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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云台山志：宗教篇（1）
河南云台山志：宗教篇第三篇人文历史第一章宗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凡名山大川与宗教无关者甚少。云台山作为旅游文化名山，从汉末至今的两千多年间，不但引来了众多的帝王将相、文人雅士的青睐，、也接踵而至，并在此互相影响，生根开花，演绎出灿烂的云台山宗教文化，使云台山成为一座底蕴厚重的宗教名山。自后赵时期印度高僧佛图澄在这里创建元极寺以后，多有释家弟子到此禅栖修行，并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隋初慧远法师，一生着书立说，第一个提出净土分类说，成为净土宗初祖；又如唐代中期百岩大师，师承马祖，北上弘法，来到百家岩后在讲禅说法，在当时的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并到京城与发难者激烈辩论，最终将禅宗发扬光大、传播天下，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主流。云台山山势嶙峋，岩壁层深，多有凡人罕至之处，加之这里泉瀑飞流，林幽景美，是道家所倡导的理想修行之处，因此在汉末形成后，就将云台山列为七十二福地之一。事实上，也多有得道高人在此活动。魏晋时期的王烈和孙登始终是的倾慕对象，王烈食黄精、石髓，寿达三百多岁；孙登穴洞而居，无喜无愠，一声长啸，引得凤凰来仪。此外，西晋魏华存首创“吐纳”、“导引”、“咽津”、“存思”、“服气”及“三丹田”的道家修行之说，她所着的《黄庭经》成为上清派的修行要义，其本人也被道教尊为紫虚元君、南岳夫人。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佛、道在云台山还呈现了合流的趋势。虽然民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建筑遭到了极为严重的人为破坏，但20世纪80年代恢复宗教政策特别是对云台山景区进行开发以后，寺院道观大都得到了复建甚至扩建，重新恢复了宗教名山的本来面貌，景区岩谷之间梵刹严整，峰洞上下庙宇宏伟，历代碑刻、佛塔更是散落林立其中。第一节佛教【佛教在云台山的发展】云台山有佛教活动记载较早。据民国18年版《河南新志》记载：“中国有佛寺自自州始，白马寺是也。下此，少林、元极建置之古，均远在隋唐之前。”元极寺遗址在今天的云台山景区内的白鹿山上，其创始人为印度名僧佛图澄。西晋永嘉四年（310年），佛图澄东来中土。后赵石勒时期，佛图澄取得石勒父子的信任，到处营建佛寺。为此他到处游历名山大川，当走到白鹿山时，就在此处依峰构寺，创建了元极寺。至北齐年间，又对寺庙加以扩建。元极寺建于后赵时期（219～351年），不仅在修武是最早的佛教寺院，而且其建寺年代在河南来说仅次于白马寺，比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少林寺还要早一百多年。此外，据考证，圆融寺也是佛图澄同时期所创建。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大发展时期。在云台山地区，除原有的元极寺、圆融寺外，还有建于北齐天宝七年的柏岩寺，即今天的百家岩寺。当时有位名叫稠慧的高僧，奉北齐文宣帝旨意，在太行山一带沿山建寺二十余所，柏岩寺即是其中之一。该寺原名大护国仁王寺，因其地在柏岩，故得名柏岩寺。此后，又在云台山下建有五里源崇明寺、山阳城藏梅寺等，都是柏岩寺的下院。隋初，在今天的青龙峡景区建有净土宗的活动场所。净土信仰源于古印度，形成于公元二三世纪，于西晋传入中国。当时，隋文帝感于慧远法师对佛教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就在这里敕建了净影寺，供慧远法师释义居住。据慧远博宗诸学，精通文理，世称疏王、释义高祖，是中国佛教界的集大成者。其着作有《大乘义章》、《十地经论义记》、《华严经疏》、《大般若经义记》、《法华经疏》、《维摩经义记》、《胜曼经义记》、《无量寿经义疏》，共20部100余卷，其中《大乘义章》被称为佛教的百科全书。慧远对净土宗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慧远为净土宗经典《无量寿经》义疏，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而该疏对中国净土宗影响巨大，故慧远对净土宗的开宗之功不可忽视，因而后人又称他为净土初祖。二是慧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统一的净土分类说，他校研诸经，融会折衷，提出了三净土之说，即事净土、相净土、真净土，成为净土思想系统化的第一个探索者。唐代中期以前，禅宗在中国北方尤其在长安还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着名的南宗马祖曾为此北上弘法，但未达预期目的。其后，他的一个俗名为谢怀晖的弟子，誓以传播南宗禅法为己任，曾游历清凉（五台山）、幽州、徂徕山（今山东泰安县东南），后到怀州修武县柏岩（今百家岩）修行传法，前来问法的很多，门徒多至数百，并共尊之为百岩大师。他的“净心”、“自悟”之说，在当时北方的佛教界引发了很大的震动，于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应诏入京讲说禅要，经过激烈的论辩，禅宗最终赢得了朝廷的尊崇，从此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教派，流布千年，风及海外。宋代以后，佛教在云台山进入平稳发展时期，除对原有的寺院进行重修、扩建外，明初还在沟坡修建了万善寺。嘉靖年间，有临济宗无暇和尚来万善寺作住持，由此该寺成为临济宗的道场。民国时期，由于战乱，佛教寺院多有破坏，最为严重的是千年名刹百家岩寺被冯玉祥的军队在剿匪时被焚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民生活安定和无神论的宣传，信佛者日少，寺僧也大多还俗。文化大革命期间，云台山寺院悉数被毁，僧人也被驱赶还俗，佛教活动停止。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佛教活动开始恢复。至2006年，云台山正式开放的佛教活动场所有三处，即万善寺、崇明寺、圆融寺。【佛教在云台山的活动场所】元极寺曾是古代中州名寺，位于云台山百家岩景区天门山之东峰白鹿山顶，为后赵石勒时期印度高僧佛图澄所建，北齐河清四年（565年）进行了扩建，大造石经和佛像，并在洞口勒石以纪其事。后不知毁于何年，再未重修。圆融寺圆融寺位于吕涧山半山处，建于北魏太和三年（479年）。北齐时，稠禅师奉诏重建，历经十余载建成，青砖金瓦，殿宇重重，僧众达千人，曾被称之为“大河之北佛教丛林之首”。千余年来，朝代更迭，战乱四起，圆融寺屡经战火，几度兴废。北宋时，金人南下，瓷都南移，僧人随之南迁，圆融寺由此凋敝。至明朝永乐年间，汴州城周王朝山进香，见圆融寺荒废无几，便请名僧宗佑和尚住持该寺，并助其银钱两万，修复古寺。施工时，在寺后发现有一天然古洞，宽敞平坦，可容百人，洞内有钟乳石酷似人之内腹，肝胆心肺俱全，相传进洞往返一次，如同轮回一世。故周王特命玉匠塑白玉释迦坐像一尊，供于洞中。由此，前来朝山观洞之人络绎不绝。此后，圆融寺又几经战乱，古刹惨遭毁灭。天然古佛洞及其他建筑均难逃劫难，唯剩那尊玉佛埋于洞内，幸免于难，现保存于修武县文化局。故而当地人又称圆融寺为“佛爷洞”。2002年，圆融寺开始复建，修复后的圆融寺殿宇辉煌，鳞次栉比，香烟缭绕，佛塔林立，诸多建筑群落浑然一体，堪称“深山藏古寺”之“梵刹胜地”。百家岩寺位于位于云台山百家岩景区，原名大护国仁王寺。约建于北齐天宝七年（557年），由稠慧禅师奉北齐文宣帝旨意，沿山建寺二十余所，该寺为其首建。因其所在地当时被称为柏岩，故又得名柏岩寺。此后，又在五里源、山阳城二地建崇明寺、藏梅寺，皆为其下院。此寺历唐、宋、元、明、清而不衰，但于民国年间毁于战火，此后再未修复。在其下沟中一坡地上有百家岩寺塔，又名孝女塔。武则天时期，邻县获嘉有位姓张的女子，幼年失父，除她之外还有姐弟二人，全凭母亲朱四娘艰难维持。张女成人后，至性过人，念严亲早逝，慈母孀居，遂矢志不嫁，来到百岩，皈依佛教，每日诵经为全家祈福。一天晚上，山风呼啸，虎狼饥号。张女于心不忍，就效仿我佛如来舍身饲鹰之事，投身崖下，以饲饿兽。她的母亲朱四娘闻讯悲痛非常，于则天皇后垂拱二年（686年）在女儿投身的崖上建起五级浮图，以彰其女的的至孝和精诚，后人遂称之为孝女塔。原塔不知毁于何时，金代又重修此塔，塔门东向，平面呈八角形，为九级楼阁式砖塔，高20余米。