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书节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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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书节，汉族民间节日之一。康熙年间学者满腹经论，他在六月初六这天袒肚露胸晒太阳，谓之晒书。却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见，后经交谈和面试，封为翰林院检讨，负责撰修明史。此后，读书人都要在这一天晒诗书，晒字画，系成“晒书节”。节日时间六月初六节日意义读书人都要在这一天晒诗书，晒字画，系成“晒书节”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宋史艺文志》，中华书局，l977）。隋唐藏书虽在宋代以前称富，但官方的晒书之举却少见于史料。国家图书的掌管历来由秘书省负责，唐代至武则天“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秘书省）为麟台”（《唐会要秘书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现有史料可知，晒书被官方重视的时代始于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曝书会”。而曝书会“依麟台故事”而举行（宋陈骏《南宋馆阁录》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那么由此上推，唐代应该有曝书之事。
有关宋代曝书会的情况，宋人的笔记中已有记载，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1云：“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元丰中，鲁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谓馆阁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骥《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逸名《南宋馆阁续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有“曝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综合起来看，宋代曝书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其一，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由临安府具体承办。其二，曝书会的时间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但真正的晒书时间有时拖得很长，如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用秘书郎张阐的建议：“本省年例人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时间之长达两月之久。其三，每年拨给专款，金额从三百贯到一千贯不等。其四，参与者有身份限制，但一般都不会完全相同。如绍兴十三年（1143）要求侍从、台谏、正言以上及前馆职、贴职皆赴；而淳熙五年（1178）N要求侍从、给舍、台谏、正言以上及馆职、前馆职、帖职、寄职，赴坐者四十八人；淳熙十一年则有侍从、台谏、两省官、前馆职官并合预坐。其五，与会者的名单要刻石留念。由“两渐转运司计置碑石，刊予会者名衔”，秘书省所设房舍之“拜阁待班之所”，“内设金漆椅、桌四，外设青布缘荻帘。后有便道通史院，内藏绍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曝书会，乾道九年丞相齐国公群玉题名石刻在焉”（《南宋馆阁录省舍》）都是明证。其六，会期安排酒食宴会并有赏赐。如“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曝）书宴皆得预席”（宋洪迈《容斋四笔卷第一三馆秘阁》，上海古籍出版社．—619页）。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的曝书会“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其七，需要曝晒的内容很多，涉及图画、古器、琴砚等物，大致情况如下：“是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尚堂并后轩、着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从相关史料南宋多于北宋的事实来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何以如此？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潮气很重，晒书在当地历来是一种习惯性的活动，官方亦然。
宋代如此，元代也同样有晒书之事。如元王士点撰《秘书监志》有相关的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书监照得：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须要依时正官监视，子（仔）细点检曝晒，不致虫伤渑变损坏外，据回回文书就便北台内，令鄂都玛勒一同检觑曝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代时官方藏书的管理至呈松弛之势。弘治、正德时，皇室的藏书已到了“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的境地，对此清代学者朱彝尊曾指出：“考唐宋元藏书咸极其慎重，献书有赉，储书有库，勘书有员，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迄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有识者惟有抚卷浩叹而已。”（《经义考》卷294，《万历重编内阁书目》按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实明代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这一严重现象，提出了搜集图书和整理藏书的建议，如弘治年间大学士邱溶一再呼吁恢复宋代仲夏曝书之例，以便保存好图书。邱溶的上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明孝宗也表示赞同，可惜最后并未付诸实施。这恐怕也是导致明代图书散佚的因素之一。
