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部队的艰苦,生活,英雄事迹,有关高原地带的部队,不是城市里面的部队_百度知道
青藏部队的艰苦,生活,英雄事迹,有关高原地带的部队,不是城市里面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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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 & & & & & & & & & & &&&天路军魂：总后青藏兵站部事迹纪实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4年通讯报道）　　像一道绚丽的彩虹，跨过江河，穿越雪峰，从西宁延伸到雄伟的布达拉宫；似一条洁白的哈达，承载关爱，表达深情，连接着内地与壮丽的雪域高原。　　它，就是闻名遐迩的青藏线。　　长年在这条神奇“天路”上奔波、奋战、坚守的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的官兵，用青春的热血铸就着对祖国的忠诚，以无私的奉献谱写出爱民的华章。　　1990年7月，中央军委签署命令，授予这支英雄部队“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荣誉称号，江为他们题词：“弘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　　“三个特别”犹如一面鲜红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漫漫2000多公里的青藏线上，激励着广大官兵艰苦奋斗，与时俱进，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一）　　“六月雪、七月冰、八月封山九月冬，一年四季刮大风。”　　在号称“世界屋脊”、“生命禁区”的高原，严寒缺氧、风沙弥漫，恶劣的自然环境是青藏线官兵最大的敌人。　　然而，50年来，正是在这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千年永冻层上，一代又一代的官兵，修通了第一条连接内地与西藏的公路运输线，铺设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输油管线和国防通信线。这三项举世瞩目的工程，被青藏人民誉为“生命线”“能源线”“信息线”。　　1953年8月，慕生忠将军率部向无人区开进，行至沙漠的一条河流处，有人问：“格尔木在哪里？”慕将军拿出一把铁锹往地上一插：“这就是格尔木。”于是，这里成了修筑青藏公路的前进阵地。　　1956年，陈毅元帅视察青藏线，高度赞扬开路的官兵：“你们把延安作风带到了高原，很了不起啊！”　　这些传奇故事和辉煌业绩的背后，是青藏线官兵数不清的无私奉献和默默牺牲。　　2003年夏天，一支医疗专家队在总后首长的带领下上线调研服务。女医生们凝视着官兵们一张张深紫黑色的面庞，紧握着一双双布满裂痕、指甲深陷的大手，都感动不已。当她们量得官兵们的血压指数竟只相当于正常值的一半时，都禁不住鼻子发酸。　　专家们又一次证实了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因高寒缺氧，青藏线官兵的高原病发病率达99．7％，机体器官功能改变率为100％。　　据说，一个想到西藏做毛皮生意的个体户，搭乘一辆军车上山，走到半路，实在受不了缺氧的折磨，半途返回。他说：那里就是有金砖，也不去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房子、车子、票子、位子、孩子……”“五子登科”不断花样翻新。而这里的官兵依旧“损身子、苦妻子、误孩子、亏老子、缺票子”。但他们“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标准更高”，一直固守着自己的精神防线，从来不曾动摇。　　60年来，先后有几十万官兵在这里奋斗奉献。目前，仍有312名在青藏线工作20年以上的“老高原”在坚守；有的祖孙三代都成了“高原人”；1500多名院校毕业生奋斗在艰苦的基层第一线……　　姚志祥，一位60岁的高级工程师。1975年，他告别妻儿老小奔赴青藏高原。29年，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染霜，他把自己的“作品”写在了这条“能源线”上：进行技术革新20多项，解决技术难题340多项，3项科研成果获得军队科技进步奖，为部队节省各项经费上千万元。　　昆仑山口泵站管辖的输油线段素有“虎口”之称，战士在检修中发现炉膛道坏了，排除故障难度很大。姚志祥从格尔木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一头扎进震耳欲聋的机房。他拿起焊枪，钻进了狭小的炉膛。焊枪下飞溅的火花呛得姚志祥咽喉鼻孔流血，他硬是顶着40多摄氏度的高温，直到把膛内的旧烟道全部割掉换上新的才出来。　　汽车兵作为青藏线的主角，更是不畏险、不惧难。他们每年至少要上线行驶9个多月，源源不断地把各类物资送往西藏边防。上山途中，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有时甚至菜断粮绝，但大家宁肯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动车上运往边防的食品。茫茫风雪路，大衣作被、车厢当床，对官兵来说是“家常便饭”。　　一代代青藏线官兵为了高原的繁荣和戍边卫国的重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中的740多人永远地留在了高原：有的倒在了方向盘上，有的牺牲在冰雪之途，有的在看守货物的汽车大厢上长眠，有的在兵站的客房里永远地睡去……　　牺牲者遗孀们的付出，并不亚于生命的奉献。她们中有100余人至今仍然生活在青藏线上，而且大多数没有再婚。她们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抚养老人，培育孩子。　　原汽车三团副团长王登柱的妻子李五道，丈夫牺牲时才28岁，她含辛茹苦把3个孩子拉扯大，并把其中的两个儿子送到了部队。儿子临行时，她拿出珍藏多年的丈夫的军功章：“孩子，走你爸爸没有走完的路……”　　（二）　　兵站部12名常委，时间最长的在青藏线上干了30多年，最短的也干了20多年。