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去世之后的民国政治
　　摘自赵焰 《晚清之后是民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晚清之后是民国》
　　1916年6月袁世凯出人意料地死去，在中国的震动是全方位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那种属于旧时代，闪烁着重金属光芒般的威慑力和权威失去了。先是皇帝消失了，道统消失了，原先附诸偶像之上的神秘东西，如雾霭一样慢慢褪去；而现在，以权威的形式替代偶像和道统的袁世凯也消失了。仿佛一个意外结局，连袁世凯自己都没有回味过来，还没来得及伤心或者悔恨，就破碎不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民国成立后，身为共和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像一只山林中的老虎突然置身市井闹市一样困惑和悚然。袁世凯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袁世凯问留美博士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顾维钧的回答是，“共和”意味着“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袁世凯困惑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袁世凯的担忧是，作为中国老百姓，他们能理解这些道理吗？袁世凯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会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至于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呢！顾维钧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推动发展。袁世凯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后来的顾维钧由此认为，袁世凯并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优越，而且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的转变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辛亥革命带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共和国，那种匆忙之中仿效西方建立的宪政更像是空中楼阁，甚至连倡导者也没有系统而全盘地规划，就匆匆上阵了。很少有中国人听说过共和，甚至连总统这个名称也是第一次听到，也不知道这个称谓与国家的关系，更不要说承认他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了。一切都是先天不足，辛亥革命来得如此突然，等到共和国建立，才发现根本没有机会对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对于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中国人依然陌生。英国驻华使馆武官柏来乐说：“在中国遥远西部地方的居民，对于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可能感觉不到任何差别，因为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影响到构成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车夫等的生活。扰乱给盗匪以一个大机会，他们是危险的大根源。贪污的流弊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之深，结果我怀疑它是否能在一个世纪以内铲除。”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写道：“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在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看来，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与其说人们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倒不如说人们反对的是袁世凯做皇帝。“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都没有……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在庄士敦眼中，“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的说法根本不曾得到过证实，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会随着共和制的建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辛亥革命之后，很多人都满怀希望地把中国看作是“另一个美国”，但从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的组成人员结构来看，这是一座建立在沙丘之上的“象牙之塔”。它很漂亮，像模像样，不过稍有判断力的人都知道它缺少相应的基础。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到社会的基础，传统专制势力仍旧猖獗，民众依旧愚昧，“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把持政权的依旧是前清时期的官吏和乡绅。让民众们感到不适应的是，“国”不属于“家”了，没有了皇帝，“国”只是交给了一个叫作“总统”的人管理。对于所谓国会的运作，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话语，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是一头雾水。从某种程度上说，有关于美国政体的引进，实在是“迷信”的产物——引进这套体制的人，坚定地相信它会给中国带来光明的未来，故而以一种体验试验来加以改变。它是如此匆忙，也是如此决绝，少了诸多过渡和缓冲，以及相应的准备。严格说来，一套制度的引进，需要必要的准备、酝酿和试验过程，然后再以坚决的态度和足够的保证来扎实地推进。虽然这种共和的方式使得美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世界先进大国，但对于中国来说，也许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且伴随着无休无止的纠缠和动荡，绝不是“立竿见影”的那种。
　　新建立的“象牙之塔”中，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混杂在一起；坚定的宪政信仰者，与传统的权谋者厮混在一起；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与各种各样乔装打扮的卖国贼纠缠在一起。这种庞杂的组成结构，使得北京政府的任何一个举措，都羼杂着很多复杂的因素，真假难辨，莫衷一是，也使社会推进的思想和步调不可能一致。按照出身背景和教育的不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组成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年龄组：一是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代表人物是袁世凯(生于1859年)，他们当初接受的，是传统的科举正规教育，学的是儒家经典著作，树立的是“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这一年龄组的人，大部分是自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之后，才勉强接受宪政思想，或者在1911年后宪政成为既成事实之后才予以接受。对于清帝下野，以及宪政的施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对宪政谈不上理解深入，也谈不上坚定不移；他们信奉的，仍是传统的“王天下”以及中央集权政治。这些人大都富有政治经验，热衷于权谋和韬略，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二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在接受了相当多传统教育的同时，又普遍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其一生较晚时期才出现了新学。出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是其中代表人物。这一批人的骨架，可以说是传统的，但他们又拥有新式教育的某些血肉。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当中，许多人跟他们的前辈一样，希望政治平稳过渡，有明显保守主义的倾向。因为受到日本和西方的技术、政治、文化的影响，这部分人较善于掌握共和政体的政府形式，对于铁路经营、金融和对外关系具有领导能力。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中，这一年龄组的人占居绝对优势。第三，就是相对出生较晚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是这当中的新锐者。1905年传统科举制度被废除时，这些人很快转移到新式教育之中，他们有着比较好的新学背景，尽管这样的新学看起来只是皮毛和一知半解。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有去日本和其他国家留学的背景。由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是革命党，他们相信很快就能在废墟上建立起高楼大厦。他们倾向于抛弃中国的传统，照搬外国的思想和社会时尚。当然，以年龄为层次结构判断和归类，总有些武断或不准确。譬如孙中山，这个1866年出生、只是比袁世凯小七岁的革命家，无论从性格，还是从主张来看，甚至比小他二十岁的人更激进，更不择手段。
