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前后后
　来源：中华读书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由叶笃义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这是一位在民盟中曾任要职的老人的八十回忆。他曾参与了民盟创立与发展的许多重要活动，与司徒雷登、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现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过从甚密。他的经历是以报国、兴国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缩影。下文是从该书中摘录的部分内容。自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之后，民盟便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压迫对象。当年7月1日，蒋介石发布《动员戡乱令》。国统区的宣传机构就动员起来向民盟进攻，谩骂民盟为“奸盟”，盟员为“奸匪”，“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孙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民盟进行恫吓，说“反内战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处置共产党办法处置”。民盟在重庆、西安、昆明等地的机关报纸和刊物先后在几个月内被封闭。1947年10月初，国民党捏造了一个“贩卖毒品”的罪名，把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社斌丞逮捕起来。民盟总部一直通过合法手续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被置之不理。到10月7日，蒋介石突然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等莫须有的诬陷罪名，把杜斌丞公开枪决了。一年以前蒋介石杀害了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采取的是暗杀手段，事后还假装一下追查惩凶。这次对杜斌丞则以“通共匪”的罪名公开杀害。这件事给民盟一个很大震动。民盟当时仍然以合法手续向蒋介石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同时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个公开声明，“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蒋介石均置之不理。民盟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搞到如此僵化的地步了，这时却仍然沉溺于对美国的幻想。于是，派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和我到南京找司徒雷登，请他出面调解民盟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我记得司徒雷登对这次谈话看得非常郑重。平时他同民盟不会讲英语的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多半用中国话交谈。这次他完全说的是英语，旁边还坐着一个名字叫拉登（Ludden）的美国参赞做记录。司徒雷登当时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辞，给民盟碰了一个软钉子。10月中旬以后，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动员各地的御用团体开始在报上叫嚣要求解散民盟。陶希圣甚至辱骂民盟是“张邦昌，石敬塘，郑孝胥，赵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园新村总部突然被包围，民盟人员的行动被跟踪监视，对罗隆基的监视尤其厉害。当时民盟领导人都住在上海，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代表民盟同各方交涉，他一连从南京打来几次电话到上海，向张澜告急，请示办法。10月26日张澜在寓所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参加者为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我。在开会过程中，黄炎培写了一个小纸条给张澜，纸条上写的是“自动解散”四个字。当时大家不同意这个意见。最后决定推黄炎培和我即日由上海到南京，会同罗隆基找国民党和司徒雷登办交涉。我当日夜车去南京。黄迟了一天，27日夜车动身去南京。我28日到南京下关车站去接他。当天报上用特大标题登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消息。黄到达南京后，立即同我到邵力子家中。邵先生平日待人接物一向是和颜悦色的，这次却表现得非常严肃。