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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这些优良道德传统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丰富源泉。
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概括和表述，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往往会有不尽相同的概括和表述。在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罗国杰主编的《思想道德修养》（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把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 “仁爱”原则和人际和谐；提倡人伦价值，强调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尽的道德责任；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参见该书308-316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007年修订版、2008年修订版）中，根据时代的要求，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作了新的概括和阐释。在这里，把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概括和表述为六个方面，即：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倡导道德主体要在完善自身中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下面我们就主要依据这一概括并吸收上述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罗国杰主编的《思想道德修养》（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的有关内容，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基本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
“”是中国传统道德发展演化的一条主线。在公私之辩中，把“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乃至把“公”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主张克己奉公。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已经提出“夙夜在公”（《诗经·召南·采蘩》）的道德要求，认为日夜为公家办事，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书经》（《书经》即）也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书经·周官》）的思想，认为朝廷官员应当以公心灭除自己的私欲，这样就可以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依附。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家在他的《治安策》中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强调一种为整体而尽忠、献身的精神。宋代的在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思想家曾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即个人）的思想。时著名的禁烟派领袖曾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这些高尚境界，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爱国爱民，为民族为社会舍小家顾大家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和“利”（一般来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所说的“义”，主要是整体利益的原则，而“利”则主要是指个人的私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强调要“见得思义”和“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取”，反对“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这种提倡“先义后利”和反对“见利忘义”的思想，不但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提高我国当前的道德水平仍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所强调的整体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想。在批判继承这种整体主义思想时，应当明确，这种整体精神同的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整体主义，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整体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维护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在特定的情况下，又往往把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同所谓国家、社稷的利益混为一体，成为维护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封建关系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则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唯一目的的道德原则。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特别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问题上，应当坚持辩证的观点，剔除其消极的、腐朽的为维护剥削阶级统治服务的糟粕，吸收其注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积极因素。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一直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儒家伦理思想的创始人，以“仁”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核心，并第一个把“仁”同“爱人”联系起来，即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之一，即所谓“仁者爱人。”孔子从各个方面对“仁”作了全面的阐释。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凡是我不愿意别人施加于我的一切事情，我都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以免别人受到伤害；我希望达成的事情，也要允许和帮助别人能够达成。孔子不仅在处理人我关系问题上这样从正面立论，还从反面理论，主张“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尽量不要损害别人，力求不妨碍别人的利益，凡是我不愿意别人施加于我的一切事情，我都应当自觉地不加于别人的头上，以免别人受到伤害。他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则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出发，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最根本就在于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同情、怜悯、关心和慈爱之心。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认为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推己及人，推恩及人，“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强调，“仁者自爱”。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纠纷、祸乱，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而引起的，即不相爱而引起的，因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墨子认为，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从仁爱精神出发，我国古人主张“和为贵”，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秉承强不执弱、众不暴寡、富不侮贫的精神。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想”，是自觉考虑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人本主义。“仁”不但是一种处理人我关系的早期人本主义思想理论，而且又是实行这一人本主义思想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既然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类，他们在最基本的方面，就必然有着共同的情感、欲望、要求和志趣，因此，只要拿自己作比喻，就能够真正实现对人的同情与爱护，就能够真正实现“爱人”的目的。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孟子说“善推其所为”（《孟子·梁惠王上》），就是对这一方法论的言简意赅的概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往往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并成为麻痹劳动人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但是，从总的社会效果来看，这一人本主义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对于协调家庭、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应当说，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以特有的民族形式，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发展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启蒙主义思想，说明这种人本主义原则在社会发展中，既能够成为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思想，又能够由强调整体利益而成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
同时也应当指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以“仁爱”思想为主要标志的“思想”与人们所说的西方的人本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西方历史上的人本主义，是指时期兴起的一种理论和社会思潮。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它高扬人的地位和价值；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它重视个人的地位和价值；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上，它反对禁欲主义。而在孔子和孟子那里，“仁爱”基本上还是一种道德原则，没有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在孔子那里，对人的爱是有等差的，墨家才主张“兼爱”，爱无等差。儒家的“爱有等差”的思想，是与其重视人伦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起码在后儒那里是从属于人伦关系的。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贱”的思想，宋代的主张“民胞物与”。这些都说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有一定的人本主义思想因素，但它们都是从属于整体主义、等级主义人伦关系的。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谦敬礼让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谦敬既是个人自身修养的美德，也是对人处事的道德要求。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谦敬与礼让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中国传统道德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和区分人格高低的标准。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左传》上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中国传统道德在提倡谦敬礼让的同时，提醒人们“事思敬”、“不居功”，“择善而从”。老子曾以江海处下而为的事实，告诫人们不要。
在中国古人看来，诚是指一种真实无妄、表里如一的品格。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故“养心莫善于诚”。信是指一种诚实不欺、遵守诺言的品格。孔子不仅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思想，而且认为“民无信不立”。荀子则进一步将信推行于选贤治国，使信不仅是朋友伦理、交际伦理的规范，而且扩至一切伦理关系皆应以诚信为本。中国传统道德认为，诚信的内容和要求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是以诚为本，取信于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人思诚，信以行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诚信之德在于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究信用，遵守诺言。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人禽之辨、理欲之辨、义利之辨中，在灵肉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都十分看重人的精神生活，追求精神境界，尊崇道德人格。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道德，道德是人的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孟子的 “人禽之辨”就是讲这个道理。道德需要，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他人、对社会作贡献的向往。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认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气质”，以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把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作为学习的根本要求。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应当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生活，并把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孔子称赞在“德行”方面最满意的学生颜回时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追求崇高道德的要求，就可以克服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孟子则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淫，过度的；放纵）的大丈夫精神。儒家认为，人格是自己所有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强调 “匹夫不可夺志”，认为保持高尚的人格才是真正的价值。道家更崇尚精神境界，把无私无欲的“真人”、“圣人”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墨子“尚贤”，推崇“圣王”、“贤人”，把为大众谋利的牺牲精神作为人生最值得的追求。中国传统道德对这种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总是同“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持生态度共同发展的。尽管中国传统道德所提倡的这种精神境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人们仍然应当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诚挚态度，孜孜不懈地不断追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理想人格结构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过分贬低物质生活的意义，同时过分夸大精神生活的意义，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色彩。二是在精神生活结构中，过分强调道德生活的意义，而对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重视不够。诚然，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 “仁、智、勇”三主德，但这里的 “智”主要是道德知识和道德智慧（智，也作知，即理智、智慧。孟子把智看成是判断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认为“是非之心，智也”），而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