　　虽然北京政府号称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它的制度表面上看是合乎宪法的，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由法律予以区分，决策也按规定程序制定，不过中央政府的组成，以及从政者的心理，仍带有很大中国旧政治的影子，富有现代政治理想和理念的人少之又少。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人，很多时候习惯以旧的手段和方式，来推动制度的运转。很难想象没有去过西方、日本，甚至没有到过江南，只是一直龟缩在中原地区的袁世凯有着现代政治的理念和追求。孱弱的中华民国从一开始，就像暴风雨中的小树一样危在旦夕，它所面临的尴尬，不只在外部，更有内部的纠结：理性和公正缺乏，阴谋无孔不入；暴力虎视眈眈，派系无所不在。一大批个人追随者，越过法定制度的界限在运作；每一派系以一位特定的领袖人物为中心，由其吸收忠诚的追随者组成。派系领袖特别强调的是对自己的忠心不二。因此，庞杂无比的关系纠缠着政治军事和社会交往：亲戚关系、曾经的上下级关系、夫妻、师生以及同乡之类等等，这样的条、线、块牵连，就像百年成精的蜘蛛一样，在洞穴里构筑着阴暗厚实的关系网，整个中国就是硕大无朋的盘丝洞。对于领导者来说，与所任用的人之间，只有确定了某种关系，才是最可信任的，至于能干与否，反倒不那么重要。可用之人本来就少，而有确定关系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与政治高层的派系相对应的是，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势力蔓延滋长，上千种势力在划定范围，上万种思想在扯着大旗，古老而盘杂的帝国，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疫情同时流行。冒牌预言家的燕麦正在田里疯长，生吞活剥的骗子横行于世，每一个人都以为真理在手，自以为掌握了金钥匙，能使古老帝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台北张玉法先生在专著《民国初年的政党》中阐述道，从1912年2月至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党会就有八十五个，未立案的更多。1912年的主要党会团体有：民权监督党、全国联合进行会、民生促进会、平民党、进步党、政群社、中华共和宪政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公民党、国民协会、大中党、国民公会、工商勇进党、统一国民党、工商共进社、议院政治促成会、中国佛教协进会、中华民国竞进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社会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民党、民主党、中国同盟会、仁党、共和急进会、广东进步党、共和党、国民党等。这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政党和势力，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学会协调和合作，而是指手画脚分庭抗礼，拉大旗抢山头。一开始只是由于细小分歧所造成的不同，会随着党派纷争越来越大，造成更大的分裂。合作越来越艰难，人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和理解为中心，决不接受其他的想法和建议，哪怕相互间存在很大的相同点。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只是新生的共和国如此孱弱，就像新生婴儿，任何恫吓和蹂躏，都足以轻而易举地让她危在旦夕。　　“乱世”真的来了。乱世的重要标志，是原先看似铁板一块的权威四分五裂，新的集团和新的势力应运而生。掌握着中国命脉的强权者，在“官智未开”情况下，虽然名曰踏上一条“康庄大道”，但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朝三暮四、心怀鬼胎，他们不是规矩地执行宪政，而是窥视时机尽可能寻求权力以及私利的更大化。他们奉承的，以及他们所做的，仍是数千年以来的阴谋政治。按照很多定势的说法，袁世凯死后的政治格局有几股势力：一是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新势力，他们是坚定的反帝制者，随后，这个集团的势力逐步扩展到四川和湖南。二是以冯国璋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盟，对于冯国璋来说，既反对袁世凯称帝，也拒绝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结合，这是其一贯立场。当然，最大的中心势力还是京城的北洋系。袁世凯去世之后，段祺瑞顺理成章成为北方军事势力的继承者和掌控者。不过以段祺瑞的知识体系、资历、个性和容人能力，显然还不足以像袁世凯那样服众，这使得最为庞大的北洋系处于分崩离析之势。与袁世凯相比，段祺瑞一直忠于共和体制，不过对于这种西方输入的体制和理论，同样缺少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段祺瑞所缺少的，还有大时局变化下的运气。
　　乱世的另一种力量，是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新生势力——企业家、商人、银行家、教育家、律师、工程师、记者、作家等，他们一直游离于刻板的体制之外，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陆续成立了有助于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行业公会与社团，如商会、律师公会、银行公会。他们有的聚集于各级议会之中，有的散落在媒体，有的独立存在于社会。出于职业原因，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是半合作半斗争。由于政府的故步自封，他们慢慢成为体制的敌人，利用体制，忍耐体制，批判体制，直至最后忍无可忍推翻体制。他们看似一盘散沙，却富有独立精神。他们的敌人，一直就是独裁体制和军事霸权。当然，他们之间同样也有争斗，这争斗贯穿整个国民政府时期。
　　五色斑斓，光怪陆离；礼溃乐崩，纲常不在；百废待举，疑虑如雾。这就是辛亥之后中国的现状。如果说乱世的不可抑制一定有个罪魁祸首的话，那么，缺乏信念的支撑，即是这个乱世不可推脱的罪魁。古老帝国的民众，面对这一切时，像大洪水前的人类一样，显得茫然无力。乱世之中，精神的大陆已被洪水淹没，只留下在无边的洪水中些许山峰像小岛一样露出水面。西方的各种思潮慢慢渗透到中国所有的孔穴，直达古老民族最脆弱的地方，它可能会成为一种药方，也可能导致病变的危险。虽然可能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宪政不动摇，但对于大多数参与中国政治的人来说，他们都是投机者和骑墙派，很少有坚定的信仰者和执行者。当然，这一切也很正常，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参与者都整齐。在信念无法坚持的情况下，革命便会乘乱而起——革命一直带有含混不清的意味，它武断而不确定，否定而无法肯定。泥沙俱下的革命结束之后，很快又是一轮新的革命。否定之否定，并不一定是肯定，而是一种更混乱的否定。中国走什么样的路？中国向何处去？这巨大的、不得解的疑问，依旧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而且，数千年匍匐于专制政权下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既缺乏那种宽容、合作、磨合以及共渡难关的精神和意识，也缺乏对于自由和法制的正确理解。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掠夺别人财产，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地出门，就是实现“平等”；对别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抡起铡刀，让别人尸首分离，就是“博爱”……以这等认识左右着走向，本身就潜在着巨大的破坏性……一切都是盲人瞎马，这使得泱泱大国在抬起脚步前进时，旁观者感到步步惊心。
　　从1912年到1928年，怎么都算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时代。乱云飞渡之中既然上路，就得往前走吧——谁也无法算计得出，这个古老帝国蹒跚前行，到底需要付出多少鲜血与财富的代价，以及动乱与反复的时间。
　　第一章 从头再来()
　　黎元洪就职
　　日上午，两面五色旗在北京东厂胡同黎元洪宅第门口飘扬。虽然已是民国，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的标志，其含意并不为人们广泛知晓。很多人看来，五色顺理成章应该是朝廷社稷坛中的颜色：南红、西白、北黑、东青、中黄——那是华夏土地的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少人知道五色旗的五色别有深意：它不再表明帝王对国家的私人占有，而是代表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成为“五族共和”之象征。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有人曾劝他下令将清皇室迁出紫禁城，移到热河或者奉天去。袁世凯担心此举对清廷压力过大，导致激烈矛盾冲突，拒绝此建议，只是将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办公地址，选在了紫禁城旁边的中南海，并在临长安街的一侧开了个口，做了一个大门，取名为新华门。这样，进入到中南海大总统府，就避开了紫禁城旁的西苑门，从新华门直接进入。黎元洪继任总统的仪式，因在袁世凯服丧期间，简朴低调，没有安排在中南海大总统府，而是选择了黎元洪东厂胡同的住宅。这一所大宅，是黎元洪1915年下半年以“大德堂”的名义，花了两万银两购置的私人家产。房屋面积很大，有数百间，几乎占去了东厂胡同大部分面积。
