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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区红色歌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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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访客来自 122.48.0.* 于 17:13:00发表评论：此文发表于《理论月刊》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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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　Email：　一首战争年代的诗歌--军民一家人
丁丁的爷爷的童年是在血泪中度过的,血海深仇,命如黄连.1937年,他出生在冀鲁边的农村,卢沟桥事变后两个月,他们家就沦陷了.1939年他2岁时祖父患病去世,1942年他5岁时,父亲抗战牺牲,二叔被日本鬼子杀害,在兵荒马乱中跟着祖母和母亲艰难度日,在血泊里挣扎侥幸熬下来.祖母和母亲伤心的眼泪,难以忍受的病痛和艰难困苦的呻吟.....深深的刻在他的心底.
那时也常有八路军到他们家来住,军民如一家,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每当想起这些往事,他的心情非常悲痛难过,想起老八路他又无比的高兴.他就默默地背诵一首老的诗歌.这首诗歌是50年代初初中语文课本上的,忘了作者是谁,也忘了标题.诗歌如下:
长城缠在山腰上
山底下有个村庄
大队人马翻过岭
大槐树底下歇歇凉
大娘站在大门上
手托着下巴不说话
眼睛不断地望什么
我跑到井边要喝凉水
大娘急忙拉住我
回家去我给你烧热汤
我们坐上炕
大娘点着火叙家常
家里没别人
就是我跟这盘豆腐礳
一个儿子是子弟兵
牺牲在卓子山上
每逢队伍过
我就站在大门上
一样的枪一样的灰军装
都像我的儿子又都不一样
大娘含泪望火膛
不让别人看出她是一个软心肠
大娘你别伤心
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秋天我们回来给你收割打场
大娘送我们出村庄
目送队伍上山岗
手打凉棚远眺望
风嗖嗖吹乱了他的花白头发
刚强的站在长城边上
(可能有误,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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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城人的骄傲……
　　偶尔和一些端庄典雅的女人坐在一起喝咖啡，面对人家一片谄媚之言，我常常会别转头遥望窗外，沉默良久，深有感触地说：
　　早在20年前，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细心地啃一条冰棒。为了这个看似荒唐的理想，我奋斗了三十几年，包括以后，依然不敢懈怠。
　　我的感触，对方肯定不懂。
　　有时细心阅读来自乡下的某些人的简历，发现大多数人都是急功近利往上爬，不择手段，丧心病狂。我能理解。为了自己或后代不在田地里当牛做马，是众多农村孩子的理想。而这些孩子一旦成功寄生于城市，就没有理由不冲锋陷阵，不奴颜媚骨到处做孙子。
　　就说暑假吧。
　　在农村，烈日当空，大地流火，像一座让人窒息的火炉。一顶破草帽下一身泥泞，站在开水似的泥田里干蒸火燎，汗流浃背，热气腾腾。挥汗如雨的牛马劳作，从曙光初现的清晨，到月挂东山的深夜，饥肠辘辘之余，还得随时提防泥巴里的玻璃渣、锈铁片等利器，还有蚂蝗的叮咬、蚊虫的围攻、水蛇的偷袭。无论是太阳底下推几百斤重的独轮车在山间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蹒跚前行，还是田埂路上挑一担秧苗在细雨中呼喊，都是以一种跪的姿势，靠羸弱之躯，向大地讨取裹腹之食。
　　在城市，清凉的电风扇和空调下，孩子们守着一台大电视看动画片，看累了就睡，睡累了再看，还有冰镇西瓜和雪糕冰棍作为零食滋润着。无聊时，到处打打电话倾诉一下小心思，或者邀几个同学来体面的家里开party。倘若父母有点闲钱，还可以参加各种夏令营，上各种名山下各种大海，甚至远渡重洋，或日本或澳洲。
　　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一边生不如死，一边心旷神怡。
　　现实的巨大反差，左右了人的立志，还有理智。农村出来的孩子，为什么在心理上普遍存在缺陷甚至畸形，是不难理解的。
　　我不知道现在的田间地头是否还有这样的少年，一边在烈日下机械地劳作，一边迷茫地看着远方，终日不语。
　　1995年，我就是这样。
　　除此，我还是村人眼里的一个疯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读书读迂了。
　　整天很少说话，也懒得理会他人，没事时，躲在阁楼的稻草堆里看小说。偶尔和人说话，语气很冲很突兀，且是一些让旁人感觉无知者无畏的大话。
　　乡村的夏夜，雾气袅袅。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早已经疲乏，进入了沉沉的梦乡。偌大的夏阳村，空荡荡的，恍如废墟。
　　我喜欢在这样的夜里四处转悠，一边转悠一边抽烟，口里念念有词，把个别半夜起来解手或喂牛的村人吓得半死。
　　有时打坐在村前池塘的洗衣石板上练气功。有时行走在田野上对月放歌。有时睡在乱坟冈里和鬼聊天。
　　今天想来，这些言行举止，确实荒诞不经。村人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我读书读迂了。
　　我所处的荣塘镇，是一个大镇，崇尚经商，6万多人口，几乎家家户户在外面开店做生意。
　　荣塘人的经商，起源于80年代初期的海南岛。发展到90年代中期，荣塘声名鹊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西穷镇，差不多垄断了整个海南岛中低档服装的零售业。岛内，街街巷巷，犄角旮旯里都是荣塘人。
　　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商二代商三代的不断涌现，荣塘人从海南岛出发，慢慢遍及珠三角、长三角、福建和北方一些城镇，从传统单一的服装零售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开始涉足百货超市、小商品批发、水果零售、旅业、酒店、出租房、网吧、游戏机、溜冰场、沐足、物流、餐饮、饰品、花木、建材、五金加工制造等诸多领域。甚至，我还听说有荣塘人在广州做殡葬业。
