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6年毛主席仙游33年以来，右派们为了达到其诋毁毛主席的目的，不惜反复撰文对毛主席进行造谣污蔑。其中，重复最多，也是最大的、最恶毒的和最具迷惑性的，莫过于“三年饿死几千万人”这个谣言了。9月2日，有一位叫“老李满仓”的网友在人民网煮酒论史里，就发表了一篇散布这样谣言的文章：“这篇文章只能看，不要争论。好吗”（其网址为： .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treeView=0&id=&boardId=60），又一次重复了这个谣言，以便达到其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的目的。还声明不允许别人与其争论，似乎想表明他所说的就是事实一样。为了揭穿其谎言，特撰写下文对其进行反驳。“民以食为天！”，“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造反是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老百姓当时为何不造反呢？况且，在中国的上难道缺乏的例子吗？试想想几千万人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呀？！、有多少人马？他们两股起义军加起来也不过区区百把万人而已！然而，他们就已经可以把一个具有270多年根基的明王朝给推翻了！又如，在三年中，共产党有多少呢？前也不过百把万，加上也只有三百余万，后期是五百余万上下。但也就是这样的兵力，也已经足以把强大的并且有霉帝国主义支持的蒋家王朝给推翻了。当时如果真有那么几千万人将要被饿死？这将是何等恐怖的事情呀！这几千万人不要说都起来了，那怕就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参与，那就是一股浩浩荡荡足可以横扫天下的大军了——至少也可以让这个国家乱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绝对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平息得了的！我再问：如果真的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动乱，那这个世界上又有哪一个政府能够稳定得了这个局面呢？！更不要说是对于一个仅有十年的新生政府了！而且在这个新生政府的旁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时时刻刻等待着反攻大陆的蒋匪集团。那他们还不趁机策反，还不趁火打劫，还不趁此机会反攻大陆？再加上还有那个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要颠覆共和国政权的美日欧集团，他们当时能够武装藏独势力，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军，帮助他们搞叛乱。难道就不能够武装盗贼，武装流民，帮助他们起来对付新生的人民政府？！莫非老百姓注定是要跟共产党走的？果真如此，新生的人民政府还不早就被吞没了？！再说，当年不是还发生了一个西藏叛乱吗？真的是这样内忧外患的，当时新生的人民政府能够这么快就平定下来？以今天政府这样牢固的根基和所拥有的综合国力，西藏一个“3· 14” 暴乱、新疆一个“7·5”事件，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至今也尚未消毒完毕呀！君不见最近达热比娅等等分裂势力不都先后对台湾进行访问吗？几天前，乌市的市委书记被免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在今天的中国，人们都还没有到被饿死的地步，就已经频频的发生群体事件了。而群体事件的发生不过仅仅只是为了一点点利益而已，何况乎人之将死他们还会怕啥呢？因此，从当年仅有一个范围不大而且很快就被平定的西藏叛乱，而全国其它地区均无大的社会动荡发生；蒋匪集团也没有趁机大规模反攻大陆；而新生的仅有十年的人民政府依然生存至今等等的事实来看，“三年饿死几千万人”这种说法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另外，如果真的是一个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国家，一个元气刚刚遭到重伤的国家，难道还会有能力立即组织人民群众对一个地区大国（）用兵？并且还是在一个对我方极其艰难不利而对对方相对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里用兵！而且还能战而胜之，硬是打出了一个四十多年的和平建设环境来！你想想，要是里绝大部分的战士都有自己的亲人、朋友、同学、同事和熟人刚刚因为政府的折腾而被饿死，战士们还会响应政府的号召？勉强组织起来这样的还会有士气？还能够有力？像这样的军队竟然还能够打赢没有大饥荒、没有被饿死人而且还有霉鹰苏等集团支持的印军？您不觉得这实在是太神奇了吗？以今天我国政府的牢固根基和所拥有的综合国力、以及所处的国际地位和太平环境，您试试组织一场，比如，保卫的，又比如，保卫的战争，或者是保卫的战争，看看其结果又会怎么样呢？通过对上述这三个方面的分析，现在我们完全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了：“三年饿死几千万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也！！！！！！！！！然而，在那三年里究竟有没有饿死人呢？如果有，被饿死的人又有多少呢？我个人认为也许是有人被饿死了，但被饿死的人应该不会很多。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国共双方斗争了几十年的事实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因为那三年如果饿死了很多人，乃至于真的饿死了几千万人，那将是一件比天都还要大的政治事件了。像这样巨大的政治事件如果被敌对势力当即加以利用，其所能造成的政治影响毫无疑问也将是非常巨大的，足可以搞臭一个政府，甚至于搞垮一个政府。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看，初期，炸花园口黄河堤坝，结果造成了几十万人民群众被淹死，就是这样一个政治事件后来被共产党所利用，大作文章，大作舆论宣传，其结果就已经足以把搞得声名狼藉，直到最后把强大的政府给推翻了。