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印尼华人为何不和当地人通婚 网友道惊天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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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强大才是解决海外华侨安全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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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把双刃剑，西方也会利用双重国籍干涉中国内政，庇护中国国内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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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 安徽芜湖]：
作为印尼的少数民族，华人也可以和原住民通婚，彻底融入印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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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 重庆]：
我到是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华人回国，都是炎黄子孙，在国内，安全一些。在说了，多几百万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现在14亿人，也不在乎这几百万人。
[来自 - 河北石家庄]：
在印尼华人还是血脉纯正，难道不是好事，请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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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华人为什么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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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宗教信仰是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又对文化适应的其他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研究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不能不研究他们的宗教信仰。本文分析三种类型的宗教信仰者的文化适应情况,他们分别是:华人穆斯林、华人基督徒、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笔者发现,三种类型的宗教信仰者,其文化适应的方向是大相径庭的:华人穆斯林文化适应的方向是本土化,华人基督徒文化适应的方向是西方化,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文化适应的方向是中华化。东南亚华人如果要保持中华文化,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提倡信仰华人传统宗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宗教信仰对文化适应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对当地文化的适应程度也是不相同的。一般而言,转教者的文化适应能力相对较强,[1]他们较为彻底地接受了居住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是价值观,甚至有可能已经完全被当地文化所同化。至于坚持华人传统宗教者,则比较多地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佛教和道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东南亚华人通过保持华人传统宗教这种形式,让中华文化在东南亚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一、华人穆斯林 华人穆斯林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南部。在印度尼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华人有多少?有各种估计。较高的估计认为,信仰伊斯兰教者总数约40万人;较低的估计则认为只有约2万人。[2]据中国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学者孔远志估计,在苏哈托执政时期,华人穆斯林队伍有不断壮大的趋势:“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增多”。但是,孔远志也没有提供具体的数字。孔还认为,战前的华人穆斯林多为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的穷人,“如今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不少是企业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3]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西马地区,华人穆斯林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显著的增加,有些学者估计,在70年代末,西马地区一共有非马来人改信伊斯兰教者3万人,其中70%(21万人)为华人转教者。[4]在20世纪80-90年代之间,华人信仰伊斯兰教者继续呈现增长的势头。据马来西亚人口普查,在1980年,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只有9686人,占全部华人人口的0.23%;到了1991年,华人穆斯林增加至17117人,占全部华人人口的0.37%,华人穆斯林在1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5]印度尼西亚当局一直鼓励华人改信伊斯兰教,认为通过信仰伊斯兰教可以促使华人更好地同化于当地民族和社会。印度尼西亚华人中的同化派也主张华人通过改信伊斯兰教而真正同化到印度尼西亚主流社会中去。马来西亚的半官方机构---马来西亚穆斯林社会福利联合会(英文缩写为PERKIM)对马来西亚华人转教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机构成立于1960年,总部设在吉隆坡,发起人是后来担任总理的拉曼,该机构的宗旨是要促进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促进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的通婚。该机构还为那些贫困的穆斯林提供物质上的援助和支持。该机构的附属组织---华人穆斯林协会也于1970年在槟城成立,其目的是要进一步促进伊斯兰教在华人中的传播和开展宗教教育工作,华人穆斯林协会很快就在其他城镇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华人为什么要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改信伊斯兰教的主要动机,是希望改变自己的非原著民的身份。虽然印度尼西亚政府一再表示要给予华裔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利,但华人仍然必须承受各种各样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压力,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和拥有不同的肤色。