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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51年联合军夏秋季攻势及中朝防御作战，即未公开的六次战役（4）；反“绞杀战”和细菌战（4）；持久作战，积极防御，边打边谈（4）。四、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典型战例（5、6、7）抗美援朝战例选编（5）；著名经典战例（6、7）五、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部队及侵略行径（8、9）联合国部队（8）；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主要战役和战斗情况（8）；美空军疯狂轰炸北朝鲜实录（8）；抗美援朝期间的朝鲜难民（9）；“联合国”军在朝鲜屠杀平民照片（9）；美军在朝战中使用的物品（9）；美对志愿军散发的恐怖和策反传单（9）。六、美国和联军眼中的朝鲜战争（10）美国公开的朝战照片（10）；“联合国”军拍摄的战争纪实（10）。七、从不同角度看朝鲜战争（11――20）中方公开的抗美援朝部分照片（11）；美韩等国拍摄朝鲜战争照片（12――18）；代表部分韩国国民立场的朝鲜战争彩色照片（19）；日本照片中的中国抗美援朝（19）；澳大利亚记者拍摄的朝战照片（20）。八、朝鲜战争中的彭德怀和艾森豪威尔（21）朝鲜战争中的彭德怀（21）；朝鲜战争中的艾森豪威尔（21）。九、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和志愿军撤离回国（22）朝鲜停战谈判始末（22）；朝鲜停战谈判有关照片（22）；签订停战协议（22）；交换战俘（22）；志愿军撤离回国（22）。九、朝鲜战争停战和志愿军撤离回国朝鲜停战谈判始末日，朝鲜战争爆发。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面。经过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参战兵力已由入朝时的30万人增至77万余人，加之朝鲜人民军，总兵力共达112万余人。此时，联合国军总兵力已达69万余人，其中美军40万人。虽然它在技术装备上仍占绝对优势，但兵力不足。仅仅依靠战场上现有的军事力量，别说再打到鸭绿江江边，就是想要北进一步，也实不易。美国越来越认识到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同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深刻矛盾。杜鲁门也认识到，单纯同我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已属渺茫。同时，中朝方面也随着联军掌握空军的主动权，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认识到没有战胜的机会，而且也无法继续承担经济上的负担。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放弃了占领全朝鲜的企图。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会昭，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以其它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马立克表示：“朝鲜问题是同整个远东问题连在一起的。诸如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51年6月初，美国政府又让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我多次透露，美国政府愿意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51年6月3日，金日成在柴军武的陪同下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商谈有关停战谈判的方针与方案。1951年6月初，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在北京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商谈51年6月23日上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Malik）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提出停战的建议。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提出了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的建议，得到朝中两国政府的赞同。51年6月25日的《人民日报》就在其社论中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51年6月25日，杜鲁门发表政策演说，表示：“愿意参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51年6月29日，李奇微奉杜鲁门之命，于东京时间上午八时经广播电台向我方正式提出举行停战谈判，并提议此会议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51年7月1日，金日成首相、彭德怀司令员发表声明，赞成李奇微举行停战谈判。会晤地点，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51年7月3日，李奇微复电金日成、彭德怀，同意于7月10日在开城举行会议。51年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在元山港外一艘丹麦船上举行。51年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同意举行谈判，建议以“三八线”上的开城为停战谈判会址。51年7月8日，筹备朝鲜停战会议的联络官会议在开城举行。以肯耐上校为首的李奇微将军联络官3人，翻译2人，乘直升飞机，于8日上午8时22分在开城西北指定地点降落后，被引入开城近郊的会场，与金日成、彭德怀的联络官张春山上校、柴成文中校、金一波中校举行会议。会上对停战会议的筹备事宜，进行了具体协商。51年7月8日，开城，联络官会议结束后。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来凤庄举行。51年7月10日双方代表团在开城来凤庄开始举行停战谈判。51年7月10日，开城，谈判地点。51年7月10日，前往谈判会场的朝中方谈判代表团成员。51年7月10日，前往来凤庄谈判会场的“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团。51年7月10日，“联合国军”谈判首席代表乔埃到达会场。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伊始，中朝方首席代表提出的关于停战谈判的三项建议。51年7月14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会晤，就设立中立区、会址区达成协议。51年7月18日，朝鲜停战双方商定，记者团在开城活动限制在会场周围半径0.5英里范围内。51年7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就谈判议程达成五项协议：一、通过议程。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51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进入第二项议程，已穿越38线往北前进的美军主张，以两军的"交战线"为界线，中朝阵营则坚持以原来的38线为界线，双方各持己见，会谈陷入僵局。开城，朝鲜停战谈判代表离开谈判房间，前去就餐51年7月19日，开城，美军摄影记者与朝鲜小孩51年7月29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就军事分界线问题（第二项议程）进行谈判51年8月18日，联合国军连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至9月18日10月22日，“联合国军”只在部分地段前进6-9公里，被迫全线停止进攻。51年8月19日，朝中方军事警察一行9人，在开城中立区执行正常巡逻任务时，行至板门店西南的松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埋伏于此的韩国武装人员30余人的袭击，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战士王仁远负重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向"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乔埃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联合国军"方改正7月17日以来一再破坏中立区协议的不法行为，严惩枪杀姚庆祥的凶手，彻底保证不再发生违反中立区协议的任何事件。