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风及《三十万言书》笔记，很凌乱&，勿转
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
第一阶段：1949——1978年
第二阶段：1978——1989
第三阶段：90年代
这个划分是从时间上来分的，如果从政治格局划分的话则是：
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民族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
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以及沦陷区的殖民地文学
再细分的话应该是
解放区文学
国统区文学
沦陷区文学
香港澳门文学
建国初始，实用理性和狂热政治激情的奇妙结合，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以及爱国主义热情占据了文坛，注入“会师”、“胜利”、“战役”、“插红旗”、“拔白旗”、“文艺大军”、“重大题材”、“锋芒直指”、“藏狂进攻”、“引蛇出洞”等等充满战争新的词汇俯手可拾；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给称为“打响了”，作品有所创新称为“有突破”，更无须统计像“战斗”“斗争”“武器”一类军事词汇的使用频率。
这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特定的文学特色。
《胡风传》梅志著 1998.1
《胡风三十万言书》胡风著 2003.1 绿原序
《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李辉著 2010.1
1949年7月，全国第一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郭沫若为筹委会主任
茅盾周扬为副主任
当时的代表分
来自解放区的延安代表，这些和士兵一道打下江山的文化人，是未来的主宰。
而来自国统区的代表，属于“被解放”的过来的，总觉得矮人三分，是过时的人物，需要学习。
胡风是国统区的作家。
被选为创刊的《文艺报》三位编委之一，另两位是茅盾和厂民（严辰）。
胡风在人民日报上 他的名字屡屡出现。
胡风的密友：鲁藜、绿原、雪苇、彭燕郊、吕荧、路翎、梅林。
三十年代胡风与周扬的矛盾：
1933年，胡风在日本因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选产抗日，被警方逮捕。拘留了三个月后，他和聂绀弩，周颖等10个人被驱逐回国。
回到上海便在左联担任宣传部长（胡风在1931年就加入左联日本支部），而与鲁迅频繁接触，成为周扬矛盾的一方。
1934年 秋末，穆木天被捕释放后反向左联党团高密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胡风愤而辞职。
鲁迅对这段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有记述：：“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些变故胡风并不知道，有一天他去中山文化教育馆去上班，遇到新来的韩侍桁，此人原先入过左联，后来变成第三种人。胡风曾笔墨相讥，两人有些积怨。他一见胡风就当着众人的面，冷笑着说：“你老兄倒不错，又拿共产党的钱，又拿国民党的钱。穆木天在公安局，公安局对他什么都问了，就是不问你老兄。”这等于揭发了胡风左联的身份，使他不能再去工作，连人身安全也难以保证了，不得不马上辞职离开。
中山文化教育馆，是孙科创办。
（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
1936年胡风和周扬展开了一次理论争鸣。
胡风在1935年5月，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着重从阿Q形象来谈文学典型。半年后，周扬在1936年《文学》一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对胡风观点表示不同意见。胡风接着在《文学》2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底“修正”》反驳。周扬也在4月号《文学》发表《典型与个性》论争，胡风随之发表《典型论底混乱》。
两个口号之争
1936年，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签名有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傅东华、郑振铎、徐懋庸等人
1936年4月冯雪峰以中央特派员身份，由陕北到达上海，和鲁迅、胡风取得了联系，由冯雪峰创意。鲁迅同意，胡风执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6月，鲁迅曹禺，张天翼、萧军等63位作家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拥护这个口号。
周扬派认为这个口号是胡风搞的&，非常抵触
甚至骂鲁迅破坏统一战线
徐懋庸也指责鲁迅&
此事过了55年之后&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对采访的记者说：“如果当时知道是鲁迅的提议&就不会有口号之争议了。”
胡风听到2个传闻
在华北大学，读过她的作品的学生，鉴定上就要写上“受胡风思想影响”一条。
在延安时，周扬在讲演中讲到鲁迅总要骂到他。
在49年以前的十年间，胡风一直在文协负责实际领导工作。而进北平前，在石家庄，周恩来嘱咐胡风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事实上，就在胡风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将旧文协从上海迁到北平的决定已经做出，而胡风对此毫不知情。到北平后，也没有任何人和他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