许多华人相信,伊斯兰教主张不分民族一律平等对待,如果他们加入了伊斯兰教,他们将会受到比较公平的对待,从而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并且增加安全感。也有一些华人青年,由于与当地青年恋爱结婚而改信伊斯兰教。马来西亚的一些学者在对马来西亚华人伊斯兰教徒的转教动机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华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六点:第一,与穆斯林结婚;第二,想获得某项工作和谋取生计;第三,想成为马来西亚公民;第四,在受到伊斯兰教义的影响之后成为马来人的朋友;第五,希望享受与马来人同样的权利及政府为马来人提供的各种保护性措施;第六,被穆斯林兄弟情谊所吸引。[6]上述六个原因中,经济动机可能占主要的地位。在1969年种族骚乱之后,尤其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改信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华人增加了。这主要是因为,新经济政策使非马来人增加了不安全感,他们的很多工作机会被马来人拿走了。在改信伊斯兰教的华人中,98%是属于低收入阶层,人均月收入在100-450马元之间,这个低收入集团包括:木匠、机械工、汽车司机、医院看护和其它一些做粗重工作者,如体力劳动工人、割胶工人等。许多转教者还是失业者。至于华人中的高收入的专业人士,则几乎没有改信伊斯兰教的,从1967年至1975年,仅发现有5例。加入伊斯兰教之后,马上就看得见的经济上的好处包括从马来西亚穆斯林社会福利联合会和国家宗教事务部得到小额的资金补助(可持续6个月),还可以在穆斯林社会福利联合会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甚至还可以象其他马来人那样获得各种机会,如免税、各种贷款和助学金等。Siow指出:“比这些眼前的好处更为重要的是,转教者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尤其是孩子有了安全保障。”[7]另一个叫林兴福(LimHinFui)的学者的研究结果则有些不同。林在70年代对槟城的50个转教者进行了个案分析,他们中有34人是华人,7人是印度人,另外9人为其他民族。研究结果显示,只有1人承认,他改信伊斯兰教是为了经济上的目的,转教后,他从一个富裕的马来人那里得到了一笔贷款,而且认这个没有儿子的马来人为继父;6个转教者是被伊斯兰教的教义所吸引;2个转教者是受到传教者的影响;11人是受到马来朋友的影响;另外29人是因为他们需要与马来人结婚。[8]林还对这些转教者的背景进行了研究,他们都是第二代移民,他们都在马来西亚接受教育,受教育的各种语文源流的比例是%为英文学校,16%为马来文学校,26%为华文学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过最基本的教育,其中72%受过中学教育,4%受过高等教育,22%只受过小学教育。50个转教者都在学校或在住家附近交上了马来人朋友。这些转教者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状况是%没有收入或者是每月收入低于400马元,16%的月收入在491-600马元之间,只有2%的转教者的月收入高于2000马元。[9]除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外,泰国南部地区和菲律宾南部苏禄地区的穆斯林聚居区,也有不少华人信仰伊斯兰教。华人穆斯林被当地民族同化的程度可能比较高,他们的文化适应的方向是本土化。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华人相比,华人穆斯林与当地人的关系比较密切,基本上甚至完全接受和认同了当地文化,这类情况在华人与当地人混合居住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农村地区,华人与当地人同住一个“甘榜”(村庄),从小与当地人一起玩耍,同上一种学校,同说一种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同化的现象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据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在印度尼西亚,大多数华人穆斯林与当地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改信伊斯兰教,实际上意味着在名字、穿着及其他方面完全认同了当地人;在西加里曼丹,穆斯林都是马来人,加入伊斯兰教便意味着要完全融入马来社会。”[10]在马来西亚,新加入伊斯兰教者被马来人称为“新兄弟”,据前文曾经提到过的林兴福的考察,许多华人穆斯林在结婚后都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家庭,因为他们的转教及与马来人结婚,无法继续与父母亲的家庭再一起生活。90%的转教者都住在马来人居民区,与他们的马来岳父母亲住在一起,或者分开居住。在林兴福抽样调查的50个华人穆斯林中,有41人在加入伊斯兰教前就有马来人朋友,这些马来人朋友帮助华人转教者尽快熟悉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各种习惯,如教导他们如何祈祷,为他们提供祈祷的地方,帮助他们与马来妇女结婚。这些华人转教者一般都能够被马来人所接受,其中一个人还继承了他的马来父亲(他本人没有亲生儿子)的所有财产。这些转教者与他们的马来人岳父母家庭的关系一般都比较好。在一般的情况下,华人转教者不再与华人社会发生任何联系。林兴福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转教者都能够调整他们的社会生活以适应新的马来环境。马来人也把这些转教者当作马来人看待。”林还强调:“在个人层面上,马来社会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如果一个转教者能够接受马来人的生活方式,参与他所居住的甘榜(村庄)的社会活动,履行他的宗教责任,遵守穆斯林的清规戒律,中止与华人社会的联系,那么,这个转教者就会被看作是一个马来人而完全被马来人社会所接受。”[11]在林兴福抽查的50个转教者中,只有2人的配偶是华人,其他33人的配偶都是马来人。“他们中有11人转教的时间已经超过15年,已经完全适应了马来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成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的成员。”“90%居住在马来甘榜,通过与他们的马来妻子或丈夫、岳父母和朋友的日常接触,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文化适应的过程。他们使用马来名字,但有一些人在这些马来名字后面仍然加上华人的姓。这些转教者经常烹调和吃马来食品。……一些转教者,尤其是那些娶马来妇女为妻的转教者,不再过华人的农历新年。大多数华人转教者仍然庆祝华人农历新年,但不再过其他的华人节日,包括清明节、龙舟节、中秋节和冬至节等。与马来人结婚的转教者大多数不再遵守华人传统的习俗和信仰,而是遵守马来人的习俗和过马来人的节日。”[12]二、华人基督教徒 这里说的基督教,是广义的意思,包括天主教、正教和新教三大教派。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和印度尼西亚,泰国华人中也有少量的基督教徒。据马来西亚的人口普查,在1980年时,全马华人基督教徒有241851人,占全部华人人口的584%,到了1991年,全马华人基督教徒增加至357751人,占了全部华人人口的776%。[13]基督教在印度尼西亚华人中有较大的影响。从基督教在17世纪由荷兰殖民者传入印度尼西亚起,就有了华人基督教徒,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华人中的基督教活动才初具规模。1965年“930事件”之后,有大量的华人皈依基督教,以寻求宗教的保护。目前,“华人基督教徒约占印度尼西亚华人人口的12%左右。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基督教徒并不是少数,而是多数,例如在北苏拉威西和马鲁古。基督教为华人提供安全保障,同时还为华人子弟提供较好的学校教育,许多华人就是在基督教学校里接受了基督教教义。在那些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地区,尤其是在城镇,仍然有一些基督教学校存在,它们对华人也是很有吸引力的。”[14]孔远志认为,印度尼西亚华人皈依基督教完全是迫于无奈,他们没有安全感,不得不寻求基督教的保护。“苏哈托政府要求每个公民在身份证上‘宗教信仰’一栏里,填写所信奉的宗教。