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女性—海伦·凯勒－人物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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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女性——海伦·凯勒
来源： 文章作者：辛树林 发布时间：3-18
以下所要讲的是一个平凡人的极不平凡的故事。她从很小的时候就集聋、哑、盲于一身，但她却奇迹般地学会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她的著作被译成50余种文字，风靡了五大洲的各个角落；她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却受到全世界亿万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她不但给聋哑盲人以鼓舞，而且给正常人以力量。她，就是享誉全球的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
海伦·凯勒1880年诞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特斯开姆比亚。生下来19个月后，海伦突然发起了高烧。高烧退后，妈妈给她洗澡时惊讶地发现，她的小眼睛一眨也不眨。眼科医生的检查表明小海伦双目失明。紧接着妈妈又发现海伦失去了听力。3岁时，海伦连话都不会说了。
海伦长得很快，身体也很结实。但由于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脾气很古怪，动辄大发雷霆。她经常扑倒在地上，发出阵阵尖叫；起床后拒不洗脸；吃饭时调皮捣蛋。关于这般经历，海伦后来写道：“那时，我仿佛感到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着。于是，拼命想挣脱这种束缚。”但是海伦并不像大多数聋哑盲童那样落落寡合，她身上似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大概就是她日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1887年，经人介绍，一个受过教育的爱尔兰姑娘安妮·莎莉雯做了海伦的家庭教师。从那以后整整半个世纪，安妮一直是海伦朝夕相守的良师益友。
安妮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爸爸是个酒鬼，每逢酒醉经常对她拳脚相加。1880年安妮因患沙眼双目失明，被送进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经过两次手术，双眼恢复了视力。但她毕生却受到眼病的折磨，晚年再一次双目失明。
安妮一到亚拉巴马，就被海伦吸引住了。她刚下车，海伦就向她扑来，用手摸着她的衣服和脸。安妮拿出了珀金斯盲人学校的小朋友送的洋娃娃。海伦立刻爱不释手地玩了起来。趁此机会，安妮在她手上写下“d-o-l-l”（洋娃娃）几个字母，海伦的注意力马上被这一陌生的举动吸引住，模仿起来。这是海伦第一次学习写字。
为了便于教育，安妮把海伦从双亲身旁领到附近的一所农庄。她发现海伦已经能够用许多方法表达自己的意图。想要冰棍，她就摇动一个想象中的致冷器的摇柄；想要面包加奶油，她就做出切面包和涂奶油的动作。她还假装戴上眼镜模仿她爸爸的样子。安妮又用手语教给了她一些新字：针、帽子、杯子和坐、站、走等动词。
两个星期后，安妮带着海伦到水房去汲水，当清凉的水流过海伦的手时，她在海伦的手上拼下了“w-a-t-e-r”（水）这一单词。海伦后来回忆说：“不知怎地，语言的迷突然被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物质。这个活的字唤醒了我的灵魂，给我以光明、希望、快乐。”
一个星期过后，海伦已经认识了400多个单词和许多短语。花丛旁、大树下成了她们的教室；蜜蜂、蝴蝶、小鸟、鲜花成了她们的教具。安妮用泥土给海伦做了个地图，用线绳、树枝做成赤道、子午线、南北两极。她还用串起的珠子教海伦数数，用幼儿园小朋友使的棍棍教加、减法。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海伦进步很快，可以一字不误地写信了。海伦写的字是方形的艺术字，一笔一划非常清楚。
海伦8岁时，安妮·莎莉雯把她带到了珀金斯盲人学校。一个新的世界向她打开了。她可以看许多盲文书籍，可以用手语和其它儿童交谈。她学习的课程有算术、地理、动物、植物和语文。学校的学习和家里不拘形式的学习完全不同，但海伦对每门课都非常认真，作业做不完，决不罢休。这种不知疲倦、勤勤恳恳的作风一直坚持到她的晚年。
1890年春天，海伦听说一个挪威聋哑盲姑娘学会了说话，胸中燃起了希望。她在安妮的手上写道：“我要说话。”
安妮领着她去找波士顿霍勒斯·曼聋哑学校的校长萨拉·富勒小姐。富勒小姐立即开始教海伦说话。她把海伦的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让海伦感觉她舌头、牙齿的位置和下颌的运动。
然后富勒小姐把舌头顶住下牙床，做好发“Ｉ”音的准备。接着把海伦的食指放在她牙齿旁，另一个指头放在咽喉处，再反复地发“Ｉ”音。富勒刚一停止，海伦就用手把自己的牙齿和舌位摆正，发出的音几乎和富勒的一模一样。
接着她们又开始练习“a”、“o”两个元音。这两个音海伦发得很清楚。学完“a”、“o”后，又开始学“ＰａＰａ”和“ＭａＭａ”，富勒一边念，一边在海伦的手上划出两个音节间的相对长度。模仿几遍后，海伦就可以正确地发这两个字的音了。
海伦跟着富勒小姐上了11节课，但这只是长期奋斗的开端。为了改进发音，她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苦练着。安妮说话时，她用手指去感觉安妮喉咙的振动，舌头和嘴唇的运动。
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怪里怪气，语调平平的，不分轻重音。每当需要加强语气时，就用攥成拳头的右手在左手手心上一击。尽管如此，她的声音代表了她为之奋斗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她对语言的掌握被称为“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以后不久，海伦通过用手摸别人的嘴唇的方法解决了“听”的问题。她把食指放在说话人的嘴唇上，中指放在鼻子上，大拇指放在喉咙上，就可以清楚地“听”到对方的声音。
通过这种办法，她“听”到了马克·吐温妙趣横生的笑话和著名歌唱家恩赖克、卡鲁索的歌喉。更有趣的是：把手轻轻放在小提琴上，她竟能“听”到小提琴的演奏！
