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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降准正当其时，释放明确稳增长信号
机构和专家普遍认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汇占款持续减少、地方债务置换稳步推进的背景下，央行全面降准正当其时。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称，经济增速和通胀率双双持续下行，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货币政策宽松是扩需求稳增长的有效工具，降息降准势在必行。国泰君安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徐寒飞称，由于货币创造机制发生变化，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降使得采用高准备金率对冲的必要性下降，而且5月份将要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其作用可以替代部分存款准备金。此外，近期美元偏弱势，给了央行下调准备金率比较好的时机。华泰证券称，万亿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箭在弦上，如果没有央行流动性配套支持措施，利率债和货币市场利率预计存在失控风险。华创证券称，2015年债券供给冲击不容小觑，不仅有置换的1万亿元，还有新发的6000亿元地方债，债券供给增加的预期抬升了利率债收益率。降准有助于对冲地方债供给，防止利率出现进一步抬升，这也是积极财政政策背后货币政策的配套与衔接。
差别化降准体现了中央稳增长兼顾调结构的目的
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称，此次对“三农”及小微方面额外降准体现了对目前最薄弱环节的支持，是对经济结构调整更完善的支持。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主管周景彤称，本次降准延续上次普降加定向降准的创新举措，表明中央继续兼顾对“三农”和中小微领域的定向支持，稳增长同时兼顾调结构。凤凰财经称，中央政府看到了宏观经济疲软的需求，也看到了此前降准背后的一些负面作用，比如资金大规模流入股市，架空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基础。所以，采取了对农村市场不对称降准的做法。这反映了中央调结构的需要，涉农机构和政策性银行是最大收益者。
有助于增加商业银行长期资金，进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各方普遍认为，本轮降准对经济是重大利好，一方面，增加了商业银行长期资金，促进信贷投放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改变市场悲观预期，股市和楼市将直接受益。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称，央行本次降准主要是为了应对下行压力，降准不仅有利于释放流动性，更能增加商业银行长期资金，减轻银行负担，激发发展活力，从而提高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申万宏源证券称，全面降准之后，资金面的预期和实际资金面状况预计都将明显好转，资金利率中性预期将在3%左右维持，如果配合对称降息等动作，资金利率还能更低，从而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鄂永健称，此次降准将明显改善银行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长期资金的增加更能促进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带动整个社会融资增长和融资成本下降。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降准不仅有利于减轻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其信贷的总体成本，对于进一步推低市场利率、营造宽松投资环境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稳增长政策将助力中国经济在二三季度企稳
广发证券称，全面稳增长模式已经启动，预计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会在二季度相继出台。财政政策将围绕增支、减收两条主线，分别以基建加码和结构性减税(重点是营改增)为核心；区域性、行业性的稳增长政策也可能在二季度呈井喷式呈现。尤其是在东北三省和部分中西部省份，水利工程、中西部铁路建设等大型基建项目、棚户区改造，以及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重点行业。瑞银证券称，中国政府政策工具箱里仍有储备。未来可能出台政策包括：加快重点基建项目建设，鼓励地方政府大量购买商品房作为保障房房源，加快有利于增长的改革，以及扩大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瑞银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称，此次降准将支撑实体经济活动，预计二季度GDP将好转。但宽松政策只能一定程度上缓和房地产下滑的拖累，经济全面企稳仍有待于更多政策支持。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滕泰称，降准有利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遏制经济下行势头，二季度中国经济或触底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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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表网&京ICP证100421号&京ICP备号-1&琼公网安备08丝绸之路经济带编织地球村新愿景 | 宏观经济 | 联信财经 | 资讯
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全球空间史。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发达国家能够根据自身对原料或市场的需要来界定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角色。历史学家常常认为,当历史上的大转型发生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地区时,它们只当作是对欧洲已发生事情的仿效和响应。沃勒斯坦提出了“欧洲世界体系”的观点,意思是其他遥远地区被卷入了一个由欧洲支配的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欧洲构成为一个“核心”,并且有效地促使世界上其他地区,要么接受这个体系中“边缘”或“半边缘”的经济角色,要么完全待在这一体系之外。21世纪以来,横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信息、商品、服务以及人员的流动日益增长,带来了经济活动不断全球化的趋势。世界经济正在被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复杂系统重新塑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投影构成了现实世界中不同范围、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社会经济单元。就一般意义而言,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个层级是目前构成世界范围内人类活动单元的主要空间形式。长期以来国家疆界与经济空间的一致,正在被经济的国际化所撼动,国家控制其疆界范围内经济的能力正在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在全球尺度上经济的复杂性,并由此引发了各种空间尺度上重新建立控制力的尝试,国家的地位正在被重新定义。当然,在塑造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国家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甚至国家有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单元,从而塑造全球版图的不同部分。全球、区域、国家、地方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单元,其核心部分是城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全球一级的和跨国的地区一级的新型城市体系正在出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城市与区域的发展日益融合,城市逐渐成为城市区域,而区域也日益成为城市化的区域,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体系也随之产生。全球城市区域的核心是由城市节点所构成的城市走廊。城市区域中的巨型城市节点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全球城市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城市空间区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口增长的很大比例将发生在巨型城市地区。