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中国当前最需要什么？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张曙光
　　中国当前最需要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是多种多样，也可能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答案。但也会有相当多相同或大同小异的回答。因而仍然存在一定的共识。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最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宽容和和解，二是宽容和和解的方向标和路线图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具体实施方案。
　　在中国，由于没有确立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古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是由家庭关系推及而来，或者说，是家庭关系的放大和扩展。到了近代，如何将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转化为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近代以来，我们虽然引入了民主、共和、宪政一类政治理念，但并未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也没有成为知识界的共识，更没有成为我们的政治运作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特别是由于救亡图强的斗争，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共产党革命以来，激进主义占了上风，暴力是最有效的政治斗争武器，造反有理，你死我活，甚至肉体消灭，成了政治斗争的普遍方式。妥协被看作背叛，宽容被看作丧失原则，和解被看作投降，以至到现在，我们的社会仍然缺少一种理性的政治理念和宽容的政治伦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今天的中国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然而，由于改革的扭曲，结构的失衡，分配的不公，社会矛盾相当尖锐，社会危机也十分严重，社会心理也非常激越。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可能激起巨大反响，甚至造成激进的革命，使社会陷于混乱。因此，更需要唤起理性，需要社会的宽容、和解和妥协。这是一个个人、政党和民族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要唤起理性，实现宽容、和解和妥协，不仅需要就此进行讨论，达成共识，而且需要就一些重大问题提供妥协和和解的具体设想和思路，通过一个个重大问题的和解和妥协过程，才能使这种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逐渐深入人心，形成相应的制度规则和行为方式。否则，也是空谈，而这种空谈确实是要误国的。
　　我们本着这种精神，以官员申报和公布财产为例，设计了一个妥协和和解的路线图，现附在后面，供大家参考。
　　附录：
　　关于就官员公布财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的设想
　　当前，中国的确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前进，有可能杀出一条血路；后退和停滞，有可能跌进万丈深渊。
　　新领导班子上台，也有一些新的气象，但如何赢得民心，未见有像样的举措，也许仍然在观察、思考和准备当中。
　　现在，新领导确实需要踢出像样的一脚，以便重聚民意，形成共识，方可治国举事。但这一脚如何踢，又有很多种选择。
　　我们认为，官员公布财产是目前重聚民心的重要一着。因为官员腐败已经深入骨髓，病入膏肓，不解决这一问题，官员无心治国，也无法治国，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官员公布财产的震动很大，无人敢冒此风险。
　　为此，我们从宽容和和解的前提出发，设计了一个包括四个内容和步骤的官员公布财产的路线图，先进行一下民意测验，看看社会的反响如何。
　　官员公布财产
　　官员公布财产是人心所向，但目前在广东基层县区进行的试验，完全是儿戏，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有从最高层做起，分批实施，凡政府官员无一例外，才是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只有公布了财产，进而就可以根治贪污腐败，也就随了民心，顺了民意，官员才能真正治理国家，社会风气才能扭转，其他一系列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实行大赦，豁免原罪