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事情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不成仁，便成义”（这是他当时的原话。他并没有加以引申解释。我们当时认为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严厉的：民盟或者牺牲，或者投降）。邵先生还责怪民盟对杜斌丞被杀害这件事，一方面向蒋提抗议，另方面又在报上发表表明“要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从邵先生的口气看来，国民党方面对这个问题已没有交涉和谈判的余地了。因为梅园新村民盟总部已被军警特务包围，我和黄炎培只好分头各找自己的亲友家借住。这个时候接待民盟的人居住，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在罗隆基的提议下，我们三个人当天在司徒雷登的寓所碰了头。从10月28日起到11月4日我门离开南京止，黄、罗和我三个人的会面，前三天都是在司徒雷登处，后几天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让出一间屋子来给我们碰头。司徒雷登当时的态度同国民党是一致的，他一方面推说这是中国的内政，他无法干涉，但同时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盟光荣解散”的建议。我们每天上午先在司徒雷登那里碰头，下午去找国民党办交涉。我们会见了吴铁城和张群。他们的说法同邵力子完全一致。10月29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所谓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的报道。国统区各地军警机关陆续公布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民盟成员登记自首。我们在南京办交涉的三个人，下一步棋怎么走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最后说：同民盟办交涉的责任蒋介石已委托给陈立夫了。陈立夫表示只愿同黄炎培一人接头，而不接见罗隆基和我。黄同罗和我的碰头以后不在美国使馆，而由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房间。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也只好俯仰由人，没有一点独立自由的余地了。我们的活动已经不是争人权争自由的合法斗争，而只是在答应停止活动和解散的前提下如何做文章了。黄炎培同陈立夫单独办交涉，每天上午我们三个人在国民参政会碰头，由黄炎培介绍交涉情况。交涉结果最后搞成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11月6日民盟在蒋管区各报上发表的解散公告。据黄炎培说，陈立夫向他表示，文件上的文字一个字也不许更动，发表的时候如有只字变动即全部作废。当时国民党对罗隆基的监视比其他人都更严，罗一出门，特务军警便紧紧跟在后面盯梢。罗在讨论时希望在文件上提出免除对他的监视。黄炎培对这点也未能办到，而文件上却把某几处的房产移交和借用等琐碎问题规定得仔仔细细。罗一度非常愤怒，打长途电话给在上海的张澜，表示反对黄的做法。后来黄得到陈立夫的口头应许，答应罗隆基可以离开南京，到上海住进医院，费用由国民党包下来，可以免予监视。这样罗隆基才同意了。我们三个人11月4日乘夜车由南京返回上海。在黄炎培同陈立夫办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要求我把交涉的最后结果告诉他。在我们离开南京之前，取得黄、罗的同意后，我把所拟的民盟解散文件抄了一份送给司徒雷登。我们三个人5日早晨回到上海，立刻同到集益里张澜寓所开紧急会议。这时沈钧儒、史良已经等在那里。章伯钧躲起来了，后来听说他已经或正在准备去香港。张云川适于此时到达上海，也参加了会议。陈新桂以表老秘书的名义旁听。张澜的卧室在二楼，我们挤在那个小房间里开会。楼下客厅这时已经挤满了军警和等候在那里准备发表新闻的各报社记者。集益里8号门前的小弄堂里挤满了军警特务的汽车。民盟参加这次决定命运的会议的人是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张云川和我。首先由黄炎培报告交涉经过，随后宣读我们三人由南京带回的那份宣布解散的书面文件。会上沈钧儒、史良和张云川最初表示不同意，提出是不是还有讨论其他办法的余地。张澜最初也表示犹豫。最后经黄炎培陈说利害，罗隆基和我自然也加以附和。无论怎样说，文件是由我们三个人共同负责的。当时集益里8号内外军警特务云集的气氛，确实也证明了邵力子“不成仁便成义”的说法。最后大家勉强同意下来。我含着眼泪下楼，把这个痛心的文件交给等候在那里的大批记者。我当时的心情有如战败国的代表手捧着投降书递交给战胜国代表。第二天（11月6日）全国见了报。解散文件是张澜以主席的名义发布的。他感到非常沉痛，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便叫我根据他口述的大意，替他拟了一个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书面谈话。