经受过各种艰苦环境和艰巨任务的考验，他们的身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害，有的还患有慢性疾病。但他们谁也没有提出离开高原，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坚守：每人每年上线平均120天以上，多的达200多天。　　兵站部政委李海乾在高原战斗了31个春秋，他常说：“对领导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求部属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他多次在青藏线上海拔最高的“三站”过春节，与官兵们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　　有一年，李海乾和机关的同志上线调研，在五道梁兵站吃饭时，发现这个兵站的副站长眼睛肿胀，脸色铁青。经询问，这名副站长转氨酶指数偏高，本想在西安治疗，可假期快到了，强挺着按时归了队。　　李海乾心情十分沉重，回到格尔木后，建议党委把这个副站长调到了海拔低一点、条件好一点的格尔木工作，并亲自找医生为他治好了病。　　党委“一班人”深切体会到，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自己的实际行动比喊一百遍口号管用。　　1998年春节前夕，西藏那曲、阿里、日喀则等地遭受了特大雪灾。正准备过年的官兵接到上级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连夜突击装车。　　大年初一，兵站部部长姬成录带领105台大吨位运输车，满载千余吨救灾物资向灾区疾驶。姬成录心里清楚，在这种时候翻山越岭上西藏，势必会遇上一场恶战。姬成录率领带队车走在最前面。他拉开车窗玻璃，把头伸出窗外，任凭风雪打在脸上。他是在帮助驾驶员寻找道路——山沟被雪填平了，公路被雪覆盖着，哪里是沟，哪里是路，只能凭借山的位置来判断。　　前面就是唐古拉山了，汽车发出沉重的喘息，后边的车辆，深深地陷入了雪坑。姬成录与战士们跳下汽车，用脸盆、铁锹铲雪开道。严寒把雪片凝成冰块，打在汽车的铁皮上，发出“喳喳”的响声。饿了，大家就啃一口压缩饼干或嚼一口方便面；渴了，就吃一把雪；困了，就裹着皮大衣打个盹……　　5天5夜后，105台车终于把物资送到了灾区。牧民群众欢呼雀跃，叩首致谢：“金珠玛米！救命菩萨！”“金珠玛米！救命菩萨！”　　兵站部历届党委都有这样的共识：人往线上跑，心往线上操，事在线上办。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有他们的足迹；哪里任务最艰巨，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今天，在我们盘点成就和成绩的时候，也许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名字：原部长王进、张洪声、王满洲、王根成、魏广坤、孙传章；原政委郑明波、李兰昌、马国连、杜克安、范银瑞、文义民……　　正是他们，作为部队的标杆，以良好的自身形象激励广大官兵出色完成了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50年来，累计运送物资710万吨，人员逾百万，收发各类物资1100多万吨；输油360万吨，创造产值10亿多元。架设起1680公里的国防通信线，始终保持畅通无阻。部队先后被四总部评为“全军行政管理先进单位”“全军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全军训练工作先进单位”，有6个基层单位和6名个人被中央军委和总部授予荣誉称号。2001年，兵站部党委被表彰为全军先进党委。　　（三）　　青藏路沿线的兵站既是艰苦的要塞，又是充满温暖的家园。　　在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泵站，“屋脊温室”里暖意融融。韭菜、芹菜、辣椒、茄子等10多种蔬菜青翠欲滴……　　这里原本是寸草不长的不毛之地，是官兵们挖开冻土，搬走沙石，从百里之外运来黄土和牛羊粪，硬是在永冻层上建起了这“绿色景观”，成为官兵们引以为自豪的独特风景线。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如今在整个青藏线，像这样的温室已建起200多个。他们还从数百公里外拉来“热土”回填，在戈壁滩上建起了生产油菜、禽蛋、鲜鱼等5个副食品基地。　　几代人的梦想神话般地变成了现实，高原官兵告别了吃不上新鲜蔬菜吃维生素的历史，夏季蔬菜自给有余，冬季蔬菜自给率达到60％。基层连队就餐方式实现了从“大锅饭”到“自助餐”的转变，膳食结构也逐步从“温饱型”向“营养型”转变。　　在“菜篮子”工程初战告捷后，营院治理的“绿化工程”又接连展开。官兵们从家乡带来草籽，移来树苗，执著地把理想和希冀播洒在雪域高原。他们在戈壁荒漠造林222.2公顷，种植草坪1.2万多平方米，使营区绿化覆盖率达25％，60多座营区像60多个美丽的花园，给荒漠高原注入了青春活力。　　“忍耐不苦熬，苦中建功业”。如今，沿线兵站都实现了住宿宾馆化、取暖暖气化、文化生活多样化、就餐饭馆化、炊事操作机械化。　　2000年，他们投资300多万元，建成了覆盖驻西宁、敦煌、格尔木、拉萨地区所属部队的局域网。如今，鼠标轻点，就能浏览总部和友邻单位网站；通过电子邮件系统，部领导可以向数千里青藏线上的所属部队迅速下达命令，了解部队各种情况；视频会议系统的开通，使西宁网络中心与青藏线各基层网络终端实现了“面对面”交流，信息闭塞的高原迎来了信息革命的新时代。　　青藏线官兵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为亘古而蛮荒的青藏高原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这里的人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将永远铭记“金珠玛米”建立的不朽业绩。　　为什么我们守着清贫谈富有　　为什么我们远离欢乐不言愁　　为什么我们抛洒青春不吝啬　　为什么我们豪饮寂寞当美酒　　这是因为那沉甸甸的钢枪在肩头……”　　高原官兵唱出了“三个特别”的本质和底蕴。它不仅是青藏线官兵强大的精神支柱，而且将会作为人民军队共同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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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顾委委员、昆明军区政委
