：“一些领域的盈利亏损，可以让民营企业来投资、承担。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观，把握经济总量。”半个月后的长江流域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他又提出：“政府的行政力量很难替代市场，我们倒不如专心考虑如何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他的这句话被媒体多次援引，而这也被视作他对自己和同僚的有力提醒。当青年李克强成长为总理时，改革开放也正待增添新的含意，期待新的制度突破。“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解放思想重在实际行动。”李克强这样说。
　　――第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也当过知青，不过他和在西北陕西的习近平、安徽的李克强地点不同，他是在东北的吉林省少数民族自治州。张德江1946年11月生于辽宁省台安县。1968年从吉林省长春市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罗子沟公社插队，由于表现出色，他成为当时100多名下乡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1972年到1975年，张德江在延边大学学习，后任延边大学朝鲜语系党总支副书记，1978年到1980年，他在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留学。知青经历磨练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也让他对农村和学校基层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1983年，37岁的张德江告别延边大学副校长的职务步入地方工作政坛，担任吉林省延吉市委副书记，后升任延边州委副书记。1986年，他上调北京，任民政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在基层锻炼多年，张德江深知民间疾苦。任职民政部副部长期间，他经常深入各地扶贫救灾，为基层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他说，民政工作是社会管理调节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做好了，就能为改革开放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我们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都是群众中的一员，心里要时刻装着老百姓。”这是20 多年前，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张德江在全国两会上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的一番话。
　　从1995年开始的13年间，张德江历任吉林、浙江、广东省委书记。在张德江主政农业大省吉林时，吉林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全省粮食人均占有量、调出量、出口量和商品率一直高居全国首位。1996年11月，有几位农民给他写信，讲述担心议价粮没有保护价等忧虑。看了信后，他冒雪来到全国粮食状元县农安县访问农户，现场承诺“绝不允许出现粮食丰收、农民减收的情况。保护价政策要继续坚持”。
　　张德江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他说：“无数实践证明，哪里的民营经济活跃，哪里的经济就发达，哪里的人民群众就富裕。”在他曾主政过的浙江和广东，非公经济比重均超过七成。“一有土壤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是民营经济的生存法则。只要我们给民营经济创造适宜的土壤、阳光，民营经济就会获得旺盛的生命力。”
　　吉、浙、粤所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张德江主政后，三省各方面都取得突出成绩。以他担任广东省委书记5年为例，广东不仅GDP从1.35万亿元增长到3.1万亿元，经济增长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也进一步提高，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12年3月张德江到重庆主政后，他很快就进入新角色，明确提出“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总任务，开拓进取，重庆很快形成了良好局面。他到任不久，就专门召开发展民营经济大会，提出“到2015年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达到65%”的发展目标。张德江数次邀请不同领域的民企代表召开座谈会，讨论政府如何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参会的多位代表称，政府如此低姿态问政民企，已是多年未见。
　　在11月15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66岁的张德江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0日，张德江卸任重庆市委书记。在临危受命主政重庆期间，他不负重托，稳定了大局，理清了发展思路，推动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他在当天的重庆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表示，8个月来，他与重庆广大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说：“重庆在我心中，我祝福重庆！”
　　2011年2月中旬后，为确保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中共中央、国务院运筹帷幄，前后方、各部门通力合作，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外交为民”的崇高理念。他分管工业、交通、社保等重要领域，同时任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2010年3月，山西省王家岭煤矿发生严重透水事故。他连夜赶赴现场指挥，成功救出115名被困矿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张德江代表中央及时赶到现场，指挥救援，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他明确指示残骸不能埋，要做好现场保护和事故车辆的妥善保存，为事故调查分析提供条件。现在，他担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
　　――第四位也是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长的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是浙江绍兴人，1945年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做过16年的技术工作，并先后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负责人，烟台市长及青岛市长、市委书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烟台市市长，俞正声在中国率先写下的房改第一笔，成为一项有标志性的改革突破。在青岛工作期间，他也因此得到了“品牌市长”的美誉。后担任建设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2007年起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自2002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67岁的俞正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多做实事，多解决问题，不求波澜壮阔，但求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是俞正声的从政信条。
　　11月20日，上海召开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俞正声正式卸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主政上海的五年，正值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进入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扮演中国经济增长火车头角色的上海经济面临新的挑战。持续时间长达半年的上海世博会，吸引了7300多万人次参观，最高峰日突破103万人次，屡创纪录的上海世博会，最终兑现了“成功、精彩、难忘”的承诺。