　　如果不是那一天胡同两端突然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风平浪静的古旧胡同还真看不出什么迹象，一切跟以往一样。十点十分，简单的就职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声中，黎元洪身着军服，众星拱月般出现在黎府客厅内，左右两旁是段祺瑞及内阁阁员。黎元洪先向左右鞠躬示意，段祺瑞及各部长也鞠躬还礼，然后，黎发表就职宣言，表达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宣誓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关于黎元洪的上台，有种说法是——袁世凯刚刚去世，一向对黎元洪远而敬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兼教育总长张国淦的陪同下去黎府告知。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国淦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回报段祺瑞说：“总统过去了。”在此之后，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这一段带有漫画意味的说法来自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作为孙中山友人的后代，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的诸多情节，带有某种立场。丁中江说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见面情景，是因为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毕竟他的资格比黎元洪老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只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也因此，出现了这一番见面时的不愉快。
　　丁中江所描述的这一次黎段见面，应该是6日的情景。后来，张国淦本人曾在《北洋述闻》一书中叙述道：“6日上午五点，段祺瑞拉了我要我和他一齐到东厂胡同黎副总统府去，并叫差官给副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即一同上车。在车里我问段：‘袁总统死了，应当依照约法请副总统继位。’段并不清楚新旧约法的问题，只答复说：‘我们去就是请副总统出来担任。’到东厂胡同，黎的副官唐仲寅已经在大门等候招待，唐在往里走的路上问我来意，我说：‘段总理是来请副总统担任大总统的，你快先进去告诉副总统稍作准备。’我们走进黎的办公室(东花厅)见到黎元洪，段向黎鞠躬后，黎坐在一个长桌的西首，我和段坐在南北靠近两头，黎、段相对而视，都不说话。我当时想：黎应该问袁总统故去的情况，段应该说请副总统出来担任大总统等话。平时段是拙于言词的，在有什么事情时，常常是先向我们商量到那里应该怎么说，或者旁人替他说，但现在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话了，而我在当时对这样重大的问题又不便替他说，这样足足坐了半个多钟头没说一句话。忽然段站了起来和黎握了手，然后向我说：‘潜若，你今天不要到国务院去，黎总统这里没有人，你就在这里帮忙吧！’说完后，他点了点头就走了。大总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请出来的。”
　　在此之后的黎元洪就任总统的布告，埋下了之后黎元洪下台的伏笔——张国淦在总统府替黎元洪拟继任总统的布告，第一句是“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根据旧约法而写的。布告写就后，张国淦即亲送府学胡同由段祺瑞过目，段祺瑞也没有提出异议，即署名盖印然后登报，并电告全国。不过在国务院所拟的故大总统令却根据了新约法，其中详细说明：“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由于“就任”和“代行”两个字的不同，后来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也为黎元洪后来的下台和任期问题制造了隐患。
　　实事求是地说，黎元洪成功继任总统并非由于段祺瑞的谦让，而是因为当时情形下政治的走势。黎元洪的上台，除了《中华民国约法》的规定，也是当时社会方方面面所能接受的最稳妥方式。张国淦后来在《北洋述闻》中引用了《日本外交文书》中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六月六日上午十时半，日、英、法、俄、比、意六国公使于日使馆密议，研究袁世凯死后，对华应采取的措置(会议期间各国公使得到了袁世凯死的消息)。午后一时，六国公使见到段祺瑞，英使代表询问袁死后谁继任总统，段回答：“根据约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当然应由黎副总统继任。”这一个《约法》指的是袁世凯时代的《中华民国约法》，也即“新约法”。英使代表六国对黎继任表示满意，并声明对黎将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六月七日日本外务省急电驻华公使日置益，令其速向黎元洪转达如下意见：希望他在今后对内对外方针上，“努力融合统一国内各党各派分子，对南方主张予以慎重考虑，以达成妥协，根除全国动乱之祸根，为实行国内和平而努力。但目前当务之急，首在不要重复袁世凯时代日中两国间的种种龃龉和矛盾……日本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将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二册，页131-132、 136)这一段话，表明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坚定的态度。可以看出，黎元洪的上台，除了是遵循“新约法”外，国外势力的一致支持，也是其最终成为总统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的态度。不管内心真实想法如何，对于黎元洪的上台，段祺瑞一直表现出坚定的支持。张国淦在《北洋述闻》中同样谈到，据徐世昌后来跟他说：袁世凯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段芝贵、袁克定等一批北洋系老人。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与段祺瑞提出谁来担任总统的问题，徐世昌先表示，“最好是请黎总统出来，他的声望在对南北的统一等问题上，做总统比较合适”。不过徐世昌继而一想，这问题由负责的段总理表示意见才好，因此又向段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应该怎么办，还是看总理的意见。”这话说过后，段祺瑞停了约有两三分钟后说：“相国这样说，就这样办吧！”徐世昌因此认为：“决定这样大的事，他考虑两三分钟，也是应该的。”《申报》在《黎元洪就任纪》中也描述道，实际上袁世凯去世前一天晚上，段祺瑞就前往黎元洪住宅，请他“依据约法，出任重寄，维持大局”。段祺瑞明白，只有黎元洪，才是各派包括南方在内能够接受的人选。6日晨，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又两次来到黎元洪府。这一行为本身，意味着对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的认可。　　段祺瑞坚定不移的态度，对势单力薄的黎元洪顺利接任总统起着积极作用。尽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于副总统的继任有着明确规定，但那些手握重兵的军人并不习惯服从文字，在北洋军人不满的情绪下，随时存在颠覆的可能性。张国淦描述道：当天晚上，唐仲寅屡次进来和黎耳语，我觉得情绪有些不对，到九点钟黎告诉我说：“听说外面情形很不好，你给段总理打个电话问问。”我便去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我要找段总理说话，接电话的人说：那里人挤满了，他没法到段的办公室去，这样几次都没能和段说话。最后黎说：“电话既然打不通，请你到段处去一趟吧！”我即坐车到府学胡同，看到段宅门外车辆一直排到胡同口到大街，后来的都在口外下车走进去。我一进门便看见到处都挤满了穿着军服、挂着军刀、戴着白鹅毛制帽的军人，他们都是反对黎元洪做大总统要求段祺瑞拥戴徐世昌出来的。我拥挤到电话室后，刚才接我电话的人还在那里，他说：“实在挤不进去，您如果一定要去的话，从厕所那边绕过去或许可以。”我绕了过去，几度找人才把段请出来，段也是全副武装，样子很急，一见我就问：“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我告诉他：“黎总统听到外边一些事情，让我来问问。”段说：“我既然请副总统出来，这就是我的事了，他不要管，如果他怕的话，就请他来管吧！”说完后就急忙回头进去了。当晚黎留我在那里和他在东花厅相对坐了一夜，隔二十分钟就给段宅打电话。后据接电话的人说，经段向这些军人解释，约到夜里三点钟左右，这些军人才逐渐散去。黎听了这话也才放心。
　　张国淦所叙述的差点兵变一事，应该是真实的。如果不是段祺瑞态度坚决地坚持《约法》，结果如何还真难说。段祺瑞表现出对新约法的尊重，似可看作对共和制的信心，也可看作他对于局势不明朗的谋略。当然，就段祺瑞和黎元洪的真实关系而言，北洋出身且刚愎自用的段祺瑞对黎元洪有些瞧不上。毕竟，黎元洪无论是资历还是个人能力，都不能让段祺瑞信服，也因此，段祺瑞在此后一系列事件中表现出对于黎元洪的不屑实属正常。段祺瑞从来就不是八面玲珑之人，他比黎元洪更真实更性情，也更直截了当。
　　黎元洪其人
　　有人曾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来比喻黎元洪的一生，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黎元洪。这个“好好先生”表面上平庸平和，其实骨子里也有着广阔的内心世界，有着很强大的坚持。中国社会一直不乏黎元洪这种人，忠厚和精明并存，糊涂与清醒共在。很难说这样的状态是一种平庸，还是一种智慧。
　　黎元洪之所以得到袁世凯在内很多人的首肯和认同，除了是维持北洋系和义军之间的平衡外，重要的正是黎元洪的“德”——也就是他一以贯之温良恭俭让的性情。1911年武昌首义时，四十七岁的黎元洪只是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也非首义的领导人，却出乎意料地成了湖北军政府首脑。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当时起义新军群龙无首，只好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拽了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了义军领袖。这种说法有贬损意味，其实黎元洪首义后的当选是众望所归——他一直是汉军名将，深得张之洞欣赏和提携，在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起义后黎元洪被推为都督，推手是当时的湖北咨议局局长汤化龙。汤化龙以形势一发千钧、时机不再，力劝黎元洪上任，并答应自任湖北民政总长同担艰苦，说服了黎元洪走向革命。在此之前，黎元洪还曾三次赴日本进行军事考察。有一种说法是，德、法军事观察家来汉考察张之洞的练兵情况，黎元洪曾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之交流，得到洋人们的交口称赞。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曾在采访黎元洪后如此写道：“黎元洪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个说法来自China?s Revolution：(伦敦，1912)，中译为《中国革命记：》。当时的黎元洪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吗？很难找到其他佐证。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减弱，不过正是这种减弱，使得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更多支持。正是由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军政官僚出面号召，左中右各色人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可以接受的理由——保守如康有为、梁启超觉得黎元洪、汤化龙代表了中国一种稳健的政治力量；激进如正宗的革命党人谭人凤、居正也认为黎元洪或许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政治领袖。