51年8月19日，朝中代表团成员慰问受伤战士王仁元51年8月19日，朝中方代表向被美方武装人员杀害的姚庆祥烈士致哀51年8月22日，美军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轰炸。这是双方联络官在检查弹坑。51年8月22日，美方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停战谈判，导致谈判中断。图为朝中方面代表退出会场。51年8月22日，中朝阵营单方面发表声明停止会谈，会谈宣告破裂。 会谈破裂后，战斗更为激烈。51年9月23日，李奇微致信金日成、彭德怀，提出要更换停战谈判地址，建议双方联络官于24日在板门店会晤，讨论双方满意的复会条件。51年9月6日，金日成、彭德怀复信李奇微，提出在板门店恢复双方代表团会议。51年10月25日，在板门店重新开始了停战会谈。朝中方宣布以边章五代替邓华任志愿军首席代表，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对方李亨根接替白善烨，特纳接替克雷奇。51年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51年11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就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各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如在30天内签署停战协定，则确定的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具体位置不作变更；如30天后签署停战协定，则需按双方实际接触线所发生的变化来修正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朝鲜停战双方就关于军事分界线进行了第一次校正。51年11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在标示“联合国军”和朝中军队军事分界线的地图上签字，停战谈判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51年12月18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交换战俘名单。"联合国军"方交战俘名单13.2万人，朝中方交战俘名单11599人，其中"联合国军"4417人，韩国7142人。52年2月17日，朝鲜停战谈判第五项议程达成协议，确定：在停战生效以后三个月内由双方有关各国政府派代表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52年2月17日，谈判双方经过多次交涉，达成第五项议程协议。图为朝中代表走出会场。52年3月5日，马山里，联合国军谈判小组成员。52年4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任命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因被提名为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辞职)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统帅，美国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及美国远东军总司令。此时，停战谈判因战俘自愿遣返问题陷入僵局。战线上的战斗仍在继续。日，在巨济岛俘虏收容所，收容所司令官杜德将军被朝鲜战俘监禁。10日，杜德签署最后声明。声明称，承认在战俘营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11日，战俘们释放了杜德。日，在76号战俘营中被绑架的战俘营司令长官杜德（Dodd）。日，"联合国军"方宣布无限期休会。宣称谈判将在共产党能提出建设性意见以解决唯一遗留问题- 战俘自愿遣返之后恢复进行。1952年11月，美国进行总统选举，由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当选后访问了韩国，并在回国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不再扩大战争。日，印度政府代表团团长梅农向联大政委会提出解决朝鲜战俘问题的方案：建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该会由4个中立国组成，并由该4国推一公断人，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由公断人裁决；朝鲜停火90天，尚未遣返的战俘由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30日后，如仍有未回家和未做处理决定的战俘，交联合国"收养"。这次提案经过修改于12月2日在联大政治委员会以53票对5票得以通过。3日，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该案。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反对联合国大会根据印度提案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案。日克拉克致信金日成、彭德怀，建议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并要求双方代表团联络官会晤，对交换此种重病重伤战俘作必要的安排。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方面主张尽快和平解决争议。日，斯大林逝世。日，金日成、彭德怀复信克拉克，同意他2月22日提出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的建议，并认为应把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引导到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使朝鲜停战得以早日实现，因此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日，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朝中方面联络组组长李相朝将军，"联合国军"方面联合组组长、美国海军少将丹尼尔。经5天谈判，于11日签订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并计划在本月第三周开始交换病伤战俘。日，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举行会议，就遣返病伤战俘协定草案达成了协议，并于11日正式签字。日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就交换病伤战俘达成协议，图为中朝美三方联络组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议定书。日，中朝联络官Lee Sang-Jo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后离开。日，停战谈判双方开始交换病伤战俘。至26日，朝中方将"联合国军"与韩国军方病伤战俘684人遣返完毕。至5月3日，"联合国军"与韩国军方将朝中方病伤战俘6670人遣返完毕。日，被释放的美陆战队士兵Mervin L. Borwn与美军医护兵。日，被释放的美军陆战队Eddie P. Vidil在板门店联合国军接收帐篷中与牧师交谈。1953年4月，被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被交换的志愿军伤病战俘日，中断6个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大会正式复会。日中断了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复会。图为朝中方代表进入会场。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就战俘安排问题达成协议，并正式签字。根据这一协议，除直接遣返的战俘外，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60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之日起10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90天后如尚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交由政治会议在30天内解决。凡在中立国看管后120天内尚未行使被遣返的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作出处理的战俘，使之成为平民。