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难”,“民工荒”折射出的社会百态---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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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企业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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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作为
本文试图从蔓延全国的“招工难”,“民工荒”现象来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表面与深层次的原因，从老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区别，差异，以及沿海、传统中西部的用工变化曲线，讨论到企业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重大变化，再扩展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如何应对，以及各级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
“民工荒”的现状：
翻开报纸与新闻，近来最多的恐怕就是连篇累牍的招工难，“民工荒”，和几个认识的工厂老板还有本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员，谈起来也是一脸的无奈与摇头，本公司开工后的第一次副总会议也全部在谈这个工作。央视《新闻1+1》日晚播出节目《用工荒：用“权利”留人！》：又是春节，又是民工荒，大巴接，车站截，优惠政策发文挽留，争夺战政府加入。中央电视台二台经济新闻在2.12也播出了义乌面临的招工难。
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几个大的省份基本情况都是差不多：
广东省：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是世界毛织业的重要基地。春节假期刚过，记者在大朗镇象山工业城看到，不少工厂门前挂出横幅或贴出告示，“急招大量男女普工”等。很多公司提供了包吃包住、月薪过两千元等条件。有些公司不仅承诺提供免费食宿，还有年终奖、带薪年假、带薪婚假、生日奖金、社会保险等。
　　东莞市泰业纺织制品有限公司招聘点的业务部经理告诉记者，该厂提供的招聘条件甚至包括了报销返程车票，并承诺新手和熟练工分别涨薪300元和500元，不过即便如此，这家公司如今仍旧处于经常性的缺工状态。
　　东莞市的情况在整个珠三角已较为普遍，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主任张宝颖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广州地区企业求人倍率约为1.36：1，即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岗位多于工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情况明显。
　　而该机构对广州343家企业节后招聘求职意向的摸底调查显示，超过80%的企业节后招工，招工比例约为现有人员总量的10%，预计节后一个月广州劳动力缺口达到15万人。其中，玩具、电子、纺织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缺口最大。在人员结构方面，更多的人力缺口体现在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上。
1月初深圳市宝安区劳动部门启动的一份春季企业用工需求调查结果显示，523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有475家企业表示春节后要招工，新招员工达15.3万人。据宝安区劳动部门推断，宝安区节后用工缺口在20万人左右。
在广东肇庆长途客车站月薪，享受50%伙食补贴，每月休息4天，这样的招工广告随处可见，不少企业将招聘现场直接搬到了火车站。
元宵未至，广州日报则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佛山地区节后37万外来工回流仍难补用工缺口。再联系其他媒体近日的声音，都在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广东用工缺口明显增大”。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春节后广东地区用工缺口约在百万人次，接近广东省超过3000万总用工量的5%左右。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研究员张车伟则进一步分析了用工荒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用工荒现象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局部沿海地区出现，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已经由局部的用工短缺向全局性用工短缺发展。
浙江省：2月9日，是春节长假后上班第一天，浙江义乌本地及来自绍兴、台州、东阳、浦江等周边县市的数千企业汇聚义乌人力资源市场举牌招工，劳动力市场已经活跃起来。
　　春节过后，许多企业都要开工生产赶订单任务，但因生产工人短缺，以致有的企业不能开工，因此各用工单位纷纷抓紧时间举牌招工。&而浙江德清县更是主动出击，组织当地5家企业赶到贵州招聘
我们本来希望招聘一批有经验的女工，但太难招了，不得不降低门槛，男工也招。”2月10日，专程来川招工的浙江省缙云华厚纺织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曹中元说，在前来报名的10多人中，大多是男工，而该公司开出的月工资较去年上涨了300元，8小时工作制、包食宿、月薪2500元左右，每月提供260元生活补贴。尽管如此，来咨询的100多人没留下几个，“我只希望尽快招满45人”。
农历正月初六开始，宁波雅戈尔旗下的几家公司已在大门前摆起了摊儿，贴出招工简章。雅戈尔衬衫有限公司等开出了年薪3万元、缴纳五大社保等条件，另外享受产假、婚假、丧假及节假日补助工资等福利。
街对面，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制衣厂开出了3000元月薪。
雅戈尔西服有限公司的招工简章上显示，公司招聘500名技术员工，年薪3万元左右。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招工简章显示，公司需要女普通工人300名，月平均工资1700元；车间操作工200名，月平均工资1800元；制衣熟练技工420名，月平均工资2500元。
待遇还过得去，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在瑟瑟寒风中，招聘摊前门可罗雀。与雅戈尔相邻的其他工厂，也都摆着招聘摊或贴出招工简章。这些小厂更是无人问津。
年薪3万元是否具有足够吸引力？宁波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宁波服装业工人的年薪2008年为22181元，2009年上调到23853元。“现在很多年轻工人对工资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宁可每月少拿一点，但要保证他们有足够的休息时间，而且不太喜欢加班。”
宁波杉杉时尚服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物业及工厂管理部部长王澄海表示。
上海：位于上海嘉定区的杰蒂玩具厂以前最多时有1300多人，由于招不到工人，工厂规模已经缩减到了300人，而上海的用工荒也在长三角、珠三角东部多个城市都在上演。“破五”刚过，初六凌晨，夜色中行驶的是从上海出发的大巴车，目的地是安徽省的南陵县，它要去把当地的农民工们从家门口接到上海。
　　“今年部分企业的招工难、‘用工荒’现象，比往年来得早，而且会去得晚。”在长三角经营多年人力资源业务的上海天都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昌梦晨说。
　　眼下，长三角地区部分企业用工短缺再一次“如期而至”。天都公司共管理8000多名派遣制外来务工人员，但去年年底约有800人离职。目前100多家企业客户中，相当一部分“急着要人”。
　　上海新坤豪职业中介所负责人仇玉俭告诉记者，春节后至今，已经有30家单位来登记招人，约20种岗位，需求约10000人，而前来登记的求职者在3000人左右，缺口约7000人。
“招工单位都是急于用工，需求量大的是制造业的普工。如松江区一家电子厂需要招5000名一线工人，目前只能招到2000人。此外，不少企业急需电焊工，一般只能招到总需求量的1/10。”仇玉俭说。
“以前去安徽、河南等地中专技校招人，学校常会在校门口拉上横幅，写着‘热烈欢迎上海企业来我校招人’等。这两年就不再有这种‘待遇’了，因为很多当地的用人单位也在抢着要人。”昌梦晨所述颇能说明问题。
江苏昆山：在出口加工型企业集中的昆山，遭遇用工短缺的企业也比比皆是。昆山仁宝电脑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目前仁宝电脑在昆山拥有大约4万名员工，50%-60%员工为外来务工人员。春节以前，许多员工返乡。目前，该公司一线工人用工缺口在5000人左右，技术工人的缺口为40-50人。
上海、广东、长三角、珠三角旧戏上演，郑州、武汉、重庆，中部、西部新角登场，这个年初孔雀不再只向东南飞。用工荒还进一步向安徽、河南，四川，湖北等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地蔓延。
在西部的重庆，当地的官员更是在春节期间有一项特殊的加班任务，就是设法把那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截留一部分，能留多少就留多少。在武汉，从每年的正月初六开始，在各地人力资源部门的组织下上演一场抢工大战。这场大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春风行动”，凡是来汉人员都可以在车站、码头、人力资源市场等处领到一张《春风卡》，上面印有招聘信息和求职提醒。政府部门意图通过此举，留住那些正奔赴长三角或珠三角的老乡们。据武汉市有关方面统计，目前缺工比较严重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住宿餐饮和建筑装饰等行业领域，其中又以加工制造企业和餐饮企业需求最为紧迫，“武汉市部分行业用工需求增速首次超过沿海，尤其是电子加工、机械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紧缺情况十分突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四川眉山市最大的一家民营纺织企业，金利公司在招聘简章中称，只要年满16周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女，身体健康，均可应聘，熟练工月收入为元。“我们希望工人的年龄在30岁以下，但现在条件已经放宽了”，罗加建称，在纺织行业生产原料大涨的背景下，为了招到工人，他们将工资提高了200~300元，以吸引更多农民工留在家乡就业。但就是如此，目前该公司用工人数缺口在30%左右。最近几天，该公司各车间负责人都亲自下乡招工。
成都市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主任黄洁称，自正月初四市场开放至2月10日，共有3家省外企业、124家四川本地企业前往该市场招聘，提供数千个岗位，相对而言，本地企业招工情况要好些。在重庆，富士康直接坐镇火车站，除了讲明薪酬外，还承诺给员工发放端午、中秋节日礼金及春节开工红包，以此吸引应聘者。