　　从此之后，黎元洪与革命和共和捆绑在一起了，虽然是“逼上梁山”，不过上了“梁山”的黎元洪也跟宋江一样，觉悟得很快，立场也越来越坚定。日，黎元洪向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表示，从此之后，愿意与各位同生死共患难，不计成功利钝，不计艰难险阻。在给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黎元洪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这一封热血澎湃的信件，说明了黎元洪置之死地后的大义凛然。毕竟，以中华男儿的铁血热情，黎元洪当然想恢复汉族江山。在此之后，黎元洪表现不错，他带领义军力敌清军，一度打了个难解难分，只是后来将指挥权交给革命党派来的黄兴后，义军才开始节节败退。与此同时，黎元洪还表现出政治上的某种智慧，有一种确定的说法是：在袁世凯的北方力量和孙中山的南方革命军举行和谈之际，黎元洪曾写了一封信，劝袁世凯抓紧时间称帝，对满清取而代之。黎元洪强调的是，如果李鸿章在1900年纷乱之下抓紧机遇称帝，那么中国的走向就不一样了。南北和谈取得进展之后，黎元洪作为“第三方”势力，被推举去北京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在毫无权力基础的情况下，黎元洪居然把副总统做得有模有样，真可谓“吕端大事不糊涂”。在此之后，黎元洪似乎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甚至在袁世凯谋求改变共和政体的时候，采取的也是一种谨慎的合作态度，决不在原则问题上表态。尽管黎元洪与袁世凯有亲家关系，他的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第九个儿子。以黎元洪的政治智慧和直觉，当然能嗅出袁世凯周围的危险。他明白的是，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任何轻举妄动，都是一种冒险。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祺瑞最想谋求的，是与干戈相见的南方实行某种程度的和解，以缓和南北分裂的局面。就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对话成为可能而言，黎元洪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唐绍仪对黎元洪的评价是：“副总统并非很聪明的人，但品行端良，相信他能保卫共和。”相比较黎元洪的可接受，北洋出身的段祺瑞还处于南方的观察期。南方军政府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三大要求：一是恢复旧约法，二是召集国会，三是惩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祸首。条件虽然不多，件件咄咄逼人。开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系多数要人对南方提出的三点要求不肯接受。经黎元洪竭力说服之后，段祺瑞等人同意了南方的要求。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电令，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止袁世凯时代的《中华民国约法》，并定于8月前召集国会。不过黎元洪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细节，即袁世凯时代的新约法是总统制，1912年的旧约法则倾向于内阁制。内阁制的恢复，有利于内阁总理段祺瑞在此之后的专权，也为后来的“府院之争”埋下了伏笔。北京政治恢复旧约法等一系列举动，可以看作是以最大让步换取南北的停战和统一。这个举动，对于黎元洪和段祺瑞来说，都是极不容易的。7月14日，北京政府下令惩办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帝制祸首。同一天，南方鉴于提出的要求已全面达到，通电宣布撤销南方军政府。南北双方实现了自袁世凯企图改变政体后的首次缓和。
　　这里，有必要略为详细地交代一下民国初年一直奉为圭臬的《临时约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民国初年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和变故，都是围绕着《临时约法》而产生的。这一个《临时约法》，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到国内，被十七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曾就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展开过激烈争论。孙中山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资产阶级势单力薄，以及农民、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主张实行总统制，提出“三年军治，六年约法，然后进入宪政”的民主过渡期。也就是说，在临时政府初期，要求总统的绝对权力和很大程度上的集权。不过随后形势急转直下，北方立宪派和南方革命派谈判成功，按照约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位置要交袁世凯。一直把天下当作己任的革命党人，当然信不过袁世凯这个旧式官僚，革命党人便想把“美式的共和体制”转变为“法式的共和体制”，从政体上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和削弱。所谓法式共和体制，是一种“内阁制”，虽然内阁上面有总统，但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大总统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政治运转以内阁总理为枢纽。
　　日，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关参议院正式成立，公推福建议员林森为议长。参议会制定了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最重要一项，是抓紧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一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极大作用的《临时约法》，破天荒规定了一系列关于公民的权利，列举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十项“自由权”，极具进步价值。当然，《临时约法》最引人注目的是将临时政府最初的美式总统制模式，改为法式内阁制。《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中心内容就是限制总统权力，虽赋予临时总统总揽政务、公布法律、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大权，但同时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总统不得独立行使职权，须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签名)，且咨送参议院审议批复才行。《临时约法》还对国会限制总统和内阁的权力进行了增大，在内阁制国家，总理由总统提名，国会通过，而内阁成员则由总理任命，本来无须经过国会，但《临时约法》下的中国内阁制，连总长的任命都要参议院同意，总理毫无自主权。
　　日，也就是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仍以大总统的身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宣布就职之后，革命党人针对袁世凯制定的《临时约法》就生效了。《临时约法》限制了袁世凯的权力，不过由于限制太严，国民政府的运转出现了很大问题。这种国会至上，以内阁架空总统的政治模式，让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袁世凯感到左右掣肘。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各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当然，这种局面也是革命后的现状，因为各省都是以独立的形式脱离清政府的。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曾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
　　《临时约法》的复杂背景，以及它的别有深意，使得民国之初的政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架构，更具有离心离德釜底抽薪的因素。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之时，由于袁世凯对于现代议会政治重视不够，没有政党政治的操作经验，经过重组的国民党力量控制了国会，国民党籍议员共有三百八十多人，接近议员的半数；人数其次的是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袁世凯力量在国会中势单力薄，每逢重大决策不占优势。无论是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赋予国会极大权力，可以行使“倒阁权”，政府却没有“解散权”。在之后政府与国会的一系列冲突中，政府明显处于尴尬局面。处于下风的袁世凯意识到制度设计于己不利。于是，针对《临时约法》的干扰，袁世凯修改制订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废弃了《临时约法》。再后来，袁世凯想恢复君主立宪制遭到国会反对，一气之下，解散了国会。这一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和其他一些党派的不满，也引发了事端。