至此，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双方进入重新校定军事分界线和拟定签订停战协定的细节工作。但李承晚"反对任何妥协"，反对签订停战协定，要单独打下去，其代表也退出了谈判。日晚，李承晚命韩国俘虏监督员释放27,000人战俘，并命令军警保护被释放的战俘。李承晚明确表示，停战是一种自杀行为，并宣布在必要的时候，韩国军也要独自战斗下去。韩国国民也支持韩国政府的统一政策，进行反对停战的示威活动。1953年6月，韩国人举行示威，反对签定停战协定。日，美国为了说服李承晚，不得不展开更具体的对韩协商，派遣总统特使D国务次官助理Lobertson赴韩。在为期16天的拜访中，总统特使天天为征求李承晚的同意而进行协商，但李承晚的抵抗非常顽强。日，李承晚终于同意停战。当时美国提出4项条件，其主要内容包括：为缔结韩美防卫公约进行协商；向韩国提供长期经济援助；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将召开的有关韩国政治统一的会议，在90日内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时，美国就退出会议；为增强韩国军队，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等。～27日，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历时15天,志愿军第20兵团迅速突破金城以南地区韩国军队4个师防守的宽达25公里的坚固阵地,向南扩展阵地140多平方公里，将战线拉直。日，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与"联合国军"方谈判代表团最后一次校正军事分界线。日，板门店签字大厅。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签字。朝鲜时间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进入板门店会议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坐。两位首席代表在助签人员协助下，在各自一方准备的9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交换签字。签字仪式于10时10分结束。大功告成之后，两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然后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日，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和“联合国军”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图为签字现场全景。日，我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和“联合国军”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停战协定。日，朝鲜人民军的最高统帅金日成在平壤签署了停战协议。28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开城签了字。27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则在美方谈判基地汶山履行其职责。原来拟安排双方司令员到板门店签字，但韩国放风要破坏协议的签字仪式，出于对领导人的安全考虑，后改由双方司令官各自在其驻地签字。日，朝鲜战场上死亡的最后一个美国士兵Harold Cross。日，金日成于平壤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日，停战协定送至汶山联合国军总部等待签字。图为当时的签字仪式。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根据停战协议，正式停火须在协议生效后12小时实行。于是，双方充分利用停火前的间歇进行了激烈的炮战，是为了出最后一口气，也好象是为了给战争送别。晚上10时，全线炮火归于沉寂，三千里江山终于恢复了和平。次日清晨，双方士兵纷纷走出坑道、掩体、炮塔，看一看打得你死我活的对手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些大胆的士兵甚至还走到前沿彼此交谈和交换纪念品。没有欢庆，因为谁也不能夸口取得绝对胜利，但许多人都庆幸能活到看见停战。朝鲜战争在持续了三年一个月零两天之后，终于划上了句号。另：日，朝中方面与"联合国军"方面在板门店开始交换坚持遣返的战俘。至9月6日，朝中方面将所有坚持遣返的"联合国军"方面战俘共计12760人全部遣返完毕。19日，又将13名战俘遣返。共直接遣返"联合国军"战俘12773人。"联合国军"方面至9月24日，共直接遣返朝中战俘75801人。朝鲜停战谈判照片日，开城，停战谈判的双方代表的首次相见日，开城，朝鲜停战谈判在来凤山庄开始举行。图为谈判会场外观。日，开城，走出谈判会场的联合国军代表。日，开城，前来采访的记者团。日，开城，停战谈判会场外联合国军方面记者和志愿军翻译官。日，开城，停战谈判北朝鲜代表南一大将。日，开城，大街上的和平景象。日，韩方反对停战大会。此时尚未正式开始谈判。日，汉城，市民在德寿宫前的反对停战谈判的示威。日，韩国民众反对停战示威。日，釜山，学生们举行反对停战谈判的示威。日，反对停战的大学生写血书的场面。日，美海军陆战队士兵为停战而欢呼。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事务室帐篷，联合国军方面代表们商议会谈对策从谈判会场出来的联合国军代表准备升空的红气球，这是禁空标志，不仅不许有任何射击、轰炸举动，而且除了美军和谈人员来往乘坐的直升机外，也不许作战飞机飞临此处。板门店外围美军控制区的坦克板门店外围美军控制区的关卡停战谈判场周边的朝鲜人民军为交换战俘而搭建的彩棚。被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返回己方被遣返的朝鲜人民军伤病战俘板门店的英军仪仗队接受记者采访的联合国军代表，如何看待这次停战谈判？由于战争而失学的儿童战争结束了，这些儿童也终于背起了书包。签订停战协议日，侵朝美军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图为代表于板门店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美三方联络组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议定书。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于平壤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朝鲜停战协定”的中英朝文本。志愿军某部召开大会庆祝停战实现。朝鲜平壤市人民欢庆朝鲜停战实现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交换战俘志愿军撤离朝鲜回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布撤军公报，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志愿军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志愿军从3月15日到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八年中，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他们遵照毛泽东关于“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的指示，与朝鲜人民军及朝鲜人民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共同抗击美军的侵略，对保卫朝鲜人民的革命成果，保卫中国的安全和支援朝鲜人民的和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模范和功臣以勋章和奖章，并授予彭德怀、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弟、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杨春增，杨育才，李家发、许家朋等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周恩来总理与志愿军总部领导人共商撤军事宜。志愿军执行停战协定撤离非军事区志愿军归国前向烈士献花。志愿军归国前在毛岸英烈士墓前留影。日，朝鲜平壤市各界人民隆重集会，欢送即将离朝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日，金日成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到车站欢送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等最后一批撤离朝鲜的志愿军官兵。