　　由于无官不贪，现行的反腐倡廉办法完全失败。仅18大以来，落马的大官就有7、8位。因此，由纪检委一个个去抓，只能越抓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以后，不究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虑，放下包袱，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
　　有人认为官员腐败乃非法所得，必须追究，需要严惩，不能豁免和大赦。试问，如何追究，谁去追究，追究到何时为止？能追究清楚吗，何时能追究清楚？也许不等追究清楚，社会就崩溃了。再退一步讲，即使追究清楚，又该如何，能建立起一套新制度规则吗？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死结，追究是解不开的。解开这个死结的唯一办法就是宽容和和解：大赦和豁免。
　　既然不能追究，也无法追究，那么，财产公布以后，不论是多是少，1000万也好，1000个亿也罢，都得大赦和豁免。不能因为贪污的数量大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又要尽食前言，收回成命，重新追究。这样，就没有人会公布财产。
　　有人说，对老百姓来说，大赦和豁免显然不公。我们认为，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一是我们只能承认这种不公，二是设法缓解这种不公。其实，这也许是最小的不公，如果不解开这个死结，发展下去，更大的不公还在后面。因此，对于目前因官员腐败造成的不公只能缩小，不能根除。为此，我们设计了下面一条配套办法。
　　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把黑钱洗白
　　官员贪污腐败，非法收入数量相当巨大，公布出来可能相当吓人。所以，豁免原罪，不予追究，才能使其放心公布财产。但完全由其侵吞和占有也的确不公。缩小不公的可行办法是，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视为一次性灰色收入，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可能使其侵占的收入减少一半左右。一方面使其税后收入变成合法财产，不再提心吊胆，不再进一步敛财；另一方面，征收的税款既可增加财政收入，也可分给老百姓，如充实社保基金。
　　有人认为，可以规定一个最高限额，超过限额，让其主动交出。如果不主动交给，就要追究。我们认为，确定最高限额是一个无法实施的办法，由谁制定限额，限额多少为宜，既没有理据、也无法让所有人接受，只会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问责和惩处办法
　　1，限定一定时限，分批分期，由高层官员开始，公布个人财产。超过时限，没有公布，先罢官免职，并进行审查。凡来源不明或者没有正当来源的财产，一律视为非法所得，全部予以没收，并以贪污腐败论罪，严加征处。可以先判几个无期或者20年监禁。此等威摄要足够大，以儆效尤。
　　2，凡公布数据不实，隐瞒财产，一旦有人揭发，且有理据，即进行停职审查，限期查清楚。如公布无误，官复原职；如有隐瞒，视同没有公布，严加惩处。
　　3，是财产公布以后，如再发生贪污腐败事件，按上述办法，严加追究。
　　4，是实名举报，保护个人（包括官员）隐私。
　　5，是同时启动新闻监督和司法监督。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形成一种理性、宽容、和解、妥协的行为方式，而且可以建立一套相应的规则和秩序。
　　 于北京
(责任编辑：马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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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酒桌文化：为什么不喝就是不给面子？
接近年关，各种酒局恐怕是每个成年人都要面对的难关。中国人的酒桌文化有很长的历史。在官场上，酒宴成为官员们交际的场所，酒就成为“政治液体”，人们以敬酒和回敬等种种礼仪行使为官之道。　　劝酒本身是一种礼仪，但是在历史中，不乏礼仪变质成为与利益相关工具，敬酒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喝了不知道回敬也是不懂人情世故。这种酒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强制与胁迫何时产生，又是如何蔓延到全国的？
劝酒与逼酒 历史久远的文化现象
酒有悠久历史 劝酒自古有之
在中国，酒的历史几乎与人的历史一样久远。早在汉字成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很多典籍中都有关于酒和饮酒文化的记载，酒文化深入中国人的血脉深处，影响深远。《诗经》中有20多处提到酒，酒被赋予了礼仪、社交、休闲等含义，体现了特定的宗法秩序以及人伦关系。还有很多典籍专门讲酒，如西周的《酒诰》，西汉的《酒赋》《酒箴》，东晋的《酒诫》和初唐的《酒经》《酒谱》等等。可见，酒很早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清朝时期，很多公家买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这些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政治活动。贯穿宴饮活动的，除了丝竹歌舞外，就是酒。中国早期的劝酒风气源自各种持续时间很长的宴会。一顿饭吃这么长时间，话题必然枯竭，干喝也无趣，于是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劝酒技巧。
