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不是诚信缺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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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凸显 首要责任在政府
加大社会成本《瞭望》: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主要危害是什么?周孝正:诚信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之一,诚信缺失加大了社会运转成本,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甚至造成道德的缺失和沦丧,搅乱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严重污染社会环境,进而迫使一些诚实守信者改变初衷、失贞、丢节,乃至同流合污,等等。《瞭望》:近年来,企业失信相当普遍,而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国家埋单,企业负责人很少担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周孝正:主要是制度安排出了问题。以央企海外投资为例:近年来,央企海外投资渐成风潮,因为风险控制不到位,或者是责任心的缺位,一些项目产生了亏损。这些投资很多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在过去,亏损几乎都是由国家埋单,由于缺少刚性的问责制度,央企领导人很少为此承担责任,往往不了了之,或者是一走了之。由此互为因果、循环往复,风控制度往往形同虚设。《瞭望》:近年来中国学校、家庭对孩子个人诚信的教育有什么失误?周孝正:教育诚信在塑造诚信中具有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教育是培养亿万青少年的巨大社会基础工程。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不但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而且学校本身诚信缺失的问题就由来已久。比如,高考移民事件、教育官员腐败、违规收费、顶考事件、考试作弊、择校过程中的金钱交易在教育过程中,有不少诚信丧失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些人脑海里多了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比如,屡禁不止的补课行为,某些中小学校长吃校服回扣行为,一些学校不顾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赶走成绩落后学生的行为,教师拿教辅回扣行为如果教育者的身上丧失了诚信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内涵,丧失了用制度维护现代社会平等、公正的基本理念,将给教育本身带来巨大伤害。寻找诚信遗产《瞭望》:其实,中国自古不缺诚信,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周孝正: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一个民族不讲“诚信”是站不住脚的。在《论语·颜回》中就有一段说明孔子对“信”特别重视的话: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三者而已。”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难免一死,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生存。”我认为,孔子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已说到了极致。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讲“诚信”的民族,自古以来有所谓“五常”,把“信”与“仁”、“义”、“礼”、“智”平列,称作做人的五种常道或常规。可见古人把“诚信”看得非常重要。《瞭望》:当前,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区别?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好的做法?周孝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的监督,是最关键的环节。在目前中国,舆论监督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因为如此,直接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务诚信的缺失,也对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产生不良影响。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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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问题
  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在“染色馒头”事件发生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即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那么,当前中国诚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化解这场危机?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进行了深度剖析。
  关键是政府诚信
  《瞭望》:有人说,中国正处于一个道德滑坡、诚信大面积缺失的时代,你觉得对吗?
  周孝正:目前中国的诚信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讲,即国家主权信用、一般企业信用、自然人信用,或是说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大问题。
  诚信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与制度因素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密切相关。随着近年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不但越来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极其糟糕,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
  就以政务诚信为例,比如通货膨胀,已涨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负利率。其中,食品涨11%,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主权信用。
  《瞭望》:社会诚信包括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三方面,其中哪个起到主导作用?
  周孝正: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或者说国家主权信用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诚信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具体而言,又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瞭望》:请你分析一下当前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孝正: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政务诚信出了大问题。政务诚信作为诚信体系建设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民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才能政令畅通,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对社会风气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诚信意识淡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等,招商引资的时候承诺得很好,又是开发项目奖励,又是政策性奖励,但这些承诺经常不能如约兑现,或根本不兑现。
  当前,各级政府如何更好地守规则,然后按照规则去执法很重要。中国政府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政府对市场的介入很大,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转变。可是,在每个地方政府尽力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又没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可以让地方政府将得到的利益真正普泽社会。
加大社会成本
  《瞭望》:社会诚信缺失带来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周孝正:诚信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之一,诚信缺失加大了社会运转成本,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造成国家形象的缺损和公信力的下降。甚至造成道德的缺失和沦丧,搅乱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影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严重污染社会环境,进而迫使一些诚实守信者改变初衷、失贞、丢节,乃至同流合污,等等。
  《瞭望》:近年来,企业失信相当普遍,而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国家埋单,企业负责人很少担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事情?
  周孝正:主要是制度安排出了问题。
  以央企海外投资为例:近年来,央企海外投资渐成风潮,因为风险控制不到位,或者是责任心的缺位,一些项目产生了亏损。这些投资很多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在过去,亏损几乎都是由国家埋单,由于缺少刚性的问责制度,央企领导人很少为此承担责任,往往不了了之,或者是一走了之。由此互为因果、循环往复,风控制度往往形同虚设。
  《瞭望》:近年来中国学校、家庭对孩子个人诚信的教育有什么失误?