　　荣塘人，号称江西的“温州人”。
　　“温州”到什么地步？
　　母亲来我家小住，不识字，不懂讲普通话，却喜欢四处闲逛。担心之下，我想出一个办法，给了她一张写着我名字和手机号码的纸条，叮嘱她：如果走失了，就随便找一条街，用荣塘话求救，保证你顺利回来。
　　荣塘人通过朋友带朋友、亲戚串亲戚等形式，辐射了周边好几个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著名的三亚红旗街，一度被称为“荣塘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荣塘人成了一个金字招牌，涵盖了拖船、孙渡、河洲、桥东、观上等周边几个乡镇。荣塘人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荣塘镇人。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荣塘人，因为这些，深感骄傲。
　　荣塘人的优点是聪明，勤劳，肯吃苦，敢想敢干。
　　荣塘人白手起家，善于将一个店铺经营得红红火火。白天进货卖货，晚上将货物挪开，摊开被子，席地而睡。做饭呢，大多是在店门口凑合，用木柴煤油作燃料，连煤气都舍不得用。
　　荣塘人做生意非常勤奋。有一个叫“街女”的，为了卖一双人字拖鞋赚一块钱，可以将顾客从街头撵到街尾，让一条街的商户闻风丧胆。这样的人，在荣塘有不少。
　　荣塘人也有不少诟病。
　　首先，荣塘人缺乏诚信，不善团结，缺少合作精神。
　　有一对姐妹，合伙在东莞开了一家小超市。姐姐、姐夫负责进货，妹妹、妹夫负责卖货。几年下来，账面上亏得一塌糊涂，大家却赚得笑呵呵。这件事，引起我的思考，最后写成了《矮子和高子》一文。
　　类似这样的事，在荣塘人里面根本算不了什么。荣塘人开商场开超市，合伙的股东，往往是兄弟姊妹和亲戚朋友，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本来，这是一种资源整合，是一场人心齐泰山移的集体作业，然而兄弟之间明争暗斗，姊妹之间反目成仇，亲戚之间相互倾轧，已经是普遍情况。
　　鼎盛时期，在珠三角每一个工业区，几乎都有荣塘人打拼超市的身影，还一度出现了几个较有影响力的连锁品牌。没几年下来，关门歇业者，已经超过一大半，剩余的，大部分都是岌岌可危。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缺乏诚信与合作精神。一个超市尚未开张，在装修和进货方面，就已经被大股东盘剥了一次，这生意还怎么做？大股东不仅不出本钱，甚至在未开业就捞满了荷包。还有更大胆的，敢在房租合同上做手脚。你想啊，连租金都他妈有水分，还怎么有钱大家一起赚？
　　在某超市，我曾经亲眼欣赏过四个荣塘股东的群丑图：正常营业时间，办公室里莺歌燕舞，一个和经理下象棋，一个吹笛子，一个聚众赌博，另一个，也是老总，在里面的财务室里搂着女文员亲嘴。这样的合作精神，这样做生意，还怎么玩？
　　常有人在我面前诉苦，说合伙开了一超市，不到一年就倒闭，亏了30万。我想了想，一锤定音：其实，你不是当老板的料，但是你为了当老板，每天拿出1000块钱养一帮人，哭着喊着求人家叫你一声“X总”。对方哑然。
　　在合伙开超市方面，荣塘人搭股之风，数年经久不息。秉着同袍之亲，血水之情，相互之间融资搭股，这本来是人之常情，然而大股东吃小股东，财务作假，虚报浮报，挣钱的生意整成亏本，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利用对方的信任，哥哥骗弟弟的，姐姐吃妹妹的，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比比皆是，让人触目惊心。
　　除了超市合伙外，荣塘人在店铺转让方面，也是丧尽天良。不少人在亏本的状态下，把店铺进行包装，到处吹牛赚了多少多少钱，做足了文章，最后把店铺高价转让给自己的亲姐姐亲妹妹，或者血亲表哥表弟。而这些倒霉蛋，倾家荡产，四处举债，好不容易才凑齐了一大堆本钱，怀着美好的憧憬踏上热土，钱还未捂热，却要迎头遭受来自最信任的人一记闷棍。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是吃亏上当，却不敢声张，东施效颦，继续包装一番，转让给下一个倒霉蛋。
　　荣塘人的聪明，没有用在刀刃上。
　　荣塘人在做生意方面，亦是如此。早年，海南人纯善，买东西不懂讲价还价。荣塘人漫天要价，一件衣服开价120元，最后30块钱笑呵呵成交。长期以往，便丧失诚信，砸了招牌。贪小便宜，吃了大亏。
　　荣塘人开店，恶性竞争严重。如果你的生意好，我就敢在你对面开一家一模一样的，隔一条街都不行。你敢卖30，我就25，你25，我就20。谁怕谁？兄弟姊妹为蝇头小利，相互骂街抑或血染街头，已不是新鲜事儿。
　　其次，荣塘人精明过头，缺乏大智慧，道德沦丧，恬不知耻。
　　荣塘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其命运成了产业一条龙：以初中毕业为主，过早辍学，离开校园，去帮亲戚看店。几年后，找一个家有实力有店铺男方结婚，自己独立开店做老板娘。缺人手怎么办？再找一个初中刚毕业的亲戚来。
　　更可悲的是，荣塘人风气不好，连最基本的道德观荣辱观都没有——不贪不偷是老实，能贪能偷是本事。
　　帮人看店的小女孩，尽管是帮自己亲戚，比如阿姨、叔叔等至亲，但依然天天和店主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不拿白不拿，一不留神就拿到手了。即使偶尔有清白的女孩，也是有嘴说不清，没拿等于拿，白的也变黑了。女儿偷父母的钱，都大把，更何况你还是个外人。你不拿，你傻啊？
　　有媒婆在相亲过程中，喜滋滋地对男方父母夸奖女孩的精明：她能呢，去年帮她姨娘看店，自己熬（偷）了6000块钱。
　　男方父母大喜过望：那是要得！
　　一群混蛋。
　　如此恶性循环，便造成了商二代商三代整体素质和智慧的欠缺。二十几年过去了，不足为奇，他们依然在重复父辈昨日的故事。
　　最后，荣塘人懦弱怕事，好赌好嫖好攀比。
　　荣塘人喜欢窝里斗，却不敢和外人硬碰硬。荣塘人的懦弱，还滋生了一群黑社会分子。所谓的黑社会分子，骨子里同样懦弱，长期横行珠三角，不是像湖南帮河南帮那样保护老乡获取一定的保护费，而是对外地帮派闻风丧胆，以专门敲诈勒索更加懦弱的老乡和聚众赌博过日子。
　　荣塘人好赌。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输了，还麻木不仁，一味责怪自己手气不济。不少人在我面前显摆：我去年一年赚了20万，但赌博输了30万。他说这话时，没有悔恨，而是一脸荣耀——老子曾经风光过。
　　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一个开超市的荣塘老板提着一个黑色垃圾袋，里面装了20万现金，在车站等了半个多小时，坐公交车去赌博，一夜之间输得精光。天亮后，庄家返回他500块钱，他照样坐公交车回去。
