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领导人毛泽东和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都是十分厉害的.两党的较量实际上也是他们之间的较量.请问:他们都喜欢看的都有哪些书?
当年***领导人毛泽东和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都是十分厉害的.两党的较量实际上也是他们之间的较量.请问:他们都喜欢看的都有哪些书?
　　在近代中国，蒋介石是个独裁专制者，对于他的这种独裁思想，鲜有人从其读书的角度去认识。　　在儒家典籍中，蒋介石特别看重《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不过儒家的治国之道到了蒋介石那里，就被改造了，儒家的“仁政”，被改造成现代专制。而且，他服膺法家，可能甚于儒家。　　蒋介石“手自选定”的书目中，军事书籍以及跟军事直接有关的书籍占了三分之一。他最推崇的兵书是《孙子》，另外还有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的书。他在《精神讲话》(日)中说：“我们中国很多宝贵的古书，都是治兵的重要书籍……尤其以孙子十三篇为中国治军最要紧的法则。”蒋阅读的书籍中，军事类书籍占了相当大部分，这跟他重视军事实力、迷信军事实力有关。他不但信奉“马上打天下”，而且信奉“马上治天下”。在《论今日党政军与社会组织之惟一要素》(日)中，提出“三化”，即“军队党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三化”之说，可能是蒋的独创，是其独裁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近代中国，蒋介石是个独裁专制者，对于他的这种独裁思想，鲜有人从其读书的角度去认识。近读《胡适全集》时，发现胡适曾送书给蒋介石，书名叫《淮南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蒋介石在汉口寓所请胡适晚餐。这是胡适与蒋的第一次晤面。次日，胡适又去蒋宅晚餐，同席者有陈布雷、陈立夫、顾孟馀等人。因无单独与蒋谈话机会，胡适送了一册《淮南子》给他。
胡适送的这本书，蒋介石似未必有兴趣。胡适事先没有向蒋身边的人，如陈布雷等，打听蒋平常喜欢读些什么书，也没翻翻蒋的著作，从中研究蒋阅读的范围和重点，故所送之书不一定对蒋的胃口。蒋介石平生有阅读的习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囚禁中的蒋介石，待惊魄稍定，除了诵读《圣经》外，还“阅墨子自遣”。张学良深知蒋的阅读习惯，曾批评他读书范围太窄，思想太旧，“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蒋介石对“韩非子墨子一类书”的确情有独钟。
在儒家典籍中，蒋介石特别看重《四书》中的《大学》、《中庸》。不过儒家的治国之道到了蒋介石那里，就被改造了，儒家的“仁政”，被改造成现代专制。而且，他服膺法家，可能甚于儒家。
蒋介石“亲自选定”的书目中，军事书籍以及跟军事直接有关的书籍占了三分之一。他最推崇的兵书是《孙子》，另外还有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的书。他在《精神讲话》(日)中说：“我们中国很多宝贵的古书，都是治兵的重要书籍……尤其以孙子十三篇为中国治军最要紧的法则。”蒋阅读的书籍中，军事类书籍占了相当大部分，这跟他重视军事实力、迷信军事实力有关。他不但信奉“马上打天下”，而且信奉“马上治天下”。在《论今日党政军与社会组织之惟一要素》(日)中，提出“三化”，即“军队党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三化”之说，可能是蒋的独创，是其独裁思想的具体体现。
显然《淮南子》不在蒋介石的阅读范围之内。
《淮南子》是部杂家著作，其实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家思想。其主导思想是老子的无为思想。胡适自然知道《淮南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他赠书蒋介石，正是看中了此书宣扬“无为主义”。日，胡适在给罗隆基的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写道，据他的观察，蒋介石管的太多，“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前在汉口初见蒋介石，“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又说：“去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胡适还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谈到，蒋介石出游常州、无锡，拿办三县县长，都是违反法制之举。他认为，像这样的事情，应由监察机关去办。醉心于现代专制的蒋介石，当然不能理解胡适赠书的苦心。
没人能统计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包括他的图书报刊秘书逄先知。毛泽东的阅读范围，从历史、哲学到自然科学、军事，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他读书的方法“刁钻”甚至充满颠覆性。他把《水浒》当政治书看，把《红楼》当历史书看。
　　毛泽东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包括政治局会议上，讲秦皇汉武，评说史家著作得失。他给小说人物贴标签，贾宝玉是“大革命家”，刘姥姥是“农民阶级”。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读书的方法无非两条，第一条要学会用联系的方法看书中的人物、事件；第二条要学会当评论员。”毛泽东读书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书上勾画，写批注。
　　长达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书之一。他不满这浩繁巨著，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鲜提“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
　　《资治通鉴》也是毛泽东的床头书之一，他读了17遍，得出“秀才说得多，做得少，以及谁也看不起谁的通病”。
　　毛泽东一辈子至少读了近十万册书，连用吴方言写的鬼书《何典》都看，却也被后人评论“重中国书，轻西方书”。毛泽东所看的西方书，自然以马恩著作为主，他外出所带的西洋史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毛泽东读书最没有禁区。”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沈昌文回忆说，毛泽东经常批条子，让下面的人帮他找书。毛泽东指定要读大字体的线装书——他的眼神越来越差了。
　　沈昌文记得，毛泽东要过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要发动干部学习），更多是各种古籍。
　　1976年，毛泽东病危。他的图书室管理员徐中远撰文回忆说，从9月7日到8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仍坚持看文件、看书。他最后阅读的一部书是《容斋随笔》。
毛泽东喜欢读的书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他都读过一些。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作为一位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的个人藏书是相当丰富的。据长期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逄先知回忆，一九六六年夏，毛泽东的藏书已达几万册。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他需要的个人藏书室。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换取来的!它是毛泽东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升华和结晶，也是毛泽东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结出的硕果。 毛泽东所读过的书籍浩瀚如星海，要涉及毛泽东读书的各个方面，不是区区一篇短文所能及的。这里着重谈谈毛泽东读马列著作和中国文史书的情况。 毛泽东从1920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章，他读了很多，有的不知读过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毛泽东熟读成诵；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在列宁的著作中，《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等著作，又是毛泽东读得最多的（当然不仅是这些）。根据在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理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常读《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在这两本书上写了很多批语，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当年经毛泽东阅读、圈划并作批语的马列著作，现保存在毛泽东故居的还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保存下来的虽然不多，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如何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某些思考。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经典著作。