  周孝正:教育诚信在塑造诚信中具有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教育是培养亿万青少年的巨大社会基础工程。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不但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而且学校本身诚信缺失的问题就由来已久。比如,高考移民事件、教育官员腐败、违规收费、顶考事件、考试作弊、择校过程中的金钱交易
  在教育过程中,有不少诚信丧失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些人脑海里多了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比如,屡禁不止的补课行为,某些中小学校长吃校服回扣行为,一些学校不顾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赶走成绩落后学生的行为,教师拿教辅回扣行为
  如果教育者的身上丧失了诚信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内涵,丧失了用制度维护现代社会平等、公正的基本理念,将给教育本身带来巨大伤害。
  寻找诚信遗产
  《瞭望》:其实,中国自古不缺诚信,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丰富的道德遗产。
  周孝正: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一个民族不讲“诚信”是站不住脚的。
  在《论语·颜回》中就有一段说明孔子对“信”特别重视的话: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三者而已。”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应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难免一死,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生存。”
  我认为,孔子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已说到了极致。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讲“诚信”的民族,自古以来有所谓“五常”,把“信”与“仁”、“义”、“礼”、“智”平列,称作做人的五种常道或常规。可见古人把“诚信”看得非常重要。
  《瞭望》:当前,西方的诚信建设相对发展得比较好,东西方在社会诚信的发展上有什么区别?如何借鉴这些国家好的做法?
  周孝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解决了权力集权的问题。基本做到权力到了哪里,监督就到了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
  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舆论的监督,是最关键的环节。在目前中国,舆论监督还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因为如此,直接导致了有些地方政务诚信的缺失,也对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产生不良影响。
  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东方与西方在诚信方面的区别,主要在于西方的诚信是靠很多法律规则、制度和宗教信仰,而东方则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只靠人际关系去维持信任,已变得很不可靠了。
重建诚信中国
  《瞭望》: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哪几方面重建?如何化解这场危机?
  周孝正:对于中国社会诚信建设,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建。
  在政务诚信方面,一方面,要加大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建设,尤其要防止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关键是要落实。
  在商务诚信方面,加强商业监管,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行业诚信。特别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食品、药品行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杜绝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对虚假广告以及商场和超市促销欺骗行为,要严加打击。
  在个人诚信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社团组织,培植社会舆论力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塑造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社会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场不诚信行为,有效防止欺骗现象的发生。
  要尽快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易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也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瞭望》:在诚信方面,政务诚信必然起主导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最终有效解决政务诚信问题?
  周孝正: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诚信的风向标。在当前,中国要最终化解这场社会诚信危机,必须先解决政务诚信的问题。自2010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至今,作为主管党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多个不同的场合谈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他的话说得非常到位,有着鲜明的指向和现实针对性。
  “权为民所赋”,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权力的来源和基础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授权;“权为民所用”要解决的是权力的目的和归宿问题,即中共的执政权力只能是用来为人民谋福利。两者关系互为因果,前者是前提,决定和约束着后者,后者是结果,体现权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前者。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充分认可。这是因为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这一过程中实施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靠牺牲无数英烈,才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然而,正如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警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历史选择了党,不等于历史永远会选择党。
  当前,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力求做到执政权力来源符合程序正义和正当。只有切实落实宪法给予每个人的权利,让社会充满公平、正义的阳光,才能让百姓在诚信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瞭望》新闻周刊 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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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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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诚信缺失的原因与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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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诚信道德缺失现象的产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人际交往间缺乏互信和真诚,导致社会的冷漠。文章从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诚信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旨在建立一个良好诚信社会。 中国论文网 /4/view-4368201.htm  【关键词】诚信缺失;社会;原因;对策   一、诚信缺失的表现   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作出一审判决。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45876元。最终“彭宇案”以和解撤诉结案,但是这起案件的影响却超出了当事人双方的范围,致使更多人害怕承担责任而不敢做好事。