　　有四五个荣塘人在东莞开超市，常聚在一起赌博，一年下来都输了，却没有人赚钱。钱哪里去了？开房，吃饭，喝红牛饮料，抽中华烟，桑拿，按摩，嫖娼。赚了的，掏点小钱出来买单，无所谓。反正都是赚来的钱，都是别人的钱。输家，心安理得，大吃大喝大享受。反正已经不是老子的钱，不花白不花。如此，一年下来，没有赢家，不足为怪。
　　荣塘人好嫖。
　　男人，有时犯点男人该犯的错误，对于小富即安的荣塘人来说，尚可理解。但是荣塘人的嫖，既上不了档次，又伤筋动骨。
　　2008年，我在老家，听到两个人在村头吵架，其中一个人说：戳，老子还怕你啊，我都包三奶了。
　　经常在酒桌上听到这样的惊羡声：他啊，发大财了，老婆都四个了。旁人便一片附和：那是，那是！
　　一些老人尚懂羞耻，迷茫地，默默地看着屋外，不声不语地抽烟。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对整个世界的困惑。
　　夏阳村，有人做包工头，早年身家过百万，却因一发廊女子，最后身无分文，还欠下一屁股的债，凄然打包回家，以种田聊度残生。
　　在外做生意，有时女人在老家，姐夫和小舅子，连襟，甚至父与子，彼此公开包二奶或者嫖娼，不胜枚举。荣塘人包养的情人，一般来源于手下的打工妹，周边的厂妹，沐足城的洗脚妹抑或是发廊女零售改批发。
　　包养之风盛行的背后，除了生理需要，更多的是心理攀比。如果一个男人以包养二奶而作为成功的象征，还有面子的荣耀，那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荣塘人的攀比之风，还体现在老家的建房上。
　　不少村庄，矗立着众多四层五层甚至六层的小洋楼。几十栋上百栋小洋楼，金碧辉煌，一片连着一片，吞噬了大量的良田。而老房子，则是大片大片地荒废，门前荒草萋萋，蛇鼠出没。面对这些气势汹涌的衣锦还乡，政府起初的软弱和宽容，导致了最后的束手无策和无能。
　　我常常困惑，几口人，霸那么多房间干嘛？
　　身在外地，而活在荣塘，是这帮人骨子里的病源。
　　如果荣塘人大把钱，建几栋房子只是玩玩而已，还可谅解，不就是烧钱嘛。大多数人平时吃喝嫖赌，积累不多，而房子尚未竣工，口袋里已是空空如也。面子有了，底子没了，只能回归原点，开始新一轮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栋房子，让很多荣塘人一夜之间回到改革开放前。
　　故此，荣塘人善于从无到有，无法从小到大。
　　早年，荣塘人领军于整个丰城，一家农民伯伯管理的富佳超市，在市府旧址上拔地而起，一度成为荣塘人的骄傲。
　　几年后，荣塘人非常瞧不起的打工仔，如今都熬成了一方主管，拿着二三十万元的年薪，或者自己跳出来开厂，远远超过了荣塘人。比如樟树的印刷业、新干的皮具业，都是打工仔的华丽转身。就是在丰城范围之内，拖船人的羽绒业、张巷人的卷闸门、桥东人的家具、袁渡人的医疗文具、梅林人的五金加工、蕉坑的废旧电子回收，均已经超越了荣塘人。
　　而荣塘人呢，还活在沾沾自喜之中。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荣塘人，我对荣塘人爱恨交加。因为爱，所以恨。爱之深，恨之切。
　　河源市东源县黄村镇，估计不少荣塘人都听过。那个镇，离河源市区80余公里，地处深山大沟，5万余人，人多地少。早年，靠偷盗积累了小本钱的黄村人，金盆洗手，干起了正当买卖，以在珠三角以卖服装为生，和荣塘的情况非常相似。
　　我与黄村人结识十几年，站在中间立场，以旁观者的角度，对众多问题看得一清二楚。现在，我提几个现象，供荣塘人中的有志之士思考：
　　1.黄村人开店，历来明码标价，拒绝讨价还价。这点一度被荣塘人讥笑为傻瓜，做生意太石，太硬气。黄村人开明，讲诚信，民间融资信任度相对来说比较高。一次失信，万劫不复，做人永远没有市场，更别谈贪污了。
　　2.黄村人请员工，一般都是招聘外人，除了财务，很少沾惹亲戚。黄村人合伙开超市，最忌讳当老总，说任一份职，担一份责任，而那点工资，还不够烧汽油呢。而荣塘人，为争一个老总，头破血流。老总，在他们心目中，意味着可以贪污，而不是责任。
　　3.黄村人也嫖，但从不搞手下人，影响经营的事，他们从不做，更不可能伤筋动骨。一切，逢场作戏玩玩。玩完，该干嘛干嘛。有些荣塘人，毫无鲜廉寡耻，连自己老婆的侄女都敢下手，更别说手下人了。黄村人也赌，但都是小赌，打打扑克，一个晚上输个三五千，如此罢了。黄村人也好攀比，但攀比的钱和生意规模，而不是房子。黄村镇的房子，依然很破旧，他们喜欢在外面买房置业，或购地建房。黄村人忌讳高调，太高调太露富，容易引来杀身之祸，更没人愿意和他来往。
　　4.黄村也有黑社会，但几乎都是老板的打手。黄村人合作精神很强，对外非常团结，很少惹是生非，但从不怕事，喜欢拿钱砸死人，无论你是黑社会还是政府官员。
　　2000年前后，荣塘人在海南岛挖到了第一桶金，移师珠三角，其起点和规模，远远超过当时的黄村人。
　　10年以后，黄村人中有两辆劳斯莱斯，四辆宾利，资产过亿者上百人，上万平米的超市有四十余家，在外购买别墅或者购地建房者，上千人。不少人早已进军房地产、农场果园和IT行业。其中，佼佼者有大莹服装批发城，那已经集团化运作了。而对于一帮老乡服装零售业的整合，涌现了“以纯”、“依米奴”等巨头品牌。
　　我们涌现了一个和荣塘人毫无瓜葛的肌肉发达的奥运冠军，人家涌现了两个院士，还有一大批在海外读书的高中生大学生。
　　荣塘人，输得体无完肤。
　　回过头来说我混在海口的革命家史。
　　1994年，荣塘人集体南下海南岛，在这片淘金热潮中，我父亲带着小妹，还有家里仅有的9000块钱，在海口开了一家服装店。
　　今天想来，心里挺酸楚的。父亲开店的目的，是想给儿子留一条后路。玩世不恭的儿子，哪天走投无路了，最起码还有一个店在等他，还可以谋生立命，可以老老实实找一个老婆，踏踏实实生一地娃儿。
　　我一直在顽强抵抗这种命运的安排。
　　一个暑假农忙下来，把我累得不成人形，一脸粉刺，胳膊上的皮晒脱好几层，身上到处是稻叶谷粒刺破的伤痕和红肿。这活儿，不是人干的。农事依然没完没了：花生大豆，耘禾打药，脱谷碾米……让我无比恐惧。
　　逃去哪里？
　　思量半天，只有海口了。
　　日，坐在去海口的中巴车上，我不禁苦笑。
　　除了会写两句狗屁诗以外，自己手无寸铁，身无技长。别说卖服装，我身上这件22块钱的短袖衬衫，还是上车前临时在地摊上买的，我人生的第一次。
　　卖服装，是下等人干的营生。我坚决不做下等人，更何况，我他妈的好歹也算是个诗人吧！
　　那时，还没有高速路。一辆半旧不新的中巴车，沿着105国道翻山越岭，一路南下。
　　至泰和县境内，中巴车在荒山野岭的一家饭店门口停下。黑漆漆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司机把所有人赶下车，美其名曰：车上不能留人，否则丢了行李不好办。
　　一车人稀里糊涂地下来。
　　司机锁上车门，撂下众人，自个钻包厢了。
　　打听饭菜价。一碗米饭，上面搁几片白萝卜，外加一小碗不见鸡蛋的鸡蛋汤，25块钱。
　　这不明摆着打劫吗？
　　大部分或蹲或站，守在原地，不动。
　　尿急怎么办？
