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梅张二枝《华国锋的台词真或假有啥意义》
拉大旗，做虎皮，几千年了，历来如此。华的时代，华的环境，华的需要，华的可行方向，唯有如此。但是他生不逢时，等他就位后，天时已逝，民心思变，逆之必败。他的处境使他无法顺天应时，所以这样的台词就非常好理解了。【论文】实事求是 发扬光大 读对华国锋新的评价有感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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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发扬光大 读对华国锋新的评价有感一​、​对​华​国​锋​新​的​评​价​,​是​从​华​国​锋​同​志​去​世​后​继​毛​泽​东​之​后​,​陆​续​展​现​在​人​们​面​前​,​很​引​人​注​目​。​以​往​对​他​的​评​价​,​都​是​以91​年月7​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有​贬​有​褒​,​贬​多​于​褒​,​史​学​界​的​评​论​者​以​“​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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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上将被邓小平批评后华国锋搞阅兵安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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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怎样的一种较量？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
相关阅读：开国上将苏振华之子：毛主席给我们找了个好后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核心提示：苏柏楠说到他父亲时，第一句话就是：“他算是幸福的。”他所指的幸福更多的是人过半百时，还找到了位贤淑爱人。“这要归功于毛主席，是主席给我们找的后妈。”
　　苏振华（），原名苏七生，湖南平江人。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一师三团排长、连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总支部书记，第五师十三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十二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中，苏振华受到林彪集团的残酷迫害。1972年复出后，出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随即又改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与“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了重要贡献。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苏振华出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苏振华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苏振华于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苏振华将军与三儿子苏柏楠的办公室在同一办公楼，但父亲规定不要儿子进他的办公室，不准在办公楼里与他打招呼。已有6个小孩的苏振华与一位24岁的女子结婚，老夫少妻相濡以沫，把大家庭打理得温馨和睦。苏振华很少回家乡平江，却爱吃平江着名的豆腐干，而且还晓得制作过程。
　　7月21日上午。北京。苏振华上将的三儿子苏柏楠给记者述说着一个将军的平凡故事。
　　毛主席给我们找了个好后妈
　　苏柏楠说到他父亲时，第一句话就是：“他算是幸福的。”他所指的幸福更多的是人过半百时，还找到了位贤淑爱人。“这要归功于毛主席，是主席给我们找的后妈。”
　　1959年国庆节晚上，苏振华带着儿女们到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晚会。大女儿、大儿子走在他前面，他一手抱着小儿子，一手牵着小女儿，另外两个在他身后拉着衣襟。上城楼时，遇到了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王光美一把抱过苏振华手里的小孩叹息道：“老苏啊，真的难为你了，又当爹又当妈，这不是办法啊。”
　　这事被毛主席知道了，主席特意找到苏振华，对他说：“一定要找一个，找个合适的。”主席还发动大家帮忙找。1959年秋，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大连召开。晚上，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一位年轻女演员映入了苏振华的眼帘。她就是在电影《红珊瑚》中扮演过角色的陆迪伦。当年她才24岁。
　　接下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向陆迪伦介绍苏振华的情况，并安排他们见面。1960年，年龄相距20多岁的陆迪伦与苏振华结婚。
　　“我们兄妹几个，当时对后妈都怀有一种戒备心理。小妹曾在家里画了一幅画，《不相称的婚姻》，以示反对。可是，母亲都只看在眼里，从不吭声。”苏柏楠说道。
　　“文革”中，苏振华遭到迫害。陆迪伦也受到了三年审查，她刚放出来就设法打听被牵连的几个孩子的下落。当时大儿子苏承德在中央党校被点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劳改后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三儿子苏柏楠和小女儿燕燕下放到云南河口“支边”。四儿子大建、五儿子承军送到天津“五七干校”劳动。陆迪伦想方设法使全家重聚，经过多方联络，终于使散落在各地的6个孩子回到了父亲身边。在遭难五年之后，1972年，全家第一次团圆，陆迪伦为一家人张罗了一顿可口的饭菜，一家人围着父亲哭了。
　　“那个场面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博大胸怀让我们六兄妹无比感动。”苏柏楠取下眼镜，用布拭擦。他接着幸福地说道：“母亲的身体还很好，我们经常到妈妈家里去玩哩。”苏老顿时像个小孩。
　　“在办公大楼见面，不能喊爸爸”
　　苏柏楠的兄弟姐妹大都在外面，三个在美国，一个在香港，只有他与父亲呆得最近。“近得你不敢想像。”苏振华任海军政委时，一直在海军大院办公楼二楼办公。而苏柏楠就在六楼上班，担任《人民海军》报社的编辑。可是，仅四层楼的距离，苏柏楠从未去过父亲的办公室。
　　“父亲多次说过，不要到办公室找他，我们属于同一个系统，去多了，影响不好。在办公大楼见面时，不能喊爸爸，也会影响不好。”事实上，苏柏楠在报社干了多年的普通编辑，并未得到父亲额外的照顾，甚至绝大多数同事不知道苏柏楠就是海军政委的三儿子。
　　由于同在海军工作，苏柏楠与父亲的话题很多，但都是在家里聊。由于苏振华工作很忙，常忙到深夜才回家，一起畅谈的机会也不多。
　　日，那天休假。苏振华特意来到了苏柏楠的房间。之前，1978年8月，他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父亲气色很好，话题特别多，但聊得最多的还是海军建设。父亲还说，等小平回国后（当时邓小平正在美国访问），他要把关于海军队伍的建设详细地向邓小平汇报。”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父子俩在院子里的一棵侧柏树下，聊及国内国际海军发展的趋势。
　　“父亲很兴奋，思路清晰，声音洪亮，而且不停地站起身，用手比划着，像是在发布一个战前总动员。我也很高兴，没想到，我们父子俩聊得最投缘的一次谈话竟成遗言。”苏柏楠说完，微微闭上眼睛，他又从口袋里摸出眼镜布，拭擦着镜片。