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之前就有这样的先例在此，现如今假如真的饿死了许多民众，饿死的人达到或者超过了花园口事件被淹死的人，甚至于真的饿死了几千万人——这可是花园口事件的好几十倍呀！比花园口事件要巨大得多了。作为敌对势力的蒋匪集团、霉日欧集团能不加以利用？以便彻底搞臭，甚至于搞垮中国共产党政府，一雪被推翻和战败之前耻。在，霉国佬为了战后政治舆论宣传的需要，仅仅为了一个战俘问题就将停战谈判拖了两年多的时间。对于具有如此政治智慧的霉国佬，如果真有这么巨大的一个政治事件，他能不好好利用？会让你中国共产党政府过上舒适的日子？“非典”初期，我国政府无非是出于避免造成社会恐慌现象的原因，而没有立即公布疫情，但霉欧集团就已经把高音喇叭开到最高声音，谴责我国政府。“3·14”暴乱才死了几个人？霉欧集团也明明知道是境外势力所为，但为了诋毁中国共产党政府，却不惜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大造舆论宣传，乃至散布谣言。如果真的死了几千万人而霉欧集团却无任何态度，也无任何反应，这难道会是正常的？你相信吗？千万不要告诉我这是共产党封锁消息的结果——就像本文开始提到的“老李满仓”那一文中所讲的周总理立即下令让人把饿死人的报告烧毁一样！！！你想想，在同一时期我国上马的工程（称为“596工程”，其意即为1959年6月上马）是我国的最高机密，而霉欧集团及蒋匪集团尚且能够探知，而像“饿死几千万人”这样一件通天的政治事件，家喻户晓的，能够封锁得了吗？他们竟然会不知道？三岁小孩也不会相信呀！另外，对于那个一直不甘于失败的蒋匪集团对此政治事件难道也能够平平静静而无动于衷？况且，历史上共产党对其已经做过了“初一”，现如今他还能不以牙还牙还给共产党一个“十五”。还不懂得照着葫芦画瓢，有样学样？因此，我们根据当时的敌对势力并没有或者未能利用这次大饥荒来搞臭甚至搞垮新生共产党政府的事实，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那三年饥荒是事实，但可能就没有饿死人，即使有饿死人其数量也是极其之少的，这个数量应该远远少于在花园口事件里被淹死的人数，或者远远少于在中霉国佬所抓到的战俘人数，以至于根本未能引起当时敌对势力的重视并对其作出反应，或者说虽然也有作出反应但因为不具事实，或者事态的程度并不严重也未能在政治上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说，敌对势力对某个政治事件当时所持的态度、作出的反应及其后来的结果，有时候比某些专家学者在事后对其所进行的某些所谓的研究或者考证是要来得更加真实可信一些的！！！不知您赞成这样的观点吗？当其时人证物证俱全，面对摆在面前的事实，共产党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你还能赖得掉吗？事过境迁，人证物证都没了，这个时候你才跳出来发难，其效果难道会比即时发难更好吗？这也许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捉贼捉脏，抓奸抓双”的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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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3、"廖伯康接着说：四川饿死这么多人，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可见，中央当时对各种错误是及时处理的，但是现在有人一提三年自然灾害，就说是老毛一个人的问题，是最冤的了吧。事实上，有责任的人太多了。查一查，谁是大刮“共产风”、大搞穷过渡、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人、第一事呢？这就是刘SQ，刘SQ亲手培植的共产主义试点徐水县。谁是大吹大捧徐水经验，放射政治卫星的第一人？这就是宣传口的把关者邓XP，（徐水县试点经验详见本书第16—第20页）。谁是饥荒的直接责任人：受灾最厉害的地方正好是浮夸最厉害地方的各级领导，典型的比如上文提到的四川的李井 泉（主政四川十七年的省委书记，四川大跃进，饿死人的直接责任人，七千人大会上,中 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 泉欺瞒中 央。同时, 李井 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 调出四川。李在邓XP的保护下过了关)等欺上瞒下的直接领导；人民已经在适合的时候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文革中李井 泉被斗得家破人 亡：夫人肖里含冤自杀；一个儿子因为反 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后来，《 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给他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 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毒奶粉重回市场 咋不见你批驳
我爸是60年的军人，也说好像没人饿死，不过他们当兵的就惨了。一天两顿稀饭，加窝窝头。18岁的人哪！有个当兵的忍不住偷了农民的粮食，被抓住一顿狠揍，他说打死可以，前万别告诉军队，一点也不反抗。农民后来心软了，放了他，那时军纪真好！！
以此推算全四川非正常死亡多少人还不清楚吗？截至日，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共有：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50个地区（州、盟）；661个市，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83个；县级市374个；1636个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852个市辖区。总计：省级34个，地级333个，县级2862个。全国非正常死亡多少人还不清楚吗？
那些所有认为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都研究的很透彻的人,请问一句你们知道前几年矿难非正常死亡的人有多少吗??反正我是哪一边的数字也不相信,但我相信肯定饿死了很多人...不是什么25W,也不是什么3000W...
