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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2012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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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2日，我市召开2012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国家、省军转安置工作会议和省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安排部署今年全市军转安置工作任务。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市军转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曹征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赵同香讲了具体意见。市政府副市长、市军转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辛志纯主持会议。
　　曹征平指出，军转安置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军转安置工作是必须完成好的政治任务，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有利契机，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做好军转安置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怀着对军队和军转干部的深厚感情，全面落实安置计划、严格落实编制、突出安置重点、深入细致地做好部分企业军转干部解困和稳定工作，千方百计把省下达的军转安置任务完成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赵同香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清形势和任务，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高军转安置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要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确保今年的军转安置工作顺利完成。
　　辛志纯传达了国家、省军转安置工作会议和省领导重要批示精神。
　　市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各开发区(管理区)党政分管负责同志，组织部、人社局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有关企业、金融机构、驻唐部队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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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区胥各庄街道党建网我们县里2010年开的复原军人安置会是县长主持的，把我安置到了县里的事业单位，是二类局，安置办开具_百度知道
我们县里2010年开的复原军人安置会是县长主持的，把我安置到了县里的事业单位，是二类局，安置办开具
请问合理吗我们县里2010年开的复原军人安置会是县长主持的，是二类局，民政局安置办档案放在党委存档，安置办开具的工资证明和介绍信让我到人事局备案盖章，把我安置到了县里的事业单位，可是人事局不承认
理论上他没有理由不承认的，他很容易送个顺水人情的接受单位自己联系的吧。简单会处理呢，你通过个人关系，和人事局主管沟通联系下。县长安置的意味着同意从财政增加了一个人的支出
可是我单位是差额自筹开支,财政拨款不播到人名上，直拨到单位，人事局现在承认了编委办不承认，我要是上访告状能告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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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我的人生点滴
我的人生故事
2010年10月19日,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开始写作“微博”，平均每天一篇。由于字数限制为140字，写起来较轻松。如果没有意外，就这样写下去吧——也没有什么目的，闲来无事，梳理人生，如此而已。
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经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时开启记忆，目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种种故事；我做当过3年小学教员，当过4年解放军战士，当过10年县级“革命会员会”、政府干部，当过25年省报记者、当过8年大学教师。我有意把我经历过的事情（尽管微不足道）如实写下来，勾起同龄人的回忆，也为青年人了解历史提供一点真是的参照（尽管很肤浅）。
我于1943年农历3月26日凌晨出生。祖父朱明乐为我取名朱学仕，以便与前面三个堂兄的名字联起来是，形成朱学圣、朱学贤、朱学儒、朱学仕系列组合。可是当我懂得“仕”的含义时，就毅然将“仕”改为“诗”。可惜的是，一生即逝，我不仅与学而优则“仕”无甚缘分，而且名号学“诗”却未写出什么“诗”来。回想当年改名之举，每每苦笑不已。
我爷爷是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乡村的“保长”，父亲给李宗仁长官司令当传令兵。进入“新社会”，我为此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入团难，入党更难。父亲劝我“不入那个党不行？”差点和他划清界限。虽然后来入了团入了党，但比别人慢三拍，比别人多吃很多苦。哎，出身论、阶级论，可把我弄惨了！
土地改革时，家里划成“地主”。一天，5岁的我从舅家回来，发现正门贴了白色封条，母亲坐在厢房里流泪。我并不知道被封门的含义，但隐约知道大事不好了，最现实的是进不了门，于是惶惶乎扭头原路返回舅家。懂事以后，我一直懊悔，怎么那一刻就不和妈妈说说话，进而和她一起共度难关呢？
我读小学的校园是没收地主的房子，为了加盖几间校舍，二年级的我和老师一起上山拆一座泰山庙。庙里面供奉的关公、送子娘娘，还有许多凶神恶煞的塑像等被我们统统捣毁。之后拖着板车、独轮车把椽子檩条拉回学校。搬运木料时我的脚被钉子刺得滴血，妈一边为我擦药一边说：是关老爷在咒你。
三年级开始练毛笔字，家里穷买不起笔。有聪明的学长从路边采来一种叫做“尖子鼓”的野花花蕾，轻轻剥去外壳，插入一根细竹管当笔用，还真管用。可惜我笨手笨脚，常常剥坏花蕾又找不到合适的管子，眼睁睁看别人练字。我的毛笔字至今不好意思见人，也许和当年没有一支“花蕾笔”有些关系。
我读高小（五、六年级）的学校叫白莲寺小学，离家8华里，早出晚归，全靠步行。下雪结冰，买不起胶鞋，只能穿报废的烂布鞋，干鞋装进书包。一出门鞋就湿透，冰得透骨。路上见到穿胶鞋的有钱人在雪地上踩出的鞋底花纹印痕，好奇、羡慕极了。赶到学校，双脚麻木，用冷水洗了脚再换上干鞋。
我读高级小学时离家较远，吃中饭赶不回更吃不起餐馆。于是，妈妈早晨准备些干粮：春天，一搪瓷杯煮蚕豆，秋天，一个烧熟的红薯，冷着下肚，经常出胃酸；有时也带些玉米粉，到食堂换玉米糊喝，肚子经常空得咕咕叫。眼下的高档宴会时有蒸红薯、油焖蚕豆出现，令我十分不解：这也能叫佳肴？
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之际我5岁刚记事，发现和奶奶共用的枕头很怪：一层土纺棉布包着厚厚一叠被火烧残的洋布头。奶奶说两年前，我家住的是乡下的楼房，两进院子，楼上存着成捆的洋布和一桶桶洋（煤）油。一群土匪索钱财，爷爷拒。土匪一把火烧了院子，长工们帮着抢了些烧残的洋布。
楼房被土匪烧了，爷爷又在废墟上盖了两进院18间房子，却远没有往昔的气派。父亲和伯父分家时，舅爷主持抓阄，我父亲抓到上房，伯母气急败坏但无语。奶奶常常咒骂烧房的土匪，父亲说要不是房被烧，我家不仅是地主而是恶霸，说不定有人被枪毙。我懂事以后，对烧我家房的土匪很感激。
爷爷在废墟上盖起两进院落，显得有些勉强撑面子，墙是干打垒，屋顶不是三层瓦而是“干撒瓦”，但在村子里仍数一数二。乡下穷秀才串门卖诗乞讨，不到别家专到我家大门外毛笔题诗，依稀记得“大户人家风水好”的句子，写完再高声诵读一遍，妈妈就端出一瓢玉米或盛出一碗饭递给门外唱诗人。
土改的一个程序是斗地主。寒冷的冬日，禾场上用门板搭了高台，五岁的我台下看热闹。一会儿，台上出现一个被五花大绑赤着上身的人，我一惊“五爷”！当过保长的他跪在台上，贫农们轮番控诉如“我儿子是你抓的丁”之类的罪状。台边挎着枪的土改队员做记录、喊口号，我的心砰砰直跳。
突然一个叫朱学礼的上台，他从随身的暖手缸里用备好的火钳夹出一块通红的板炭，猛地放在五爷的赤背上，只听“吱”一声，冒一缕青烟，五爷一阵哆嗦，台下的我似闻到肉焦味。我再不敢久留，拔腿钻出人群往家跑，还不时回头看看有无人追赶。当今众人爱玩斗地主，我却怎么也不敢入伙。