之后，因为主观上把握不住当前的文艺动态，拒绝了《文艺报》编委的工作，成为ile1949年以后第一次不愉快的新冲突。
3月召开的的文代会筹委会上，胡风因其中以些人是1948年在香港批判过他的主要人物，心理上不能接受，拒绝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文代会开幕三天，茅盾做报告，在附言部分谈到报告，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
（几十年后，胡风的朋友们认为胡风这个决定不妥当，给对手能按照自己的医院来总结历史，打击他和朋友）
胡风面临适应新环境，改变自己过去死不低头的态度。但他的性格和在五四时期的环境中长大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受民主、科学的熏陶，早就习惯于文坛上平等争鸣。
当时尚未走进文坛的巴金，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20来岁，敢于发表文章向被视为诗界巨星的郭沫若挑战。。。等等——巴金是胡风在东南大学附中读高中的校友，比胡风高一级，本来巴金在上海读书，因为慕名这所学校以新精神著称而转学来这里。
几个月后，胡风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写出了《欢乐颂.时间开始了》
之后中央机关报在一周里，两次批判了并非是赫赫显著的理论家阿垅，其实是给胡风一个下马威，真目标是胡风。阿垅是胡风“七月派”的骨干人物。
批阿垅的人物主要执笔是袁水拍。
而1949年何其芳又一次与胡风笔战。
何其芳在1944年到重庆，胡风以文协的名誉召开了一个欢迎会，让何其芳作报告，何其芳的口气刺伤了重庆的作家，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现在来改造我们了。
冯雪峰也气愤的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跑到哪里去了。
冯雪峰在1954年----1957年也挨整，胡风说换成是我在那个位置上，以我的个性，早就给整了。
整冯雪峰那天是在一次大会上，突然发起进攻的，要求大家都批评他，作家们或唯心或被迫的表态，娄适夷莫名的哭了起来——
50年代初期，“颂歌”文满足进一步发展为诗歌创作的普遍范式。粉碎了属性是个的规律和节奏，语言上表现出汪洋恣肆的泛滥风格，散文式口号式甚至语录式的叙述句比比皆是，一宏大的叙事来重新穿凿诗歌巨无霸形式，有反应出时任主观感情的大自由大解放与“颂歌”体的英雄崇拜心理奇妙混合的而矛盾，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
胡风创作的大型交响乐时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就是产生在这一时期
作品有五个乐章组成
第一部《欢乐颂》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为缘起，极力夸张和渲染会场的热烈气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第二部《光荣颂》具体描写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历史以及她们在时代感召下分期反抗的而几个光荣典型
第三部《青春曲》里，诗人讲主观抒情转换成一组感性的形象，对小草、晨光、雪花、土地、阳光等新生事物的青春充满了真纯的感激。这是一组形象优美感人的抒情小时，可惜的是当时并未全部完成
第四部《安魂曲》由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人民纪念碑的奠基礼写起，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与诗人相知的几个先烈的英魂进行了灵魂的对话，非常深情真挚地写出了先烈们的生活剪影和灵魂真实
最后一章为《又一个欢乐颂》，回到了开过大典的欢乐场面。
全诗有三千多行，以欢乐起欢乐终，其中贯穿了政协回忆、纪念碑奠基、开国大典、三个历史时间，也贯穿了诗人个人寻求革命追求理想的生活道路。
全诗在构思上精心设计了宏大的政治抒情体诗、使之波澜壮阔大开大合，传递出那个欢乐时代的精神之魂
《时间开始了》
　　　　　　沸腾着
　　　　　　它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着身躯
　　　　　　好像他右手握紧着拳头
　　　　　　　　　　　　　　放在前面
　　　　　　好像他双脚踩着一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像他在凝视着流到了这里的
　　　　　　　　　　　　　　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
要容纳应该容纳的一切
能澄清应该澄清的一切
我这晶莹无际的碧蓝
要用它纯洁的幸福光波
映照在这个大宇宙中间
这一段诗人自认为是把海比喻为毛泽东，但现代也有人认为是指祖国。
&凡“颂歌”体的政治抒情诗
具有的缺点，比如诗歌语言不精练和“颂歌”体的程式化，无节奏的主管感情宣泄以及对领袖人物的狂热崇拜倾向
在这部作品里都有比较充分的暴露
巨无霸式的结构 所造成的无旋律美感的冗长和重复
比如 一个欢乐颂里 再来一个欢乐颂
在没写政协会议中间插入党员大会
在叙事纪实性人物采取了自然主义态度等
也是这首长诗歌的缺点
（随着组诗《时间开始了》的陆续发表，胡风也开始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在王亚平给胡风贺信的时间仅仅过了四个月，就写了一篇名为《诗人的立场问题》一文，针对组诗第五乐章《胜利颂》中将毛泽东比拟为“一个初恋的少女”，批评胡风“把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边，即使来歌颂战斗，歌颂人民胜利，歌颂人民领袖，也难以歌颂得恰当。结果是歌颂得没有力量，歪曲了人民胜利的事实，把人民领袖比拟得十分不恰当。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它的效果总是不会好，而且是有害的”。
