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慈禧,你怎样决策当时立宪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改革

2011年第17期
以新编的官制与旧有相较,除名目有所改变,机构有些并撤,基本上一仍旧贯。观其大体,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政改
  邵建 / 文
  清廷“预备立宪”的第一道作业是官制改革,这在日的光绪诏书中说得明确:“以预备立宪基础”“必从官制入手”。这样的思路主要来自那些考政大臣。光绪诏书前一周(8月25日),戴鸿慈、端方等上奏,不但建议“以十五年或二十年为实行立宪之期”,而且参照日本立宪以前的两次大改官制,“即求其可以为我法者”。因为“日本之仿效欧西,事事为我先导……。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情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之鉴。”这一思路主导了预备立宪中的官制改革。
  光绪诏书次日,又下诏钦定以载泽为首的官制改革班子,9月4日在圆明园召集第一次会议,6日于恭王府朗润园成立了编制馆,着手编订改制方案。11月2日方案拿出,6日由朝廷下谕裁定。前后两个月,中央政府官制改革便告一段落。以新编的官制与旧有相较,除名目有所改变,机构有些并撤,基本上一仍旧贯。观其大体,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政改。
  官制改革遭遇阻力
  起初,在载泽的上奏中,新的官制编纂有五条基本原则,首条为“此次厘定官制,遵旨为立宪预备,应参仿君主立宪国官制厘定”;然而下面很快出现了但书。这是后面第三条:“立宪国通例,俱分立法行政司法为三权,……现在议院遽难成立,先从行政司法厘定”。这一条实际上和第一条冲抵。本来在梁启超等人的立宪思路中有两点很明确:立宪法和开议会。议会不开无以谈政改,但既然号称预备,也有暂时不开议会的理由。因而这次改革注定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无以促动其制度基础的行政改革。后来改革的焦点果然也集中在行政上,它几乎成为权力者之间重新洗牌的机会,却并无分解权力和限制权力的宪政内容可言。
  这次行政改革是旧部换新名,现有机构增的增,并的并,裁的裁,撤的撤,但俱以成立责任内阁为中心。这里不否定政府机构换名的意义,至少在换名的背后有一种新的价值认知。比如这次官改参照的就是8月25日戴鸿慈和端方的提案。他们建议原有的刑部改为法部,其说辞是这样:“司法实兼民事刑事二者,其职在保人民之权利,正国家之纪纲,不以肃杀为功,而以宽仁为用。徒命曰刑,于义尚多偏激,臣等以为宜改名曰法部。”
  这不仅是改了个名字而已,而是认知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中国古代法家一向认为法是帝王统治之具,所以韩非有“杀戮之谓刑”之说。至于认为法律是用来“保人民之权利”的,这是法的现代观念,来自英美,端方等高官在那时即能如此体认并推行,实为可嘉。遗憾在于,该奏折在论法部时虽然强调“司法之权,各国本皆独立。中国急应取法。所有各省执法司、各级裁判所及监狱之监督,皆为本部分支,必须层层独立,然后始为实行。”
  然而,这一遗憾竟然成为百年历史的遗憾了,该普世通例不但未能行之于今;即以当时而论,官制改革虽然将刑部改为法部,但它没有从行政中独立出来,依然是传统内阁中的一个部(虽然声称“不为所节制”)。上此奏折的戴鸿慈恰恰被任命为第一任法部尚书,不知他转接此任时该作何想。
  没有议会权力可言,司法最终还是隶属行政,宪政三权,这里要改革的就剩下行政权了,责任内阁的问题于是被突出。就清末吏治而言,行政改革也自有其意义。庆亲王奕劻是这次官改的总司核定大臣之一,官制方案出炉后,他在11月2日上呈该方案的奏疏中,力陈朝廷“职任不明”之病:“今则一堂而设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可见。”这就必然要裁撤官员,众多官员也就必然要大喊“谁动了我的奶酪”。
  这一幕就像当年戊戌维新时的行政改革,许多官员跑向慈禧那里哭诉,最终慈禧以杀人方式中断维新,并亲自出来训政。但这次不同,慈禧是同意预备立宪的,她不会停下自己认可的方案。饶是如此,依然有人围住慈禧,不独群臣,包括宗室王公、将军等,甚至太监(传言要撤掉内务府和太监)。慈禧一度困扰不堪,据说她对左右人诉苦:“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如果我们打开中华书局出版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从长长的目录中,就不难看到那些御史或翰林们的反对意见。什么“官制不必多所更张”“请勿轻拟裁员”新制“多有未妥”“不可轻弃旧章”“内阁流弊太多”“不可轻改官制”等。从表面上看,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不仅是裁员,意见更多集中在责任内阁上。
