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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打压彭德怀内幕：谁平反他也不能平反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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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被打倒的真正原因（一） & & 关于刘少奇被打倒的真正原因，始终是一个谜，一直不能被人们所理解。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阻碍了毛泽东打击农村基层干部的路线，挡了毛泽东抓整个农村干部当替罪羊的道。之所以这样，是大跃进的政治路线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以下便结合历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推行的政治路线是“平分土地”由于这条路线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规律，也必然能得到规律的承认，出现好的效果。正因如此，共产党如旭日东升，既成就了自身的伟大事业，也造就了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和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自1945年中共“七大”打出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乘胜前进”旗帜后，到1958年党内没出现过公开的反对派。虽然1953年出了高岗事件，但这是高岗错误地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他不知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真正用意是毛泽东要削弱一下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给他们敲下警钟，让他们以后注意遵守君臣之道。关于这点，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在取得政权后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给重要的臣下提提醒，这点没错。对于刘少奇、周恩来来说，由于自身都是开国功臣，在刚取得政权的情况下，正处在极度兴奋与自豪之中，人在兴奋与自豪中往往会放松警觉，说一些越权的话，干一些越权的事，从而引起毛泽东的忌讳也在情理之中。但因为两人都没故意挑战毛泽东权威的本意，所以当领悟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真正含义后，两人都极力配合，一方面主动做检查承认错误，一方面主动把一些权力按毛泽东的意思分配给各部门。正是刘、周二人的主动配合完全达到了毛泽东的满意，使这件事达到了圆满的结果。但高岗却错误地认为毛泽东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用意是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所以他四处串联，到处煽风点火，非要打倒刘、周二人，自己取而代之不行，才惹恼了毛泽东遭到了打击。总之不管高岗落成怎么样的结果，对共产党的大局都没什么影响，既达不到反对派的程度也没有路线斗争的内容，只能算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小插曲。从总体上说，从1945——1958年这一阶段，党内团结气氛浓厚，组织生活正常，与以前和以后阶段相比完全可以说是共产党的黄金时代。但从1958年开始却宣布了这个黄金时代的结束。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跃进的政治路线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由此决定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而社会的坏局面必然反映到高层，使党内围绕着大跃进的路线产生矛盾，最后发展到路线斗争。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到严厉打击，就证明了这点。
提到彭德怀就必须联系到他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在这封信中他首先肯定了大跃进是正确的，并以工、农业增长比例为证据。后面便是大跃进中的实际问题，其中有思想方面的，有计划方面的，有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真实现象等等。并在很多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有些该停，有些该缓，有些该调，有些该并。在这封信中，肯定大跃进的方面只有数字没有真实的证据。就那些增长比例数据都是毛泽东亲定的指标，让下面必须完成，下面的执行者完不成任务不行，为了完成任务大炼钢铁或者把几亩地的庄稼移到一亩地计算产量，以及各种手段虚报来的，没有一项是真实的存在。而彭德怀说的那些问题，却都是人们亲眼看到，本身遇到的真实存在的。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彭德怀有意给大跃进戴高帽，而是因为大跃进的错误，本身就没法使社会出现好局面，客观上根本就没有能够证明大跃进正确的证据。相反出现坏局面则是这条路线的必然结果，这使得要找问题到处都是，并且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不只彭德怀，即使任何人写这封信，在内容上都会一样。再就是他提的建议：停、缓、调、并。虽然符合工作的实际，但与大跃进的宗旨相反，因为要真落实这些建议必然放慢建设进度，而大跃进要求的正是各方面要高速度。还有他所说大跃进之所以出问题，是由于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同样触犯了大跃进的主导思想，因为当时所提倡的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方面都要求人们放胆跃进。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要真的采纳彭德怀这封信的内容，为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只能是调整指导思想，各方面放慢速度，实际上就是终止大跃进，而这点是毛泽东绝对不允许的。当然彭德怀只是给毛泽东个人写了一封信，这在党内属于正常的行动，无论被采纳与否都不算错误。但毛泽东从这封信中看到了彭德怀的思想，他要看看党内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如果只彭德怀一人或极少数人有这种思想也就算了，如人数多，至少证明不少人已经怀疑大跃进的政治路线了，他必须解决。于是便把这封信打印成文件，下发当时参加会议代表们进行讨论。结果因为彭德怀所提的问题和建议符合实际，这也正是多数代表的心声，讨论过程中得到了强烈地反应和支持。这正是毛泽东的担心之处，为了大跃进顺利进行，他必须把这种思潮压下去。于是从7月23号他开始反击，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并逐步升级，上纲上线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彭德怀以及在讨论过程中主要的支持者，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邓华、洪学智等高级人员定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因为他打击彭德怀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党内对大跃进抱抵触怀疑的思潮，在打击了彭德怀等人之后，又在全国基层打击了一万多名党员干部。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不想符合实际。如果真不管实际只凭想象，他也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只是他这时是最高领袖，而领袖的政治生命与自己推行的政治路线是绑在一起的，两者是与荣俱荣与损俱损的关系。再者由于不知道社会发展规律，他也不知道大跃进准是错误的，并且大跃进才进行了一年，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还没给国家造成灾难，这样他为维护大跃进的顺利进行，打击对这条路线怀疑的思潮，才以彭德怀为靶子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也制造了这批大冤案。