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个小册子，毛泽东读了许多遍，据逄先知回忆，他看到的经毛泽东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 作为一位长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在身体力行地刻苦研读马列著作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广大干部，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在延安整风时期，为了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亲自规定高极干部要学习《“左派”幼稚病》和其他几本马列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又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可概括为“古籍新解，古为今用”。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俾官小说，几乎是无所不读。为了开启疯僧那种对中国古籍只知道《三字经》的人之心智，这里稍微列举一下毛泽东读过的古书（当然很不全面）：《四部备要》、《二十四史》、《智囊》、《笑林广记》、《资治通鉴》、《容斋随笔》、《笔记小说大观》、、、、、、毛泽东从阅读的大量古籍中，批判地吸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古籍新解）；二是吸取古书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服务（古为今用）。 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都是很有兴致阅读并加以肯定的。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带着感情写下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对蒲松龄的《小谢》也写过类似评语：“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写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评语。如对《智囊》中记载唐太宗用兵之道的评语：“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其他还有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胡柳岥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侍机灭敌”，等等。在读中国古书中，毛泽东对凡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改革的“二王”、“八司马”明朝那位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李卓吾、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定庵、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毛泽东都很爱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据逄先知回忆，康有为的《新伪学考证》和《孔子改制考》，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他是经常要看的。 通过长期的学习，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思想，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这无罪，闻者足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人唯贤”、“百家争鸣”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原则，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对于毛泽东通过博览群书积累的渊博学问和丰富知识，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 通过对毛泽东读书生活的粗浅了解，回过头来再看看疯疯颠颠僧的言论——“不知数学有没有去中南海参观过毛泽东的住处？那满屋半床堆的是马列的书呢还是堆满了中国古代帝皇的书籍？”、“数学说中国古代皇帝没有著作理论，那毛主席看的是什么古籍呢？不可能是三字经吧”、“我一个小百姓家的马、恩、列的书，比他的多。”是不是无知、狂妄而阴森？是不是叫人笑掉大牙？毛泽东读不读马列的书？古书是不是只有《三字经》？“中国古代帝王的理论著作”又在哪里？疯僧的马、恩、列的书是不是比毛泽东多？够了，相信各位会有自己一个正确的判断。轻松一刻，就让我们在此和疯僧这个家伙告别吧。 附记： 这里有一个书目，是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是从逄先知的笔记本里照录下来的，网友可以从中见毛泽东博览群书之一斑。 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推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份）》。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从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盘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四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熹：《楚词集注》、《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籑》、《六朝文 》。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平、锅炉等）。 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字帖和字画。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回答者： intermilanwang
的感言：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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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回答 (4)
毛泽东看过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 老蒋嘛 我还真不知道啊
毛喜欢刘邦、刘备等，爱读三国；蒋公以曾国藩为榜样，卧榻之处有文正的冰鉴、治军要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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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查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日，以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经过，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所属学科历史发生时间日主要人物
1926年，窃取了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央宣传部长，逝世后，他即积极推动开展一个“自异于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赤运动”。1925年5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萨坡赛路慈安里设立了一个“戴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著作，先后炮制了《孙文主义的哲学之基础》和《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宣扬所谓的“孔孙道统”，妄图用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阉割其革命内容。戴季陶主义一出笼，立即成为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动活动的理论“旗帜”。蒋到南昌后，立即电邀他北上，共同策划清党反共事宜。　　随同戴季陶一起前来的还有吴铁城。他曾任广州公安局局长，也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右派。据吴铁城自己回忆，早在之前，他就建议蒋介石制裁共产党，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现有特别户籍的登记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产党员十数人，而后，用一艘轮船将彼等运往中山县附近一小岛，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暂行予以拘禁”。蒋表示“考虑再说”。中山舰事件后，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假意将他撤职。为了实行反共，蒋介石特邀他来南昌，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联络。　　蒋介石招来的另一个，是在天津隐居的，黄郛因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去了北京，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蒋介石进驻南昌后，两次去信邀他南下，后又派张群亲去天津相请，年底，黄郛来到了南昌。　　12月31日，被蒋介石称为“良师”的和等人，随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到南昌。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后，出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因他是个跛子，把主席的位子让给了蒋介石，北伐期间由他代理。他利用职权，伙同组织部长陈果夫，强行解散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广州市党部，并向各地安插亲信，进行窃权活动。同时对广东的工农运动大肆镇压，残杀农会干部，派流氓烧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这些人糜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包下了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和。