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系统可能会被巨型城市区域所主导。这种新的区域性城市空间,正在成为地区的节点网络和交通网络合为一体而构成的一个复杂地域性综合体。“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所产生的,“地球村庄”作为一个空间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单元性,中国是一个情景编织者,“一带一路”要讲述的是一个没有中心的故事。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与丝路沿线国家经贸、人文、科技等多领域合作交流,助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重大战略举措。国际国内已有的行动与计划“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提出后,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国际、国内已有的行动与计划主要如下: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参与方面,中亚五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均已表示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愿望,部分国家也将其列入了本国发展战略中。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了明显交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实现了上合组织内部互联互通、推动多边合作的突破。相关国家的不少学者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给予了积极评价。国内响应与行动方面,国内各省份积极制定对接策略,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例如陕西省制定出台《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建设重点工作和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战略定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4年9月出台了《推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推进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行动计划(年)》等一系列政策,以通道建设为依托扩大新疆对内对外开放,加强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物流,立足区位优势,把新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国内城市积极与沿线城市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开展互动交流。例如,西安市已与中亚国家的阿拉木图、杜尚别、胡占德市等6个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已搭建起了形式多样的面向国内外政策沟通与信息交流的“论坛”、“博览会”、“洽谈会”平台。例如: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城市“丝绸之路市长论坛”、“大陆桥论坛”、“欧亚经济论坛”、“亚太贸易便利论坛”、“中国内地新丝绸之路城市市长圆桌会议”等。口岸与对外贸易方面,中国对中亚国家已开放的有阿黑土别克、吉木乃、巴克图、霍尔果斯、都拉塔、木扎尔特、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卡拉苏、阿拉山口等15个一级边境口岸。2013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陆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贸易总额6000多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15%左右,经贸领域合作基础良好,合作空间与上升潜力较大。战略共识与互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现有国家间协调机制的参与层次多限于国家首脑、国家领导人层面和国务院政府各部委范围内,沟通协调领域主要集中在政治关系沟通与能源合作方面。丝绸之路沿线省市参与不足甚至缺位和国家间、城市间、领域内深层合作协调机制建设滞后等现象,在已建立的国际、国内各类政策沟通协调机制中参与度不高,地市与周边国家及城市间发展合作机制建设尚无起色。其次,国内响应经济带战略与行动计划亟需整体统筹。“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已经进入规划阶段,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均在寻找自身优势,进行规划布局。特别是西部地区省份,不约而同地提出向西开放的战略,对“向西对外开放”和“向东承接国内”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考虑。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层面战略、交通、产业等规划没有出台,致使沿线省市的发展定位不太明晰,存在目标定位雷同、缺乏特色、各自为政、单打独斗,铺摊子、上项目等无序现象,不顾中亚国家政治环境与市场实际盲目发展的趋向,长此下去,将可能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现象和问题。第三,尚缺乏引领发展的核心轴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跨国经济带,属于经济带的范畴。经济带发展需要依托一定的交通运输干线,并以其为发展轴。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尚未形成完善、有核心带动力的发展轴线,还需要从基础设施布局完善、运输便利化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提升完善。南北向通道有待进一步培育。在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内”,东西向之间的联系相对便捷。南北向之间的联系较为薄弱,特别是东欧国家与西亚国家之间的联系,因此要借波罗的海—高加索通道建设为契机,打通两大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城市发展壮大,进而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网络化联系。第四,尚未形成带动发展的核心城市节点体系,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有限。位于发展轴上的中心城市(城市密集地区)是带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关键引擎。现有中心城市其本身社会经济规模有限,辐射带动作用受到了较大限制。应积极培育中心城市,通过实施“点-轴”带动,促进经济带顺利发展、经济贸易畅通。西部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东端,其优势产业在于装备制造业、特色农产品及农业产业化、能源重化工、旅游业、商贸物流业、生物产业等,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城市规模有限,带动作用有限,未来除要进一步培育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外,还需要加强与东部联系。中亚五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关键地区,城市发展较落后,城市体系规模等级和城市分布的密集程度均较低。位于重点发展轴上的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伊朗三国相邻地区城市较稀疏,缺乏大城市带动。第五,便利化建设落后,投资贸易便利化、交通运输便利化和人文交流便利化程度亟待提高。目前,沿线各国还存在交通基础设施运能不足,技术等级偏低,标准不统一,运输协定难以全面落实,运输合作水平低等问题。跨境运输中的货源、价格、安全、通关等实际问题尚未形成共同协定和框架。海关、检验检疫、交通等信息系统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港口接点、物流企业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平台缺失;面向周边国家的通信网络平台发展无法适应当前形势的需求。“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间金融合作水平相对较低,极有可能成为制约未来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的突出障碍。