  中央官制,改而未革
  什么是责任内阁,这是君主立宪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这次改革,就是要撤销满清以来的军机处和早已名存实亡的内阁,重新组阁,并推选出国务总理和副总理,并由其代皇帝负责全国政务,举凡国家一切行政,俱由此出。看来这是效法欧西,但这次政改推出的内阁,却别有心机。这里可以参看当时随同端方等出洋考察的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由奕劻召集“在朗润园开宪政会议,五大臣均各有所见,而袁则唯张一麐、梁士诒等为其谋划,故于会议席上,袁往往发自相矛盾之言。”
  本来主持官改方案的是载泽,但实际却操纵在袁世凯手里,张一麐就是袁的心腹幕僚,也是这次钦定官制改革方案的起草人之一。当时身为练兵处法律科监督的丁士源,因事需请庆亲王核定,至庆邸,“庆问此数日中会议宪政,闹得乌烟瘴气,汝系攻英国法律者,英国责任内阁之意义,汝不妨一述。丁曰:英国之责任内阁,其宪法之要点,国王无过,有过亦由大臣负责……。庆曰:余明了矣。”然后让他去另一核定大臣瞿鸿禨那里,“瞿之问题与庆相似,丁答亦与答庆同,唯更较详晰而已。瞿对此事,甚为缄默,故外人未知之也。”
  严格地说,丁的回答是有问题的。为了劝喻皇帝放权,这样泛泛而论可以。但英伦的责任内阁,其所负责的对象不是英王,而是议院。内阁由议会中的执政党组成,它如果得不到议会的信任则必须解散。所以责任内阁是和议会相伴而生的。但清末这次官制改革,由于议会搁置不论,如果再孤立谈责任内阁,就有人想在其中浑水摸鱼了。这个人就是袁世凯。袁既操纵官制编订,又让人上书保奏奕劻为国务总理,自己为副总理。
  奕劻早已为袁世凯用钱买通并为其利用,这是世人皆知的秘密。此刻在没有议院的情况下,责任内阁代皇帝负责,其实就是让皇帝把权力交到自己手里。对袁来说,他还有一个当时人都知道的隐衷,那就是戊戌维新时他出卖过光绪,现在慈禧已届垂老,生死朝夕莫定。一旦光绪亲政,自己性命难保。因此,热衷责任内阁,其实就是提前转移权力,为自己预留退路。
  这一点,那些御史们看得很清楚。因此,在众多的反对意见中,有些意见固然出于冥顽不化的保守派;但必须注意,有些意见反而是深明立宪之奥,方才反对遽开责任内阁。当时有位御史赵炳麟一周内连续两次上书,前一折云:“民智未开,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则无以为行政之监督,一切大权皆授诸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诸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如此这般,设若以前是君主专制,现在反而成了“大臣专制”了。第二折中,对这种大臣专制做了更具体的剖析。他举的例子是内阁中的法制局,由该局拟定的行政法规草案既未经议会议决,也不交议会协议,“是立法行政直出一人”。即使要交付公议,按拟定的内阁官制条目,“开阁议决之,以总理大臣为议长”。
  这位御史看到的问题很严重:“夫提出法律草案交集议院公议者内阁也,经集议院公议后而操决议之权者仍内阁也,其居议长之席者则内阁总理大臣也。自行交议,又自行议决,而自作议长,是总理大臣非特上对君上代负行政之全权,并下代议院兼操立法之实际,而集议院徒作赘疣,甚或资为政府之傀儡。操立法行政两大权,则司法之权可不言自在其中。”这种政改,不是三权分立而是三权合一。更何况这种“政柄之倒持、权臣之专国”的大臣集权,不独满清未有,亦自周秦以来三千年所未有。不独中国没有,即使维新后的日本也没有,更无论欧美。当然,看出问题的不仅是一些御史们。
  军机大臣瞿鸿禨在听了丁士源解说英国责任内阁后,缄默不语,那不是他反对宪政,而是不肯附和奕、袁。他很清楚对方热衷责任内阁的机心,并且据近人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的研究,他在慈禧那里也做了中止责任内阁的工作。何况慈禧一生好权,又对权力敏感,她岂不担心皇权旁落。结果,11月6日光绪诏下,“明白宣喻”:“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亦即维持原来格局不变。扰攘两个多月的中央官制改革,大体落下帷幕。
  这次预备立宪,从政治改革蜕变为行政改革,结果行政改革又是改而未革。宪政的要义是分权,朝廷要的是集权(所谓“大权统于朝廷”)。且不说该集权是在君主之手,还是权臣之手,俱与宪政无关。就宪政而言,分权首在议会,而议会又需两党,这放在当时,确实不够条件。因此,预备立宪以改革中央官制为首要,看来没有必要。即使盯住官制,那也是地方而非中央,不少官员的奏折都提及这一点,建议官改从地方自治开始。然而,清廷官改效法的是日本,这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学习对象。当初载泽到伦敦时,给其上课的政治老师传经授宝:“夫伦敦地方自治,为英国宪法之起点。英之宪法,先于各国。其地方自治,又为各国所推崇取法者。”政治改革,意图可以自上而下,作法却应自下而上。尤其议院与选举有关,只有先经地方选举的训练,才能往上不出乱子。措手地方自治,含义正在于此。好在群臣有奏,在中央体制改革浮皮潦草的情况下,清廷接着就准备尝试地方了。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作者: 】