（原中顾委委员、昆明军区政委）
谢振华（11.8），男，原名谢振泮
，1916年9月生，江西省甲子村人，少将军衔。原中顾委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二、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中央会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二级、二级、一级和一级。谢振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中，谢振华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金戈铁马，还是和平时期的统兵主政，他都有着不凡的履历。从漫漫长征路到镇守大西南，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写就了他辉煌的人生
谢振华人物生平
1916年9月，生于江西崇义一个贫农家庭
1929年夏，13岁便投身当地农民暴动的洪流中
1930年4月，谢振华的父亲被反动派残酷杀害
1930年参加红军游击队
，同年加入。
1931年夏秋之间，谢振华参加主力红军，进入红三军团政工干部训练队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任青年干事兼青年训练队队长
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3年初，谢振华调任红三军团新兵营教导员
1933年夏，谢振华进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干部政治班学习，这个班后改红军大学干部政治第二队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都亲自给他们这些学员讲授过军事课和政治理论课
1934年4月，谢振华从红军大学毕业回到红三军团
。同年8月，他担任红五师第十四团政治委员
，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中最年轻的团政治委员（时年不足18周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缩编，改任营教导员，参加了攻占娄山关、重夺遵义城等一系列战斗
。后又从事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历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执行科科长、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第二科科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第二科科长
1936年5月，调任红军大学干部科第二队政治委员
1937年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
1937年底，谢振华把征来的1000余新兵从晋西带到八路军总部驻地洪洞县，与原先的总部警卫营合编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谢振华担任团政治委员
1938年1月，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同年4月，到延安马列学院深造
1940年6月，带领100多名干部到山东敌后根据地开展工作
。同年10月，奉命去江苏阜宁县建立根据地，组建地方武装。到达阜宁后，他招兵1000余人组建了阜宁县大队，担任县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谢振华担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四团团长，后兼任政治委员。从抗战初期的团政治委员到抗战结束时的团政治委员，在开国将帅中几乎绝无仅有。这也是谢振华1955年没有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最主要原因
1945年9月，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谢振华留守华中，任淮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后任华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新十旅副政治委员、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新十旅政治委员，率部在华中坚持斗争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以第二纵队、第十一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组成苏北兵团。谢振华历任第十二纵队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同年10月，他率部积极投入淮海战役，和兄弟部队一道完成分割黄伯韬兵团的任务，并取得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最后胜利
1949年2月，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奉命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军，谢振华任第三十军军长
。33岁的谢振华也是当时全军整编后最年轻的军长之一
。随后，谢振华率第三十军
部队参加渡江、上海等战役
。日上海解放后，谢振华奉命率第三十军担任淞沪警备任务
。1949年7月，他调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二总队政治委员
1951年1月任基本系主任兼党委书记。
1952年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毕业后任21军长。