许多华人担心没有宗教信仰将被视为信仰共产主义。一些华人不愿意加入伊斯兰教,但佛教又被一些原住民看作是封闭式的‘外国宗教’。孔教又不再为当局承认。在这种形势下,不少华人纷纷加入天主教或基督教。”[15]新加坡华人中有较多的人信仰基督教。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徒增长的趋势超过其它任何宗教。据新加坡历次的人口普查,在1931年,基督教徒仅占新加坡全国华人人口的2%至3%左右,1980年增加至99%,1990年增加至14%,2000年又增加至17%。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徒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原因,是英文教育的一枝独秀及西方价值观在青年一代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此外,华人传统宗教,如道教和佛教缺乏活力,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也促成大量的华人青年投入基督教的怀抱。近年来,新加坡基督教的各种组织还加大了向讲华语的人士的宣传力度,以华语和中国南方方言来传教,争取越来越多的讲华语的人士加入基督教。在菲律宾,罗马天主教是该国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种宗教,天主教徒占全国人口的80%多,有“亚洲唯一天主教国家”之称。菲律宾华人信仰天主教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便有不少华人信仰天主教,除了西班牙统治者大力鼓励和给予华人天主教徒特殊待遇之外,天主教本身对华人也很有吸引力。据有关方面人士估计,目前约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华人为天主教徒,甚至可能超过一半以上。[16]菲律宾华人问题研究学者德里西塔昂西根据她在1980年代末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菲律宾华人基督教徒(包括罗马天主教徒和其它基督教教派的教徒)约占全部华人人口的78%,[17]这个结论与另一位菲律宾华人问题研究学者爱玲SP巴维拉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爱玲在1994年对马尼拉的346位华人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对象的年龄在18-65岁之间,其中18-45岁的占了70%,他们中的87%出生在菲律宾。当问到被调查者的宗教背景时,有624%的人回答是罗马天主教徒,142%的人回答是新教徒或其他教派的基督教徒,两者相加为766%。[18]泰国是佛教国家,但是也有不少华人改信基督教。早在19世纪初期,基督教传教士便开始了在暹罗的传教活动。西方传教士发现,与泰国当地人相比,泰国华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1970年代的有关材料显示,在1973年,泰国全国有各类基督教的教区12个,基督教教徒一共有26691人,其中华人有2927人,占11%,在华人基督教教徒中,又以浸信会教徒居多,约有998人。[19]信仰基督教的华人的文化适应的方向是西方化。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泰国除外),基督教曾经是西方殖民者大力推广的统治阶级的宗教,因此,在西方殖民统治时期,信仰基督教的华人一般都是受过较高教育者,主要是受西方教育的人士,以及一些与西方殖民统治者保持密切联系的富裕的商人。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后,基督教在一些国家仍然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宗教,尤其是在菲律宾,基督教(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前文所述,华人信仰基督教,可能是受经济利益的支配,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选择。这些华人已经在东南亚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已经越来越感到陌生,而居住国的本土文化,他们又认为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于是,他们选择了西方文化,而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他们认同了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宗教。在这方面,新加坡华人最为典型。新加坡华人之所以纷纷选择基督教,而放弃传统的华人宗教,可能与新加坡工业化、现代化的特点有密切关系。“新加坡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就走完了别的国家要有一百年或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迅速提高。然而,快速的工业化、现代化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了,农业社会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纯朴让位给工商业社会下的赤裸裸的金钱与利益关系,社会重新分化等等。面对迅速的工业化、现代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他们希望从宗教中寻找回以前的东西,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在这方面,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能打动人和吸引人。”[20]至于在其他国家,华人选择基督教,其动机可能比新加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新加坡之外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选择基督教,除了文化与价值观的原因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寻求宗教保护和后代的教育,等等。不管其动机如何,华人选择了基督教之后,其文化适应的方向,肯定是更多地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与华人传统文化和东南亚本地文化则保持有较大的距离,甚至完全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据笔者的调查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信仰基督教的华人家庭,其子女都是在当地的基督教会学校接受中小学教育,然后再出国去欧美留学。这些人回国后,生活方式基本上完全西方化,对东南亚当地文化和华人传统文化都表现出一种格格不入的态度。这部分华人在东南亚各国为数不少。三、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 东南亚各国都有许多华人信仰本民族的传统宗教,主要是道教、大乘佛教和各种祖先崇拜。即使是在同化程度较高的泰国和菲律宾,也仍然有不少华人坚守华人传统的宗教阵地。马来西亚华人可能是最顽强地坚守华人传统宗教的一群。据1991年的统计,全马华人中有683%的人信仰佛教,20%的人信仰道教或其他传统的华人宗教。[21]马来西亚华人传统宗教还有自己的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在佛教方面有:全国佛教总会、佛教青年总会和佛教僧伽总会。佛教总会还在各州设立分会或支会。佛教总会设在槟城,拥有一座三层楼的大厦。大厦内办有全国唯一的佛教高等学府---马来西亚佛学院,还出版《无尽灯》季刊。马来西亚华人道教徒也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马来西亚道教组织联合总会,该组织下设有“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的宗旨,是要加强道教组织的理论建设工作