　　上任伊始，黎元洪以一种强有力的太极推手方式赢得了一片喝彩——相比袁世凯时代的强人政治，温良敦厚的黎元洪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是润滑而温馨的方式，也释放着很好的信号。继任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执政前期，对共和表现出远远超过前任的坚定不移。在他们眼中，大洋彼岸的美国就是共和体制成功的榜样；至于日本，虽然名为君主立宪，同样是以共和的方式成功的。只要中国确定一个完善的宪法，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制度保证，依法办事，中国便会很快走上正途，从而强大起来。也因此，黎元洪和段祺瑞上任以后，在很多方面改变了袁世凯时期政策的似是而非，努力按照共和政治的方式循规蹈矩。黎元洪刚刚上任，就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利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报禁，允许袁世凯时期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黎元洪上台之后颁布的其他法案还有：裁撤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其职权分别归还陆军部、海军部、参谋本部；释放政治犯；准备按照美国模式实行地方自治，组织了包括北大教授李大钊在内的很多专家制定相关法式案等。与此同时，黎元洪还主动将袁世凯时代的总统府预算从一百九十多万元降至五十九万元。
　　黎元洪上台后的大刀阔斧，出乎很多人意料，众人没有想到，一向的“好好先生”竟然如此“外柔内刚”。黎元洪恢复了在袁世凯手上解散了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以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其组阁，按照《临时约法》的要求恢复内阁制。在此之前，由于袁世凯撤销了责任内阁，以美国政体为样榜，段祺瑞也由曾经的内阁总理改任国务卿。为了争取国民党等反对派的支持，黎元洪按照民国初年《临时约法》的要求，进行内阁改组。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兼陆军总长(唐未到前由陈锦涛兼署，张耀曾未到前由张国淦兼署)。这个结构当中，外交、内务、财政、海军、教育五部皆为国民党议员。很明显，黎元洪想团结更多的人为己所用，加强与国民党合作，抚平各派系之间矛盾，削减北洋系专权。对于梁启超和研究系，黎元洪同样采取怀柔政策，准备聘任梁启超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并给梁启超签发每月两千元的高薪。梁启超的才干和威望无疑对黎元洪有很大吸引力。不过梁启超拒绝了，以梁启超的精明和睿智，当然知道《临时约法》下总统位置的尴尬。梁启超更愿意掌握实际权力，直接对社会形成推动。在给弟子蔡锷的信中，梁启超预言黎元洪基础不稳、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梁启超最终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日，被袁世凯解散的中华民国国会在北京众议院礼堂重新聚集，五百一十九位参、众议员济济一堂。当初鸟兽散，今日凤还巢，议员们个个喜上眉梢，神采飞扬。黎元洪、段祺瑞及一帮大员身穿燕尾服，头戴高顶礼帽，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会场。黎元洪亲致祝词，希望议员们“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恳请议员们体谅这届政府的难处，相互配合，相互提携，莫要较真，努力造成法治国家。以黎元洪的政治见地，公开主张是“以法制国”，暗地里则习惯“以德治国”。或许是黎大总统表现出的诚意打动了议员们，接下来有关选举和内阁人员名单确定，虽然南方派和部分国民党人想架空段祺瑞，准备选举他当副总统，让唐绍仪当总理，不过因为黎元洪和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坚持，选举还算比较顺利，段祺瑞的总理得票为四百零七票，不同意票只有七票；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内阁的组织成员名单也获得了完全通过。这样的结果，算是黎段“开门大吉”。参议员梁启超在随后对记者的谈话中热情洋溢地表明了自己对于新总统和新内阁的不吝赞扬，看得出来此时的梁启超对于共和仍旧怀着满腔热情：
　　此次国会之恢复，实以无量数人之血换来。国人曷为甘出此极重之代价？凡欲求产出善良之宪法，为国命民命永远保障耳！苟宪法终不能产生，则议员将何以谢天下？
　　开局如此良好，的确给社会以不少信心。很多人看来，宪法和宪政，还真的成为了“后袁世凯时代”的中心政治主题，似乎每一个参政者关心的都是宪法的确立以及如何按照宪政来运作。当然，对于宪法和宪政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身处不同立场的政客们各有主张：这一边，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进步党成员组成“宪法案研究会”；那一边，国民党人张继、丁世铎、孙洪伊等人成立“宪法商榷会”。梁启超们还是书生治国，要求各派有清明的立场，怀宪政的理想，维护中央权威，缩小国会权力。至于国民党议员，由于在国会中占大多数，想以地方自治来限制北洋控制的中央集权，为国民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双方另一个争论点是关于国会解散权与省制问题：民国元年，已有人主张废除大行省，实行宋时的州府之制，以防省区坐大，政令不畅；有人主张仿行唐制，把行省合并为几个道，以消除地域观念；也有人主张缩小行政区域，削减地方实权，增长中央势力。在具体架构上，梁启超主张省长由中央任命；“商榷会”则主张省长民选，地方自治。除此之外，双方的分歧还包括国会设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等。各方力量，从一开始就陷入纷争，谋划壮大自己，钳制对手，在国会中彰显自身力量。
　　也有一部分人对于黎元洪和民国，表现出迟疑和观望。在他们看来，虽然朝代变了，说话方式变了，不过盘踞高层的政客们内心没有变；并且，一个旧时代的“好人”做了总统，能带领这个古老国家趔趄向前吗？当年“强人”袁世凯都无法面对的外交困境、财政困难以及内乱迭出、边疆不稳，在这个“老好人”手中，真的能得到解决？在很多人看来，共和政体只是一个“非牛非马”的政治“舶来品”，实在不明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他们能信任这些曾经的“马车手”吗？当然，对于久处灾难、麻木不仁的中国人来说，任何境况下的苦难都不算是突如其来的。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与中华民国国会一墙之隔的，就是那个神武门内的紫禁城。与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的国会相比，紫禁城显得肃穆而冷清。虽然民国正式废除了阴历，不过紫禁城内仍沿用原来的记时方式，仍是宣统八年，仍是根据月亮的圆缺来确定日期和历法。在这里，起源于唐朝，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的“宫门抄”仍在发行，每天简要地告知这一天紫禁城内发生的事，来了哪些人，内务府做了哪些事，包括皇帝发布的上谕、高级官吏升迁的名单、朝廷大臣的奏章等等。偌大的宫殿内，每天都有身着满清官服的“官员”来来往往。那些年老或年轻的官员们，依旧头戴镶嵌着白鹤金雉的丝绸长官袍，坐着轿子穿行在红墙之中。高级宫廷官员身穿带有宽松袖子的貂皮罩袍，上面饰有一簇簇取自貂颈的白色软毛，以示得到过皇帝的恩宠；年轻的贵族和宫廷侍卫骑在马上，宽松的绣花典礼长袍遮住马鞍和马镫。太监们是紫禁城最常见的人，他们各自穿着与自己级别相应的服饰，没有胡须，声音轻飘而柔弱，每当有人走过，总习惯恭恭敬敬侍立一旁，准备服侍高官显贵们下轿下马，并引领他们去候觐室，弯腰为觐见者奉上一盏茶。而在养心殿的暖阁内，住着一个十岁的男孩，模样清秀，仪态文弱，他就是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这时候的小朝廷，像个习惯禁闭的宠物一样，早已失去了凶猛的侵略性，变得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稍有点风吹草动，便风声鹤唳不知所措。虽然紫禁城已摒弃了古老的时光沙漏，学会用西洋产的自鸣钟来计时，不过看起来，那些精致无比的自鸣钟仿佛已停摆，从不会发出沉重的钟鸣……紫禁城最深处的宫殿与墙外的国会虽然仅仅相差几百码，但在时间上，它们仿佛相隔上千年，不属于同一个时代。
　　段祺瑞的心思
　　虽然年轻时候留过洋，不过人们眼中的段祺瑞，从来不是一个有着翩翩风度的场面人物，他的随意和散漫，以及他呈现的朴实与不拘小节，更像是老家合肥乡村随处可见的农民。段祺瑞一点也不像当年的李鸿章和袁世凯，李鸿章倜傥儒雅风度翩翩自不用说，即使是袁世凯，虽然身材不高，不过仍以霸气和沉稳展现出强大气场。除此之外，李鸿章和袁世凯还有着很强的幽默感，有着轻松驾驭人与事的个人魅力。相比之下，段祺瑞的拘谨和执拗更像一个实心眼的老农，即使是年轻时，也是邋里邋遢、衣冠不整，即便西装、军装和礼服，穿在他身上也显得皱巴巴，全没有挺括的样子，至于领带，段祺瑞从不会摆弄，每次别人给他系好，不到一袋烟工夫，便会别扭地歪在一边。段祺瑞平时喜欢随意裹个便装，在家时经常穿一件长衫，头上顶着个没有纥缝的瓜皮帽。段祺瑞还有一个特点，从不和家里人一同进餐，单开伙食，对于饮食也不讲究，有个一荤两素就对付过去了。民国之初很多政要都有两个爱好：一是听京剧，很多人都将名演员谭鑫培、梅兰芳、杨小楼等人请到家中唱堂会；二是鸦片嗜好，或者独自，或者邀上好友躲在家中吸大烟，一边吸一边谈事。段祺瑞没有这些爱好，既不喜欢听京剧，对于鸦片也没有兴趣，更厌恶别人抽大烟。段祺瑞的爱好就是打牌下围棋，有时候也写诗作文。至于性格，段祺瑞似乎一直带有某种军人的坚硬和古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对待手下要求严格，爱较真。这样的性格，使得段祺瑞除了北洋系以及一帮熟人之外，很难交到新朋友，尤其是知识界，总存有无形的距离。性格的因素，也是后来段祺瑞与知识界交恶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黎元洪藏巧于内、露拙于外，那么，段祺瑞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个“权谋”之人，