第一层塔向较高，东边有一半圆形拱券门。二层以上各层的四面均辟圭形假门，门上施红彩。每层塔檐部分均砌仿木结构建筑的阑额、普柏枋、飞缘、檐椽、望板和斗拱。檐上覆盖灰色筒板瓦。斗拱呈单抄四铺作，华拱和耍头两边伸出45度角斜拱和蚂蚱头，部分令拱端刻成翼形拱状。栌头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塔身转角处皆砌倚柱，柱头呈覆盆状。塔门内为方形塔心室，竖并形室壁上有砖砌单抄四辅作计心造斗拱。井口枋上隐放慢令拱，单材耍头上置齐心斗。斗拱之一用扇形雕砖和叠涩砖砌成八角形藻井。 1986年11月，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公布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万善寺位于云台山茱萸峰南面山谷沟坡处，俗名“沟坡寺”，又叫“狗刨寺”，建于明代弘治年间（年）。万善寺的起源来历有多种说法，其中以因狗刨地得泉，百姓感戴佛恩而自发捐资创建的传说流传最广。抗日战争时期，寺院大部被烧，建国初期彻底被毁。1990年，落实宗教政策，寺院得以重建，香客盛况如初。1993年7月，泰国华侨严彬为寺院捐赠一尊铜胎金佛。净影寺又名“金灯寺”、“影寺”。净影寺修建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据史料记载，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感于慧远法师对佛教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敕建净影寺，作为“佛门之都”青莲寺的下院，供慧远法师释义居住。也有学者认为，净影寺原为青莲寺的创始人、慧远之师昙始练功之处，后人为了纪念昙始所建。但前一种说法更具有真实性。关于净影寺的损毁，修武一带广泛流传着“火烧金灯寺”的故事，并有“影寺和尚——罢（耙）了”的歇后语。第二节道教【道教在云台山的发展概况】云台山自古即为中国道教名山，传说中的上古神仙宁封子即和云台山有关。宁封子发明了陶器制作方法，被黄帝封为陶正，后在一次烧制陶器时以身殉职，被葬于云台山上。传说他道术高超，能生五色祥云，会驭龙飞升，因而黄帝又拜他为师，学习《龙跷真经》和御龙之术。后来的道教封他为“五岳丈人”，掌管天下五岳之事，并将他所葬之地宁北山（即今天的云台山）列为道家的七十二福地之一。魏晋时期，在云台山一带活动着两位得道高人，他们就是和“”同时代的王烈和孙登。《神仙传》记载，王烈年338岁犹有少容，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孙登掘穴隐修，不交凡人，有仙风道骨。他们都和“竹林七贤”尤其是嵇阮二人有很深的交情。稍后的西晋时期，修武县令的夫人魏华存（史称魏夫人），先是在县衙内闭门着书，撰成首创“吐纳”、“导引”、“咽津”、“存思”、“服气”及“三丹田”之说的《黄庭内景经》（即《黄庭经》），后又到云台山茱萸峰山腰地母洞修行。在她身后的东晋至唐末，以《黄庭经》为修行要义的道教上清派最为兴盛，魏华存因而被尊为上清派祖师，道号紫虚元君。《黄庭经》的问世成为道教发展第二阶段启始的标志。上清派长达六百多年的兴盛流传，使《黄庭经》在被尊为道教重要经典的同时，魏华存也被道徒们奉为领治一方众神的南岳夫人。唐代，由于皇帝追认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为祖先，开始在全国尊崇道教，云台山作为道家的洞天福地，自然成为道教活动频繁的重要场所之一。药王孙思邈在悬壶济世的同时，尤好庄老之学，曾在云台山中采药炼丹，潜心修道，今云台山茱萸峰尚有“药王洞”遗迹。稍后，崔良佐隐于白鹿山之阳，撰《演范》、《忘象》、《浑天》等论数十篇。唐代宗时期的宰相杜鸿渐之父杜鹏举与其友卢藏用隐居白鹿山，探研《黄庭经》真谛，学为练气辟谷之术。唐代诗人钱起在其诗作《夕游覆釜山道士观因登玄元庙》一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孤烟出深竹，道侣正焚香。鸣磬爱山静，步虚宜夜凉。”五代时期，全真教北五祖之一刘操曾在云台山下马坊村一带修行，传说即在此地得道成仙，至今这里还流传着“刘海戏金蟾”的动人故事。金元之际，被成吉思汗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天下道教的邱处机又在马坊村倡修道院真清观，赞叹此处可与圣水、滨都媲美。宋代以后，云台山茱萸峰顶的玄元庙逐渐衰落，至元末明初，该道院由原来的奉祀玄元皇帝老子演变化为奉祀真武帝君的云台寺。真武帝君本是道教中镇守护卫北方之神。北方属水，其色玄；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组成龟形，龟有甲，能扞御，故曰武，所以合称“玄武”。宋时因避真宗赵玄郎的名讳，改“玄武”为“真武”。大中祥符年间（年），尊为“镇天真武灵应佑圣帝君”，世称“真武大帝”。由于历史的、宗教的、地域的等原因，真武大帝在全国各地的道教宫观庙宇中地位独特，被尊为“祖师爷”，很多地方都建有“祖师殿”、“祖师庙”。而在修武敬奉“祖师爷”的风气更盛，云台山上下有多处庙宇敬奉真武大帝，其主道场即在云台山茱萸峰顶的云台寺，与武当山的“南顶”相对被称为“北顶”。山下不少村庄还成立有“金顶圣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日都要组织信众上茱萸峰朝拜，香火极盛。第三年还要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朝南顶”活动，到武当山朝拜真武大帝。这项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后因战乱，“朝南顶”活动逐渐停止，而“朝北顶”活动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取消。新中国成立后，道士还俗。尽管春节前后普通家庭仍要烧香上供敬奉“天地全神”，但虔诚之人已为数不多。落实宗教政策后，道教重新开始在云台山活动，并有所发展。【道教在云台山的活动场所】玄帝观（云台寺）在云台山茱萸峰顶。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时，又下令在全国修建专门敬奉玄元皇帝的玄元庙36座，此庙即为其中之一。唐代，云台山玄元庙香火兴旺，道士众多。但五代以后，玄元庙日渐颓废。明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特别推崇真武大帝，在武当山为其大修宫观庙宇30余年，全国道教信徒也因此转而信奉真武大帝，修武信众就在原玄帝观的废址上兴建了奉祀真武的云台寺。云台寺又名玄帝行宫，地处云台山极顶，加之这里自古就流传着真武大帝在此修行成仙的大量民间故事，因此它与南顶武当遥相呼应，被人称为“北顶”。云台寺在明清两代最盛，全县信徒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日都要组织到茱萸峰朝拜烧香，成为一年中重要的“朝北顶”活动。新中国成立后，道士还俗，庙宇渐废。90年代后期，开始对云台寺进行复建，并邀请武当道士来此担任住持。2007年，又对云台寺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扩建。地母紫虚洞位于云台山茱萸峰南侧中部。传说为女娲修行之地，曾在此处炼石补天，抟土造人。西晋时期，道教上清派祖师魏华存曾在此洞奉祀女娲，独自修行，后被封为紫虚元君。由于此洞先有女娲，女娲被后人称为地母娘娘；后有魏华存，被道教奉为紫虚元君，故被称为地母紫虚洞。真庆宫在云台山景区衚衕窑村北。清康熙年间，有位名叫梁阳龙的河北保定道士来朝云台山顶玄帝观，有感善男信女朝顶艰辛，路途遥远，就动员当地士绅范正脉等捐财施物，在此修建了玄帝观的下院，名为真庆宫，也祀真武大帝。新中国成立后渐废，后再未修复，现为岸上乡政府所在地。三帝宫位于子房湖东岸，主奉中华民族三位共同的祖先：东方木德天帝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不知建于何时，现已被湖水淹没。青龙洞在青龙峡陪嫁妆村东山上。相传该洞青龙因行雨犯规，被玉皇大帝贬下凡尘，在武陟县万花庄入赘为婿。贬期满后，归天复洞。每逢天旱，周边村民则到这里祈雨，辄求辄应，武陟万花庄人来尤为灵验。据清末贡生杨敏书《游青龙洞记》：“……洞广数丈，高不过四尺，中通一沟，广止丈余，清水湛然流出，秉灯深入三十余步，上石天，下水底，盘曲皆如龙形，其后则水抵洞门，不可入矣。洞之南，旧有玉皇祠，林木中残碑尚存，北洞则晨昏潮水，南洞则朝暮出云。盖此洞与黄龙洞其为神灵之旧府矣。予于戊戌夏往游，见夫上耸千仞之高峰，下临万丈之绝壑，幽岩怪石，异卉奇花，日丽午而弥鲜，时当暑而俱润。