结婚了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单打名将陶菲克4日在雅加达结婚，印尼总统苏西洛和夫人、副总统卡拉和夫人、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出席结婚仪式。陶菲克在总统和副总统的见证下立下婚约，并拿出了100克重金首饰和4206万印尼盾(约4300美元)作为结婚聘金。陶菲克的妻子阿咪不仅清秀可人，而且还是标准的名门之后。她的父亲就是阿贡?古迈拉尔，陆军中将，印尼国家体育运动中心的主席，印尼群岛印象传媒集团董事长。阿贡曾在瓦希德时代和梅加瓦蒂时期担任内阁部长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华人可以讲普通话，是因为早期他们前辈们就已经在这些国家生活了，早期过去的这些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南方人，他们在这些国家长期居住，结婚生子，以至于在这些国家形成现在的华人规模。这些华人当然已经不属于是中国人了，但仍然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有很多亲戚可能仍然在中国，他们的主籍也是在中国
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反华势力由来已久。早在1911年，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同盟”成立伊始，就公开宣布要改善原住民商人的地位，反对华商。倭国侵略印尼时，蓄意挑拔原住民与华侨之间的种族仇恨，放纵印尼人大肆抢劫与杀害华侨，使两族之间关系更加恶化，敌意更深。1945年到1950年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印尼人反华情绪不断高涨，不少华侨遭到抢掠屠杀。独立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家视华侨经济力量为“殖民时代的残余”，更以振兴民族经济为由，以激进立法的形式，从各方面对华侨进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在苏加诺时代，印尼政府出台的限制、排斥华侨经济的法案达30个左右，对华商经营的国内贸易、进口企业、汽车商行、碾米业、木材业等加以限制和监督，并禁止华侨在乡村从事零售业。特别是苏加诺政府于1959年颁布的第10号总统令，明令从1960年起禁止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县级以下地区经商。这道法令被印尼某些地区的军事掌权者发展为不准华侨在县级以下地区居住，结果造成印度尼西亚50多万华侨失去生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10多万华侨遭遣返。日印度尼西亚爆发的“九?三Ｏ”事件中，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在消灭印尼**的同时，也对无辜的印尼华侨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戮。苏哈托政府上台后，便下令以“支那”一词来取代“中华”，把印尼居民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将华人归为非原住民，并在其身份证上注上特殊记号，赤裸裸地将对华人的歧视公开化、合法化。从1966年起，苏哈托政府颁布了数十项排华反华的法令法规，主要有：关于解决华人问题基本政策的内阁主席团1967年第37号政令，关于华人问题的内阁主席团1967年第6号通告，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1967年第14号总统令，关于成立华人事务参谋处的1967年第15号总统令，关于华人问题统筹委员会的国家情报局长1978年第31号决定书，关于禁止华人印刷品进口、发行及买卖的商业部长1978年第286号决定书，有关向商贩发放贷款的印度尼西亚银行总裁1973年第6号通知，关于整顿华人庙宇的内政部长1985年第455－2－360号政令，关于禁止印刷与发行华人书刊及广告的新闻部长1988年第2号政令等。（新加坡《联合早报》日）这些法令法规的实质，是剥夺华人作为印尼公民应享有的政治文化权利，强迫华人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苏哈托政府的内政部、司法部甚至多次颁发专令，要求印尼华人改名换姓，彻底放弃自己的中文名字，改用印尼化的姓名。华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举行庆祝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各种节日活动，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各项祭祀仪式和活动只能在家庭或个人的范围内进行。苏哈托政府特别压制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孔教，要求华人皈依伊斯兰教或得到印尼官方承认的佛教，不许华人以孔教名义进行结婚登记。1966年5月，印尼政府下令关闭全印尼的667所华文中小学，之后，又相继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从1967年起，印尼政府基本上不再批准新的华人移民入境，并不允许华侨华裔回中国大陆探亲旅游。七十年代中期，苏哈托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对华人资本在企业中的股份比例及经营范围进行限制，禁止华人企业使用中文招牌。1987年12月，雅加达市政府命令企业的华人与华人客商都必须使用印尼语会话。在苏哈托执政的32年里，华人被排除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职业领域以外，不能进入政府部门、军队以及国立学校工作，只能在经济领域从事工商业，或在体育界求发展。但即使是为印度尼西亚赢得世界荣誉的华裔体育明星，也常常受到印尼政府机关的歧视和种种有意刁难。
　　印尼当局所实行的这些排华政策，属于一种以血统和文化为基点的狭隘民族主义政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政策。由于这种排华政策已上升为政府行为并在法律上和行政上得到实施，所以给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造成的伤害就特别严重。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对华人的歧视和迫害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而且经久不息，一直没有停止过。针对华人的骚乱和暴乱，几乎成了印尼社会一个反复发作的病症。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作为一个曾对印度尼西亚的开拓与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和保护，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公民权、生存权乃至基本人权受到任意践踏，没有任何保障。印尼社会稍有风吹草动，印尼华人便首当其冲，成为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牺牲品，成为印度尼西亚极端民族主义者发泄不满情绪的替罪羊。可以说，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命运史上，充满着血泪斑斑的苦难。
　　中国有句古话：“物极必反。”1998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反华骚乱，将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苦难推向深渊。尽管印尼军警要员在血腥的事实面前矢口抵赖，尽管受害的华人在威胁恐吓之下忍辱沉默，但印度尼西亚华人悲惨的遭遇终于被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与强大压力之下，接替苏哈托担任印尼总统的哈比比不得不亲自到雅加达华人聚居区视察民情，正式表态“代表印尼政府和全国人民”谴责五月骚乱期间一些地区伤害华人及强暴妇女事件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承诺严加调查，将暴徒和凶手绳之以法，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哈比比政府表示对包括华人在内的所有印尼人一视同仁，下令停止在华人身份证上加盖特别注明字样，取消对华人的特别行政管制和一些歧视性法规。1999年10月瓦希德总统组成新政府后，印尼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先后担任总统的的瓦希德和梅加瓦蒂都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华人境遇的措施。如参加联合国废除种族歧视的公约，取消歧视华人的措施，立法保护华人，允许华人享有同其他国民一样的信仰、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允许华人发展本族文化，使用华文华语，恢复华刊、华教和华校，将华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主流，将汉语与英语、日语同列为第二语言，指定大学开设高级汉语班，国家的行政、司法、检察、教育等机构全部职位向华人开放，承认孔教为合法宗教，准许华人自由举办宗教信仰或民俗活动等。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以及印尼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还多次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华人举办的春节庆典和元霄节联欢大会。