几年后，海伦听说的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接着她进了吉尔曼女子中学。上课时安妮总是坐在海伦身旁，把老师讲的内容写在她的手上。1900年，海伦考进了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高等学府的聋哑盲人。
但是大学生活使海伦感到有些失望。她觉得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上课时无法记笔记，因为她的手在忙着“听讲”。回到宿舍后再匆匆地把脑子里记下的东西写下来。她们从德国等地搞了一些盲文书籍，海伦贪婪地读着，直到手上磨起了血泡。
海伦毕业于1904年，在英语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刚一毕业，欧美各主要报刊的约稿信就像雪片般涌来。是年，海伦应邀至圣路易斯博览会，呼吁全世界关心聋盲人的教育问题。
1914年海伦和安妮开始了第一次演讲旅行，同行的有她的秘书兼管家波莉·汤姆森，一个活泼能干的苏格兰姑娘。
20世纪30年代海伦不断访问欧洲和亚洲各国。她非常关心聋哑盲人的状况，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募捐。为此，许多国家授与海伦荣誉学位和奖章。
与此同时，安妮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几乎双目失明，再也不能陪伴精力充沛的海伦了。她逝世于1930年。同年，美国政府授与海伦·凯勒和安妮·莎莉雯“罗斯福勋章”。
1950年，海伦和汤姆森小姐住在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附近。每天吃早饭时，汤姆森小姐都把当天的要闻念给她“听”。如果天气好，就在花园里干点活。剩下的时间几乎都在书房里的打字机前度过。
海伦·凯勒逝世于1968年6月，终年87岁。海伦凯勒的人物分析_百度知道
海伦凯勒的人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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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 幼时患病，两耳失聪，双目失明。七岁时，安妮·沙利文担任她的家庭教师，从此成了她的良师益友，相处达50年。在沙利文帮助之下，进入大学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大学期间，写了《我生命的故事》，讲述她如何战胜病残，给成千上万的残疾人和正常人带来鼓舞。这本书被译成5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以后又写了许多文字和几部自传性小说，表明黑暗与寂静并不存在。后来凯勒成了卓越的社会改革家，到美国各地，到欧洲、亚洲发表演说，为盲人、聋哑人筹集资金。二战期间，又访问多所医院，慰问失明士兵，她的精神受人们崇敬。1964年被授于美国公民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次年又被推选为世界十名杰出妇女之一。 海伦、凯勒生平： 出生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塔斯喀姆比亚。 1882年1月因患猩红热致盲致聋。 1887年3月安妮·沙利文成为凯勒的老师。 1899年6月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 撰写出版《我的一生》（有的译作《我生活的故事》）。 1904年6月以优等成绩大学毕业。
著《我的天地》（又译作《我生活中的世界》）、《石墙之歌》、《冲出黑暗》。 1916年遭受婚姻不幸。 1919年应邀去好莱坞主演电影。 1924年成为美国盲人基金会的主要领导人。 1929年著《我的后半生》（也译作《中流––––我以后的生活》）。 1930年旅游英国。 年荣获坦普尔大学荣誉学位。访问法国、南斯拉夫、英国。 日老师安妮·沙利文去世。 年出访欧、亚、非、澳各大洲十三国。 1953年美国上映凯勒生活和工作的记录片《不可征服的人》。 1955年著《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 荣获哈佛大学荣誉学位 1959年联合国发起“海伦·凯勒”世界运动。 1960年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颁布“海伦·凯勒”奖金。 1964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 日与世长辞。 日下午，海伦·凯勒在睡梦中去世了，享年87岁。凯勒小姐在出生后18个月的时候就失聪失明成了个聋哑人，然而却奇迹般地走完了一生。 海伦·凯勒1880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塔斯喀姆比亚的城镇。在她一岁半的时候，一场重病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接着，她又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然而就在这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里，她竟然学会了读书和说话，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文字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她走遍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盲人学校募集资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 一个聋盲人要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认字读书。而从学会认字到学会阅读，更要付出超乎常人的毅力。海伦是靠手指来观察老师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用触觉来领会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她为了使自己能够发好一个词或句子，要反复的练习，海伦从不在失败面前屈服。 从海伦7岁受教育，到考入拉德克利夫学院的14年间，她给亲人、朋友和同学写了大量的信，这些书信，或者描绘旅途所见所闻，或者倾诉自己的情怀，有的则是复述刚刚听说的一个故事，内容十分丰富。在大学学习时，许多教材都没有盲文本，要靠别人把书的内容拼写在她手上，因此她在预习功课的时间上要比别的同学多得多。当别的同学在外面嬉戏、唱歌的时候，她却在花费很多时间努力备课。 