严格地说，劝酒源于敬酒，而敬酒是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俗。敬酒是有社会等级区分的，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级敬上级，晚辈敬长辈等。敬酒首先是下对上的互动，相对没有强制性。但，上对下的互动，可称作回敬，也可以是主动敬，就有了极大的强制性。最早的劝酒多来自上对下的敬酒。尤其是从家过度到国，这种伦理慢慢变成了政治强制力。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政治语境下的强制性劝酒案例，有些妙趣横生，但也有很多案例异常残忍，让人毛骨悚然。
打杀胁迫 劝酒的极端
三国魏晋时期，中国喝酒风气很盛，而劝酒风气更盛。《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就是十足的酒鬼。自己喜欢喝酒，更喜欢劝酒。每次召集军官喝酒，都要大家一口闷。谁不喝，就打谁一百军棍。下属曹豹不会喝酒，张飞大怒，要打他一百军棍。众人求情，张飞才抽他五十鞭子了事。相对于张飞，刘表算是比较温柔的，曹丕在《典论》里记载，刘表大宴宾客时，身边放一根长木棍，木棍的顶端安放一枚长针。如果哪位宾客喝多了，爬到桌底下睡觉，他就拿针扎人家屁股，扎醒后命其继续喝。
如果说张飞、刘表的劝酒更多属于个人行为，而曹操、孙权等人的劝酒就有了很强的政治含义。据《三国志》记载，张绣投降曹操后，曹操很高兴，开宴会请大家喝酒。曹操在前面敬酒，典韦拿着大斧子紧随其后。曹操向谁敬酒，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那架势的潜台词是：“你喝不喝？不喝爷爷砍了你”。相比曹操，孙权也没好哪儿去。在一次宴会上，孙权逼大家喝酒。虞翻假装喝醉，倒在地上，当孙权要离席的时候，他爬起来就要溜。孙权大怒，拔剑就砍。要不是身边人拉住，虞翻的脑袋就落地了。
曹操向谁敬酒，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那架势的潜台词是：“你喝不喝？不喝爷爷砍了你”。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历史上逼酒最绝的算是西晋的石崇。据《世说新语》记载，石崇经常宴请达官贵人，并且喜欢劝酒、逼酒。他的绝招是，让家里养的美女给客人敬酒、劝酒。如果哪位客人没喝干美女敬的酒，他就吆喝家丁，把美女的人头割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客人碍于人命关天，不得不多喝，直到酩酊大醉。后来在东晋担任大将军的王敦偏不信这个邪，无论美女怎么劝酒就是一滴也不喝。石崇毫不犹豫地连续杀了三个美女，以逼迫王敦喝酒。
酒是政治液体 本就是政治统治的道具
酒为政治而生 自古为官方把控
上文提到的极端劝酒案例多发生在政治语境下。因为从被发明那一刻起，酒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液体”。酒具有让人亢奋的性质，在远古时代属于奢侈品，用于祭祀、庆典、战争等隆重场合。古时候，酒被誉为通神之物，属于“圣液”，与国家大事紧密相连。作为超自然的之物，酒一开始是给祖先、神仙享用的。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们饮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厉禁止酒会、宴饮，违令者处死。
　　 中国的礼仪很多源于祭祀，而酒一直是祭祀中最为重要的道具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很多礼仪就是来自酒文化。《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严格规定，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在原始社会，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多为巫师，权力很大。后来演化出了“祭酒”等官职。最早有关饮酒的礼仪与规定是出自帝王家，有着极强的政治含义。酒一开始就被统治阶层把控，慢慢演化出一系列的礼仪，以便让统治更为庄严和牢固。所以，酒的生产也是受官方把控的。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是，高度垄断酒类的生产、销售、拥有、使用等。每个朝代都有管理酒类的机构，被称为“酒政”。周有酒正、汉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唐宋有良酿署。未经官方允许，私自酿造、贩卖酒类会受到严厉处罚。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个叫做“酒类专卖局”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会有“国酒”、“国宴用酒”等专称。茅台之所以被赋予了如此高的政治含义，与中国历代政府对酒类的管理与控制传统有关。
政治统治的道具 并非大众饮食文化
现代人谈到的酒文化更多是饮食文化中的酒文化。其实，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酒文化与饮食文化并没有关系。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为各种仪式做点缀，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集权的君主政体下，权力高度集中，得到权力的一方极为恐惧失去权力，于是便编制了各种礼仪，举办各种活动，以便维护自己地位的正统与神圣。