　　抚今追昔，痛定思痛。反思历史，人们不禁要问，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的命运为何如此多灾多难？印度尼西亚历史上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发生排华反华浪潮呢？
　　第一、殖民主义势力是造成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罪魁祸首和历史原因。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一直是友好邻邦，两国之间的交往关系渊源流长。华人因通商贸易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原因移居印尼群岛，带去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受到印度尼西亚历代政权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普遍欢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和发展当地经济，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历史进步的主流。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印度尼西亚各岛从未发生过排华反华的事件。十七世纪荷兰殖民者侵占印度尼西亚后，印度尼西亚曾先后沦为荷兰、法国、英国、倭国的殖民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期，各国殖民当局为了维护其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和殖民利益，不但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华侨进行利用、限制、排挤、掠夺乃至屠戮，而且对华人华侨和印尼当地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阻止华人与印尼当地民族的认同，处心积虑地破坏二者之间原本和睦融洽的关系，在华人华侨和印尼当地民族之间制造隔阂、偏见和敌意，煽动种族仇恨，在印尼当地人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排华反华的潜意识。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印尼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实行的排华反华政策和措施，基本上都沿袭了原殖民主义者的一些排华反华的思想与做法。
　　第二、极端民族主义是形成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思想根源。印度尼西亚“建国五项原则”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便是民族主义。印度尼西亚的民族领袖曾把民族主义作为团结号召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建设国家的旗帜。但是，民族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便会形成盲目的排外倾向，将华人经济当作外国资本对印尼经济的控制，将作为移民和移民后裔的华人当作排斥和打击的对象，从而制定和实施一些极端的排华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华人实行全面的限制，以保护原住民狭隘的民族特权和利益。从二战结束延续到七十年代的东西方的冷战对峙，更对印度尼西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印度尼西亚一些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将华人视为中国的“第五纵队”、“中国**颠覆当地政权的力量”，加以暴力迫害和大规模的驱逐。尤其是当政府的各项政策遭遇失败，印尼社会问题成堆，陷入政治经济危机，人民群众不满情绪积聚到极点时，印度尼西亚一些别有用心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就会将华人当作替罪羊，煽动民族矛盾，将造成印度尼西亚当地人生活贫困和苦难的原因归咎于华人，把人民的不满和愤怒转移到华人身上，掀起大规模的排华反华浪潮，将政治经济问题转化为种族暴乱和骚乱，以转移视线，转嫁危机。认真剖析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接二连三地发生的排华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次排华事件背后都有印度尼西亚当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在兴风作浪，暴力骚乱往往爆发于群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激动至登峰造极之时。
　　第三、经济收入的差异是诱发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尼西亚，贫富差距十分悬殊。大部分印度尼西亚人民并没有在国家独立后摆脱贫困的状态，反而生活日益窘迫，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的贫民阶层，成为印尼社会动乱的潜在威胁。与当地民族一样，印度尼西亚华人中的大多数也属于劳动人民，也处于印尼社会的中下层。但华人以其特殊的商业才能和辛勤的劳动，加上历史的、职业的和其他种种因素，在工商业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就，形成一个华人工商业群体，在经济生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从人口比例看，华人中产阶级的确要多一些。从总体看，华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明显地高于当地人家庭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一部分华人大企业家与印尼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利用这种密切关系官商合作、利益分享从而成为暴发户，生活奢侈，非常惹人注目。因此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普遍存在这么一种印象，即华人富有，华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与财富，剥削当地民族，当地人的贫穷是由于华人的剥削造成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未能从华人经济中分享到好处的利益集团也耿耿于怀，加上政治家和宣传工具的大肆鼓噪与夸张宣扬，当政局稍有动荡时，贫苦的人民群众对贫富不均的不满与愤怒便会象火山一样喷发，与他们经济收入有差别的华人便会首先受到冲击。著名华人史学家王赓武先生就认为：“华人和本地人民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是今天双方关系遭到阻挠和隐藏着冲突的主要根源。”（《王赓武教授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205页）他甚至断言，如果经济上的差距得不到缩小，华人就永远无法真正与当地民族建立和睦相处的融洽关系。