(责任编辑:邓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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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股进步潮流――立宪派和革命党
自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祸乱京津,招来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裹携光绪西逃,为了让八国列强休兵,清政府不得不与列强签订赔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的《辛丑条约》。中国志士仁人纷纷寻求救国图强之道,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主张引进西方文明,倡导民主、法治的潮流风起云涌,这其中主要形成两股潮流。第一个潮流就是一部分人认为清朝不可救药要赶走满人,谋图革命,以武力推翻清王朝,其中代表人物孙中山、黄兴,1905年在东京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DD中国同盟会,他动员民众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分地权,其成员多属于青年学子,其中有一部分留过洋,亲眼见识过西方的文明。
另一个潮流就是立宪之议,它始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发展于日俄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使人看到君主立宪国体的弹丸之国日本却战败君主专制的大国沙俄,一些人把日本对俄国的胜利,看做立宪国体对专制国体的胜利,立宪之议主张者渐多,遂形成立宪潮流,其中代表人物清末最后一个状元南通张謇,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等,其成员多属有地位名望、或在职的清廷官员,孙中山的革命派主张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立宪派则反对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他们主张按西方的模式发展经济,主张用和平手段废除封建皇帝专制,人民参与政权,建立以君主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无实权的君主立宪政治,提出:速行立宪,制定宪法,设立国会,成立责任内阁。
二、&& 袁世凯是立宪派的中坚。
1904年6月,东南立宪派首领张謇游说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立宪,并代他们写好了一个折稿,胆小谨慎的张之洞不敢上奏,认为袁世凯举足轻重,能推动朝廷,并嘱张謇与袁世凯沟通。于是张謇致袁世凯一函,请其赞助立宪,袁世凯回信表示赞同,但认为时机不成熟,需要等一等。
1905年,张骞又致函袁世凯:“立宪之首要,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袁世凯经过考虑,便联合张之洞和新任两江总督周馥共同请求立宪。
清廷接受袁世凯三人的请求。清廷正式决定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袁世凯见朝廷意向明显,遂又奏请,考求各国立宪,变通施行。7月16日清廷宣布:“派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这道上谕预示着清廷在政治上由闭关转向开放,由恪守祖制转向改革,由中体西用“转向变法西体”拉开了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由纯粹的皇帝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过度的序幕,这个推动者当然就是袁世凯。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下达后,袁世凯马上奏请派民间官绅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打下基础。朝廷准奏,谕令奉天和直隶同时试办地方自治。同时两省派官绅出样考察。当时清廷财政极其拮据,筹措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费相当困难,袁世凯主动带头认筹,慷慨从直隶拿出白银十万两支持考察,并允诺以后每年筹款十万两,作为出洋考察经费。