1958年8月回国，任21军长，69军长。
1967年4月任山西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68年任山西省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司令员。
1971年4月山西省委第1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
1975年5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77年12月任副司令员。
1982年－日任昆明军区兼云南省军区党委书记。
1985年12月－日协助做好原昆明军区精简整编工作。
2006年在红军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搀扶谢振华，并与其坐在一起。
谢振华主要事迹
长征途中的娄山关之仗
1935年1月，会议后，毛主席指挥二渡。月18日，时三军团十二团二营教导员的谢振华和营长邓克明率二营为先头营，乘三只小木筏，登上东岸，为军团主力二渡赤水开辟通道。接着，率部奉命攻占。日，部队得到急行军命令：“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同一
天，贵州军阀王家烈也奉命率部队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前将红军截住。日上午11时，彭德怀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官兵们都清楚，他们与王家烈的军队在两个不同方向上与时间赛跑。红军如果不抢先攻下，就会遭遇两面夹击，腹背受敌。日下午3时左右，红军仅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娄山关。占领娄山关后，敌人疯狂反击。谢振华和二营营长邓克明在阵地上召集四、五、六连连长开会，决定由‘模范红五连’为主攻突击队，沿公路摧毁敌人设在弯道处的火力点。敌人以优势兵力轮番进攻。如果不将敌人的反扑击退，已在红军之手的娄山关便会得而复失。危急时刻，五连连长高书官迅速调整力量，亲自带领4名轻机枪手在前开道，二营营长、率四、六连从公路左侧登上制高点，与一、三营形成交叉火力，阻击敌援军向前推进。在娄山关战斗中，谢振华还救了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当时，钟赤兵负了重伤，敌人就要来了。谢振华派了几个人把他抬下来，送到休养连，后来一直抬着他走，且用担架抬着过雪山、草地。 一仗是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取得的一大胜仗。这一仗是关系到红军能否在敌军到来之前及时消灭守关的黔军，并再占遵义，扭转战局，决定红军命运的关键仗。 在娄山关一仗立下奇功的谢振华，当时就受到彭德怀的称赞：“你们打得好，追得快，要继续追下去，不给敌人以喘气的机会。”
1947年谢振华升任12纵副，次年升任12纵司令员。围歼
黄伯韬兵团，12纵的任务是从东北面插入阿湖镇、新安镇地区，切断至海州的铁路，阻击敌军向徐州靠拢。淮海战役
谢振华指挥12纵按照预定目标迅速攻占了阿湖镇、新安镇，控制了铁路。在打援的战斗中，谢振华打得十分聪明，他指挥手下的两个旅在和之间，从两翼向敌军展开进攻，既切断了海州与碾庄之间的联系，又阻滞敌63军向西撤退的行动，在12纵的攻击下，敌63军向西南溃退，被兄弟部队歼灭。
在围歼徐州集团战斗中，谢振华指挥12纵攻占了徐州飞机场，堵住了兵团逃跑的通路。在围歼集团战斗中，谢振华之敌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5军，在攻坚歼灭战中，12纵消灭了新5军1个团。
1949年12纵改称30军，谢振华任军长，年仅33岁。期间他率30军急行军400里，在浦东全歼敌51军，血战夺取了吴□。
稳定山西形势
听完对谢振华、曹中南情况的介绍后说：看来这两个人的条件都还好，一个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老红军出身，经过了，完全可以信得过；另一个长期搞地方武装斗争，对地方上、部队上的比较熟悉。我看就让进入省核心小组里，让谢振华负责山西的支左工作，把整个山西的形势稳定下来。1967年夺了山西的大权后，山西内乱不已，提议将69军从河北调入山西，担负支左和部分厂矿军管任务，以确保煤炭基地的正常运转，当时谢振华是69军军长，曹中南是。
谢振华率69军入晋后，稳定局势，制止武斗，保持一碗水端平，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工农业生产下滑趋势，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山西派性斗争激烈，到1967年底，山西武斗仍然不断，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有的派性组织甚至冲击六十九军部队驻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1969年8月至9 月，谢振华奉中央指示，在北京地区主办两大派性头头学习班，并扩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13个矿及10个基本建设单位的两派干部、头头等几千人参加。
毛泽东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
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谢振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军区司令员。
谢振华根据“七·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1军一个师共20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
谢振华根据周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府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干
谢振华（右）