　　第四、种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也都是排华反华浪潮形成的因素之一。印度尼西亚华人与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具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印度尼西亚独立前后，随着印尼当地民族民族主义的发展，华人的民族主义也迅速高涨，结果形成印尼各华埠华校林立，华人社团纷涌，学习汉语普通的热潮风靡家家户户。华人民族主义膨胀到顶峰时便与急速兴起的当地人的民族主义冲突，使当地政权产生猜忌、恐惧与疑虑，因而利用国家力量对华人的民族主义采取限制压抑和强迫同化的措施，以利当地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很令遍布海外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豪，产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优越感，以及对移居地民族文化风俗的轻视心理，从而招致当地民族的反感与敌意。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华校、华报、华人社团相继遭到封闭，中文汉语相继被禁，华侨华人的风俗活动受到限制，被迫学习自己曾经藐视的当地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固然首先应是印尼政府种族歧视政策错误的责任，但也不能说与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一度普遍存在的那种民族优越感的过分张扬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流露对当地人的刺激不无一点关系。此外，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十分纷繁复杂，各种宗教，包括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在全世界流行的宗教，如大乘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在印尼华人中拥有为数众多的信徒。同时，印尼华人还崇尚祖先崇拜，古今中外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和传说中的人物也都成为他们崇拜和尊奉的对象，如孔子、关羽、郑和、财神、钟魁等。此外，来自不同地区、通行不同方言、从事不同行业、有着不同姓氏的华人群体又各自信奉特殊的神灵，如客家人信奉大伯公，闽南人信奉妈祖，海南人信奉天后娘娘，木匠尊奉鲁班祖师等。印度尼西亚虽然也是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度，然自十九世纪末，伊斯兰教逐渐在印尼社会中占取了绝对的优势。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由于得到印尼政府的扶持和鼓励，伊斯兰教在印尼社会中的影响更是急遽扩张，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伊斯兰教是一个排他性较强的宗教，其教义的核心是只能信仰安拉，“除安拉外，别无神灵。”越是虔诚保守的穆斯林，对其他宗教文化的容忍越是有限，自然也无法与华人所信奉的众多神灵相安无事。故而宗教分歧冲突也常成为诱使印尼社会中排华骚乱爆发的一个极为敏感的潜在因素。
　　第五、参政维权意识薄弱也是印尼华人容易受到伤害的原因之一。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大多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国的动机是谋生，追求的目标是赚钱，最高理想是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由于文化语言的差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华侨都没有认同当地社会，而是以家族、宗族、地域、行业为纽带，自成体系，组成一个相对独立于当地社会的华人社会，并不关心当地政治，更谈不上参与当地政治。同时，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殖民政权和当地民族政权对华侨华人采取排斥的政策，不许华人参政，华人也一直处于印尼社会的权力圈外，无法参与当地政治。由于缺乏华人政党组织，政治权力机构中没有华人代表，印度尼西亚华人在政治上如同一盘散沙，丧失了发言权，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维护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在反华排华法案提出时无人挺身而出，捍卫华人平等的民族地位，华人的经济利益也得不到完全保障。尤其是政局发生变化或社会发生动荡时，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的华人更容易成为统治集团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暴徒们任意欺凌和强暴的对象。
　　第六、中国政府护侨政策措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移居海外的所有炎黄子孙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心声，就是希望中国强盛。因为他们相信祖国的强弱与自己在移居地的安危和地位息息相关。十七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上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印度尼西亚各岛政权敬仰中国是文明之邦，对给他们带去先进文化技术和生活商品的华侨华人一直是礼遇有加，友好相待。然而自明清以降，中国封建专制政权将移居海外的中国人视为“背弃祖宗庐墓”、“自弃化外”的“莠民”，对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甚至持敌视态度。华侨华人沦为海外孤儿，得不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任人杀戮而无人过问。晚清民国时中国政府虽制定了一系列护侨政策，但由于我国国势衰弱，对保护华侨华人实际上并无大作为，遭人轻视，印尼排华势力凌辱华人无所顾忌，故而猖獗。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印尼与中国之间有相当长时期内断绝了外交关系，印尼政府禁止印尼华人与中国来往联系，中国政府无法真正做到保护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有段时间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和严重破坏，出现了一些失误，尤其是印尼动乱和骚乱发生时中国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华侨华人生命财产安全，也是造成近数十年来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肆无忌惮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印度尼西亚是个屡屡掀起排华浪潮的国家，各种全国性、局部性的大大小小的排华反华事件不时发生。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比如苏哈托执政的年代，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的歧视、排斥、打击甚至是公开的、合法的、赤裸裸的。有人据此认为印度尼西亚“具有排华传统”，断言“印度尼西亚人和华人本来就不能永远团结在一起。”（曹云华：《东南亚华人青年如何看待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东南亚研究》1994年第4 期）前印尼总统苏哈托的一位顾问曾说道：“华人与印尼人之间的不满情绪已深埋在人们的意识里，一点小事都可以引发冲突，这是印尼社会最大的不幸！”（方金英：《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形成与发展》，第84页）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印度尼西亚的排华反华浪潮真的不可遏止吗？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苦难命运难道永无止境？