中国历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奋发志气、切磋践履，养心修身、变化气质，以达到最高的理想人格的目的。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立定志向，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就不会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论语·里仁》）。孔子特别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论语·里仁》），认为“仁”这一最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对人们来说，并不是遥远而不可达到的；只要人们能够坚持不懈地修养，就一定可以到达这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孔了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够达到道德理想的最高目的，主要是因为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而不能执著追求的结果。人们应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荀子认为，“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墨家也非常重视“修身”，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注重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影响，把“所染”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在提出道德境界的理论时，也都认为人们的道德境界，有着不同的层次，在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也必须要经过不同的阶段，但他们都一致强调，人们应当遵循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直至最终达到道德的高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道德修养是成就高尚道德人格的途径，主张 “修身为本”，而且提出了包括 “立志”、 “为学”、 “存养”、 “克治”、 “践履”等在内的一整套道德修养的方法。这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是看不到的。中国传统道德强调要“克己”、“内讼”、“养心”、“慎独”，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强调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三人行必有我师”，“见善如不及，见不善为探汤”。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强调每天都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检查，以求在道德上能够不断地进步。孟子讲“养性”、“养气”，认为通过自己的“持其志”的修养功夫，可以涵养成一种“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够经得住各种考验，就可以临危不惧，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宋代的思想家朱熹强调“道问学”和“尊德性”的统一，他根据《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认为“修身之要”就是要“言行忠信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人们的道德理论、道德意识，必须与自己的道德行为相一致，因此“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就成为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他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反对道德理论同道德行为的背离。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人性善恶的理论，尽管各有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从其最终目的来看，大都是为了给道德修养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中，前三者中的绝大多数思想家都以某种方式对人具有向善的可能性作了论证。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他们虽然在人性论上各执一端，但是一个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一个主张“涂之人可以为禹”，他们从两个极端，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和方法，走向了同一个目的。一个是“反身而诚”，一个是“教化习修”，最终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共同的理想人格。
以上是对以儒家为主要内容包括墨、道、法等各家的中国优良道德传统的基本概括。从这六个基本方面出发，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又可以衍生出许多德目，这些德目，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爱国爱民、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等等，都一直为人民所传颂并实行，应当在今天继续得到发扬。除了这些具体的德目之外，从这五个基本方面出发，还形成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民爱物、奋发图强的人生哲学和持生态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已经深入到全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中华民族虽然历经无数磨难与困苦，但始终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说，是同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的道德传统的作用分不开的。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中逐步形成、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巩固和发展的。汉代以后，儒家思想被封建化，成了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因此，科学地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仅要把握和肯定其优良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其陈腐方面。
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陈腐方面主要有两点：一是，封建宗法等级观念。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王权主义。君王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对君王的服从是臣民的最高道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其纲”是这种宗法等级伦理的集中表现。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上的迂阔倾向。儒家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了迂阔倾向，割裂了道德与物质利益的联系。春秋时期，许多人讲“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这是兼重精神文明和与物质文明。应当肯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强调正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对于利用和厚生却重视不够。比如，孟子就强调“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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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习近平24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谈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原标题：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北京9月24日电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日）习近平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嘉宾和专家学者齐聚北京，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这次会议是国际儒学界和国际学术界的一次盛会。首先，我谨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朋友们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这次会议以“儒学：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体现了关注世界前途、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题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事关各国人民幸福安康的两大问题。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生活在祥和的氛围之中，期盼战争、暴力远离人类。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希望生活在安康的环境之中，期盼饥饿、贫困远离人类。然而，现实世界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美好，局部战争依然此起彼伏，贫困饥饿依然广泛发生，连绵战火、极度贫困依然在威胁着众多人们的生命和生存，特别是许多妇女儿童依然在战争和贫困的阴影下苦苦挣扎。想到这些不幸的人们，我们心中充满了同情和责任。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只有这样，和平才有希望，发展才有希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多管齐下、多方共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从思想上确立和平发展的理念。今年3月，我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其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文字镌刻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句话是：“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我认为，在人们心中牢固树立爱好和平的思想，这对实现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外族入侵和内部动荡，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一度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就付出了3500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近代以后经历了长期苦难的中国人民最懂得和平的宝贵，最懂得发展的重要。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对人类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要，没有阳光和空气，万物就不能生存生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一起把和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之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年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这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我认为，应该注重坚持以下原则。第一，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第二，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第三，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第四，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总之，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温故而知新。知识有前人传承的知识，也有今人创造的知识。前人传承的知识积累了人们历史上对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验，今人创造的知识形成了人们应对时代问题的智慧和探索。这两方面的知识对人类继往开来都十分重要。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预祝会议取得成功！谢谢大家！资料图：孔子画像另据环球网9月24日消息为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9月24日至28日，国际儒学联合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举办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活动。会议开幕式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了讲话。附：孔子在世时间（公元前551年9月28日D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资料图：日习近平来到曲阜孔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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