　　10块钱每人每次。不好意思，吃饭才可以免费上厕所。
　　众人敢怒不敢言。
　　一些女人迫于无奈，嘴里骂骂咧咧，手还是伸向了钱包。
　　男人不用这么麻烦。就在我和一帮人刚亮出家伙，对着路肩下的水田里酣畅淋漓时，一群人立马冒了上来，而且手里带着铁棍。他们动作娴熟老练，几个人包操一个人，分头行动，各个割据，集中优势兵力打伏击战。
　　手电筒的强光，射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的胸口，被擂了几拳。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挨打。
　　这是你撒尿的地方吗？
　　这不是水田吗？
　　我的胸口又挨了一拳。一个家伙挥舞着铁棍，在我头上扬了扬，说：少他妈的啰嗦，交罚款！
　　多少？
　　有多少罚多少。
　　还好，我身上只带了50块钱。
　　过不久，我身边传来一阵哭声。一问，那家伙被“罚”了800元。
　　还有一人可能是急中生智，趁对方不注意，跳下水田，妄图逃跑。对方几个人犹豫了一下，纷纷脱鞋围了上去，最后在水田里张牙舞爪，鬼影森森。
　　这事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怎么声讨司机，还是去派出所报案，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中巴车继续在赣南的山沟里兜兜转转。
　　车窗外的夜色浓了，四周的群山，黑魆魆的，沉寂无声。我在黑暗中充满愤怒，还有惊恐。这就是我的第一次海南岛之行吗？
　　平静下来，重新梳理，有了一些心得——
　　在尊重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最好是收起聪明的小尾巴，一些自认为别人存在的纰漏，其实就是一个陷阱，挖好了等你跳进去。
　　佛偈：慧根少用。
　　到处在修路，走走停停。
　　车入广州，正是傍晚时分，路也好走了许多，甚至还上了一段高速。
　　羊城，花城，多么赏心悦目的名字，这一定是一座格外美丽的城市。我用一个文人的思维，展开浪漫的想象。我趴在车窗边，透过灰蒙蒙的玻璃，寻找这个城市美丽的印记。黄昏的广州，忙碌又静谧，高高低低的楼宇，长长短短的马路，还有城市边缘那轮血红的夕阳，将落未落。
　　从未预料，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竟然会和这座城市产生那么多纠葛。那些纠葛，涌动成一股复杂难言的情感，在我生命的河流里不断延伸，不断前进。每次走进广州，既有回“娘家”的欣喜，又有故地凭吊的惆怅。
　　晚上十点，车进入开平地界。
　　同样是荒山野岭，却灯火通明，远远望去，类似一艘航空母舰矗立在黑夜之中，“红棉美食城”，霓虹灯闪烁，顿添路人许多温暖。
　　洗车免费，司机吃饭免费，上厕所免费，热水供应免费，还有宽敞的休息室，琳琅满目的超市。饭菜可口，价格合理，品种丰富，有炒菜有快餐，丰俭随人。
　　食客爆满。
　　一路，风餐露宿，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旅途的幸福。像受够了委屈的孩子见到爹娘一样，很想哭两嗓子。
　　同样是黑夜无边，同样是路边饭店，24个小时以后，广东人给江西人上了一堂生意课。
　　我算是一个怀旧者。那晚开平温暖的记忆，给了我众多感慨。多年后，每每经过此地，会把车停在路边，习惯地张望一会儿。
　　现在，“红棉美食城”早已凋零破败，空剩一副支架在风雨中摇摇欲坠。高速路的开通，像蚕吃桑叶一样吞噬了它。
　　第三天上午9点，中巴车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歪歪扭扭地驶进了海安码头。据说，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南端。
　　18海里，33公里，地图上一条线那么宽。眼前，却无边无际。所谓的码头，更像一个简陋的集镇，到处是一片噪杂之音。唧唧嘎嘎的雷州话，让人深感离愁别绪。
　　什么叫最南端？就是大陆土地的最后一寸，前面无路可走。
　　心怀天下，却手无寸铁。浪荡二十来年，意气风发，少年得志，没想到一瞌睡，或一不留神，竟落到如此恓惶。
　　穷途末路。再往前，是天涯，是他妈的海角。
　　站在甲板上，望着波涛汹涌的南太平洋，内心忐忑不安。阴郁的天空下，海浪滔天，船舷在海面上犁出一道道浑浊的浪花。
　　遥望身后渐行渐远的模糊的海安小镇，还有雾气茫茫的前方，默默地想，海口，你在哪里，是彼岸吗？
　　仰望天际，灰褐色的云朵破棉絮一样密布。一转身，下起了黄豆大的雨点，密密集集。我没有进船舱，站在雨里，默然。
　　低垂的苍穹下，生死两茫茫。
　　一只鸟，也许是海燕，或者是海鸥，在雨中，贴着海面，斜斜地掠过。很快，在海天交接处，成了一个墨点，最后，消失在视野中。
　　两个小时后，我一身落汤鸡，悲壮地站在父亲和小妹面前，走进了他们——据说应该算是我的小店。
　　北官街，一条小街。
　　街头是五公祠，街尾是李硕勋之墓。一条小街走下来，便从唐宋皇朝来到了民国时期，成了半部中国史。
　　街头有省委党校，街尾有海军部队，生活在这条小街的人们，便是党政军之中的“政”。如此，面对“北官”一词，深感奥妙无穷。
　　这条小街，一边归海口，一边归琼山。那时，琼山还不是海口下辖的一个区，而是县级市，为海南省直辖。有时深夜查暂住证，这边的跑那边，那边的跑这边，几步之遥，到了别人地盘，让治安队员望街兴叹。如果两边一起行动，则肯定是街中捉鳖。但这样的行动，少之甚少。
　　如此管辖方式，造就了小街的繁荣。
　　小街五百米长，两家诊所，三家服装店，五家杂货铺，六家小餐馆，剩下的，便是发廊云集。小街两旁，是六七层高密密麻麻的楼宇，里面住着密密麻麻的小姐。这些楼宇，叫凤楼。
　　小街上的三家服装店，除了父亲和小妹开的一家，另两家也是荣塘老乡的。所经营的，均以小姐衣着为主。
　　那时，车辆金贵稀少。偶尔一辆小车经过，无论是干什么的，都很难顺利通过。那辆车，有点类似敌占区冲锋陷阵的战士，匍匐前进，悲壮感人。
　　车的前面，不时有花妹妹围住，问里面的老板愿意出多少钱。甚至，还有袒胸露肚的，用手使劲往上托着胸脯问：老板，丰满吗？
　　那时，几个花妹妹排成一列，波涛汹涌，波澜壮阔。
　　有一次，几个老美在小街上溜达。
　　花妹妹热情地迎上去，想为国家创收点外汇。结果，比划了半天，语言的障碍，让老美歪着头站在“桃花洞”门口，一脸茫然状。
　　最后，花妹妹急了，将左手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圈，右手食指在圈里进进出出地比划着。
　　老美顿时明白，大叫NO、NO，惊慌失措，拔腿就跑。
　　他们的身后，花妹妹们银铃般的笑声，咯咯不止。
　　她们不叫接客，相互打听生意，一般会问对方今天杀了几头猪？。我不知道那些买春的男人听后，会作如何感想。
　　有一个姓钟的贵州妹，柔若无骨，嗲味十足，在她的猪名单里，有她的房东。