我跟被称为“八路军”的土改队员学了好几支歌如“地主穿的是绸缎，咱们身上破破烂烂，被西风吹，浑身打颤”，“毛主席，吃起饭来想起您，过去吃的猪狗食…”我兴高采烈地天天唱。表哥听了责问“你家不是划过地主么，你穿过绸缎？”我的确没有细想，但是贫农们都在唱，我不唱这歌唱什么？
10岁那年春，化三分钱从汉江东老河口坐划子到谷城县姨家，那时小孩走亲戚主要是蹭饭。第一餐大米饭，第二餐稀饭。第二天本要回，却下大雨，我买不起伞回不成，发愁，姨为无米炊而愁。第三餐起是稀溜溜的玉米糊和盐炒萝卜，顿顿吃不饱，馋得很。从此，吾以玉米糊加萝卜为美食，57年没变。
读三年级时我成少先队发展对象，却因付不起买红领巾的2角5分发愁。妈向当了干部的小舅求助，我才戴上红领巾并成举三角旗的小队长，气宇轩昂地唱郭沫若作的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小舅从此成了我的恩人、救星，此后他经常解我钱的难题，我深藏“亲舅胜父”这句话。
1956年高小毕业，全班45人3人被保送初中，我是之一。那时不兴成绩排名次，我也不觉得自己很优秀。记得一次班主任陈保彦说我犯了错要我把父亲叫到学校，而我怕因此挨打，便流泪并举右手向老师宣誓“今后绝不”云云，此举让他很得意并取消“叫家长”——这是我唯一想得出的被保送的理由。&
13岁的我读初中离家20多里，周六下课后回家，周日挑着几十斤柴火、玉米粉步行返校。有钱的同学每月6元在学校搭伙，早餐稀饭大头菜中晚糊汤麦面条，每周有烧豆腐打牙祭。爹出不起钱，我天天在租屋煮玉米糊喝，操场上那盛面条的木桶让我咽口水。记忆中的口福就是学校奖我免费吃了10天食堂。
1957年赶上反右斗争，老师写的大字报一排排悬挂在操场上。领导让我们学生抄录后上交。依稀记得有“校党支部不民主对教师漠不关心”等语。一位叫袁诚的老师（其姑母袁震，读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夫人）大字报言辞更加激烈，终被划极右派。他曾请姑母周旋，但于事无补。
13岁的我下课后匆匆回租屋，三四个同学各在自己的灶膛里点火做饭。那时没有打火机，生火需要火柴，我买不起，只好拿一把柴草到别人灶膛里引火，一次险闹火灾，被房东痛斥。妈妈得悉后忍痛从罐里摸出一个鸡蛋要我去换一盒火柴，但最终我把鸡蛋煮吃了，仍然向别的灶借火，更加小心翼翼了。
小男生做饭，一日三餐只会煮玉米糊加红薯，吃得胃里冒酸水，妈心痛，就在周日擀一些面条让我带到租屋，隔三差五吃面条。但吃到周末，面条就发酸，坏肚子，妈又教我学擀面条。当今时兴吃手擀面，其实那多是机压面。我家孩子们想尝尝真正的“手擀味”，我这望七老头子就会得意地露一手。
58年麦收时同学们被派往就近的光化县（现老河口市)幸福社帮农民割麦，队长让我们把几个田里的小麦集中在一块大田里，然后对大田的麦堆脱粒、过秤，然后宣布“亩产3214斤12两”（当时16两一斤），现场有电影机全程拍摄。看《3215》电影时，望着银幕上下欢呼的人们，我懂了何为自欺欺人。
1958年的初中语文有一篇《欢呼吃饭不要钱》，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人吃饭问题几千年唐宗宋祖也未能解决，共产党搞大跃进、跑进共产主义一下子解决了，而且不要钱。几天后，仙人渡人民公社通知学校让同学们驾着胶轮车到永胜大队仓库免费运粮到学校食堂，师生们真的吃上了不花钱的饭。
吃饭不要钱好景不长，头几天吃大米后来吃玉米糊红薯，勉强十几天悄然断炊。一次同学们驾胶轮车又去永胜公社拉红薯，遇一座很窄的石桥只能容一只车轮，另一只车轮悬空！于是我和几名男生英雄状跳下河用肩膀支撑另只车轮过桥。这是最后一次搬运“免费午餐”，我的“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破灭。
读初二的一个炎夏星期天，为一天挣4个工分增加收入（一个工分仅1分钱）我得到在棉田喷1605剧毒农药的活，因买不起口罩中毒昏迷，平时不关心我的父亲也慌了神。经抢救休养两周，返校3天考代数，竟得满分，科任老师梁继芳在班上说：朱学诗不愧保送生，另外一个就徒有虚名了——我很受用又尴尬。
学校内大跃进气氛也很浓。教《植物》课的老师要我们在2亩麦地里用人粪加土肥堆起一个个坟茔似圆土堆，说圆形地比平地面积大，可大幅增加麦苗株数，至少产10万斤小麦，不仅满足500多师生食用，学费也可免收。结果麦苗拥挤疯长倒伏，只收几百斤无麦粒的麦草。我期盼的“免费读书”成了泡影。
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班主任带着十四五岁的我们手持砌刀在稻田里修一座“炼钢炉”。随后把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铁器放进炉膛，再砍农民的树、挖坟里的棺材板填进炉子生火，猛拉风箱，炼起钢来。折腾一个多星期，打开炉门扒出一堆红红的灰烬和变形铁坨。“初中生炼钢543斤！”捷报向教育局飞去。
初中生炼钢的原料先是从家里带废犁铧、旧秤砣甚至完好的铁锅，后来这些铁器殆尽，老师领我们去汉江沙滩，铲开石英砂，露出细的黑铁砂，搜集起来作炼钢原料。有学生把实验室里马蹄形或条形磁铁插进沙滩，细铁砂吸附其上，再刮进袋子，提高搜集铁砂效率。可惜铁砂投进炉子全被鼓风机吹散了。
初中生参与大跃进也有些收获，学种小麦棉花；第一次见到西红柿就是自己种的，大、甜，至今未忘。还渡汉水到谷城县山区向农民学造土纸，把废纸打浆加杨桃汁，用专用竹帘子从纸浆池轻轻地捞，再把成型的纸浆贴上火墙烘干。纸粗糙，只能用来写大字报，但我为学了一回“蔡伦造纸”而兴奋不已。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那个“饿肚子”呀，终身难忘！“放开肚皮吃饭”不久，米面、红薯吃完，就吃南瓜、野菜、槐树花、榆树花；把榆树的第二层皮放进锅里煮，学生们争相舔树皮的粘液充饥。我上学常绕几里路经过大姑家，只为蹭饭；一次未经她家，第二天她煮碗蚕豆送到学校，我至今记得那蚕豆滋味。
初中的我表现不错，很想佩戴一枚团徽。但就是入不了团，快毕业时团支书说，你父亲曾是老河口五战区李宗仁长官司令侍从室的传令兵，而你写入团申请书时隐瞒了；李宗仁是国民党反动军阀，还是国民党代总统呢。冤枉啊，这样的史实，父亲没有对我讲过，也没听村里人讲过，我怎么知道呢？
1959年初中毕业我最想报考武汉地质学校，但名额却被那些和老师关系亲密的女同学占了。读高中？父亲出不起钱，就考了本县一所管吃饭的中级师范。后来地质学校因国家经济困难而下马，那几个老师的宠儿宠女回乡成了农民，我毕业后当了拿工资的教师。我曾认为这是天报应——暴露出我内心的丑陋。
1959年16岁的我读师范，记不清如何读书只记得如何挨饿。指标是每月36斤（米、面、薯干），但无肉、油，餐餐不饱，稀饭里加槐树叶、南瓜藤、野草刺脚芽，大家围着饭桶均分。一次有同学碗里出现一截蚯蚓，他仍把稀饭吃干净。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顿饱饭，最理想的职业是可以吃饱饭的炊事员。
我读初中二时公社办食堂，家里煮饭锅被干部砸碎拿去大办钢铁，妈悄悄藏了口破锅在床底下。读师范时食堂解散，妈用破锅做饭，周末为我蒸一笼红薯面窝头带往学校，弥补学校饭食的不足。窝头吃完了曾趁夜色钻进附近生产队菜地里偷萝卜，连泥巴往肚里吞——60多年后仍为此感到很无奈很丢面子。
读师范一年级，老师教我们歌《公社食堂》：大嫂子，哎，去吃饭啊...食堂的好处说呀么说不完...到县城表演慰问群众。其实当时公社食堂已经瓦解。我心想：歌的作者怎么不顾事实胡乱作词写曲呢？联想科学家钱学森也有赞成亩产万斤粮的文章发表，可见荒唐的大跃进，并非党的少数领导人头脑发热。
师范二年级我参加修筑武汉至丹江口铁路。隆冬天不亮起床，吃不饱活路重，女师生腿肿，一城里学生挺不住私自回家后被开除。我若回家连学校的大米稀饭也喝不上，便坚持到最后，获修路积极分子奖状。我还写过一首工地顺口溜：风寒何所惧，苦累靠边站...投给县报，得2元稿费！从此与报纸结缘。
读师范期间，周日上学途经三姑家，一进门她就进厨房端出她家最好的食物，经常吃得我肚皮发胀。由于三姑被划为地主分子，因此吃了她的饭不敢声张，怕被指责与地主阶级划不清界线。后来，一位同学上学途中在姑家放开肚皮吃煮蚕豆，到学校又吃，胃被撑破而死。从此我再不敢在三姑家中途加餐了。
1960年春，饥饿进入恐怖期，妈到村里食堂端回的大都是数得清小米粒和红薯叶片的几碗汤，父母弟妹饿得皮包骨。72岁中风多年的奶奶挺不住了，她不顾风雨每天早晚向着太阳叩拜，却无法饱食一餐。她咽气前，我带着山区同学送我的葛根粉赶回，妈立即冲一盅糊喂她，可惜尚未吞下肚就一命归了天。
1960年4月的一天，外班一同学为抢先多添一碗稀饭，吃饭吞咽速度过快，食道和胃烫伤，住院手术需输血。学校动员献血，同学们虽然食不饱腹，仍存有助人为乐精神，我也争着报名，因血型不配而罢。一位叫周庚祥的献了200毫升，其形象在大家心中立马高大起来。
作为补偿，学校让他连吃三天饱饭。
读师范三年级一个秋天，我和9同学们驾马车到百里外煤矿为伙房拉煤，返程时上一个陡坡进入平路。突然，黎长谋同学被另一根拉车绳袢倒在地，满载褐煤的车轮从他胸部压过，众人惊叫！我一把抱起他坐上煤车赶路，后求顺路卡车司机送他进医院，终不治身亡。事后学校接受他妹进校读书，权作补偿。
师范毕业前夕突然发觉自己有狐臭，郁闷难解。同学陈正有从家里带来一个煮熟的鸡蛋：把壳敲碎后夹在腋下可消臭味。我立马照办，夹了三天，我要把蛋还给陈，他说“蛋里有臭味，你吃吧。”我知道他是借故推脱：那时弄一个鸡蛋多难得呀，怎么好独自吃掉，于是一分为二。从此我们成了终身知己。
11月10日1962年7月师范毕业，那年许多中专下马学生无分配，我也加入农民行列。一天正埋头帮妈在棉田除草，大队书记骑车来地头喊“谁是朱学诗”？我抬头应声，他递过县城教育组寄来的录用信。妈听我念了信的内容竟落了泪。第二天我穿上妈为我借的蓝竹布衬衣步行20多里去报到，在一所重点小学当教师。