海伦能够走出黑暗，达到那么高的学术成就，除了靠她自己的顽强毅力之外，同她的老师莎莉文的循循教导是分不开的。她说“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她使我的精神获得了解放”。是她的老师教她认字，使她知道每一事物都有个名字，也是老师教她知道什么是“爱”这样抽象的名词。海伦幼年得病致残后，变得愚昧而乖戾，几乎成了无可救药的废物，但后来她却成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大学生，这确实是个奇迹。可以说这个奇迹有一半是海伦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创造出来的，是她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科学的教育方法结出的硕果。莎莉文小姐不管教海伦什么，总是用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或是一首诗来讲清楚，她的教育经验十分丰富，教育方法也与众不同，她从不把海伦关在房间里进行死板的、注入式的课堂教育。 海伦用顽强的毅力克服生理缺陷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她热爱生活，会骑马、滑雪、下棋，还喜欢戏剧演出，喜爱参观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并从中得到知识。她21岁时，和老师合作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生活的故事》。在以后的60多年中她共写下了14部著作
海伦·亚当斯·凯勒 (Helen Adams Keller，日-日)，是美国一位残障教育家。她在19个月大时因为一次高烧而引致失明及失聪。后来籍着她的导师安·沙利文(Anne Sullivan)的努力，使她学会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并且毕业于哈佛大学。 命运改变 海伦·凯勒出生时十分健康，但是在她19个月大时却患了急性脑充血而引起高烧，结果这场病使她变成了失明和失聪。这命运的厄困使海伦·凯勒变得异常暴躁，她的父亲和母亲十分担忧，结果在她6岁时，在其家庭医生的协助下，他们找来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沙利文老师作为海伦·凯勒的启蒙导师。 得遇良师 沙利文老师十分有爱心，他首先了解海伦·凯勒的脾性，与她建立互信的关系，再耐心的教导海伦·凯勒手语，让她能与别人沟通。其后再教导海伦·凯勒用手指点字以及基本的生活礼仪。在经过一番训练后，她父母在她10岁时聘请了霍勒斯曼学校的莎拉·傅乐瓦老师教导其说话，而海伦·凯勒最终亦学会了说话。对于一个 失明和失聪的人来说，这是十分艰巨的事情。结果就在父母和沙利文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海伦·凯勒改对世界改观，开始努力向学，认真做人。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日-日)，是美国盲聋女作家和残障教育家。1880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塔斯喀姆比亚的城镇。她在一岁半的时候因为一次猩红热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接着，她又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然而就在这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里，她因为她的导师安妮•沙利雯(Anne Sullivan)的努力，使她学会读书和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文字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她走遍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盲人学校募集资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主要作品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生活》、《我的老师》等。
海伦•凯勒自幼因病成为盲聋哑人，但她自强不息，克服巨大困难读完大学。一生写了十几部作品，同时致力于救助伤残儿童，保护妇女权益和争取种族平等的社会活动。1964年获得总统自由勋章。
她在黑暗中摸索著长大。七岁那一年，家里为她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也就是影响海伦一生的莎莉文老师。莎莉文在小时候眼睛也差点失明，了解失去光明的痛苦。在她辛苦的指导下，海伦用手触摸学会手语，摸点字卡学会了读书，后来用手摸老师说话时的嘴唇，终于学会说话了。
莎莉文老师为了让海伦接近大自然，让她在草地上打滚，在田野跑跑跳跳，在地里埋下种子，爬到树上吃饭；还带她去摸一摸刚出生的小猪，也到河边去玩水。海伦在老师爱的关怀下，竟然克服失明与失聪的障碍，完成了大学学业。
1936年，和她朝夕相处五十年的老师离开人间，海伦非常的伤心。海伦知道，如果没有老师的爱，就没有今天的她，决心要把老师给她的爱发扬光大。于是，海伦跑遍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周游世界，为残障的人到处奔走，全心全力为那些不幸的人服务。
1968年，海伦89岁去世，她把所有终生致力服务残障人士的事迹，传遍全世界。她写了很多书，她的故事还拍成了电影。沙利文老师把最珍贵的爱给了她，她又把爱散播给所有不幸的人，带给他们光明和希望。死后，因为她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贡献感动了全世界.并且各地人民都开展了纪念她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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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海伦·凯勒《我的一生》&br/&g.. - AIAI的主页
广东，珠海，29岁
海伦·凯勒《我的一生》
光明和声音