&　　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今年春节后，全省企业还计划招工25万余人。　
记者最近在甘肃省两个劳务输出大县秦安县和陇西县举行的两场劳务用工洽谈会现场看到，参加招工的企业月平均工资都在2500元到3000元之间，比往年大幅度增长，不比东部一些地区给农民工开出的工资低。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是受到了冷遇，部分企业竟然连一个工人都没有招到。
可见，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的转型，用工短缺形势或趋向严峻。因而，最近几年，广东乃至其他沿海地区频频出现用工荒，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向内地省份转移。毋庸置疑，在制造业中，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招工难已经成为常态。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机械地应付，恐怕不光是企业，政府也会面临收税困难的长期问题。
二．&&&&&&&&&
“民工荒”的后果： 　
　受沿海地区生活成本上涨、内陆省份用工需求增加，以及新一代农民工不愿离乡背井太远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春节后各地“民工荒”问题再次凸显。对此，有关专家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将对工资、物价、消费以及经济结构、宏观政策带来深刻影响。
1.“用工荒”促使加薪，企业成本压力大增，使小企业难以承受压力
　　面对“招工难”，多数企业开始提高薪酬，希望尽快招到人。深圳人才大市场调查显示，71%的参会单位提供的职位薪酬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同样，在佛山、顺德记者调查发现，这里的劳动服务中心给出的最低工资是1500元左右，较去年有大幅的提高。企业给的工资待遇普遍增长了20%左右。
没有工人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利润，想要招到工人就需要付出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多的承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用工荒”三个字背后的压力已远远不再是招不到人那么简单，它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投入。
　　在广东东莞和江苏昆山经营着两家精密五金制造企业的张卫东告诉记者，最近两年为了能够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他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高了。“以前完成100万元产值需要支付的工资大概是8万元，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2万元，50%的工资成本涨幅对于我们这些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取胜的小企业而言压力已经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宣布，从3月1日起，广东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将提高18.6%，其中广州市的标准将增至每月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虽然大部分企业开出的工资早已远远高出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可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意味着加班费和社会保险金支付基数的提高，对于企业而言同样意味着成本的大幅上涨。
一些工人在受访时表示，各地大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给他们要求提高待遇以底气。此外，不断上涨的物价，也使很多打工者的薪酬预期“水涨船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即使企业主动涨薪，仍然难以满足员工的期望值。
在人声鼎沸的武昌火车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近十家招聘企业摆出招聘展位，希望在最后一个环节留住南下或东去的农民工。看起来，招聘方已经拼了全力。除了主动性一年高过一年外，单从各家企业散发的宣传单上来看，当前武汉区域内的普工工资已提高到元，服务类工种也达到了不低于1200元的高水平线。
流动性大影响企业接单，成本高促使向客人提价，减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
&“劳动力充足，我们安排订单的选择性比较大。如果缺乏劳动力，所接订单会受限。”王澄海表示，劳动力流动过大对一些小厂的影响非常明显。“工人少了就不能接单，不接单的话，剩下的那些工人也会走，所以很多时候即使是亏钱也得开工。”
去年以来，受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加快向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分析认为，由于这些国家现有的劳动力水平，特别是掌握熟练技术的程度，尚无法与中国劳动力相比，但随着这些国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不复存在。这对目前主要以低廉的劳动力为优势的“中国制造”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恐怕不是哪一个人，哪一级政府能够承担得了的。
已经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提高工资将影响全球经济：
彭博新闻社网站02月23日报道,中国提高工资水平将减少零售商的利润并削弱债券需求。
在将于3月5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将审议通过一项旨在提高内需作用的五年规划。据瑞士信贷银行集团称，这项战略的其中一顼内容就是提高工资，2011年，中国
31个省市自治区可能连续第二年提高最低工资。
瑞士信贷银行集团驻香港的亚洲区首席经济师陶冬说：“当历史学家回顾
2010年时，其中一件大事就是工资大幅提高将重新定义全球制造业模式和未来 10年的通胀预期。”
英国第二大零售商奈克斯特公司上月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使该公司商品价格在2011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上涨8%。沃尔玛百货公司的最大供货商香港利丰有限公司预计，劳动力成本提高将使今年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涨15%。
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在深圳的工厂本月提出将给工人加薪10%，但这对一些工人的吸引力并不够。33岁的异地打工者罗辰恩（音）在这家为Calvin
Klein等品牌生产内衣的工厂工作。她说，她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在春节后再回到深圳打工，因为她们在家乡也能找到工作。
富国银行的分析师杰伊·米勒说：“中国对全球通胀的抑制作用正在逐渐减弱。”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2
月17日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尚处于中国工资上涨的“早期阶段”，中国的工资上涨将加剧其国内的通胀问题，也将使美国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
瑞士信贷银行集团的陶冬称，
2010年，推动中国出口产业发展的异地打工者的工资上涨了40%。他预测，由于中国领导人支持通过增加收入来扩大内需，未来3年，异地打工者的工资还将上涨20%至30%。
三．&&&&&&&&&
“民工荒”的成因：
年年岁岁都相似，中国一向号称人口大国，人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提高了待遇，从去年的两千、两千五提到现在的三千，还是一样招不到人呢？仔细研究这个现象，我发现了以下几个原因：
1.出生率的下降导致从源头上适龄的劳动力不足：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化看，改革开放3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逐步上升，直到1987年达到最高峰，该年出生率为23.33&。此后出生率指标掉头向下，持续下降，到2007年该指标仅仅为12.1&。下降速度之快令人咂舌。统计数据表明，人口死亡率基本稳定，这样一来，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为11.0&的水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3.5&的水平。“十五”时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6.23&，比“九五”时期年平均9.08&回落了2.85个千分点。2004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低到6&以下，为5.87&，2005年为5.89&。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很低生育率”的人口新时代。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出现短期难以扭转的负增长局面，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生育率开始低于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此后这一状况维持了近20年。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与之相伴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
人口是经济的重要基础，人口变局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构成诸多挑战，影响到劳动力、消费、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繁衍与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增长率，这应该是经济学的常识之一。经济增长依赖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假定其他因素不变，那么经济增长就依赖于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直接导致劳动力的下降，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除非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来加以弥补，否则劳动力短缺势必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特别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还不仅仅是影响到人口增长和未来劳动力，它同时还会影响到人口结构。出生率的下降意味着新一代的人所承担的各方面负担也会增加，这可能会降低新出生人口未来生活的幸福感。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从80年代到90年代，现在可以就业的人员越来越少，当然会影响到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需求。“民工荒”问题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接近2015年拐点，婴儿潮一代的农民工已步入中年，8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则在工资和工作条件上有更高要求。