洞旁居人又告予曰：‘天将雨，洞中辄若雷鸣，且时有丝竹弦管之声。’则其为龙宫也，益信。若龙之幻形为人，而佣工而纳妇，则记在武陟万花庄之龙祠，其有无不可知也。”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山西大旱，赤地千里。光绪皇帝闻知修武县青龙洞祈雨皆灵，就诏命在京的原河北道雷某设坛祭告青龙。雷某遵旨施行，不久就传来灾区普降甘霖的喜讯。光绪皇帝大喜，遂御书“惠普中州”两面金匾，派人分别护送至青龙洞和万花庄，金匾至今仍存。陆真祠位于云台山下九里山。初建于后唐代天成元年（936年），后为金末元初全真七子之中的长春子邱处机、长生子刘处玄、长真子谭处端、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丹阳子马钰六人的讲道之所。明洪武年间改修，专祀此六人。明清民国三代，每年邱处机的生日正月十九日这一天，周边群众都要效仿北京的燕九节，准备美酒和全羊等丰盛的祭品，到陆真祠祭祀六位道家神仙，并在这里游玩作乐，夜里还要填仓祈谷。真清观（海蟾宫）位于云台山下马坊村，主奉道教北五祖之一刘海蟾及全真教主邱处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全真教掌门人邱处机应金主之召赴金都燕京。他路过修武，看到县北马坊一带北接太行，东连苏门，稻塍莲荡，茂林修竹，喜爱其风土之美，徘徊流连不忍离去。他对徒弟们说：“天下道院，武官为其冠首，滨都次之，圣水又次之。你们如果能够在这里隐居修道，那么这里就能和滨都、圣水相媲美了。”他的徒弟就和当地乡豪马子安协商，捐地购材，一年后果然在这里盖起了一座道院。当时道院并无名号，直到金大安元年（1209年），才被金主赐以真清观。又因邱处机曾在这里手书《刘海蟾入道歌》，又名海蟾宫。金末诗人元好问曾作《真清观记》。祖师庙位于云台山下县城北关村。该庙座北朝南，面阔三间，单檐悬山顶。相传很久以前，北关村有一吕姓恶霸，横行乡里。真武祖师化作一位道人，将吕氏坟地的的荆根、枣根刨出，使吕家败落。为了报答祖师，人们用荆根、枣根做梁，建起祖师庙。两架大梁凸凹不平，非常壮观。1994年，在落架维修祖师庙的过程中，不但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建筑构件，而且出土了两块砖刻，一块上刻“庙塔正大五年二月建祖师八卦”，另一块上刻“荆枣根梁庙二月建孔先生”，进一步印证了最晚在金代正大五年（1228年），祖师庙的荆根、枣根大梁已经存在。祖师庙现存各种碑刻20余通，碑文主要记述了每年三月初三日“金顶圣会”的盛况，以及历次到武当山朝圣的经过和人选。第二章猿仙通背拳猿仙通背拳发源于北宋年间的净影寺，金代传入少林寺，成为少林寺与大悲拳齐名的内家拳种之一。明代，此拳开始传入民间，至清代又再度传回修武，并在此发扬光大，其传人代代相承，不断研习完善。咸丰年间，双庙村郭再汾以此拳得中武举，被誉为“雄风柳絮”。如今，该拳在当地已传至第十一世，练习者数千人，和太极拳、八极拳一起成为发源并传承于当地的焦作市三大拳种之一。第一节源流与传承【源流】猿仙通背拳发源于云台山国家风景名胜区青龙峡景区的净影寺，文献记净影寺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又名金门寺、金灯寺。北宋时，净影寺香火旺盛，僧人一度达到近千人，他们之间分工明确，一部分僧人习武悟禅，被称为武僧。因净影寺地处深山老林之中，常有猿猴在山岩林间攀爬嬉戏。于是有武僧就仿照猕猴学其跃岩、攀枝、疏臂等动作演练技巧，渐成一套独特的拳法。相传某日，有一短悍貌类猴身的老者，至前与武僧比试，众武僧虽年轻力壮，身法步势灵活，但均不敌老者，遂拜老者为师。老者以拳法相授，功成后老者对众人说：“此拳当行艺于天下，广传济世。”言罢，忽而不见。众僧惊讶，揣其相貌及其所传拳法技巧，乃明白这是猿仙点化，故将此拳取名为“猿仙通背拳”。金时，各寺院之间有互换禅师之例，此拳得由净影寺传少林寺。少林寺武学深厚，此拳经少林武僧改进后日臻完善，遂有“起于净影，精于少林”之说。【传承】明代，民间武学流传广泛，有官宦子弟敢废、武备二人传于传于郭万清、张文魁等十杰士。拳谱记载：“夫官游之家，恣意养名，治在太平，遍排十杰士周游传教。”张文奎、郭万青传于洛阳人董成。董成，字子生，号称公德先生，一生不爱荣华，只喜修身练拳，其祖上世习太极长拳，他本人也有相当的武学造诣。后出家为道士，奇遇第二代拳师郭万青，郭喜董资质品优，就收董为徒，细心传授。董如饥似渴，狠学苦练，学成后隐居太行深山研悟师传奥妙，最终悟得真谛所在，成为一代宗师，并创拳经理论“一经，二近，三跪，四成，五动，六灵，七开，八靠，九扣，十问”之法及人体各部位指导理论之法。清乾隆年间，董已是近百岁年迈之人。一日在深山之中被蛇咬伤，倒在路旁，生命垂危。恰逢山西省泽州许圪道村许秀文、许秀武兄弟二人路过此地，将董救回家中，用祖传中医救得董命。董感其救命之恩，随将猿仙通背拳尽传于许氏兄弟。后许氏二人携家小迁?高窖河村（今属焦作市）。许秀文传子有清，有清传子万怀，万怀传子桂林、外甥郭再汾、郭敬孝、马福元，桂林传子安吉，许安吉传子乐敏、尚应时、牛国立、吴公升、王风天、靳福泽、路灯朝、李致进、许传高、于国宝等。清咸丰年间,第六代宗师许万怀文武双全、智勇过人，他潜心钻研,把创拳之初的六路拳法和拳经十问里的部分招式溶为一体,整编为八路拳法,共108式,使其套路在演练时更加合理完善。许万怀的嫡传弟子许桂林、许桂芝以及其外甥郭再汾在严师的教导下，个个武艺超群，尤其是郭再汾已达出神入化之境，进京应试得中武举，被封“武德骑尉”之职，获赐御匾“雄风柳絮”和北京万寿山贤柏树一棵。郭成名后为感师恩，出资修造石楼两处。民国年间，御匾丢失，但石楼和贤柏树至今尚存。郭再汾的三个儿子郭定山、郭定中、郭定宇均系清末“武痒生”。此为“猿拳”兴盛时期。自清代乾隆年间至今，许氏“猿仙通背拳”已传至第十一代。第十代传人代表李培军为继承和发扬猿仙通背拳，在同门众师兄弟的协助下，挖掘整理编着了《猿仙通背拳》一书。此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大师的大力支持，释永信大师亲自审稿，并赠送国际书号，题字“少林真传”。第二节拳法概论【拳法特点】猿仙通背拳有三大特点。一是该拳文化内涵丰富，吸取万物生克制化之易理，融会拳理万变归一始终，以阴阳易理之道统驭拳论。二是此拳发源于猴群活动频繁的净影寺，在拳法中多仿猴形，因此在演练时轻灵如行云流水，起伏似春风和柳，挺立如严冬傲梅，但又具摧枯拉朽之威猛，故有“雄风柳絮”的美誉，集健身、防身、健美于一体。三是它技击内容丰富，小巧紧凑中似灵猫捕鼠，大开大合时则如灵猿探臂放长击远，以小胜大，攻防兼备。【拳式】猿仙通背拳共108势，分八个套路完成，意寓着中国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之说。本拳演练风格颇丰，其中有九蹲、六靠、四十二手、二人格斗战法三十二势、通背阴阳球法，不仅技击性强，而且久练之后亢气大补，肾气再生，是推广全民健身的极好体育项目。一路：金鸡展翅、按手提膝、拗步拳、狠脚顶手、开弓射虎、埋伏势、白猿看果、单鞭势、斜行势、狠脚銮炮、天王托塔、金鸡独立、把手冲天炮、凤凰展翅、二起脚、肘底锤、独立炮、顺手牵羊。二路：拉马上靠、跨虎势、金鸡撇翅、青龙出海、坐马推山、倒骑龙、抛架子右横左踩、旋风脚、伏虎势、右箭靠打、白猿盖顶、云手劈拳。三路：单风贯耳、连环腿、回身靠、浦地捉雁、白鸡分窝、中单鞭、前贯后撩、黑虎翻身、旗鼓势、左箭步靠打、金刚坠、摇山六拳。四路：霸王举鼎、白蛇吐信、一霎步、鸡子钻林、双锤撩阴、扇通背、滚手炮、白猿跳箭、雁翅势。五路: 见手、左右骗马、穿心腿、悬脚势、仙人择茄、移步跺脚、朝阳手、雀地龙按下、十字披红、对心肘、三换掌、二郎担山、泰山压顶、通袖腿、白猿择果。六路: 白鹤亮翅、金丝缠箭、下四平、袖抱头推山、如封似避、当头炮、十字鞭、左右穿桩腿、金鸡晒膀、降龙势、金鸡跌翅、后肘靠打、前肘靠打、小鬼钻、老君背山、指裆锤、金鸡抖翎、白猿攀枝、白蛇脱皮、探马势、拗拦肘、脑后锤、骏马提铃。七路：小开门、十面埋伏、青龙舞爪、左按右掌、中心顶分心掌、挑肘推胸、正撵猴、反手箭狮子大张口。八路：双手抱玉瓶、合手双架梁、四门抖、满肚红、踩堂腿、斜行靠、玉女穿梭、野马分鬃、倒撵猴、搂手拗进、珍珠倒卷帘。第三章古代名人江山留胜迹，风景重人文。云台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山水相依，雄中含秀，是一处以苍山奇峰为骨架、森林山谷为主体、潭瀑泉瀑为脉络、悠久历史文化为内涵，供休闲、游览以及开展科普科研等多种活动的理想的山岳型景区。