部政策。他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直接抓、地、市领导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不到叁年，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九十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经过20多天对两派的积极工作，谢振华率部收缴武器7 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下令枪毙了“红总站”的指挥人物杨承效，稳定了局势。
他坚持抓工农业生产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山西省1970年粮食产量第一次在历史上突破百亿斤大关。
一进山西反蒋抗战
谢振华将军第一次进山西是在1936年初春，那次是为了反蒋，目的也是为了抗日。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尔后相机向北发展的战略计划，发起了东征战役。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过黄河天险，突破国民党晋绥军防线，占领黄河以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时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第二科的谢振华一同随主力渡过黄河进人山西境内。
山西军阀阎锡山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驱逐我军于黄河以西。我抗日先锋军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守敌，主力则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的有利阵地，准备打击敌人的增援，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的第二步任务。紧接着，我抗日先锋军在关上村战斗、兑九峪战斗中相继取胜，击退了晋绥军的多次反扑。
在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中，红军共歼敌7个团，筹款3O余万元，扩充队伍近万人，并在山西20多个县展开了群众宣传工作，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在山西广大农村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点燃了抗日烽火，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彭德怀说：“进军山西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二进山西联蒋抗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与此同时，中国的全国抗战也正式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立即统一部署，红军各部队厉兵秣马，待命开赴前线；抗大学员提前毕业，赶赴前方各部队，向日寇发起坚决的抗击。
8月下旬，谢振华从延安出发，第三天便赶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泾阳县云阳镇。他立即向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报到。黄克诚对谢振华说：“组织上决定你到山西前线做统一战线工作。”
谢振华愉快地接受了命令，并跟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他从云阳镇乘火车到芝川镇，再由芝川镇坐船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接着，又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荣河镇出发经新绛县到达曲沃县，在这里搭上阎锡山的窄轨火车赶往太原。9月5日到达后，谢振华跟随周恩来一同住进了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
1937年10月初，日寇入侵中国的势头很猛，从忻口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像潮水一样，漫山遍野退往晋西南。太原眼看要失守，阎锡山提前撤走了他自己在战动总会的干部，逃进了吕梁山区。
针对这种危险情况，周恩来立即让我们的干部先撤往汾阳，并对程子华、谢振华等人说：“要想办法不让败军骚扰老百姓。阎锡山撤走了他的干部，你们必须守住岗位。他拆台，我们干，和华北人民生死在一起！”
很快，战动总会决定由人民武装部的干部分别带几个工作组，到各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抗击日寇。程子华到晋西北，唐天际到晋东南，谢振华到晋西高阳地区，谢嵩到晋南临汾地区。
谢振华一到晋西地区，就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势，向当地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鼓励青年踊跃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当地抗日群众看见年仅21岁、英俊干练的谢振华穿着一身整洁的军装，左臂戴着蓝底白字的“八路军”臂章和绯红色“战地动员”臂章，带一支精干的队伍，在城镇，在乡村，贴标语，作演讲，宣传抗日，打击汉奸，感受到老红军出身的八路军有一股英雄豪气，而搞战动工作的八路军更有一身英雄虎胆，所以，对谢振华肃然起静，都积极地配合他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地工作，谢振华单枪匹马扩兵千余人。按照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的要求，谢振华在组织新兵入伍时，让当地青救会、妇救会给他们戴光荣花，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送。对新兵家庭发光荣牌匾挂在大门口，家庭条件困苦的发给安家费、救济金。群众高兴地说：“还没见过这样的扩军，八路军和红军一样，与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谢振华说：“我们本来跟老百姓就是一家人嘛，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1937年底，谢振华奉命将扩招的这千余新兵从灵石上火车南下，带到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很快，他们与总部警卫营合并，编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由总部作战科王鹤寿兼任团长，谢振华任。