正是由于彭德怀遭到了严厉打击，使全党再没人敢对大跃进抱怀疑态度，整个社会继续沿着这条错误路线飞速前进，到1960年便把中国引向了深重的灾难。大量的人员因饥饿导致死亡。（究竟死了多少没准确数字，有说三千万，有说四千万，还有说更多的。）总之尤其在整个农村饿死人已成了普遍现象，活着的因没吃的营养不良普遍浮肿，走路没劲出虚汗更是人人皆是。在这种严重的事实面前，迫使中央不得不进行反思，也是这种事实必然使高层产生分歧，从而出现分裂的现象，这个问题从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以下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在7000人大会上，以刘少奇与林彪两个人的讲话为例，两个人的共同点是讲话都没看底稿。不同点是刘少奇有底稿，并且是经过政治局研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已发给了与会代表们，他基本也是附着底稿讲的，只是在一些地方加述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而林彪的讲话与原来的底稿完全不相附，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讲的。刘少奇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与成绩是三七开，并说有的地区的错误不只三分，会更多，甚至错误是主要的。明显否定了毛泽东原先1个手指头与9个手指的定论。对大跃进的路线表态含糊，说三面红旗要继续坚持，有些问题现在看不清，再过5年10年就会看清。而林彪的讲话则是全面肯定大跃进的路线完全正确，并说这是我党的一个创举。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人们没听毛主席的话，是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不深，是执行中的问题。全会主要是检讨大跃进中不符合实际的地方。而林彪讲话中却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他之所以发表这样的讲话，是因为他清楚，大会中所检讨的问题无论怎么掩盖，实际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所以他这是在与整个大会唱反调，给毛泽东保驾护航。正因如此才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才让他整理成文下发干部学习。如果拿刘少奇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比较，两者的方向完全不一致，而他们又绝不是只是代表一个人，所以说在高层内部，最低从这时起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对于刘少奇，在大跃进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是积极的支持和推动者，可以说对大跃进的恶果他责任不小。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他承认错误在决策层，并准备承担责任，却被毛泽东制止。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是他知道应承担责任的是他自己，刘少奇承认了错误也等于他承认了错误，而在这件事上唯独他不能承认错误。因为作为最高领袖要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给整体造成灾难，从客观就失去了继续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资格，所以凡是遇到这种情况的，不管谁人都是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宁可让整体继续遭受损失，也绝不会承认错误，在这点上毛泽东也不会例外。所以毛泽东才制止了刘少奇承担责任、承认错误。
但是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如果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又没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于是毛泽东在大会上承担了大炼钢铁的责任，并批判了浮夸风。其实这两项并不是导致灾难的根本原因。首先大炼钢铁主要是1958年冬季，大部分地区没因此耽误多少农时。再就是浮夸风，如果要有粮食够人们吃，即使为了炫耀政绩浮夸到什么程度也无所谓，人们绝不会放着粮食不吃，以至达到饿死和人相食的程度。所以凭这两项只能造成损失，绝对造不成灾难。而真正造成灾难的是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实际是回到了原始社会，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由此决定即使没有上边那两项也得导致这场灾难。同样的情况，后来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推行了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并没大炼钢铁和浮夸风，不也落了同样的结果吗？当然，波尔布特当时叫超大跃进，也确实超了。中国当时只是消灭私有财产，没破坏家庭。波尔布特连家庭都破坏了，整体按年龄段分男女集中居住，使人们在劳累饥饿中连亲情的温馨也得不到。按波尔布特的说法这叫革命彻底。也正是因为他这种革命彻底，错误更大，造成的灾难更严重，至使在他执政三年时间里柬埔寨非正常死亡人数累计达200万以上，几乎快占到总数的1/3。所以毛泽东当时承担大炼钢铁和浮夸风的责任实际就是避重就轻，而对于社会制度的错误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然而，由于造成灾难的根本点就是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无论怎么说它正确、怎么证明它好，只要这个根本点不改，灾难就得继续加深，饿死人的情况就会继续严重，正是这个社会实际，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改变这个共产主义制度，所以在7000人大会前的1961年，他就允许撤掉了大食堂进行了改制。但是他对这次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有原则的，有底线的。因为他创建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来的，而马克思的理论就是消灭阶级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因此这次改制不能脱离消灭阶级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这次改变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社会的性质，证明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在方向上依然正确，证明大跃进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从客观使他仍然具备占居最高统治地位的条件。正因如此，这次改变社会制度过程中，以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为前提，农村中在保留了人民公社名称的基础上，推行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产品收入归个人所有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以后也称集体所有制），在工业范围继续推行公有制，统称社会主义制度。（农、工两范围的制度都是错误的，因为工业不是当时中国的主体，暂不分析。只分析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其实只要知道了社会发展规律，两者的错误任何人都能认识到）。
