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样高文明高素质的民族为什么在战争中那样野蛮残忍？
知乎上的留居日本的中国人不少，大多认为日本社会文明程度和民众素质极高，人民热爱和平，并认为日本不会再威胁中国安全。但我还是难以理解日本民族在战争中为何那样野蛮残忍，请各位知友特别是留居日本的知友解答一下。相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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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既然想了解，我当然愿意正面回答，但你真的愿意听吗？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全面学习西方，从一个封建社会迅速进入了近代社会。到了1880年代以后到大正年间的这段时间，包括在国际法的了解与遵守上，不亚于当时任何其他国家。比如说在甲午战争里，英国的高升号被日本击沉了，英国人一开始很生气，有两位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法律专家在泰晤士报上登文指出日本舰队的行为没有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地方，英国民众的愤怒就此平息。因为当时击沉高升号的日本军舰浪速号的舰长，后来的日本帝国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留学英国的时候学过国际法，知道什么事情能干什么不能干。后来的日本的权力中枢里，以首相为例，虽然有那么几位是从陆军或海军大将当上首相的，但除了早期的几位维新元老是吉田松荫的松下塾或藩校的弟子，西园寺公望是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学院毕业，原敬是司法省法学校出身，内田康哉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清浦奎吾是司法省内一路爬上去的，加藤高明以东大法学部第一名成绩毕业。若槻礼次郎也是东大法科第一名毕业。滨口雄幸也是东大法科。这时候的日本无疑是在国家层面上重视法制与秩序的。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光这些总理大臣里面，原敬被右翼青年暗杀，滨口雄幸被右翼团体暗杀，二二六事件陆军皇道派军官将前首相高桥是清、齐藤实杀害，冈田启介侥幸逃生，五一五事件海军中下层军官的叛军将犬养毅杀死。日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近代化的法制社会短短十几年内就被实质上摧毁了，治理日本的不再是法律，而是看谁忠君爱国的口号喊得响，谁手里的枪杆子硬。这以后的首相要么自己是军队的实力派，要么老老实实听军队的话。毕竟谁也不会嫌自己命太长，喜欢半夜里有人上门说自己是日奸，来个天诛。中间还有几次计划中的大规模军事政变（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流产，要不还得有一群首相和大臣人头落地。甚至军队连自己的人都控制不了了，下级军官因为路线不够激进，跑到陆军省里把军务局长官砍死（相泽事件），还自称是诛了国贼。一旦一个群体为了所谓的某种理想，开始崇尚暴力和杀戮，蔑视秩序和生命，那他们无论多么骇人听闻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无论这种“理想”披着哪种外衣，是叫皇国思想也好，叫雅利安人至上也好，以及由列宁和斯大林开始延续到其他国家的革命也好，无一不是变成了对他国人和本国人的屠杀，付出了几百上千万的生命的代价。虽然表现上有些许区别，但是其根底里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你头像里这个叫格瓦拉的也是幸好死得早，不然南美又多一个杀人狂魔而已。日本由于在军国主义上吃了大亏，战后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对国民进行公民教育，教育事业长期由左翼把持。建立了严格的法制社会，任何人无法凌驾于法律之上。武装力量只负责保卫国家，军人再也不能染指政治。今日日本社会与二战时判若两人的秩序与价值观，都是战后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近七十年的坚持而来。你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里透露出来的想法，和战前的日本右翼青年何其相似？ 说的话和我想的不一样，那就一定有问题，是汉/日奸。为了“国家”或者什么，只准有一种说法，或者更进一步，为了什么什么，主动对外对内采取暴力手段是合理的。如果这种思想普及开来，那对中国来说才是真正的祸害。这两个带着恶意的问题我会花时间来回答，也是因为熟悉日本的历史，知道和你们观点一样的日本人给他们国家带来了多大的危害，觉得借这个问题把该说的说了也不错。不过现在这个阶段我对这些和战前日本右翼一奶同胞的中国青年是完全不担心的。没有他们的命，得了他们的病，枪不在网络爱国青年手里，而且国家无法轻松发动对外战争。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澄清概念： 1. 楼主所谓的高文明高素质 ，指的可能是高识字率啦有礼貌守秩序爱整洁什么的吧。 这个可能对日常生活有一些好处， 但和在战争中不野蛮其实没有直接关系。 德国集中营的看守，想来也会是典型的干净规矩的德国人吧。 而我也不觉得一个随地吐痰的农民会比一位会弹钢琴的大学生更容易对人野蛮。2. 在战争中如何做到不野蛮残忍，我理解的就是就是对战俘和平民不施加非必要的暴力。在滥施暴力不会受到回击或惩罚的情况下， 克制自己不去做，需要的是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 所以我觉得举出战争中对战的例子没什么用， 对武装的敌人本来就要尽力打击么，这不是野蛮； 古代战争的例子也没什么意义， 那些人本来就是野蛮人嘛。
再说到票数高的两个答案：
@jyo gan的答案，是解释说日本军队在昭和之后变坏了。 日本人自己也有这么个说法， 分成“明治军队”和“昭和军队”什么的, 好像昭和前的皇军很文明似的。详细分析起来， 日本在十九世纪末为了让西洋各国承认他们是个文明国家， 确实在战争中比较注意形象。 击沉高升号确实不违反当时的国际法， 但只救外籍水手，眼看着清军全部淹死，当然是既不违法又野蛮吧。 旅顺大屠杀后，发现受到西报的指责，就遵守起文明规则来，对清军的战俘照顾得还不错， 马上就赢了西方的称赞。 后来日俄战争和一战的青岛之战，对俄德战俘都还优礼有加，可真是个文明国家啊。 不过日军和比较不文明的中国军队的冲突，从济南事变到全面战争，可从来没文明过啊。 后来和英美鬼畜撕破了脸皮， 对人家的战俘那一个狠，好像日内瓦公约从没听说似的. 为什么？不需要被承认是文明国家了么。　所以明治军队和昭和军队的区别，不过是顾不顾虑国际观瞻的区别而已。　 　＠yolfilm 提出的 路西法效应，当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原因。 但难道战斗环境下， 各国军人都这么野蛮么？ 显然没有。 一战中各国基本都不算野蛮吧。 二战中只有德军和进入德国境内的苏军有暴行，苏军 可以用充足的报复理由来解释，德军的暴行是处于种族偏见自上而下制度化进行的， 而不是日军那种自发性的野蛮残忍。 滥用路西法效应作为解释，岂不是可以解脱任何罪责？ 还有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的存在余地吗？就算日军的环境使得普通士兵作恶，那环境不是也是日本人自己构建的么？ 麦克法兰的《日本镜中行》写道：“当时的战犯审判报道表明，日本大批受审者拒绝承认自己在战事中发挥了主动作用。