2009年的中国应当纪念五十年前大饥荒的死难者一年前，我在“2008年的中国，我希望”提出如下希望“2008年，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对1958年开始发生的大饥荒做出正式说明。这场在二十世纪甚至有记载的全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我的祖国在取消户口制度的同时，也需要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子孙孙做出说明了。同时，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够在首都北京为在那场大饥荒中饿殍的数千万同胞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警示我们自己、警示我们的子子孙孙。”尽管我的希望在刚刚过去的以幸运数“8”结尾的2008年没有实现，但我希望它在2009年能够实现。这是因为，虽然中国民族历史上最严重、最难以想象的这场饥荒开始于1958年，但它在1959年才发展为全国普遍现象，并且在1959年执政党的庐山会议上才引起地震般的争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揭露毛泽东政府造成的饥荒现象而承受的冤屈虽然在毛死后已经平反，所以，离开公开承认大饥荒、公开追究大饥荒的责任、公开纪念大饥荒中的千百万死难者，我们仅仅只差一步！对纪念大饥荒这一历史事件来说，2008年最有意义的是杨继绳先生出 版 了他的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那里，这位父亲在大饥荒中饿死、而他当时以为那仅仅是自己家庭不幸的中学生“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青年杨继绳当时没有想到的是，和他父亲一样，全国有几千万普通农民在同一饥荒中饿死，而这一饥荒还发生在我国当时的政府宣传为“中国人民最幸福的毛泽东时代”！当然，许多人依然不相信那“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会出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最惨无人道的大饥荒。在我提出大饥荒问题后，好些人在我的博客上责问：“谁说毛时代死人最多 ？”“我与你同龄,你说60年代饿死许多人,你看到吗?你周边有多少死了？”“谁说***时代饿死人最多，你看见了？”（hujingbei./.html#comment）。我能够理解这样的责问。杨继绳五十年前、我本人直到三十年前不也是这样地责问那些对毛泽东有所不敬的人吗？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报纸、广播、学校老师天天讲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杨继绳、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那样的饥荒只可能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这样说，他马上就会被逮捕。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全心全意相信毛主席外，根本不可能有另外的设想。所以，我完全能够明白许多网友干脆否定大饥荒，因为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不可思议地方惨无人道的大饥荒。实际上，我们的政府已经“悄悄地”承认了大饥荒的事实。发生大饥荒后的毛泽东政府就没有脸面向全国人民发布统计数据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国新政府开始发布统计数据，就已经承认了大饥荒的事实。我国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０５年最新公布的１９４９年以来的统计资料中，大饥荒和前后年份中国人口数据如下：年份
比上年增加（万人）
（万人）1956
1877注：“比上年增加”栏为本人计算。总人口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２００５，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任何人从这些数据中都能看出，１９６０和１９６１两年，中国净减少人口１３４８万人。我们知道，在这两年毕竟许多人尤其城市人还在生育。如果加上新出生的人口，这两年中国非正常减少的人口将多得多。在那个年头，正是“孩子越多越光荣”的时候，１９５８和１９５９两年新增人口的减少，也只能归之于毛泽东极权专制加上荒唐政策，尤其１９５９年，中国农村饿死人的现象已经普遍出现。五十年前的大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可不准公开谈论它纪念它，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不准谈论不准纪念，我们民族就不会放弃对“大救星”的幻想，我们民族也就不能远离极权专制的危险，不能避免再次听任“大救星”造成大饥荒一类民族悲剧的危险。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所以依然希望我们的政府和执政党能够正视自己的历史，并且能够做到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在中学教科书里加上专门讲解大饥荒及其教训的章节。2009年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60周年，是庐山会议的50周年，是我们民族和政府回顾历史、并且正式承认和纪念大饥荒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衷心地希望2009年的中国能够纪念五十年前大饥荒的死难者。
怎么去面对那些被饿死却无法逃荒的灵魂们？有那样的灵魂吗？谁阻挡他们逃荒，既然已经大饥荒村里饿死很多人了，谁阻拦村民逃荒？别给我说“凶残的共党民兵”？民兵也是村里的人，和灾民不是三亲就是六故，他们还拿着枪，这些民兵不吃饭就有力气阻挡兄弟姐妹逃荒？这样说话的人简直不是人了？也学只有偷吃岛那地块的人做得出这样的狼心狗肺的事情来，看看他们在怎样压榨珠三角的农民工！但是1960年的中国大陆的农民民兵绝对做不出来！更别说用军队阻拦灾民，也需要用军队救济灾民，但用人民解放军封锁灾民绝对做不到，那个县委书记能这样做？第一他没权利，第二这等于告诉中央他的骗术失败，等待他的是枪毙！