朝鲜人民在鸭绿江边欢送志愿军归国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志愿军撤离的震撼场面满载志愿军官兵的列车驶过凯旋门回到祖国。志愿军归国部队受到祖国人民热烈欢迎周总理接待归国志愿军官兵。首都人民热烈欢迎归国的志愿军官兵。首都人民将巨幅锦旗赠送给志愿军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常委会举行联席会议，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参考资料：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抗美援朝部分）第十七章 以打促谈，胜利停战【更多】一、粉碎“联合国军”的夏秋季攻 二、粉碎美军“绞杀战”，建成钢 三、粉碎美军的细菌战 四、构筑坚固的“地下长城”，我 五、粉碎美国的军事冒险企图，我 六、胜利实现停战第十六章 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战略转变【更多】一、中共中央确定“充分准备持久 二、我军持久作战的各种准备以及第十五章 协同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反攻，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更多】一、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 二、粉碎美国玩弄的“停火”阴谋 三、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和志 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第十四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更多】引言 一、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 二、美国将战火烧到我国门口，中图文链接：（1）（2）（3） （4） （5）（6） （7）（8） （9） （10） （11）（12）（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点击进入更多精彩&&&欢迎您转载分享：
更多精彩：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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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培养战胜民族敌人的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决议有关内容基础上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为了《战略问题》的写作，毛泽东曾经系统阅读和学习过许多相关书籍。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重点论述了“持久战”的问题。《论持久战》中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在《战略问题》中已经基本具备。这两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是姊妹篇，二者互为补充，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战”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孙子兵法》；《战争论》；持久战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当把这部经典著作放在当时历史语境下进行分析时，笔者认为有一些相关问题值得细致研究。
一、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缘由及动机
关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的题解这样说：“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按照这种说法，毛泽东专门为总结经验而写作该文，只不过在红军大学作过讲演。
实际情况与题解有一定出入。日，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所写“著者识”中，毛泽东告诉读者：“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页。）日，在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毛泽东这样介绍：“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这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要给红军大学讲课、“当教员”，毛泽东才写作了《战略问题》。那么，“题解”为什么有不同说法？可能因为《毛泽东选集》是政治理论文献，并非历史资料，“题解”只是提供一个阅读的角度。
瓦窑堡会议规定：“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页。）毫无疑问，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当然要贯彻这一“总方针”。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毛泽东将“革命战争”划分为“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将标题命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显然意味着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服务。毛泽东明确告诉红军大学的学员：“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今后战争的新阶段”的表述，凸显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培养适应“革命的民族战争”需要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8页。）
二、《战略问题》写作与定稿的经过
《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如前所述，“著者识”明确指出是1936年秋季，按照民国时期的习惯，秋季一般是指“夏历的七至九月”。（《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9页。）与1936年“夏历的七至九月”相对应的阳历时间段为8月17日至11月13日。《毛泽东年谱》这样记述：“（1936年）10月27日开始为红军大学一科（上干队）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3页。）这就是说，讲稿的第一部分应该在日之前完成。从“秋”的下限来看，讲稿“完成”的时间应该在日之前。此时距离西安事变发生的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何时将“讲稿”整理成“书稿”油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认为：“一九三七年五月首次以油印本印行。”（《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635―636页。）《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这样介绍：“该文最早的油印本出版于1936年，陕西省志丹县革命纪念馆藏，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这样的说法存在明显疑点：新华书店1937年4月才创办，华北新华书店1941年1月才设立。怎么可能在1936年就有了华北新华书店版的《战略问题》？为了弄清真相，笔者向志丹县革命纪念馆馆长李建翔求证。李建翔说：纪念馆所藏油印本没有时间标志，应该是1937年印刷的，油印本上也没有“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等字样。应该说，《毛泽东年谱》的表述比较准确。也就是说，将讲稿整理成书稿在1937年5月之前才完成。
现在流行的《战略问题》文本何时定稿？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考。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文本这样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页。）早期铅印文本表述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60页。）也许是认定《战略问题》在1936年12月定稿的缘故，《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第1卷这样注释：“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3―224页。）《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注释明显不同：“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1页。）这就是说，西路军1936年12月尚未基本失败。笔者认为，无论实际情况如何，1936年秋季完成的毛泽东讲稿中不会有上述结论。