　　袁水拍在《从胡风的创作看他的理论的破产》中，指责胡风“把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歪曲地描画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了云端里的神”，“这种夸大口气同毛泽东同志经常说的‘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甘为孺子牛’、‘甘当小学生’的思想是多么不同！”“在歌颂祖国的名义下竭力歌颂自己，而且歌颂自己远比歌颂祖国具体得多，‘真诚’得多。”
　　曾肯定过《时间开始了》的萧三，在《文艺报》关于诗的笔谈中说胡风的诗里有“牢骚”，沙鸥则说诗里有“色情”，等等。可以说，在当时的文艺思想被全面整合的年代，对胡风的评判完全是一面倒的&&
28万字意见书，总题为《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也就是通称的“三十万言书”。
共分四部分;
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试试举例和关于党性
作为参考的建议
“五把刀子”说法的由来：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时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给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时间，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
只有工农兵的而生活才算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
胡风本来想用五座大山来比喻，后来听了朋友建议改成了“五把刀子，意思是“达摩克理斯之剑”（用来表示时刻存在的危险。源自古希腊传说：迪奥尼修斯国王请他的大臣达摩克利斯赴宴，命其坐在用一根马鬃悬挂的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下，由此而产生的这个外国成语，意指令人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临绝地而不衰”。或者随时有危机意识，心中敲起警钟等。）
但这样一来，刺激了某些人，进一步歪曲他的原意，说他将党的文艺政策比为“五把刀子”，而这以后成了胡风最大的罪名。
1950年5月到1951年4月先后发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的文章涉及到三十几位作家（作者）
邓友梅批评《说说唱唱》上发表的《金锁》，赵树理代表编辑部检讨两次。
陆希诒批评林庚、臧克家、徐迟、波泳等人的诗，以及批评范泉的《创作论》；
江华、刘金、达之批评《春节》、《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作者朱定检讨；
立云，启祥、魏巍批评王亚军的诗《愤怒的火箭》，王亚军发表自我批评；
段星灿批评沙鸥的诗《驴大夫》，沙鸥检讨；
企霞批评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方联、苏凡批评《不拿抢的敌人》，作者胡丹佛检讨；
李赐批评《天安门四重奏》，作者卞之琳检讨；
胡乔木提出了三个工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负责，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书面答复。胡风认为不先研究一下总的实践情况具体工作时难于计划的。
因为以胡风的个性，工作要干就干好。
虽然他回了书面答复，听从组织安排，但并未说自己具体干什么。不改那份认真计较的并行，缺少通融的圆滑，固执的认定得先对文艺整体有了确切的把我和认可，他才能接受具体的工作，就好像渡河是没把水流观察仔细，他是不能放下船只的。
不久便有传闻，胡风拒绝了组织安排的三项工作。
日 毛发表社论批判电影《武训传》
夏衍这个当初被鲁迅划入四条汉子的人，1949年担任上海文化界临到职务，《武训传》的拍摄，正是他所管辖的电影厂进行的。8月26日夏衍公开进行检讨
之后知识分子灵魂的铸造开始
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游国恩《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的一条道路》；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十二余年》；
罗常培《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为谁服务》；
金岳霖，陆侃如，等等虔诚揭破自己，埋葬旧我。
全国各地于1952年陆续展开文艺整风。
舒芜由路翎介绍认识胡风。出生安徽，1944年高中肄业，成了一些高校的教授，讲授“读书指导”，“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词选”等，才能出色。
而将舒芜推到显赫位置的是胡风。
经胡风之手，舒芜连续发表《论主观》、《论存在》、《论因果.》、《论中庸》
1949年舒芜留在南宁一所中学。朋友们有的在上海在北京位置显赫，令舒芜羡慕。
为了改变现状经过一番思定，舒芜写了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和吕荧的名字，一群人的悲剧和他本人的悲剧由此拉开了序幕。这个反戈一击，彻底表白自己要和胡风路翎等人划清界限。舒芜给重视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胡风路翎对他不予理睬。
舒芜到武汉时，曾卓对他说：“如果你自己真的那么认为，那么你就那么说，那么写，但不要把别人牵扯进去。”