80.90后现在是主要的民工队伍，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词来称呼他们：“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渐成务工主体，而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工作积极性，对文化的需要等方面与上一代老的农民工已经有极大的不同。观念的不同导致现在越来越出现“民工荒”。
A.上一代老的农民工的特点：“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1983年提出的，随后被大量地引用，初始出现在中国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后来成为整个社会一种通用的说法。农民工作为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新出现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形成主要源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从业人员冗余，他们为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报酬，离开农业和农村进入城市成为企业员工，具有不同于企业其他类型员工的特点：他们多数为50-60年出生，“吃苦耐劳”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属于我国当前收入最低阶层之一，强烈渴望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农民工往往背负着尚留在农村的家庭对他们的经济上的依赖，因此他们对收入稳定有很强的偏好，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有着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朴实无华和安分守己的优良传统，在有些方面起着城市劳动力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小农思想严重，文化素质偏低，普遍受到歧视。由于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而且还要交纳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求职、就业、管理等都遇到不平等的待遇，而且随时面临被解雇的命运；享受不到任何城市职工普遍享受的养老、医疗、失业和生育等保险.，甚至连保障人身安全的工伤保险也常常没有。还要遭受雇主的歧视；在公共场所也遭受一些人及各类管理执法人员的歧视、刁难等。子女不能就近上学，私立学校费用高，进入附近的公办学校难，而且还要交一笔不少的赞助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一般都能享受的培训、再学习和下岗再就业等培训措施无缘。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歧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受救助权得不到充分保护和实现。
他们经济拮据贫困：“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这是形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经典”比喻。他们中多数人的文化娱乐支出都为零，即便有也最多不过二三十元。经济上贫困决定了弱势群体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以及相应的生活质量低下和文化生活单调。90%以上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睡觉、聊天、打牌赌钱、闲逛是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方式。少数人偶尔也去看电视、电影或去看广场演出，但次数和时间都没有保证。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指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成长，如今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他们与上一代有明显不同。就身处环境而言，上一代农民工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薪酬可被尽量压低的年代，因为没什么选择，不能不忍辱负重；而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当前劳动力"有限过剩"、薪酬理应适时提高的年代，他们有了相对大的选择空间。就行为特征而言，有别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和家庭型"务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转换身份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他们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他们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城市，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也难以适应农村生活，其流动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和现代生活转变；他们素质相对较高，思想观念已经远离土地和农业生产，更贴近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对城市表现出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他们在城镇的待遇并没有得到提高，也较难进入城镇正式就业岗位序列，因而对获得社会尊重、平等和承认有着更多的期盼。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维度，我们不能将当前"拉皮箱进城"的农民工，等同于以前"扛麻袋进城"的农民工。在经济层面，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拿上一代不得不拿的低工资，而希望获得与自己能力、努力相匹配，能维持体面生活的薪酬，这种诉求是他们在消费观念转变、生活成本上升之后的自然反应。在社会层面，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在劳动力耗尽后重返农村，而希望通过努力使个人和家庭融入城市，追求与市民相近或相同的生活水准。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挈妇将雏"进城，因此在务工时必须考虑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社会保障。在政治层面，上一代农民工看重打工获取的经济收益，新生代则在获取经济回报之外，希望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国家政策等公共事务中发出"声音"，而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
3.5800万留守儿童成农民工牵挂，为了孩子宁愿在家乡工作：用工荒的背后，是国人生活观念的转变：80后逐渐变为“人父人母”，不再外出打工，90后也不愿意再做农民工；在异乡打工，只能把年幼的孩子放在年迈的父母那儿，不得不忍受长年离子思乡的痛苦。“在外面每次看到小孩子，她就会想儿子。每次打完电话，听到儿子在那头喊妈妈，挂掉电话她就会流泪。”这是一个民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
一些农民工已经意识到留守儿童引发的严重问题，并开始采取行动。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让娃再跟我一样，宁愿少挣点，也要培养好他！”26岁的魏东伟在义乌某电子厂已经工作了6年，今年回到了老家河南鹿邑。春节刚过，义乌方面承诺把他的工资加到2600元，可魏东伟根本就不为之所动，他铁了心要跟4岁的儿子在一起。
“2009年春节回来了，已经快2岁的儿子不认我们，”魏东伟说，“晚上想把儿子抱到我们床上睡，他大哭大闹都不肯。”
今年春节回来后，魏东伟发现儿子的性格变得很古怪，“好像心里充满了仇恨一样，对任何事情，只要一不顺心就会大发脾气，”魏东伟说，“原来，幼儿园的小孩子一直在嘲笑他，说爸妈不要他了。而爷爷奶奶对他又太过于宠爱，什么事都顺着他。”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魏东伟说，“如果我再不回到他身边，我这个娃儿将来就废了。”
魏东伟到离家5公里的县城工业园区转了一圈，发现像他这样的熟手，每个月的工资竟然也有2300元左右。这更加坚定了他留在老家的决心。
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记者在河南省西华县采访时，不少乡亲都告诉记者，留守儿童问题其实是农民工不愿意再外出的主要原因。
4父母的要求不同，期望不同。早一代农民工出门打工时，父母的嘱咐语是孩子呀，出门在外，要学会忍耐与受气，只要能拿到钱就成，而现在的孩子出门，父母的说话是孩子呀，在外学会保护自己，如果吃不消，就回家，家里不缺你那个钱，这样做的后果自然会形成现在的80，90年的民工不愿意出门找工作了，再加上早一代农民工中学有所成的人也回到了家乡创业，同样有用工的需求，而且现在的收入不见得会比外面低，自然就减少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民工数量.
阜阳返乡创业农民工达2.1万人
即便是曾经外出打工的一些“农二代”，也纷纷开始自己创业，有的在外面看到一些赚钱的生意，就直接回家乡开厂。
下个月，颍泉区宁老庄镇的钱法林投资创办的安徽彩韵服饰有限公司就要开工了。“我的企业可吸纳上千人就业。”钱法林说。记者了解到，阜阳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渐成高潮，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截至目前，阜阳返乡创业农民工达2.1万人，创办经济实体1.1万个。
那些一般的老一代的农民工，农民工主力的年龄结构总是在18岁到35岁之间，它这个比重占了70%到80%的比重，一旦超过这个年龄段，很多人就不得不回家去，他在城市的劳动力竞争就会比较艰难。因此我们说小年龄段的人口的短缺，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得不发生本质的变化。起初农民工大军主要以80后的为主，如今，80后逐渐变成“人父人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沦为留守儿童，他们已不再外出打工；而90后出生的“农二代”，父母担心电子厂、服装厂对其身体造成损害，也不愿意再让他们外出打工。