那么，上述结论是在油印时补充进了书稿？还是在1941年铅印出版时添加？笔者无法见到油印本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战略问题》究竟几次油印出版。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认定：“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不过，政治局决议特地强调：“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开）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做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68页。）既然如此，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似不应该有“西路军在河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样措辞严厉的表述。日，张国焘叛逃。4月1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随之公开。那么，1937年5月的油印本中为何有上述内容呢？这可能是因为《战略问题》系“上干队”教材，“上干队”仅有40人，均为军师职干部，保密意识都很强。在当时情况下，让我军高级将领充分认清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十分必要，由此看来，发行范围极小的1937年5月的油印本出现上述内容就顺理成章了。
三、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参考文献
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的实践，是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主要基础。遵义会议决议对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自然成为毛泽东写作的重要依据。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上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战略问题》：“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的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不难看出，这正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论断的进一步阐释。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的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遵义会议文献》，第12页。）《战略问题》中这样表述：“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这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请看遵义会议决议：“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争取战局的速决。”（《遵义会议文献》，第12页。）《战略问题》则强调：“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3页。）再请看遵义会议决议：“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遵义会议文献》，第15页。）《战略问题》强调：“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页。）凡此等等，足以说明遵义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的基本依据。换言之，《战略问题》是对遵义会议决议有关内容的展开论述。关于《战略问题》的写作，毛泽东曾经多次回忆。日，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令’，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起来研究一下军事”。（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461页。） 日，毛泽东回忆：“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113―114页。）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毛泽东的确为写作《战略问题》四处收罗书籍。日，毛泽东致电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在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76页。）9月26日，毛泽东致电刘鼎：“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588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些书的需求十分迫切。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叶剑英、刘鼎：“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这说明毛泽东正在为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收集参考资料。毛泽东对《孙子兵法》还是早已有所了解的。毛泽东在月间的《讲堂录》就记录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明，无勇功”等内容。毛泽东特地注明：“孙武《谋功篇》。”（《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页。）值得注意的是，《讲堂录》有明显差错，将“谋攻”误为“谋功”，将“形篇”中的“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误为“谋攻篇”中的“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篇名与内容均有差错。毛泽东当时可能只是在听老师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时提到过《孙子兵法》。《战略问题》共3处引述《孙子兵法》，第一处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96页。） ，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之误。第二处为“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语出《孙子兵法?军争篇》。第三处为“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9页。），反复查阅《孙子兵法》全文，“示”出现5次，“形”出现34次，“示形”则从未出现（《孙子兵法》确实包含“示形”的思想，但内涵远比“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丰富）。可见毛泽东在写作《战略问题》时前后对《孙子兵法》等兵书的搜求及大量研读。