1938年2月，谢振华奉命与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一起离开山西，进驻陕北洛川，开始了新的抗日征程。
三进山西保卫建设
1958年7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军长的谢振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任命为第二批撤军代表团团长，率第二十一军和第五十四军离开朝鲜回国。二十一军回国后驻防地点在山西省，军部驻省会太原市，所辖3个师分别驻同蒲铁路沿线的忻州、临汾和榆次。这是谢振华第三次奉命进入山西。
7月20日到8月1日，二十一军先后分两批从朝鲜的肃川出发，经新义洲过鸭绿江回到离别5年的祖国。部队离开朝鲜时，驻地群众扶老携幼，共叙友情，送了一程又一程；部队登上火车，送行的群众挥洒着惜别的泪水簇拥在火车旁；火车开动了，已经走了很远，许多群众还恋恋不舍，久久不愿离去，频频挥手致意。这感人肺腑的场面，充分体现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用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在踏上伟大祖国的土地后，二十一军指战员从丹东、沈阳，到北京、天津，再到保定、石家庄，最后到山西各驻地，无不受到各地群众声势浩大的热烈欢迎和盛情难却的热情接待，使每一个同志受到极大鼓舞。
二十一军驻防山西后不久，军吴融峰因公借调到国务院某部委工作，谢振华奉命负责军里全面工作，军政一把抓。这时，正值“大跃进”时期，谢振华率领指战员开铁矿，挖煤矿，修水库，无偿帮助山西地方建设。据时任二十一军一八三团参谋长的薛克扬回忆说：“当时劳动量非常之大，一个兵顶三个老百姓的活，都拿出在朝鲜挖坑道时的干劲来报答祖国人民对子弟兵的厚爱。而且大家在苦干、大干中加巧干。当时挖矿时因电力不足，照明采光比较差，战士们就动脑筋想办法，把玻璃镜子放在洞外，将太阳光折射进洞，增加了采光度。”
谢振华到连队检查时，发现这个办法好，可谓无本万利，就向整个军里推广。这样既节约了能源，又提高了劳动效率。
时任二十一军一八七团的刘健身回忆说：“1959年春，因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将援建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合同撕毁，专家撤回，图纸带走，致使在建的许多项目成为‘半拉子’工程。太原市的一个军工厂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当地方求援时，谢军长二话没说，就派一八七团啃这块硬骨头。紧接着，两千多人的队伍开赴工地，日夜不停地劳动了4个多月，终于把这个骑虎难下的工程圆满收尾，受到了地方有关领导同志的赞扬。”
四进山西主持省委
1967年阳春三月，在“全面夺权”之风刮遍大江南北之时，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关部队实施换防。谢振华奉命率六十九军从河北省省会保定市移驻山西省省会太原市，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支左、支工、支农”任务，不久，又担负起“军管、军训”两项任务，即后来人们常说的“三支两军”。
这是谢振华第四次率部进驻山西，主要任务是为了稳定局势，制止武斗，保持一碗水端平，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工农业生产下滑趋势，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山西派性斗争激烈，到1967年底，山西武斗仍然不断，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有的派性组织甚至冲击六十九军部队驻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周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抄、抓，立即刹住武斗歪风，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揪斗、围攻解放军指战员，并决定整个山西驻军的“三支两军”工作由省军区交给六十九军党委领导实施。
1968年，两派组织尤其是“总站派”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继续搞打、砸、抢、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冲击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殴打、绑架、杀伤指战员，先后制造了汾西的“4。2”事件和晋中的“5。22”事件等流血事件，他们还在晋东南地区非法搞了一个“318次列车”，阻断了全省南北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的紧张运输。谢振华对此十分愤懑和焦急，及时把山西目前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当即利用6月份召开全国煤炭会议的机会，作出了重点解决煤炭系统问题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六十九军派干部开办两大派主要头头的学习班。
