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聂案当事人回顾
聂案当事人回顾&&
&聂母：儿子还没有平反 我真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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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孙旭阳　发表时间： 11:14
日，得悉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聂树斌案由山东高院复查的消息一周后，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站在儿子的坟前。南都记者郭现中
“一案两凶”司法疑案十年演进的亲历者与推动者
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聂树斌案由山东高院复查。1个月后，聂家代理律师还未如愿查阅该案的卷宗，再审更未有定期。“一案两凶”，仍为悬疑。
在聂案谜团被媒体披露十年来，最高法异地复查的指令，无疑是一道曙光，在中央重申“依法治国”的当下，更是恰当其时。人们相信，无论聂案最终被披露的真相是什么，司法又如何裁判，公正将不再遥远。
在这十年来，聂树斌的亲属，披露“一案两凶”的记者，周旋其中苦撑等待的律师，还有在押的自供“真凶”王书金，他们所经历见证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他们也成为这起中国司法标本案件的亲历者和当事人。
我们选取了聂母张焕枝、前记者马云龙、律师李树亭以及自供“真凶”王书金等人的故事，作为对聂案十年演进的切片式回顾。
在“一案两凶”疑案曝光后，聂案已经不再仅仅是发生于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的强奸杀人案，它更是一场寻求真相，呼唤司法正义的征途。
母亲张焕枝：生死之间
71岁的张焕枝站在儿子聂树斌的坟头。儿子被枪毙已经快20年，“一案两凶”被曝光也已近十年，她仍在等待。南都记者 郭现中摄
　　聂树斌生前的照片。CFP
南都记者 孙旭阳
71岁的张焕枝站在祖坟里，指着一处脸盆大的土地说，“这是我和树斌他爹的地方。”她接着朝20多米外的聂树斌坟头看了看，“我们埋了之后，树斌就可以迁过来了。”
她筹划着能在死后与儿子团聚。聂树斌口吃，人又太老实，见到生人和女人还会害羞。张焕枝很害怕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仍旧被人欺负。儿子被枪毙已经快20年了，张焕枝多次在梦中见到他。他有时候在埋头干活，有时候则会眼巴巴地与母亲对望，问道，“妈，这可咋办呢……”
梦中的聂树斌没有长大，还是一二十岁的模样。张焕枝说，树斌正在另一个世界流浪，等着家里给他送去好消息。张焕枝不怕死，死对于她来说，就是去一个亲人见不到的地方。不过，在跨入70岁后，她多次忍不住告诉亲友，“树斌还没有平反，我真不能死。”
60年代初的农校肄业生，从来不信奉任何宗教，却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可以收留这个世界上冤苦的灵魂。正是另一个世界里巴望的眼光，支撑着她在这个世界上奔忙。
坟前“报喜”
说不清多少年前，张焕枝就已满头白发了。不过，她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染一次发，这让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她不想让世人和儿子看到自己的老态。“我要表现得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
每一年，在清明节和十月初一，乃至心情特别烦闷的时候，张焕枝就会扶着一把铁锨，走一里多的山路，去给聂树斌的坟填土，再跟他说一会儿话。日上午，她又一次来到坟上，中国北方冬天的大地特别坚硬，她用力铲了十几下，只铲起几捧浮土来。
聂树斌的坟头又矮又小，也就到张焕枝的膝盖。坟头下边，埋着他和自己阴婚妻子的骨灰。那是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3年，中间人给说的一门亲事，女方比聂树斌小6岁，死于白血病。张焕枝梦想儿子可以在死后也能成家，就给女方家长掏了两千元的彩礼钱，还吃了一顿饭。但两家人并不称亲家，也不走动。