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国家政权对酒的高度垄断，所以早期的饮酒也被列入政治活动的内容之一，并非现在意义上的饮食文化。酒是奢侈品，是稀缺资源，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融合。饮酒礼仪的庄严，形式的高雅，场面的庄重，都成了政治的道具。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
酒文化的扩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慢慢自上而下渗透。统治集团形成的政治性酒文化慢慢向社会各阶层蔓延，影响深远。从最初的政治统治道具，到普通大众的消费品，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中国人心中。可以说，当代的酒文化是古代政治文化演化过来的，有着政治强制性的阴影。这是中国酒文化与其他国家酒文化最根本的区别。
宗法与权力 高度异化的人际情感
从家到国 家庭伦理不过是政治的预演
上文指出，酒文化源于政治文化，是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道具，后来下移到社会普通大众生活中。这个过程极为漫长，但也影响深刻，最终高度异化了中国人的人际情感。在中国，除了皇家法律系统外，社会与家庭的伦理和礼仪也具有高度的强制性。宗法社会下，每个人在家中、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以等级来区分，社会上并没有平等的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数是不对等的，所有不对等的关系之间一旦互动，就会产生强制性。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都是这样。
　　 所谓“国家”不过是“家”向“国”的延伸，“家”是“国”的迷你版。两者不过是换了身衣服，内核还是一样的。国家讲究的秩序与原则，反映在家庭里，就是家庭伦理与礼仪秩序。普通百姓的酒桌文化不过是宫廷、贵族酒桌文化在老百姓身上的体现罢了。酒文化带来的规则与礼仪，折射了尘世间的游戏规则，为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
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其中隐含着当事人对食物占有的顺序、数量、权力的多寡等。在家庭中坐错位置，是极为严重的失礼行为。很多人在步入社会之前，要通过家庭环境反复演练，直到完全明了其中的规则，以便进入社会后，都能够对号入座。这些都是潜在的规则，所有人都遵守，但全都心照不宣。 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图片来自网络。
政治潜规则 蔓延到社会各角落
家庭规则与社会规则合流，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政治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告诉我们，人要时刻守规矩，找准自己的位置，不可乱说话，不可乱做事，不可乱动，不可乱想。人在踏进社会之前，已经被这套思想完全禁锢了。“规矩”与“礼仪”的背后是不平等，是专制权威，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所以，在喝酒的过程中，如果有权力、地位不对等的关系，就会有强制性的劝酒或逼酒。对位高的人来说，这是彰显权力的机会，对位置低的人来说，不喝就是不懂规矩。
　　 你不尊重别人的位置与权威，也就相当于不给别人面子。在中国，面子是典型的权力产物。这种权力可以是政治权力，也可以是隐形的权力，比如年龄、职位、身份等。所有不对等的关系，都会产生面子。所有不对等的敬酒、劝酒、逼酒都是潜在的权力在起作用。所以你不喝就是不给人家面子，不尊重别人的权力与地位。这种观念深入社会所有的阶层，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即便是国际化的今天，这种文化性格也依然在中国血脉深处，时刻发挥着巨大的威力。
面子的权力属性在政治潜规则中尤为明显。宋仁宗年间，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当差。有一天，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拯很高兴，请同僚们喝酒。王安石与司马光坐在一块，但二人平日里都不喜欢喝酒。因为顶头上司包拯劝酒，所以司马光硬着头皮喝了几杯。当包拯给王安石敬酒时，无论他怎么劝，怎么说，王安石就是不喝。这事把包拯弄得极为尴尬，当场下不了台。包拯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王安石作为下属，竟然公然违抗自己。这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但王安石却违法了大家普遍遵守的政治潜规则。
劝酒文化是糟粕 解决应从体制着手
劝酒文化 毒害社会风气