现有多边合作在货币区域化和构建区域金融机构等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和困难;双边合作主要集中于贸易结算、货币互换等方面,涉及领域和规模仍比较有限;跨境金融服务网络建设滞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贸合作的发展。应尽快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开发合作署针对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与措施:1.尽快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开发合作署,构建良好的国际合作共识和机制。建议尽快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开发合作署,建立多元化统筹协调机制。国际开发合作署应由国务院统筹组建,由国家各部委、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相关部门、行业等多元参与,负责统筹协调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合作发展的重大事项。建议尽快出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合作战略规划,确立国家合作发展目标和地区合作发展目标,明确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合作的重点方向。授予西北五省及五个省会城市与部分国家在经济与文化合作方面的权力,鼓励与沿线国家、地区与城市开展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有部分叠加与重合,南疆-巴基斯坦走廊南部和陇海-兰新-跨国南部走廊西部分别延伸在阿拉伯海域、波斯湾、地中海与和“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要重视这一复合经济走廊的培育与建设,促进“一带一路”联动融合发展。2.实施“点-轴”带动,协同推进重点发展走廊和中心城市(城市密集地区)培育工作。围绕陇海-兰新-哈萨克斯坦北部走廊、陇海-兰新-跨国西南部走廊、南疆-巴基斯坦走廊、南疆-跨国南部走廊四条主要发展轴线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包括:加快通过喀什出境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公路项目和铁路项目;尽快建设中国-巴基斯坦铁路,完善南疆-巴基斯坦走廊;改善霍尔果斯(中国)—热肯特(哈萨克斯坦)铁路干线,提高运输效率和货量;推动“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跨境公路通道建设。积极推进亚欧路网中跨境骨干通道重点项目的建设。重点区域包括:修建俄罗斯-东欧-波斯湾跨境铁路,打通南部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泛亚高速铁路网络计划,通过高铁将中国与中亚连通起来。着力培育城市密集地区和中心城市,发挥两者辐射拉动作用。重点建设以阿斯塔纳为核心的哈中北部城市群、以阿拉木图为核心的伊犁河谷-哈东南城市群、以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为中心的地中海城市群、以莫斯科为核心,辐射明斯克、基辅等波罗的海城市群。引导培育以塔什干、杜尚别为核心的费尔干纳盆地及周边城市密集地区、以德黑兰和巴格达为核心的中东城市密集地区。稳步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乌鲁木齐为核心的北疆城市群,注重实施区域带动,发挥两者与国内其他核心城市群联动作用。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提升核心城市发展质量。根据沿线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不同,选择沿线30-50点开展我国已经历的各种类型、各个阶段产业园区(农业园区、工业园区、旅游园区),以点状开始,逐步形成“串珠状”经济合作园区格局,未来走向经济区、经济带格局;积极鼓励国内优势企业到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办厂,实现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替代效应;与经济园区相结合,鼓励物流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国际物流节点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在物流信息系统、交通安全、绿色物流等方面合作;依托沿线国家与地区旅游资源,鼓励各类企业进行沿线国家旅游及旅游线路开发,增进旅游业发展。3.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继续推进国际运输便利化。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设自由贸易区。减少贸易程序,扩大贸易开发,加快推进和中亚各国在海关管理、检验检疫、签证颁发、资格互认以及边境贸易管理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在此基础上逐渐降低各类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议在西安建设国家内陆型自由贸易区,探索内陆地区开发开放的新路径。继续推进国际运输便利化,建立健全与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合作机制,改善通关环境,共同协商解决跨境运输中的货源、价格、安全、通关等实际问题,推动沿线国家在货物运输涉及的海关通关、检验检疫、交通等信息系统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港口接点、物流企业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鼓励物流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国际物流节点建设,建议从区域货运交通枢纽的高度来加强相关规划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将“西安港”题材上升为国家战略。4.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尽快建立区域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跨境循环使用渠道更加顺畅。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境贸易和双向投资中的使用,积极推进人民币作为中亚地区性国际账户结算标准货币,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金融基础设施,鼓励境内外机构和个人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直接投融资,鼓励境内外银行为跨境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培育区域性金融中心,与相关国家共同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银行”。建议在西安、乌鲁木齐建金融中心,并考虑在西安与乌鲁木齐设立区域性证券交易所,面向中亚,主推国际板,与国内香港、上海、深圳三个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前后衔接,增加交易时间。5.发挥华人华侨主体作用,建立非政府人文交流机制。设立政府授权、双方专家参与的人文交流专门委员会,具体协商文化交流合作的相关事项,力争尽早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签署文化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加强对沿线国家的全方位研究,以经济、科研、教育为主体,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命运共同体。明确与不同国家地区建立合作的主导方向,选择沿线有大学与研究机构的重要节点城市15-20个,与国内已有相应合作基础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共同名称,两个地点”的对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全方位研究的研究机构,为国家的战略实施做长期准备。设立中亚留学生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基金会,给予沿线地区高校、科研机构研究人员进行课题研究资助、访问学者等合作研究机会。6.尽快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清单和碳排放国际合作机制。尽快建立生态预警机制。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清单,对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建立有效的分析、预测和预警机制。明确在预警下如何实现风险管理和控制。基于碳赤字/碳盈余分布特征,建立碳排放国际合作机制。(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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