　　钟妹妹不是没钱，而是喜欢赖着不交房租。本地房东催腻烦了，就干脆进行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一个月房租睡三次，算是两清。
　　父亲9岁丧父，11岁亡母，14岁奶奶西去，由兄长一手抚养大，算是一孤儿。
　　他个子矮小，性格孤僻。那时，正逢盛年，不善言语，但一开口，说话比较刻薄，容易伤人，远非今天之平和与宽容。父亲曾经对我寄予厚望，将自己未能实现的众多理想转移到了我身上，希望我光宗耀祖，大有作为。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却因为一文不名的狗屁文学执迷不悟，让一条宽阔的康庄大道变成了崎岖的羊肠小路，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父亲对我失望，乃至绝望。父亲将底线退到悬崖边上，千辛万苦帮我打前站，弄好一个店，希望我臣服现实，和荣塘人一样赚几个钱，娶妻生子。
　　我自己呢，玩世不恭，放荡不羁，身陷囹圄，却出言不逊。记得有一天，店里赚了400块钱，父亲喜滋滋地，心情很好。我在一旁冷嘲热讽：赚这点钱，真是作恶。
　　父亲怒不可遏。
　　今天，身为人夫人父，设身处地想想，我真是罪过。要知道，父亲作为一个乡下农民，能够在海口站住脚，将一个服装店打理得井井有条，已经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实属不易。
　　父亲为了让儿子归顺大部队，不断加压，变着法子折磨我，希望把我逼上绝境，乖乖地听话，做一个他眼里孝顺的儿子。
　　我好高骛远，性格吃软不吃硬，到了黄河心不死，见了棺材不掉泪，无比倔强，如一块臭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同时，私下认为卖服装非常没出息，而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
　　这样的父子，一旦相处，无疑是水火不相容。所以说，我混在海口的历史，其实就是和父亲剑拔弩张的斗争史。
　　从一进门，我就和父亲开始吵架。
　　他骂他的，我玩我的。那时，我整天无所事事，像一个混混。每天唯一的乐子，就是蹲在街边，打量着这条五光十色的小街。
　　很多人以为我是一个鸡头，风声紧时，有不少大陆来的小官员走到我跟前，毕恭毕敬地打听花妹妹。
　　父亲见我每天早出夜归，心急如焚。他再一次加压：玩分家。
　　将一个在附近卖服装的亲戚请来，按照家乡风俗喝茶，言明断绝父子关系。他言辞激烈，说一堆伤感情的话，比如死后把房子烧掉，不用我埋葬，自有狗刨尸等等。
　　我默然无语。我是一个非常好面子的人，面对这样的围剿，无比尴尬。
　　亲戚站在中间，深感为难，无非是劝导我认清形势，干点正事，别整天不务正业。我依然坚持不卖服装，夏阳非等闲之辈，怎么可能干这没出息的营生。
　　亲戚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亲戚私下把我拉到一边，好言相劝：如果不喜欢卖服装，那就找点事情做，总不能每天闲着吧。
　　我想了想，这话有道理。
　　现在想来，我那时确实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那时，我看人的眼光非常凶狠，带着某种挑衅，远非今日的温和内敛。同时，走路昂首挺胸，大踏步前进。一切的刻意，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内心的强大和打不死压不垮的精神。
　　我就是这副德行去找工作的。
　　5719810，这是一个电话号码。我至今难忘。
　　在海口公园旁边的一家中介所交了一百块钱，拿到了一张纸条，敲开了和平路某写字楼的一个房门。
　　对方是一家广告公司。一个挺干瘦的男人接待了我。他问我会做什么？
　　我一听问自己会做什么，内心无比沮丧——我他妈的两手空空，什么都不会做。我想了想说：文案和策划。
　　上帝可怜我，因为狗屁文学，我知识面比一般乡下的孩子要丰富一些，口里能够吐出“文案”和“策划”两个词儿，已经很了不起了。要知道，早十几天前，我如一泥猴，在水田里忙死忙活。
　　那个男人看了看我，问：你的毕业证呢？
　　我大言不惭：毕业证有狗屁用啊，我都懒得拿，扔回班主任了。说完，我得意地掏出一大堆自己写的诗歌啊小说啊等东东。
　　对方连动都没有动，说：你先回去吧，我们研究一下，如果需要你，会打电话通知。
　　我想，那不行，这不是推托吗？我说：要不，你留个电话给我吧，我到时打电话给你。
　　对方想了想说：我这边的电话是5719810。
　　我一时没有记全，笔停在纸上，继续问：麻烦你再说一遍。
　　他说：很好记的啦，5719810，意思是“我就要狗不要人”。
　　我立马感到了莫大的羞辱，很想一拳砸在对方脸上，开出一朵漂亮的花。我忍了忍，扭头便走。走着走着，泪水夺眶而出。
　　1995年的海口，正是房地产繁荣的末期，也是泡沫经济崩溃的前期，表面一片欣欣向荣，背后却是银根缩紧，三角债累积，哀鸿遍野。
　　一无技术，二无特长，加上好高骛远，桀骜不驯，谁敢要我？谁会要我？人家找的是一条听话的忠实的狗，而不是一脸自以为是的大爷。
　　每天早上出去，斗志昂扬，像我笔下的“二狗”那样，冲着镜子喊：我是最棒的。
　　每天晚上归来，垂头丧气，心中暗骂自己：我他妈的真没用。
　　一辆破单车，一个地摊上买的破公文包，便是我的行头。如此，半个月下来，总算找到了一份工作——《特区大剪报》记者。
　　这是一份听起来光鲜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变相拉广告的活儿。
　　软性的文字广告，或者直接投放广告，版面的，中缝的，冠名的，都可以，只要对方愿意掏钱。报社在龙昆南路和南航路交界处的某写字楼里租了一间办公室。报社只有三人，老总，老总的老婆，还有一个是老总的亲戚，负责做饭和打杂。
　　交了350块钱押金，办了一个报社内部的记者证，领了几张信纸和几份合同，算是走马上任。无待遇，无底薪，广告费三七分成。老总煞有其事地翻了翻我一堆文字作品，拍了拍我肩膀，温暖地说：人才，难得，好好干！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箴言，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说我们家无权无势，一穷二白，想改变命运，只有吃苦，吃别人不敢吃的苦。
　　我一直相信箴言的力量，相信到1995年09月底，终于对这糊弄人的玩意儿嗤之以鼻。
　　“人上人”，首先这观念就是错的，真正的大家，大隐隐于市，喜做“人中人”。而“苦中苦”，有没有必要玩这么悲壮？方向对不对？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南辕北辙，纵使马车再好，想到达目的地，从理论上来说，也要带上精准的指南针，绕地球一大圈。而实际操作中，珠穆朗玛峰，深沟险壑，大江大河，浩瀚的汪洋汹涌的大海，靠一辆马车加一堆银子，就想绕地球一圈，太异想天开了。
　　我就是那个异想天开的可怜虫。