带着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我开始写我生活的故事。我的童年被一层浓雾般的帷幕笼罩着，如今我要揭开它，但却心有疑虑，犹豫不决。写自传往往是很难的,由于时过境迁，事实和想象经常混淆在一起，难以辨认。描绘以前的经历，难免不知不觉地掺入了自己的想象。一些生动的往事不自觉地从我的脑海中跳出，而另一些“监狱般的阴影却停滞在那里”。孩童时代，其他的一些酸甜苦辣也早已失却了往日的辛酸，渐渐消退；当经历了更多的新奇刺激后，我早年受教育时的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也已忘了。因此，为避免拖沓冗长，我将只尽力呈现那些对我来说最有趣和最重要的片断。
日，我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小镇——塔斯甘比亚镇。
我的父系祖先来自瑞士卡斯帕·凯勒家族，移民定居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其中一位瑞士祖先在苏黎世竟然是聋哑教育专家，他曾写过一本关于聋哑教育方面的书。谁会料到，他竟然会有一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又哑的后人。谁又敢说国王的祖先里不会有人曾是别人的奴隶；而奴隶的祖先里也许有人曾做过国王呢！
我的祖父，也就是卡斯帕·凯勒的儿子，自从他来到亚拉巴马州的这块大土地后，整个家族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据说，祖父每年都要骑马从塔斯甘比亚镇到费城，购置家里和农场所需的物品。途中所写的家信生动而详实地记述了他的历次旅行，许多信都被珍藏至今。
我的祖母是拉斐特的一位助手亚历山大·莫尔的女儿，是早期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一位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的孙女。她还是罗勃特·E李的二表妹。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曾是南北战争时的南军上尉。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比父亲小很多岁。母亲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与苏珊娜·古德休结婚，并且在马萨诸塞州的纽贝里住了很多年。他们的儿子查理·亚当斯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纽贝里，后来迁往阿肯色州的赫勒纳。美国内战爆发时，他代表南方作战，曾担任旅长，他与露西·海伦·艾弗里特结婚。海伦·艾弗里特与爱德华·艾弗里特和爱德华·艾弗里特·黑尔博士属于同一个家族。战争结束后，他们搬往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在我失去视觉、听觉以前，我们住在很小的房子里，有一间正方形的大屋，和一间供仆人睡觉的小屋。那时候，依照南方人的习惯，他们会在自己的屋子旁边再加盖一间房子，以备不时之需。南北战争之后，父亲也盖了这样一间屋子，在他同我母亲结婚后住进了这间小屋。它被葡萄、爬藤蔷薇和金银花遮盖着，从园子里看去，整个小屋就像是一座用树枝搭成的凉亭。小门廊也藏在黄蔷薇和南方茯苓花的花丛里，成了蜂鸟和蜜蜂的世界。
凯勒家的老宅，离我们这个蔷薇凉亭不过几步，以前整个家族都住在那里。由于我们家和周围茂密的树木、篱笆都被美丽的绿藤所覆盖，所以邻人们都称我们家为“绿色家园”。这个旧式的花园简直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在家庭老师到来之前，我经常沿着坚硬的方型黄杨木树篱慢慢地摸索，凭着自己的嗅觉，寻找初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有时，在发了一通脾气后，我也会独自到这里来寻求慰藉。我总是把炙热的脸庞藏在凉气沁人的树叶和草丛之中，去平静我烦躁不安的心。置身于这绿色花园里，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我会兴致勃勃地漫游，有时我触到那美丽的藤蔓，摸到了绿叶，闻到了花香，就认出那是一直蔓延到花园尽头，覆盖了那倒塌的亭子的藤蔓。这里有爬在地上的卷须藤和低垂的茉莉，还有一种叫做蝴蝶荷的十分罕见的花。因为它的花瓣很容易掉落，像蝴蝶的翅膀，所以名叫蝴蝶荷。这种花能发出一阵阵甜丝丝的气味。但最美丽的还是那些蔷薇花。在北方的花房里，我很少能够见到南方家里的这种爬藤蔷薇。它一长串一长串地倒挂在门廊上，散发着芳香而没有一丝尘土气。清晨，经过露水的沐浴，它们是如此柔软，如此高洁，我不禁常想，上帝御花园里的曝光兰，也不过如此吧!
如同别的小生命一样，我的出生也是简单而普通的。我呱呱坠地，睁开了双眼。就像每个家庭迎接第一个孩子时一样，大家都充满喜悦。因为是家里降生的第一个孩子，名字不可随意乱起。每个人都把这事儿挂在心上，难免要费一番唇舌。父亲希望以他最尊敬的祖先的名字“米尔德丽德·坎贝儿”做我的名字，而后不再发表意见，最后还是母亲一锤定音，以她母亲的闺名命名，叫我“海伦·艾弗里特”。但当兴奋的父亲抱着我去教堂受洗的途中，竟把它忘了——这合情合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很乐意用这个名字。当牧师问起我叫什么时，父亲只记得决定沿用外婆的名字，一时之间便说出了“海伦·亚当斯”。
家里的人告诉我说，我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看到别人做的一些事情都坚持要模仿。所以，六个月时，我就会尖声地说“你好”。一天，我竟然清晰地发出了“茶、茶、茶”的音，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甚至于“水”这个字，也是我在那时学会的。我生病后，虽然忘掉了以前所学的其它字，却仍记得“水”。我不时会断续发出“水”字的音来，直到后来学习拼写这个字，我才停止这种咿咿呀呀。
家人告诉我，在我刚满周岁时就能走路了。我母亲把我从浴盆中抱出来，放在膝头。突然间，我注意到了光滑的地板上，透过阳光摇曳多姿的树影，于是就从母亲的膝上溜下来，几乎是跑着去追那影子。冲动过后，我摔倒了，哭着要母亲把我抱起来。
然而好景不常。短促的春光里百鸟啁啾，歌声盈耳；夏日里果子惹眼，蔷薇飘香；秋天金光闪烁，漫山通红。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过，在一个活蹦乱跳、咿呀学语的孩子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次年可怕的2月里，我突然生病，这场病使我失去了视觉和听觉，我又像婴儿一般蒙昧。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急性脑充血，说我无药可救了。一个清晨，我的高烧却突然地退了，就和它无端的到来一样。全家人的惊喜溢于言表。但是，他们，甚至医生哪会想到，我会永久失去听觉和视觉，再也听不到看不见了。