清代入关以前建都盛京（今沈阳），入关迁都北京后，盛京作为陪都仍然藏有许多典籍，晾晒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沿用：“盛京内务府尊藏典训、宗器，二百馀年，宝守维谨，屡有增加。……敬典阁上层供奉九代圣容，凡九箱；《行乐图》四箱，每岁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清钟琦《皇朝琐屑录》卷4，《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7册，巴蜀书社，页）文渊阁是明清时期官府重要的藏书之所，其中藏书的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完善。清代特设文渊阁职，大致相当于前代的秘书省，其中有文渊阁直阁事，共有满汉六人，是具体事务的负责人：“掌典守厘辑之事，以时与校理轮番入直。凡春秋曝书则董率而经理之。”（《历代职官表》卷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代前期官府藏书制度健全、管理到位，为当时蓬勃兴旺的图书编纂事业带来了极为良好的先决条件。
文渊阁的藏书管理到清代中期及以后则大不如前，尽管晒书制度犹存，但晒书之日往往就是图书被盗之时，“清初武英殿版书籍，精妙迈前代。版片皆存贮殿旁空屋中，积年既欠，不常印刷，遂为人盗卖无数。……文渊阁每年伏日例日晒书一次，十馀日而毕。直阁学士并不亲自监视，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者，惟所盗皆零本，若大部数十本者，不能盗也。究其弊，皆以国为私之病。不公诸民而私诸官，不知官流转无定者也，民则土著占籍累世不迁者也。观东西洋各国博物院藏书楼等，皆地方绅士管理之，不经官吏之手，故保存永久焉”（坐观老人《武英殿版之遭劫》，《清代野记》卷中，巴蜀书社，页）。原本通过晒书来进行维护的善本书籍，却被某些“以国为私”的官吏、学士趁机盗取，从而会导致图书的散佚。由此看来．晒书存在利和弊，其根源不在于晒书制度，而是在于晒书之人。关于晒书，《西游记》第一百回里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僧师徒被通天河的老鼋幌落入水，上岸又避过风、雾、雷、电的劫扰后，发现经包已湿，于是“太阳高照，却移经于高崖上，开包晒晾”，然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沾住了几卷，遂将经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晒经石上犹有字迹”。向阳的高崖成了“晒经石”，民间类似这样的传说和地方还有不少。只是，在大石上晒书，若石面粗糙不平，也往往会损伤图书。所以，晒书不能将图书胡乱堆放，应讲究一定的方法。
唐代陆龟蒙晒书有“晒书床”，他在《袭美以公斋小宴见招因代书寄之》诗中写道：“早云才破漏春阳，野客晨兴喜又忙。自与酌量煎药水，别教安置晒书床。”（《全唐诗》卷624，中华书局，1960）这个“晒书床”到底形制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结合图书的特殊性来看，应该是颇为讲究的，它大致就是一种木制支架或木台，晒书时将图书等置放于上。
宋司马光也颇谙晒书之法。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居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日读书堂（司马光《传家集》卷71、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费衮在《司马温公读书法》一文写道：“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馀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常谓其子公休曰：‘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案几于当日所侧群书于上，以曝其脑。”’由此司马温公的书保存得很好，“年月虽深，终不损动”（《梁溪漫志》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而清代江苏藏书家孙庆增在《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中的晒书之法尤为详实：“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柜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台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台板连书入屋内，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凉。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人柜亦然。人柜亦须早，照柜门书单点进，不致错混。倘有该装订之书，即记出书名，以便检点收拾。曝书秋初亦可。汉唐时有曝书会，后有继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526页）晒书之法如此谨细，惜书之情如此真诚，着实令人钦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藏书条件不断改善，藏书技术不断提高，晒书（曝书）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社会渐趋消失。不过古人的晒书之举足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现今看到一些人无意或有意地损毁图书之举，不禁让人想起宋代大哲学家邵雍所言：“虫蠢书害少，人蠧书害多。虫蠹曝已去，人蠹当如何?”（《曝书吟》，《击壤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邵雍看来，虫蠹对于图书的损害比人为造成的毁损要小。但愿我们能从历史上的晒书之举中激发出更多的爱书之情，不再成为损毁图书的“人蠹”。1、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朱彝尊满腹经，他在六月初六这天袒肚露胸晒太阳，谓之晒书。被微服出巡的康熙看见，后经交谈和面试，封为翰林院检讨，负责撰修明史。此后,读书人都要在这一天晒诗书，晒字画，就叫作“晒书节”。这是晒书节的一种说法。
2、在电视剧《李卫当官》中，人四月四日晒书的事儿，就是把四月四日当作晒书节。
3、清人潘平隽在《六月六日晒书诗》中写道：“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我们看到了读书世家（“青毡”），长辈领着子女晒书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
4、据史料记载在汉时农历七月七，如果阳光明媚，人们便会拿出自己的藏书进行翻晒，防止虫蛀，七月七这一天也约定俗成地成为了“晒书节”。且据“七月七日出谷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世说新语·排调》）可见古人是七月七日才晒书的。也有人把这个故事转嫁到、身上。如说李时珍一生喜爱读书，注重实践，医术高超，救死扶伤尊为“医中之圣”。他的家乡有一名庸医，虽不学无术，却常常假装斯文，购买了许多医书，以此来炫耀自己。有一年梅雨季节刚过，庸医命家人将藏书统统搬到院子里晒。他在院子里踱着方步，看着摊开满满一院子的各种古典医书，洋洋得意，趾高气扬此情此景正巧被路过的李时珍碰见，一向待人宽厚、不露锋芒的李时珍，一时兴起，便解开衣襟，靠在庸医院子里的靠椅上，袒胸露腹，晒起了太阳。庸医一见，莫名其妙，惊奇地问道：“您这是做什么？”李时珍说：“我也是在晒书呵。”庸医问：“先生的书在哪里呀?”李时珍拍拍自己的肚皮，一本正经地说：“我的书都装在肚子里了。庸医听后，知道李时珍是在告诚自己不能因为有钱藏书面目空一切，惭愧地满脸通红且有所悔悟地说：“对!对!对！腹有诗书气自华!腹有诗书气自华!”