小学教员月工资29元，酷爱文学的我倾囊在邮局订阅《诗刊》《文学评论》《长江文艺》《人民文学》《延河》《新港》那时订阅这些期刊指标紧缺，我就找邮局的学生家长开后门。邮局来学校财务收费的当月，我就没有了买饭票的钱。第一次领工资竟未给父母买衣服食物孝敬，常为自己的忘恩而愧疚。
我的同事中有多名右派分子，钱慕容是我小学时的老师，李咏会是我的中学老师，此刻他们对我再无师道尊严。有一年长极右叫孙万青，是齐白石的弟子，他常拿与齐的合影示人，他为老师每人画一幅花鸟《鸡鸣秋色》。我请他为黑板报画人物插图，却不男不女，令人啼笑皆非。大家由此笑他浪得虚名。
我的同事曹开信是个秃头，炊事员兼敲钟。那时国家经济在好转但我29斤粮食定额仍饥肠咕噜。曹利用掌勺把特权常自己加餐，一喝酒就大嚷“老子当年给何应钦将军作伙夫，他喜欢我做的火烧馍；老子还背他逃出日本鬼子的封锁...”抱怨他今不如昔，听得我一惊一乍。大家原谅他兵痞老粗，不作计较。
一个秋雨淅沥的夜晚，20岁的我结束备课刚入睡，忽听“捉奸”声起。女教师Z某（丈夫是右派正服刑）在寝室和男教师L某亲密，秃头炊事员听一阵墙根后闯进去把两人“请”了出来。校长叫我起床看护Z老师“防寻短见”，她上厕所也得跟着。我站在一向尊敬的Z老师身边，吓得浑身打颤，哪门子事啊？
1963年一天我上算术课，3学生迟到。我批评2人而表扬其中的张国斌：你昨旷课，今迟到，有进步！从此他不旷课也少迟到。校长听了汇报、再与我深谈，撰《朱学诗辩证施教记事》被《湖北教育》期刊发表，县内同事多有来信请教。一年轻女教师远道赶来，但一见面遂呈失望状，我怀疑是我长相太一般。
1964年冬我带学生上街拉手风琴演唱宣传征兵，被征兵军官发觉，便点名要我到部队当文化教员，正好县教育局长要我跟他去随县搞设教，学校让我选择。那时解放军战士雷锋的形象高大，尽管当兵没了工资，我毫不迟疑选了当兵。校长蔡济是画家，挥笔一幅奔马图送我参军，学生为我系上一条红领巾。
日，我进入新兵营。开拔前，三姑的儿子我表哥送我5元钱，是当时最大面额的人民币，抵我六分之一月薪，但我冷淡地拒绝，因为这是地主家的钱。我家土改时划地主，复查时改为上中农，好容易勉强取得当兵资格。我珍视这个机会，发誓再也不和地主亲戚们搅在一起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21岁的我被闷罐车拖进武汉军营，此时部队已无文化教员一职，我只好到连队挂列兵衔。首次进省会，周日爱上街，又怕：街上军人军阶高，碰面均需敬礼。士兵座谈会上，别人都说出身贫下中农，唯我是上中农，尽管他们多是小学毕业，我是中师毕业当过教员，但出身贫苦才是部队骨干，我深感自卑。
军队里一向重视新闻报道工作，我就在紧张军事训练间隙暗中收集素材、写稿投稿。65年4月武汉军区《战斗报》发表我第一篇反映本连队“五好”建设的经验报道。从此一发不收，写连队文体活动、种菜养猪，还写了《我当班长的体会》，《战斗报》上经常出现我的名字，我由此赢得“军营才子”雅号。
我在连队除了写新闻稿还教战友唱歌、负责演唱组表演节目。1965年9月，指导员为每个战士发一本盼望已久的《毛主席语录》，我一激动写一段数来宝《指导员送我一件宝》并在晚会上表演。现场观看的武汉晚报闻编辑向我索要文字脚本并在报纸副刊发表，我第一次得到6元稿费，正好相当一月的津贴。
1965年12月武汉军区文化部贯彻全国文学创作者大会精神，我因在武汉晚报发表数来宝《指导员送我一件宝》获出席资格，和著名《东进序曲》剧作者所云平、胜利文工团团长等共议军旅文学创作，我是数百参会人中唯一的战士。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会议餐桌上的菜品这么丰盛！花生米还可以油炸着吃！
日，像我这样文化程度高的军人被召至省军区礼堂听北京批邓拓“三家村”的文件和湖北批李达“三家村”的动态。我虽不懂政治，但心里好紧张：三家村的书我怎么读得津津有味？怎么和反动文人心灵相通？回连队，我立马把随身带的《燕山夜话》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等赎罪似丢进灶膛。
1966年夏秋，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军人们每天早晨向毛主席“请示”：手持毛语录本，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齐声祝毛“万寿无疆”；一日三餐先念“毛语录”再开饭；就寝前向毛“汇报”（重复早请示）方可上床。这所有环节，我们均发自内心参与，十分动情。
文革时，我们连队中止军训开进武汉的九峰山打山洞，“修建省市领导战时指挥部”。一天大雨滂沱，军人学毛选，一向幽默的排长李传玉忽然面对九峰主峰说：我看把毛思想称为“顶峰”不好（听者一愣）；雨水一淋，顶峰不就往下垮嘛（听者失色）！事后遭人告密，排长被开除军籍，送回枣阳农村。
文革时动听的歌《谁不说俺家乡好》《一条大河》等定性靡靡之音，禁唱。只唱《我是一个兵》《说打就打》，再是毛语录歌《为人民服务》《下定决心》等。66年八一在武汉剧院观罗马尼亚歌舞团演出，一曲毛语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引满堂喝彩。我佩服音乐家竟能为领袖几句大白话谱出顺畅之曲。
连队军人禁与女人接触，路遇女性只能余光观看。我们连凿山洞时来了一女工程师，戴副指导员在山林与她亲密过。戴每次领军人唱“三大纪律”，特别强调“不许调戏妇女们”一句，常斥责战士唱得“不坚决”。后来风流韵事败露，他被降职，她被调离。由此我懂得了心里犯病的人是如何假装正经的。
文革开始，专业剧团被解散。我们8201部队的九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武汉演出舞台，我曾在武汉剧院、黄鹤楼剧场、清芬剧场等演数来宝、笙独奏。老艺术家渴望上台，又怕被造反派发现，只能混进战士演出队。一天我指挥合唱，王玉珍、关正明、李蔷华等文艺名流就躲在后排唱《毛主席的光辉》。
一次毛宣队在沙洋警备团演出，有《给蒋介石画像》的节目：演员在备好的画板上边描蒋的头脸眉眼边唱抨击蒋的歌词如：蒋的眼，真阴险...演毕，画好的头像未销毁，宣传队接师部电话：“明天回武汉”接电话的队长甘师林随手把这5个字记在头像背后。后被告密，军事法庭定甘为亲蒋分子，服刑3年。
毛泽东在天安门佩“红卫兵”袖章后，武汉大中学一夜间出现红卫兵组织。我在军营外时而看到他们：烧文学名著砸寺庙菩萨毁名人字画剪女孩长辫子等。后来出现对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及中间路线的“红三司”；工人介入后，出现“武汉工人总部”“武钢九一三”，开始夺各单位走资派的权。
普通一兵面对社会乱相按军纪不介入。一晚在汉口航空路口旁听两派辩论、谩骂，方知“红二司”等是主张打倒一切的组织，“红一司”等则与之针锋相对。66年6月4日武汉军区发“六四公告”号召各派大联合，却被批“大方向错了”引军队上下愤慨，我等也纳闷：军队是毛主席指挥，怎么也会错呀。
毛泽东要解放军“支持左派”，而造反派批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错了”，连士兵也气愤填膺！于是我毛宣队一行14人收集造反派种种“劣迹”整成文字，瞒着团长政委，冒被军纪处分的危险于67年6月10日溜出军营，在汉口火车站登上去北京的列车，无钱买票，就为列车长他们表演节目，获准免票。
列车进北京站，宣传队直奔军委文革领导小组所在地三栋门，队长余家进把状告造反派的材料递上，人家根本不理。接待的军官被我们问急了，说“你们告的是革命派”。我们很惊诧便静坐示威，也无人理睬。晚上我们睡在军委礼堂舞台上，夜间很凉，便把幕布盖在肚皮上，这群文艺兵们心生阵阵凄凉。
第二天我们住进解放军后勤学院。同住的有内蒙军人，来京抓内蒙军区政委吴涛，他们身上发出羊肉膻味。那天，内蒙军人涌进政协礼堂，我们也混进。见他们把吴涛和李天佑将军揪上台猛批，抓吴的头发朝地板上砸，好惨烈。第二天清晨，荷枪实弹的卫戍区军人将其全押走，我也胆战心惊地被盘查。
被北京卫戍区军人盘查后，毛宣队拟返武汉，战友们逛北京名胜，我去看望四姑，她随在中央广播电台从业的姑父龚敬承住通县西门内小后街12号。一路上期待吃四姑包的饺子，谁知寻到家门，却见门被白纸封着，邻居称“这家是地主分子”赶回湖北了。我心惊肉跳扭头便逃，身上无粮票就买一把杏充饥。
七月初我们毛宣队一行灰溜溜从北京返回武汉，按说私自外出是要受军纪处分的。但队长余家进、高干子弟杨黎明等前往独立师部向政委蔡炳成等首长汇报称军委文革小组如何如何支持武汉军区而反对造反派云云，毛宣队成了有功之臣。7月16日，周恩来总理来武汉支持武汉地区反军的造反派，军队十分不满。
对于周总理称“毛思想红卫兵”是革命派，军队很不以为然。连军队都反，革什么命？“位卑未敢忘忧国”，那时是一种“全民觉悟”，军人更觉肩负重任。7月17日晚饭时战友拿来墨水和毛笔要我写标语，我不顾军队不准“四大”的禁令，在篮球场上写下“强烈要求周总理来连队听取指战员呼声”！
日一生难忘。三天前我在营房球场奋笔疾书标语要周总理听取指战员呼声，表达对他支持造反派的不满，近又闻谢富治、王力来武汉支持造反派，毛宣队员义愤填膺，晚饭后启动宣传车，架起喇叭，挥“解放军8201部队”军旗，推开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的挥泪阻拦，冲向营外的利济路游行示威。
毛宣队战士为何7月19晚上街游行？本拟面见总理告知造反派真相，纠正他的错误表态。但上面说战士不能见总理，“那就游行，把事情闹大，让中央来汉首长了解军人的心声”，阻止其支持造反派，而肯定百万雄师。加之当天下午传谢富治王力来汉为造反派打气，我们忧心忡忡：再不游行是非就颠倒了！
宣传车开到团部大门，团长贠恩良政委周德芳慌忙赶到，面如土色趴在车头上“同志们不能上街呀！”热血汹涌的我们一把推开平日尊敬的首长：“你们怕掉乌纱帽，我们反正没有！”轰！车子冲上汉口利济路。车上，8201部队军旗迎风飘扬，高音喇叭大声地呼叫。这不是在造反吗——现在想来还真的后怕！