全文是这样的：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告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其目的。我把这个谈话稿发至上海各个报社。张澜希望通过这个书面谈话，使全国盟员了解到，他在头一天以民盟主席名义发布的解散公告，在形势上是“迫不得已”的，在心情上是“忍痛”的。即使这样一个照顾到客观形势号召盟员“谨守法律范围”的书面谈话，除了当时苏联在上海所办的中文《时代日报》于11月7日全文发表而外，其余所有中文报纸都拒绝或不敢登载。张澜沉痛地对我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照顾到全体盟员的安全。至于我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他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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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版权所有有人说：“民盟被迫解散,是民盟史上的重大挫折,但也正是民盟转变的起点.”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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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民盟被迫解散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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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由葉篤義著的《雖九死其猶未悔》一書，這是一位在民盟中曾任要職的老人的八十回憶。他曾參與了民盟創立與發展的許多重要活動，與司徒雷登、張東蓀、張君勱、羅隆基等現代史上的關鍵人物過從甚密。他的經歷是以報國、興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縮影。下文是從該書中摘錄的部分內容。　　自1947年3月，中共代表團從國民黨統治區撤退之后，民盟便成為國民黨的主要壓迫對象。當年7月1日，蔣介石發布《動員戡亂令》。國統區的宣傳機構就動員起來向民盟進攻，謾罵民盟為“奸盟”，盟員為“奸匪”，“為中共操縱指使之工具”。孫科在記者招待會上對民盟進行恫嚇，說“反內戰就是反政府，反政府就按照處置共產黨辦法處置”。民盟在重慶、西安、昆明等地的機關報紙和刊物先后在幾個月內被封閉。　　1947年10月初，國民黨捏造了一個“販賣毒品”的罪名，把民盟西北總支部主任委員社斌丞逮捕起來。民盟總部一直通過合法手續向蔣介石請求釋放，被置之不理。到10月7日，蔣介石突然以“中共關中地委負責人”、“勾結匪軍，密謀暴動，販賣煙毒”等等莫須有的誣陷罪名，把杜斌丞公開槍決了。一年以前蔣介石殺害了民盟負責人李公朴、聞一多，採取的是暗殺手段，事后還假裝一下追查懲凶。這次對杜斌丞則以“通共匪”的罪名公開殺害。這件事給民盟一個很大震動。民盟當時仍然以合法手續向蔣介石提出書面嚴重抗議，同時張瀾以主席的名義在報上登了一個公開聲明，“將案情訴諸全國及全世界之公道與正義”。蔣介石均置之不理。民盟同蔣介石之間的關系搞到如此僵化的地步了，這時卻仍然沉溺於對美國的幻想。於是，派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和我到南京找司徒雷登，請他出面調解民盟和蔣介石政府的關系。我記得司徒雷登對這次談話看得非常鄭重。平時他同民盟不會講英語的領導人談話的時候，多半用中國話交談。這次他完全說的是英語，旁邊還坐著一個名字叫拉登（Ludden）的美國參贊做記錄。司徒雷登當時以“不便干涉中國內政”為辭，給民盟碰了一個軟釘子。　　10月中旬以后，山雨欲來風滿樓，國民黨動員各地的御用團體開始在報上叫囂要求解散民盟。陶希聖甚至辱罵民盟是“張邦昌，石敬塘，鄭孝胥，趙欣伯”。10月20日，民盟南京梅園新村總部突然被包圍，民盟人員的行動被跟蹤監視，對羅隆基的監視尤其厲害。當時民盟領導人都住在上海，羅隆基一人坐鎮南京，代表民盟同各方交涉，他一連從南京打來幾次電話到上海，向張瀾告急，請示辦法。10月26日張瀾在寓所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應付。參加者為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史良和我。在開會過程中，黃炎培寫了一個小紙條給張瀾，紙條上寫的是“自動解散”四個字。當時大家不同意這個意見。最后決定推黃炎培和我即日由上海到南京，會同羅隆基找國民黨和司徒雷登辦交涉。　　我當日夜車去南京。黃遲了一天，27日夜車動身去南京。我28日到南京下關車站去接他。當天報上用特大標題登出“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的消息。黃到達南京后，立即同我到邵力子家中。邵先生平日待人接物一向是和顏悅色的，這次卻表現得非常嚴肅。直截了當地對我們說，事情發展到現在這步田地，一切都無能為力了，“民盟不成仁，便成義”（這是他當時的原話。他並沒有加以引申解釋。我們當時認為這句話的含義是非常嚴厲的：民盟或者犧牲，或者投降）。