　　首先，从历史看，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的传统关系其实是一种休戚与共，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关系。正是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当地其他各族人民并肩携手，团结互助，共同对印尼群岛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原始岛屿进行开发和建设，才促进了印度尼西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繁荣与现代化。在外国殖民者侵入印尼群岛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印度尼西亚从未发生过排华反华事件。在外国殖民者统治期间所发生的排华事件中，策划者也是殖民侵略者，而不是印度尼西亚当地人民。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当地民族曾共同遭受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曾共同英勇反抗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曾共同为争取印度尼西亚独立和其他进步事业团结奋斗。说明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的当地人民是能够友好团结合作的，而且二者之间曾有过长期友好团结合作的历史。
　　其次，从现实看，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当地各民族正在调整关系，互相适应、互相容忍、互相接受、互相认同、互相融合，往良好方面发展转化。一方面，印度尼西亚95%以上的华人已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已经或者正在演变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中的一员，备受争议的印尼华人经济也无可争辩地成为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各种歧视排斥华人的法律法规已被取消，种族歧视在印尼已受到社会的谴责，至少不能再公开化、合法化。印尼华人的社会处境也得到了改善，并成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华人政党，积极参与印尼国家事务，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同时，华人的祖籍国――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日益强盛，对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增强，势必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产生影响。
　　从根本上说，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各民族的人民都是印度尼西亚公民，共同在一个国家生存，有着共同的利益，那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和平、繁荣与进步。虽说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导致许多矛盾和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也不是非要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暴力行动。和则共荣，斗则两伤，这是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当地绝大多数人民都已明白的道理。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化提高，随着印度尼西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浪潮将会被彻底遏止，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印度尼西亚所有民族必将共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证明文件准备好，去你户籍所在地民政局的涉外婚姻处领表格，注册，领证，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有了结婚证，再去公证处公证，让你老公提出邀请，邀请你去他的国家，拿着所有的文件去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护照，有了护照，再去他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办签证
中国女人嫁到印尼程序要稍微复杂点。在中国1.你要在你户口的地方证明你是单身的-单身证2.没有犯法记录-良好公民证3.中国护照在印尼：4.到移民厅登记5.到教堂或者寺庙（根据宗教信仰）进行结婚礼仪6.到有关部门进行结婚登记上面是基本步骤，中间环节还有涉及到其他部门。关于结婚礼金都可以带去印尼。关于房子或者汽车，包括结婚典礼里面零零碎碎的东西一般双方家庭会提前谈，关于怎么分配，包括费用如何承担。印尼基本都是大家族成员，家庭结构非常大，在结婚典礼时会请人比较多，比起中国大陆会多很多，特别如果男方在印尼是商人。在婚礼形式这个不好说，要看看你家到哪个城市，如果雅加达是比较现代一点，那边的人结婚形式不那么复杂，如果到印尼其他城市比如泗水，棉兰等是比较传统。形式复杂得多，不会像中国那么简单就是。最大的区别结婚典礼时没有喝酒的习惯，喝酒仅给双方父母敬酒而已。在结婚典礼一般会很热闹，会请很多表演团队进行表演如唱歌，跳舞或者魔术等。终止忙后忙外，会忙你一整天。但是基本上不用你管，他们会帮你安排了。听他们的指挥，呵呵。 结婚形式一般和中国一样在酒店吃喝喜酒，典礼好了之后第一天会在酒店里住（不一定，看看那边怎么安排）。关于结婚后的房子会不会和南方家人住 就看在结婚之前怎么安排。你要问就是。房子呢一般都是平房，巴厘岛那边很少有aparment. 分数要给我多点哦-呵呵
爪哇是受郑和影响较大的一个东南亚国家。十九世纪印尼建国宣告独立，历史资料表明晋江就是印尼原总统瓦希德先祖陈金汉的祖籍地。晋江伊斯兰教长老陈金汉是在永乐十五年,即公元1417年5月跟随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从晋江迁徙到海外,最后定居于印尼爪哇,繁衍至瓦希德已有十余代后裔.灵山圣墓有著名的阿拉伯穆斯林瞻思丁后裔的坟墓,, 瞻思丁即是伊斯兰教祖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的尊称.历史上阿拉伯人与中国人通婚,泉州一带姓“丁”的据说便是阿拉伯人的后代. 瓦希德的先祖跟随郑和南下,随后在爪哇一带留居繁衍.足见郑和对爪哇的影响。日人中目觉在《阿非利加视察谈》中说："爪哇一带的华侨，对于郑和一事，很是重视，有若神明。" 　　在苏门答腊的邦加市海边,有一块巨石,巨石上有个明显的凹进去的脚印,据说这是当年郑和船队途经此处,看见这地方好,便在此地靠岸.并立于石头上,使了一点法术,顿时从海中浮现出一个岛来，即现在的BANKA邦加岛。因为他在石头上站的重一些所以留下一个脚印.而离此不远的海中，有一根木桩，人们出于对郑和的怀念,就说这是当年”三宝公”系船用的桩儿。中爪哇的淡目有座清真寺,寺内悬着中国的玻璃灯,墙上还嵌有中国的瓷盘,传说是三保太监留下的遗物. 　　黄东涛著的《南洋集锦》以及朱杰勤著的《东南亚华侨》都有记载：郑和下西洋时，船队行至印尼爪哇北岸、副使王景弘患了重病，郑和只得下令船队在附近港湾停泊，把王景弘安置在靠岸上不远的一个山洞里疗养，并留随从加以照料。王景弘在休养期间，指挥随从开荒种地，建房居住，并允许部下与当地妇女结婚。病好之后，王景弘就定居爪哇。他在洞中置了一尊郑和塑像，按时率众礼拜。以后这个地方逐渐繁荣起来，当地人就称它为"三保垄（垅）"，把那个山洞叫"三保洞"。洞约有100平方米，洞口矗立着一尊郑和铜像，并建一寺庙，名为三宝庙。三宝庙坐落在三宝垄市西南10余公里处。到三宝庙进香者多为华人或华裔。