法院的判决,让多少人成为了“看客”,让多少老人跌倒后,无人愿意上前救助,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   2008年,《东方早报》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报道,使得“三聚氰胺”这个化学物质闯进了人们的生活。我国有关部门对此进行调查,所有品牌下的乳制品中或多或少地添加了“三聚氰胺”。食品安全问题已严重危害人民的饮食健康。温家宝总理曾在“染色馒头”事件后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日的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至今还令人深思。此次事故经调查认定,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研发中管理混乱,承包商履行职责不力,致使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和重大安全隐患。铁道部在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相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在事故抢险救援过程中,政府部门处置不当、信息发布不及时、对社会关切回应不准确等问题,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二、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乔治·C.霍曼斯的行为交换理论能够充分地解释“彭宇案”这一现象的产生。在行为交换理论中他提出了一个“成功命题”--“对于人们进行的所有行动来说,一个人的特定行动越是经常受到奖励,则该人越可能采取这种行动。霍曼斯在这一命题中指出,如果一个人曾经成功地获得一种报酬或避免一种惩罚,他就倾向于重复这种行动。”让我们一起来对“成功命题”做一个逆命题,对于人们进行的所有行动来说,一个人的特定行动受到惩罚,则该人便不可能采取这种行动。事实告诉我们,这个逆命题是成立的,“彭宇案”产生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有多少老人跌倒了无人相助,有多少人看到老人跌倒选择视而不见,大家并不是没有爱心,而是害怕扶起老人后将要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很多时候,人们做好事并非为了得到报酬,而“彭宇案”后,人们担心的是做了好事反而还要承担赔偿。   “成功命题”同样可以论证“三聚氰胺”掺假这一行为,也许在一开始,掺假、造假者并没有掺入过多的“三聚氰胺”,然而低廉的价格为他们赢得了更为广大的市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利益驱动促使他们置商业诚信于不顾,完全忽视消费者的利益。所有食品行业的生产者,在掺假、造假的成功之后,获得了一笔大额利润,他们就倾向于重复这种行动,以牟取暴利。检测人员,监管部门亦是同样,在发现掺假、造假食品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和处罚,存在侥幸的心理,一旦发现这一行为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危害时,便开始继续对这样的行为包庇、纵容,致使生产者变本加厉地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政府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导致了人民对政府作为的不信任。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往往被忽略、忽视,封堵政府信息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一些人维护着某些地方或某些个人的私利,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事故爆发后,政府先掩盖问题,隐瞒基本情况,提供虚假信息。这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加剧民众的恐慌。政府不能有效地号召和引导全社会,必然导致公众不信任感的蔓延。一些行政部门的“功绩制”被加以利用,成为部分官员获取政治机会的工具。责任机制的缺乏,导致了政府官员缺乏行政责任感。在对行政人员的责任追究上,法律的惩罚力度太小,失信成本远小于守信成本。   三、诚信建设的途径   (一)加强公民的诚信观念教育   诚信是一种道德准则,它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学习的主体是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社会化包括传递社会文化。“它的核心内容包括价值观念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价值观念体系,指社会、民族或群体中存在的比较一致的共同理想、共同信仰、及较为持久的信念。”因此,加强诚信道德教育,促进诚信观念的宣传,应从家庭、学校、企业、政府等多个社会组织中切入,加大诚信文化的影响力,从自我做起,首先完成自我的诚信观念社会化过程,通过宣传教育, 使人们意识到到诚信的价值, 从而使诚信的理念深入人心, 成为每一个人的本能行为,从而完成诚信文化的社会传递。   同时,“社会化的过程也是社会对其成员施加影响的教育过程。”当每一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将诚信表现出来时,这也将起到一个表率和模范的作用,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教育周围的人,以达到社会化的目的,再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进行全程贯彻落实诚信观念的教育,强化公民的信用观念和守信意识,使诚信道德深入民心,使守信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   (二)建立明确的社会监督制度   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包括:“行为导向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建立一套诚信社会监督制度,它将把人们的诚信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以维持诚信行为的正常进行。建立社会监督制度,制定相应的行为准则,将有利于公众共同监督社会不诚信的行为。对于政府不合理的政策条令,有权力要求参加听证会。在危机事件处理中,要求政府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公开细节、善后处理进展情况。明确问责制,对政府部门的渎职失职行为进行问责,要求相关监管部门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社会制度的整合功能将保持社会正常秩序,干越越轨行为,从而起到控制整合社会行为的作用。诚信社会监督制度,可将个人信用,商业信用相结合,严厉打击不诚信的行为,明确守信的奖励制度和失信的惩罚制度。对失信行为进行约束,对于被扶者忘恩负义的行为、老年人故意勒索的行为、见死不救的路人、造假掺假的商贩、失信于民众的政府官员予以舆论的强烈谴责、道德的批判,直至其无法承受社会的压力而主动承担失信行为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对于维护诚信体制的公民予以适当的奖励并公开表彰,只有将这样的行为让大众认可和接受,才能共同携手创建诚信的社会环境。正如霍曼斯成功命题提到的“如果一个人曾经成功地获得一种报酬,他就倾向于重复这种行动。”我相信,诚信行为受到表彰之后必然引起一波学习诚信、遵守诚信、履行诚信的浪潮。   (三)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   加强诚信法制建设,增强诚信法律保护。道德建设与行政政策的指导、法律法规的规范和约束之间存在着莫大的联系,法制的健全能保证每一位社会成员诚信道德意识的建立和诚信道德行为的实施。道德和法律同样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二者的共同作用将形成互补的关系,进一步保障法律的实施和道德的约束,同时法律还具有“教育作用、威慑作用、惩罚作用”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对于不法商贩、违规生产者、有毒物质销售者、违法违纪的政府官员、渎职的行政人员等进行严厉的处罚和处理,让其“失信成本”远超过“守信成本”。   对于违法乱纪的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的监管,对于严重危害公众利益的不法商贩,不仅仅只是经济处罚、吊销营业执照,应当重则罚没的金额要让其无东山再起之力,危害民众身心健康的,有必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纵容、包庇违法违纪商业行为的公职人员予以严肃处理,追究其是否涉案或者收受贿赂,以致知情不报。对于国家机关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惩处,顺藤摸瓜,抓获所有涉案人员,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考虑处以极刑,而不仅仅只是双规或者开除党内职务。   参考文献   [1] 李松.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2]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3] 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现代社会学(第四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林炜(1989- ),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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