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照样违背着社会发展规律，因为这种生产队组织单位，就是井田制中的“九夫为井”的组织单位，两者不同的只是名称，这时的组织单位叫生产队，当初的组织单位叫“井”。而在性质上则完全一致。所以这种集体所有制实际就是推行的“井田制”，这等于把中国又拉回了奴隶这会，与大食堂不同的是，大食堂违背规律严重，这种制度违背得轻，但都属于错误的范围。所以这种制度最大只能解除继续饿死人的灾难，要使社会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上档次，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这是毛泽东的底线，他绝不允许再推行与此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以免出现好局面，证明出大跃进中大食堂这种共产主义制度的根本错误，使他在客观上失去继续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正是这个原因，这条政治路线一直推行到了他死，不允许任何人去触及这条政治路线。
对于刘少奇，虽然他想承担大跃进的责任被毛泽东制止，但他知道错误的根源在决策层，因此他在精神深处对大跃进的后果有一种负疚感。再者是身为国家主席又在一线主持全面。挽救人民于危难，争取使人民过上好生活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自7000人大会以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恢复经济方面，以争取尽快把人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从事实的结果看，要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完成这个使命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也不过分。因为他的主导思想是尽一切力量恢复经济，又在一线对实际情况了解多，在符合实际方面占据优势，他不顾触犯毛泽东，提出了“三自一包”的主张。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在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方面，毛泽东特别敏感。包产到户分明是要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自负盈亏是改变工业范围公有制的性质，这是要改变他所定的政治路线，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遭到了他的拒绝。自留地和自由市场虽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主流影响不大，得到了批准。就是刘少奇这两项主张的落实，（自留地在各地占每个人平均土地数目的1/10至1/20，）使人们能获得半年的收入，从而摆脱了半年吃糠菜半年吃粮的处境。（也正是它的作用如此之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当时的左派曾几度努力要取消自留地和自由市场，但无论怎么努力也取消不了）。同时又在三自一包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自由，即：贸易自由、借贷自由、土地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当然因为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制止，四大自由中的雇工自由、土地租佃自由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以做买卖为主的贸易自由被当做投机倒把和资本主义，照样被制止，只剩下了借贷自由，并且贷款基本也没推行，实际只剩下了借自由。不管怎样，也能看出刘少奇在这个阶段为恢复经济，解救人民的灾难所做的努力。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改制完成后，他除了坚守社会主义制度这条由他亲定的政治路线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外，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如何维护自身权威的方面。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7000人大会上他已看到了高层讲话中在方向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不一致，这点明显是一种走向分裂的潜在因素。再者他是大跃进灾难的主要制造者。在事实面前很多高层人员开始或已经怀疑他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由此决定这些人在精神深处，正在或已经与他产生距离，这点更是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潜在因素，也是他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要努力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而要扭转局面最大的条件就是要得到社会地支持。但在大跃进后从客观上说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条件。而没有这个条件又绝对不行。并且在获得这个条件过程中还不能脱离他刚刚制定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工业范围的公有制这条政治路线，以免在推行另外社会制度中让人们看清大跃进错误的真实所在，造成对他更不利的局面。由此决定他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去获得这个条件，把已经失去的民心重新夺回来。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思考的结果，决定牺牲掉整个基层政权的组织成员，重点是农村支部这批成员。农村支部既是整个政权的支柱，也是中央落实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在大跃进导致灾难后，他就对这批直接执行者有一股怨气，怨他们没把事情办好，单凭这点，就该受到打击。其实这点也不能怪他这样想，就是任何一个官员，当把事办坏后，都不是先考虑自己的错而是怪下级没把事办好，处罚下级，所以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产生这种思想也属正常。