　　每天在海口的椰林大道上，将单车踩得飞一样，汗流浃背，始终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相信吃得苦中苦，方可以做人上人。“人上人”是母亲的一个伟大梦想。因为这个梦想，我没有理由不将汗水洒遍海口的每一条大街小巷。
　　书店、医院、酒楼、工厂、外贸公司，见了不少人，扯了不少淡，大部分都很热情，临到实际了，却没一家愿意掏出钱来。半个月忙乎下来，颗粒无收，心灰意冷。
　　第二次去报社时，我在一楼的大门口，徘徊不止。我问自己，就这么轻易放弃，是不是辜负了老总的一片厚望。
　　这时，一个女孩眼里噙满泪水出来了。这女孩我认识，和我同时应聘的。我招呼道：你怎么了？
　　她说：当初不是说好一旦辞职，只要交上记者证，就可以如数退回押金吗？
　　我点头：是啊。
　　可是现在他们死活不退，说要考察半年，半年之后，如果发现对报社没有造成任何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才办理退款手续。这不是明摆着赖账吗？我能给他们造成什么损失？
　　你为什么要辞职？
　　这是家骗子报社。报纸是内部刊号，说是发行量超过三万份，其实还不到两千，你去大街上问问，谁知道这报纸？拉到广告了，他们就到处剪一堆趣闻艳事来填充版面，没有广告，就歇着。说是周报，其实月报都很难维持。
　　我一听，心里凉飕飕的。我默默地想起了那个《南辕北辙》的故事。
　　我对那女孩说：那我也辞职算了。
　　你不要押金了？
　　算了吧，都亏大了，又何必在乎再亏一丁点呢。
　　父亲对我不再去当那狗屁记者是由衷地高兴。
　　我整天坐在店门口，默默地抽烟。有时烟没了，就直接问他要。父亲一改往日的挖苦和刻薄，把烟递给我，沉默不语。
　　我一个堂兄，和我年纪相仿，高考落榜后，在白龙路市场门口开了一家服装店。曾经同学少年，意气风发，今天却被命运这条狗一起撵到了这天涯海角。我们见面时，相互目光有些躲躲闪闪，有些难堪。他已娶妻生子，怀里抱着一个儿子，站在灰尘飞扬的菜市场门口，如一落魄的大侠。
　　我对说，人的一生充满劫难，不能这么轻易放弃的，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人，都是有理想的人。
　　他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凄然一笑，说：理想？我们现在是社会最底层了，能理想到哪里去？
　　这句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我痛苦地捂着脸。原来，我他妈的混着混着，竟然沦落到了社会最底层？
　　我心有不甘地想了两天，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一个礼拜后，吃完晚饭，父亲坐在桌边，递给我一支烟，突然问：想通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老老实实地答道：是。
　　父亲说：其实我知道你心很大，但是你已经错过了。输了，就是输了，要接受现实……
　　我打断父亲的话，淡然地说：你安排吧。我从未在父亲面前哭过，也没有好好笑过。但是，我承认，那时的心里，已经泪水汹涌。
　　父亲似乎预谋已久，高兴地说：好！
　　按照父亲的安排，一山容不下二虎，加上家里马上要收割晚稻，他想把店交给我和小妹，自己回家去呆一些日子。
　　他走前，非常不放心，带我去进过几次货，还到处拜托旁边的亲戚多教教我。
　　把父亲送走后，内心一片茫然。我对服装一点概念都没有，外婆家属于裁缝世家，从小到大，都是母亲在街上胡乱扯几尺布，由外婆在裁缝机上一针一线地张罗着。而这条街上的服装，以小姐装为主，追求时尚和性感，是最难进货的。
　　我骑着单车，背着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在批发市场转悠了三天，依然理不出个头绪。
　　每进一件衣服，卖了就是钱，卖不出就是抹桌布，你一定要掂量清楚。父亲临走时的一再嘱托，给了我无穷压力。
　　附近有不少亲戚，但我历来不喜欢求人，宁愿站着死，不喜欢跪着生。
　　这时，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救了我。
　　我历来认为加入一个圈子，或者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首先必须遵守里面的游戏规则，而不能凭空去发明创造。闭门造车，最后只能是一个笑话。
　　无论我们多么聪颖，随便看一眼，怎么可能超越其他人在里面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滚爬摸打。只有尊重前辈，遵循游戏规则，在真正掌握和吃透的情况下，扬长避短，慢慢改良，融入自己的理解和特色，才能够超越别人，成就自我。
　　正因为这个习惯，我站在批发市场三天，兜里揣着几千块钱，却不敢轻举妄动。
　　模仿别人，抄袭别人，是一条捷径。
　　当时有一个女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身材高挑，年轻漂亮，每天骑个红色的女式大摩托，
　　来去匆匆。她进货的速度奇快，不到两个小时，就带着一车货满载而归。
　　这是个高手。
　　跟踪她。
　　跟踪了一个礼拜，慢慢有了一些心得。每次，等她走后，自己效仿着拿点货回去卖，非常受小姐欢迎。
　　我在她身后无声无息，做了半个月的徒弟。很快，便和她同步，经常在同一家店里进一样的货。
　　不到一个月，我在老乡口里声名远扬，说那书呆子是卖服装的天才，进货眼光非常独到。在得胜沙，在文明东，在博爱南路，不少荣塘人慕名跟在我后面，趋之若鹜。
　　进货解决了，还得琢磨怎么卖。
　　当时的荣塘人在海南岛卖衣服，毫不客气地讲，其实和讨饭差不多。
　　入行的门槛非常低，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无论是人是鬼，只要能借到一点钱，就敢在你对门开一家”。很多店主，都是初中甚至小学未毕业的学历，其经营理念和素质可想而知。与其说是在外谋生立业，不如说是逃避种田的辛苦。他们身为一店之主，个人形象非常糟糕，类似一幅典型的漫画：头发邋遢，上身赤裸，下穿一条低档西裤，裤脚扎得膝头高，脚上是一双人字塑料拖鞋，坐在小板凳上，没事就和左右隔壁聊天。
　　偶尔进去一个客人，旁边会有老乡起哄：磨快咪叽刀！
　　店主慢腾腾起身，一口浓痰吐在地上，笑骂起哄者：卖鳖崽！然后进店，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和客人谈生意。
　　大部分客人转了一圈，出门又进了隔壁的店铺。店主则站在门口，对隔壁说：你嘎磨快咪叽刀撒！
　　隔壁也是慢腾腾起身，像做广播体操一样，重复一轮店主刚才的言行举止。
　　更有甚者，仗着一街的商户都是自己老乡亲戚，对多问了几次价格的打工仔揪住不放，强买强卖。
　　荣塘人的经营之道，让我深恶痛绝。
　　我口口声声不卖服装，心里看不起这行当，但现在既然做了，就不能不做出自己的特色。我不甘心做荣塘人中芸芸众生一分子。