2010年仅有62%的返乡民工明确表示春节后要继续外出务工，比2008年同期相比降低了6个百分点。另有30%表示要观望来决定是否外出，还有8%表示不再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务工工资太低、准备在家乡创业以及家庭事务。在准备外出人员中，超过1/4的民工不打算回原企业上班，主要原因是收入太低(占49%)、加班太多(占18%)和没发展前途(占14%)(来源于人保部2010年2月份的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
“与其外出打工、不如家乡就业”：过去沿海地区经济一枝独秀，农民工只有赶赴沿海才能找到工作。近年来由于内地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力资本的进步，政府政策的倾斜，以及沿海企业向内地搬迁，内地经济增长开始赶超沿海，重演上世纪50~70年代美国穷州追赶富州，以及欧洲较穷区域追赶富裕区域的现象。这使得内地企业数量明显上升，用工需求增加，为农民工提供了在家乡就近就业的机会。而且中西部工资涨幅加快，与东部工资差距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外出打工者的月均收入东部地区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只比中西部高5%，而5年前东部工资比西部平均高15%。但农民工在东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内地高出近25%，还有背井离乡的隐性成本，导致农民工区沿海打工的积极性下降，尤其是去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当地产业结构以较低端的出口加工业为主，企业主将工人工资压得较低;而产业结构升级相对较好的长三角地区，工资水平和涨幅高于珠三角，因此对民工的吸引力也较高。此外，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增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也使农业收益比过去有提高，部分农民返乡从事规模种植和农产品加工。就象今年重庆打出的广告：全市外出务工的朋友们，我们真诚邀请你们新年里留在重庆就业和发展，这里不仅有充裕的工作岗位，收入的保障，有公租房、子女入学等政策环境，而且能近距离地照顾老人和子女，免去亲情的牵挂和旅途的奔波，获得家的归属感。象大企业富士康直接坐镇火车站，除了讲明薪酬外，还承诺给员工发放端午、中秋节日礼金及春节开工红包，以此吸引应聘者。到江苏那边也不过两千多块钱，现在重庆那边招聘会上应聘下来也有两千多块钱。民工纷纷反映，富士康是个大企业嘛，离家又近，工资待遇又比好，回家探亲也比较方便。对比以前，比如四川省政府，为了改变民工“有活没活去了再说”的盲目外出局面，他们主动北上新疆，南下广东，千方百计地为四川农民寻找更多的机会。当时有报道说日的时候四川政府合理引导劳务输出，农民跨省打工收入突破二百亿元，而现在他们的工作重点却是要想方设法留下当年出门的民工了。可以看出，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在缩小，特别是我们中部和东部在工资待遇方面没什么优势了。和西部比较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对民工来讲选择余地比较大，不用长途跋涉，到我们东部沿海来。下面是几个生动的例子：
在产业转移的带动下，许多企业开始转向中西部地区。宏扬(鹿邑)制衣有限公司就是豫东小县城——鹿邑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一家大型台资企业，位于鹿邑刚刚兴建的涡北大型工业园区内。
当地企业诱人福利待遇招人
年初十，记者赶到该厂门口时，看到大量来自周边城乡的农民工正在填写报名表。为了吸引农民工，该厂打出了“各工序计件单价按广东总公司同样单价标准计算”的承诺。待遇方面，对于熟练电车缝纫工，给予保障薪资元以上待遇。
“留在家里好呀，起码每年春节不用那么拼命地挤火车了，”正在填写报名表、曾经在东莞电子厂打工的小娟说，“在东莞电子厂，开始当学徒时每个月1000块都不到，正式上岗后的基本工资才1100多元，加班累到晕也才2000元，跟这家工厂开出的工资没多大差别。”
除了工资待遇外，该厂开出的各项福利待遇也相当诱人，比如免费提供食宿(不住宿的每月给予20元补助)，满三个月给予115元的社保补助，满一年就可享受工龄每月50-100元奖励，并每月享受100元的全勤奖。
去年2000元就能找到普工，今年即便加价到2500元/月，普工仍难招。而随着内地工资水平与珠三角地区的差距缩小，越来越多农民工选择在家门口就业。
&“农二代”多不愿到工厂打工
销售总监年薪80万~100万元，设计师年薪20万元，大堂经理3400元起……如此诱人的薪金待遇并非开自京广沪发达城市，而是2月12日在安徽国际会展中心的一场普通招聘会上，由中部地区企业开出的人才“价码”。
农民工大军“缩水”本地企业也现用工荒
过去，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凭借薪金优势，从中西部地区吸引了大量人才入驻。如今，农民工只需要在家门口，就能找到自己满意的薪金。
在安徽国际会展中心的招聘会上，记者看到，一家大型企业需要招聘的操作工人竟然高达3500名，“一线操作工，试用期1个月，收入不少于1800元，转正后计件工资元。”该企业招聘专员朱先生说，“不仅员工工资较以往上调了500元左右，公司还提供膳食和住宿，并提供高温补贴、满勤奖、工龄奖等。
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农村处处长李湘泉前日表示，今年湖北农民工“回流”现象十分明显，农民工输出数量将进一步“缩水”，预计至少减少劳务输出100万人，而输往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至少减少60万人。这对于“嗷嗷待哺”的珠三角企业恐怕不是一个好消息.
从深层次上说，正象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保中心副主任张翼在回答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所说的：像重庆这样的直辖市政府官员出面来截留农民工，这是第一次，从新闻报道，以及从企业发展的阶段上来说，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转折点。他说，不仅是重庆市这样，别的一些中西部地区也存在这个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家的发展战略对西部大开发进行了投资，对中部的崛起战略的实施开始见效。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金字塔的底部开始收缩，新供给的农民工的增量每年都在缩减。从人口红利这个方面来说是还没有到完结的地步，但是从结构性的红利方面来说，我们可以说已经它的增量在萎缩。比如说农民工原来在80年代主要是小学毕业生为主，到90年代主要开始初中毕业生为主，到了新世纪的这十年，我们说初中毕业生的数量开始下降，而高中阶段以上的，受过职业教育的这部分农民工数量增长得非常快，这是个结构性的变化导致，如果产业仍然在使用初中毕业生跟小学的学生来做劳动力的话，那你根本就招不到人了。
日前，一个网络调查平台对今年“民工荒”现象进行问卷调查。在443名参与网友中，有42.89%的人选择“东西部都已出现‘民工荒’”；在“你认为‘民工荒’出现的主要原因”的选项，有20.77%的人选择“中国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西部”、19.19%的人选择“企业用工门槛高和求职者眼高手低不愿吃苦”、18.96%的人选择“东西部收入差距减小，农民工愿意本地就业”、17.83%
的人选择“中国人口红利将结束，农民工数量减少”。这个调查基本和理论专家的研究结果一致，成因大体有三大理由：一是东部产业的西迁；二是东西部的“农民工”工资差距在缩小；三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日渐趋近，农民工的总体供应逐年递减。
据统计，现在的农民工后备力量每年比此前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三年差不多少了2000万人。
　　对此，赛迪顾问副总裁秦海林博士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表面上看“民工荒”出现是由于受经济增长影响，劳动力需求加大，供求出现短期失衡。但探究深层原因，则是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尾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实际工资不会上涨。直到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吸纳干净，此时若要继续吸纳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叫“刘易斯拐点”。
　　其实，早在2006年，我国许多地方就逐渐出现了“民工荒”问题，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现象暂时消失；但伴随经济的复苏，劳动力需求加大，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民工短缺”现象再次进入眼帘，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度，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人数下降8.9%。特别是珠三角地区，2009年该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较2008年减少22.5%。
　　“从以上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随着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刘易斯拐点’已经向我们走来。”秦海林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上则表示，“招工难将会常态化，农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蓄水池”。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蔡昉教授认为，“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四．&&&&&&&&&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如何应对？
问题出来了，总得找到解决的方法。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企业的自觉与相应的的应对措施，
1. 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大不同。
有网友认为，“现在工作者最注重的是待遇、发展空间、企业文化三样东西，不再是为了解决两餐这么简单。雇主能满足这三样东西就‘不用荒’了!”如果现在的企业还单纯地停留在以为民工出来打工只是为了钱，那么现实地无情报复他们。即使他们暂时到你的公司，可能明天就见不到他的人了。