宣传车载文艺兵11人，我会说夹生普通话是广播员。高音喇叭按队长拟定的语句呼口号：强烈要求周总理听取指战员呼声！王力支持派性组织绝没有好下场！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谁反对解放军绝没有好下场！王力欺骗党中央绝没有好下场！我边喊口号边想：毛主席最相信群众，就让他听听群众的呼声吧！
宣传车边响口号边串联，或开进独立师（8201部队）所辖的营地或开进造反派“砸烂”的公检法机关或开进“保守派”密集的单位。每到一处就动员大家一起向中央表达心声。百万雄师大本营武汉肉联生产搞得好，得知被王力打成保守派非常气愤：那就不生产了，把猪放街上去！我们说不能放猪，开车游行！
我们车上的口号后集中于“王力污蔑革命群众、反军乱军绝没有好下场”车子途经处常有“红卫兵”“百万雄师”等车辆跟进。8201宣传车领头，后面的车队愈来愈长。沿途有群众往车上送汽水冰棒，数落造反派的种种劣迹，托我们“向中央领导反映实情”车队浩浩荡荡由汉口向武昌游行，7月20日晨抵东湖。
宣传车后跟了好多车？有说100，有说500，没人数清。19日深夜车子开进武汉军区大院见到孔庆德副司令员，他告诫战士们要守军规不能武斗，战士们齐声称“是！”7月20日晨车子向东湖客舍进发，守门的卫兵放栏杆阻止，宣传队长说“请支持我们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边抱住卫兵抬起栏杆，车队一涌而进。
我们的宣传车响着口号从汉口到汉阳，再到武昌。自7月19日晚8时许，到7月20日凌晨，一直奔驰，每到一个地，凡赞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便组织人员参与到乘车游行队伍中。后有史家说，上街的车辆有数百台，上千台，几千台。笔者所乘车辆虽始终处于前导，由于是夜间，并不知道后面究竟跟了多少车辆。
我们冲进东湖客舍，第一次感受空调冷风。陈再道司令员见战士进门吓得发抖，连声说“不要打人啊”，我们答“您放心”就把准备吃早餐的谢富志请到房外草坪上，要他回答“我们支左支错了吗”的问题，他答“同志们无论支持哪一派，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暗想：他并没有说我们支左支对了哩。
接着我们给谢富治戴百万雄师、红卫兵、红城公社等“保守”组织的袖章。我想：你戴谁的袖章就是支持谁；不戴，看怎样收拾！他微笑着平伸双臂，戴了一幅又一幅，两个中指尖也戴了。我们找不出岔子，让他回房间。事后猜想，他可能是不想激化矛盾，以免影响毛主席（当是也在东湖宾馆）安全。
我们又把王力弄到草坪上，他拒绝回答“究竟谁是革命派”“武汉部队支左方向错了吗”之类任何问题；为他佩戴百万雄师袖章时，他双臂紧抱，严加拒绝，一脸不屑地冷眼望天：与谢富治截然相反。在场的军人和群众愤怒起来，把他拖上车“继续回答问题”。王力上车后，车队开出东湖宾馆继续游行。
我所在的车上来自称北航红旗造反派张根成和一女生。车子载着他俩出东湖客舍，从武昌游行到汉口，沿途许多百姓为车上军人递上汽水和冰棒，我也递给俩们解暑，我心想这叫善待俘虏吧。一路上我们向他们发问：群众这么热爱解放军，你们怎么说武汉军区支大左方向错了？他俩和王力如出一辙：一言不发。
北航红旗造反派头头于7.20中午前从我们宣传车上离开，车子继续喊着口号游行，一直持续到7月22日深夜，喊的口号“王力支一派压一派绝没有好下场”以及“我们想念毛主席”等，很有些悲凉和无助。23日早晨我们还在睡觉，8时许，政治处干事田雨霖冲着宿舍喊：宣传队的同志快起床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
那天中央电台早新闻有一条&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以及中央文革一些人到机场迎接的消息。我们听后第一感觉是：毛主席知道武汉的事了，我们搞错了。大家双腿发抖地走进会议室，等待首长宣布处罚，我甚至做好被开除军籍回家当农民的思想准备。但首长阴沉着脸说：宣传队解散了，你们回各自单位去吧。
后来听说林彪听谢富治汇报后把武汉“7.20”定为“反革命暴乱、是陈再道、钟汉华指挥的云云，让知情人大感莫名其妙。7月23日，宣传队的士兵并未离开位于汉口利济路口的团部，希望继续宣传毛主席关于武汉的最新指示，“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站起来”但突然闯进团部的一群海军官兵，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一群海军官兵在团部墙上写：7.20是反革命兵变！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看着这些标语我们十分气愤，怀疑他们是冒牌海军。我问：根据什么说叛乱？但他们不搭理。23日下午刊登谢富治王力光荣回到北京的报纸来了，战友刘殿荣用烟头把王力的名字烧成一个洞：看你什么下场！
我回到连队大约是7月27日，前两天北京天安门为谢富治王力他们举行盛大欢迎会，林彪江青都参加了——足见问题之严重，我越发感到沮丧。我的连队在武汉市郊九峰山挖洞，一到班里，战友就向我展示武汉晚报，一版欢迎照片上谢、王、江等都被挖空了头部，也是要“看他们的下场”。我心里很有些紧张。
我纳闷：中央已对武汉文革表态，谢富治王力江青都是红得发紫的人，普通战士怎敢挖他们的头像，要“看他们的下场”呢？而且对这极端言行，没谁揭发和向上级打小报告。也许这就是“人心”“民意”吧。8月1日晚，据中央军委命令我们连百余名军人登上两军车，悄悄离开驻地前往黄陂农村“政治野营”。
政治野营是什么意思，我和战友都不懂，文件上写有毛泽东批示的“同意”，说明毛并不认为我们搞的“7.20”游行是兵变——这就够了。那天晚上车子把我们拖到黄陂新店，这里是7217（空降）部队营地，黄继光生前连队也住此处。第二天发现我所在的独立师六个团都调到这里，由7212部队派军官接管我部。
我的连队来了个穿蓝色军裤（空军穿上黄下蓝军装，我陆军一身黄军装）姓左的军代表。据说7.20时我独立师8201军人揪斗王力一伙，而空军救他们回北京，因此武汉空军司令刘丰走红进入湖北省核心领导层。7212属于空军，要节制我8201。但我们不买军代表的帐，他在队列前训话，下面交头接耳，给他难堪。
军代表为联络感情给战士们发蓝军裤，但我们都不穿，有人当着面把蓝裤剪破。自己连队的军官为“顾大局”穿上蓝裤，被骂作“叛徒”。当时从新店到水塔全是搞过7.20的军人，经常和空军士兵打斗，多是“豁出去”的黄军装们胜利，后来我们的机枪步枪子弹通被收走，背着空的枪支训练站岗，大家很郁闷。
黄陂空降兵驻地经常发生部队士兵的摩擦，还有来自武汉的造反派“要找8201部队的叛军算账”。为躲避袭扰，我住进7212师部医院把并未发炎的阑尾给割了。住院期间得到较好的手术，伙食也不错。造反派的骚扰平息后我才出院。可能是为了缓解矛盾，我部被下令前往黄陂县凤凰公社（今蔡榨乡）。
部队进入蔡榨，以班为建制住进农民家，连队自己开大锅饭。白天帮农民割稻——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政治野营吧。我们来自北方的兵，不习惯在水田里劳作，天很热，蚂蝗叮，但大家珍视军民团结，干得很卖力。中午在农家吃饭，由于穷，饭桌上一个菜碗放的是条木头“鱼”，我仍按高标准付给半斤粮票3毛钱。
蔡榨野营两周回新店营地，空军的代表不再来连队，仍由原来的连长指导员带兵。一天间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团政治处派人教“语录操”：比如口里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时双腿并拢，双手放心口处；念“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毛泽东为空军题词）时，双腿马步，双手握拳，右拳猛力刺向左方。
队列操练中也突出政治，如连长口令“向右看齐”列队军人需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右代表敌人呀）；口令“向左看齐”列队喊“向雷锋同志学习”（左代表先进人物呀）；口令“向后转”列队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念的都是毛泽东语录——我感到太庸俗。分练时我不这样口令，被责不忠毛主席。
部队在新店进入“整训”期，战士们对中央文革政策多有怨声。一晚，7212师部电影队在操场上放映王力回到北京的纪录片，镜头中的王力鼻青眼肿，兵士们一见哄堂大笑。在场首长慌了大叫“同志们不能笑”岂知笑声越发响亮。一个叫赵本寿的老兵与熟人议论“你看林彪那个样，多像蒋光头”听者并无人举报。
部队无所事事军心不振，但对毛主席共产党还是忠心不二。期间我虔诚地通读毛泽东选集四卷，写下几本心得。写了第8次入党申请书，和介绍人谈话时立下“60岁入不了党，我还继续写申请”誓言。党支部派人到我家乡外调四次，接谈者（土改时斗我五爷的朱学礼）说我是地主子弟“要篡党”，我入党成了泡影。
我入党难，另一个原因是父亲当过李宗仁的传令兵而我一无所知，党组织认为我隐瞒父亲历史，我写信责怪父亲。为此父母赶到军营解释：那是被抓丁而为，我愤而无语。父犯难地说“那你就不入那个党吧”我十分惊愕——当兵不入党一切皆空！眼见父亲哮喘不已，我还是带他赶到武汉四季美吃了二两汤包。
1968年夏的一天，7217师部指示：据军委令将在“八一”举行重建17军仪式（该军覆没朝鲜战场）要在全师内选一位“笔杆子”写一篇《建军致毛主席电文》我在的团推荐了我。由于我平常订阅解放军文艺，又通读了毛选，很快写出文采飞扬的初稿：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呀，是您燃起井岗星火，是您拨正遵义航船...