1969年8月至9月，谢振华奉中央指示，在北京清河地区主办两大派性头头学习班，并扩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机关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13个矿及10个基本建设单位的两派干部、头头等几千人参加。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基本抑制了资产阶级派性的膨胀，为日后彻底解决山西问题带来了良好的开端。
但是，一些事情总是有曲折反复的，即使已经召开了党的“九大”，山西这个“活火山口”仍然久治不愈，加上“四人帮”暗中挑动，三晋大地的武斗总是不断发生，就连谢振华率领的支“左”部队也受到围攻。山西严峻的形势惊动了毛泽东主席，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山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刘格平、所支持的两派长期打内战所造成的结果。”有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哪怕是炙手可热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支持山西造反派夺权后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也只剩下一条路：撤换！
于是，中共中央再次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发布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毛泽东审阅了布告后，亲笔批示道：照办。
后来，经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中共中央批准，谢振华被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同时，中央军委也任命谢振华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样，谢振华正式开始主持山西省党、政、军全面工作。
重任在肩的谢振华立即展开了艰难的拨乱反正工作。他根据“七 二三布告”精神，经中央军委批准，调动了北京军区驻晋各部队及从河南调入的第一军一个师共20多个团的部队，组成了上百个宣传队，由数十名军、师级领导干部带队，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传“布告”精神，并统一负责“支左”工作，努力促进对立两派的大联合。
经过20多天对两派的积极工作，谢振华率部收缴武器7万余件，拆除了各机关、学校、工厂内构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队达数千人，平息了武斗，稳定了局势。
接谢振华根据周总理关于迅速恢复和健全政府部门职能的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他对县以上领导干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领导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不到三年，全省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百分之九十得到复职，有的还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为当时全国落实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
谢振华为了促进生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下，凭着自己坚强的党性，顶住了“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巨大压力，坚持抓工农业生产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经过真抓实干，山西省1970年粮食产量第一次在历史上突破百亿斤大关，工业产值也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大型企业都恢复了正常生产，尤其是大同、阳泉两个煤炭基地为保证全国各地工业和电力的需要，努力增产煤炭，为全国工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表扬，被评为红旗煤矿。为此，新华社还作了专题报道。
谢振华把山西的工农业生产搞了上去，对“四人帮”企图搞乱山西，在乱中夺权是有力的遏制和打击，极大地触怒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推行者“四人帮”及其爪牙。他们对谢振华的一言一行恨之入骨，伺机准备采取阴谋手段搞倒谢振华，他们用“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红旗，反大寨红旗就是反毛主席”的罪名来陷害谢振华。
1974年初春，“四人帮”变本加厉，把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晋剧《三上桃峰》歪曲成“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并借机打倒了谢振华，罢免了他在山西省的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仍利用他的权利阻挠为谢振华平反。直到1981年，在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关怀下，谢振华才得以彻底平反。
谢振华个人荣誉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二级、一级。是中共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第12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凤凰网．[引用日期]
．人民网-党史百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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