舒芜笔下明确为胡风和朋友定义了一个小集团。
此后胡风等人通信称呼舒芜为“无耻”。有一次舒聂绀弩，舒芜，何剑熏三人喝了酒，来到胡风家，胡风刚起床，脸色难看，对着何剑熏笑着点了点头，就说：老捏，你怎么随便把人领到我这儿来了？说完用手一指舒芜。老涅尴尬的说，你这是何必呢？就同他二人一起怏怏走了。
走出后三人都有气，认为胡风太过了，舒芜说了句有分量的话：“他可是还有好多信在我手里呢。”老聂一听，说：“这可不行。”之后托人告诉胡风检查一下他给舒芜的信件，胡风当时认为都是谈文艺的不会有什么，最后这些信还是把胡风整的非常惨。
贾植芳不止一次劝胡风：我们和鲁迅不同，鲁迅懂得中国的历史，我们不懂。安静下来写一本鲁迅回忆录，或者搞点翻译，比如翻译《天方夜谭》。
文艺现象一天不如一天，开始写《三十万言书》
当时的政治形势严峻 高岗 饶漱石下台，
1953年，发生梁漱溟事件。他和毛是朋友，但在----1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当面顶撞毛，于是开始全国性的批判。
.cn/GB/9.html
网上有说顶撞过程
1965年在度过十年监狱生涯后 儿子晓谷问胡风
：“你是不是连文艺理论都不承认有错误？”
胡风说：“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来。”还说：“要我承认是反革命，这还不容易。但我不能这么做，在延安整风是趁人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收到表扬，到处作坦白交代的典型报告，说的有声有色。到后来证明完全没有这回事。我不能这样做。”
胡风分子：
绿原（在监狱里自学德语，仅仅根据一本词典自编一册德文文法。出狱后一个德文翻译家出现在文坛上。）
冀汸（旁音）
何满子（与胡风并不熟悉，是因为和贾植芳熟悉受牵连）
宣读胡风罪状时 他已做了10年牢房，当局要他写这次判决感想，他最后概括为：“心安理不得。”还引了林则徐的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周扬在文革挨整，有人问胡风姚文元批周扬批的对吗？胡风回答：我和周扬是思想上有分歧，姚文元就是胡说八道。
晚年周扬思想有巨大转变，对早期种种批判运动都有反思。陆续对胡风等被其批判过的人士道歉。获得了大部分热谅解。丁玲说周扬在延安没朋友只要求人家为他工作。
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他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舒芜得到了胡风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
林默涵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但当人们后来问他，为什么要把胡风打成“反革命”？他的回答竟然是“谁也没有料到！”“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
’或宽恕的问题。”
《胡风》戴光中著1998.6 中国华侨出版社
《胡风书话》张晓风选编北京出版社
果戈理的《死魂灵》是很有名的，里面塑造了一个骗子典型乞乞可夫和几个各具鲜明个性的地主形象。这部作品海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教训：果戈理想使他的主人公经过“净罪”阶段变为品德高尚的人，但他无法克服他那个理想和他所达到的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他不得不承认他写的人物的净罪经历是虚伪的，只好烧掉了再写，还是无法走进“净罪界”，他自己也终于痛哭而死了。这时研究显示主义的著名例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称为莎士比亚的天才才能够和他相比。鲁迅指出，他宣传一种忍受精神，可是这种忍受精神不是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胡风认为没有经过生活锻炼的青年读者是不适宜读这些书的。
冈察洛夫，名著《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是文学史上有名的典型人物，善良而无所事事，悠然地混日子。透过这个典型也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怎样浪费了“善良”的性格。
（胡风刊物有个刊物“海燕”，最早鲁迅建议称为“闹钟”，胡风想到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取名海燕）
二十年代现代评论派的女作家凌淑华把契诃夫的一篇小说改名为《花之寺》，把人物改成中国人的姓名，当做自己的创作发飙了，后被人揭发。
高尔基的三部曲，表现了旧社会沉重的黑暗生活，和在这种生活里面的，幼小的和年青的或卑微的生命的纯洁、坚贞和互相友爱的原始力量。没有任何性的社会主义内容，但却是接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对田间诗歌评议：
气魄雄浑有余，但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在许多场合却没有获得。一节或一首诗里面的句子，像是一些闪光的金属片子搅在一起i，读者的脑子里很难浮起一个饱满儿明晰的意象。我们否认诗里面的单纯的说理或饶舌的报告，但那并不能作为追求内容的完整性的根据。
他说想采取民谣的长处，“造句上力求简单”，但看诗稿，却简直到了成了每首充满着一个字一行两个字一行的形式。勇猛地打破了形式主义的作者会不会无意中被另外一种形式主义所迷惑呢？其次，和感觉力的新颖相副。田间的字汇和句法含有野生的健康色泽，但同时也就时常不管字或词儿的原有含义，依着一时的感觉放在别人不容易理解的地位上面，犯了诗人最容易犯的毛病。