一周后10多名军人带着《致敬电》初稿汇集师部，各自诵读后进行评选，我以绝对高分胜出，重建17军大会宣读的《致电毛主席》就出自我之笔。在所有初稿作者中仅我一人是战士，其余全是军官——从此我对自己的文字表达水平有了信心。作为奖励，师政治部席主任赠我一本《毛泽东诗词解释》，我受宠若惊。
这年秋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南巡讲话，我拟以说唱形式宣传最高指示，便把重要段落如“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谱上曲。我哼家乡小调，用笙试音，写简谱，刻蜡版油印后寄给襄阳师范我的音乐老师黄家芸，她回信说很有豫剧风味并作了细节指教。
《毛主席南巡》节目以歌曲快板朗诵方式表现毛的南巡讲话全文，还有我的笙独奏《北京有个金太阳》战友刘义军的唢呐独奏《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我们带着节目走出军营前往附近的横店、祁家湾镇为群众演出。期间上级发文件称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文革干将被抓——看来当初战士“看下场”的预言要实现啦！
我的微博就要写“黄陂政治野营”后的故事了，忽有网友问：听说你们7.20时阻扰过周总理的专机？其实“阻扰”是误传。7月20日我们的车出东湖客舍后有消息称“周总理要来武汉”我即喊出口号“总理来汉，王力完蛋”一辆辆游行车立马赶往王家墩机场，等待总理以报告武汉实情，可惜总理专机转降山坡机场。
1968年深秋，我的连队离开位于黄陂新店的空降兵营地前往建设中的丹江口水利枢纽“支左”。我领衔演唱组在工地和剧场演出大受欢迎，我持民乐笙走上舞台尚未吹响便赢得热烈掌声。10月1日发电机组投产，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造反派钢工总头头朱鸿霞剪彩，我作为解放军代表在发电机房参加庆祝会。
丹江口支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水库内移民搬迁。我们荷枪实弹带冲锋枪步枪，随当地移民局干部乘机动小船从大坝下出发驶往均川县（今丹江口市）肖川区陈家营乡，催促农户搬迁。对贫下中农，我们帮其把家具往大船上搬，一些石猪槽、石磨也抬上船；对地主富农就不客气了，只令其装船，不必动手帮忙。
转眼到1969年春，连队驻扎襄樊，我4年服役期满要复原，几位没能入党的战友喝酒后找指导员彭昌浩“算账”，河南一名新崔的兵平时表现不错，临离队时竟向指导员举起了菜刀！我虽然也是非党员但并无怨言。连长李书福说今年复原政策“哪来那哪去”我认为自己出生农村，应当会乡下的老家，便给父亲写信尽快给我做一张床。
一九六九年3月12日，军车把我和数十名光化县（今老河口市）籍复员兵送到县城，部队发我复员费93元，我花15元买只藤箱（至今它仍是我的宝贝）装衣物，又买架收音机所剩无几。指导员说我是从学校入伍的不应回农村，便亲自送我到县文教局报到，并向领导解释我未能入党并非表现不好而是家庭成分问题。
指导员送我复员到县教育局，其时“局”已被“砸烂”。当时县政权机构叫革命委员会，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组成，负责教育工作的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师范同学陈正有在公安领导小组，对机关很熟，他与复原安置办负责人袁治汉研究：按政策我该回任过教的小学，但最终我进入教育革命小组。
按“哪来回哪”安置政策我仍作小学教师，因同学帮助我成县权力机构中一员很感自豪。当时原教育局人员或被打倒或下放改造正缺人，我当过教师又具备受器重的军人背景，进入“红色政权”再合适不过。在家乡亲父仍因“传令兵”问题被批判，我回家时不无炫耀地介绍自己的身份，批斗我父母的人大吃一惊。
教育革命小组（相当原教育局）组长叫王乐贵，黑龙江人南下干部，老家有结发妻在光化又结了婚，他仅具有签下自己名字的文化，先前在汽车站当站长，不过思维敏捷对我很赏识，常在他家蹭饭。小组共5人，多是造过反者，管理全县数百中小学，机构真精简！我的任务是到学校调研写材料，为组长起草讲稿。
人民日报日发表吉林省梨树县中小学公办教师待遇实行工分加补贴报道，我教育组闻风而动全县仿行：把公办教师划入临近的生产队，按中等劳力记工分、分粮分油分柴火折算现金抵工资，不足部分由县里补齐。王乐贵不懂教育但有魄力在军代表黄岐支持下排除层层干扰，成为襄阳地区、湖北省典型。
“工分加补贴”背景和理念：全国按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指示，学校由无文化的贫农当校长，教师放在生产队才会服从农民领导。这不仅加重本来就穷的农民负担，教师也很无奈：自己没有厨房，分来的玉米红薯不知如何做成饭，干脆放弃，减少了收入。这样的经验曾引来山东滕县参观，但省内并未推广开。
一九七零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由我教育组在全县选拔。我对武汉大学招生代表宋老师表示入学意愿，他说“你是中师文化又是解放军超够格”但县军代表阻拦“你上的解放军大学，胜过任何大学”我很失望。赤脚医生齐万斗，43岁，把发面酵子放竹筒制“酵母片”当药，成为先进典型，被推荐上了武汉医学院。
我进教育组不久，我的一位同学兼战友（不点姓名）也通过关系进来，组内同事张天申评价他对工作“无所用心”一天他和我搞调查，校长正向我们汇报他却打起酣来。但不久他升任县党的核心小组办主任——他在部队入了党。后来他私用“核心组”公章开证明到副食公司为其母买白糖，受了处分并贬下乡。
同学兼战友的遭遇让我受启发：党员这个政治招牌靠不住、孝敬父母不可逾越底线、业务能力才是安身立命之本。从此我更加深入基层学校撰写调查报告并向报社投稿。当时的县报道组口号“拼死拼活上《人民日报》”却成泡影；我悄悄把一篇《袁冲区多快好省培训师资》稿寄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竟然都发表了！
一九七一年9.13林彪专机失事前极左的气氛一直很浓，讲话写文章必须引用毛语录；饭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位范姓农民在市场买了只小猪，死了；第二天又买一只，有人和他打趣：你这第二只猪...姓范的脱口而出“永远健康”结果有人举报他污蔑林副主席，被打成反革命，判10年徒刑。
我教育组树的个人物典型是纪红公社牧场六队小学唯一民办教师胡洪山，他40岁有余，自学认识几个字，他把10多名学生分为1——4年级。他组织学生排演《红灯记》，李玉和提的是马灯，鸠山披着麻袋片，他拉着跑调的板胡伴奏，竟上了县剧院的大舞台。我领着襄阳教育组负责人宫颖超翻山越岭总结他的经验。
我县工分加补贴、胡洪山两个典型一度走红，湖北省革委会政工组（相当宣传部）副组长陈扶生莅临我县“取经”，他是老干部刚"站"出来，为表革命品格，不住招待所，就睡在我腾出的单人床上。后来两典型均偃旗息鼓，教师仍领全额工资；胡洪山的学生被送别处读书，据说他犯了作风错误。许多人为此庆幸。
“林彪叛党”前后，各级组织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北京造反组织“五一六”、武汉造反组织“北决扬”，把造反人士赶出权力机构。县政府取代革委会，教育局取代教育组。我的要好同事曾庆元是武汉大学造反派红三司头头，被放学校当老师，一次他正挨批判，我遇上后照常递他一支烟，全场惊诧，他也很意外。
一九七二年春全党批判林彪天才论。一天襄阳地区各县教育干部到襄阳师范观摩，该校校长王丁月把学校从襄阳城搬在荒凉的山洼里，师生种粮种瓜养猪养羊，成为贯彻毛“学农”指示的典型。当天晚会上我以王校长指导学生种瓜为题表演一段竹板书，满堂喝彩，一位代表说：看了你的表演，天才论还怎么批呢？
一九七五年，光化县豫剧团拉着板车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通过湖北日报等媒体报道闻名遐迩。我是文教局科员，很想以此写一篇报告文学，便提笔给《湖北文艺》(即长江文艺)写自荐信，很快编辑刘益善、张忠慧回信望我尽快成稿并提出写作建议。原来编辑部正需要这个题材却为作者发愁，我的信似雪中送炭。
我曾多次同湖北日报、襄阳报记者一道采写豫剧团的新闻报道，但《湖北文艺》要求具有文艺性，我立马进入创作状态并约本地作家、文化馆干部叶宗佩入伙。很快我们带着初稿到武汉住进紫阳路的编辑部招待室。时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编辑要求作品中有此情节，而生活中却缺乏依据。僵持良久，作者投降。
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板车剧团》很快在《湖北文艺》发表了，编辑部寄我一册当期杂志和一本长篇小说《新来的小石柱》作为稿酬。欣喜之余我为文稿中那一段演员们“批邓”的情节而不安。至于邓小平是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和路线，该不该批判，我无从鉴别，我汗颜的是：批邓的故事确实是按编辑意图编造的。
我复员地方后坚持每年七一写入党申请，但直到1977年仍是超龄团员。不过县委书记姚克业器重我，经常要我为他写讲稿写新闻，因为我的笔，他的名字经常在省、地区报纸亮相，上人民日报。他反常规任命我为宣传部新闻科长。副部长陈浩和我谈话：你没入党员怎么进党委宣传部还当科长？我说：不清楚。
姚克业得知我没入党，问县委宣传部长杨万全：他怎么入不了党？杨：家庭成分搞不清。姚：地主成分也有入党的啊！最终我日成预备党员，不过我一直不知道我家究竟是地主、富农还是上中农。有人说姚书记在光化县办了两件半大事：修一座大水库，建一个化肥厂此为两件；解决我入党，为半件。
我入党后，湖北日报社即派襄阳记者站詹金生站长来县里联系调我去当记者，但是姚克业不放，后来姚调任省水利厅副厅长，接任的县委书记李明洋和我谈话：看来我留不住你了。我于日到湖北日报社人事处报到，被派往襄阳记者站做记者，多年梦成了真。办调动手续时，襄阳报社欲留我，被婉谢。
老报人感恩回忆