老一代的民工想让孩子通过工作学会一门好技术，希望企业能解决孩子读书问题，由于有多年的工作经验，他们对工作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没有夫妻房，工厂附近的教育资源怎样，都是他们非常关注的内容。同样的招工，一个有，一个没有，显然他们的选择是比较明确的。在年轻人不愿再吃苦的同时，老打工者很在意福利的改善，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欠缺的工种，但不妨碍其成为年龄稍大者的目标。出去见过世面的他们仍然肯吃苦，随着企业间工资和基本待遇的趋同，他们注意起了一些细节。如有一位50岁的杨德明在电话里的提问涉及了工作服的质量、宿舍房租和水电费等细节。招聘现场，那些在海报上详细写出各种待遇的企业往往更能吸引老打工者的注意。“我原来所在的工厂一个宿舍才住四个人，你这里要住六个人，太挤了。”一位农民工直白地回应招工方。在工资之外，现代民工对工作环境、福利条件等方面的要求与以往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而大部分企业似乎没有把应对这些变化的信息传递给他们。
而占主要部分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打工的目的主要是体验发达地区的生活，想法多、不稳定，所以这批工人的流动性大。”对于他们来说，。外出求职，挣钱并不是唯一目的，他们更希望在外面的闯荡中增长见识、学到本领，丰富他们的人生历练，积累经验更重要。因此，对一些需要长时间加班的企业，企业里没有业余活动内容的，他们都不太愿意去。他们也同时希望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而对于初次出来工作的民工来说，最希望的是工作的企业能够为他们这些‘新人’提供一个学习的空间，开个技能培训班之类的，最好还有老师傅带，同时也期待收入更透明，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赚了多少钱，老板又为什么扣我钱。。
而对一部分有追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更重视未来的发展，很关注企业规模，宁愿选择到工资相对少而规模较大的企业工作，因为规模大的企业较有实力，不仅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而且企业会有培训机会，同时晋升空间也比较大。他们找工作主要看三个指标：首先是否有较高的发展平台，其次是工资待遇是否吸引人，最后还要看休息时间是否合理充沛。这就是典型的“80后”、“90后”，他们对就业环境、工资待遇和发展空间都有了更多要求。他们除了薪资以外，也会考虑公司福利，企业前景，周边环境等因素。
经济通胀大，生活成本高，使得外出务工不再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唯一的选择，也是农民工要求提高薪酬的重要原因。同时，就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也不得不承认，新一代农民工和上一代相比已经有所不同，特别是90后，他们要求的不是单纯地挣钱，他们更加注重自身的发展。传统制造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待遇已经不能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背井离乡，即使应聘到一家企业，也会因为诸多因素而跳槽。他们希望应聘的岗位更具有发展空间，或者学到看家本领可回家创业。
如何想办法留住人才是关键,留人要留心，多在“软性福利”方面下功夫，更要让员工有荣誉感归属感，企业合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他们对自我发展的追求。
&&奥康千石鞋业制造中心总经理樊曼如认为，其实企业要关注的不是怎么去抢工人，而是能让工人留下来，如果留不住工人，没有归属感，招来了也会走。企业应该在提高工人待遇，提供发展平台和改善用工环境方面多下工夫。
&&浪莎集团的纪检委主管朱超说，和10年前跟着他出来的老乡相比，现在的年轻人需求很不一样：“以前带年轻人出来，家里人总是希望工资高一点，企业相对稳定，有活干，能多加班。地方最好相对偏一点，外面花钱的地方可以少一点。现在的年轻人最好是工作轻松点，休息时间多，娱乐的地方多，当然，岗位也最好是能学到技术的。”
&&沈敏介绍，为了留住员工，义乌新光公司可以提供良好的人才发展平台，只要入职满3个月，就可以根据岗位需求，申请参与面试，合格者即可进入相关岗位试用，目前，包括公司副总经理在内90%的管理层，都是从一线员工提拔上来的。
&&有报道说：昨天下午四点半，中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比平时提早半小时下班。因为昨天是元宵节，提早半小时下班可以避开下班高峰和家人早点团聚。这是中控科技集团给员工的“软性福利”之一。
&&“在家工作叫上班，外出工作叫打工”。上班和打工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受尊重！昨天，本报报道了在大量企业遭遇用工荒的情况下，奥康千石鞋业制造中心员工的返岗率超过了98%，今年还新招了150人作为员工储备。而让奥康不缺工的法宝是各种关心员工生活，让他们不孤单不寂寞不压抑的“软性福利”。奥康的“软性福利”见报之后，昨天，杭州的一些企业也想“晒晒”自己给员工提供的福利。
&&作为一家高科技行业，中控科技集团的大部分员工都是80后，平均年龄只有28岁左右。中控科技集团宣传策划部经理裘晓景说，虽然公司是高科技行业不存在用工荒的问题，不过关心员工的业余生活，为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是公司一贯的做法。为了增加年轻人活动的地方，去年1月份，由打包车间改建的运动馆正式投入使用，运动馆包括了四个标准羽毛球场和三个乒乓球台，以及浴室、休息室等，“一方面起到健身的作用，另外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
&&为了让年轻人的体育爱好有个更好的发挥之地，公司每年进行一两轮球赛，“包括了篮球、羽毛球、排球、乒乓球、足球等。平时公司还会不定期组织歌舞会、辩论赛、诗歌会、笔会等小活动，以及每年组织员工春游。”裘晓景说。
&&让员工快乐工作一直是浙江省对外服务公司体恤员工的小法宝。去年夏天，为了让员工在中午享受一个舒服的午觉，浙江省对外服务公司给每个员工发了午睡枕。员工小李说，平时午睡趴在桌子上，时间长了不仅手臂很痛，胃也容易堵气。不过用了午睡枕之后，睡眠质量提高了，有助于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为了让大家增加夏季养生方面的常识，公司给每位员工发了关于二十四节气里如何养生的书，“很小的细节，但是很温暖。”
&&信蝶商业(杭州)有限公司一线的营业员们在每年生日的时候会收到公司的祝贺信。“除了提高员工的薪水，最主要是让员工有归属感。”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小姐说。公司除了给员工缴纳社保之外，还为员工购买意外保险、医疗保险等商业保险。此外，公司对有一定工龄的老员工进行奖励，“比如给有5年以上、10年以上、15年以上工龄的员工授予不同档次的金牌，进行相应的特殊奖励。”
&&杭州芝麻开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吸引员工的办法是为员工提供不断晋升的机会。“普通员工的收入分成5个星级，每个星级相差500元左右。”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朱成玉说，星级和自己的业务能力挂钩，不过上一个星级相对来说很容易，“如果是新员工，一般两三个月就可以晋升到三星，三星以后公司开始往管理角色培养。”
当然，也有很多企业也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努力，比如：承诺保底工资和住宿条件，提供夫妻房，提供免费伙食或补贴，续签合同奖励，支付工龄奖，对一年以上的工人提供带薪年休假，春节来回路费报销，月度季度年度奖励，十年奉献员工，提供工伤、养老保险，传统节日提供福利，婚丧假带薪，困难员工补助，全勤奖，高温补贴，夜宵补贴，对有能力的工人进行岗位晋升，从企业内部的各个方面给员工一个好的条件。&&让员工把企业当作家，不但不离去，还想着来年介绍新的亲戚朋友进场，这就直接省去了企业招工的麻烦，如果遇到合适的就能直接上岗了。
典型的企业是义乌市双童吸管有限公司，企业老总楼仲平一直用心提倡人性化管理，对员工如子女，使得企业全体上下团结一致，就不会出现用工难的状况了。这也是企业提前投资的一种方法，给了员工好的福利，那就有了向心力了，用心去留住每一位职工，来年就可以避免用工难了。甚至象萧山一家黄金饰品企业杭州航民百泰首饰有限公司，“对满三年非萧山籍员工发放生活补贴”：每月给外地员工父母汇100元，公司刚刚发布了“2011年01号文件”，是“对满三年非萧山籍员工发放生活补贴”的通知。根据通知，只要在航民百泰公司工作的非萧山籍员工，双亲(或单亲)健在的(包括父母、继父母、养父母等)，从工作满三年的当月开始，亲人就可以按月享受100元的生活补贴，一年可以拿到1200元。一直到享受人去世，或该员工离职。
　　符合条件的员工，只要让亲人在老家的邮政银行开个卡折户头，把卡号上报给公司。财务审核后，就可以按月汇款100元。
　　首批享受补贴的员工有300多人，大家都很高兴，早早把卡号报上去了。首批汇款于昨天汇出。
　　“我们非常珍惜企业的老员工。”朱思宝说，来自异乡的员工能够在企业里安心工作，父母的理解、支持很重要。惠及双亲，也是稳定员工队伍的一项举措。
　　航民百泰公司是做金饰的，一线员工最高工资有5000多元，平均工资也达到3000多元，而且每年递增10%。另外，包吃包住，宿舍里有空调，定期请专家给员工上培训课，每年组织全体员工出去旅游。去年分8批去逛了上海世博会……这些待遇虽好，但在富裕的萧山区，也不算什么。朱思宝还有“一宝”。
　　在公司，工龄满5年的员工，将颁发用5克重的纯黄金打造的一块“5年功勋奖牌”，奖牌上刻有员工的名字，写着“敬业奉献开拓创新”8个字，用锦盒装着，郑而重之；满10年的，再发一块用10克重的纯黄金做的“10年功勋奖牌”，镶在水晶奖碑上面，奖碑上还写着“用心百泰真情永在”8个字。
　　来自江苏的左海燕，在2008年就获得了“10年功勋奖牌”。十多年来，她从柜台销售员做起，到调度员、订单员……直至今天成为黄金首饰展厅总监。工资也从第一个月的490元，到现在涨了近20倍。
　　“很有荣誉感，也很有归属感！孩子在航民村读幼儿园了，前年我在这里买了房子，还是朱总陪我去找的。觉得日子很有奔头，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做销售总监！”　
招工难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不光普工难招，技术人员更难招。我仔细分析了下，每个行业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城市，而来自各地的外乡人通过双手选择自己的生存之道，企业给他们提供了学习和施展的平台，可再怎么都不一定能留住他们，可能他们会在过年的时候听到老乡在其他城市发展得更好，自然会闻风而动，这就导致那些普通技术人员流动性相对比较大，每个中小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为此每年年初都会出现用工荒的情况，这是在所难免——能做好员工留职就需要用心下功夫，不然每年都会产生诸多流失。正象前面航民百泰总经理朱思宝说的：“现在很多企业在喊用工荒、招聘难，我们公司从来没觉得荒过，而且挑选的余地很大。”
“老员工95%不流动，很多人还从老家带人过来，想进我们企业，我们面试后，还刷掉不少人呢！”&