《谈日本文学》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的创作论和鉴赏论是洗除了文艺上得一切庸俗社会学的，但他吧创作的动力归到性的苦闷上面淡然是唯心论的，没有精神上得追求（苦闷）就没有创作，这时完全对的，但这个“苦闷”只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性苦闷也是创作的动力，但这个性苦闷也只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东西，是阶级矛盾的社会生活造成的。各个作家和各个作家笔下各种人物都是各个具有被自己经历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性质不同、内容不同的存在。创作的内容是根据作家在生活中感受的客观的东西积累起来融化起来的。而创作的动力是这些客观的东西引起的作家的主观要求（苦闷）。这是从客观到主管、从外到内的过程。但具体的创作过程总是从这种主观要求（苦闷）出发，不能自己的，通过发生、综合、溶化、升华的血肉实感而创造出的人物形象。这是从内到外的过程。
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女儿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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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of Hu Feng’s literature and art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Candidate：Ma YiHang
Supervisor：Prof. Huang JianGuo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China
胡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文学编辑家，20 世纪中国文艺
理论史中的重要理论家。胡风文艺思想直接反映着中国20 世纪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中心
环节，不管是他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还是他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胡风文艺思
想都处于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关键地位。本文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现状、胡风
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胡风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以及对胡
风文艺思想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价值及意义五个方面进行全面的阐述与分析。
一、主要是对 20 世纪以来关于胡风文艺理论的研究成果现状概述，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通过对胡风生平事迹来考察胡风文艺思想的渊源、关于胡风文艺思想与国内外
文学理论的比较、关于胡风文艺思想中本体的研究、以及关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理论核
心和影响的研究。
二、阐述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观点和基本内
容，以及对胡风哲学理论的影响。
三、探析胡风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梳理胡风文艺思想渊源，分别分析了五四革
命文艺传统和国际革命文艺传统对胡风的影响；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创作目的
和创作态度、厨川白村的“苦闷象征”以及高尔基的“现实主义论”，都深刻的影响了
胡风文艺思想理论。
四、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分别从文学的本质与功能、创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第三个十年小说
现在所在位置 &&
&& 第三个十年诗歌
第二十六章 40年代的新诗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胡风及七月派诗人
&&&&一、胡风的生平、创作及其理论倡导
&&&&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七月诗派的重要诗人，以政治抒情诗见长。早期诗作多收入诗集中，抗战时期出版过《为祖国而歌》等诗集。胡风主要是诗歌理论家，他这时期的主要理论主张是：&&&&1、 强调现实主义诗歌的现实主义的第一义的任务是参加战斗，用他的文艺活动，也用他底行动全部，要求诗人首先要努力做人，也就是生活的态度问题，追求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统一。
&&&&2、 强调诗人的主体性，要求诗人应该和他所歌唱的对象完全融合，即主客观要统一。这种观点，即胡风的主观论，和毛泽东讲话中所强调的要"为大众服务&相反，所以建国后受到了批判。
&&&&二、 &&&&（一）定义：
&&&&七月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泥土》、《呼吸》等杂志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其主要代表诗人有、、、、芦甸、孙钿、方然、等人，他们以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以重庆、成都两地为主要活动中心，其作品多收在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七月新丛》、《七月文丛》等丛书之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统区诗歌创作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基本特征