作者简介：朱学诗,1943年4月生，中共党员，武昌分校新闻传播系教授、主任。年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新闻系。2003年前，先后任中共老河口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长，湖北日报社驻襄樊、十堰、武汉记者站首席记者，《湖北日报》农工部、记者部、总编室副主任，《市场指南报》总编辑，高级记者。1996年获“湖北新闻名人提名奖”。有20多篇（组）获省级及国家级好新闻奖，其中发表于日的湖北日报一版的《飞来飞去引进人才新途径》被授予全国好新闻二等奖。任《市场指南报》总编辑期间策划、采编的系列报道《指南责任重》（消息、通讯、言论）获1994年湖北好新闻一等奖。有《新闻采写谈》、《城里事·乡里事》、《百姓之声》等多部新闻学专著及作品集出版。2003年至今，历任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特聘教授、新闻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校报总编辑等职。编著、主编《触摸新闻》（新华出版社出版）、《新闻媒体比较教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就业之星》（长江出版社出版）以及《经典新闻赏析》、《失实报道批判》等专著出版。
我在湖北日报社（集团）工作了25个年头，从一个中专毕业的业余通讯员成长为一名省级党报的高级记者，实现了身份、地位、职业的大转变。每每想起自己的这一段“黄金”经历，心情怎么也难以平静，真的是“有话要说”。有些话老放在心里是很难受的，需要一个释放的机会和空间。
从哪里说起呢？我想起了美国人的“感恩节”。每逢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美国人便迎来了自己最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感恩节。这个节日始于1621年。那年秋天，远涉重洋来到美洲的英国移民，为了感谢当地的印第安人和“上帝”赐予的丰收，举行了3天的狂欢活动。从此，这一习俗就沿续下来，并逐渐风行各地。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正式宣布感恩节为国定假日。届时，家家团聚，举国同庆，其盛大、热烈的情形，不亚于中国人过春节。
我深爱着民族的节日文化，对西方的很多节日比如圣诞节、情人节等等都不以为然——那是人家的节日。但对美国人的“感恩节”却另有一番心情。我渴望着过过感恩节，渴望向那些让我“转变身份”的人鞠一个躬，向那些在新闻业务和工作上帮助过、支持过我的同事道一声“谢”。也许有人觉得把“感恩”挂在嘴边是不够自信或者太婆妈的表现，但是我认为发自内心的感恩是一个人应有的品性——利用此次撰写回忆录的机会，过一次属于自己的“感恩节”吧。
他们给了我新闻的信心与生命
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她肯定不知道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了她28年，因为我从来没向她提起过——当年《湖北日报》农村工作部的女编辑姜光德。
1978年春天，主宰中国几十年的错误路线业已崩溃，改革开放之风已习习有声。这个春天，似乎也让我多了几分“幸运”：时任光化县（今老河口市）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的我，捕捉到一个村党支部狠刹“吃喝风”的新闻线索，随即一头扎进这个村，与采访对象吃在一锅、睡在一床，细心观察，彻夜攀谈，写下一篇反映这场刹风战激烈斗争前前后后的长篇通讯《刹风记》。我把稿件寄给当时的襄阳地区（今襄樊市）主办的《襄阳报》以及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湖北日报》等媒体之后，便焦急地等待“审判”。当时的心境是：如果这篇稿子不被采用，我是再也没有自信写新闻稿啦，新闻科长怕是也当不下去了，因为好长时间都没有稿子被报纸电台采用了。
日，我像记住自己的生日一样记住了这一天！因为这一天的《湖北日报》在头版用通栏版式发表了《刹风记》！
巧的是，稿件见报不久，我参加湖北日报社驻襄阳地区记者站举行的通讯员表彰大会，主持会议的记者站站长程平还从编辑部请来了一位女同志到会讲话。我对程平很熟识，很尊敬，那是一位手把手教我采写新闻稿件的启蒙恩师，但不认识女同志。开会前，我听到那位女同志向程平打听：“哪个是朱学诗？”程平便把我招呼到她面前并作了相互介绍。我听说女同志是农村工作部的编辑，很自然地就把《刹风记》的发表和她联系了起来。“是她编发了《刹风记》呀！”我心里一阵感动。不过，此时的姜光德并未说破，只是说“你就是朱学诗啊……”我不安地站在姜光德面前，由于有些紧张，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儿点头，咧着嘴笑。
“咋就那么笨拙呢？”此时回忆起来觉得有点纳闷了，人家发现、赏识你的稿件，为你的稿子润色，还寻找着鼓励你，你却连句谢也不懂说！因此，我真的希望在这里深切感谢姜光德，感谢她第一个发现了《刹风记》。如果把《刹风记》比喻成我精心养育的一匹“千里马”，那姜光德自然是伯乐了。
有了《刹风记》的鼓励，我重新燃起从事业余新闻工作的信心。果然，这年11月30日的《湖北日报》刊登了我采写的反映一个集镇农贸市场“兴－衰－兴”曲折历程的新闻通讯《不可违背的规律》。这篇稿件为我带来了两个第一次：第一次在稿件见报时署名“朱学诗”（以往只能署名“光化县报道组”），第一次上了《湖北日报》的头版头条。据说这篇稿件的编者是任洁民，不过也一直没人点破，我也一直没有向编者表示感谢，直到任洁民先生去世时，我才特地赶到他的灵堂前，一边鞠躬，一边在心里说：“老任，谢谢您……”
这两篇报道发表后，报社的内部业务研究期刊《湖北日报通讯》的责任编辑涂正华，先后约我撰写《刹风记》和《不可违背的规律》的采写经验，文章发表后，再次引起湖北日报编辑记者乃至报社领导们的关爱。据说，报社领导此时已有了调我进报社的意向——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呀。也许是命运之神的特别眷顾吧，紧接着，我和另一位通讯员胡立华合作采写的反映一位纺织女工刻苦学艺的长篇通讯《小丫攀高峰》，经工财部易文俊、秦凯他们精心编辑，再次在《湖北日报》头版头条位置亮相。《小丫》见报不久，我到报社送稿，大厅里，正好遇上报社社长雷行和时任襄阳记者站站长的詹金声。“这就是朱学诗！”正在为我调进报社而奔忙的詹金声向社长介绍。雷行高兴地说：“就是写《小丫攀高峰》的呀！”我连忙说：“是与别人合作的。”我此时明白，调进湖北日报做记者大概已成定局。
有人说我进入湖北日报社，靠的是《刹风记》、《不可违背的规律》和《小丫攀高峰》三块“敲门砖”；我说，不是“敲门砖”，是见面礼，在每一份“礼物”的背后，又有一个个让我没齿难忘的“伯乐”。
我对“日”印象特深刻，那一天上午我带着人事介绍信走进湖北日报社政治处主任陈良同志的办公室报到，桌上当天的《湖北日报》套了绿——这天是我国第一个植树节。绿色，生机，希望，此刻我心中升腾起从未有过的自信。办完报到手续，我想见见政治处的一位干部祁万宝，也向他道一声“谢”。就是他，上个月和詹金声一道赶往光化县，为我办理调动手续，当时县里不放人，他们便借省报的权威作了许多说服动员工作。更让我难忘的是，他俩从省城来到县城，低工资的我没能力送一分钱的礼，也没请他们吃一顿便饭。那时的风气很纯洁，人际关系很简单，大家似乎都不懂得请客吃饭、送礼是什么回事。报社需要这么一个人，领导和同志们便不遗余力地做调动工作，作为当事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被调动着，双方都认为一切都很自然，纯属情理之中。谁说共产党的人事关系特复杂呀——我就体验过简单、纯洁！提起这段往事实在令人骄傲。可惜，那天我未见到祁万宝同志，在以后共事的二十多年里，我也没有为调动的事感谢过祁万宝和詹金声。
他倡导的‘问百人’让我终身受用
我对湖北日报老社长、党委书记雷行的感恩，不仅因为是雷行在任时实现了我的“记者梦”，而且作为抗战时期的老记者，雷行在新闻业务上的教诲，让我受用终身。
1979年6月，领取湖北日报记者证刚刚3个多月的我，从襄阳记者站回编辑部参加记者会，总编辑要襄阳记者站派人去谷城县庙滩公社，采访那里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关于发展农业两个文件精神的情况。詹金声站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并交代：庙滩历来是襄阳地委、谷城县委“批资本主义”、“打土围子”的试点，“这次采访要体现拨乱反正”。我感到此次采访事关重大，心里忐忑不安。
正当我诚惶诚恐之时，社长雷行到记者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各地农村都在贯彻中央的两个文件，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劳力能不能外流？集贸市场该不该开放？农民应不应拥有经营自主权？等等。记者如何才能分清是非？“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雷行同志不紧不慢地微笑着自问自答：“问，多问。”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当记者的，如果围绕一个主题，采访100个对象，你就有可能把那个问题搞明白。
带着雷社长“问百人”的嘱咐，我赶到了庙滩公社。采访开始了，我先找驻点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谈，再找公社主任谈，又找大队、小队干部、贫下中农代表谈，还找了刚刚摘了“地富”帽的社员谈。采访第一人，就在采访本上标个“1”，第二个就标“2”，一连采访了七天六晚上，记下了近两万字的笔记，但直到结束采访的前一天下午，采访本上的序号还只标到“98”。&&