至今，我仍依稀记得那场病，尤其记得母亲在我高烧不退、昏沉沉、痛苦难耐的时候，温柔地抚慰我，让我勇敢地度过了恐惧。我还记得在高烧退后，眼睛因为干枯炽热、疼痛怕光，必须避开自己以前所喜爱的阳光而面向着墙壁。后来，我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对阳光的感觉也渐渐地模糊不清了。除了这些短暂的记忆——如果可以称得上记忆的话——剩下的一切似乎都是不真实的，仿佛一场噩梦。一直到她——我的家庭教师到来之后，我才逐渐地习惯了充满了黑暗和冷清的世界，忘记了我曾经拥有的那个不一样的天地。是她把我从思想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虽然我只拥有过19个月的光明和声音，但我却仍清晰地记得宽广的绿色家园、蔚蓝的天空、青翠的草木、争奇斗艳的鲜花，所有这些一点一滴都已铭刻在我的心中。
生病后几个月的事，我几乎记不起来了。只隐约记得我常坐在母亲的腿上，或是紧拉着母亲的裙摆，跟着母亲忙里忙外地做家务。我开始用手抚摸各种物体，感觉着各种动作，用这种方法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渴望与人交流，于是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这里，拉表示“来”，推表示“去”；摇摇头表示“不”，点点头表示“是”。当我想吃面包时，我就模仿切面包、涂奶油的动作。当我想要母亲晚饭做冰淇淋时，我会缩着脖子，做发抖的样子表示冷。母亲也尽力让我了解她的意思，我总是可以清楚地知道母亲想要什么，并跑到楼上或其他地方给她拿来。说实在的，在我漫长的黑夜里得到的所有光明，完全归于母亲的慈爱和智慧。
我慢慢地明白了很多关于我的事。5岁时，我学会了把洗衣店送回的洗好的衣服叠好并收起来，还能认出哪几件是自己的。从母亲和姑母的梳洗打扮中，我知道她们要出去，就乞求她们带着我。有人来时，我总被叫来见客人；他们走时，我挥手向他们告别，因为我还依稀记得这种手势所表示的意义。记得有一次，家里有几位先生来拜访我母亲，从开门和其他的一些声音,我知道了他们的来到。于是，我趁着家人不注意时，跑到楼上的房间，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在镜子前梳妆，往头上抹油，在脸上擦了很厚一层粉，把面纱用发夹固定在头发上，让面纱下垂，轻盖在脸上。然后，我又找了一件宽大的裙子穿上，完成一身可笑的打扮后，也下楼去帮他们接待客人。
我已经记不清楚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同了，但我肯定是在莎莉文老师到来之前。我曾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嘴交谈，而不像我们之间用手比划。有时，我会站在两个谈话者之间用手触摸他们的嘴巴，可是我仍然无法明白他们的意思。这使我很恼怒，我奋力蠕动嘴唇企图与他们交谈，可是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生气极了，大发脾气，又踢又叫，一直到筋疲力尽为止。
我经常为了一些小事无理取闹，常常踢伤保姆埃拉。我也知道她很痛，所以当我气消时，心里就觉得很愧疚。可是一有事情到来，我又急躁得控制不了，不顺心的事情发生时，我还是会疯狂地胡踢乱打。
在那个阴郁的童年时代，我有两个朝夕相处的伙伴，一个是厨师的女儿——黑人小姑娘玛莎·华盛顿，另一个是一只名叫贝利的老猎狗。玛莎·华盛顿懂得我的手势，所以每次吩咐她做事情，她都能按我的意思完成。我很爱对她发号施令，玛莎或许认为与其跟我打架，还不如乖乖地听话来得聪明。我活泼好动，做事又不顾后果。我非常了解自己的个性，总是喜欢我行我素，甚至不惜一战。那个时期，我跟玛莎在厨房度过了不少时光，我喜欢帮玛莎揉面团，做冰淇淋，磨咖啡，喂小鸡，不然就是为了几个点心而争吵不休。许多家禽都很温驯，它们在我手上吃食，乖乖地让我抚摸。有一天，一只大火鸡竟把我手中的蕃茄给抢走了。也许是受火鸡的启发，不久，我和玛莎把厨娘刚刚烤好的饼偷走了，吃得一干二净。之后便病倒了，不知那只火鸡是否也受到了同样的惩罚。
珍珠鸡喜欢在隐蔽处筑巢，我特别爱到花丛深处找它们的蛋。我虽不能给玛莎说“我什么时候想要去找蛋”，但我可以把两手合成圆形，放在地上，示意草丛里的某种圆形的东西，玛莎总是能够看懂。我们若是有幸找到了蛋，我绝不允许玛莎拿着蛋回家，我用手势告诉她，她如果拿着，一摔跤就会把蛋打碎。
早间和夜晚的时候，谷仓、马厩以及乳牛场，都给了我和玛莎无穷的乐趣。当我跟玛莎到乳牛场时，挤奶工人挤奶的时候，常常让我把手放在牛身上，我也因为好奇而被牛尾打了好多次。
准备圣诞节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虽然我不明白这些是什么，但是只要一想起诱人的美食，我就分外高兴。家人给我们一些零食让我和玛莎都保持安静。这使我们多少有些不乐意，不过相对于整个快乐的心情也并无大碍。家人会让我们磨香料、挑葡萄干、舔那些搅拌过食物的调羹。我也和别人一样把长袜子挂起来，然而我并不真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不像别的孩子天没亮就爬起来看袜子里装进了什么礼物。
玛莎·华盛顿也和我一样喜欢恶作剧。7月里一个酷热的下午，我和玛莎坐在阳台的石阶上，一位肤色像黑炭一样，把她毛茸茸的头发用鞋带扎起来，一束束的头发看起来就像很多螺丝锥长在头上；而另一位皮肤白皙，一头长长的金色卷发。一个是6岁盲童——就是我，另一个大两三岁——那是玛莎。我们两个人坐在石阶上忙着剪纸娃娃。玩了不久我们便厌倦了这种游戏，于是就把鞋带剪碎，又把石阶边的忍冬草叶子剪掉。突然，我的注意力转向玛莎的那一头“螺丝锥”。一开始，玛莎挣扎着，不肯让我剪，可是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剪完玛莎的头发，为了公平，我也让她剪我的头发，若不是母亲及时发现赶来制止，玛莎很可能把我的头发统统剪光。
我的另一个伙伴是贝利，也就是那只老猎狗。它很懒惰，喜欢躺在暖炉旁睡觉，而不愿意陪我玩。我尽力教它手语，但是它很懒、又笨，根本不懂我在干什么。它有时候兴奋地爬起来，全神贯注地蹲着，像对着一只鸟。那时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老是对着我干，但它这样激怒我只会惨遭一顿痛打。之后，贝利也只会无精打采地爬起来，伸伸懒腰，嗅嗅暖炉，然后又在另一端躺下，一点也不理会我。我觉得自讨没趣，便又去厨房找玛莎玩。
童年的记忆片断零碎却清晰不可磨灭。这些事情总使那时的孤寂、无助和黑暗更清晰地在我心头浮现。