壮丽秀美、奇妙绝伦的云台山水，引得无数文人名流慕名来游，相继登临，他们或长期寓居，或短暂栖留，或为躲避尘世的纷扰，或作怡性思古之幽情，特别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在此活动长达20年之久，其高情雅致不仅是后世文人的榜样，他们的山水审美观对中国园林从宫廷走向大自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云台山上承三晋，下连河洛，九寨关地形险要，山下平原为米粮之仓，历代帝王将相无不看重其独特的军事和政治地位，竞相登场亮相，逐鹿云台，从商汤到武王，从刘邦到刘秀，十六国时期后燕慕容垂在白鹿山下一举剿灭自立为王的翟钊，宋金之际王彦、岳飞领导的“八字军”沉重打击来犯金兵，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曾巡游到此，乾隆还在此留下了《七贤咏》诗篇，汉献帝被废为山阳公即居住在云台山下的浊鹿城，他宽赋减税，治病救人，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传说和故事，至今焦作一带的许多风俗还与他有关，他的陵寝及其在百家岩的避暑台更是历代文人的拜谒之处。云台山山势嶙峋，谷深林茂，郦道元的《水经注》说它“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竹柏之怀，与神心妙远；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在此隐居禅修的高僧名道代不乏人，佛教有印度高僧佛图澄、少林二祖稠禅师、净土初祖慧远、南宗北传百岩大师等；道教魏晋时期的王烈与孙登，西晋的上清派祖师魏华存，五代时的北五祖之一刘操，金元之际的邱处机等，他们或在此长期隐修，或在此建有寺院道观，他们不仅丰富了中国宗教文化，更为云台山罩上了一层神秘美丽的宗教光环，使这座宗教名山更加灿烂夺目。第一节上古传说人物【宁封子】在洪荒上古时代，修武就有人类在这里刀耕火种、繁衍生息。因为这里背山临水，风景秀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先民们取食无忧，生活安定，就把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称之为宁。在宁地的部落中，有一位叫封的人。他生而有智，力大神勇，很快就成为部落的首领，大家都尊称他为宁封子。当时，人们虽已懂得用火烧熟食物吃，但还没有盛物的器具，只能把猎获的食物用明火烤熟后双手撕抓；口渴了，就到河边爬下掬水而饮。这对老年人和小孩子来说特别不方便，并且很容易受到鳄鱼等猛兽的伤害。宁封子为此十分苦恼。一天，宁封子在河里捉了几条鱼，带回来架在篝火上烧烤。这时，有位族人走来向他禀报一件紧急事务，需要他去马上处理。这时鱼还没有烤熟，他就随手挖了些泥巴，把鱼包得严严实实，埋在篝火中，才跟着那位族人离开。因为事情很麻烦，他就把烤鱼这件事忘掉了。几天后，他忽然想起那向条鱼，把篝火刨开一看，那几块泥巴早被烧成了土红色。宁封子把它们拨拉出来，凉透后拿起来觉得轻了许多，用手指轻敲，当当作响。小心打开头部，里面的鱼已化成粉灰。宁封子端详着这个鱼形的干泥巴，若有所思。忽然，他扭头奔向河边，把那块“泥巴”舀水一试，不渗不漏。他欣喜若狂，立即召集全部落的人，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大家，并把这种可以盛物的烧制泥器命名为陶器。他又从部落中挑选了十几心灵手巧的小伙子，跟他一起开始烧制各种形状的陶器。很快，宁地部落就使用上了陶瓶、陶罐、陶盆、陶碗等，人们吃饭喝水再也不用手了，多余的食物也能更好地存放了。其他地方的人知道宁地部落会生产陶器，就纷纷带着皮毛、肉干、谷物来这里换取陶器。不久，部落联盟首领黄帝知道了这件事，就派人把宁封子请来，正式任命他为陶正，掌管天下制陶之事。经过多次对比试验，宁封子发现宁地的粘土烧制的陶器最为坚硬美观。同时，他潜心钻研摸索，又发明了烧窑制陶法。烧窑制陶使陶器可以成批量地生产，满足了华夏各部落对陶器的使用需求。一次，宁封子在带领窑工们在烧窑时，任凭怎么添薪加柴，窑内就是达不到应有的温度。眼看整窑的陶器就要毁坏，宁封子心急如焚。他想起动物尸体可以助燃，但眼下一时找不到动物。于是，他拨开众人，纵身跃入窑内。窑工们被他的举动惊呆了，待他们醒转过来时，只听窑内轰然一声世巨响，并有红黄绿蓝紫五色火焰从中喷薄而出。在腾腾的烈焰中，还有个人影在跳跃舞动。火熄后，人们赶紧开窑寻找宁封子的遗骨，但只有几十颗晶莹剔透的五色珠子。窑工们还惊奇地发现，这一窑陶器上面都有一个舞动的人形。消息传到黄帝那里后，他十分悲痛，并派主管礼仪教化的大臣仓颉到宁地主持宁封子的葬礼，把宁封子肉身所化的几十颗珠子收集起来，安葬在宁北山——也就是今天的云台山中。那天晚上，黄帝和宁地部落的人都做了一个相同的梦，宁封子在梦中告诉大家，不要为他的的死而感到悲伤，他已被天帝封为陶神了。现代的考古发现原始陶器上大都绘有鱼纹和人形，据说鱼纹是为了纪念宁封子的伟大发明，人形则是为了铭记宁封子对陶瓷事业崇高的献身精神。他的事迹见于《太平广记》等史料。【瑕邱仲】瑕邱仲，虞舜时人，曾在宁地水侧卖药，历时百年，人以为寿。相传瑕邱仲在宁北山（今云台山）采时，曾有一次在深山采到一株千年灵芝，大如盆口，高有二尺，重达十斤，闪闪光射日月，阵阵药香扑鼻。有人闻知曾以十匹骏马相换。瑕邱仲采药卖药一生，早就知道灵芝能治百病，久服且能延年益寿，甚至能够成仙。因此，他对所采灵芝视若珍宝，多大的价格也不卖。但他又怕被人盗去，就切碎自服，每晚一次，服用数年后竟然落牙重生，白发变黑，目视千里，耳听百步。后来这一带发生了大地震，死了很多人，瑕邱仲也被砸死在自己的房屋里。他的邻居幸免于难，看到瑕邱仲已死，就把他的尸体扔到河里，将他的药据为己有。谁知没多久，瑕邱仲竟然穿着皮裘回来了。他的邻居大为恐惧，连连磕头求饶。瑕邱仲哈哈大笑，说：“老邻居呀，你快起来吧，我不会责怪你的。其实我早已是不死之身，你这样做只是替我扬了名啊！”说吧，飘然而去，再无踪影。其事迹见于道家神仙着作《仙释》。第二节帝王将相【帝王】商汤夏末时的商部落首领。他唯才是举，勤政修德，四方德服。而当时的夏桀王荒淫暴虐，百姓恨之入骨，诅咒宁愿与其同死。商汤看准时机，就以“奉天命，革淫暴”名义号召天下诸候举兵伐桀，这就是历史着名的“商汤革命”。商汤率军直带夏桀的国都斟寻（今河南省巩义市东），夏桀急调大军于国都东迎敌。由于夏桀不得民心，军无斗志，夏军大败。夏桀只得带领败军向故都平阳（今山西省运城安邑镇）撤退，商汤也率军过黄河上太行紧追其后。平阳大战后，夏桀再败，下山沿太行山边战边退，在鸣条（今河南省封丘县东）终被商军围歼。商汤在追歼夏军的过程中，曾两走太行山，并在云台山一线留下了三处宿营地。后人为纪念商汤革命的功绩，就在其原宿营地修建了三座汤王庙。汉献帝汉献帝刘协（181~234），字伯和，东汉灵帝之中子。刘协自幼聪明睿智，颇受灵帝喜爱。但他生逢乱世，命运多舛。他出生不久，生母王美人就被何皇后毒害，由祖母董太后对他继续抚养。刘协8岁时，灵帝驾崩，后宫再次祸起，董太后被逐出皇宫，很快又被鸩死。而此前，因宦官专权，朝政腐败，各地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逃亡，导致了黄巾军农民起义。在对农民起义镇压的过程中，地方豪强武装迅速膨胀发展。激烈的宫廷斗争，最终引来地方豪强势力的参与。宦官“十常侍”欲诛总揽朝政的大将军何进，何进忙联络地方豪强袁绍，策划要把宦官们一网打尽。不料泄露事机，何进反被宦官张让、段珪矫诏诱杀。袁绍兵至，宦官们挟持汉少帝刘辩和时为陈留王的刘协出逃。至小平津，袁绍追兵赶上，张让投河而死，段珪被乱军所杀。汉少帝和刘协准备回京，孰知到北邙山，又被陇西豪强董卓截住。董卓见17岁的少帝刘辩浑身颤抖，口不能言，而幼小的刘协却从容答对，不失威仪，遂在返回洛阳后的当年九月（189年），赶走袁绍，废掉少帝，扶立刘协为皇帝，史称汉献帝。此后的数年，汉献帝被董卓挟持。董卓生性凶恶残暴，他欺皇帝年幼，专权独断，秽乱宫帷，激起洛阳以东各地军阀的联合起兵讨伐。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强行迁都长安，临行时将洛阳化为一片焦土。初平三年（192年），司徒王允结连董卓部将吕布杀死董卓，但王允很快被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杀害，汉献帝再次落入强横军阀之手。而此时的汉献帝，亲历或目睹了国家的破乱，人民的流离，更主要的是自己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掌握，因而迅速成熟起来，开始学习治理国家和施展政治抱负。初平四年（193年）九月，年仅14岁的汉献帝“试儒生四十余人”，从中选拔贤能，上等赐位郎中，其次为太子舍人，下等则罢归。十月，他亲临太学观摩典礼仪式，并按太学生成绩情况“赐博士以下各有差”。第二年春，他亲耕籍田，行天子九推之礼，以示对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视和鼓励。但天不遂人愿，从四月起大旱，加之连年风雹蝗害，地震山裂，战乱不休，使得粮价猛增，“是年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民相食，白骨遍野。