&&&&七月诗派的诗作被誉为&时代激情的冲击波&，直接继承了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
&&&&在七月诗派的形成和发展之中，显而易见的是胡风理论和艾青创作的影响。曾说，七言诗人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而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胡风文艺理论的色彩。上述的影响概括起来，即引发了七月诗派的两个基本的诗学命题：生活态度和诗人的主体性问题。&&&&七月诗派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生活态度上，主张要正视现实并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去能动地影响和改造现实，反对无原则的对生活的追随态度和&卖笑的态度&。
&&&&七月派诗人认为，在必然的法则里，人的力量是决定的东西，把以无可奈何的宿命论的观点对待生活中的苦难和矛盾的心理，以及光有牢骚、不平而没有行动，都称为小市民的犬儒主义，加以贬斥。
&&&&2、在文艺观上，倾心于生活深度的表现，而疏于复杂的形式探求。
&&&&七月派诗人在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坚持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统一，反对亦步亦趋地描摹生活现象的本身，而主张凭借正确把握了的历史力量，突入生活的底蕴，开掘出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的艺术形象。但是，倾心于生活深度的表现却影响了他们对复杂的艺术形式的探求。七月派诗人认为&人、生活、风格，是一元的&，这种一元论，揭示了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诗的许多问题被简单地还原为诗人的生活态度问题，从而导致了七月派诗人的重生活而不重视技巧表现的风格的形成。
&&&&3、对诗人主体性的高度张扬。
&&&&七月派诗人打出了反对客观主义的旗帜，反对冷淡地摹写生活，而主张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将诗人的人格、情感、血肉、审美趣味强烈地渗透到客观对象上去，达到主客观的互相拥抱和融合。这和艾青的重视诗人的艺术感觉、强调个体生命和时代精神的共振说是强烈响应着的，是对中国诗歌会主张直接描摹现实、把自我消融在大我之中的诗歌观的历史的纠正。
&&&&4、强调力和美的统一。
&&&&阿垅曾经说过：诗人只有两种，或者高唱着进行曲，或者唱着凯旋歌，把力和美的表现看作是诗的最高境界。正因为如此，诗在他们看来是壮阔宏大而不是贫弱纤巧的，是力和美的高度体现而不是才子佳人的呻唤低吟。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的有阿垅的《纤夫》、冀P的《跃动的夜》、曾卓的《铁栏与火》、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化铁的《暴风雨岸然轰轰而至》等，都是充满力度的足以显示&七月风&的代表作。如阿垅的《纤夫》。诗中这样描绘纤夫的形象&四十五度倾斜的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成的角度&。这个角度也是历史的动力和阻力的角度，这样，诗人笔下的纤夫的形象既具有普通纤夫的历史具体性，又包含着更加深广的历史内容，表现出了一种深藏在普通人民身上的坚韧强劲的民族精神和古老民族的顽强生命力。
&&&&5、在形式上，提倡自由奔放散文美，追随艾青，自觉地把自由诗推向了一个坚实的新高峰。
&&&&在中国新诗史上，郭沫若的《女神》塑造了具有破坏精神和创造精神的、自由解放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充分反映了五四历史青春期的时代精神，而30年代，徐志摩、戴望舒笔下的充满迷惘、感伤情绪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则充分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转折期，一部分青年的时代情绪，到了七月诗派，他们笔下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如阿垅笔下的纤夫、绿原笔下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则是行动着的历史的强者，他们的塑造，充分显示了经过抗日解放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我们民族的趋于成熟、和时代的趋于成熟，这也正是七月诗派的主要价值所在。
&&&&七月诗派的上述总体倾向并不排斥诗人个人的独特创造，如绿原（1922－）被称为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其政治抒情诗名篇《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你是谁？》等，以政治的尖锐性、历史感，形象繁复、诗情愤激而内含嘲讽，极富煽动力量、且便于朗诵而著称，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传播很广，并因此获得了&政治抒情诗人&的称号；鲁藜的诗则以舒缓、清丽著称；阿垅的诗沉稳、坚忍；冀P的诗则刚毅、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