　　首先要懂得包装自己，做一个有教养的店主。店主有教养，就代表他经营的服装有教养，更有品位。
　　好的衣服，我穿不起，也没有必要折腾。我琢磨了两天，玩起了个性：一身优雅的睡衣，
　　一双黑布鞋，一头黑发，啫喱水打得锃亮。这般行头，花不了几个钱，却和左右隔壁划清了界限。
　　我生来不拘言笑，喜欢做自己的事，和任何人保持该有的距离。所以，左右隔壁从不敢在我面前放肆浪笑。
　　我在海府路的新华书店购买了三本书：《顾客心理学研究》、《开店秘籍》、《客户礼仪学》。都不厚，花了两个晚上，通读了一遍，对于顾客心理、店铺铺货技巧、礼仪知识，有了一个大概了解。这些知识，稍微掌握就足矣，若细读，则是邯郸学步。毕竟，实践和理论相差悬殊，太迷信理论，到头来只能害了自己。
　　我小妹小学尚未毕业，和众多荣塘妹子的命运一样，过早地离开了校园，投身于卖服装滚滚洪流。
　　每次，客人试衣时，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会惯性地问：好看吗？
　　小妹看着马路上的车来车往，连头都不回，嘴里念叨：好看，好看！
　　客人问：哪里好看？
　　小妹依然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外，面对一胖女人说：显身材。
　　客人再问：还有呢？
　　小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她傻了，词穷了。
　　我对小妹一斧子半的水平哭笑不得，痛斥道：你看都不看人家，就嘴里唱山歌一样说好看好看，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还怎么和人家沟通，游说人家心甘情愿地掏钱，出门还一口一个谢谢？
　　小妹委屈道：那你说怎么弄？
　　怎么弄？我当然有我的办法。否则这么多年来，我凭什么一直自命不凡地活着？
　　乡谚：吠狗不咬人。我对客人很少说话，喜欢和她保持一段距离，双手自然地贴在腹前，宛若一个英国绅士，彬彬有礼地看着她。我也很少怂恿客人试衣。只有她爱不释手时，我才说：您可以试试。
　　或者，她礼貌地问我：我可以试一试吗？我微笑着点头。
　　客人试穿后，问我效果。我会一五一十地从身材比例、款式搭配、色彩美学、皮肤发型等角度，冒充一个专家去解答她。我声音不大，但富有教养，给人一种非常专业和诚实的印象。
　　有时，我也会反其道而行，运用逆反心理学答道：不好看。然后给她分析为什么不好看。
　　对方第一次遇到我这样的店家，惊为天人，顿时产生了好感。我要的就是这效果。我告诉她穿我店里什么衣服最好看。这样的生意，不愁做不成。
　　其实，她穿哪件衣服，好不好看，都和我无关。甚至，她买走的那件被我分析得头头是道的衣服，也许挂了好几个月，一直无人问津。穿衣服，说到底，就是穿一份心情。我的工作，就是把客人的心情伺候好。
　　有时，对待小姐，我会当场写诗：如梦如幻的灯光，薄如蝉羽的霓裳，恰到好处的性感，身为男人，无法不勾魂。小姐一听男人好这个，便乐不可支地掏钱，连讨价还价都忘了。现在想来，感觉真害臊，那时我还是处子之身呢。
　　小妹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客人一边试衣，她一边抢在后面收拾。客人走出门时，她也收拾完了。我对她说：你这不是赶客人走吗？保持距离，看着她就行了，越乱越好，乱到她自己不好意思了，这生意也做成了。
　　我告诉小妹：要将每一个客人，当做一场恋爱去谈。
　　小妹还好，悟性不差，照猫画虎，勉强学了个五六成。生意一天好过一天，最高峰时，我一天去了四次批发市场，全天几乎是在路上蹬自行车。
　　一切，让左右隔壁的老乡目瞪口呆。
　　三家服装店，我的居右，离“民国时期”最近，门面最窄，算是位置最差的一家。
　　父亲在时，生意历来好过其他两家。他最顶峰的一个月，毛利赚了5200元。我接手后，第一个月毛利是7500元，第二个月是9800元。
　　父亲在老家闻讯，喜极而泣。
　　凭着小聪明，我混在海口，一时忘了很多疼痛。
　　在海口的那段日子，是我和小妹相处最愉快的时光。
　　父亲走后，小妹少了压抑，心情明朗。白天，她看店，我进货和买菜做饭，有时下午或她或我轮流出去转悠一下，算是放松一下心情。
　　她那时年幼，喜欢抢着去买菜，然后偷着买些零食，自己躲在拐角处吃完，抹抹嘴，笑眯眯地回来。
　　晚上收档后，我喜欢借一辆摩托车，带她出去兜风。在海口迷离的夜色中，像一对恋人，坐在美食城里吃夜宵，一起感受生活的美好以及人生的快乐。
　　几年后，小妹相亲时，旁人问她想找什么样的老公。她脱口而出：像我哥那样的。那时，我一个人流浪在外，杳无音讯，生死不知，正是无比落魄时。她那句回答，让我铭记一生，有男人的自豪感，也有兄长的责任感。
　　我必须如实相告，1995年的海口，治安非常恶劣，尤其是这条两不管的小街。
　　这是一条充满悲欢离合的小街。
　　很多人来了，又搬走了。很多人走了，又搬来了。还有很多人搬走了，就再也没见过。
　　小街上经常打架，有烂仔血拼，有鸡头斗殴，还有花妹妹们之间争勇斗狠。各种花样年华和草样年华，时不时喋血街头。
　　除了烂仔鸡头惹是生非，旁边还有一个海军部队，里面当兵的动不动会出来敲诈勒索。
　　我仗着布鞋睡衣的特殊行头，不拘言笑的神情，桀骜不驯的外表，富有教养的谈吐，颇为神秘的来路，以及实力不俗的房东，成功避开了许多是非。
　　有一次，一个天天见面的鸡头，东北的，还吸毒，帮他女朋友买了两身衣服，350块钱。临走时，说刚好没钱，过两天就送来，却销声匿迹十几天。
　　那天，得知他在出租房里。我敲开他房门，也不问钱，坐在一个破转椅上，闲扯了几句，便不吱声。
　　相互默默地抽烟。
　　抽完三支烟，我起身走了。
　　第二天再去，还是三支烟。
　　第三天，我又去。
　　抽到第六支烟时，他熬不住了，说：兄弟，你那钱？
　　我笑而不答。
　　他又说：前段时间，我……
　　我打断他话，说：你那女朋友挺漂亮的，珍惜一下，兄弟！我佩服你的眼光。
　　又扯了几句。他挺高兴地给了钱。我只收了300元，说：谢谢你给我面子，我知道你有难处，大家出门，都不容易。
　　事儿，就这样结了。以后，他还时不时地来关照生意。尊重，夸赞，是男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如果一进门，大声讨钱，甚至指责对方不讲信用，结果肯定是不可收拾。
　　当兵的也去过我那里一次。
　　类似《寻找花木兰》里面的那个保安队长，将一双刚穿两天的“老人头”皮鞋丢在店里，气势汹汹地说让我看着办。
　　我向来喜欢后发制人，先礼后兵，先求饶后扔炸药包，摸清对方来路后再定夺。我说可以，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我又笑着问对方：你是前面海军部队的？
　　对方眉毛一扬，说：是，怎么着？
　　我说：哪里怎么着，我们鱼水情，军民一家人。
　　对方哼了一声。
　　我说：你别哼啊，我说这话，是有来由的。八一建军节，我还去你们那里采访过。当时是刘副主任接待的，你认识不，山东的，笑起来跟个菩萨一样……