经常说员工是企业最大的财富，但可惜的是，大部分老板还只是把这句话停留在嘴巴上，没有落实在行动上。工厂忙的时候就是不停地加班，订单空了就不管原来的保底工资而让员工，自行生存，这样的处理方式怎么可能让工人产生对企业的向心力呢？　这是一位民工的心声：“我们要求提高工资收入.改造社会让我们有家的感觉.提高完善福利.监督.改善工作环境.我们需要八小时的工作制.拒绝加班.双修要坚决得到休息.我们要活得，工作的有尊严。平等.坚决反对不公平待遇.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安全.我们要求提供好的丰富的娱乐，生活环境.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要求成立维权组织.提高就业培训保障，社会保障.我们要求的到更充分的自由.坚决提倡更完美的民工人道主义.坚决反对任何用人单位以任何形式扣押.抵押劳动者的任何物品.财物”拼薪水、拼福利、拼权益，破解用工荒不能只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3.在提高薪酬、打“温情牌”并没有化解“民工荒”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机器代替人工大势所趋，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产业升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工荒”成产业升级的预警。
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路径选择。一般来讲，企业可以通过OEM代工进行技术学习，不断发展或提升自身产品开发能力，最终将业务范围向上延伸至设计、研发领域，升级为ODM和OBM。
新一代的农民工与上辈们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涌入城市，想要找寻的不仅是一份温饱，还希望有更多的收获。传统制造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待遇，已经不足以吸引他们背井离乡。这或许将是倒逼沿海中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又一大动力。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企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用机器代替工人。”义乌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王基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义乌的无缝织造行业起始于2002年前后。目前，义乌已成为国内无缝织造最主要的生产基地，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70%、全球的10%。
　　统计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在义乌，无缝织造高端机器已从当初的数百台增加至8000多台。这些高端机器在提高产品品质的同时，也为义乌针织行业节省数万工人。
　　在义乌，饰品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在所有的工序中依然用手工或半手工完成。
　　义乌市环艺饰品公司董事长吴深飞就看到了饰品手工制作所带来的质量不稳定、工艺参差不齐等弊端，自主研发出义乌市首台“织链机”后，他就成立了技术研发中心，连续取得“链环双向碾光机”、“披花整形机”等数十项国家专利。
　　2010年底，“披花整形机”的样机已在公司试用。“从试验来看，一台机器就能减少3至5名工人。今年底将试用的‘点钻机’更加厉害，一名工人只要按一下机器上的按钮，就能完成10名工人的手工点钻工作量。”吴深飞说。
　　“通过引进高端机器和自主研发机器应对民工荒的做法，在义乌规模以上企业中已成潮流。”义乌市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任何云宏说。
　　而在东莞，通过电脑编程语言对整个织衣系统实行智能控制的电脑横织机、往布娃娃中塞填充棉的充棉机和主要为电子零部件提供插装设备的插件机，则迎来了热销。
伴随着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随着国产技术的进步，机器的价格却开始跌落。现在，一台国产电脑横织机，价格一般在8～15万元之间，不到进口机的1/4，且维修成本大大低于进口设备。如果按照每天200～250元的平均日产值来算，一般1～2年可以收回成本。
破解招工难得靠转型升级，但怎么转呢？“绝对不能病急乱投医，这样转来转去，只能把自己给转死，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楼其进说，在技术工人越来越难招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就业也越来越难。在知识型的劳动力过剩，粗放型的劳动力缺少的情况下，他想到了一个妙招，制造DIY(自助)玩具，就是玩具只生产一半，剩下的一半由消费者自己完成，将产品的创意、设计过程部分转移给消费者，让消费者以自己的智慧去拼接、打造自己满意的产品
“通过这种方式，企业不仅能减少用工量，还能获得更高收益。”楼其进说他的这种想法来源于十字绣。近年来，十字绣已经成为新兴行业，在义乌呈膨胀式增长之势，本地一些企业年销售额已达数亿元，加盟连锁店遍布全国。这也让楼其进产生了“为什么不将这种模式运用到玩具行业”的想法。
“这种DIY卖的是整个产品的流程，卖的是整个产品的创意。”楼其进表示，这会给企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便利，然后在我们的产品当中给研发和设计、制造新的产品开拓出一条新的路子。
萧山区劳动局副局长孟洪琴说，缺人的现象主要在中小企业，大企业基本不缺，一些转型升级成功的企业也不缺。
“比如萧山潘氏纺织有限公司，去年淘汰了60台织布机，上马高速气流棉纺项目，整条生产线现在只要二十来个人。员工减了75%，产值却增加了60%。”
可以看到，一方面，“民工荒”所带来的供需关系变化，让中国工人的价格则日渐上涨，与十年前相比已经翻了将近三番。另一方面，现在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已经不满足于如父辈们一样的日日重复的机械生活，他们更倾向于技术性更强的工作。这更促使那些曾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机械代替人工的方向发展。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在其撰文中指出，“民工荒”是产业转移的正常现象，目前这轮产业转移主要在中国进行，中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是大势所趋，是全球战略转移的成果，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将工厂开到家门口”。2010年全球最大、效率最高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的大搬迁就是象征性事件。
　　她认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代工经济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不能再拼血汗、拼廉价资源，必须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创新经济，而东部沿海地区以往的出口积累为品牌与创新打下的基础。此时，东部地区需要的是新的筚路蓝缕的勇气，而不是在出口订单略有好转后希望在代工的温床上多赖一时是一时。“民工荒”的到来，代表东部地区这样的代工经济模式过去了。
　　在前面提到的网络问卷调查中，“你认为企业应如何面对“民工荒”的选项中，有24.60%
的人选择“产业升级、技术改造，提高单位生产水平”，有27.31%的人选择“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进行产业转移”。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赵浩兴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民工荒”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如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此现象，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50%，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为此,日本采取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予以破解。
　　“靠临时性涨工资是不够的，改善‘民工荒’的核心在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也对媒体表示，中小企业解决“用工荒”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强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如果早一点意识到未来的劳动力短缺，那么具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就应该更多地寻求用技术和资本来替代劳动，通过增加资本投入、通过技术提高生产率，来应对未来劳动力的不足。所以未来劳动力的稀缺只不过是一个相对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问题，这要看我们采取何种策略。
提前培养应用工人，与大专院校进行联合办学，为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本企业培养后续劳动力。比如现在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院，他们培养的学生既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能够满足现在企业在文化方面的需要，同时他们也不会象大学生，研究生那样有过高的要求，与各类学院进行专门的对口单招，毕业了就安排到指定的公司就业——这些企业就是在提前培养技术性人才，这样的提前投资是明智的，为此诸多职业性学院越来越多的对口单招，看来方法也是直接有效的。学校和企业直接合作，这是解决用工难的方法之一。象浙江桐庐的招工步伐已经迈到了云南：“和当地技校合作，展开定向招工培训，两三年后应该能够看到效果”，桐庐劳动局就业管理处副主任吴胤洋说。&&
试水工资集体协商破解用工荒
“1月份工资加四成，同步提高各类补助和补贴……”这几天，绍兴宏铭制衣有限公司江西籍员工桂建文收到了公司发来的一条短消息。“我的工资原先在2500元-2800元之间，这样一来，相当于多了一千多元的红包。”桂建文说。
&&桂建文的这个红包，得益于“宏铭制衣”开展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一直以来，在浙江民营企业中，工人工资的多少，大都由企业老板“一口定价”。但去年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用工荒”，以及工人诉求的不断提高，浙江不少民企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在纺织重镇绍兴柯桥，企业老板和普通员工经过集体协商后，确定工资工时工价，并写入集体合同，工人的工资在得到普遍上涨的同时，流失率也明显下降。
&&桂建文所在的“宏铭制衣”，是柯桥较早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之一。
&&根据“宏铭制衣”的工资协商制度：规定每道工序的工价由技术员、工会和一线职工代表三方协商，协商后的工价上墙公示。其中一线职工代表人数占协商人员的80%，使得一线工人在集体协商中有了真正的“话语权”。
&&不仅是“宏铭制衣”，柯桥还有不少企业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缝制一条裤子有多少工钱？”“给衬衫上个领子有多少工钱？”这些以前由企业老板一个人决定的工价，逐步被集体协商取代。