汉献帝命侍御史侯汶开仓赈恤，每天作粥供食饥民，但饿死的人仍然不减。他疑心其中有诈，遂亲自量米作粥，察知“米豆五升得糜三盂”的实情，他将结论传告百官，满朝文武震惊，尚书以下皆到省阁谢罪。主赈官侯汶被杖责五十。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汉献帝是不可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治国抱负的。从兴平二年（195年）二月，李傕、郭汜相攻，汉献帝被他们争来夺去，奔波不定。年底，他摆脱李、郭二人的纠缠到达安邑（今河南安阳市）。次年七月，他在杨奉、董承的保护下回到故都洛阳。但此时的洛阳已非当日的繁华国都，屡经战火，满目疮痍，居民只有数百家，且无可为食，尽出城剥树皮、挖草根裹腹。因宫室烧尽，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颓垣之间。又因各地割据，委输不至，尚书郎以下只好各自樵采，“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凄惨之至。八月，汉献帝被另一军阀曹操迎立，并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市）。曹操雄才大略，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而且是着名的野心家。此后，在朝中他广招贤能，遍植亲信，排挤旧臣，诛杀异党；对各地割据军阀，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用5年时间实现了中国北方的统一。此间，汉献帝愈来愈感到曹操的威胁。每日上朝，他见曹操擅权作威，往往如芒在背。一天，他趁曹操独自进宫奏事，鼓起勇气对曹操说：“您如果要辅佐大汉的话，就请您厚待我们；否则，还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吓得曹操惶悚不安，自此不再进殿，只在府中召集百官议事。建安五年（200年），汉献帝密诏董承等几位近臣除掉曹操，不料事情败露，参与谋事者全部被夷灭三族。曹操恨犹不休，带剑上殿，缢死怀有身孕的董承之妹董妃，当面斥责汉献帝。并调心腹军士为御林军，加强对宫室的控制。自此，汉献帝完全沦为傀儡皇帝，不仅百事不得自专，纵连婚姻也不得作主。建安十八年（213年），汉献帝被迫赴魏都邺迎娶曹操的三个女儿为贵人。翌年，曹操借伏完谋反，将伏皇后及其所生的两个皇子全部杀害。第三年正月，汉献帝在曹操的逼迫下，册立其中女曹节为皇后。汉献帝自知回天无术，只好得过且过，诸事不问，而曹操却由魏公加封为魏王，用天子车服銮仪。但几年后，汉献帝的“名誉”皇帝也做不成了。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承魏王。同年十月，在曹丕的授意下，群臣劝说汉献帝以尧舜故事禅位魏王。他虽然很不情愿，但审时度势，汉朝早已明存实亡，遂三下诏书，设坛禅位。其第三道诏书云：“咨尔魏王！昔者唐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滋昏：群凶恣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徵；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祗顺大礼，飨万国以肃承天命！”曹丕受禅，封退帝刘协为山阳公，都浊鹿城（今河南修武县五里源乡李固村），邑一万户，位在各诸侯王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并命他即日起行，前往封国山阳（其境域包括今河南焦作市山阳区和修武县西部、北部）。刘协做山阳公后，其事迹正史不载。但在修武一带却至今流传着他广施仁政的故事。相传，他来到浊鹿城后，稍作安顿，便离开王宫，四处巡游察看民情。当时，由于连年征战和疫病流行，劳力不足加上沉重的赋税，致使山阳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草草掩埋的尸首和弃置荒野的死婴，随处可见，养肥了成群的野狗和乌鸦。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百姓们，在倾斜欲倒的草舍前跪迎这位王公的到来。看到这些被肆意践踏蹂躏的苦难百姓，勾起了刘协对自己过去朝不保夕的痛苦生活经历的记忆，更坚定了他治理山阳的信念。第二天，他就派人四处张贴榜文，宣布以后所有赋税一概减半，垦荒种植者，免交三年赋税。消息传出，山阳百姓奔走相告，无不称颂。其后，他还经常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并利用自己在宫中向太医们学得的精湛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山阳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空闲时，刘协喜欢到浊鹿城北的小山上登高远眺，沉醉在青山红日、竹林翠晚的诗情画意之中。盛夏季节，他常到国北的百家岩游玩，一边纳凉，一边观赏吼声如雷、喷珠溅玉的天门瀑布，在那里留下了“避暑台”的遗迹，现在该处尚有宋人石刻“汉献帝避暑台”六个大字。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三月，汉献帝病逝。魏明帝曹睿闻讯，“素服发丧，遣使持节典护丧事”。随后，命太尉以太牢告祀文帝庙，谥山阳公刘协为汉孝献皇帝。在大司空崔林的监护下，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于八月汉献帝被以天子之礼葬在浊鹿城西北十里之处（即今修武县方庄镇古汉村南）。陵墓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下葬之日，由河南尹亲引丧车，三百校尉护卫，公卿子弟三百余人皆丧服送葬。至墓地，由武士奉棺椁入陵，执事安放明器，太祝进献祭品后，司空校尉覆土成陵。陵墓高二丈，周围二百步。这天，明帝在京衰服素冠，亲率群臣百官致祭，并下诏盛赞汉献帝“齐圣广渊，仁声旁流，柔远能迩，殊俗向义”，“授位明堂，退终天禄”，“冠德百王，表功嵩岳”。之后，赐汉献帝陵为禅陵，令地方官划定以禅陵为中心的135亩大的陵园，设置正副职官员负责管护。其后的一千多年，虽经朝代更迭，护陵之职早已不设，但山阳人民感念刘协恩德，在古汉山上修建了山阳公祠庙，并到每年清明节这天，四周村庄轮流主持庙会进行祭祀。清代，修武县知县为防不法之徒侵占陵区，重新规划了陵园四至，标刻在石柱上。顺治十五年（1658年），修武县知县卜永升在县城东关设立禅陵碑。从此，每年九月九日，修武县知县都要率属官到碑下望陵遥祭。1963年，修武县人民委员会公布汉献帝禅陵为县级保护文物。2000年9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又将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翟钊十六国时丁零族人，其父翟辽于东晋太元十三年（388年）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南）自称大魏天王，建年号，置百官，史称翟魏。翟辽欲与在前此两年（386年）已于中山（今河北定州市）称帝建后燕的鲜卑贵族慕容垂分庭抗礼。太元十六年（391年），翟辽死，子钊立。翟钊攻邺城，被后燕骠骑将军、辽西王慕容农击退，慕容垂闻讯大怒，引师伐钊于黎阳（今河南浚县）。次年六月，慕容垂率军在黎阳大败翟钊。钊收遗众，奔逃至修武白鹿山凭险自守，燕军竟不得进。慕容农对慕容垂说：“翟钊没有存粮，必不能久居山中。”燕军大部乃班师回都，留下精锐骑兵在山下潜伏。翟钊不见燕军攻山，打听山下没有伏兵后，果然下山。燕军突起，还兵掩击，尽获其众。翟钊单骑突围，投奔建都于长子（今山西长子县）的西燕皇帝慕容永，次年为永所杀。翟钊所统七郡三万余户，皆安堵如故，尽入后燕版图。【将相】张良张良（？～前185）字子房，秦末汉初军事家、政治家。他原是韩国贵族，其祖先五代曾在韩国任相。秦灭韩后，张良切齿痛恨，用万金家财招募到一位能举起120斤铁锤的大力士，在博浪沙（现原阳县境内）谋刺秦始皇，可惜误中副车，未能成功，张良被迫逃到修武县太行山（即今天的云台山）一带避祸。相传他隐居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岸上乡子房沟一带。期间，他又曾游历下邳，巧遇圮上老人黄石公，得《太公兵法》，并将其携回云台山中认真研读，各种兵法战术熟稔于胸。秦始皇死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张良先是聚众归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韩成为韩王，任韩司徒。