再就是在这次灾难中，因为这级政权为推行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后来到处都是入户搜粮，打人，抓人，即使与整个农民不能形成水火也必会产生严重的矛盾。所以他要打倒这批人，给农民出口气，让他们产生再一次获得解放的感觉，使自己重新获得社会支持。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一些人难以理解，或者认为根本不可能，其实只要认真想一想，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想出这种办法是很正常的。比如后来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超大跃进导致全社会陷入灾难后，他照样因怨恨直接执行者无能而处理了一批。因为当时的超大跃进还没结束，他不需要为获得民心去发动农民把这些人打倒，而是为了自己出气直接杀掉了那些直接执行者。如果他当时需要获得民心支持也会想出与毛泽东同样的办法。所以也许任何一个统治者在同样的条件下都会想出这个办法。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理解到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这种思想一点都不奇怪。然而对于毛泽东，他也清楚这些直接执行者当初是在执行他的命令，这样做实际是把造成灾难的责任推给这些执行者，是在拿这些人当替罪羊。由此决定，这件事摆不到桌面上，这种真实的思想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但又必须落实，所以他必须以一种隐蔽方法把人们向这个方向引导，然后以另一种面目去落实。因此在7000人大会后不久他就重提阶级斗争，之所以这样，因为共产党是从农村闹革命起家，战争年代主要是打倒地主、富农，提阶级斗争很容易使人们想到地主、富农，从而让人们进一步想到现在的农村干部照样像以前的地、富一样压迫他们。所以这时重新提阶级斗争的真实用意就是让人们领会他已把农村支部这批人与地、富同等化，已被列为了打击对象。
对于这时的刘少奇，已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恢复国民经济，以求尽快使人民从灾难中解脱出来。这是当时中国的大事，也是他的真正使命，所以对以外的问题他不关心。再者他当时也不知道毛泽东提阶级斗争的用意。在他看来解放已十多年，反动武装已基本被消灭，至于剩下的反动武装，即使不用军队，地方武装也能对付，根本用不着全国以搞阶级斗争这种高度形式去全力对付。因此对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做法没予以配合。（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提到的1962年的右倾。意指只抓经济，不抓阶级斗争）。刘少奇的态度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刘少奇又一直不改，以至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到7月份在游泳池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到此有必要对这次冲突进行一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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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被打倒的真正原因（二）
人大会后，中央开工作会议的地点多数在中南海的西楼，主要由刘少奇主持，全部会议的内容都是恢复经济，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每次都是把社会灾难的实际情况都摆在桌面上，以便参与会议的人们根据实际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点本是很正常的事，但被毛泽东认为是故意把形势说成一团黑，是在攻击和否定大跃进。因此在7月份的一天刘少奇到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责怪他没顶住，才使西楼会议把局面说成了一团黑，言外之意也有他故意把局面说成一团黑的意思。其实刘少奇本人也是大跃进的策划者和积极的推行者。他的责任也不小，他这样做并不是故意把大跃进说成一团黑，而是为了尽快挽救灾难局面，另一方面也是以实际行动替自己和毛泽东在赎罪。所以对毛泽东的责怪没法接受，才说出了那两句肺腑之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是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总之1962年由于刘少奇只抓经济，不配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使毛泽东对他的不满程度越来越大。但为了达到抓替罪羊的目的，又必须得到刘少奇的配合。为了迫使刘少奇就范，到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他故意以阶级斗争内容打乱了整个会议议程，迫使刘少奇不得不把整个经济计划滞后落实，10月份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把阶级斗争的内容列入主题，并写入大会正式文件向全国发行。从而完成了抓替罪羊的舆论工作。
1962年底，河北省保定专区四清工作的内容经河北省委转到了中央，给毛泽东提供了落实抓替罪羊的条件。其实保定的四清，只是为了年终决算进行分配而采取的行动，其中当然也有纠正打击干部多吃多占歪风的意思，所以保定四清的内容是：清财、清帐、清仓、清工分。尽管如此，保定四清的对象都是农村干部，正是这点使他找到了向农村干部下手的机会和正当的理由。于是1963年初他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部署在全国展开以清财、清帐、清仓、清工分为内容的四清运动。与此同时在城市展开五反运动，即：反贪污盗窃、反官僚、反浪费、反分散主义、反投机倒把，统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四清与五反同时展开，但城市的五反对毛泽东的作用不大，他也不太重视，而他专注的只是农村，以争取在运动中全部抓到支部一级的替罪羊，达到在客观上重新得到农民支持的目的。
对于这时的刘少奇，虽然他的注意力仍在恢复经济，但在毛泽东地逼迫下又不能再不配合，所以在这次会议上积极配合，他说：十中全会上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根据刘少奇的讲话分析，他现在还不知道毛泽东搞阶级斗争的真实目的。只以为他搞阶级斗争的目的就是打击社会上和政权中的歪风邪气，以利于社会整体的正常发展，这点也是他的愿望。所以在这次会议后，他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积极组织工作队到全国各地开展四清运动。而后，一是他当时的注意力仍是恢复经济；二是按保定的四清经验，二、三个月就会完成，并且运动的结果对整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部署完毕后，他便又把注意力转到了恢复经济的工作中，对四清运动并没注意。但使他想不到的是，从这时起四清便成了无止境的运动，以至使他后来为保护基层干部所做的一切努力到文革时期都归于了失败，自己落了个两面不是人，至到自己冤死在狱中。他的真实思想与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都没法说，而且即使说了也没人相信。这些都是后话，以下接着分析一下四清运动。