8月27日,慈禧太后召见袁世凯,袁面奏立宪先组织责任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
8月28日清廷召集重臣,阅看出洋五大臣的汇报材料,并讨论是否决定立宪问题,袁世凯在会前、会上积极主张立宪,并扬言:“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有敢阻止立宪者,既是吴樾”(炸出洋五大臣的革命党人),并在会上以死力相争。
9月1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从改革官制入手,预备立宪基础,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确立下来,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时间,即由皇室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过度的新时期。
袁世凯对立宪表现得空前的积极和热心,朝内朝外的大寮均自叹不如,他向政务处建议:“中央政府五品以上官员均应参议要政,预立上议院基础,各州县有名望的绅商俱应参议地方政务,预立地方自治基础。
三、&& 袁世凯在直隶首倡地方自治。
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下达后,袁世凯马上奏请派地方官员及民间绅士游历日本,开启民智,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打下基础,朝廷准奏,谕令奉天与直隶同时试办地方自治,同时允许地方官绅出洋考察。袁世凯在直隶派人编刊了《宪政刚要》,创办《政法丛报》分发本省下属单位和绅士学习,使其增长宪政知识,并按照朝廷要求,搞了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两项试点。
1905年8月,袁世凯令天津府设立自治局,进行筹备,首先开展宣传工作,使人了解自治的利益和方法,又设自治研究所,令所属各县选送绅董入内研究学习。
1906年11月,袁世凯令自治局在天津试办议事会和董事会,组织有各界代表在内的自治期会成立,讨论通过试办章程。1907年4月开始划分选区,开展选举宣传活动,继而进行了初选和复选,8月18日,天津县议事会宣告成立,可以为天津贺,并可为直隶贺,可为中国前途贺!8月30日,袁世凯奏请以天津县自治为模范,计划全省自治,三年一律完成。另外,还饬令分期分批组织各州、县绅士赴日本考察地方自治,天津的试点为全国推行自治提供了经验,此后各省举办地方自治多以天津为榜样。
试搞司法独立始于1906年,次年3月成立了天津府高等审判厅,天津县地方审判厅和四处乡谳局。还设立了检事官,将其作为审判厅的属官。
四、&& 袁世凯的立宪主张遭到旧势力攻击。
袁世凯热衷立宪,又获得慈禧的依重,成为宪派的中坚人物,一些守旧大臣,皇室宗亲,包括太监纷纷反对,将袁视为宪政旗帜联合起来进行攻击。
守旧派军机大臣铁良、荣庆把袁世凯视为眼中钉上折条陈立宪之非,不遗余力地攻击袁世凯,要求撤销立宪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
也有人以袁世凯有野心,立宪是假,谋私是真。御史赵炳麟10月8日上折指出:“如果一切权利皆授二、三大臣之手(暗指袁世凯等),而又缺少议院监督,日子长久,内外皆知,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流弊必至陵君”,“此谓大臣专制政体也”。四天后赵炳麟有针对内阁官职草案上折,进一步攻击袁世凯的内阁官制草案,说什么,“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有虚位……颠覆之忧将迫在眉睫。”
皇室中王公、贝子、将军等得知,袁世凯提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十分气愤,怂恿煽动年轻的醇亲王载沣与之为难。有一次会上,载沣从腰中拔出手枪,顶到袁世凯的胸前,大骂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亏奕良笆备系剑雒媾沤猓劂惴绞际栈厥智埂
太监们听说,袁世凯提出要裁去太监,也恨之入骨。一天袁世凯刚下朝,便被百余名太监截住,后来越聚越多,围攻而不放,有人出言谩骂,有的拳脚相加,袁世凯急得团团转,只好大呼奕辆戎
袁世凯意志坚定,坚持立宪仍不灰心,日他还奏请赶紧预备立宪,还说东西立宪各国,皆用责任内阁议,使其君主超然为不可侵犯之神圣,故万年共戴一尊;盖立宪国之宪法,恒使国务大臣代任君主之责。有人则散布:袁世凯此举要控制朝廷,夺取皇帝的权利。为此光绪皇帝就当面对袁世凯冷厉地说过:“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听后冷汗直流,不敢回答。