5、晒书节源于晒龙袍。也叫名曰“晒伏”。谚语云：“六月六，家家晒红绿”；“六月六，家家晒龙袍”。为什么将晒衣物称之为晒龙袍呢？在有这样一个传说：清朝的乾隆皇帝在扬州的巡行路上遭逢大雨，淋湿了外衣，又不便借百姓的衣服替换，只好等天晴后将外衣晒干，这一天正好是六月六日，故而有晒龙袍之说，扬州也就有了“龙衣庵”这个地名。
6、六月六日，也是佛寺的一个节日，叫做翻经节。传说：唐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不慎将经书掉落海中，捞起来晒干方得保存，因此佛寺便在这一天翻检曝晒寺中所藏的经书。在古代的，一些信佛的妇女，每年此日便到寺庙中去翻经念佛，说是翻经十次，来生可转作男身。有《西游记》为证，但传说应该早于《西游记》成书时代。
7、有学者考证，最早的六月六日，名叫（读“况”）节，贶，是赐赠的意思。此节起源于宋代。宋真宗赵恒是一个非常迷信神仙的皇帝，有一年的六月六日，他声称上天赐予他一部天书，并要天下的百姓相信他的胡言，乃钦定这天为。他还在脚下的建造了一座恢宏的殿堂，名之为。但此节毕竟行之不远，逐渐泯灭了，代之而起的是“晒伏”。讲究实用的老百姓，利用这一天的好太阳，晒衣服被褥，晒书籍字画；甚至有些地方还给家养的猫狗洗澡，戏之为“六月六，猫儿狗儿同洗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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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帮》作者： 唐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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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帮, 唐浚编著的一部情场知识喜剧小说，并被赵宝刚改拍为影视剧。
就叫男人帮啊，同名
同名，也叫《男人帮》。
男人帮是唐浚编著的一部情场知识小说，里面还带有喜剧的味道，赵宝刚改拍为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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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绿皮书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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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书是政府就某一重要政策或议题而正式发表的咨询文件，起源于英美政府。因为报告书的封面是绿色，所以被称为绿皮书。 绿皮书被视为政府对国民征询意见的一种手段。在英联邦国家或曾被英国统治的地方（例如香港），政府在准备推行重要政策前通常会先发表绿皮书收集市民意见，经过修订后再发表作出最后公布。外文名green paper特&&&&点具有权威性
意大利、墨西哥、英国和1947年以前印度发表的一种官方文件，有的称为绿皮书（GREEN BOOK）
绿皮书美国出版的华盛顿社交名册，封皮是绿色，自1976年起陆续出版一种《绿皮书》这是提出《世界第三种理论》的专题著作，共分3册，分别从民主、经济、社会3个方面阐述《世界第三种理论》。此外，还有一种“GREEN PAPER”也被译作绿皮书，是一国政府发表的一种绿色封皮的报告书，载有正在酝酿中的、尚未被政府采纳的建议。
一国政府或议会正式发表的重要文件或报告书的封面有它惯用的颜色，白色的叫（如葡萄牙），蓝色的叫（如英国），红色的叫（如西班牙），黄色的叫（如法国），绿色的叫绿皮书（如意大利），因而白皮书、蓝皮书等往往成为某些国家的官言文书的代号。但事实上，一国使用的颜色不限于一种。[ 名词 ]
1. (United Kingdo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government proposals that is published in order to stimulate discussion绿皮书现代汉语词典:政府、议会等公开发表的有关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的文件，封面为白色所以叫白皮书。由于内容或习惯不同也会用其它颜色,如蓝皮书等。
，是由官方制定发布的阐明及执行的规范报告。
，是由第三方完成的综合研究报告。
绿皮书，是关于乐观前景的研究报告。
，是关于危机警示的研究报告“皮书”最早源于政府部门对某个专门问题的特定报告，通常这种报告在印刷时不作任何装饰，封面也是绿皮书白纸黑字，所以称为“白皮书”。在不少国家，政府发布报告时使用“白皮书”已基本成为惯例，比如，我国发表的“《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中国2004年国防白皮书”等。此外，也有一些国家使用“红皮书”、“蓝皮书”、“绿皮书”等形式。“皮书”这种“官方解说”的性质，也使它常常和“权威”相联系。