德国将军们说自己决定发动战争，很多日本军人却将战争经过描述成一连串自行展开的客观事件，他们是被卷了去，几乎不能或完全不能控制事态。他们相信自己的被动，绝不亚于相信自己的主动。”对日本人和平时期和战争暴行的反差， 并非来自TG的宣传，西方对二战的研究都会提到日人的残忍性。 拿他们和铁木真，甚至清军比较都没有意义， 因为当时日本可是已经开国数十年，在很多方面都被承认为现代国家了， 为什么会表现出这么中世纪的残忍性呢？ 我看过的一个说法很有意思。 那就是日本和其他文明国家不一样，是个“非轴心”的文明。 德国学者卡尔o雅斯贝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念，就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几个文明大轮班，犹如车轮绕旋转，次第成为哲学和宗教的基地。（比如中国老子和孔子，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中东的以利亚、耶利米、以赛亚等《旧约》先知 等）。而日本看来是一个从未经历过轴心时代的大型文明。 社会学家S．N．艾因森施塔德提出，日本在各大轴心哲学光临本国的当儿，成功地颠覆了它们，导致它们失去了一个基本的张力，即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日本抵制了一种哲学思想：理想及善是一个独立世界，一个独立于人类和大自然之外的精神世界，我们用它来衡量我们的行为，指引我们的救赎之路。"所以， 日本的哲学体系与世界上其他所有大型文明的哲学系几乎是背道而驰， 日本与其他各国的差异，远甚于——譬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或远甚于印度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差异。轴心时代的思想，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有居于人之上的绝对价值，比如说 上帝 或 仁 。日本人既然不能接受这一点， 判断的标准只能是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想得到认可，就会表现得很好，对得到认可无所谓，就可能做出各种没底线的事情。 这个也就是《菊与剑》里的罪感和耻感的根源所在 。只有相信有一种超拔永恒的标准，才会有罪感； 而依赖于他人的判断和认可， 就只会有耻感。 轴心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破除了人类的部落本能，相信只要有同样的信仰或价值观，不同民族是一样的。 因此，中华文明才不以种族而以学说来判断是否华夏子民；对上帝的信仰才会冲破犹太人的局限而广布各国； 希腊文明才能推广远至巴克特里亚。 而日本一直是一个部落社会， 和中世纪的蒙古人其实没有差别。 部落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内部多能保持和平，内部居民多能和睦相处。
部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外族交战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看作名副其实和彻头彻尾的人类，而将敌人定义为“非人”——非我族类、不可理解、缺乏真正的人性。 这样， 对本族人的文明和对外族的野蛮，对他们就根本不矛盾。
节选几段段Peter Hessler中国三部曲之一的《甲骨文》里他同姜文交流的记录，里面可能说明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某种原因。《寻路中国》《江城》在畅销热议许久之后，个人觉得三部曲里最好的《甲骨文》始终在大陆未出版，兴许它太敏感了……这个答案可能会被折叠，希望题主可以看到。———————————————————————————————————————————姜文的用一种逆向思维来反思那段历史的残忍，思路是从自己的民族出发1、“日本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是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2、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
《鬼子来了》是姜文执导的第二部影片，背景是在河北省的村子里，时间是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的最后一年。像WH大革命一样，描述这段敏感时期的情况都同都有一套固定的方式。中国的电影总会展现日本人的残酷，还有普通中国人的英勇抵抗。有一些标准的英雄形象，例如王二小——这个放羊的男孩把日本部队引到了包围圈里。
在姜文的电影里，中日战争收缩至一个中国村子和一队日本驻军之间，在边远的山区，他们与外界隔绝。电影的开头是一个色情场面：一个叫马大三的农民和一个年轻的寡妇偷情。忽然，传来一声敲门声，一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士兵押送来了一个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译。那两个囚犯被绑起来了，中国士兵命令马大三审问两个囚犯，并把他们藏起来，不让当地的日本驻军发现。姜文扮演的马大三被这个任务吓坏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们帮忙。
村民们并没有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却开始为琐碎的小事情争吵：马应不应该和寡妇偷情，村里最有钱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面粉。实质上，每个角色的行为都有各自的动机：私利、贪婪、顽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决定光荣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丧失了这种骄傲的自尊，后来村民们开始同情这个人。最后他们决定和日本驻军做交易，用这个人换六辆货车的面粉。为了庆祝交易的成功，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一起开宴会，然而却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断了欢庆。日本军人在不断膨胀的恐慌和羞耻之中大开杀戒，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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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后来被禁…………“电影审查委员会意见”里，标出了电影有20处具体的地方，姜文未经同意就改变了剧本的内容。那场床戏是不当的：“强烈的图像和清晰的声音粗俗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委员会还批评了影片的结尾，认为它展现了国民党没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战后的中国：“这严重地扭曲了历史，没有达到批评和嘲笑国民党的目的。”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影片里中国农民的消极性。文件里写道，电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给日本囚犯和中国翻译送来可口的食物：影片反映了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如此困难的生存条件之下，没有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尽量去满足日本囚犯的需求……这严重违反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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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部电影是反映历史的。”他说。“我认为导演应该展示内心的事物。可能这和遗传有关。我在河北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我的内心就有很多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自传。”