他们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每逢春节、元宵节以及三宝太监首次抵达此地的日子（即农历六月三十日），都要前来烧香。又有一井，名三宝井，每逢朔望，华侨男女趋洞参拜者，络绎不绝。三宝垄中有个大觉寺，寺中有三保大人像，香火很盛，每年的六月三十日这时候，大觉寺必准时进香，每年舆像还出巡各处一二次。三宝洞旁之土墩，"……传三保大人埋骨之地……每星期四日，华侨妇女来此献花者甚众。" 　　"现在爪哇三宝垅的华侨，每年仍以旧历六月三十日为三保大人初到爪哇的纪念日。他们组织了迎神出巡的庆祝会，每到了这时候，必要举行一番庆典，锣鼓喧天，爆竹雷鸣，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据《广东侨报》有载：其进香日规程如下：人们往往簇拥着一匹精心制作的高头"骏马"向三宝庙走来，以示三宝太监的亡灵骑乘"骏马"前来故地重游，为民消灾降福，使人合家欢乐。"骏马"在庙宇前绕行三周，然后方进入庙内。此时，朝观者跪拜在三宝太监佛像面前，一面磕头，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不久，乐曲声四起，人们开始表演中国传统的狮舞和龙舞。中午时分，祭奠仪式开始。人们排成一条长龙，把一柱柱燃着的香轻轻插进香炉内，燃着的蜡烛把整座庙宇照得通亮。虔诚的信徒们面容肃穆，哺哺细语，祈求三宝太监大发慈悲，保佑他们万事如意，全家幸福。祷告毕，有些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容器里抓把香炉灰，再装入少许三宝洞内的泉水，带回家服用，以求驱邪避灾
参考资料：
（印度尼西亚网站导航） 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首都，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位于爪哇岛西部北岸，在芝里翁河口，濒临雅加达湾，是一个重要的国际通商港口。面积670平方公里，人口850万。多数居民为爪哇人，少数为华人、华侨、荷兰人等。绝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兰教，部分信奉基督教，印度尼西亚语为国语。 雅加达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几百年以前，就已经是输出胡椒和香料的著名海港，称为巽达加拉巴，意思是“椰林密布之地”，或“椰子林的世界”。1527年，穆斯林首领领导印尼人民打败了葡萄牙殖民者的舰队，收复了龚达加拉巴，把这里改名为查雅加尔达，意思是“胜利之城”，“光荣的堡垒”，雅加达的名称就由此演变而来。华侨称它为“椰加达”或“椰城”。1596年后，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了印度尼西亚，换上了荷兰的别名“巴达维亚”。1800年，印尼成了荷兰的一部分，称为“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成了荷兰殖民者剥削、奴役印尼的大本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又侵占了印度尼西亚，直到1945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以后，雅加达这个名字才得到恢复，并定为首都。 今天的雅加达，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陆交通的枢纽，是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咽喉，也是亚洲通往大洋洲的重要桥梁。国内外的许多船只都把雅加达作为一个停靠站，在这里加水维修。郊区的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航空站之一。 雅加达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的经济中心，主要工业部门有造船、纺织、汽车装配、建筑材料、化工和食品加工等。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雅加达的炼油厂逐年扩大，产品大部分通过外港出口。 雅加达地势南高北低，有大小10条河流经市区，最著名的是芝里翁河。雅加达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气温为27度。受赤道影响，11月至翌年4月为西季候风，5--1O月为东季候风。整个地区由更新世沉积层构成，南部地区为冲积层的一部分，土地肥沃，植物四季常青，鲜花盛开不衰。 雅加达城区分为两个部分，北面滨海地区是旧城，为海运和商业中心。南面是新区，为行政中心。今天已联成一片，难以区分。雅加达市中心的独立广场，绿草如茵，群芳争艳。广场东面是国家宫，原是荷兰总督的官邸，现为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府。广场西面是国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雅加达市的七大博物馆之一，为东南亚最大的博物馆。它是一座古老的欧洲式建筑物，博物馆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模型图十分引人注目，上面有各民族的人物塑像，从模型图上可以看到印度尼西亚全国的民族分布、语言及经济发展状况。还陈列着佛教和印度教的石雕像、古代钱币、印章、大天平、木制用具和古典乐器等。在陶瓷馆内，展出的瓷器形状各异，大多是中国唐、宋、明、清时代的产品。有些古瓷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这些瓷器是千百年来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也是印度尼西亚社会文化的缩影。 在雅加达，有一处别具一格的旅游胜地，每天游客络绎不绝，印尼人亲切地称它为“美丽的印度尼西亚缩影”（又称迷你公园）。这个缩影公园把印尼全国岛屿山川、都市港口、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按照印尼全国的地理位置，以缩影的形势艺术地展现在游人面前。公园坐落在雅加达以南10公里处，占地120公顷，于1972年破土动工，日落成。在“印尼缩影”公园的大门口，登高望远，鸟瞰全景，“千岛之国”尽收眼底。一个个岛屿、一块块陆地，自东而西，似颗颗翠珠，镶嵌在印度洋上、爪哇河畔。 在“缩影公园”内，印尼全国27个省的地势景观，风格各异的建筑都照原样兴建。在这里可以欣赏苏门答腊的热带风光，看到肃穆幽雅的白色寺庙和中爪哇岛上世界闻名的婆罗浮屠的小佛塔，也可以漫游伊里安查亚岛上的“热带原始森林”，看到古老陈旧的独木小舟，用树干搭成的高层茅草棚以及椰树丛中金碧辉煌的宫殿等等。缩影公园的大部分建筑和人物都是泥塑而成，可谓集印尼泥塑艺术之大成。每座房舍、院落，每处森林、草场之中，都有人物、鸟兽的塑像，大小比例与真的一样。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仿佛置身于现实之中。在公园大门的一侧，建有一座环形银幕电影院。其外形象一只金色的海螺，占地600平方米，馆内设有800个座位，银幕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专供放映介绍印尼风俗习惯、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的纪录片。当电影开映时，观众虽然坐在椅子上，但却感觉到一会儿是乘飞机穿越印尼的大峡谷，一会儿是俯瞰喷射熔岩和灰烬的火山，可以看到马都拉人赛牛，也可目睹伊里安人狂欢，可参加巴厘人的葬礼，也可出席爪哇人传统的结婚盛典，还可以嗅到竹筒米饭的香甜
三宝垄是地道的中国名字，三宝指郑和，垄即山地、坟场。该市西北郊约5公里的望安山麓狮头山上，有闻名古迹三宝洞。当地人传说郑和下西洋途经爪哇时，副使王景弘病重，船队被迫停泊于此。郑和率众登陆，发现此山洞，遂留下十名随从，一些给养药品和一条船，将副使安置于洞内疗养。王景弘病愈后，并没有驾船追随郑和，而是率众垦殖建房，并许部下与当地女子结婚，入丁渐繁，终成市镇。洞前有三宝庙，为中国式的三座殿宇，中殿供郑和塑像，左殿供一大铁锚，右殿是王景弘及其随从的墓。洞旁还有三宝井。三宝庙香火极盛，前来祀奉参拜者数百年来从未衰竭，已使该处成为一游览胜地。中国农历的六月三十日，传说是郑和在此登陆之日。每年是日，当地华人必组织盛大的庆祝纪念大会，抬着郑和神主上街游行，以示郑和重游故地。届时前来朝拜者常达数万人，人山人海，争相簇拥，加上舞龙、弄狮、演戏等活动，全城锣鼓喧天、爆竹齐鸣、旌旗招展、热闹非凡。观此场面之人，无不为郑和对南洋影响之巨大而惊讶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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