有一天，我不小心把水洒到围裙上了，便把围裙张开，放在客厅的火炉旁，想把它烘干。由于我太性急觉得干得不够快，便把裙子放在暖炉上。突然间，火一下子窜了出来，燃着了围裙，我的衣裳也被烧着了。我大叫起来，老奶奶维尼赶来，用一床毯子把我裹住，差点儿把我闷死，不过火倒是灭了。除了手和头发之外，我烧的并不厉害。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妙用。有一天早晨，我把母亲锁在了储藏室里。仆人们都在屋外干活，母亲被锁在里边足有3个小时。她一直在里边敲门，我却坐在走廊前的石阶上，感觉着敲门所引起的震动而咯咯笑个不停。经过这次恶作剧之后，父母决定要尽快请人来管教我，于是我的家庭教师——莎莉文小姐来了。但是很快我找了个机会把她也锁在房间里。母亲让我上楼送东西给莎莉文小姐，我把东西给她，转身便把门锁上了，然后将钥匙藏在客厅角落的衣柜下，不告诉别人。父亲不得不搭了一架梯子让莎莉文小姐从窗户爬出来，当时我得意极了，几个月之后，我才把钥匙交出来。
大约在我5岁时，我们从那所爬满蔓藤的房子搬到了一所新的大房子里。我们一家6口，父亲、母亲，两个异母哥哥，后来，又加了一个小妹妹，叫米尔德丽德。我对父亲最初较清晰的记忆是，有一次我穿过一大堆报纸，来到父亲的跟前。那时，他独自一个人举着一大张纸，把脸都遮住了。我很疑惑，很想知道父亲在干什么，便学着他的模样，也举起一张纸，甚至戴了他的眼镜，以为这样便可以知道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些纸都是报纸，父亲是报纸的编辑。
父亲性格温和，仁慈宽厚，非常热爱家庭。除了打猎的季节外，他很少离开我们。据家人说，他是个神枪手。除了家人，他最爱的就是狗和猎枪。他非常好客，很少有不带客人回来的时候。他最骄傲的是他的大花园，据说，父亲栽种的西瓜和草莓是全村最好的。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和最好的草莓给我品尝，常常领着我在瓜田和果林中散步，抚摸着我，使我感到无比快乐。
父亲还很擅长讲故事，在我学会了写字之后，他就把发生的许多有趣的事情用我学会的字，写在我手上。而最令他高兴的事，莫过于听我复述他讲过的那些故事了。
1896年，我在北方度假，享受着怡人的晚夏，这时突然传来了父亲逝世的消息。他得病时间不长，病突然发作之后，很快就去世了。这是我最大的悲伤，也是我关于死亡的第一次亲身经历。
应当如何描述我的母亲呢？她是我最熟悉的人，我反而不知道从何说起。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妹妹米尔德丽德当作多余的人。我以前一直是父母惟一的宠儿，妹妹出生后，我的心情开始不平静起来，满怀嫉妒。她坐在母亲的腿上，占去了我的位置，母亲的时间和对我的关心似乎也都被她占据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觉得不仅是母爱被分割，而且受了很大的侮辱。
那时，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洋娃娃，我叫它“南茜”。它是我溺爱的宝贝和发脾气时的牺牲品，整个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是我爱她胜过任何会眨眼、会说话的洋娃娃。我常把她放在摇篮里，花一个多小时来安抚她。这摇篮和洋娃娃都是我的宝贝，不让别人乱动一下。然而有一天，我发现妹妹正舒舒服服地睡在摇篮里。那时，我正嫉妒她夺走了母爱，又怎么能够容忍她睡在我心爱的“南茜”的摇篮里呢？我非常愤怒，便冲过去用力把摇篮推翻。要不是母亲及时赶来接住，妹妹或许会被摔死。这时我已又盲又聋，处于双重孤独之中，当然不能领略亲热的语言，怜爱的行为以及伙伴之间所产生的感情。后来，在我受教育之后，享受到了人类的幸福，米尔德丽德和我变得心心相印，我们经常手拉着手到处游逛，尽管她看不懂我的手语，我也听不见她咿咿呀呀的童音。
漫漫求医路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渴望表达自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几种简单的手势，也越发不敷应用了。每次无法让别人了解我的意思时，我都要大发脾气。我仿佛感觉到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在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挣扎想解放自己。我极力挣扎，并不是觉得这会起作用，只是因为心里有股反抗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到头来，我总要放声大哭，直至筋疲力尽。母亲倘若在旁边，我就会一头扑到她怀里，悲痛欲绝，甚至连发脾气的原因都给忘了。此后，通过某种方法表达思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至每天都要发脾气，有时甚至每隔几小时就闹一次。
父母忧心如焚，却又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居住的地方离聋哑学校都很远，而且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当时，一些亲戚朋友甚至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是否还能接受教育。然而母亲从阅读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一线希望。狄更斯在这本书中提到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劳拉，经由郝博士的教导，学有所成。然而，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逝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时，非常痛苦。即使那些方法没有失传，懂那些方法的人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小镇来教我这个小女孩吗？
大约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大夫，治好了好几个似乎没希望治愈的盲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眼睛。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这些贝壳上钻了孔，这样我就可以用线一个一个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贝壳带给我无限的快乐和满足感。列车员和蔼可亲，每次来查票检票时，我便拉住他的衣角。他允许我玩他检票的剪子，那时，我便会几个小时地趴在座位一角，把一些零碎的卡片打上小孔，一点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和鼻子。这么一个临时拼凑的玩意儿，即使孩子的想像力，也说不出那张脸是个什么样子。非常奇怪的是，别的都行，但唯独没有眼睛对我却是个莫大的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是最终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忽然，我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我溜下座位，摸姑母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指给姑母看，让她缝在洋娃娃的脸上。姑母带着疑惑拉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使劲地点点头。她缝上了珠子，我欣喜不已。但没多久，我便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整个旅途中，吸引我的事层出不穷，我忙个不停,一次脾气也没有发。