在写《战略问题》之前，毛泽东究竟看了哪些西方军事著作暂时无法具体查考。笔者认为，毛泽东当时可能还没有系统阅读《战争论》。否则，在论述战争性质问题时，毛泽东没有理由不引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样的经典表述。就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对《战争论》的首次引用是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而毛泽东首次提及《战争论》应该是在1937年12月。日毛泽东致郭化若的信中提到：“化若同志：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从这样的表述来看，毛泽东对《战争论》的内容和要义应该从一些途径有所了解。不过，毛泽东手头可能没有这部书。毛泽东首次阅读《战争论》应该是在1938年3月。请看毛泽东当年的读书笔记：“十八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资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如此详细记录读书情况，通常是第一次系统阅读才会出现。再请看《莫文骅回忆录》：“1938年2月，毛主席组织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参加的人有滕代远、罗瑞卿、叶子龙、肖劲光和我等人，学习地点就在毛主席的住处，每周学习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开始至深夜11点钟……当时《战争论》翻译的是文言文，加之翻译粗劣，晦涩难读。开始只有一本书，大家轮流看。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翻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大家边读边议，讨论一番后，由毛主席作小结发言。”（《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381页。）从这样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战争论》中译本无法阅读，只好改由何思敬由德文直接翻译，这样才使得《战争论》的阅读得以坚持下去。可见，毛泽东写作《战略问题》时，虽四方搜求，仍未得一读《战争论》原著，后来才有机会系统研读，并将其思考融入到后来写的名篇《论持久战》中。
四、毛泽东在《战略问题》中重点论述“持久战”
“持久战”一词流行于抗日战争时期。不过，遵义会议决议就使用了“持久战”的表述：“要进行长期的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红军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遵义会议文献》，第13页。）“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相互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遵义会议文献》，第14页。）后来的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更是明确提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18页。）
毛泽东在《战略问题》中首先对“持久战”
进行了原则性论述：“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为军事家提供的舞台：“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分析：“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毛泽东甚至这样强调：“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页。）接着，毛泽东专门用一章来论证“‘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2页。）“‘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6页。）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革命战争必定是“持久战”。
在指出“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页。）后，毛泽东对“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证。在论证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3―234页。）毛泽东之所以对“战略防御”进行深入论述，实际上就是告诉学员如何通过一系列具体举措来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而毛泽东在文中一再要求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毫无疑问包含着“持久战”这个“全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速决战”时，毛泽东这样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3页。）毛泽东为什么在《战略问题》中重点论述持久胜敌战略并强调这一战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在写作《战略问题》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决定：“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下……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13―414页。）1936年7月，毛泽东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在保安接受斯诺采访。当斯诺问中日之间的战争“要延长多久”时，毛泽东这样回答：“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不难看出，毛泽东希望通过斯诺向世界各国呼吁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予以中国大力援助，其基本立足点就是持久胜敌。在这种背景之下，深入总结“革命的阶级战争”的经验教训，就是为“革命的民族战争”作准备，就是为了培养“战胜民族敌人”的“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毛泽东不可能不强调持久胜敌战略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战争中的伟大作用。《战略问题》开阔了红军大学学员的眼界，提升了红军大学学员的战略思维能力。请看莫文骅的回忆：“随着学习的深入，尤其是听了毛主席深入浅出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给我们的启发、教育很大。我们每个人都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联系实际，进行深刻学习和理解。”（《莫文骅回忆录》，第324―425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铅印出版《战略问题》。毛泽东特地写下“著者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藉供党内同志们参考……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1年版，第1页。）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特地写下“出版者的话”：“兹征得毛泽东同志之同意，将其在西安事变之前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富有伟大之历史意义一书付印，这是我们认为十分荣幸的。原著尚未完稿，因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应抗战之急需，毛泽东同志乃另著《论持久战》一书，以供国人，是书则因事忙辍笔。得到此书的同志，望特加珍爱，并勿遗失。”（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1页。）毫无疑问，《战略问题》并不因《论持久战》发表而过时，它继续在我军指挥人才培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笔者将《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进行比较发现，《论持久战》中的主要思想、观点在《战略问题》中已经基本具备。可以这样说，《战略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阶级战争”版的“论持久战”，而《论持久战》则是中国“革命的民族战争”版的“论持久战”。这两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是姊妹篇，二者互为补充，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战”理论体系。
〔作者王建国，解放军理工大学政治理论与军队政工教研中心教授，江苏南京210007〕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四期
(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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