　　2月6日，苏振华向301医院请假，参加了海军所属的一个研究所的会议，并在会上讲了40多分钟的话。谁料，这是将军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日下午6时，苏振华突发心肌梗塞，猝然离开人世。
　　“父亲死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他身边，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才得到301医院的通知，到了医院才知道父亲走了。父亲那次单独与我聊天，像是天意。他的每一个言行，都深深印在了我脑海中。”
　　2月9日，邓小平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苏振华没有等到那一天，这位海军政委对海军面临的问题、发展的建议，竟成了与儿子的一次家常之谈，临终前对子女最后的话语。
　　扒下身上的衣服送给穷人
　　苏振华对百姓很有感情。“父亲经常与警卫员、司机、士兵一起吃饭，连我们做子女的看了都羡慕得不得了。”苏柏楠还给记者说起了父亲在贵州爱民亲民的故事。
　　贵州解放不久，时任省委书记的苏振华在街头一路走着，发现人们都是衣不遮体、面黄肌瘦，心头涌起一阵悲凉。他把衣服、鞋子送给了几个路人，自己光着脚、穿着单裤回到单位。后来，苏柏楠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最初在贵州工作的那一段时间，经常把自己身上的衣服送给了百姓。
　　“老百姓一定要有饭吃，有衣服穿。”苏振华在贵州的头件大事就是抓土地改革。1954年是贵州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里贵州吃粮靠外省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并且外调余粮达到4亿多斤。
　　有次，苏振华下到黔西考察，挨家挨户地找农民聊天，他了解到农民视盐如金，每户人家每月不到半斤盐。苏振华急在心里，回到省城后，紧急开会，几次下令降低盐价，还给苦难农民每人无偿供盐。“许多年后，我们到贵州去考察时，一些老农民总要噙着泪水说起苏振华将军给他们村里带来的变化。”
　　关于家乡湖南平江县，苏柏楠只说了父亲爱吃家乡的豆腐干。“父亲很少回去，但是他对家乡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如吃菜就喜欢平江的豆腐干，而且还能说出那个豆腐干的制作过程。”去年，苏柏楠与居住在美国的哥哥来到父亲的出生地平江县三墩镇，他们代表父亲，为三墩镇建了一所四层楼的希望小学。学校竣工的那天，附近的村民都来庆贺。
　　“场面非常感人，父亲最喜欢与老百姓打交道，如果他知道的话，会非常高兴的。”苏柏楠说道。
　　最忆故乡的豆腐干
　　还是在很小的时候，看了一本小人书，说的就是苏振华将军带兵打仗的故事。细节都漏掉了，脑海里只剩下苏将军。
　　20多年后，北京的一家酒店。将军的三儿子苏柏楠进门就拱着手称记者是小老乡，他娓娓说着将军的故事，一天攻下郓城、阻击国民党黄维兵团20万人北援徐州……记者像又回到了亲切的小人书当中。
　　苏柏楠受父亲的影响很深，他一直在《人民海军》报社任编辑，直到退休，原因就是因为父亲热爱海军事业。
　　聊得最为兴奋的是将军故乡平江县的特产豆腐干。当记者告诉他，豆腐干已经成了平江县的一个支柱产业时，苏柏楠非常得意，他强调，做好豆腐干，要用上等的水。当然，这些都是父亲生前多次给他讲的。
　　那天的招待宴会，我们特意点了一份湖南口味的豆腐干，味道比不上平江产的正宗，但记者偷偷注视着苏柏楠，他双手哆嗦地夹着豆腐干，盛在碗里，迟疑一阵后，才放到嘴边。他的眼睛是闭着的——苏老与记者同时想到的，应该都是那段关于将军的历史。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如何成了最高领袖(3)_读书频道_新浪网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如何成了最高领袖(3)
　　文章摘自　　本书简介：真实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
　　著名国画家李延声精心创作了中国画《你办事，我放心》，此画在1977年印了几千万张。在北京，几乎家家户户都贴着这幅画。
　　然而，时隔25年之后，2002年6月，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对“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了异议。
　　章含之，是乔冠华的夫人。乔冠华是中国著名外交家，1974年11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章含之本人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乔冠华是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时的知情者。章含之在她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第299页中，讲述了她所知道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来历：
　　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
　　冠华终于垮了！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编辑：xia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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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Flash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送给华国锋八个什么字？
&& 红潮导语：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1974年邓小平复出，胡耀邦才算结束了干校式生活。第二年8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即党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
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这两条河不是黄河、长江，也不是金沙江和大渡河，而是“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
　　1957年3月，有人说“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意欲对这些青年批判批判。耀邦闻言，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耀邦的这一席话，直说得青年报的同志笑了起来。
　　可是，而后这许多年，耀邦认为知识分子们被整得最苦。他一到了中国科学院，就与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的另一位副组长李昌一道，顶着炎炎热浪，走遍各个研究所，与科学家们促膝交谈。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反映了当时科技战线的真实情况，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日，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
　　同样，“反坏”中的绝大多数已服服帖帖，改邪归正了，为什么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再说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如果实在扣不上什么帽子，也成了斜眼看的、不可信任的人。
　　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百分之七十五。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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