第二天就要离开庙滩了。“不行，离一百还差两个!”其实我采访的素材已经很丰富了，完全可以写稿了，但是我下决心要不折不扣地贯彻雷社长的指示，一定要问100人！现在看来，那时候我这个“新记者”可能有点“呆板”。于是，吃过晚饭，我又跑到集镇上一家压挂面的铺子里作补充采访。说来好笑，那光着膀子摇机子的是个哑巴。“哑巴也要问一问!”于是，哑巴打手势，他的弟弟当“翻译”，两人向我介绍了挂面店的遭遇：前几年，他家偷偷压挂面，结果干部说他们“弃农经商”，被当作“资本主义”批了个死去活来，乡亲们只好到几十里外的县城换挂面。现在，“压挂面不再挨批啦”!“说”到这里，哑巴兄弟俩呵呵大笑起来。我也笑起来：哑巴的遭遇对深化报道主题很有意义哩！后来，这个情节被写进了稿件中——我的采访本上也终于标上了第“100”序号的访问对象。
由于庙滩之行采访比较深入，素材比较丰富，写起稿来也十分顺手。最终，我的一篇带有深度理性思考的长篇通讯《让实践鉴别真假——看庙滩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日的《湖北日报》一版头条发表，出色地完成了编辑部布置的任务。
在此后的采访活动中，虽然并非每次采访都访问100个对象，但我总是用雷社长关于“问百人”的教诲督促自己：采访要深入些，再深入些!后来我在好几个业务部承担领导责任，再后来又在子报任总编辑，也常常向同事们讲起这个“问百人”的故事。
2003年4月，我退休后被一所大学新闻系聘为新闻专业教师，在为学生讲授《新闻采访学》的时候，“问百人”的故事又成了教学中的经典案例，一届又一届的年轻大学生们，或在校实习采访，或毕业后做记者，大都会在“问百人”故事的启迪下，坚持新闻采访的深入，深入，再深入。我也要代表我的学生，向“问百人”的倡导者道一声“谢”！
他让我怨恨，更让我感激
在我的感恩回忆里，不能没有原任湖北日报政宣部主任的汪新源。对他，我的感情很复杂：先是有些怨恨，最终还是心存感激。
1979年末，湖北日报编辑部举行新闻采编业务经验交流报告会，我当时在襄阳记者站，本来不在与会之列。但是我接到通知，总编辑要我立即赶回编辑部作经验介绍。我揣摩，总编辑看中的，一定是因为我到报社不久便接二连三发表重要报道，尤其是我的一篇反映宜城县李档公社推行包产到户经验的力作——通讯《唯实记》，于11月20日在《湖北日报》头版头条位置见报后，引起编辑部内外热烈反响。
我当时真的是踌躇满志啊，出道不久便登上事业的高峰。我在经验交流会上演讲的主题是《脚底出新》。那天，主持会议的副总编辑樊坤一叫我的名字，我便大步流星等上讲台，我自恃自己的采写成果丰硕，介绍经验当之无愧，顾不上台下坐的有我的老师，还有我的“伯乐”，一开口便忘情地慷慨激昂起来。我谈如何“问百人”呀，如何捕捉细节呀，如何与“保守、僵化”的采访对象周旋呀，如何借鉴文学的手法表现新闻主题呀，等等，等等。演讲的过程中，我不断听到台下会心地笑声和短促的赞语，我越讲越来精神，洋洋洒洒一个多钟头，颇有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势。演讲结束后，《湖北日报通讯》的编者向我约稿，准备编发，总编室朱成柏同志则要我把讲稿交过去，说总编室要发通报，要发表我的《脚底求新》。
经验交流会没结束，我就赶回襄阳，一连好几天沉浸在一种成就感的兴奋之中，我甚至满怀希望地勾画着未来。
谁知，风云突变，大事不妙！从编辑部的经验报告会上传来消息：会上有人发言揭发我的报道不真实，比如《唯实记》中有一个情节，把李档公社党委“前一天”的会议决定写成了“这一天”。主持会议的樊坤副总编辑十分气愤地指出：“这个朱学诗，写《唯实记》怎么不唯实呀？！”
这不啻是给我的当头一棒。揭发我的就是汪新源。
汪新源当时除了担任报社政宣部主任，同时在一所新闻专科学校教新闻课。我采访《唯实记》时，汪新源的两名学生跟着实习。我一下就明白了，一定是实习生向汪新源打了小报告。我当时对实习生很有意见：我辛辛苦苦带你们实习，倒背地里告起我的状来啦！对汪新源更有意见：你怎么只听学生的一面之词呀？你怎么早不揭发、晚不揭发，等我大谈经验之后你再揭发，你究竟安的什么心呀？再说，把前一天的事写为后一天，也叫“失实”吗，不是小题大做吗？
我等待一个申辩的机会。但是没有这种机会，一直没有，揭发就揭发了，说你不唯实就是不唯实。因此我就只好生闷气，想一想都是报告会上揭发者挑起的祸端，于是乎，对汪新源一怨便是五六年。
1983年9月，没有系统学过新闻学理论知识的我，通过一场特殊的高考，进入华中工学院新闻系脱产读书。“冤家路窄”，汪新源同时调入这个新闻系当上了系主任。不过，此时的我已经从新闻记者变成了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角色变了，特别是经过系统的新闻理论的学习，对新闻真实性的理解自然也起了变化。我开始认真面对汪新源的无情揭发，并最终下定决心要把新闻失实问题作为自己的修业课题，在申凡导师的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苦涩研究”。
投入新闻失实研究之后，我几乎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或钻进学校图书馆，或钻进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资料室，更多的是泡在湖北省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收集新闻失实的资料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到毕业前夕，共收集了1979年至1984年间全国的报纸、广播电台刊播的失实报道120多件，汇编为《失实新闻百例》。书稿甫成，即得到来华工参加大学新闻教育会议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先生的首肯，并欣然题写了书名。《百例》以内部资料印行后，一些大学新闻教育工作者将其中的失实案例作为“反面教材”，一些媒体的编辑、记者则将其作为预防新闻失实的一面镜鉴。
后来我在大学为学生讲授新闻真实性原则时，也常常引用《失实新闻百例》中的素材，学生们表示出浓烈的兴趣，并建议对《百例》进行充实和提高。于是，我和同事一起，开始了对新闻失实的新的探讨和研究。经过一年多努力，《失实报道批判》终于成稿并公开出版。本书的体例在原来单纯的“失实报道集纳”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每篇失实报道原因的探究与评论；全书所涵盖的范围，由《百例》中的1979年至1984年，延伸到2004年。以此书为教材，我为学生开设了《失实报道批判》选修课。《中华新闻报》日刊发书评，认为《失实报道批判》开创了我国新闻失实研究的新体例，是我国新闻界坚持实事求是采编精神的一份难得的好教材。
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那次“经验报告会”上的“心酸”往事，我至今仍觉得有切肤之痛，不过也正是汪新源的“吹毛求疵”，让我从此增强了对新闻失实的警惕性，更让我有了意想不到的学术收获。因此我愿意在苦涩中感激汪新源，他促使我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新闻业务和学术之路！我喜欢“跌倒还要抓把泥”这句格言，一个人可以“糊糊涂涂”地摔倒，但不可以糊糊涂涂地爬起来，跌倒后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有所收获。
我对汪新源的感激也许有点“悲凉”，这一感激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研究新闻失实前后的痛苦与快乐都离不开汪新源。
他是我心目中的“沙奶奶”
在湖北日报社的领导中，批评我最多、最严厉的是当年的社长、党委书记卢吉安；不过，在我的心目中，最可亲、最可敬的报社领导，也是卢吉安。
是卢吉安提议，党委对我委以创办《市场指南报》的重任，后来又正式被任命为总编辑，是卢吉安手把手教我如何进行办报策划，如何进行采编人事管理，如何经营一份报纸，谆谆教导我，在已经呈现激烈竞争的媒体市场上“大胆改革，冲出一条血路”。由于种种原因，报纸办得未达目标，卢吉安不满意，我自己也不满意，因此卢吉安没少批评我。但我心里有数，那是“沙奶奶批郭建光”——口中批评，心里关爱。
提及《指南报》，我同时忘不了时任总编室主任的王文华。1992年，我在经历了郧阳记者站长、武汉记者站长、农村部副主任、湖北农民报副总编辑等岗位之后，到总编室当副主任。总编室多的是事务杂事，没有我采写新闻的机会，心里少不了有些郁闷。王文华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也察觉了我心中的苦闷。于是，他利用湖北日报改版的机会，为总编辑争取到一个副刊——《生活指南》的采编权，让我担任主编，还配给我一名助手。
不管这个“主编”是个什么级别，只要能采访新闻，我都十分珍惜。在当时尚无都市类报纸的情况下，我和黄永明一道，围绕读者普遍关心的衣、食、住、行及健康、娱乐等有关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采编、组版，成为湖北日报的精品专刊之一。《生活指南》面世八个月后，湖北日报编辑部针对专版专刊做了一次读者调查，在一万零九百九十八份有效答卷里，共有6171份（占56％以上）“喜欢或比较喜欢”《生活指南》，在全部18个专副刊中名列第一。
1993年下半年，报社决定创办一份经济类报纸，王文华也向党委推荐我参与筹备。11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石首市采访，王文华打电话把我叫回，说党委同意让我牵头筹办《指南报》。我的确有一种办报的欲望，但真的让我负责一张报纸的时候，又怕起来——毕竟，办一份报不同于办一个专刊呀。第二天就要到苏州参加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新任总编辑岗前培训了，为了给我宽宽心、减减压，时任湖北日报总编辑杨仁本对我说：报社原来并不是要你负责这份新报，但原来确定的另一名负责人中途变卦，你就大胆顶上去吧，“成功了，是经验；失误了，党委承担责任”。