我提到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不准确，因为它没有把中国人刻画成战争的受害者。 “中国人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同意。”他说。“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镜子，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着别人，说他们就是坏人——你能这么指着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这太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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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想象成一片土地，”他继续说道。他用一只手比划着，仿佛在旅馆房间的地毯上整齐地种下了一排稻米。“国民党，GC党，林彪，江青——他们都是这片土地里的种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有些长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长坏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是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说法都太简单化了——“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受害者”。然而，这段历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说，我应该在广电总局工作，这样那个机构就会变得更宽容。我告诉他们，这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坏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门口弄一个警卫，这警卫就有了压迫的意味。这和那个人无关；是整个制度、整个环境的事情。”
他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懂自己的内心。”他说：“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在遥远的过去，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两百年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做出了尝试；有些人想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而其他的人想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这样的辩论如今还在继续。”
他继续说道：“毛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常说，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然而毛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他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
我问他，对此可以怎么做。
“你必须改变土壤。”姜文说。………………………………………………………………………………………………………………补充更新，又看到问题补充里这一句，“日本人民热爱和平坚定地保证日本绝不会再威胁中国安全。”感到有些不安，再贴姜文另一篇 里说过的几个问题吧。———————————————————————————————————————————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後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着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後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後，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我从来就觉得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一个民族是不恰当的，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人的道德修养也会变很快。中国也自称礼仪之邦不是么？意思是中国人大多都很讲礼貌？至少现在不是吧，至少文革的时候不是吧？文革的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中国人，道德修养总不太一样吧，或者可以比较文革时期的大陆人和台湾人，同为中国人，炎黄子孙，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这么短的时间，中国人可以发生巨变，为什么日本人不行？知乎留日的人说日本人素质高，说的是现在的日本，你说他们在战争中野蛮残忍，是7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日本人总体素质高，但能说日本民族素质高吗？我觉得不行。开头我就说了，我觉得用一些词汇来形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是很荒谬的。