后韩王成被项羽所杀，复归刘邦，成为刘邦的重要的谋士。楚汉战争期间，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均为刘邦采纳。刘邦称赞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汉朝建立后，张良被封为留侯。晚年厌倦政治，常在家中修行道术。又传他再次归隐云台山，并在这里得道成仙。子房湖畔的张良峰相传即是他的化身。杜鸿渐杜鸿渐（708～769），字文选，濮州（今河南省濮阳市）人。其父杜鹏举，曾任安州刺史；祖父杜承志，武后时任监察御史、怀州刺史。杜鸿渐的父亲杜鹏举曾长期在白鹿山一带隐居，因此他的童年和少年也是在此度过。他自幼好学，举进士后初仕延王府参军，肃宗时授兵部郎中知中书舍人。乾元二年（759年），在平定康楚元叛乱中有功，拜尚书右丞太常卿。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因平定崔肝事变有功，拜杜鸿渐为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副元帅。晚年信佛，死时命以浮图葬，不为封树。天宝八年（749年），他重游百家岩，受寺僧委托撰作《重修百家岩寺碑》，其中对百家岩风景的描写非常优美生动：“记有之凝冬不沍，永日清暑，盈虚应期，漱浣流恶，厨北之流泉利用之极也；倾崖前表，飞涝远激，皎如睛霓，喷若风雷，寺西瀑布威仪之观也；一径横亘，纡余乍灭，静出猿鸣，视临河嵩，隐见眉睫，极远之路也。若夫奇檀修竹，嵇灶孙台，邓封遗堆，玉仙余水，昔人之休寄此地者，岂不宜哉？”刘昌祚刘昌祚（约），字子京，真定（今河北真定县）人，为北宋名将。其人气雄貌伟，精通兵法，尤善骑射，有百步穿杨之能。刘昌祚的父亲刘贺，在定州之战中牺牲，刘昌祚得以父勋被朝廷录为右班殿直主，后迁为西路都巡检。出使辽国回朝后，宋神宗亲自考试其驰射，百发百中。宋神宗当即授其通事舍人之职。夏兵入侵刘沟堡，刘昌祚率骑两千出援，敌人在黑山设下万骑埋伏，先以小队诈败，诱刘昌祚深入，结果刘昌祚他们被重军围困，两军厮杀，难分胜负。黄昏时分，夏兵主帅骑马前冲，企图活捉刘昌祚，刘昌祚一箭射去，正中敌帅咽喉，跌马而亡。夏兵见主帅已死，纷纷溃逃。战后，宋军主帅李师中向朝廷报刘昌祚为头功，被任为阶州知州。后入蜀破羌有功，加皇城使、荣州刺史、秦凤路钤辖，又加西上阖门使、果州团练使、河州知州。元丰四年（1081年），刘昌祚任泾原副都总管。宋军西征，诏命刘昌祚与总管姚麟率兵五万，在环庆都总管高遵裕的统一指挥下，泾原、环庆两部合军西进。刘昌祚部已入夏境，而高遵裕部却迟迟不到。刘昌祚只好孤军深入，到达磨脐隘后夏兵十万据险抵抗，宋军不能前进。刘昌祚手执两盾，奋勇向前，率先登关，夏兵惧之而稍退，刘昌祚挥师而上，乘胜掩杀，斩敌一千七百余人。又进鸣少川，取其地窖存粮。兵至灵州城，夏人城门尚未来得及关上，宋军先锋夺门，几乎就要攻入城内，这时高遵裕快马遣使，阻其攻城。刘昌祚只好下令暂不攻城。这天晚上，高遵裕在距灵州城三十里的地方遭遇夏兵，刘昌祚得信后派兵数千前去救援。夏兵撤走后，高遵裕嫉妒刘昌祚，想以应援迟缓之名杀掉刘昌祚，被部下劝止后，就解除刘的兵权。高遵裕围城十八日而不能下，反被夏人决开七级渠灌淹，宋军溃败。高遵裕命刘昌祚断后，把失败罪责强加于刘昌祚。元丰五年（1082年），又移官泾原，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延州。刘昌祚大修马政，建复堡砦，很快振兴当地军事，屡破入侵夏兵，杀其统军二人。又在陇山募军屯田，加强了军力。再迁殿前副指挥使、冀州观察使、武康节度使。刘昌祚死后，谥号“毅肃”。当时其家乡真定已沦入金地，而修武山清水秀，为其旧游之地。他和百家岩寺的住持道凝大师交往甚密，曾向朝廷为道凝请赐紫衣。因此，其子孙按照他的嘱托，把他埋葬在修武县云台山区，并建起了一座庞勋院，彰其生前功绩。王彦岳飞王彦（），字子才，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人。自幼读书练武，有文韬武略之才，被北宋将领钟师道选为军官。建炎元年（1127年），率张翼、白安民等十一个头领七千军卒，渡河北上收复卫州新乡，被金兵数万围困于新乡，突围后只余七百人，入共城（今河南省辉县市）转修武进入太行山，在九寨关（今属青龙峡景区）誓师明志，在每位将士的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八字军”。此后，他们以“八字军”闻名于太行山一带，迅速发展到十万多人，并以九寨关为据点联络黄河以北各地抗金义军，不断打击金军，迫使金兵在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与宋军言和。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市）人。金军南犯后，各地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反抗金国的残暴杀掳，岳飞也就是在这时参加了王彦的抗金队伍，并在脸上刺上了“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由于他作战勇猛，很快成为“八字军”的重要头领。他率军于九寨关大战金国耶乌居，枪挑敌酋黑风大王，金军大败，迫使金国与宋议和。军功报于留守汴京的宋军元帅宗泽，从此岳飞受到朝廷的重视，后来成长为南宋最着名的抗金将领。九寨关城堡至今尚存，九座兵寨遥相呼应，安扎在中原入晋蜿蜒崎岖的古道四周。此地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向西可囊括三晋，向东可挥戈齐鲁，向北可跃马幽冀，向南可问鼎中原。九寨关东南15公里的宋营村村中一株古树下，现存的一块古棋盘石上刻有“大宋”两字，正是对这一带抗金往事的又一注解。第三节竹林七贤【概况】竹林七贤及其影响竹林七贤即魏晋时期、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位名士的总称，而嵇康为七贤中的实际领袖和灵魂人物。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贤哲群体，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他们的个性精神和人生追求，对当时的社会和世风，对魏晋文化的形成，对其后的文士阶层，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七贤之称最早见于东晋孙盛《魏氏春秋》。《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嵇康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云：“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阮籍、嵇康等人同游于竹林，人数恰好和孔子所说的“贤者七人”相吻合，故时人称之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虽然不是同郡同里，但因他们“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有相同或相似的志趣爱好，对当时的社会有大体相同的感受，故能慕名相访，一见如故，“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把身外的险恶、世事的龌龊忘了个一干二净。同时，他们七人的个人性情和政治立场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相互冲突矛盾，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他们各自迥异的炫目形象。在个人性情上，因七人的思想和品味各不相同，故而行为举止也表现得迥然不同。嵇康旷迈不群，刚肠嫉恶，不事权贵，洁身自好，关键时刻敢于拍案而起，显示了一代名士的铮铮铁骨；阮籍志气弘放，任性不羁，爱憎分明，但他总是处在一种矛盾与苦闷的心境中，导致他言语癫狂，行止放浪；山涛知人善任，举荐贤才，廉洁清正，生活节俭，不贪荣华；王戎不拘礼教，反感浮华，善于品鉴人物，颇多佳言隽语，以致使言简意赅、言约旨远成了魏晋时清谈的极佳境界；阮咸狂荡放诞，蔑视名教，无视礼法，常有惊人之举，而其对音律琴艺造诣之高深，令人不能望其项背；刘伶玩世不恭，肆意放任，嗜酒如命，是位名副其实的酒徒狂士；向秀秀外慧中，平和中庸，达观超脱，淡泊宁静，深得老庄玄学真谛。政治立场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境遇和结局的大相径庭。