在当代中国，劝酒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的国际化而有所收敛，反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而越来越严重。越是靠近政治权力的地方，这种风气越严重，反而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这种风气相对弱一些。如，河南、西安等传统政治中心，以及北京及其周边的东北、山东、河北等省市地区，劝酒、逼酒的风气极为盛行，因为逼酒构成刑事犯罪的不胜枚举；江浙岭南一带，劝酒风气相对弱很多。
　　 与古时候一样，现在的敬酒、劝酒也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多发生在官场、商场。酒桌上的劝酒、敬酒、罚酒把人际关系搞得极为复杂，处处险象环生。为了混迹这些酒场，中国人练就了虚伪、阴险、狡诈的应对手段，做出了很多极为庸俗的行为。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健康，以获得别人的肯定与认可。原本简单的人际交往，因为特殊的酒文化搞得复杂难测。
现在意义上的敬酒与罚酒，政治强制性弱了，但却内化为中国人的价值、习俗与习惯。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如果不回敬更是没有教养的表现。既然成了习俗，人们也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为社会规则。很多人即便是不能喝，碍于所谓的习俗、习惯，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整个社会风气因为这种敬酒、劝酒的习俗，搞得乌烟瘴气。
是经济政治行为 应从规范上梁开始
即便是当代中国，酒与酿酒产业依然是政府把控的产业。当代酒文化有着政治的烙印。改革开放之前，酒还是奢侈品，要凭粮票领取。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酒才慢慢进入平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普通的消费品。由于需求旺盛，中国酿酒业发展迅速，现已成为世界头号产酒大国。很多地方将酿酒当场支柱产业，如中国最为贫穷的西南地区占据中国白酒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从世界范围看，文明程度相对高的国家，酒的市场占有率则相对低，所以中国的酒产业折射的是中国现代文明的落后。
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图片来自网络。
酒的消费与酿造一样，也有政治烙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饮酒风气，是从体制内蔓延出来的。体制内出于政治活动的考虑，有特供酒。酒一直在“三公”消费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体制内的喝酒、劝酒、逼酒与古代没有区别，是强制性的行为。再者，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业行为与政治有着难解的关系。当代的酒文化更多是从官场到商场，再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一路蔓延下来。
当代劝酒文化是传统社会酒文化的变体，是强制性的政治行为内化到普通大众心中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或曰一种政治。只要酒的“政治液体”身份还在，酒桌的“权力场”还未消除，敬酒劝酒的习俗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劝酒文化该不该被否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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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有毛僧
编辑李岩 郭博文
设计吕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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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你认为中国当前浮躁的社会风气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你认为中国当前浮躁的社会风气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09-10-02 & 发布
社会的制度和激进的习惯与领导的急进等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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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于《有感于外教狠批中国的不良社会风气》有什么看法