-跟日本人，德國人，中國人，美國人，一點關係也沒有。這是所謂的「」，請查：「」在暴力機制的催化下，再文明的平常人，也都會變成禽獸和畜牲。包括提問者的你，也是，別把自己太當回事，以為自己有多文明，多高尚，多麼行事正派。等戰爭爆發，把你裝備上武器彈藥，讓你侵略他國國境，你只會跟二戰的日本軍人，一個德性。----------------------------------------------------史丹佛監獄實驗（英語：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英語：Philip Zimbardo）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設在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內，進行的一項關於人類對囚禁的反應以及囚禁對監獄中的權威和被監管者行為影響的心理學研究，充當看守和囚犯的都是史丹佛大學的在校大學生志願者。囚犯和看守很快適應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過了預設的界限，通向危險和造成心理傷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評價為顯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傾向，而許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創傷，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實驗。最後，津巴多因為這個課題中日益泛濫的反社會行為受到警告，提前終止了整個實驗。這種人的性格的變化被他稱為「路西法效應」：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後來墮落成了魔鬼撒旦。史丹佛監獄實驗經常被拿來與米爾格拉姆實驗進行比較的「史丹佛監獄實驗」，米爾格拉姆實驗是於1961年在耶魯大學，由津巴多中學時代的好友斯坦利·米爾格拉姆進行的。津巴多作為監獄長。實驗內容：研究小組在當地報紙上徵集志願者參與監獄生活的研究，為期兩周，志願者每天能得到15美元的報酬(相當於今天的75美元)。有70名應徵者被招到史丹佛大學面試，接受一系列心理測試。這70個男人都與美國大學生年紀相約。其中24名被認為非常健康、正常的人被選中。從24人中間隨機抽出一半，讓他們飾演監獄的看守，餘下的一半飾演囚犯。志願者們都說他們更願意飾演囚犯，部分是因為他們無法想像自己畢業後會去做看守，但他們可以想像自己是在坐牢，並以為可以從這一經歷中學到一些東西。志願者們還被告知，如果被分派去飾演囚犯，他們可能會被剝奪公民權利，並且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飲食和醫學護理。那些將飾演囚犯的人被告知在某個周日等在家裡。在那一天，令他們感到吃驚的是，他們被真的警察「逮捕」了，隨後被帶到史丹佛大學心理學系地下室的模擬監獄。第一天，大家還相安無事，但「囚犯」第二天便發起了一場暴動，撕掉囚服上的編號、拒絕服從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們採取措施控制住局面，他們照著做了。他們採取的措施包括強迫囚犯做俯臥撐、脫光他們的衣服，拿走他們的飯菜、枕頭、毯子和床、讓他們空著手清洗馬桶，關禁閉。最後局面完全失控.在第六天，當津巴多的同事克莉絲汀（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受邀來到實驗場所進行觀察。 克莉絲汀對於這項實驗的道德進行了質疑。 津巴多停止了實驗。結論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得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在實驗開始的時候，兩組人之間沒有任何區別，不到兩個星期之後，他們之間已經變得沒有共同之處了。」尤其顯著的是，囚犯們懷疑分組並不是隨機的，他們認為看守的個子比他們高；其實兩組人的平均身高是一樣的。津巴多試圖用他的實驗解釋很多問題，包括飛行事故、人在面對惡行時的無動於衷、護士對病人的不當處置以及自殺式襲擊者和恐怖分子的行為。由於對自己角色的認識，護士會過度服從醫生的安排，哪怕明知醫生開出的劑量遠遠大於規定的劑量；有四分之一的飛行事故的起因都是由於副機長過於服從機長的錯誤判斷。津巴多雖然強調人們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而作惡，但他樂觀地指出，按照他的「十步法」，人們同樣能夠頂住壓力，英勇地違抗「路西法效應」。先是承認自己的錯誤，最後是拒絕為了所謂的人身安全而犧牲自由，相信自己能夠反對任何不公正的制度。他舉的道德英雄包括抵抗麥卡錫主義、種族隔離、反對越戰的人。有一個問題是，當津巴多說好人變成了壞人時，那些「壞人」並不認為自己成了壞人，他們要麼認為受害者罪有應得，要麼認為自己只是採用了惡的手段來實現其正當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為自己採取的手段辯護——虐囚的士兵是為了獲取反恐所需的情報，恐怖分子是為了民族解放，在他們的同仁眼裡他們也是道德英雄。這根本上是不同的善之間的衝突，而不是善和惡之間的衝突，已經超出了心理學的範疇。-
1894年甲午战争，虽有旅顺大屠杀的污点，但日军表现仍然得到各国舆论和国人的好评。谭嗣同说：“若夫日本之胜，则以善仿效西国仁义之师，恪遵公法，与君为仇，非与民为敌，故无取乎多杀。敌军被伤者，为红十字会以医之；其被虏者，待和议成而归之。辽东大饥，中国不之恤，而彼反糜巨金泛粟以赈之。当日本去辽东时，民皆号泣从之，其明征也。”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人记载，军纪最为严明的是日军、美军：“俄军界内，存者唯狗而已，法意军界内，触目萧条，几无人迹，德军界内，惨况倍之，英军界内，虽有人烟，亦甚寥寥，日军界内，熙熙攘攘，往来如市，而美军界内，安堵如故，市肆全开，静谧。”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支对平民秋毫无犯、赈济饥民的“王师”，何以在40年后的抗日战争中，沦为施行三光政策的禽兽军团？1934年生于东京的日裔美国学者入江昭回忆，日本学校的国粹主义氛围非常浓厚，学生每天早上都要在操场上列队宣誓“我们是天皇陛下的孩子”。日清、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及大和魂的长期洗脑，使得日本的爱国激情、民族优越感无限膨胀，中日稍有冲突，为天皇进行圣战、“膺惩暴支”的呼声便响彻云霄。2001年BBC制作《战栗东方》，访问日本老兵，那些牙齿都没几颗的老鬼子提起中国人，依旧毫无悔意，一脸的不屑。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下流、劣等，根本就不是“人”。军国主义种族歧视教育的毒害与纳粹有得一比，观众马上就会明白他们对待中国人、犹太人为何如禽兽一般。林彪《平型关战斗的经验》，认为日军宁死不降，除了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采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策宣传与优待俘虏。”另外，日军内部等级森严，体罚是家常便饭。因修改教科书与日本政府打了32年官司的著名学者家永三郎，对此有着精辟的见解：日军士兵是“自己的人权全被人们无视的人，他们采取行动，无视置于自己实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权，那是必然的”。
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水平有限，没办法旁征博引，但我相信脉络大体如此。第一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对君权的推崇，到了极端的地步。历史上日本政权长期被幕府把持，天皇没有实权，然而物极必反，明治维新后尊王倒幕派开始反攻倒算，对皇权威信的树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日本政治界把天皇设置成手握军权的实力派君主，宣传“君权神授”，排斥在西方已逐渐成型的“虚君共和”，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情形和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其实很像（别看拿破仑颁布了一系列资本主义法典如民法典，历史地位很高，评价多正面，但如果拿破仑称霸欧洲，他自己随意修改法典也是分分钟的事，说不定一不小心就遗臭万年了）。日本因为政治改革的不彻底，并没有形成稳固的三权分立的体制，而是军队强势不受制衡，因为军队有天皇这个大boss撑腰，好比手握尚方宝剑。明治天皇号称一辈子没脱下过军装，有这样尚武的皇帝当后台，军队又怎么会甘心议会掣肘呢？然而后来在甲午、庚子、日俄战争获胜后军部势力越大越大，逐渐尾大不掉。