谈话进行了三个半钟头，期间杨尚昆不断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最后他问：“你们今天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依你们的看法，总起来是些什么问题？”廖伯康想了想：“李止舟对此说过一句话：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讲真话付出沉重代价廖伯康和于克书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的第四天，即1962年的7月2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人参加。杨尚昆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廖伯康和于克书要求中央派川籍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派出的17名干部分头到了四川，大部分都先以探亲的名义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去各处进行调查。17名干部回到北京后都交了调查报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于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调查报告他都看过，并打算请刘少奇同志阅后转给毛泽东。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8月，距离“七千人大会”还不到8个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这个题目随后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上述所有调查报告一下子没有了音信。不久，四川省委主要领导通过一些途经看到了于克书给毛泽东写的信，还了解到有人向中央反映过四川的情况，于是开始了大范围的追查。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统统落入“天网”，大量的“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最后都集中到了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身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萧李廖反党集团”。中央有关部门得知后，通过很多途径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打招呼，甚至说你要再查就查到中央头上了，可他毫不理睬，继续狠批猛斗。中央也没有办法，只好打算把几个人调离四川。萧泽宽被中组部调到了中侨办，当了个政治部主任。中联部部长李初梨准备把李止舟调到他那里去，已经担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也准备把廖伯康调到自己手下，算是“惹不起躲得起”。可是当中联部来调李止舟的时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我们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你们怎么还要他？弄得中联部只好作罢。而廖伯康的调动，就更无指望了。最后，廖伯康被“留党察看两年，撤消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机砖厂当副厂长。重庆团市委的5个副书记被撤了4个。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到重庆市水上运输公司去当了个副经理。直到20年后的1982年，划入此案的人才得到真正平反。
廖伯康（前排左二）1949年以后，四川发生的灾难最大的莫过于1960年前的饥荒。那场持续三年的灾难使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非正常死亡1000万人左右。那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要不是一批敢于讲真话的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这场悲剧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这批干部却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跃进”带来大灾难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人们面临的现实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重。从1959年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受全国政治气候的影响，当时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1960年11月，按照中央“纠偏”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担任了重庆整风整社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负责与当时重庆所属三个县的工作团进行联络。一大群在城里指挥“大跃进”的干部们，来到离自己并不遥远的农村，所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树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县，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干部们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工作组在农村认真传达“十二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精神，老百姓听了“大干部”们的话，都相信党中央的政策始终是正确的，认为问题出在公社大队的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于是，那些刚刚还在对社员们指手画脚的社队干部们被揪上了台，社员们就像当年控诉恶霸地主一样，哭诉他们如何抄家抢粮、拆灶砸锅，还将那些饿得不得不去庄稼地里偷粮食的人捆绑吊打，致伤致残，甚至逼死人命……一时间，社队的干部们被批斗、撤职、抄家、逮捕，搞得杀气腾腾。