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　　当时，有人指责蒋介石“疏俄亲日”。对此，蒋介石一面表示:“联俄政策，为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联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联，决不改向日之关系。”一面却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那能放弃联俄政策。……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又说:“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自己讲:“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的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北伐开始后，进军十分顺利，蒋介石却哀叹说:“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做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庐山密谋之后，蒋介石就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了，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息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　　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了日本海相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了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理解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不久，蒋介石又接见了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蒋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蒋介石还接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　　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了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了秘密会谈，王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　　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了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　　蒋介石还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了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了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了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密谈，双方达成了交易，蒋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要蒋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了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任会长。　　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50万元，帮他解决了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了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了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1]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当黄金荣得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就是他的徒弟蒋志清时，颇为得意。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第一军副军长)、(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人了黄公馆，先与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然后，杨、陈两人又到杜公馆再次密谈。杨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与当地闻人、、、、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在“三大亨”里，杜月笙最为坚决地支持蒋介石，他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才有政治地位。于是，上海决定投靠国民党。在历史的抉择面前，最活跃的要数杜月笙，其反共的积极性要高于黄金荣。于是帮会首先拒绝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其次监视中共和纠察队;再次恢复“中华共进会”，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 “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不久，他们就带领一批“中华共进会”匪徒扑向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找到了借口。[1]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杨虎、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反共。3月28日，在国民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吴稚晖、、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1]
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2]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3]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4]罢工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
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
（3）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
（4）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2]
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5]。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共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Roy)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8月1日共产党以“”进行全面摊牌。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了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了成功的时间。蒋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了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6]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6]
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6]
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则事业顺利发展。结束后一度持此功谋求上海市长一职未遂。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失败退往台湾之际，杜月笙担心自己当年参与四·一二事件的经历令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便逃到香港。[6]国共反目：“包办婚姻”的必然结局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两党合作是一场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也是共产国际“包办”的结果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很显然，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1）：国民党拒绝被中共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2）：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
矛盾（3）：中共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矛盾（4）：中共在国民党内秘密行动，令国民党人非常不安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5）：两党在革命路径上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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