与此同时，天皇也不甘心沦为傀儡摆设，大正天皇的继任者裕仁天皇是个军事票友，一直都试图将军队控制在自己手里，曾亲自下令镇压了226叛乱，同时他也是对外政策重要决策者。所以军部和天皇并不是简单的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日本教育界也为政治服务，从小就给学生洗脑，灌输君权至上的思想，诸如要对天皇照片鞠躬，每天要歌颂天皇的功德，宣传日本是“八纮一宇”的神国，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神，等等。长大以后，又给士兵灌输武士道精神，强调对天皇的无条件服从和牺牲。文化界不断抛出民族优越论，指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绝不输给英美鬼畜，文化界、军界又尊奉有“七生报国”美誉的武将楠木正成为军神，因为他效忠天皇，其实报的哪门子国？报效天皇罢了，因为“朕即国家”。就连日本兵手中装备的三八式步枪，因为刻了菊纹，也要被说成是天皇借给日本军人的，要怎么怎么爱惜使用，多杀敌报国，云云。对比一下二战时期的德国吧，德国人不可谓不文明，也不可谓素质不高吧，但最后对其他民族做了什么大家都有目共睹。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独裁主义害死人啊。第二是日本古来有之的危机意识和扩张传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地理上是海岛国家，环境气候恶劣，历史上曾经两度被元朝大军入侵，自我防卫意识很强，过度的防范又演变为扩张的心理（类似于与其等死不如先发制人的意思），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又迫不及待入侵朝鲜，终极目标是问鼎中原，甲午战争时又被日本赚了一大票，所以日本历史上扩张的思想是有传承的。扩张的传统和没有约束的君权至上的思想（经济上表现为财阀集团构成的国家资本主义）一结合，就不得了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全国上下都在为扩张造势，今天你妓女捐了多少钱买军舰，明天我天皇又捐了多少私房钱买大炮，后天小学生又在玩“打镇远”的游戏，大后天青少年又COSPLAY大日本皇军上街游行；中国人被描述成猪一样的劣等民族，又脏又臭又蠢，大清国的留学生在日本没少挨白眼。对本民族的狂热加上对其他民族的贬低，自然而然会埋下日后对他国人民残暴的种子。第三是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走了捷径，思想还很落后。历史上那些个发达国家，放到当时哪个都是高文明高素质，但扩张过程中对待他国人民哪个手上没有累累血债？以中国为例，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俄国人炮制了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八国联军在北京城里烧杀抢掠，按照现在的标准看都是反人类的暴行，但在当时都是普遍现象。只不过后来，西方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逐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反思，才有了人道主义的那些原则和观点，才有了日内瓦公约的认可和推广。日本则是物质进步太快了（相比其他亚洲国家而言），精神思想没跟上，拿时髦的话说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脱节。日本人一方面快速建设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眼看他高楼大厦竖起来，工厂商店搞起来，另一方面骨子里还残留有极其浓厚的封建思想、专制思想，打打杀杀、愚忠自爆的思想大有市场，这些思想放到现在看都是极其落后的极端思想。什么法治、程序正义，狗屁，人家压根没这概念。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日本民间，主流思想和中国WG时期和现在的宇宙大国没什么两样。理解这三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所谓“高文明高素质”的日本人会在战争中做出如此暴行。日本人之所以会这么做，不但是个人心理在战争中剧变的问题（也即经常提到的“战争把人变成魔鬼”），从根源上说还是国家政权体制和统治政策的问题（包括洗脑、扩张、独裁系列等国家和政府行为）。日本人战争中的暴行，也不该仅仅归结于个人行为，还有很多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行为。
当一个族群，从内心把另一个族群视为低等生物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封闭了同理心，什么残忍的事都干得出来，而不论他们本身的道德和文明如何。
因为在这个视角下，他们默认了，自己所通行的礼仪，操守，诚信，是完全不用施于那个低等族群的。不管他们的信仰中有多少清规戒律，此时都是可以没有任何下限的。皮萨罗总督临死都在念基督之名，但是他一生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印加人，他最骄傲的战功，是绑架了印加国王，并且在勒索到巨额的赎金后，公然撕票了。
那些拿玻璃珠换黄金的，把黑奴贩卖到另一个大陆的白人，又有多少是基督徒？他们会因此忏悔么？想必不会，因为当时的他们默认了：那些有色人种是异教徒，是野蛮的永远不会开化的族群，基督教文明世界的规则，是不适用于他们的。他们只能作为牲畜和工具，想怎么对待他们，都可以。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么可怕。
很多人认为日本骨子里有一股永恒不变的精神，武士道也好、大和基因也好、嗜血精神也好，什么名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国人对日本人长期有一种认识：我们在年之间遇到的日本人能够代表所有日本人，而且现在日本人跟过去日本人在核心思想上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时机一到，他们仍然会重新开启军国主义路线！逻辑学有一种诡辩叫做“先论后据”：只要你相信一种理论，蛛丝马迹永远能把你引向这个结论。划时代的阴谋论著作《货币战争》、《C形包围》等名著就起源于此。题主所言“野蛮残忍”，我觉得应该指的是日本在二战中对无辜平民and俘虏的虐待+屠杀行为，或许也包括在战败之后逼迫同胞自杀行为。但世界历史上屠杀又何曾断绝？即便到了1994年，卢旺达还有种族屠杀，先后死了100多万人，能说卢旺达人就“野蛮残忍”？我一直认为任何针对无辜平民and俘虏的虐杀行为都是犯罪、都违反人类基本道德，但如果以此断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野蛮残忍”，那我只能说，人类存在本身就是“野蛮残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一直认为，用所谓民族性来解释日本，无论武士道还是别的，都是一种“反正也找不到原因，就肯定是这个了”的态度，因为民族性本身严重缺乏定义，且极其不稳定，什么东西找不到原因都可以往上套：日本人为什么守秩序？民族性。为什么打仗？民族性。为什么杀人？民族性。为什么自杀？民族性。为什么文明？民族性。这个民族还真是跟性有着抹不开的关系。好吧，那就从性入手。日本人过去也讲究贞操守节，除了那帮下南洋为国卖淫的同学们以外，大部分还是遵循了“大和抚子”的规程，相夫教子。结果到了80年代经济腾飞，日本女性逐渐独立，然后就是各种开放，“大和抚子”这种标杆性女人不复存在。记得之前网上流传过一个“日本女人如何教育孩子”，反正就是很有中国古风很贤惠那种，我给好几个日本姑娘看，她们都表示这种女人在她们妈妈辈就死绝了。。。。。