到了巴尔的摩后，齐泽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他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以及老师的信息。依照齐泽姆医生的建议，我们又立刻去华盛顿找贝尔博士。一路上，父母愁肠满腹，顾虑重重，而我却毫无察觉，只是感觉到处旅行好玩极了。那时虽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同贝尔博士接触时，就感到他温厚而热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让表响起来，这样我可以感觉到表的震动。博士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将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从此，我将从黑暗走向光明，由孤独走向友爱，并开始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金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格诺斯先生，问他那儿是否有人适合做我的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描写的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父亲立刻发了信，数周后接到了安纳格诺斯先生热情的回信，信中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老师已经找到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但等到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来到了西奈山。一种神圣的力量渗入我的灵魂，赐予我光明。从这座圣山上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天使的到来
老师安妮·莎莉文来到我家的那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那是日，当时才6岁零9个月。回想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又怎能不感慨万分。
那天下午，我默默地，满怀期望地站在走廊上。从母亲的手势以及家人匆忙的样子，猜想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发生。因此，我走到门口，站在台阶上等待着。下午的阳光穿透遮满阳台的金银花叶子，落到我仰着的脸上。我的手指在熟悉的花叶上移动，我抚弄着那些为迎接南方春天而绽开的花朵。我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经过数星期的愤怒、苦恼，当时的我已经疲倦不堪了。
你可曾在茫茫大雾中航行过，在雾中神情紧张地驾驶着一条大船，小心翼翼缓慢地向对岸驶去，带着怦然跳动的心等着某些事情的发生？在受教育之前，我正像那只大雾中的航船，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探测仪，无从知道海港已经非常临近。我心里无声地呼喊着：“光明！光明！给我光明！”恰在此时，爱的光明照在了我的身上。
我感到了向我走来的脚步声，我以为是母亲，立刻伸出双手。一个人握住了我的手，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我似乎能感觉到，她就是那个来为我启示世间的真理，更能给我深切关爱的人。
莎莉文老师来的第二天早晨就把我带到她的房间，送给我一个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柏金斯盲人学校的一个学生赠送的。衣服是由年老的劳拉亲手缝制的。我玩了一会儿洋娃娃，莎莉文小姐才在我的手掌上慢慢地拼写“DOLL”这个词，我马上对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模仿着在她手上画。当我最后能正确地拼写这个词时，我自豪极了，高兴得脸都涨红了，立即跑下楼去找到母亲，举起我的手拼写给她看。我并不知道我是在写字，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文字的存在。我不过是依葫芦画瓢，模仿莎莉文老师的动作而已。随后的一些天，我又以这种方式，学会了拼写“针”（PIN）、“帽子”（HAT）、“杯子”（CUP），以及“坐”（SIT）、“站”（STAND）、“行”（WALK）这些词。老师教了我几个星期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名字。
有一天当我正和新洋娃娃一起玩耍的时候，莎莉文小姐把原来那个布娃娃拿来放在我的腿上，然后在我手上拼写“DOLL”这个词，想让我知道这个大布娃娃和小布娃娃一样都叫做“DOLL”。那天上午，我还和莎莉文老师为“泥”和“水”这两个字发生了争执。她想让我懂得“泥”是“泥”，“水”是“水”，而我却认为两者是一回事。她没有办法，只好暂时丢开这个问题，重新练习布娃娃“DOLL”这个词。我实在有些不耐烦了，抓起那个新的一手摔到地上，布娃娃在我脚边摔坏了，我心中觉得特别痛快。发完脾气，我既不惭愧，也不悔恨，因为我并不爱它。在我那孤寂而又黑暗的世界里，根本就不存在同情。莎莉文小姐把可怜的洋娃娃的碎片扫到炉边，我刚才所有的不高兴都已被一种满足感所代替。她把帽子递给我，我知道又可以到外面暖和的阳光里去了。这种想法——如果没有对文字的感知也可以叫做一种想法的话——让我满怀高兴地跑了出去。