　　在建设部部长任内，他把建设部的第一中心工作定为“抓质量”，他曾语重心长地说“再不把质量问题放在第一的位置上来研究，采取坚决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会有负于人民的”。在湖北，俞正声大力发展武汉城市圈、壮大县域经济，这“两大抓手”成为湖北发展的重要战略。
　　俞正声讲话往往不用稿子，调研不喜欢听汇报，而是自己直接提问。朴实的用语也是他的讲话风格。轻车简从的调研考察也是俞正声的一种工作方式。“他经常不按既定路线走。”有一次，俞正声到黄浦区调研，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高楼大厦的背后，走进棚户区，走进挂满塑料袋接雨的居民家中。回来后，实现400万平米二级以下旧里改造工程进一步加快。
　　听实实在在的声音，做实实在在的事，在市民眼中，俞正声随和没架子，座车不设特殊号牌，外出时要求警车在后尾随不扰民，走在路上和环卫女工、游客随意攀谈，很多老百姓喜欢叫他“老俞”。他的父母亲都曾担任新中国省部级领导。在谈及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时，俞正声说：“他们就是希望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有特权，不要谋求特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最广泛地凝聚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会见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这样致贺词。
　　――“我们党开了一个好的会，有了好的纲领，定了好的目标，重要的是以好的作风、好的学风、好的文风，使大会精神入耳入脑、深入人心，变成精神力量、变成实际行动，真正落到实处。”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所说的话。65岁的刘云山祖籍是在山西忻州，出生在古称敕勒川的内蒙古自治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在农村学校做过教师，在农村参加劳动锻炼。1975年至1982年，刘云山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了7年“农牧口”记者。7年间，他走遍内蒙古农牧区，走近农牧民，采写了大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报道。他31年前采写的《夜宿车马店》，至今仍被中国新闻界视为范文，被作为名篇收入新闻院校教材。1982年刘云山离开记者岗位，开始调任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在1985年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年仅38岁的刘云山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赤峰市委书记，区党委副书记等职。1993年，出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2002年出任中宣部部长。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央部门履职多年，刘云山要求记者“把新闻写在大地上，写在人民心坎上”。刘云山认为，只有切实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走转改”活动中，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不仅在国内备受赞誉，也受到海外同行的好评。德国编导说，片子让他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尊重”。有德国观众写信说，节目让他们“了解到中国官员关心民众的一面”。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透明度决定公信度”国内外新闻界公认，过去十年中国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方面进步最大。舆论监督也在透明的传媒生态中得到加强。刘云山一直提倡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为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创造条件，同时强调媒体的监督应当是客观真实基础上的科学监督、依法监督、建设性监督。全球传播事业近年来的最大改变，当推互联网的兴起。对于这个革命性的媒体业态，刘云山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反复强调文化建设要面向基层、服务大众，努力降低文化消费门槛。让许多偏远地区的群众都享受到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
　　――王岐山是从当年一名农村插队知青，到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等职务的。11月30日，他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就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计“高参”。他说，“反腐败斗争要让人民群众感到越来越有力度，越来越实在，要‘润物细无声’，不搞‘三把火’”。“要有深邃的思考和植根于我们土地的调查研究，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在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上，王岐山说，“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绝不能‘透支’党的信任和信用”。
　　从防范化解广东金融风险、2003年抗击北京“非典”、筹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筹办2010 年上海世博会，王岐山在多个领域、地区、行业、岗位上磨砺成长，在不断学习、思考、实践、感悟中尽责奉献。
　　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主任，王岐山扎实工作，付出了辛劳和智慧。上海世博会胜利闭幕，以“成功、精彩、难忘”载入史册。闭幕式上，王岐山动情地说，“在184天里，190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以及中外企业踊跃参展，200多万志愿者无私奉献，7308万参观者流连忘返，网上世博永不落幕，这一切共同铸就了上海世博会的辉煌！”
　　当年，他作为知青在延安插队，与当地农民结下深厚的友谊。此后，虽然历经多个工作岗位，他始终心系农村、农业和广大农民。上世纪80 年代初，他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担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首任主任，参与农村改革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并争取到3亿美元的世界银行长期优惠贷款，为探索中国农村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在担任海南省委书记时，他把生态环境保护视为海南发展建设的生命线。他经常要求广大干部：“要想明白，说明白，做明白。”在建设银行行长任上，王岐山提出：“特色就是魅力，要一心一意办银行。”新世纪初，他作为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积极参与国家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设计和制定。2008年，王岐山首次率团赴美主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说：在我访美的第一站圣路易斯市，矗立着一座巨型拱门，“有框无门”，是当时美国开发西部的起始点，美国应该像这座拱门一样，永远开放。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经自述：“我本身就是个苦孩子，我的责任是恪尽职守做好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全心全意服务。”1946年11月，张高丽出生在“东海边上的小村庄”福建晋江东石潘径村。他的祖辈都是当地贫苦的农民。他的亲兄长现在还在农村，还是农民。张高丽不满3 岁时父亲就过世了，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和农民一起上山种田下海捕鱼，虽然家境十分贫寒，但张高丽凭着勤学苦读，考入了晋江侨声中学，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1970年8月，大学毕业后遭遇“文革”，他被分配到中央大企业石油部茂名石油公司后勤部总仓库当起重搬运工。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扛水泥，每包50公斤。“文革”结束后，张高丽从公司团委副书记一直升到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炼油厂党委书记。1984年，张高丽以中国石化总公司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经理身份兼任茂名市委副书记，又升任广东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他生在福建，先后任职广东、深圳、山东和天津，都是国家东部沿海地区。