对于毛泽东，因为他搞四清的目的，就是要打到整个基层干部，绝不会使四清停留在保定当时四清的基础上，他必须把运动引向深入，所以到5月份他召集一些官员到杭州制定了前十条，作为指导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正好1963年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他又把反修防修加入前十条，并指出搞四清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反修防修。对于这点尽管人们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甚至认为只是一种空洞的语言，其实这是他的真心话，也是他的真实目的。因为他所指的修正主义是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斯大林是苏联的最高领袖，赫鲁晓夫当初是他的部下，赫鲁晓夫这种行动实际是一种背叛领袖的行为。而毛泽东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他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所以反修防修，实际就是他在中国既反对部下背叛领袖，也防止部下背叛领袖。并且自大跃进后，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这点，因此说他这种提法不仅不空洞，而且也特别符合他的实际。正因如此，这句话自他当理论提出后，一直持续到了他死才没人提了。而他搞四清打倒整个基层干部，争取重新获得农民支持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所以在前十条中加上反修防修也再正常不过。
正是前十条的作用，使运动在不断深入中早就超出了当时保定四清的范围，致使很多农村干部乃至很多农民群众都遭到了打击。而这点并不是毛泽东的目的，他要把四清引向更深入，直至整个农村干部都被打倒。所以从9月份开始，又着手制定后十条。
对于刘少奇，因为当时的四清没引起他多大注意，再就是工作繁忙，前十条的制定他没参加，后十条的制定过程也只参加了一半，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一方面是时间的无止境，另一方面在前十条的作用下不断深入，引起了他的质疑。因为运动发展到此，早已超出了保定四清的范围，同时也大大超出了他原来的预想，这使他不得不反复考虑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以及搞四清的真实用意。后十条的制定，使他终于找到了答案。因为在后十条中不仅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了进去，还增加了在四清中整顿基层组织，和四清是一场群众性的整党运动的内容。像这样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提下，整顿基层组织，同时又要求群众性的整党，明显是要发动群众向基层政权进攻。至此他完全清楚了四清的真正目的是要把整个基层组织打倒，进而也明白了毛泽东是要把大跃进所造成灾难的责任，推给这些直接执行者，并以牺牲这批人的代价来争取重新得到农民阶级的支持。由于这种抓替罪羊的做法摆不到桌面，没法公开说明，所以从人大会后他才重提阶级斗争，把全党向这个方向引导。
按说刘少奇作为副手，又居于接班人的位置，既然已领会了毛泽东的主导思想，并且也知道了这种指导思想不能明说的情况下，本应与毛泽东积极配合，完成他的心愿才是为臣之道。但刘少奇偏偏在这件事上却怎么也做不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清楚大跃进的灾难是路线造成的，责任在中央，并且自己的责任也不小，正因如此，在7000人大会上他就要主动承担责任。1962年7月份在游泳池与毛泽东的冲突中才说出了，饿死这么多人，历史是要记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像这样，如果他要积极配合毛泽东抓替罪羊，等于自己在犯了大跃进错误的基础上接着再犯第二次错误。并且两次错误的性质还不一样，大跃进错误是由于不知道社会发展规律，不知道这条路线会落成什么结果，而且搞大跃进的初衷也是为了好。这次抓替罪羊是明知道错误，明知道在打击无辜故意这么办，这点违背他自己的良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父母官应该做的。因此考虑和思想斗争的结果，他不仅不配合毛泽东还必须阻止，以求在自己的权利和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使多数的无辜免遭打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既然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权威已认准了这么办，如以提建议的形式争取他停止只是徒劳。而且自己在1962年和1963年只抓经济，没配合阶级斗争就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如这时公开阻止，既会遭到严重打击落成彭德怀的下场，在整体上也与事无补，抓替罪羊的路线照样会继续推行。由此决定他只能采取拿毛泽东的话堵毛泽东的嘴，自己在落实中改变毛泽东的意思，最终使四清运动不能全面铺开，使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免遭打击的办法。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几乎在与后十条公布的同时，1963年11月份他派王光美到河北唐山的桃园大队搞试点。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按照毛泽东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打歼灭战的要求办，最后达到把整个大队支部完全搞垮的程度。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原计划只用20天，结果5个月才完成了任务。这使刘少奇心中有了底。就在刘少奇搞桃园试点的过程中，毛泽东也派陈伯达到天津的小站搞了试点，结果三个多月在农村支部中抓出了3个反党集团，搞垮了整个小站区80%的政权组织，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都遭到了打击。完成任务后，陈伯达汇报80%的政权都坏了，大多数的党员干部都是坏人。也使毛泽东心中有了底。
尽管通过搞试点毛泽东与刘少奇都做到了心中有数，由于两者的指导思想不一致，各自的心中有底并不是一回事。在毛泽东看,无论桃园的100%，还是小站的80%，都是指向基层政权，这与他的目的是一致的，又在刘少奇的配合下，近期打倒1/3的基层政权的目标应该能够达到。正因如此，在这个时期他不只在一种场合说，现在1/3的政权已坏了，已不在共产党手里了，并说：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们能有2/3的政权就够了。而刘少奇则是通过桃园试点知道了按照现实毛泽东的要求部署，一个过程就需要5个月，如把问题故意搞得再复杂些查得再细些，一个地方的四清过程必会超过5个月，甚至达到8个月乃至一年。像这样，如果把大兵团集中到局部地区，以打歼灭战的名义长期扎下去，四清运动铺不开面，大多数的基层政权就会免遭打击。正是出于这种需要，1964年在对待阶级斗争的态度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换了个位置，刘少奇从1962——1963年一贯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的基础上，一下子走到毛泽东的前头，把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比毛泽东看得还严重，使毛泽东反而成了右倾，不断地给刘少奇纠左，不断否定自己原来的要求。
当然对于刘少奇的真实用意，开始毛泽东不知道，正因如此，他对刘少奇改变态度把阶级斗争和四清提到高度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在积极地配合，所以在1964年把四清的任务全部交给了刘少奇。以为运动会完全朝着他需要方向发展，最终达到他抓替罪羊的目的。但事实的结果并不是这么回事。