的大炮，抵挡不了理性主义宣扬的人权自由与纵欲享受，于是，我们抛弃了祖宗的传统思想与道德，唯洋人是从，值得讽刺的是，西方由于理性主义的泛滥，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灾难，开始怀疑否定理性，转而注重类似中国古代的修身养性、天下一家的人文关怀。似乎近代的我们总是跟在洋人的屁股后学这学那，但其学的结果不是丢了这，就是丢了那，变成什么也不是，我们民族变得更为自卑、懦弱，更为虚荣。胡适认为，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中庸思想的差不多先生，是庄周的&万物皆一&；杨振宁说，中国的落后是由于周易哲学只有归纳没有推演......。
　　 然究其实，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人文思想优秀先进的足够多了，如以人为本、海纳百川、天下为公等，到今天我们看到别人在学着做时，我们才不好意思一点一点的从破书柜中搬出来，事实上我们只有自豪的发扬好，立足好我们的本源思想，并取西方科学民主之精华，去其糟粕，树立良好的创新发展观，唯如此，才能改造好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在开放的世界中体现好自信的大国民风范，也才能构建好和谐、健康、奋进的美好社会！
　　
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人文思想优秀先进的足够多了？？？
天哪，我们祖宗留给我们有优秀先进的人文思想么？？？
没有，绝对没有，牵强的一定要说有，那也是嘴上说说的有，实际上从来没有。
海纳百川？？近千年来，中国人除了对儒家学说顶礼膜拜推崇备至之外，几乎容不得任何的其他思想，那还是死海，纳的是各派对儒家思想注解的涓涓细流。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被禁锢了两千年，怎么还谈得上有本源的思想？？？诸强争霸，会有最后的霸主，百家争鸣才能争出主流的思想，就像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能成为主流，因为他们的主张是要变革，变革证明了弱者能成为王者，王者能成为霸主。所以当孔老先生周游列国贩卖他思想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四处碰壁。
一个没有本源思想的民族一旦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往往就会变得无所适从。
中国人对于外来者自古以来只有两种认识，一是上帝，二是蛮夷。上帝者，征服者也，蛮夷者，膜拜者也。
古往今来好像从来没有平等的对待过外来者，要么你来征服我，你是我的上帝，我膜拜你，要么我征服了你，视你为蛮夷，你要来朝拜我。
而对于外来的思想外来的文化，也是如此，一旦受到列强的思想文化入侵，我们几乎是全盘的接受，以致于跟我
我们祖宗留给我们的人文思想优秀先进的足够多了？？？
天哪，我们祖宗留给我们有优秀先进的人文思想么？？？
没有，绝对没有，牵强的一定要说有，那也是嘴上说说的有，实际上从来没有。
海纳百川？？近千年来，中国人除了对儒家学说顶礼膜拜推崇备至之外，几乎容不得任何的其他思想，那还是死海，纳的是各派对儒家思想注解的涓涓细流。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被禁锢了两千年，怎么还谈得上有本源的思想？？？诸强争霸，会有最后的霸主，百家争鸣才能争出主流的思想，就像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能成为主流，因为他们的主张是要变革，变革证明了弱者能成为王者，王者能成为霸主。所以当孔老先生周游列国贩卖他思想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四处碰壁。
一个没有本源思想的民族一旦受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往往就会变得无所适从。
中国人对于外来者自古以来只有两种认识，一是上帝，二是蛮夷。上帝者，征服者也，蛮夷者，膜拜者也。
古往今来好像从来没有平等的对待过外来者，要么你来征服我，你是我的上帝，我膜拜你，要么我征服了你，视你为蛮夷，你要来朝拜我。
而对于外来的思想外来的文化，也是如此，一旦受到列强的思想文化入侵，我们几乎是全盘的接受，以致于跟我们以前单一的儒家思想体系强烈的冲突，卫道者有，反叛者更多，两千年来的思想禁锢使民族的思想犹如一个极度的饥饿者，把什么东西都吞下去了。这样会不出问题吗？
我们不懂什么使精华，因为我们没有本位思想做比较，我们也不懂什么使糟粕，因为我们没有本源文化作对照。我们所知道的精华使人家的科技比我们先进，而我们所知道的糟粕好像也就是人家的色情业是公开的，妓女鸭男是纳税人，但从思想上我们无所适从。
赞同楼上的所说，我们的不良社会风气只不过使一种人性的自然回归，那么只有等原始的人性充分释放后，才能从新选择一种从良的思想来改造我们原始人性。
，胡适的全盘西化如果真的成功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和西方人一样了，那外教为什么还会不理解中国人？？？
中国的不良社会风气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回归，以前的中国人被太多的虚伪理教束服住了，现在一旦有了放泄的途径，就全都反弹性的爆发出来了。就像前两年萨达姆一倒台，伊拉克人干的事。
小丘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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