嵇康因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司马氏，被扣上“不孝”的罪名诛杀；阮籍虽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但慑于高压手段，逐渐收敛锋芒，韬晦避祸，因此抑郁终生；阮咸、刘伶终日昏醉酩酊，我行我素，消极沉沦；山涛、王戎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位至三公，内心却苦闷异常，郁郁寡欢；向秀在经历了大悲大痛之后，倾全力于老庄之中，开一代精研玄学之风。竹林七贤个个淹雅宏通，博学多能。在文学上，虽然当时“建安风骨”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但嵇康、阮籍所作诗篇，实属特出之外，汉魏旧音至嵇阮而告结束；在哲学上，他们强调“贵无”，崇尚自然，修身养性，尤其是向秀的《庄子注》，对玄学和老庄思想都是一个较大的发展；在音乐上，嵇康的《广陵散》被称为绝世名曲，阮咸创制的拔弦乐器至今仍被沿用流传。因此，他们在中国文学史、哲学史、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他们鲜明的个性，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以及坚韧不拔地追求自由和理想的人格魅力，不仅对当时的社会，而且对后世文人的影响也是非同寻常和深远的。自嵇康、阮籍于景元四年（263年）先后去世后，竹林之游虽作风流云散，但嵇康及其好友清逸脱俗的高情远趣和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守正不阿，虽为当时的统治者所不容，但却受到了后人的尊重和敬仰，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崇高思想境界。竹林之游的具体地点《魏氏春秋》记载：“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可见，他们的游宴聚会之地即在河内之山阳县，也就是今天的修武县境内。修武县，殷商始名宁邑，周武王伐纣途经此地，因遇雨而修兵勒武，故改名为修武。秦时始设修武县，隶属于三川郡。两汉时期，修武被划分为修武和山阳两县，俱属于河内郡。魏晋时期，修武县属朝歌郡，山阳县属河内郡。北魏时期，曾设南修武、北修武、西修武、山阳四县，不过西修武旋置旋废。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合南修武、北修武、山阳三县为修武县，并迁县治于西修武故城（即今修武县城）。此后，修武县制再无变更。由此可知，嵇康寓居的“河内之山阳县”即在今修武县境内。原籍江南的嵇康之所以会选择山阳作为自己的长期寓居之地，是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原因的。汉末长期战乱造成中国北人口锐减，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种现象在主战场首都洛阳附近的河南、河内郡更为明显，因此官员们多在这里占田建宅，特别是位于洛阳以北的河内郡，这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多泉水瀑布河流，遍布达官贵人的庄园水碓，其中“有公主水碓三十余区”。嵇康的父亲嵇昭为曹魏督军粮侍御史，本人则与长乐亭公主结婚，因而嵇康在山阳寓居，一是其父早已在那里置办有庄园，二是可能长乐亭公主在山阳有水碓。此外，从嵇康个人来说，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易代之际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明争暗斗、朝政极其血腥黑暗的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殃及不少文人，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出于洁身自好和保命全身的考虑，嵇康不得不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尽管他离京而去，表面上轻名教蔑礼法，那是他对当政者玩弄礼教牌子诛灭异己的虚伪和残暴的极端不满，而他骨子里却是忠实的儒家信徒，更何况他是曹魏皇室姻亲，朝政的变故必须关系他自身。而山阳距离当时的京城洛阳不过二百余里，他在这里既可以观察朝政，又能暂避当政者的拉拢或诛杀，从而成为他与政治和信仰之间不离不弃的理想选择。竹林之游的确切地点应在今修武县五里源乡以北云台山以南一带。在这里，嵇康有两处住宅，一处是位于五里源附近的园宅。南朝刘宋时期郭缘生所撰的《述征记》载：“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古山阳城在今焦作市山阳区墙南村一带，至今仍存有古城墙，而五里源正在墙南东北方向，其直线距离也在二十里上下，90年代该乡东水寨村还有大片竹林。另一处即是位于方庄镇百家岩的山间别墅。魏晋士人除了经常性居住和经营的园宅，还在依山傍水处修建游乐性的别墅，史书中称为“山墅”。嵇康也不例外，他在百家岩即拥有别墅。关于这一点，嵇康在与友人的互赠诗中，透露了这一信息：“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亮无佐世才，时俗所不量。归我北山阿，逍遥以相佯”。其中的“北山阿”，不是表达理想憧憬的文学描写，而是坐落在百家岩的嵇山别墅，也就是竹林之游的第二个处所。百家岩是天门山南坡下一个约高170米、宽500米的巨大峭壁，峭壁下的一座低矮小山丘便是嵇山。峭壁与嵇山之间有个约宽30米、长百米的平缓地，可供百家居住，故名百家岩，这里有清泉、山溪，风景秀丽，嵇康的山墅即建在此处，后被佛教庙宇百岩寺取代。竹林之游的古迹，集中在这一带，如刘伶醒酒台、嵇康淬剑池、孙登长啸台、王烈泉等。对此处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道光《修武县志》等有详细记载。关于竹林之游在修武的另一条有力的证据是自五代后梁至宋、金、元、明等朝代存在的修武县七贤乡建制。后梁贞明七年（921年）百家岩石幢有“七贤乡李固镇韩绪造”字样；云台山药王洞中碑刻有“大金国东南路怀州修武县七贤乡西冯营村修孙真人石像记”的文字；元代翰林编修、监察御史汲县王恽《七贤乡》诗有“不到山阳二十年”句。综述各种历史地理资料，当时的七贤乡应包括今天的修武县五里源乡、方庄镇及焦作市马村区九里山乡部分村庄，正合史书所说的竹林之游修武县东北的记载。关于竹林七贤的文学典故竹林七贤虽然自从景元四年（263年）嵇康死后，其他数人各奔前程，不复再成期会，但他们超尘脱俗的风范、刚直不阿的性格魅力和对自由、理想的追求精神光照史册，以致于历代文人墨客纷纷到修武追寻遗迹、缅怀凭吊。由于一千多年来对竹林七贤的吟咏不绝，遂形成了和修武有关的诸如“山阳笛”、“黄公垆”等赋有特定含义的文学典故。山阳：以代高雅人士聚会这地。南朝齐陆厥《奉答内兄希叔》诗：“愧兹山阳讌，空此山阳别。”唐杜甫《赠王十四侍御契四十韵》诗：“山阳无俗物，郑驿正留宾。”山阳笛：以指怀念故友。北朝周庾信《伤王司徒褒》诗：“唯有山阳笛，凄余《思旧》篇。”明刘基《五月三日会王氏南楼》诗：“怃然学儿女，怆恨山阳笛。”清赵翼《题项任田青士居祠堂》诗：“俄闻山阳笛，不得一执手。”康有为《六哀诗》：“岂知痛嵇生，凄余山阳笛。”山阳泪：怀念故友之泪。清陈维崧《满路花·赠梵公》词：“平山堂下，鸿爪依稀记，北邙王与宋，曾同醉。重逢瓶拂，顿下山阳泪。”山阳会：故友聚会。唐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垍》诗：“傥亿山阳会，悲歌在一听。”唐郎士元《送张南史》诗：“借问山阳会，如今有几人。”黄公酒垆：魏晋时王戎与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会饮之处。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王濬冲）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事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后诗文常下“黄公酒垆”指朋友聚饮之所，抒发物是人非的感叹。宋梅尧臣《正月二十七日江邻几等邀饮于定力院》诗：“似过黄公酒垆下，嵇阮不见修竹中。”元马谦斋《快活三过朝天子四边静·春》曲：“近黄公酒垆，诵坡仙乐府，直吃到月转垂杨树。”清余怀《板桥杂记·轶事》：“钱虞山题三老图诗，末句云：‘秦淮烟月经游处，华表归来白鹤知。’不胜黄公酒垆之叹。”黄公垆：亦作“黄公罏”。“黄公酒垆”的略称。