　　对付一个小兵，这些已经足够了。当然，我也掏出了那本未交回去的记者证。
　　最后，我拉住对方，赔了一双新鞋给他，同时告诉他：这是尖头皮鞋，专门配西装穿的，质量绝对没问题，但皮鞋毕竟是皮鞋，你不能穿去打篮球，当运动鞋使。
　　对方面红耳赤。
　　海府路，宽阔的街道，高大的椰子树，蓝天白云，还有习习的海风，安静地吹拂在脸上，每天行走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一种享受。
　　有一夜，一个人游逛，在省委党校门口的侧面，见到一个卖清补凉的。3块钱一碗，一尝，便终生难忘。新鲜的椰子，现吃现杀，天然的椰子水，加入嫩嫩滑滑的椰子肉、煲好的西米芡实红豆鹌鹑蛋，再搁入一些冰块。那滋味，清清凉凉，甘美如饴。
　　于是，每晚都去吃一碗，还经常给小妹打包回来。
　　海南，是一个美食天堂，久负盛名的文昌鸡、加积鸭、东山羊、和乐蟹四大名吃，在海口各大酒楼茶肆遍地都是。那时，我对美食远没有今天这般研究和追捧，除和乐蟹外，其它算是勉强染指过，也算是不枉在海口混过。
　　海口的灵山粉，让我一直念念不忘。灵山粉在海口家喻户晓，遍布大街小巷。其做法是凉拌，故叫腌粉。细细的手工米粉上面，加入牛肉干(或猪肉)、酸菜、豆芽、炸好的虾米和花生米等佐料，随后再浇上一勺芡粉卤汁，便告完成。食客开吃之前，需要自己动手稍稍将配料搅匀，其味醇香扑鼻，余味无穷。就像正宗的桂林米粉一样，店家的秘诀在于那勺卤汁，以致于不同店铺的灵山粉，味道并不完全一样。
　　海口的菜市场有一大特色，就是有商贩架几口大锅，现煮现卖猪脚、牛腩、猪腩肉，还有烤乳猪。未迈进菜市场前，空中便弥漫着浓郁的肉香，让人忍不住翕动鼻翼，吞咽口水，胃口大开。
　　我一直很纳闷，一模一样的红鳊鱼，为什么在海口是那等美味，而广东的却食如嚼蜡。
　　虽然贵为特区，但海口历来是一座安逸的城市。安逸到人随时想美美地睡一觉。
　　混在海口的日子，每天都是迷迷糊糊的。我一直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后来才想明白。海口的风，夹带着海洋的气息，在一片椰风海韵中，熏得游人醉，如痛饮陈年老酒后芬芳。
　　海口的安逸，还体现在大街小巷的茶馆。
　　广州人喝早茶，是借喝茶之名，在四五星级酒店等高档场所吃一大堆点心。一壶茶要价几十上百元，四五知己去一趟，没有三五百元下不来。广州的早茶，富有贵族气息。海口的则完全不一样。穷街陋巷，竹椅板凳，大壶伺候，粗茶泡制，一块钱一人，若外加一碟花生几样糕点，一上午下来，充其量十几块钱。
　　每一家茶馆，都是麻将声噼噼啪啪不绝于耳，一群老头老太太凑一起，图个乐呵。海口的茶馆，完全是平民草根快乐的海洋。
　　我一直对语言的接受能力，算是还过得去，但是面对海口话，却深感茫然。从他们的吐字发音来看，人家根本就没打算让外地人听懂或者学会。
　　同样，海口本土人非常排外，动不动就是你们大陆怎么样怎么样。或者直呼大陆仔。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出过岛，内心害怕大陆人，又离不开大陆人。他们的心态非常矛盾大陆人给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便利的生活、丰厚的房租，同时也带来了一大堆小姐和烂仔。他们身边，抢劫、杀人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我想谈一下《寻找花木兰》里的“花木兰”。
　　现实中的“花木兰”，是我伯母的外甥女，确实有一身好武艺，可以从容对付两三个男人。我混在海口时，父母听说我归心卖服装了，便“得寸进尺”，在老家到处张罗我的婚事，一天一个电话打到海口来。
　　“花木兰”也在海口，独自在红城湖边的夜市里摆地摊。她大我两岁，豪言看不上任何男人，誓言终生不嫁。
　　家里电话催急了，我便笑言对堂妹说：同时天涯沦落人，要不我和你表姐结婚吧，反正都不想过日子，以后离起来也省事。其实，我那时有女朋友，未公开而已。
　　我堂妹当真了，过了不久，回话：我姨夫得了癌症，晚期，死前逼着我表姐嫁了，否则，死不瞑目。
　　我听后，为她感到一种莫名的难过。
　　多年后，在东莞某工业区，我有幸见到了她，像文字描述那样——目光空洞，一脸菜色，和农村大嫂无异样。这事，给了我许多文人式的感慨和思考。我顺水推舟，杜撰了一个结尾，丰富了一些细节，非常自然轻松地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
　　其实在现实生活里，还有一个结尾。
　　“花木兰”有一个妹妹，也是一身武艺，据说还非常能喝酒。那天，在一个亲戚家，我堂妹说起她，一脸惊羡：结婚生子，夫妻感情良好，经济富裕。
　　一桌子男人起哄，说请她来陪酒。
　　电话拨了过去。我从免提的电话里听出来了，这是一个幸福的充满阳光的女子，豪爽，快乐，真实。
　　我唏嘘不已，不由想起了她姐姐。想起了她父亲死不瞑目的逼婚，想起了瞬间的妥协，以及妥协后的面目全非。
　　我在海口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每个星期天下午，我都会准时出现在五公祠斜对面，也就是海府路和红城湖路交界处的那家邮电所里，给我的初恋打电话。
　　那时，还没有中国电信，一切都是邮政垄断着。从海口到内蒙，1.8元一分钟，天杀的中国邮政，我每次最少要打300块钱。最多一次是540元，现在想来，真是疯狂。至今不明白，我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了些什么，怎么就有那么话要说给她听。
　　那家邮局，只有一间玻璃隔开的电话亭。
　　记得有一次，一个家伙在旁边等候，等得非常不耐烦，摩拳擦掌，有揍我的倾向。终于，看电话的老大妈大声提醒道：你快没钱了。
　　那家伙喜形于色。
　　我从兜里摸出300块钱掷了过去。
　　那家伙彻底失望，差点哭出声来，一边走一边对我咬牙切齿：你牛！老子去府城还不行吗？
　　日，我莫名其妙地在海口，在那个电话亭打了最后一次电话。我对那边说：我们还是分手吧。
　　那边停了一会儿，响起了呜呜的哭声，撕心裂肺的那种。我握着话筒，默默地听着，泪流满面。那个下午，天空阴郁，台风不绝。
　　那边哭了半个多小时，方才止住，说：恨我们选择了同一天。本来不想告诉你，今天上午，我刚刚给你寄了一封信……
　　唉，连分手都弄得这么喜剧，这日子，实在是没意思。
　　我总是让父亲失望。
　　无论经营服装多么出色，甚至被老乡夸为天才，但我依然感觉那不是我的生活。假如有人要问我的生活是什么？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
　　我只知道，我应该离开。
　　日，和来时一样，我坐船横渡琼州海峡，然后是汽车，火车，再火车，再再火车，穿越整个中国，从最南到最北，去了遥远的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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