大量研究机构借用“皮书”带有的权威含义，给一些研究报告冠以“皮书”之名。这些“皮书”出自专家学者或科研院校专业人员，发表对现实或未来政治、经济、社会某一方面理解和认知，其看法和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对“皮书”的颜色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可以没有任何含义，也可以和书的内容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市场上也有一些图书在书名中使用“皮书”，只是借用了这个概念。白皮书最初是因为书的封皮和正文所用的纸皆为白色而得名。英语中“WHITE PAPER”和“WHITE BOOK”，汉语均译作白皮书，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在英国，“WHITE PAPER”主要指政府发表的短篇幅报告。任何题材、任何组织机构均可使用，亦可用于包含背景材料的政治性官方声明。
“WHITE BOOK”，篇幅较长，内容更为重要和充实，主要是有关重大事务的一种官方报告书。除英国外，其他国家在使用“WHITEBOOK”和“WHITE PAPER ”时，往往未加严格区分。英国1865年4月用WHITE BOOK”的形式发表了《关于直布罗陀问题的白皮书》，书名用白皮书，封皮也用白色。蓝皮书用于官方文件时，主要指的一种出版物。因封皮是蓝色，故名。开始发行于1681年，自1836年才公开出售。其名称是《英国议会文书》，是英国政府提交议会两院的一种外交资料和文件。
有一类外文称为蓝皮书的，并不属于什么官方文件。从内容看，乃系名人录、指南、手册之类的工具书，甚至包括纪念画册。如美国政府官员名录、社会名人录、国务院每月发行的驻美外交人员衔名录，以及美国一些大学作试题答案用的小册子也称书（汉语可译为蓝皮簿）。使用红皮书的国家主要有西班牙、、英国、美国、土耳其、等。有的用于官方文件，有的用于非官方文件。西班牙于1965年、1968年先后发表《关于直布罗陀问题的红皮书》（英文版）。英国早在13世纪就有用于财政方面的红皮书。
此外，有的国际组织亦使用红皮书，如《国际电信联盟红皮书》。当然最有名、发行量最大的“红皮书”莫过于六、七十年代的《》——“”。黄皮书过去被泛指和法国等政府发表的重要报告书，因为习惯上使用黄色封皮，故有此名。
19世纪末，法国有一本黄皮书，内容是有关法国与中国就修筑进行的交涉。1971年台湾《中国月刊》用私人署名发行过一本《中美关系黄皮书》，封皮也是黄色。该书作者在书末附记中说，白皮书是官式文件，黄皮书是民间文书。
美国有一种国会黄皮书，并非官方文件，乃是一种活页的美国国会议员住址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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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中华古文明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历朝历代，上至官府，下至平民，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先后出现了很多种类的农业书籍。据《中国农学书录》记载，中国古代农书共有500多种，流传至今的有300多种。 在这300多种农书中，《齐民要术》、《》、《》、《》和《》内容最丰，影响最大，称为“五大农书”定&&&&价30
中国元代综合性农书。作者。元代总结中国农业生产经验的一部农学著作，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巨著。《农书》37集本成书于二年，明代初期被编入《》。明清以后，有很多刊本。1981年出版了经过整理、校注的校本。全书约13万余字。内容包括3个部分：①《》6集，作为农业总论，体现了作者的农学思想体系。②《百谷谱》11集，为作物栽培各论，分述粮食作物、蔬菜、水果等的栽种技术。③《农器图谱》20集，占全书80%的篇幅，几乎包括了传统的所有农具和主要设施，堪称中国最早的图文并茂的农具史料，后代农书中所述农具大多以此书为范本。《农书》能兼论南北农业技术，对土地利用方式和农田水利叙述颇详，并广泛介绍各种农具，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籍。本书田制门后附录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对防火建筑和有重要贡献。[图为《农书》（清乾隆武英殿）]著《农书》。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总结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书中提出了“地力”的理论，提出了“用粪如用药”的思想，并全面总结了江南水稻栽培经验，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农书》三卷，绍兴十九年(1149)知真州洪兴祖为作序刊行。上卷泛言土地经营及植物栽培，中卷论养牛，下卷论养蚕。大抵泛陈大要，引经史以证明之，然亦结合了不少实践经验，对土地规划利用、土壤治理、水稻技术等方面，颇有独到见解。