为什么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最坚决的社队，干部们就越是显得面目可憎可恶，生产就越糟糕？而那些执行上级指示时打了“折扣”的地方，情况反而还好一些。究竟是上级的方针政策错了，还是基层干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工作团的许多干部不得不对高调满天的“大跃进”进行深入的思考。向党中央反映四川真实情况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1961年初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的形势逐渐有所好转，可是四川饿死人的事却还在继续。1961年五六月间，在重庆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坦荡陈言。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大家一起议论。会上有人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饿死了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廖伯康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廖伯康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安徽的问题开始很严重，盖子揭不开，后来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一听这话，几个副书记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反映四川的情况，并公推于克书来写，因为他担任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不过，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会议之后。他听廖伯康说，在省委工作会上，重庆组提的意见全都被捂下来了，没能反映到中央去，便决定给毛主席写信。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署真名。为防止查对笔迹、查出从哪里寄的，这封信写好后又请团市委打字员（是个哑巴）打印，并托人带到武汉寄出。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xxx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xxx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xxx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为什么？”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尚昆同志说：“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依你看，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那个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廖伯康顿了一会儿，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了一下，接着说：四川主要的问题，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纠编”的有关政策。比如说农村自留地问题，1959年6月中央下发《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间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而省委主要领导却把这个文件扣下来了，不准下发。困难时期老百姓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救命地”长拖不决，也是饿死人很多的重要原因。廖伯康问道：1961年我们四川搞了个“新三反”，实质上就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同志说，中央根本就没有布置过什么“新三反”。廖伯康说：事实上，从1959年起毛泽东意识到“浮夸风”问题，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反瞒产私分，后来中央又就此问题专门发文，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省委主要领导还主观臆断，搞瞎指挥。他在全省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却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在全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粮食减产了，他不是纠正自己的过失，还要绷面子，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把远离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调”。他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这样瞎胡搞粮食能不减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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