&&在绍兴县丝绸印花定型厂，每个车间门口都有一堵职工“明白墙”。每天上班前，员工总会在“明白墙”前逗留一会儿，看一看昨天的产量，算一算挣得的工资。以前，“丝绸印花”职工的报酬是按天计算的，做多做少、做好做差基本是一个价。工价协商彻底改变了“大锅饭”现象，不仅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公司产品合格率也提升到了98%以上。
&&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不少企业的员工工资都得到了普遍提高。以“盛兴集团”为例，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后，该公司除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人员外，90%以上的一线操作工人和技术工，根据工种、职称的不同，每月均增加了200元-800元工资。公司为此每年增加了250多万元的工资支出。
&&虽然企业支出有所提高，但却稳定住了工人。尤其是今年普遍出现“用工荒”的情况下，在推进工价集体协商过程中，柯桥经济开发区辖区规模以上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5%，职工流动率下降到10%以下。
6.&出口导向型企业应该及时调整企业的销售策略，由外销为主走向内外销并举，毕竟同样的产品现在来看内销的利润比外销高。从出口这个角度看，也要变出口制造商转变为出口供应商。不能光追究制造的利润，更多的向上游获取除制造外的高附加值，也才能提高卖价，同时才有能力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与福利水平，否则，外销价格下降，人民币汇率上升，工人工资一涨再涨，材料也同时上升，好的企业能够坚挺一段时间，差的企业就只能苟延残喘。。。或者直接“死亡”的。如果出现这样的状况，那么政府到哪儿去收税？庞大的劳动力到哪儿去，自然会形成不稳定的因素，整个中国会形成恶性循环，那样的话，就太可怕了。
7.&留住工人可向德国学习
&&宏观背景的“用工荒”对于微观的企业来讲，就是“招工难”问题。作为用工企业，如何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用工荒”问题?其实不妨学习一下德国人的做法。
&&经济危机后，美国与欧元区的不少国家都陷在危机泥潭中难以自拔，但德国经济却一枝独秀。近期出版的《经济学人》对德国经济的优异表现进行了专题分析。研究发现，德国经济迅速复苏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靠强大的制造业出口。
&&在发达国家由于人力成本高涨大都选择了逐步把制造业外包的背景下，为什么同是发达国家的德国制造业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且竞争力强劲?是靠压低工人工资吗?非也。德国工会的力量异常强大，工人的工资与薪金在发达国家一直口碑很好。其实德国出口奇迹是被称为“隐形冠军”的中型企业创造的。这些中型企业虽然从名声上来讲在行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在目前全球分工越来越细的专业领域内，德国的这些中型企业可都是他们所在行业的领头羊。
&&为什么德国的中型企业能够成为行业冠军?有四个最关键之处：其一，出现不景气时公司与员工抱团渡难关。德国的这些隐形冠军，在危机时刻并不像美国的企业那样，通过解雇工人来降低开支以自保，大多数公司并不解雇员工，公司管理层与员工一起通过降薪来渡过难关。危难时刻见真情，在经济好转时，员工也不会轻易跳槽奔高薪而去，从而保证公司一直有高水平的技术骨干；其二是对员工持续不断的技术培训。德国的二元制教育使德国工人自小就打下了很好的技术基础，进入公司后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使工人们很快成为熟练技师。公司还提供各种技术培训机会使工人们在技术上不断完善；其三是各公司在制度上保证技术优秀工人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公司通过精心营造的技术创新氛围，鼓励工人们进行各种技术发明创造，并且获得丰厚的回报；其四是公司的管理层与技术工人的薪水差别并不巨大。美国在这次危机中一直难以自拔，许多美国有志之士也一直在反思美国的用工模式。过去美国许多公司CEO拿着比普通员工高数百倍的工资，公司一有问题就通过大批解雇员工来重组。这种做法极不利于技术人员的长期成长
五。政府就如何面对？
在企业纷纷以加薪，提供各项福利，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作为各级政府，又应该在其中帮助企业做些什么呢？其实要看到，作为企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弱势群体，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光他们自身的努力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反过来看，“民工荒”，“招工难”在现在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没有这个现象的出现，我们不会认识到农民工的真实需求在哪儿，不知道应该帮助他们做什么？可以说，东西部争夺“农民工”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在某种程度上，“民工荒”事实上成为倒逼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最有希望的自发性力量。知名财经作家叶檀认为：民工荒是好现象，说明中国产业正在转移，说明目前对民工极端不利的恶劣环境有了改变的希望，说明前两代民工无法受到教育、代际传递的贫穷有可能得到扭转。
在人力成本的倒逼之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了升级之路，不过这种“看上去很美”的产业升级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却往往是“不能承受之重”。　　
对此，许多专家都指出，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出现的用工问题已经原来越多的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利润点单一、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对于分散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数以万计的中小制造业企业而言，用工问题已经不仅需要地方劳动部门出面组织招聘对接活动，更需要国家和地方从产业区域合理布局、有效减轻企业负担、提供完善社会保障等多个层面综合发力。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东部企业、政府与科研机构开始变身，他们向高中端的制造业迈进，在机械制造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如果东部地区出现了中国本土认可的高端品牌，甚至全球认可的品牌，他们将忘记抢夺民工，而致力于更生与创新，到时候，再为东部地区的企业家鼓掌。
&&民工荒的到来，代表东部地区这样的代工经济模式过去了，说明民工离正常的产业工人距离近了一小步，这实在是件大好事。
&&当然，中国的“农民工”升级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排名里，中国的劳动技能仅仅被排在第59位，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个高端的产业工人的供应结构。这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工在经过观念和身份的升级之后，立即将进入产业技能的升级，而这种升级本身将成为最终逼迫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后力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这种变化。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保中心副主任张翼在分析民工荒时提到：一是产业链的重迭导致了东西部争夺现有的民工资源，中西部地区承接过来的产业跟东部的产业链实际上在同一个层次上，东部地区自己本身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它的低端产业所占的比重跟中西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低端产业同时来抢夺这个低端教育人口的时候，就导致这个竞争更加激烈。这说明我们国家的企业发展战略在指导之下，在企业层面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我们一直说要产业结构要升级，企业的换代速度要加快，甚至于东部地区、沿海地区腾笼换鸟，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东部地区的第二产业里面，尤其制造业里面，这一块低端产业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这个结构不改变，它跟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争夺战就一直会打下去。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民工大省，它的外出务工的人数在减少，势必会加剧沿海地区的用工荒。多种因素的累加，沿海地区的用工优势必然就会迅速地丧失，如果不尽快地转换思路、转变方式的话，将来他们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具体来说，他提出来，第一点就是要加速企业升级换代的步伐，要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的这样一些企业，不要使东部地区继续跟中西部地区来打这个争夺战。第二个方面，应该下大力气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环境、劳动环境，以及社会保险的覆盖环境，到现在为止，我们说农民工在城市的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才只有30%左右，更多的只是工伤保险，甚至于很多人是没有保险的。这些情况如果不改变的话，那么农民工就无法留在城市，他仍然是个流动的大军，那么他留回户籍地的可能性就更加大，所以城市要出台政策，让农民工和市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吸引农民进入城市就业，这一点必须重视。第三点，东部地区应该加速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联合企业要提高劳动技能，要使得这个企业的升级换代与民工的这种人力资本的上升相互好好地衔接起来。　
因为我们国家从国际上拿来的订单本身的利润就很薄，低端产业本身的劳动消耗又比较大，他是靠加班来提高自己的工资的，而不是在8小时工作之内来提高自己的工资的。因此这块怎么样来提高，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只有把企业的技术水平升高，自动化水平升高，把企业农民工的技能升高，他的工资才是实实在在的从8小时之内拿到的工资实惠。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说农民工受益了，但是它是一种看得见顶的受益，如果说你这个企业真正换代了，让农民工的素质也起来了，这个时候他在市场的竞争中才有可能升值，否则的话现在争来争去还是没升值。