我们沿着小路散步到井房，房顶上盛开的金银花芬芳扑鼻。莎莉文老师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喷水口下，我感觉到一股清凉的水在我的手上流过。同时她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ATER”——“水”字，起先写得很慢，第二遍就写得快一些。我静静地站着，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她手指的动作。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种神奇的东西在我脑中激荡，呈现给我语言文字的奥秘。我知道了“水”就是正在我手上流过的这种清凉而奇妙的东西。“水”字唤醒了我的灵魂，并给予我光明、希望、快乐和自由。的确，还有很多障碍，但这些障碍将马上就会被清除。
离开井房之后，我求知的欲望油然而生。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名称，每个名称都能启发新的思想。回到屋里，我碰到的东西似乎都有了生命。因为我开始以充满新奇的眼光看待每一样东西。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碎的洋娃娃，摸索着来到炉子前，捡起碎片，想把它们拼凑起来，但怎么也拼不好。对以前的所作所为，我追悔莫及，两眼浸满了泪水，这还是生平第一次。
那一天，我学会了很多新字，我已不能全部记起，但我知道其中有“父亲”(FATHER)、“母亲”(MOTHER)、“妹妹”(SISTER)、“老师”(TEACHER)等。这些字使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变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记得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我独自躺在床上，心中充满了喜悦，第一次期盼着新的一天快些来到。啊!世界上还有比我更幸福的孩子吗？
与自然为友
1887年夏天的很多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它们打开了我心灵的眼睛。我整天用手去探摸我能接触到的东西，然后学习它们的名称。我探摸的东西越多，就掌握了更多东西的名字和用途，越发高兴和充满信心，也就越发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感情。
繁花似锦的时光来临，莎莉文小姐牵着我的手穿越在田野间，那里的人们正在翻土耕田。我们去田纳西河岸边，坐在温软的草地上，开始了学习大自然的第一课。在这里，我明白了大自然施与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如何使树木在大地上茁壮成长起来；我懂得了鸟儿如何筑巢，如何繁衍，如何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也懂得了松鼠、小鹿和狮子等各种各样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就越感到我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莎莉文小姐先教我从粗壮的树木，细嫩的草叶，和我妹妹的小手中去发现一些美好的事物，然后才教我描述地球的形状。她把对我的启蒙同大自然联系起来，使我感觉到花鸟树木都是我快乐的伙伴。
但是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发现大自然并不总是那么慈爱可亲。那是一个明朗的清晨，我和老师散步到稍远的地方。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天气却变得闷热起来，好几次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在路旁的树下休息。最后一次歇息是在离家不远的一棵野樱桃树下。树枝茂盛又好攀登，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我爬上去，找了个枝杈坐了下来。树上特别凉快，于是莎莉文小姐提议就在那儿吃午餐。我答应她一定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她回去把饭拿来。
忽然风云突变，太阳的温暖完全消失了，天空乌云密布，泥土中散发出一股怪味。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感到一种同亲人隔绝、同大地分离的孤独感，一种莫名的恐惧包围了我。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冷得发抖，期盼着莎莉文小姐快点回来。然而我最希望的是赶快从树上下去。
一阵沉寂之后，树叶哗啦啦作响，强风似乎要将大树连根拔起。我吓得抱紧树枝，唯恐被风吹走。树摇动得越来越厉害，落叶和折断的小树枝雨点般地向我打来。虽然我有一种从树上跳下来的冲动，却又不敢动弹。我蹲在树杈上，树枝抽打着我。大地在一阵阵地震动，似乎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掉到了地上，这震动由下而上地传到了我坐着的枝干上。我惊恐到了极点，正在想着自己是否会和树枝一起摔落时，莎莉文小姐赶到了，她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扶了下来。我紧紧抱着她，为又一次接触到坚实的大地而高兴。从这，我又获得了一种新的知识——大自然有时也会向她的儿女开战，在她那温柔美丽的外表下面还隐藏着可怕的利爪！
这次危险的经历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爬树，满脑子都对它充满了恐惧。直到最后，繁花满枝、香味扑鼻的含羞树才克服了我的这种恐惧心理。春天一个美丽的早晨，我独自坐在凉亭里看书，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我站起来伸出双手，仿佛有“春之神”穿亭而过。这是什么？紧接着，我分辨出来那是含羞树的花香。我决定去看看，于是摸索到花园的尽头,含羞树就长在篱边小路的拐弯处。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开满花朵的树枝几乎垂到青草上。世间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美吗？那些美丽的花儿，只要轻轻一碰就会纷纷掉落，仿佛天上的乐园降到人间。我穿过缤纷落英，走近大树，在那里站了片刻。然后，我把脚伸到树枝的空处，两手抓住枝干往上爬。树干很粗，抓不牢，我的手又被树皮擦破了，但我有一种美妙的感觉：我正在做一件奇妙的事。因此我不断往上爬，直到爬上一个舒适的座位。这个座位是很早以前别人造的小椅子，日久天长，已成了树的一部分。我在上面呆了很长的时间，好像天空中凌云的仙女一样。从那以后，我常在这棵树上尽兴玩耍，冥思遐想，美梦连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