　　1988年，张高丽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之后担任常务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并在10年后兼任深圳市委书记。主政深圳的四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和香港回归祖国的最初四年，他提出让深圳“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目标，努力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被之后的历届政府所传承。
　　2001年底，张高丽北上山东，先后出任省长、省委书记。主政山东期间，张高丽致力于发展外经外贸、高新技术、民营经济“三个亮点”，积极实施东部突破烟台、中部突破济南、西部突破菏泽的“三个突破”和建设半岛城市群的战略，为山东经济谋划了战略布局。很多人还记得他当选山东省长时，曾在人大代表面前承诺：“一定要保持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当一把雨伞，为老百姓遮风挡雨；当一头黄牛，为老百姓耕地种田；当一块石头，为老百姓铺路搭桥。”
　　11月21日，张高丽卸任天津市委书记，他表示，“今后如果有人打着我的亲属、朋友或身边工作人员的旗号来办事，无论是真是假，还是三句话：一不要接待，二不要给情面，三决不允许给办事。”张高丽因为长期在沿海发达省份和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工作、具有管理大城市的丰富经验而备受各界期待。
　　2007年3月，主政天津五年多，张高丽始终坚持“标准要高，要求要严，工作要实，调子要低，效果要好，多办实事，少说多干”的原则，努力促进各项工作站在高起点，抢占制高点，达到高水平。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双趋缓”的背景下，2007年至2011年天津实现连续五年GDP年均增长16.5%，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8.4%，人均GDP去年达到1.3万多美元，跃居全国第一。
　　3.习近平的首次国内视察和国际出访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鲜明宣示了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他在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是新任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始终强调的重大问题。日，习近平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第一站选择了深圳。习近平此次在广东考察走的路线，20年前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走过。有的媒体评论：这是一位带来执政清新风气、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领导人。考察期间，他轻车简从，与群众直接接触、亲切交流。8日，他来到深圳莲花山，在众多游客注视下，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随后，习近平走到人群中，与群众握手，向大家挥手致意。他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1月17日，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他大力倡导把调查研究“贯彻于决策全过程”，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抓住不放，主动调研。“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群众在干部的心里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
　　他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
　　3月22日至30日，习近平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和刚果(布)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了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习近平出访的第一站是中国最大邻国俄罗斯。他将俄罗斯作为就任后首访国，既是这些年来两国形成的惯例，也说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强化了战略互信和相互支持”。俄罗斯国防部及联邦武装力量作战指挥中心首度打开大门，迎接外国国家元首到访。访俄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就加强中俄全方位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并签订了32项合作文件。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宫力认为，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具有战略意义”。非洲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依靠力量。习近平的非洲之行加深了与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加固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他说：中非合作要从以前以经济、资源为主要导向，转为包括社会、文化交往在内的全方位合作。在非期间，习近平提出中国将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才，加强对非洲技术转让和经验共享，重视中非人文交流。
　　中国援助非洲的项目“越来越偏重于民生”。中国正力求拉动非洲当地就业、改善当地民生状况、帮助非洲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而此次习近平主席出访非洲，对这一指责做出了最好回应。在坦桑尼亚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回顾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创中非友好的局面，并将中国和非洲比作“命运共同体”，宣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努力实现各自的“中国梦”和“非洲梦”。
　　习近平首次出访的重要行程之一是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此次会晤取得了包括推动金砖国家务实合作、推动构建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的伙伴关系等一系列成果。习近平参加的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在此次会晤中实现了对接。”2012年3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时，这还仅仅是个概念。从概念的提出到取得实质进展，前后只用了一年，这是金砖国家深化合作的表现之一。“这些取得的成果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表现，以及外界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信任都是有关系的。”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宋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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