刘少奇在落实过程中，首先按照毛泽东大兵团作战，打歼灭战的要求，组织了百万的工作队，在各省都集中在有数的几个县中，以至每个县的工作队成员少的5000人——6000人，多的达15000人以上，以体现大兵团作战。然后是工作队组织学习，最后工作组下乡扎根，首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渐建立感情，然后再串联组织群众揭发干部的问题。与此同时又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毛泽东说1/3的政权坏了，他则强调1/3打不住，甚至说在一些地区整个基层政权已不在共产党手里了，问题比预料要严重得多。因为刘少奇长期以来并没有干过一次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的事，对于他这种做法，毛泽东也没往别的方面想，不过有些地方确实已超过了工作的需要，也有一些提法比如坏政权已超过1/3和整个政权全坏了的说法与他先打击1/3，然后再打击剩下的2/3的部署不一致，他也必须纠正。所以在1964年8月份，刘少奇让田家英与他一起到广州对后十条进行修改时，田家英一是向毛泽东辞行，同时也是请求指示时，毛泽东说了两条：一是不要把政权说的一团黑；二是不要让那么多工作队住扎在一起。而这两条正是刘少奇阻止毛泽东抓替罪羊的具体措施，但又不能对任何人即使王光美也不能说明。所以在飞机上当田家英向刘少奇传达了这两条指示后，他紧皱眉头，一句话都没说。
随着工作队到位，大兵团作战、打歼灭战、扎根串连的框架形成，他不断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尤其9月份后后十条公布后，更加强调敌人已换了手法，他们的手法拉拢腐蚀干部下水，建立两面政权，利用我们文件中的空隙在对我们搞合法斗争。我们再用以前的办法对敌斗争已经不行了，要求干部长期蹲点，自始至终在一两个大队，一两个工厂搞下去以便找出直接经验指导运动。并给干部讲，这次四清运动就是要一块一块地搞，打歼灭战，这样看起来慢实际是快。然而他真正的主导思想则是只搞这一块，没有第二块。即使有第二块在时间上也要尽量往后拖延。正是出于这种需要，他才不断强调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便要求工作队不断深入找问题，用各种方法从各种角度寻找阶级斗争，不断发现新问题。而只要有新问题出现，就证明歼灭战的任务还没完成，工作队就得继续呆下去，就不能开辟第二战场。所以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让工作队在一块长期扎根，使四清运动没法全面展开，使毛泽东全面抓替罪羊的路线行不通。如查一下刘少奇1964年后半年的讲话，就会发现其主要内容，都是与他这个总目的一致的。
正是刘少奇这种做法，使全国的四清运动在1964年几乎都停在了工作队展开后的第一战场，很少有能开辟第二战场的，全面展开根本就没可能。也是他这种做法，使工作队在开辟的第一战场中，必然对整个基层干部进行严厉地打击，以至在“全体上楼，人人洗澡”的人人过关过程中，冤案普遍，很多人被打、被抓、被迫害致死、被迫自杀。总之整个基层干部的遭遇不低于文化大革命，这又会在刘少奇心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一种阴影。因为从总体上采取上述办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整个基层干部，但在这些地区内如果不这样干，则没法证明他是在与毛泽东紧密配合，这绝对不行。所以为了使绝大多数基层干部免遭打击，他只能采取这种舍一保九的办法。然而又是这种事实，使后人把四清的罪责推到了刘少奇身上。刘少奇即使活到现在，也只能是有苦难言，有口难辩，就再怎么说也不会有人相信。以上这些就是号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指：“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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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被打倒的真正原因（三）
对于刘少奇这种目的，从长远上说根本就瞒不过毛泽东，再就是工作队长期按兵不动的事实，本身也是一种自我暴露，所以到1964年底以前，毛泽东便知道了刘少奇的真实用意。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在以阳奉阴违的方法故意挡他的道，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而刘少奇却一直这么干，这没法不使二人的矛盾迅速上升，以至到号到号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在这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指导思想不同处是：毛泽东对运动的要求是“快”；刘少奇的主导思想是“拖”。会议分成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毛泽东主要是强调了运动的性质；后一阶段主要是攻击刘少奇在1964年的做法，总的意思是在缩小打击面的基础上强调“快”。
会议从12月15号开始，刘少奇在其主导思想地支配下，在对以前工作总结时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能力不是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这个讲话的意思分明是要缩小工作队以前铺开的面积，使四清运动最低是不能往大的方向铺开。这点是毛泽东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在刘少奇讲完后，毛泽东非常反感地说：“缩短很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正因二人的思想相反，毛泽东非常气愤，时间不到毛泽东就宣布散会。以后刘少奇在毛泽东地压力下，再没讲过这种性质的话。毛泽东则是以各种方法升级运动的性质，把原来清财、清帐、清仓、清工分的四清运动升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同时为使人们明白他要打倒的准确目标是整个基层干部，他说：农村的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的要死。并把这批干部先说成是当权派。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这批当权派，后又升级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种做法对于毛泽东是非搞不搞，因为随着把运动引向深入，必须让人们清楚他要打击的目标。而对于刘少奇却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搞四清运动的目的是要抓整个基层干部当替罪羊，由此决定，无论运动的性质升不升级，这批人的结果都是一样，所以在这次引导过程中，他没有反对的举动，有时还假装不懂。比如在毛泽东把农村干部比成当权派时，他则说：对当权派的斗争我们还是第一次。这样到12月28号指导四清运动的17条在毛泽东批准后正式通过。其主要内容就是把小四清升级到大四清。把原来的清财、清账、清仓、清工分升级到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做出了7年完成整个运动，3年完成全国总面积1/3的计划。