再比如国人天天念叨“武士道”，其实形成迄今还没过400年，而且也就武士遵循武士道，一般老百姓连字都不认识，更不知道什么武士道了。武士道“尚武、服从、勇猛、尊皇（爱国）”这些精神的确用于训练军队，但问题在于，这些精神本身跟军队要求就一样，我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不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美帝军规没有“爱国”“勇敢”这些关键词？至于“尊皇”，英国还天天说“一切为了英（女）王”呢！能说英国就是个军国主义国家么？说实话，个人实在看不出全世界各军队的精神教育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民族性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到底这个民族里面多少百分比具有这种特征就可以说这是民族性？反正我希望这个百分比不要低于1/10，因为二战时期日本人口7000多万，军队最多时候（停战时）700多万。不要说军队可以作为样本来代表整个民族，如果真的抽样调查，应该是无差别随机调查，但军队这个群体明显严格筛选过：年龄要在一定范围、绝大多数是男性、身体经训练一般都很强壮、都受到统一思想教育——完全不适合做样本。简而言之，中国人是看到了日本一部分经过严格筛选之后的群体的非常态行为，就以为整个日本整体的常态行为就是如此，其实去过日本都知道，这个国家老百姓跟中国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好了，当一种特点无法涵盖一个民族性之后，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同学搞了一个民族性2.0版：用两种特点涵盖一个民族——日本民族平日文明儒雅，好似菊花一样美好；战时野蛮残忍，好似钢刀一样凶残。诡辩玩儿到了这一步就有点无解了，如果说一个民族都是如何如何，肯定能找出反例，现在找出了反例，他就说了：“没错，这是他们的另一种民族性！感谢对方辩友证明了我方观点！”如果辩论赛中我一边喊着“金钱不是万能的”，一边支持“金钱就是万能的”，最后被人问住了，只说一句“万能不万能只看是不是合乎环境”，那我一定会被人乱棍打出去，骂作精神分裂。民族性2.0版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人类都不是矛盾的？纳粹军官一边在前线打仗嗜血，一边在军营中弹钢琴，还说“对于德国人，战争也是一门艺术”，这不矛盾？人类灯塔国一边高呼民主自由，一边搞了棱镜计划，连斯诺登他老爹都劝儿子别回来，要不然一定会受不公正审判，这不矛盾？宇宙大国一边高喊自己迈入“强盛大国”行列，一边把脱北者送去挖煤，这不矛盾？这些都不提，君不见我天朝导演天天在台上满口仁义道德，幕后各种男盗女娼，还有脸骂日本鬼子呢？简而言之，人类都有双面性，不是只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人才有双面性。军国主义是一种病毒，二战时期德意日都是宿主，我们不能把宿主当做病毒本身。我们之所以对日本这么敏感，原因有二：（1）古代只有中国欺负日本，从无日本欺负中国，你看哪天要是朝韩统一跟咱们打起来，保准国内反高丽呼声远超反日；（2）咱们是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者，具体怎么受害，大家比我清楚。 提到路西法效应，非常好，极度推荐。====================4.19分割线======================我否定了民族差异？还请各位先仔细看完我的每一句话，不要想当然。 说“国民性必然存在”，我同意，我也知道不同民族处理事情会有不同，不过是不是每种不同都要上升到“民族性、”“国民性”程度？不一定。我不反对用民族性解释问题，只是反对找不到原因就动辄拿民族性说事。日本人在战争中有残忍的，也有不残忍的，同时其他民族也是如此，有残忍有不残忍，所以“因为日本人某种特性，所以残忍”这类命题本身就是伪命题，民族性当然可以用在解读很多事情，但在这个事情上，我不认为“民族性”占据主流，相反“战争中残忍”这个情况本身就是共性高过个性，人类历史一次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如果想为民族性摇旗呐喊，我非常欢迎，但首先我希望各位能回答如下3个问题：（1）民族性是什么？与习惯、民俗、文化有什么区别与联系？（2）究竟一个民族中百分之多少的人有着某种共同的行为特征，就算是民族性？（3）日本的民族特征是什么？
岛国现实+国际大环境+弱小的中国
那是因为你眼里只能看到民族、国籍、肤色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并认为这些东西就决定了人。简单说你只看到了日本，你看不到人。以上！
应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日本人在二战结束前野蛮残忍但终究没能扭转战争的败局，所以现在的日本人才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和民众素质，热爱和平。
首先不得不说一句，这个问题提的不好。战场是非常态，因此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和战场上的根本不能混为一谈。题主将此二者并列，使得任何一个没有看过史料的人都只能得出“日本人的高素质是伪装”“日本人的国民性blabla......”这样的万能结论，于理解历史无益。因此，我的回答将侧重于用史料补充 jyo桑的回答，希望题主能明白 任何一国的历史都远比你我想象的要复杂千万倍。只注意一时一地之现象，而不考察该现象之来龙去脉如何的做法，不是读史的应有态度。开始答题。-----------------------------早稻田中待月升-----------------------------------------由于人类无法脱离自身的肤色和时代，因此中韩国民在论述二战时，往往是站在本国立场上控诉日军的野蛮暴行。这，很正常。但是，日军---或者说日本军部----的暴行，仅仅是针对交战国军民的吗？他们对本国军民的态度又如何呢？以下是日军海陆特别攻击队战死者数据（维基百科：）2010年8月現在確認されている特攻隊員戦死者数は海軍海軍航空特攻隊員：2,531名特殊潜航艇（甲標的?海竜）隊員：440名回天特攻隊員：104名震洋特攻隊員：1,081名合計：4,156名陸軍陸軍航空特攻隊員：1,417名丹羽戦車特攻隊員：9名陸軍海上挺身隊員（マルレ）：263名合計：1,689名この他に第二艦隊戦没者、回天を搭載して出撃し未帰還となった母艦潜水艦搭乗員、移動中の乗船海没などにより地上戦に参加した戦没者、等の特攻作戦関連戦没者などが以下となる。第二艦隊戦没者：3,751名回天部隊関連戦没者：1,083名震洋部隊関連戦没者：1,446名陸軍航空関連戦没者：177名海上挺身隊関連戦没者：1,573名空挺部隊関連戦没者：100名その他（終戦時自決、、大分701空による「宇垣軍団私兵特攻」など）戦没者：34名合計：8,164名以上合計14,009名を数える
特攻队绝大部分成员（特别是海军）都是军官。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这种拿全军军官当一次性消耗品的战术。
然而，跟本土决战的构想比起来，特攻战法简直不值一提。1945年6月，第八十七届临时帝国议会通过《义勇兵役法》，予定动员2800万日本国民（兵役对象：男15-60岁，女17-40岁）实行本土决战。
根据时任内阁书记长官的迫久永常的回忆，在审议该法案的时候，“我受到陆军相关负责人请求内阁成员阁议会结束后去看看另一间房间里的预计发放给国民义勇战斗队的兵器。总理（注：即铃木贯太郎首相）走在我们前头，第一个看到了那些展示武器（略）他悄声对一旁的我说“这可太不像话了”。展示的兵器中只有手榴弹还像样，其余的，诸如需要用棒子从枪管前端填弹的铳---只有一发子弹。还有射程三四十米、命中率不及百分之五十的弓箭。（略）还有竹枪，叉子。陆军是真心想让国民用这种武器打仗吗？”。