　　精干、执著、生硬。段祺瑞隶属“皖系”，这个派别可追溯到晚清以来最根深蒂固的派别淮军。1861年，合肥人李鸿章以安徽地方团练为基础组建了淮军，后来它慢慢发展成晚清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在此之后，李鸿章又以淮军为基础组织了北洋水师。袁世凯也与淮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北洋军中的骨干很多就是淮军子弟。晚清民国初年流行一句话，“无淮不成军”，意为没有安徽人就构不成军队，这是以当时清军和北洋军的状况为例。话虽有几分夸张，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安徽人在军队中的状况和影响力。就像明末清初“无徽不成镇”的谚语一样。只不过经商是自明中叶之后形成的传统，而从军，则是晚清之后的风气。
　　段祺瑞是名副其实的淮军后代。段祺瑞的祖父段佩虽然不如乡人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人声名显赫，但也曾官至淮军统领，官居一品。段祺瑞自小随祖父在军营长大，耳濡目染，使得段祺瑞有种天生笼络下属的本领，同时，具有草根经验，工作勤勉，才智出众，敢于担当，有主见，讲义气，有威信，不贪财，不贪色。在被李鸿章看中送到德国学习军事回国之后，段祺瑞成为了北洋武备学堂的得力干将。袁世凯组织小站练兵，段祺瑞成为了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和亲信之一。这等经历，使得段祺瑞在北洋军中享有较高威信，在江淮子弟中，也得到很强的认同。
　　当初，北洋的领袖当仁不让是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在袁世凯面前，资历还是浅了不少。段祺瑞只能名列“北洋三杰”——跟王士珍、冯国璋平起平坐。具有相当资历或较逊一点的，还有陆建章、段芝贵，以及不算是北洋系的张勋等。与王士珍、冯国璋相比，段祺瑞在北洋中的根基要深很多，性格也执拗得多——王士珍为人淡泊寡欲，自袁世凯后期起基本退出政坛；冯国璋虽有心机，也有抱负，但为人比较随和，权力欲稍弱。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段祺瑞一直作为他最信任的人和助手，控制着北洋政府的政治大权，
　　影响力遍及军队以及政府的内务、财政、交通以及国务院秘书厅、京汉铁路、官办企业等等，袁世凯死后，北洋格局“群龙无首”，实权在握的段祺瑞顺理成章成为北洋系的实际接班人。
　　段祺瑞出任新内阁总理之后，首当其冲是以中央政府任命地方军政长官的方式，显示新一届内阁的权威，加强对各省的控制和管理。按照黎元洪和段祺瑞的执政思路，各地方第一步是军政分开，淡化军人对地方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待时机成熟时有意选择探索美国式“联省自治”。这样，有关地方各省行政长官的人选，变得尤为重要。当时，全国主要存在三股武装力量：一是北洋军系统，包括依附于北洋集团的张作霖、阎锡山等地方势力，这一部分武装力量拥有众多军队，占据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大部；二是进步党和西南实力派的武装力量，占据着云南、广西、贵州、四川四省，以及广东绝大部分地区和湖南部分地区；三是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占据着广东东部地区以及湘西、长沙一带。三股力量中，以北洋派实力最为雄厚，占绝对优势；其次，是西南实力派，拥有一定兵力；至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组织不严密，根基也不牢固。由北京政府进行新一轮任命的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如下：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孟恩远为吉林督军，郭宗熙为省长；张怀芝为山东督军，孙发绪为省长；赵倜为河南督军，田文烈为省长；阎锡山为山西督军，沈铭昌为省长；冯国璋为江苏督军，齐耀琳为省长；张勋为安徽督军，倪嗣冲为省长；李纯为江西督军，戚扬为省长；李厚基为福建督军，胡瑞林署省长；吕公望为浙江督军兼署省长；王占元为湖北督军，范守佑为省长；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陈树藩为陕西督军兼署省长；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省长；陈炳焜为广西督军，罗佩金为省长；唐继尧为云南督军，任可澄为省长；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戴戡为省长；朱家宝为直隶省长兼署督军；毕桂芳为黑龙江省长兼署督军；张广建为甘肃省长兼署督军；杨增新为新疆省长兼署督军(陈宧未到任前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陆荣廷未到任前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上述除陕西督军陈树藩是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任命外，其余十三省任命的督军系原来本省的将军。由于基本维持现状，总体形势比较平稳。段祺瑞人事任命受到抵触最大的，是在国民党人控制的湖南地区，他对汤芗铭和陈宦的任命，因护国军的强烈抵制不得不流产。国民党人和部分湘军都欢迎刚从日本回国的黄兴出任湘督。黄兴不肯就职，推荐谭延闿或蔡锷出任。权衡之下，段祺瑞任命“老好人”谭延闿担任此职。多事的湖南在人事问题上的起伏，为后来的事端埋下了伏笔。
　　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在承接清廷偌大版图和权力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还承接了千疮百孔的社会，以及入不敷出的财政。此时孱弱的国家机器显然没有能力支配恩典赈济、荣誉和金钱，就对社会的控制而言，它所掌握的资源、手段以及诱惑也远远不济，这使得在此基础上的管理显得破碎而孱弱。从清朝中后期开始的入不敷出举债度日，虽一度好转，但到了民国时期仍是捉襟见肘，连最起码维系的能力都没有达到。她貌似那么强大，实际上如此脆弱，命悬一线。等到段祺瑞真正到了内阁总理位置上，面对千头万绪一地鸡毛，这才有了比别人更痛心疾首的感触：穷家难当，烂摊子难收拾。万千烦恼中，最根本的有两点：一是权威不足。如果说当年的袁世凯还尚有一些权威，足以威慑地方政府抗命，那么此时的中央政府更是有名无实，以其实力和手段，已很难让各地方政府听命了。二是手中没钱。袁世凯统治时期，各省税款还能交一部分至中央，袁世凯死后，各省基本不把中央当回事，几乎无人上交税收给国家。支持中央财政的只有两个细小的来源：一是来自关余和盐余，也就是关税和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后剩余的那一点钱；二是来自交通部的收入，即几条铁路，比如京汉铁路、京浦铁路和京张铁路的收入。除此之外，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些零星税收。堂堂中华民国政府，仅靠这一点税收来维持庞大的运转，其极度窘迫可想而知。段祺瑞感觉到民国政府就是一个叫花子组成的丐帮，黎元洪是帮主，而自己，就是那个无所适从的大总管。　　收入很少，支出很大，到处伸手要钱，要不到钱便不高兴，有权有势的，还会给段总理故意制造些麻烦。比如国会两院，八百多议员当年号称“八百罗汉”，薪酬标准是早已定下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后的第一个议案，就是众议员给自己定下薪酬标准，每人每月五百大洋，几近天价。上任伊始，自得实惠，这也算是民国特色了。议会决定下来的事，政府必须执行，否则各内阁成员难得安稳日子。到了段祺瑞内阁手上，其他的不说，光这些人的工资发放，就成问题，如果政府能足额发放工资，议员们还会帮段祺瑞说些好话，最起码有一部分人不会故意让他难堪。没想到段祺瑞当上内阁总理后，几次想生硬地削减议员们的工资标准。这一做法，引起了议员们的普遍不快，尤其是一些国民党议员。如此，就很难指望国会与段祺瑞内阁之间维持良好关系了。
　　本来政治权威就不够，加上没有钱，段祺瑞内阁主持政局的困难可想而知。怎么办？只能通过借外债来维持运转。这个时候，欧洲列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经济遭重创，另一方面陷入战争消耗，很难腾出钱财借给中国。至于美国，借款上一直挑剔颇多，政策上又偏向支持中国教育、卫生以及文化事业，虽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几次敦促美国国务卿兰辛加大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力度，不过美国国内对于大规模贷款给中国还是心怀芥蒂。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借钱的唯一渠道，就是居心叵测的日本了。虽然段祺瑞与日本关系一直不错，但靠什么去赢得日本的贷款，也是一个问题，只能出租出卖矿藏开发权，出租地方等。一项资料显示，1920年下半年，日本海外投资的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中国。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日本约占一半左右，其中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段祺瑞包括皖系与日本不清不楚的关系，也是后来时局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日本，段祺瑞所能倚仗的，还有各地方军人的支持。虽然自袁世凯时代起，北京政府已尝试军政分离，不过军政之间一直纠缠不清，难以切割。北洋老资格段祺瑞与各地方督军的交好，也是他自信满满的资本。每次段祺瑞跟黎元洪出现了政策和人事上的分歧，督军团会站在段祺瑞一边给总统府施压。对军人的意见，黎元洪不敢过多反对。这样，精明的段祺瑞自以为找到了对付黎元洪的“灵丹妙药”，频繁以督军团的施压来保证内阁的主导地位。不过段祺瑞的铁腕专权，以及他过于倚重军队的方式，招致了国会很多议员的反感，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国民党议员。这样的格局持续僵持，意味着针对段祺瑞所发动的攻陷战随时会到来。
　　府院之争