然而毛泽东更明白，会议通过的内容，写在纸上与真正落实下去完全是两回事。并且对于刘少奇以前采取舍一保九的办法阻碍运动展开的用意他也心如明镜。像这样，如果不迫使刘少奇改变态度紧密配合，即使把运动性质提高到什么程度，做出怎么样的计划也是束之高阁，只能停在文件上。由此决定他必须对刘少奇采取一些措施来逼迫他就范。同时对于这次工作会议开始时邓小平不让他参加会议，刘少奇在会议过程中经常打断他发言的行动，毛泽东也是耿耿于怀。在他看来这是对他权威的公然蔑视，也是决不允许的，他必须挽回面子，以表示自己的权威尤在。正是出于以上需要，17条才通过两天，各省代表很多还在回去的路上，也有一些还没离京，他就宣布17条作废，要各省代表重新回京继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因为毛泽东这样干的目的主要是逼迫刘少奇就范。号开会的头一天他就直奔主题，对刘少奇1964年的做法展开了攻击：有人说打歼灭战，怎么打？15000人工作队集中在一个28万人的县中，几个月都展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这是烦琐主义哲学。在说到工作队领导运动时说：“应当一进村就宣布两条，一条对干部，一条对社员，对社员宣布只整干部不整社员；对干部也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没问题算了，不要没有虱子硬找。可问题是那么多工作队集中在一处按兵不动，搞人海战术。对扎根串联的批评是：扎根串联，冷冷清清。并说，在实际的运动中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工作队。又举例：小站夺权，陈伯达一个人就够。同时对刘少奇本人说：在安源不也就你一个人去的吗？总之对刘少奇1964年的做法进行了全面攻击，总的意思既是警告又是逼迫，以后不允许再用这种舍一保九的办法阻碍运动的展开。对于刘少奇，他知道自己的真实思想瞒不住毛泽东，也知道迟早都会有这一天，因此事先也会有思想准备，于是在受到毛泽东的攻击后，他一方面以这些做法当初都是得到了毛泽东批准为由进行辩解，同时对毛泽东抓替罪羊的目的也以掩盖的形式进行了制止。当毛泽东再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说：对你说的派我不理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现在资产阶级都要消灭了，哪有那么多的派呢？一说到派就人多了，不是什么地方都存在敌我矛盾，比如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派？毛泽东为了压倒刘少奇，不许他在这个关键点上提反对意见，张口就说张霖之就是一个。
其实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时走资派的范围只是农村整个基层干部，还没包括到整个部级干部。并且这点刘少奇也清楚，他现在故意以部级为例子说事，也是在给毛泽东出难题。结果毛泽东是：你现提，他就现抓，而且抓了的必须当走资派打倒 。刘少奇被迫也只好不再发言，不再去触及这个根本问题。
由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主要精神使四清运动迅速展开，一些代表问运动的时间是否要缩短，毛泽东说：还是六、七年吧，不过可以提早。同时又着重指出：这样是为了防止人们犯急躁病，一个单位实际有几个月就够了。
中央工作会议于号结束，制定了23条作为四清运动的指导方针。主要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运动要团结两个95%，（即团结95%的干部和95%的群众）。从内容上看，23条与17条并不矛盾，只是增加了两个95%。根据这点分析毛泽东的思想，主要应是解决1964年刘少奇在运动中以阶级斗争严重为名，故意把问题复杂化，使工作队完不成歼灭战的任务，运动一直展不开的问题。以便会后工作队能很快解决问题，很快开辟新战场，运动很快全面展开。
在他看来，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中受到了严厉批评应该已经就范，又有23条团结两个95%的方针，刘少奇也应该配合使四清运动很快展开。但半年过去，只是对1964年被打击的干部中很多人进行了平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对1964年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左倾进行了纠正（尽管这些人是刘少奇直接打击的，给他们平反更是刘少奇的愿望，所以这项工作才能很快完成）。但在运动的展开问题上，却一直是起色不大。为证明这点，我们可以从号湖北省委和5月10号河北省委给中央的汇报中找一下答案。湖北在1964年的四清中实际展开了只6个县，到1965年5月份仍然停留在这个基础上，一点没动。河北1964年展开了10个县，从1965年2月份又陆续展开了8个县，共18个县，到这时占全省总县数的12.5%，438个公社占全省公社总数的10.8%，5877个大队，占全省大队总数的11.7%。河北省是当时全国少数最积极也是最先进的地区之一，根据这两个省的情况分析全国，可以说基本还停在1964年的基础上，即使说有起色也不会大。而且从两个省委的汇报中可以看出，虽然到这时都不再提扎根串联，但都是依旧执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
这个结果明显与毛泽东的希望和要求相差甚远，也没法不使他对刘少奇失去最后的希望。这证明刘少奇在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并没就范，不仅没紧密配合，而且仍在极力地挡道。如果有他挡着，自己抓替罪羊的目的也许永远没法达到。而为了自己的权威不受到挑战和威胁，他又必须抓到整个基层的替罪羊，以求重新得到整个农民的支持。由此也就决定了刘少奇最后的命运。
也是四清的过程，使毛泽东感到整个政权的组织结构与内部的组织原则，已经不适应他维护个人权威的需要。刘少奇正是利用这种政权结构与组织原则，阻挡了他个人的意志迟迟落实不到社会实际。像这样，即使搞掉刘少奇不管谁来顶替这个职务，一旦要成心挡道，结果还会这样。为了使自己的意志迅速落实到社会，他必须废掉现实的政权结构与内部的组织原则，重新建立起能够适应维护他个人权威所需要的组织结构与内部原则。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文革中那条在制造分裂的基础上驾驭群雄的“分而治之”的基本路线。也是处于这种需要，如果要废掉旧的政权结构和旧的组织原则，必须先打掉原来政权的组织体系，才使走资派由原来只包括整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政权整个干部的范围。
但是他搞四清的真实目的是抓整个的替罪羊，并且这个目的必须达到，既然在现实的基础上达不到目的他必须另想其它办法，走其它道路去达到目的，这又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以上就是毛泽东1965年后期的思想变化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因为他已开始考虑发动文化大革命和在运动中为达到各种目的所要走的道路。从这时起他开始对四清运动不太热心，在各地视察中着重讲战备，当一些省委领导要向他汇报四清工作时，他说不用汇报，已经知道了。这点的确是实话，因为无论怎么汇报，运动不能全面铺开也是事实，这点根本就用不着汇报。至于那些决心和计划他更不想听。原因是现实铺开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写在纸上的决心和计划更没意义。这样在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与计划后，到1966年5月，便正式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7年1月起不到一年整个政权全部被打倒。完成了毛泽东设计中的第一步，（其中包括两项内容：一、抓到了整个农村干部的替罪羊；二、破坏了整个政权体系）。
正是毛泽东第一步的完成，既使刘少奇身陷牢狱，又使他极力保护的整个农村干部全部陷入了灾难。过去几年他一直在以各种手段尽量替这批无辜者遮风挡雨，甚至为保护多数采取了舍一保九的办法，以求哪怕是让多数干部受打击的时间往后推一些，也使自己的良心好受些。可以说过去几年他像干柴，点燃自己争取以最大的热量使这批人免受严寒的冲袭，结果干柴燃尽，这批人照样落成被严寒冲袭的下场，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然而使他最痛苦的还不止这些，因为在整个过程中，虽然毛泽东抓替罪羊的目的不能明说，而他抵制毛泽东抓替罪羊的目的也不能说明，以至在四清过程中，对于他阻止运动的真实目的，以及与毛泽东叫劲的程度，只有毛泽东与他两个人清楚，除此以外，任何人包括王光美及整个家人也不会知道。并且在1964年为多数基层干部免遭打击，他采取了舍一保九的办法，使当时工作队到达的地区，所有干部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个事实，使后人都认为四清的惨剧是刘少奇造成的。使刘少奇对事情的本来面目根本就没法说清，即使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以至刘少奇在牢狱之中的处境，已经远远超过了有冤无处诉，实际是到达了有苦难言的程度。又是这个处境，没法不使刘少奇的精神受到无法形容的严重打击，也必会成为导致他最后死亡的主要因素。