邵先生還責怪民盟對杜斌丞被殺害這件事，一方面向蔣提抗議，另方面又在報上發表表明“要訴諸全國及全世界之公道與正義”。從邵先生的口氣看來，國民黨方面對這個問題已沒有交涉和談判的余地了。　　因為梅園新村民盟總部已被軍警特務包圍，我和黃炎培隻好分頭各找自己的親友家借住。這個時候接待民盟的人居住，是要擔很大風險的。　　在羅隆基的提議下，我們三個人當天在司徒雷登的寓所碰了頭。從10月28日起到11月4日我門離開南京止，黃、羅和我三個人的會面，前三天都是在司徒雷登處，后幾天邵力子在國民參政會讓出一間屋子來給我們碰頭。司徒雷登當時的態度同國民黨是一致的，他一方面推說這是中國的內政，他無法干涉，但同時又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民盟光榮解散”的建議。我們每天上午先在司徒雷登那裡碰頭，下午去找國民黨辦交涉。我們會見了吳鐵城和張群。他們的說法同邵力子完全一致。　　10月29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了所謂民盟參加叛亂的經過的報道。國統區各地軍警機關陸續公布取締民盟活動的辦法，限令民盟成員登記自首。我們在南京辦交涉的三個人，下一步棋怎麼走呢？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的張群最后說：同民盟辦交涉的責任蔣介石已委托給陳立夫了。陳立夫表示隻願同黃炎培一人接頭，而不接見羅隆基和我。黃同羅和我的碰頭以后不在美國使館，而由邵力子在國民參政會為我們提供一個房間。這個時候我們三個人也隻好俯仰由人，沒有一點獨立自由的余地了。我們的活動已經不是爭人權爭自由的合法斗爭，而只是在答應停止活動和解散的前提下如何做文章了。　　黃炎培同陳立夫單獨辦交涉，每天上午我們三個人在國民參政會碰頭，由黃炎培介紹交涉情況。交涉結果最后搞成一個書面文件，那就是11月6日民盟在蔣管區各報上發表的解散公告。據黃炎培說，陳立夫向他表示，文件上的文字一個字也不許更動，發表的時候如有隻字變動即全部作廢。當時國民黨對羅隆基的監視比其他人都更嚴，羅一出門，特務軍警便緊緊跟在后面盯梢。羅在討論時希望在文件上提出免除對他的監視。黃炎培對這點也未能辦到，而文件上卻把某幾處的房產移交和借用等瑣碎問題規定得仔仔細細。羅一度非常憤怒，打長途電話給在上海的張瀾，表示反對黃的做法。后來黃得到陳立夫的口頭應許，答應羅隆基可以離開南京，到上海住進醫院，費用由國民黨包下來，可以免予監視。這樣羅隆基才同意了。我們三個人11月4日乘夜車由南京返回上海。在黃炎培同陳立夫辦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要求我把交涉的最后結果告訴他。在我們離開南京之前，取得黃、羅的同意后，我把所擬的民盟解散文件抄了一份送給司徒雷登。　　我們三個人5日早晨回到上海，立刻同到集益裡張瀾寓所開緊急會議。這時沈鈞儒、史良已經等在那裡。章伯鈞躲起來了，后來聽說他已經或正在准備去香港。張雲川適於此時到達上海，也參加了會議。陳新桂以表老秘書的名義旁聽。張瀾的臥室在二樓，我們擠在那個小房間裡開會。樓下客廳這時已經擠滿了軍警和等候在那裡准備發表新聞的各報社記者。集益裡8號門前的小弄堂裡擠滿了軍警特務的汽車。　　民盟參加這次決定命運的會議的人是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羅隆基、史良、張雲川和我。首先由黃炎培報告交涉經過，隨后宣讀我們三人由南京帶回的那份宣布解散的書面文件。會上沈鈞儒、史良和張雲川最初表示不同意，提出是不是還有討論其他辦法的余地。張瀾最初也表示猶豫。最后經黃炎培陳說利害，羅隆基和我自然也加以附和。無論怎樣說，文件是由我們三個人共同負責的。當時集益裡8號內外軍警特務雲集的氣氛，確實也証明了邵力子“不成仁便成義”的說法。最后大家勉強同意下來。我含著眼淚下樓，把這個痛心的文件交給等候在那裡的大批記者。我當時的心情有如戰敗國的代表手捧著投降書遞交給戰勝國代表。第二天（11月6日）全國見了報。　　解散文件是張瀾以主席的名義發布的。他感到非常沉痛，當晚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早便叫我根據他口述的大意，替他擬了一個以個人名義發表的書面談話。全文是這樣的：　　余迫不得已，忍痛於11月6日通告全體民主同盟盟員，停止政治活動，並宣告民盟總部解散。但我個人對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之信念及為此而努力之決心，絕不變更。我希望以往之全體盟員，站在忠誠國民之立場，謹守法律范圍，繼續為國家之和平民主統一團結而努力，以求達到其目的。　　我把這個談話稿發至上海各個報社。張瀾希望通過這個書面談話，使全國盟員了解到，他在頭一天以民盟主席名義發布的解散公告，在形勢上是“迫不得已”的，在心情上是“忍痛”的。即使這樣一個照顧到客觀形勢號召盟員“謹守法律范圍”的書面談話，除了當時蘇聯在上海所辦的中文《時代日報》於11月7日全文發表而外，其余所有中文報紙都拒絕或不敢登載。張瀾沉痛地對我說：“殺頭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照顧到全體盟員的安全。至於我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他的這番話道出了他當時的心情。
（責任編輯：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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