日，我带着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管理司颁发的“参加报纸总编辑培训成绩合格”的大红证书，从苏州返回，与陈永和一道着手筹备办报，并于12月28日出版了第一份彩印《市场指南报》。
然而，当好一张报纸的总编辑，可不像参加一次总编辑培训班那样容易取得“成绩合格”的证书。在我参与《指南报》运作的5年间，尽管我和这个团队很努力、很尽责，未敢稍有懈怠，但是报纸的“块头”不大，经营发展速度不快。分析个中原因，卢吉安和党委成员们认为，经济类报纸就应改把经济的文章做深、做够、做好。而我则感到，经济类报纸很难办好，一心想走综合类报纸的办报路子。在讨论指南报办报路线的党委会上，一旁列席的我口头上也表示“坚决按照党委和卢吉安同志的意见办”，但是一回到指南报编辑部，就不知不觉另搞一套了。作为子报的负责人，不是深入理解党委的办报格局、意图和思路，而是自行其是，而且常常是会上一套会下一套，不挨批评就不正常了。
卢吉安对我是严严地批、深深地爱——这不是我自作多情，而是有事实为证：我在任子报总编辑期间，虽然经常挨批评，但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奖励。1994年、1995年，获得湖北日报社“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奖；1996年获“湖北名记者”提名奖；1998年，党委又给我颁发了“年优秀党员”奖状。
有一件事，更让我难忘。日，《指南报》在一版头题位置发表本报记者采写的新闻《32名考生圆梦，幸亏查分！》披露武昌实验中学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中有相当多的学生怀疑高考分数有误，通过关系查分后，误差人数为40％，有一名学生竟然被少计66分。这一报道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读者普遍叫好。但是，也让省教委某些人大为光火，他们以教委的名义向省委告状，称报道引起家长纷纷查分（当时尚无规范的查分制度）并到省府上访，引发“不稳定”因素，要求追查新闻采编者责任。
不久，省里一位处长把我叫去谈话，向我透露：有领导说认为朱学诗这个人，编发违纪的新闻报道，需要严肃处理，不适合当总编辑。我当时虽然心里不怎么服气，但也有些紧张。回到报社，我立即原原本本向卢吉安汇报，等待着更严厉的批评，甚至作了被“免职”的思想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卢吉安听完汇报，平静地告诉我：“报道的是是非非，让历史去检验；至于你适不适合当总编辑，那是湖北日报社党委的事。”报社党委没有因为“高考查分”的报道批评我，更没有免我的职。
他们给了我珍贵的“红本本”
我的书柜里珍藏的“红本本”很多：毕业文凭、职称证书、各类新闻作品获奖奖状，100多件，一箱又一箱，用称称一下，连封皮带内芯——18公斤！每一本“红本本”里都写着“朱学诗”的名字，但是每一本“红本本”都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我要向所有帮助我获得
“红本本”的领导和同事表示谢意、敬意。
在这18公斤
“红本本”里面，我觉得最珍贵的有三本：华中工学院颁发的新闻专业毕业证书、中国新闻学会颁发的“全国好新闻二等奖”证书、湖北省新闻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颁发的“高级记者”证书。这三本“红本本”包含着许多领导和同事的关爱。
先说第一本“红本本”。
日，华中工学院举行一场特别的仪式——首届新闻专科学生毕业典礼。已经42岁的我手捧着刚刚颁发的毕业证书，走上讲台代表101名来自湖北省各级报社和广播电台的“记者毕业生”讲话——
“啊，红本本，我迟来的红本本……”
我用诗朗诵的形式与激情发言。首先真诚地感谢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因为他的开创性办学，才让美丽而神圣的大学校园有了第一批“妈妈、爸爸”辈的大学生——讲到此处，我发现台下的朱九思先生红润的眼眶；我同样真诚地感谢报社的社长、电台的台长们，尤其是湖北日报社，一次选送6名记者“脱产进修”，是社长台长们的的关爱和慷慨，才使湖北新闻界出现了第一批“带薪读书人”——讲到这里，我也发现台下朱九思旁边的湖北日报社社长樊坤在一次次地擦拭泪水。
1983年7月的一天，我在襄阳记者站接到编辑部通知：立即停下采访活动，准备参加全省性统一考试，如果成绩合格，将进入华中工学院新闻系深造。
“我都40岁过了呀！”我在电话里高声叫道。
“樊坤说了，40岁是此次选拔的年龄上线——最后一次机会啦！”电话另一端回应。
于是，我像一名高中毕业生那样开始高考拼搏。开考前夕，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全省优秀记者去庐山旅游，我也名列其中。但我哪有心思游玩？念念不忘即将“高考”的事，每到一个地方就跑书店，买一些高考复习资料，拜旅游团里的同事吴志根为老师，他是武汉大学毕业的，有他辅导我信心十足。我把一次旅游便成了“高考冲刺”，最终被华中工学院录取。当我和另外5名同事入学时，樊坤和人事处处长傅赤斌为我们送行，对我们寄以厚望。
在华工校园，尽管我已年过“不惑”，但依然体验了大学生“风华正茂”的惬意。作为具有新闻实践经验的记者学生，学起新闻理论来，自然有另样的效果。我还是新闻系学生会执行副主席，风风火火地组织过不少学生活动，一手承办同学们的第二课堂新闻作品展览，受到全国大学新闻教育会议代表们的赞扬；我和学弟学妹走进武汉高校采写新闻，其中《武大学生办咖啡馆》一稿在《西安晚报》和上海的《青年时代》发表；著名作家丁玲来华工讲学时，我采写的《丁玲谈幸福》被武汉的《幸福》杂志创刊号列为头题专稿……
我很看重迟来的红本本。如果没有樊坤大姐以及记者部领导的督促和激励，我的学历一辈子是中专毕业，重要的是我的理论知识修养也永远是个“中专”水平。
再说第二本“红本本”。
“全国好新闻二等奖”，这是我获得的100多件新闻奖中的最高等次了。
说来，还有一点儿阴差阳错。1985年我从华工新闻系修业期满返回报社后，被安排在总编室写评论。
这不是我的强项，更不是我的爱好。我一心想在一线采访，当记者，写新闻，采写新闻是我的挚爱。这下可把樊大姐给气了，她大概觉得“你朱学诗怎么这么不识好歹，评论是报纸的旗帜呀”？这就辜负了她的厚爱。于是就让我到号称湖北的“西北利亚”的郧阳地区（今十堰市）记者站做记者。这时我又想不通了：我刚刚在武汉安家，我想到机动记者组或武汉记者站当记者呀，怎么又将我“发配”到那么荒凉的地方呀？这不是在惩罚我吗？不过转念一想，总比写评论好吧，心一横——“去！”
说来好笑，去郧阳的前一晚，我写了一篇日记《魔鬼要惩罚种子》——“西方有一个《魔鬼和种子的故事》故事。一次，魔鬼要严厉地惩罚种子，便狠狠地对种子说：‘我要把你埋到土里去！’种子笑了，在心里说说：‘把我埋到土里，我正好生根发芽。’
“我要当那颗种子，我就到郧阳去生根发芽吧……”
回想起来，把派我去郧阳的决策人比作“魔鬼”，只是一种幼稚情绪的发泄，把自己比作“种子”，倒是起到了一种自我激励的作用。
于是我一头扎进鄂西北深山，一干就是两三年。这几年里，聂斌、熊明轩先后担任记者部主任，更有分管记者工作的卢吉安，都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支持。那时，记者站的一般稿件通过邮局平信发稿，如有当日稿，需通过电话发稿，主任们常常亲自接电话、作记录。1986年8月底9月初，我花半个多月时间，跑遍郧阳地区的房县、竹山、竹溪、郧西、丹江口等6县市，写了长长一篇通讯，回到编辑部，记者部安排黄发森副主任给我指点，把通讯改写成千字以内的消息，刊登在9月16日的《湖北日报》一版头条。结果，这篇主题为《人才任来去技术留深山》、副题为《郧阳地区探索出“飞来飞去”引进人才新途径》的消息，被评为1986年度全国好新闻二等奖。
全国好新闻奖项的‘含金量’自不待言，这其中折射出的老一辈新闻人的那种“人梯“精神，更让人感佩。
提起“高级记者”证书，我要特别感谢副总编辑雷刚。
我于1986年被评定为中级“记者”职称，1993年晋升为“主任记者”，随即被任命为《市场指南报》负责人。从此，我面临的一切都是新的、繁重的，我一头扑进事业中，对个人的事情包括自己的职称，一向不怎么在意，总觉得我的每一分钟都很可贵，应该把时间留给事业，而不是自己。对于职称，他也看得特别淡，也特别怕麻烦，申报职称要准备文件，简直是“文牍”一套。
拖到1999年，我已经不再是总编辑了，是一名一线记者，更觉得没必要申报什么职称了。可是，这时有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他就是雷刚。
“老朱，你现在该有时间申报职称了吧。”身为报社职称评审委员的雷刚提醒我。但是，此刻我正为湖北日报的一个新创办的专刊《特别关注》筹备稿件，干在兴头上，一个劲儿往乡下跑，舍不得那一个又一个鲜活的选题。“好，好，今年申报。”我支吾着。结果，职称申报期间，雷刚出差，我对雷刚也就来了个“阳奉阴违”。
到了2000年职称申报时，雷刚再次约见我。“老朱，申不申报高级职称，你可以有你的选择；”雷刚动情地说：“但作为评委，你不申报，我总觉得多少缺少了一份公平！”说完，雷刚从抽屉里取出自己申报高级职称时的厚厚两本资料递给我，半开玩笑说：“给你一个参照样本——你得每天向我报告一次申报进度！”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再拒绝，按照雷刚提供的样本，收集资料、复印奖状、装订成册；呈送申请、顺利通过……
我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依然感受到“高级记者“证书的珍贵；不过，我更珍惜证书背后的那份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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