　　很多时候，民国元年匆匆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似乎更多富有象征意义，这个带有中华民国理想精神，却显得支离破碎、模棱两可的根本大法，一直被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以及有着类似革命情怀的人奉为圭臬，以铭怀的方式凝聚着某种动力。袁世凯去世之后，反袁势力包括孙中山、蔡锷、唐绍仪、梁启超等人纷纷呼吁黎元洪段祺瑞恢复《临时约法》，甚至把这当作是界定分明的合作条件。这种情况下，黎元洪大总统上任伊始所做的恢复《临时约法》的行动被看作是遵循民国精神，以及向袁世凯反对派示好。恢复《临时约法》，当然令一部分人拍手称快，不过自此之后的运作，似乎让黎元洪始料未及——府院之间不得不重演中华民国运转之初大总统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矛盾。对于“府院之争”，现在诸多书籍格外强调黎段之间的冲突，强调他们的争权夺利和落井下石。实际上更多时候，双方摩擦起源于对宪政制度的不熟悉，起源于界定不明，以及磨合的生硬。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客们良莠不齐，人们还不太习惯于党派政治的操作，不太习惯于理性的立场和思维模式，把党派政治等同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拉大旗作虎皮。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所产生的文化和传统，也使得政治的运作不知不觉地向着阴谋和争权夺利的方向靠拢。
　　袁世凯死后那段时间，无论是黎元洪还是段祺瑞，起初格外小心谨慎，努力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共和精神，以遵守民主体制的规矩来办事。对于段祺瑞的组阁安排，黎元洪照单全收，两人配合默契，相处也还算融洽。有时候黎元洪对于某些事情提出点自己的意见，段祺瑞也能做出调整，以示尊重。内阁初组之时，张国淦、汪大燮请辞不就，内阁成员改由许世英任交通总长、孙洪伊任内务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总长、谷钟秀任农商总长；外长唐绍仪一直未能就任，也改由伍廷芳出任。这些，都是黎元洪与段祺瑞商量的结果。
　　“蜜月”很快过去，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出身、政治主张、性格等方面所表现的差异，以及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下显现出的疏漏和生硬，使得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摩擦开始充分表现。黎元洪虽然一直算是个“老好人”，也非北洋出身，对于北洋系对自己的架空和颐指气使早已习惯，不过在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意气风发的黎元洪开始变得强硬。周围人的拥抬和唆使，更使得趋于强硬的大总统不断地与总理发生摩擦。以黎元洪的资格、实际能力，以及他依据《临时约法》所居的位置，几番回合下来，权力的天平明显地倾向于段祺瑞。这样的结果，黎元洪当然不能接受，在他看来，总统是一国之首，即使国体变成了法国体制，总统也应该是有实权的。黎段相争，国会就显得更为重要，黎元洪的方式是与国会联合对段祺瑞内阁形成掣肘。不过嘈杂的国会并不统一，党派政争极为激烈：原进步党一面高唱“不党主义”，一面组成两个团体，一为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讨论会，一为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不久又合二为一，统称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国民党方面，有张继以领袖资格出组宪政商榷会。内中又分客庐系、丙辰俱乐部、韬园系三系，后又由三系演变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四派。不久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又合并为民友社。研究系完全支持段内阁；商榷会的右翼因为谷钟秀、张耀曾为内阁阁员，也倾向于维持段内阁；民友社和益友社算是“商榷会”的左翼，主张倒段。
　　本来共和国的初衷是国会、总统、内阁三足鼎立的平衡，因为摩擦的激越，脆弱的平衡很快转化为拉帮结派的冲突，转化为非理性对抗。这当中，年轻气盛的徐树铮的强势，又使得府院之间、内阁和国会矛盾加剧。徐树铮一直是段祺瑞的左膀右臂，是段祺瑞一手提携上来的心腹。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时期，徐树铮即为次长。长期以来，段祺瑞养成了让徐树铮帮助处理大小事务的习惯，对徐树铮很依赖，甚至因为徐跟袁世凯发生过冲突——段祺瑞任总理时，曾想让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袁世凯生气地说：“真正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给了徐树铮一个名义更高的官职，想把徐树铮从段祺瑞身边调开。谁知段祺瑞一点不给袁世凯面子：“请大总统先把祺瑞撤了，那时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袁世凯无奈之下只好气哼哼地说：“不像话！不像话！”后来，段祺瑞辞职，徐树铮也随之辞职。以黎元洪的初衷，当然不愿意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请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带话：“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张国淦不敢带话，找徐世昌商量。徐世昌劝黎元洪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事必须办到。不要怕他跋扈，芝泉(段字)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的，不见得更坏些。”黎元洪只好勉强同意徐树铮就职。
　　段祺瑞之所以坚定不移任用徐树铮，是因为格外看重徐树铮的才气和能力。徐树铮文武双全，除了深谙政治军事，将日常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好诗词以及好书法。徐树铮还有着文艺天赋，拥有一副好嗓子，可以唱全本的昆曲，把旦角演得活色生香；对中国古代音律也有研究。不过徐树铮的致命弱点是心高气傲不择手段，这让他得罪了不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徐树铮是拥德派。日本对德国宣战之后，德军在青岛被日军围困，缺少武器弹药，徐树铮竟私下派人向青岛德国守军运去了一万多支步枪！由此可见徐的大胆。
　　三十六岁的徐树铮在当上国务院秘书长后，经常抑制不住自己对总统府的轻慢——有一个说法是：某次某省同日变动三个厅长，徐树铮拿着内阁总理任免书去总统府盖印副署，黎元洪问徐树铮任免的是哪些人，徐树铮不耐烦地回了一句：“你只管盖印好了，管他任命什么人！”一时黎大总统竟喃喃无话可说。徐树铮还让人写了一份通知，派人送到新华门总统府传达室，强调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总统的所有信件，包括私信，皆要送到国务院开拆。总统府起初照办，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前几日所寄信件，黎元洪方才知晓此事，顿时大发雷霆。又有一次，徐树铮不顾国务院调解龙济光部与李烈钧部武装冲突的决议，擅自拟写命粤、闽、湘、赣四省讨伐李烈钧部的命令到总统府盖印，黎元洪觉得不妥，拒绝盖印。徐树铮见总统府不盖印，径直以国务院名义电令四省会剿李烈钧部，结果江西督军李纯复电“无兵可调”，申明只能担任防守赣、粤边境等。徐树铮的强硬作派，在内阁中也颇起冲突，国民党员、内务总长孙洪伊多次在内阁会上与徐树铮发生争吵并以辞职相抗。黎元洪得知后，特将孙洪伊召进总统府以示支持。这样，本来发生在徐树铮与孙洪伊之间的争执，又发展为内务部与国务院的冲突，甚至演变为府院冲突。段祺瑞当然是支持徐树铮的，内阁当即拟就“孙洪伊着即免职”命令，由段祺瑞签发后送总统府盖印。黎元洪见到文件震怒咆哮道：“你们说的话算话，我说的便不是话么！”坚决不肯盖印。段祺瑞亲自来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仍拒绝。段愤然宣称，如再不肯免孙职，即请总统免我职。政局顿时混乱。最后，不得不由老资格的徐世昌等人出面调解，以孙洪伊和徐树铮分别离职结束纷争。
　　随即引发府院之争的，是新任司法总长张耀曾牵涉到的一起贩毒案：上海海关查获了一起贩卖毒品案，有人供出张耀曾与贩毒有关系。安徽督军张勋、省长倪嗣冲、奉天督军张作霖、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督军张怀芝、福建督军李厚基等十余人电请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有人认为这是北洋系借机打击西南派，向黎元洪反映段祺瑞公报私仇。与此同时，由黎元洪提名的外交总长唐绍仪，遭到了北洋系的强烈反对，张勋、倪嗣冲等三十四人(包括督军、省长、都统、师旅长)通电反对，有人甚至给唐绍仪安上了十二条罪名，声称唐绍仪如果来京将性命不保。唐绍仪无奈之下只好通电总统总理辞职，痛诋张勋、龙济光等干政。内阁人选的问题，也引发了“府院之争”。
　　1916年8月初，原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辞职，议员丁世峄继任。丁世峄是有名的笔杆子，有文人个性。丁世峄按黎元洪的要求，力主提高总统权力和地位，限制国务院的权力。8月下旬，丁世峄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第二，所有国务院议决事件及任免官吏命令须经该管部长官同意后，再呈大总统盖印，如总统有不同意见，得交回国务院再议。很明显，这个《草案》加强了总统府对于国务院的控制，对于此，段祺瑞当然不同意。双方经过几轮谈判，议定了几条折中办法：第一，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第二，国务会议议事记录随时呈阅；第三，紧急军政要件由国务员进府直接报告；第四，总统对于国务会议议决案件，如有认为不合者，得令总理及主管国务员说明理由，说明后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回复议一次；第五，每日呈阅文件与呈请用印，由国务院秘书长亲送。这样，府院之间算是赢得了一段时间的平静。