唐李颀《别梁鍠》诗：“朝朝饮酒黄公垆，脱帽露顶争叫呼。”宋苏轼《庆源宣义王丈求红带》诗：“不学山王乘驷马，回头空指黄公垆。”清赵翼《集诗杂感》诗：“剩得行间心血在，黄公罏下感山河。”黄公：泛指卖酒者。唐白居易《晚春沽酒》诗：“醉卧黄公肆，人知我是谁。”宋林逋《秋日湖西晚归舟中书事》诗：“水痕秋落蟹螯肥，闲过黄公酒舍归。”【竹林七贤中的人中龙凤——嵇康】嵇康（223～263），字叔夜，谯国銍县人。他幼年丧父，因而母亲和兄长嵇喜对他很是娇宠。但他天资超人，自幼博极群书，尤喜庄老之学。成人后，身高七尺八寸，生伟岸俊美，加之才华横溢，文章盖世，时人称之为“龙章凤姿”。嵇康的身世和后学，养成了他旷迈不群、高亮任性的个性，在性格上明显地表现为两面：一方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食，求长生；一方面却尚奇任侠，刚肠嫉恶，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嵇康出仕后，初任为浔阳长，后升为中散大夫，并娶长乐亭公主即曹林的女儿为妻。中散大夫是个虚职，此时的嵇康身为曹魏宗室姻亲，对司马氏黑暗残暴的统治极为不满，而他又不愿和腐朽的曹魏集团同流合污，这使他内心十分痛苦。为此，他于正始四年（263年）举家迁居山阳，以逃避当政者的拉拢或诛杀。嵇康寓居山阳后，他的好友阮籍也随之常来拜访。嵇康在这里认识了邻县河内郡怀县人山涛，然后嵇、阮、山三人通过相互介绍，刘伶、阮咸、向秀也加入他们其中。当时的山阳县东北遍植竹林，这些名动全国的大名士认为竹林高劲清爽，中空虚无，与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相吻合，就定期相约聚会竹林，或酣饮，或赋诗，或高谈阔论，或抚琴啸吟，他们志趣相投，相与友善，形成中国历史一个独特的贤哲群体——竹林七贤。嵇康寓居山阳是为了暂避时事，但他刚肠嫉恶，遇事便发，尤其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阿谀之徒。在山阳的寓所，他即得罪了朝廷新贵司隶校尉钟会，为自己埋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钟会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心腹红人，他早就听说嵇康的大名，为了附庸风雅，他轻衾肥马，带着一班随从特地前来拜会嵇康。当时嵇和向秀正在宅前的大树下锻铁。当钟会他们走到距离嵇康、向秀二人不远时就停了下来，等待嵇康的迎接。此时，嵇康也从眼角瞟到了钟会的到来，但他十分鄙夷这种得志小人，就给向秀递了个眼色，向秀会意，二人就继续叮叮当当地埋头干活。钟会等了好大一会儿，开始认为嵇康没有看到自己，又是咳嗽，又是跺脚，半天才明白人家是根本不屑理睬自己，很是尴尬。正要恨恨地上马离开，这时嵇康抬起头来，讥讽地问道：“听到什么来了，又看到什么走了？”钟会又羞又恼，咬着牙回答说：“听到所听到的来了，又看到所看到的走了！”景元元年（260年），嵇康的好友山涛由吏部选曹郎升任散骑常侍。山涛认为，惟有让嵇康这种富有学识的人来继承自己的前职，才能为朝廷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官吏来。于是，他上书司马昭，举荐嵇康。司马昭其实也很想拉拢嵇康这种名望很大的人来体现自己的任人惟贤，当即准允。但当这个消息传到嵇康的嵇康的耳朵里时，他却十分恼怒，愤然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洋洋洒洒千余言的文章，在陈说自己性情疏懒、不喜作官的同时，公开表示不与司马氏集团同堂共室的绝决态度，公然蔑视司马氏推行的虚伪礼教，揭露司马氏企图篡位夺权的野心，从而正式开罪于司马氏集团。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因吕安“不孝案”牵连入狱。嵇康的不合作态度虽然触怒了司马昭，但他顾忌嵇的名望，在杀与不杀之间十分犹豫。这时，钟会进言说：“嵇康是条卧龙，大将军要得天下，他是最大的隐患，因此您绝不可有妇人之仁。”司马昭于是下令处死嵇吕二人。消息传出后，三千太学生赴朝请命，企图留下嵇康作他们的老师。司马昭更加畏惧嵇的威望，下命尽快行刑。景元三年深冬（263年初），嵇康被处死在洛阳东市。行刑前，嵇康顾视日影，看看时辰未到，就对监斩官说道：“可否与我找张琴来？”琴很快被送来，嵇康席地而坐，神色自若地弹起古曲《广陵散》，琴音悲慷清冽，昂扬激越，直上云霄，回荡天际。曲终，刑场久久没有声息。许久，只听嵇康叹道：“从前，袁孝尼要跟我学《广陵散》，我没有教他。从此以后，此曲将成绝音！”言毕，从容就戮，在场之人无不唏嘘悲叹。【竹林七贤中的酒乡诗圣——阮籍】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人。阮籍初任尚书郎，后迁为步兵校尉。他和嵇康一样，十分厌恶司马氏服膺经学，标榜君臣名分，却又阴谋版权、诛杀异己。但他天性又不像嵇康那样刚肠嫉恶，不敢公然与司马氏决裂，更不敢进行公开对抗，只是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意识形态上温和地反对司马氏虚伪的礼教，这使得他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较之嵇康更为强烈。他经常驱车策马，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无路可走时，才放声大哭，掉头回家。因此，他经常到山阳与嵇康等好友作竹林之游，以排遣心中的苦闷。史载阮籍“善青白眼”，即对其所喜之人以青眼对之，而对其所厌恶之人则白眼对之。阮母丧事期间，很多达官显贵前来吊唁，但见阮籍披头散发箕居在灵前，一对白眼珠直瞪瞪地看着宾客，既不谢礼，也不说话。只有当嵇康从山阳百家岩手携五弦琴和杜康酒赶来时，他才青眼又现，二人抱头痛哭，然后边弹琴，边饮酒，边悲歌。阮籍为人天真率漫，即使在男女关系上也不拘小节。他自幼丧父，由母亲和嫂子抚养长大，所以他和嫂子的关系极好，出入后室毫不避讳。还有一次，他去一家酒店饮酒，店老板不在家，他就邀请美貌的老板娘对饮，结果双双酩酊大醉，阮籍睡倒在老板娘的床头。酒老板回店后，见二人虽然睡在一室，但衣襟整齐，丝毫没有不轨的迹象，也就不加怪罪了。事实上，司马昭一直把他视为经学世家子弟，一心想拉拢他，对他的一些过分之举，也看作是名士的不崇礼典而不加责怪。司马氏给他官做，他也去上任，就是不负责任，整日和嵇康等人饮酒赋诗，不问世事。他虽然对司马氏采取这种若即若离、游移敷衍的态度，但由于他从未公开议论朝政，臧否政治人物，更不敢攻击司马氏篡权，而是曲折地指责名教，批评礼法之士，故而即使他做出违礼之事也可容忍，对他的放达任诞就不会产生特别的反感。阮籍常借酒来逃避世事。他有一个女儿，貌美而贤。司马昭知道后，就托人代自己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求亲。阮籍闻听之后，竟然接连醉酒两个月，使来人数次三番无法开口提亲。司马昭明白阮籍不同意这门亲事，只好作罢。嵇康的被杀对阮籍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这使他对司马氏彻底绝望。不久，他带病登上荥阳广武山，放眼遥望昔日的楚汉战场，不由长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口中的竖子，当借指刘邦而暗喻司马氏了。之后，他更加昏饮沉醉，不问世事。在竹林七贤中，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其中尤以《咏怀诗》最为着名。《咏怀诗》共82首，每首都充满了难以抒吁的痛苦和惆怅，寂寞孤儿的叹息在诗中处处可闻。《诗品》评价这些诗时，说它“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外”。《咏怀诗》很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若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就能理解阮籍处境险恶、忧疑无告的心情。《咏怀诗》继承了《小雅》和《古诗十九首》，但比兴手法的大量使用，则显然是受了楚辞的影响。所以阮籍不仅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作家，而且能够吸收多方面的影响，创造独特的风格，在五言诗的发展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景元四年（263年）冬，阮籍在病痛和忧愤中去世，汉魏之音至此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