日,慈禧召见袁,沉重地对他说:“内难外患,日急一日,究竟如何是好?有云立宪即可安靖者,有云立宪必有大乱,真无法可施!”袁世凯当即回答:“与其坐以待亡,不如立宪,即使无益,可免后悔”。到这时袁对立宪热情不减。为了实现立宪强国的愿望,不计个人安危,朝廷内外的立宪派无不颂扬袁世凯促成预备立宪所做的努力。有人说实现预备立宪首倡是张謇,首功当属袁世凯。
五、&& 终于实现君主立宪的愿望。
日,武昌新军打响武装推翻清廷的第一枪,南方十六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无奈只有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东山再起的条件:“实现立宪,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解除党禁。……”
10月30日,清廷以皇帝名义颁发上谕,实行宪政,迅速起草宪法,组织宪会内阁,不再以皇族亲贵出任国务大臣。就这一天,袁世凯离开隐居三年的彰德南下视师,正式出山。
11月8日,清廷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将前方军事交给亲信干将冯国璋带领卫队北上,13 日抵达北京。
11月16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组成,内阁掌握清廷的一切大权,摄政王载沣成了一个徒有空名的傀儡。
立宪派首领张骞、梁启超被列入内阁成员,此时张骞已经赞成共和,主张清帝退位,对所授责任内阁中的农工商大臣职位坚辞不就,梁启超亦由于种种原因而固辞。
六、由总统到立宪皇帝。
日清廷隆裕太后以宣统名义颁发,宣布清帝退位的诏书。
2月14日南京参议员召开总统选举会,十七省代表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凶徒枪击,抢救无效,逝世。因宋教仁的遇刺身亡,孙中山放弃法律解决的正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顾人民厌倦战争的民意,以国民党有限的武力和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开战,结果仅月余,国民党全面溃退,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及其领袖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接下来袁世凯以国民党颠覆政府为由宣布国民党为乱党,予以取缔,继而又以议员不过半数为由解散国会。这时的袁世凯权利达到顶峰。
其长子袁克定为了要当太子,学者杨度(后加入共产党)六君子鼓动帝制,但他骨子里是赞同君主立宪,他的赞同当然不少私利,但就当时的国情,他认为君主立宪有利治国,有利国家安定,但是要我老袁做君主,必须有三个条件,地方军政要员要赞同,列强要支持,人民要拥护。地方军政要员纷纷来电表示完全赞同,列强日本为了在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开始支持,后来又常在顺天时报发表反对文章,袁克定为了裹胁其父同意君主立宪,专为其父伪造赞同帝制的顺天时报。当时全国的老百姓纷纷请愿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国体。全国有1993人投票裁决国体,赞成帝制为1993人,无一人反对,无一票作废。袁世凯才做立宪的君主,当然少不了有人操纵,但是袁克定为买通梁启超,要其支持君主立宪,送上白银二十万两,梁公不理不睬。
七、袁世凯是个成功者。
进入胡锦涛执政时期,第三次思想解放来到了,人民要说真话,再违心地跟着左派教科书,继续骂袁世凯将给历史留下遗憾。袁世凯追求的君主立宪在当时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如果能走下去,将出现一定是安定,繁荣的中国,但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一方面由于激进派的反对,再者就是袁世凯寿命太短,他的继承者又能力有限。因此袁世凯的早逝是时政一个损失。
有人说从民主共和到君主立宪是倒退,是落后的表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英国是君主立宪,亚洲第一强国日本就是君主立宪制,你能说英国、日本落后吗?大陆六十年代是行的半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先进吧!但是当时生产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还饿死了很多人。百年来中国被左的气氛笼罩,越左越时髦,越左越革命。唯有远见卓识并看透现实的人主政才能成功,百十年来,第一个成功者就是曾国藩,第二个就是袁世凯,第三个就是邓小平,台湾当属蒋经国;蒋介石算一个抗日英雄。袁世凯是个成功者,袁世凯的成功就是不流血促使清朝皇帝退位。又能人性化的将皇帝养起来。你人民选我当皇帝,我就当,有人举兵反对我当皇帝,我就不当,遵从人民的选择,不与法律对抗。也有人批评袁世凯竟找借口,这个借口,就是法律之口,说明袁世凯总想走正道。