这就是jyo桑的回答里“日本军部要让全体日本国民陪葬”的真正涵义。
由此可见，日本军部的暴行并不只是针对前线的交战国军民的，他们对本国军民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点和纳粹完全不一样-----也是日本特异的地方。日本军部是个充斥战争狂人的地方，但是这些狂人的思想的根源在哪儿呢？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教授平泉澄。
此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皇主义者，鼓吹【大日本乃神国】【天兵无敌】，其在教育、军队方面的影响力极大---自昭和七年开始在海军大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江岛田海军兵学校等军官学校演讲，也曾直接给昭和天皇讲课。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跟陆军的关系。
此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皇主义者，鼓吹【大日本乃神国】【天兵无敌】，其在教育、军队方面的影响力极大---自昭和七年开始在海军大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校、江岛田海军兵学校等军官学校演讲，也曾直接给昭和天皇讲课。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跟陆军的关系。根据平泉澄的回忆昭和九年（1934年）四月十六日，我手持大刀进入陆军士官学校讲堂（注：这是平泉讲课的特点），从数百名学生右手边走过去，快要到台上的时候，看到一个将军模样的人站在角落里（略），此人即是东条英机少将，后来得知他于当年三月五日被任命为陆军士官学校干事（略）演讲后日我接到了来自东条少将的电话，说想拜访我（略）“我有事拜托先生”“请问是什么事呢？”“我想恭请先生的高徒来担任士官学校的教官。听了先生的高论，英机才知道迄今为止陆军的教育全是错的。我想从头做起。所以，请先生助我一臂之力。当然，也不能一下子换人，总之先请一位吧。”自此以后我的弟子就一直担任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官，最多时大概有八、九人之多。然后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就走上正轨了。
由上可知，二战时大部分日军军官（从陆军大臣到士官）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日军撼动世界的“玉碎”“特攻”也和此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人间鱼雷的发明者黒木博司少佐即是他的弟子。
值得一提的是，军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昭和十八年，时任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校长的井上成美曾经说过“不能让年少气壮的学生直接听平泉先生的课”这样的话。
战前日本的法令都附带天皇的上谕----当然不是天皇本人，而是有人代笔。前面提到的《义勇兵役法》附带上谕即是平泉澄执笔，第一条大意极其翻译如下 【朕信当此等艰难之时，忠良之臣民必倾注全力于帝国军务事。朕期望尔等击破来犯之劲敌以保全祖宗之国土（略）】
和陆军省制定的命令搬的第一案不同，平泉的修订案口气软了许多，他本人的解释是（一）义勇兵役法，即是义勇，则文中必需体现臣民自身为国捐躯之意志（二）如此可体现陛下于此危急存亡之际死守国土之悲痛心在平泉和他的弟子们看来，玉碎战术不是军部的一厢情愿，一意孤行，而是万千日本国民的意志，为此，纵使战死五分之一的国民也在所不惜。（“日本人の五分の一が戦死する以前に敵の方が参ることは受合いだ。”特攻战术发明者，大西瀧治郎中将）然而，以平泉为代表的皇国史观学者的见解也并非一开始就是主流。实际上，后来遭到打压的天皇机关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官方见解，如果没有二二六、五一五、血盟团等事件，皇国史观这样疯狂的见解根本不可能上台。（昭和天皇本人就说过“天皇机关说不是挺好的吗”）其实，至少在明治初年，天皇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比如，明治天皇的老师加藤弘之（历任侍读、東京学士会院会長、東京大学総理、帝国大学総長、貴族院議員、帝国学士院院長、枢密顧問官）就曾今在明治八年出版的著作，专门痛击爱国学者的《国体新论》中如此写道本邦所谓国学者之流，其所唱论说，与真理背反者甚多，实令人厌矣。（略）怪哉！不知国家君民之真理，故牵强附会种种妄说，曰天下国土悉为天皇所有，亿兆人民皆为天皇臣仆，凡本邦人民，皆应以天皇之心为心，不论善恶邪正，只需俯首遵敕命、尽臣道而已。其人思此为我邦卓越于万国之姿。其见解之陋劣、其论说之粗鄙，实滑天下之大稽也。然而到了明治十四年十一月，加藤弘之却登报公然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因为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开始收紧言论自由，加藤被元老院议员海江田信义点名批评，在向太政大臣提交的《排斥国体新论建言书》里，海江田写道呜呼此是何等妄言！试问，弘治既言我国体为背反天理、孛戾人性之野鄙之国体，则我天皇陛下岂不是背反天理、孛戾人性之天皇？（略）如此，弘之亦是野鄙之人民、奉职于孛戾人性之政府、食我背反天理之天皇陛下之俸禄！（略）彼借民权自由之口实，在阳则提倡立宪政体，阴则企图共和也。（略）其人恐多为怀揣废我帝阴谋之大逆贼。（略）其即为与我辈忠良臣民不共戴天之逆贼，则今日驱逐其人是急务中之最大急务。自此之后，日本逐渐变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日本。内村鉴三的不敬事件、户水事件等使天皇从人变神，而三一五事件、天皇机关说论争、龙川事件彻底排除了任何敢于唱反调的人---当然，东京大学的上杉慎吉、筧克彦等教授也是功不可没的。总之，日军在战场上的暴行和以上各时代的事件戚戚相关，不是简单一句“国民性如此”就能解释的。而且我引用的这些史料，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题主有兴趣的话，可以沿着我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事件和名字挖下去，也许有新的收获也说不定哟。ps 这篇回答里的所有史料皆是日文。如果有任何翻译不对的地方，过错全在我。参考文献『悲劇縦走』　平泉 澄　(皇学館大学出版社)『機関銃下の首相官邸ー二二六事件から終戦まで』　迫水久常　(ちくま学芸文庫)『東京大学百年史　資料』　東京大学百年史編集委員会（東京大学出版会）『国体新論』　加藤弘之（谷山楼）『明治文化全集２』（明治文化研究会）
因为当时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啊。
先前，@yolfilm 前辈提到了「路西法」效应 。用在这里，似是妥当，却与实际有微小之偏差——他们更多的，是受命杀人，超过了角色之扮演。心理学实验中，有一个与法西斯暴行更加贴切的实验。
二战后，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在 1961 年在耶鲁大学做了一个有关「服从」的实验。想研究普通人是如何顺从权威的，他们是如何被说服去伤害他人。
在这个实验中，有一个「实验者」，以发出指令，一个「学生」，一个随机挑选的人扮演教师。
「实验者」要求「教师」向「学生」提问，答错了，则对「学生」给予「电击」——当然学生只是装作受到电击。
虽然被试者有的对此表现出不忍之情，但大多数人（65%）还是应实验者的要求，将电压提升到足以致命的高度。