　一方面是打工者不断提高的薪资预期，一方面是企业不断增大的成本压力。提高工人的待遇势在必行，但保证企业的生存又是解决就业的根本，在这二者之间究竟怎样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劳动者和企业都被推到了一个再次选择的十字路口。劳动力缺口的背后已经不再仅仅是企业能否招到工人的问题，产业布局、薪资水平、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逐渐显现。
　　专家表示，未来劳动力紧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因为目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面临的种种困境，导致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离开城市，回归家乡，或是到离家相对较近的本省的小城市就业，现在许多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在日新月异的进行之中。因此，未来农村劳动力可供挖掘的潜力是在逐步减小的，人口红利在逐渐隐退，预计今后劳动市场用工缺口会更大。“用工难”在“十二五”期间甚至可能演变为亟须我国政府解决的一项长期性和整体性的问题。我们说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或者是社会建设的模式，实际上就是要改变原有的只使用人口红利而不给人口以回报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只有把这个模式转变了，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只有转变这个发展模式，中国面临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才有可能继续保持，如果不转变，那么印度、东南亚这个地方的人口红利兴起以后，他就会取代我们中国，而成为发展的强国。
政府多举措解决用工难
与企业花样繁多的招人手段不一样的是，不少政府直接从政策上为返乡农民工提供保障。去年11月，成都市启动人才“回引工程”，由分管副市长带队，率领人力、财政、教育、就业等部门以及部分区（市）县组团到上海、江苏等地，招募川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业创业。在提供充足岗位的基础上，成都市还提出了建立200多所公益性幼儿园等配套措施，解决返乡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2月9日，成都市出台《关于统一我市城乡就业失业管理和就业援助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在农村土地流转了但未就业的居民也纳入就业援助范围，为其提供职介补贴、劳动技能培训补贴、劳动能力鉴定补贴、创业补贴、岗位补贴、社保补贴、税收优惠等7项就业援助政策。
&第二，对政府而言，强化农民工培训、打造“品牌民工”，是解决“民工荒”的重要策略。这实际上是一个改变农民由“杂牌货”为“正规军”的对策。
　　劳动力越便宜，企业越不愿意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尽管许多民工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需要提高，但几乎没有可能进行学习“充电”，因为自己微薄的收入仅能解决温饱，加之高昂的教育收费提高了务工人员接受教育的门槛，形成了这一庞大群体的“教育荒”。这就要求政府舍得投入，下大力气抓好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目前在全国开展的“阳光工程”就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然而，要让农民从“杂牌货”变为“正规军”，像大学生那样参加系统教育无疑是不现实的，一个可行的措施就是塑造“品牌民工”。如
“安徽保姆”、“六安保安”、“攸县的哥”、“长垣厨师”等，已在全国打出了招牌，河北省的“平乡拉锯工”也在全国有了知名度。有报道说，目前重庆市正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为本市农民工征集劳务品牌，其用意就是建立自己的“品牌民工”。不可否认，一个体现了强烈市场意识、已深入人心的品牌，尽管它是劳务，很自然地让民工在品牌“包装”下获得更多的就业空间。
第三，多给民工提供就业机会。现在的民工在出门打工之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听信老乡或熟人的介绍，在不做任何调查了解的情况下，带上很少的路费和生活费就来到完全陌生的大都市。由于盲目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势严峻，加上一些用工单位和个人不讲诚信拖欠工资，而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体系及相应的救济手段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像民工帮帮网一样，有正规的部门来引导他们外出务工，而不收取他们一分钱的费用，有农民工免费培训学校，让他们多学一些职业技能。现在农村的土地越来越少，像他们这样年纪的孩子也种不好庄稼了。盲目外出的农民工比例较大，有的地方出现民工荒，有的地方人太多，工作落实难。农民工工资待遇低，工资领取难；生活遇到困难时得不到帮助，基本生活难。希望相关部门督促企业按时按额度发放个人工资。&
第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浙江走在全国前列
&&去年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各级工会组织提出了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普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作要求。按照规划，从2011年开始，计划用3年时间，在所有建立工会的企业中，普遍开展以工资集体协商为核心的企业集体协商制度。
&&今年1月，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今年要全面推广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从去年开始，浙江不少民企都开始试水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浙江各级工会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方式也构成了“核心经验”，并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各级工会的推动下，一种“企业协商谈增长、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的协商模式初步形成：企业协商重点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行业协商重点制定统一的工时和工价标准，区域协商重点解决职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杭州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工资集体协商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企业的，由企业代表和工会代表共同协商；一种是行业性的，比如服装、食品、美容美发等行业，由行业工会组织和雇主进行工资协商；一种是区域性的，如街道、社区等，由区域内的联合工会与企业共同协商。员工可以推选代表，和老板进行谈判。
&&如果老板不肯跟员工谈判，怎么办？在杭州市总工会、杭州市经济委员会、杭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日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中强调，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制的企业，如果不肯和员工代表谈涨工资，将及时向企业发出“整改建议书”；对拒不整改的，由劳动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陈世权说，浙江目前已有近850万名职工按照集体协商定工资。而在杭州，目前已建工会企业中80%以上都实行了工资集体协商。按照计划，这个数字2011年要达到85%以上，2012年达到90%以上。&
最后总结，对用人单位而言，提高民工待遇、实行人性化管理，是解决“民工荒”的关键，这实际上是一个改变企业对民工“留不住”为“留得住”的对策。
民工作为新型产业工人，为了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走进了城市，但他们总被一些用人单位以支付廉价劳动成本的手段，作为市场竞争的一个筹码。“民工荒”多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希望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更多的利润，往往采取降低成本的策略，如压低民工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等。事实上，越是这样的企业，越不与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因而民工“想走就走”，向他们期望的工资高、待遇好的企业“跳槽”。因此，企业经营者要把眼光放远，尽最大努力提高民工的工资待遇，有条件的为他们缴纳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
如今的农民工，再不把自己看成低人一头的“二等公民”、“三等工人”，他们不仅追求合理的工资待遇，也需要温情。雇主如果以为付了工资就可以对民工为所欲为，最终会令民工缺乏归宿感，感觉自己只是老板赚钱的工具。和谐的劳动关系也是生产力，“民工荒”的出现提醒企业的经营者，要吸引员工、留住员工，人性化管理是关键，企业不光要用工资，还要用感情和文化来留人。
总之一句话，企业而言，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必须做到加“薪”还得加“心”。&企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解决用工荒，除了加“薪”，还要加“心”，用人单位和社会各界，都应当用心地对待他们，加大对他们的人性化关怀，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在脚踏实地工作之余，也有仰望星空的时候。物质与精神双管齐下，才能缓解用工荒。
于政府而言，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上的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分担成本，提高工资、留住工人。政府应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与其能力和努力相匹配的收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努力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围绕他们的社会保障、职业训练、就业机会等作出体制完善，帮助符合条件者融入城市。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帮助他们得到及时解决，--系统化的制度改进和创新，将能更好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并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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