八、谈国体之优劣。
洪宪帝制的总导演是大公子袁克定、学者杨度,以及那些参与请愿的、投袁世凯票的人民,这些人民又请愿、又投票让人家当皇帝,为救国为什么不当、有人会说:这是人收买的,1993票袁世凯收买几人,证据呢?袁克定二十万大洋收买梁启超,梁不为之所动。不过象梁公这等有素质的公民太少了,这样国度能实行民主共和吗?有人坚持共和并兵戎相见,老袁只好取消帝制。老袁以后的北洋政府军阀混战,人民苦不堪言,后来的民国政府虽叫民国却是一党专政的党国,把国家变成一党所有,国民党到台湾后,又搞了三十八年的军事管制,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践踏人权,摧残传统文化。证明了美国古德诺博士及中国学者杨度的远见卓识。中国却是应该向日本一样搞一段君主立宪,来一个过渡,待民智民识提高。
网友问:是皇权帝制的国体好,还是民主共和的国体好。哪个好,就象小伙子找妻子一样,最好的妻子是再漂亮的、最有钱的、女孩爹妈最有权势的。但是这样的女人适合你吗?她喜欢你吗?所以说再好的妻子是合适自己的女人。什么国体好,共产党人都说共产主义好,那么世界上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呢?五十年代中国搞了一下半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民公社,全村人民在一个锅里吃饭、一样评工分,干部和村民生活一个水平,没有高低贵贱,结果饿死很多人,人民公社也被邓小平摘了牌。清帝刚退位时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国体好,我说君主立宪好,现在问我什么国体好,我说台湾的、美国的体制好,但是大陆就是搬美国、台湾的怕是也行不通,大陆有大陆的国情。就是大陆实行民选村委会,问题多多,一盒香、一顿饭就可以拉到选票,贿选的村长大有人在,选上了你也不能让他下台,你也拿不到贿选的证据。乱是乱了一点,但有不乱的,这届乱,下届就不乱,任何事情都有个过程,中国农民搞不好民主。就是知识分子、大学生有时也搞不好民主,89年就是例子。
中国只有四个人明白国体,他们是杨度、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最高明是毛泽东,他知道人民赶时髦,要民主、共和,毛泽东就给你一个人民民主,给一个共和国,并且天天喊“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万岁”。但实际上他自己独断专行,不纳大臣之谏,宪法废纸一张,连共和国主席自己保护不了自己,何谈保护人民?何谈民主!59年――62年期间,中国农村饿死大量农民,中国还是把粮食无偿地支援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人大开会讨论过吗?中联王稼祥部长,提过意见:王被定为宣扬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分子,被罢了官。……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了才知道中国搞民主为时过早,到台湾虽然叫民国,但他找借口“保台湾,反攻大陆”,搞了三十八年军管,三十八年军管是民主国体还是君主立宪,啥都不是,是台湾特色,反正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强。袁世凯心里明白民主不适合清帝退位时的国情,但是革命党人坚持要共和,他只好搞共和,后来他的儿子为了当太子,背着老袁拉着杨度,北洋的政要鼓动帝制,袁世凯心里有数,搞帝制可以,但是我一不支持,二不参与,如果人民真的让我当皇帝我就当。他真的以为中国人都赞同她当皇帝,所以就登基了,蔡锷造反了,自己才知道受愚弄了,痛打袁克定,骂他“欺父误国”。袁世凯的不支持、不表态是理智的,他怕在历史留下骂名,但是后人照样骂他,骂他的原因:其一把搞帝制策划者的袁克定与其父袁世凯混为一谈,反正他们都姓袁,还是父子。其二清朝的遗老遗少恨袁世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恨袁世凯,它们都吃过老袁的苦头,骂起更加情绪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把袁当作封建的头子,照骂无误,现在人写文章、做演讲照骂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卖国贼,骂的人也不知其如何盗国,又何时卖的国。只知道以前的人都骂,我也骂,一味的骂是不公正的,将给历史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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