　　《密勒氏评论报》当时的一篇相关社论常被忽略，这篇社论对于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以及国会自身三足鼎立的政治斗争评论道：北京政府的国会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争，基本上说来，同其他国家的类似政争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民主政治制度而来。这种政争通常包括权力的争论，行使权力的程序，权力和特权等等，即使在当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办法加以解决。但在中国，由于政府尚未能够享有完全的主权，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再者，中国仅有一项《临时约法》起作用，而且有人还在争论它的合法性。因此，一些较为开化的中国官员，经常在遇到困难时，就去他们在北京的外国朋友处听高见，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劝告，往往掺杂着那些劝告者及其同僚们的一己私利。　　《密勒氏评论报》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有着旁观者甚至过来者的清醒和理智。显然，将袁世凯去世之后社会所产生的矛盾归结于“府院之争”是不科学的，视社会风气的不良、领导人物的钩心斗角为北京政府政局波动的原因，以个人品行和人际关系为焦点作道德评判，毕竟是皮相之说。社会的运转和变化，除了人力之外，更有其深层次的因素，那才是关乎社会走势的决定因素。只不过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的观点。对于激烈的总统、总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斗，更多的人愿意坐山观虎斗，围观起哄。这种幸灾乐祸的阿Q心理，延续着中国数千年一如既往的老传统。它图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看热闹中获得快感。
　　五周年庆典
　　虽是千头百绪，却也百废待举，黎段时期的民国给人传达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到了十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庆祝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此前，一则消息的公布颇让上下振奋，国民政府决定10月10日在北京南苑操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这是中华民国自1912年成立之后，首次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黎元洪这样做，旨在展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威武，提升全社会的士气，同时希望以一次成功的阅兵仪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进入十月之后，北京一直下着雨，淫雨夹着寒风，肆虐着北方的秋天。没想到国庆前一天，天气突然转好，乌云散去，旭日当空。这时候的北京，从袁世凯时代开始进行的城区改造已告一段落，主要干道得到了拓宽，按照标准铺设了马路；皇城的一部分改造辟作中央公园，成为市民生活的中心；国立北京博物馆开始对外开放，展示着历朝历代的文物和古玩，彰显中华帝国的古老文明。如此向公众开放的行动，是从未有过的。10月10日这一天，清晨六七点钟开始，就有北京市民早早地来到街道两旁，到了上午九点，更是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想一睹大总统黎元洪的风采，也领略一下民国新军的风范。由于阅兵规模较大，有关方面特地制定了参观规则：其一，各参观员上午十点半到场。自十一点钟起，前往南苑之马车及小火车，一律暂止交通。其二，南苑火车准于10日上午八点九点，分两次由永定门外车站开赴南苑。凡持有入场券者，均可乘坐，不取车资。其三，各参观员无论乘火车乘车马，下车下马后，均应按一定的路线，步入操场彩门。所乘汽车马车马匹或人力车，均按规定驶入指定位置。
　　第二天京城各大报刊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刊登了国庆节阅兵式的盛况——全身戎装的黎元洪和同样全身戎装的众官员们骑着马从演武厅前往检阅现场。身材魁梧的黎元洪，挎着军刀，骑一匹高头大马在前开路，一众文武干将随后骑行，威风凛凛精神抖擞。阅兵正式开始，打头的是陆军方阵，分骑兵和步军两个兵种，士兵们精神饱满，戴着白缨或紫缨的军帽，军服分蓝衣和黄衣两种，分别配剑荷枪陆续前行，参加人数有五六千人。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中国陆军正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不仅军装学习西式，武器采用西式，训练方式和部队编制也效法西式。陆军方阵过后，在京的高级官员如孙武、蓝天蔚、荫昌、江朝宗等，也在仪仗兵引导下，骑着高头大马鱼贯而过。
　　随即是大总统巡阅部队——一辆汽车开来，看台上一片骚动。当时汽车在中国还算少有，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特别是没有如此仔细观察过。敞篷的汽车上站立两人，一个是大总统黎元洪，另一个则是总理段祺瑞，两人并肩而立，且行且语，极为亲密，似乎很难与传闻中的“黎段交恶”相对应。大总统莅场后，军乐团奏军乐，全体官兵行礼，其中军官行撇刀礼，步兵行举枪礼，骑马行马上举刀礼。阅兵总指挥官陈光远上前大声报告阅兵部队数目。随后，在总指挥官的引导下，大总统黎元洪依次检阅了各方阵，各方阵的师长、旅长、团长在大总统到达之时报告并行礼随同检阅。其后，各参阅部队以营为单位，在大总统离队伍二十步时，行举枪口令，吹军号，以壮军威。
　　巡阅结束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回到演武厅。操练开始，司号员用号音调度变换队形，表演各种军事操练。黎元洪、段祺瑞阅操看得尤其认真，不时点评一番。操练结束之后是航空表演，由航空学校校长亲率飞行员演习飞行，地点是南苑，在先农坛、正阳门上空绕阅数周。飞机划着白烟而去，经久不息的，是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民国五周年的阅兵式获得了满堂彩，各大报章对此评价甚高，有一些还将阅兵与强国联系起来。一些国家的公使和武官也表达了溢美之词。除了阅兵，国民政府还以其他方式庆祝这一节日：北京的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古物陈列所(今故宫博物院前朝部分)，均对百姓免费开放一天。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举动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在当时，还是引得了民众的雀跃。京城的很多报纸都在重要位置刊登这一消息。那几日，京城各主要街道人流如织，欢欣鼓舞，这是十数年来难得出现的热闹景象。
　　除了京城，其他地方也颇为热闹。在上海，淞沪护军使署的礼堂内，高悬着黎元洪大总统的大幅肖像，边上则分列海陆军旗，署院中到处张灯结彩，布置了松柏鲜花。龙华还举行了阅操，淞沪警厅骑巡队及保安队五十多人，加上文武军乐队等，在大街上进行了奏乐游行；一些社团组织自发组织了庆祝活动，上海救火联合会举办了水龙灯会，其所属各火会带着洋龙火龙及各色灯彩，在上海的街道上进行表演，龙灯所到之处，街道两边人山人海。上海学界举办了提灯会，参加者有寰球中国学生会、中国体操学校、圣约翰大学及青年会复旦公学之童子军近千人。表演项目有合唱国庆歌或校歌、演讲改良家庭或顽童感化、掷球竞争、舞蹈、游戏等。在南京，因为省公署要举行外宾会，门前铺设就更为精致，满扎冬青，遍插鲜花，并用五色电灯缀成“共和万岁”、“国庆纪念”等字样。内设礼堂的陈设尤其华丽，上有五色彩棚，地上还铺上了昂贵的地毯，大厅也装有乍明乍暗的五色电灯。招待室设有西餐台，备有上等精致西式茶点、贵重西烟啤酒等。无数中国人开始体验到中华民国的节日。
　　黎段之初的民国就这样呈现出短暂的新气象：经济慢慢复苏，政府改革了盐铁专营制度，市场开放度加强；包括七条干线，总里程超过七千公里的全国铁路建设规划已制定完成，并在欧洲大战导致外国贷款缺位的情况下，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连接各地的道路交通正在各省广泛修建；政府为扩大矿产开发制定出台了很多激励政策；用于国家改革事业发展的国债大量发行认购。政府的财政税收有了巨大的增长：1917年中国的海关税为三千八百一十七点七万海关两，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一千一百万两，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农商部推出的茶叶贸易措施也已见成效，中国茶叶市场出现了大幅增长，单是对英国的出口，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社会出现了短暂平稳，舆论不再一味唱反调，一些关于国内经济巨大发展的消息不断出现在报纸上：在湖南，矿业大亨梁焕奎斥巨资购买法国专利，炼出的纯锑质量超过英国；在山东，“中国摩根”张振勋从南洋返回祖国，创建了张裕酒厂，并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勇夺金牌；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为美国建成了四艘万吨巨轮；在汕头，一个当地中国富豪投资五万美元兴建第一座大规模美式百货商场，商品来自香港、英国、日本、美国、德国和瑞士；在广州，由英美人士和中国人共同投资八万美元的中国铅笔公司开工生产，日产已由初期的一百万支，提高到两百万支，并能大量生产更多的不同颜色的仿制铅笔；在天津，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在一大片坟场中建成，打完十八洞仅需支付五美元。使得社会有了以汽车来看，辛亥革命爆发时，北京仅有六辆汽车，到了1917年，北京汽车的保有量已达到四百辆，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辆新汽车上路。这些汽车，跟遍布北京街头那些新换上胶皮轮胎的黄包车一样，给人以轻松快捷之感。
　　令人欣喜的还有教育。黎段上台之后，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采取诸多措施支持新式教育。1916年秋天，黎元洪在与教育总长范源廉讨论北京大学校长人选问题，范源廉报告说：杭州汤尔和与余杭马叙伦建议，可将蔡元培请回来掌管北大。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是老资格的光复会员，对于新政治和新教育，一直有自己的心得。黎元洪当即让范源廉电召正在德国游学的蔡元培回国就任北大校长。日，蔡元培发布就职通告并到校就职。当天的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蔡元培行礼，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的态度，摘下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让北大校工和学生大为惊讶。为了支持教育，黎元洪率先垂范，不惜压缩总统府预算，将自己薪水由袁世凯时代规定的每年一百九十一点五万元减为五十七点四六五万元，整整压缩了一半多。消息传出后，人们为之振奋，有新思想和新制度的民国就是不一样！这样的事，是历朝历代没有发生过的。民国有如此表率的总统，又有如此能干务实的总理，何愁万事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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