全书约有一万二千多字，分上、中、下三卷，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江南“”生产经验和技术的农书。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江南地区农业生产高度发展的水平和成就。中提出的“地力常新壮”的观点具有重大的实用意义，充分反映了注重实践、善于观察的求实精神。《》诞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成书时间为6世纪40年代，作者贾思勰（xié）（生卒年不详），曾任东魏高阳郡（今山东淄博）太守。《》共10卷，11万多字，全面介绍了当时粮食、禽畜、鱼类、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储存技术。《》成书于元至元十年（1273年），为元代中央政府官方编撰的农书。全书共7卷，6万余字，主要介绍北方农业技术。虽然《》中的很多内容引自《》等古代农书，但也有新增内容，而且实用性较强。《》成书于二年（1313年），作者王祯（生卒年不详）。全书共13万字，一改以往农书多述北方农业的局限，兼论南北方农业技术及其异同，同时以图文方式广泛介绍各种农具。《》诞生于明代末年，成书时间为17世纪30年代，作者（）。全书共60卷，70余万字，主要内容摘自前代农书及各种文献，但经作者精心剪裁，同时加以评注，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农学体系。《》成书于清乾隆七年（1742年），是清代中期官方修撰的一部综合性农书。全书共78卷，98万余字，以生产为主要内容，兼及林牧副渔各个行业。《授时通考》除辑录历代农书外，还广泛征引了《四库全书》中有关农事的很多文字和插图，文献价值很高。《》共收录《》、《》、《广桑蚕说辑补》等三种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农学专著。《》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农书，北魏撰。全书共十卷九十二篇。贾思勰，北魏齐郡益都（今山东）人，曾任高阳《今山东淄博市》太守，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的学习和研究。《》大约成书于北魏永熙二年（五三三年）到二年《五五四年》期间，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经验，是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农业经典，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书后一直以抄本流传，至北宋始正式刊刻，明清刻本颇多，清刻本中以本和渐西村舍本为佳。
《》是现存最早的农书，由元代司编纂。全书共七卷十门，基本上是辑录前人的著作而成，除篇所引经史典籍之外，直接引用的书有十六种，其中最主要的是《》信凡书中标明「新添」二字的共六篇二十八节，是《农书三种：、、广蚕桑说辑补》辑录时增加的数据。《农书三种：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广蚕桑说辑补》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将蚕桑生产放在了与农业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从书名即可看出来。此书最早刻于元至元十年（二一七三年），元代时刊印过三次，朗代有三个版本，清代以武英殿本为蓝本，共有近二十种，从刊刻流传之众可见其重要性。渐西村舍本即以武英殿本为蓝本。《农书》·三卷、附《蚕书》·一卷（采进本）
此宋抄木，题曰撰。《·艺文志》亦同。《书录解题》作西山隐居全真子陈雱撰，未详何人。《》所载则作。考汉朱明旉与，注曰，旉古敷字。《》盖改古文从今文。陈氏作雱，则字形相近而误也。首有自序，佚其前二页。末有洪兴祖后序，及旉自跋。兴祖序称西山陈居士，於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之学，贯穿出入，往往成诵。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又称其绍兴七十四，则南北宋间处士也。自跋称此书成於绍兴十九年，真州虽曾刊行，而当时传者失其真，首尾颠倒，意义不贯者甚多，又为或人不晓旨趣，妄自删改，徒事絺章绘句，而理致乖越。故取家藏副本，缮写成帙，以待当世之君子，采取以献於上。则兴祖所刊之本，有所点窜，旉盖不以为然。其自序又称，此书非腾口空言，夸张盗名，如《》、《》，迂疏不适用之比。其自命殊高。今观其书，上卷泛言农事，中卷论养牛，下卷论养蚕。大抵泛陈大要，引经史以证明之，虚论多而实事少，殊不及《》之典核详明。遽诋前人，殊不自量，然所言亦颇有入理者。宋入旧帙，久无刊本，姑存备一家可也。末有《》一卷，宋秦湛撰。湛字处度，人，之子也。所言蚕事颇详。《宋志》与旉书各著录。不知何人缀旉书后，合为一编。其说与旉书下篇可以互相补苴，今亦仍并录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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