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普通人会做出这样残酷的行为？
米尔格拉姆给出了两个解释：人有将决策交给上机的倾向；人会将自己，与自己的行为分开，将自己的行为看做另一个人的工具，从而不认为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来看看日本，士兵从小被灌输的，是向天皇效忠，这恰恰应了上面的解释——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天皇的工具而已，身不由己。而当天皇宣布投降，剖腹者，服毒者，不计其数，皆因所有的罪刑，都将记于自己。
这样的行为在其它敌方也有很多，但有个共同点，便是个人崇拜，比如纳粹党之于希特勒，日本军之于天皇，红卫兵之于腊肉，如此而已。
战争中，每个民族都残忍。什么大屠杀，也不过是我国古代玩剩下的了……在我国，屠城算什么？你不知道张献忠屠到四川都没人了么？湖广填四川~战争规矩：1.劝降。2,投降，占领。3.抵抗，屠城。
有两个问题你也可以思考一下，你吃肉的时候是不是彬彬有礼呢？那些屠夫获得你吃的肉是不是彬彬有礼的？
你见过高素质的热战争吗？
脱离历史背景讲历史都是扯淡，现在的日本也早已不是昭和日本了。现在的日本和二战前的昭和日本差别实在太大了，如果要做比喻的话，一个是野性十足的野猪，一个是被阉过的肉猪；唯一不变的就是日本人性格中的中二，一直都在，从未改变。至于日本人在战争中为什么这么残忍，可以从一个日本军人辻政信的经历中得出缘由。辻政信虽然只有大佐（大校）军衔，但是其知名度之高远超很多将军，下边就说下这个辻政信都干了些什么事：策划了诺门坎事件（和苏联人打），马来战役（和美国人英国人打），参加了上海事变（淞沪抗战），瓜 岛战役，缅甸战役。他犯下过累累罪行，是个甲乙丙全级战犯，但是战后却一贯坚持中日友好，反对岸信介的 “两个中国”政策。打开日中贸易也有功劳，先总理周公也专门接见过他。具体的介绍大家可以看这个看了这个估计大家都理解为什么日本军队那么疯狂，而二战后，随着日本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人发现原来还有另一种活法，于是就没那么激进了。
我倒觉得和日本民族性格有点关系。日本人彬彬有礼，保守克制，与当今中国相比较，岛国似乎更像一个礼仪之邦。走在日本大街上，汹涌的人潮小声谈论着从你身边走过，行驶的车辆小心翼翼的按下一声“嘀”似乎生怕打扰你，街边的妹子微笑着向你点头致意递上一张传单还要加上一句“添麻烦了”，小学生们即使没有老师带领也会自觉排成一队咿咿呀呀的向家的方向走去。看到这一切，你会由衷感叹一声，啊，好温暖！但是，那句笑话是怎么说的来着？美国人崇尚自由，法国人崇尚浪漫，英国人崇尚尊贵，俄国人崇尚力量，日本人崇尚秩序，中国人崇尚权力，韩国人崇尚整容。对，没错，你在日本所见的一切，皆是秩序。对秩序的遵守，他们简直能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是秩序；在公共场合讲话要注意分贝，是秩序；给人带来困扰要道歉，是秩序；扔垃圾必须分类，也是秩序。日本人对秩序的维护带来了一个超良好的良性循环，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社会风气。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会否认。但同时，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我记得前几年东日本地震海啸以及福岛核泄漏之后，有一张照片在中国各种社交网站疯传。在那张照片里，日本人排成一列很长的队伍，拿着各种容器，站在一个水龙头前，等着取水引用，不论男女老幼。这张照片的配图说明大意是，看看人家日本人的素质，中国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礼仪之邦吗？如果是在中国，恐怕早就疯抢了吧？！嗯，如果是中国人，会疯抢，这个我不否认，这是目前中国人的问题，此处不赘。但日本人能够自觉排队取水，就真的和谐吗？我们来分析分析。灾后，一群人去一个指定的取水点取水，那么说明，这群人都离那个取水点不远，很可能是街坊邻居，对吧？这么一群街坊邻居，灾后到一个地点取水，不聊一聊自己家的受灾状况可以理解，不急吼吼的抢了一桶水抢完就走也就算了，居然也不礼让一下老幼妇孺？受灾之后的紧急时刻，他们就能冷静的排起队来，这正常吗？即使换做中国，某个抢在前面的小伙子恐怕也会对后面喊一声“哎王大娘，把你的水桶拿来我帮你接一桶”吧？为什么要排队？因为排队是社会秩序啊！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是被压抑的。因为日本人自小就被教导恭俭礼让遵守秩序努力工作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不能给人带来困扰如果带来困扰要道歉扔垃圾要分类等等一切良好的行为习惯，导致日本人平时的生活中必须要克制自己。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是没什么发泄的渠道的。所以你经常能看到某个平时很正常的日本人喝醉之后就会耍酒疯，所以你会知道日本是一个自杀率能够雄冠全球的国家。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与他们的民族性格不无关系。大和民族自古就是战斗民族。但除去战斗，武士们还要忠诚、信义、廉耻、尚武，有操守，懂艺术，懂茶道、棋道，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武士的名誉。这是武士的信念，这是武士之道。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武士不得不像一个苦行僧一样生活。勤习武艺，学杀人，学战场，还要学文化，学艺术，学站立坐行。一个有文化的杀人机器，在日常的生活中不仅杀不到人，还要行得正坐得端，想必是很痛苦的。所以到了战场上，日本武士们会拼劲全力去战斗，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杀人，用尽各种残忍的手法，展现自己的强大。对，追求强大，这是日本民族的又一个基因。路飞每一集都在喊着“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热血动漫里主人公经常动不动反省“难道是因为我还不够强大吗”。这是日本民族的深刻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导致了强者崇拜，却没有带来同情弱者的思想观念。那些被公司解雇的日本职员，家庭破产，妻离子散，拿着纸箱子去公园做homeless，却被日本社会理解为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你是失败者啊！失败者得到这样的下场，是秩序，弱肉强食的秩序。我一直觉得，屠杀方面，论规模，日军不如德军，论残忍，德军不如日军。那种拿着刺刀挑开人类皮肤，挑出肠胃，砍掉头颅的行为，远比用手枪机枪屠杀更血腥，更刺激人的感官。终于能有一个地方发泄兽欲！终于能有一种行为展现强大！我为什么不酣畅淋漓呢？德国尚有辛德勒，日本呢？没有，一个都没有。因此我觉得，日本人的大和民族基因，导致了他们在战争中的种种行为。他们尊重生命，却只尊重对手的生命。对弱者的生命，他们只会践踏。所以在战争中，他们既能将中国人当做刍狗屠杀，又能够对民族英雄杨靖宇感慨万千。日本的民族性格是有问题的。天朝每天都在强调“核心价值观”，这个词都快听烦了。日本的核心价值观，有，但是不正常。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的冷漠。是的，你没看错，冷漠。中国的冷漠集中展现在对人和生命的不尊重，比如老人不扶、城管掀摊。日本的冷漠则是另一种形式，它更加隐性，但危害同样不小。不过，这该是另一个话题了。所以……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