以上就是刘少奇被打倒的原因，实际就是他阻碍四清运动的发展，挡了毛泽东抓替罪羊的道。因为四清运动自1963年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完成任务的地区以县为单位，占全国总面积的32%，这说明四清最终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再就是毛泽东在1964年对四清的初步要求是：打倒基层1/3的政权组织，照这个比例算，四清中被打倒的基层政权组织，只占全国总数的不足1/9，这明显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差太远，他要求的绝对是1967年的效果达到100%。所以四清的结果绝不会是毛泽东的本意，只能是刘少奇这个四清运动的直接指挥者从中动了手脚，把事情故意弄成了这样。因为从能力方面说，刘少奇本身就是从搞群众运动起家，可以说在这方面他的能力并不比毛泽东小多少。并且自与毛泽东合作后，他搞过多次运动，每次都是很好的完成，尤其是最大的土改运动，当毛泽东一声令下，在整个解放区几个月就全部完成。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而偏偏在四清中运动一直展不开。像这样，如果说要是因为刘少奇能力小，恐怕没人会相信，更别说毛泽东。所以说四清运动展不开，只能证明是刘少奇在故意挡道。也只有他故意挡道才能与毛泽东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问题的关键也只能是这点，其他理由都说不通，更没法解释开四清中毛泽东与刘少奇那些反常现象。
至此，我们拿刘少奇与林彪做下比较。两人的共同点是都挡了毛泽东的道。不同点是，林彪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挡了毛泽东的道，而刘少奇从一开始就是故意挡毛泽东的道。再从目的方面分析，林彪挡道是为了自己及本派在政权中占据主动地位，并没有为国家着想的成分，也可以说主要为了私利。而刘少奇故意挡道是为了使整个基层干部免遭打击，这对他没有半点的私心私利可言。如果说有私心的话，也是在不违背良心的基础上自己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不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整个基层去帮助毛泽东抓替罪羊，这起码是从国事出发。通过比较完全能说明两个人的品德，所以说从老百姓的角度说，我们真诚希望社会中多一些像刘少奇一样的父母官。
最后再分析一下主要人物毛泽东。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抓替罪羊，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在文革中推行“分而治之”的路线，这些都不是他在精神深处多么愿意干的，最低这些不是他打天下的目的。但这些又确实都是他干的，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大跃进一步走错，一步一步逼来的。因为任何一个开国领袖追求的目标都是既要个人的统治地位，也要人民幸福安康。但要真正能做到这样，就必须保证自身所推行的政治路线不犯错误。如果政治路线一旦犯了错误，必然会把国家引向灾难，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一到这种程度，从客观上说统治者就失去了继续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资格，这又是每一个统治者都不能接受的。所以一到这种程度，他们都会抛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不择手段的为维护个人统治地位而努力。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对，但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又都会这么干。所以如果要求毛泽东在政治路线犯了错误，把国家引向灾难后就主动放弃最高统治地位也是不客观的。正因如此，在大跃进后，事实证明他已经在客观上失去了为人民谋利益的条件下，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抛弃，为维护个人的统治地位、个人的权威，采取哪些与自己的职位不一致的手段和方法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毛泽东当初发动大跃进运动的目的，照样是为了让人民过幸福生活，让国家尽快走向富强，绝不是想把国家引向灾难。如果他要知道以大食堂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制度会造成人相食的结果，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推行这条政治路线。而不知道这条路线错误的原因不管有多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知道真正的社会发展规律。如果要知道，对于这条政治路线的错误很容易看出来。只要看出错误，不推行以大食堂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制度，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就能避免。所以我希望能与一些有能力、有志向的人取得联系，使我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能够得以公布，并应用于实践，以减少像这样人为给社会造成的灾难，或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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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中国大跃进的政治路线是绝对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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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食堂是大跃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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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出发点，是研究出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以求使人们去顺从社会发展的自然，不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而不是要求社会按研究者的意愿怎么办，更不应要求人们有什么样的理想，要求人们去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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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们相信阉人能带来吉祥，重大喜事往往会邀请阉人们表演歌舞助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