每一次，张焕枝烧了纸钱，摆上水果点心，总是叮嘱聂树斌别乱跑。“你一个人太孤单，妈知道。你要没地方去，一些事情做不了，被谁欺负了，就去找你爷爷奶奶，你没见过爷爷，奶奶你是见过的，可以找奶奶说一说。天底下，没有奶奶不喜欢孙子的，她会帮你。”
去年12月12日，最高法指令聂案转山东高院异地复查。第二天早上，张焕枝就到聂树斌坟上“报喜”。“妈没有放弃你的事情，妈也在努力去做。河北高院它不作为，妈真是没办法。儿呀，你在那边不要放弃，妈也不放弃，一直去做……这次到山东高院，我不相信山东还会再拖妈9年……”
她还会讲起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以及中央领导“依法治国”的讲话。10年来，她一直在学习律师和记者们说话的方式。她一直害怕自己说错话，或者说出没质量的话。另一种有别于农民的话语，似乎可以让她更有自信。
张焕枝与聂树斌的最后一面，是在1995年3月的一天。张焕枝骑了13公里的自行车赶到后，被拒绝入场旁听。“法院说我是被告一方。”张焕枝说，“又说这牵扯妇女被强奸的隐私。”
在张焕枝的记忆中，这场决定儿子生死的庭审，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看到法官出来后，她走进法院，循着大哭声找到了被四五名警察簇拥的聂树斌。他正背靠着外边，仰天大哭。张焕枝趋前，然后被拦下，就大喊一声“树斌”。聂树斌则回头，喊了她一声“妈”。
她没来得及问儿子是否真的强奸杀人了，就被赶了出去。一个多月后，日，聂树斌父亲聂学生去看守所给儿子送夏衣时，被告知儿子已于前一日被执行了死刑。
几天后，靠着法院开的一纸证明，聂家人领到了由一块布包裹的骨灰，用一根白色的尼龙绳扎着。一个不到200元钱的骨灰盒装下了这提骨灰，在火葬场的骨灰寄存处放了3年，一直等到有人提阴婚，聂树斌才被接回下聂庄。
10年以后，张焕枝才知道，聂树斌在案发后一个多月，被纳入警方视野，是因为群众反映，有人骑着山地自行车在案发现场来回转悠，形迹可疑。张焕枝还记得那辆山地自行车，是在1994年买的，蓝色，一个轮子大一个轮子小。当时这种车子比较贵，花了四五百元。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不久，父母睹物伤心，就贱卖了它。
聂树斌很喜欢那辆自行车。他还有个日记本，在案发后也被警察搜走，再没有归还。至今，这个少年在家里留下的印记，只有两三张照片，一个旧写字台。在案发前不久，聂家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先是放在客厅，预备着聂树斌结婚后，再放进他和妻子的卧室里。当时电视机在村里是稀罕物，聂树斌也很喜欢，不过他没有等到电视机归他的那一天。
他曾经的卧室成了一个储物间。用过的旧写字台上，现在堆着杂物，蒙着浮尘，还放着十几个冻柿子。在20年前，这是他放茶缸和牙膏牙刷的地方。这个储物间平时关着门，进去次数最多的，是来自各地的记者。
2005年3月初的一天，时任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在下聂庄找到张焕枝，见到了一张“神情恍惚”的脸，对来人充满了怀疑甚至敌意。“她一直问我，你们河南记者来河北做什么呢？”在下聂庄，聂树斌的事情当时是个禁忌，聂母曾一度拒绝告诉聂树斌“不在了”的原因。
在张焕枝对媒体的表述中，她20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儿子无罪。而在范友峰的回忆中，他初见到的张焕枝，看上去已经默认了10年前的那场判决。重提聂案，让她又惊又疑。
直到第二天，张焕枝在范友峰的要求下，带着范及其同事去拜访聂树斌当年的辩护人张景和，向张讨要判决书，而张自称丢失了。之后，“张焕枝开始相信我们，并越来越觉得儿子的案子有问题。”范友峰说，张景和还忠告张焕枝，“你是信记者还是信政府？”
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聂家又向受害人康某的父亲赔偿了两千元。再加上之前聘请辩护人张景和的两千元，聂家总共为这场官司支出了四千元。直到10年以后，张焕枝才知道张景和并无律师证。
获得初步信任的范友峰，向张焕枝讲了王书金一事，“她好像很多事情都被激活了一样，马上积极了起来”。日下午，石家庄律师李树亭接到一个老太太的电话，问他“有个天大的案子，你敢接不敢？”
李树亭问什么案子，对方不说案情，只问他敢不敢接。如是十来次，李树亭有点不耐烦，选择了妥协，就告诉她，“只要不是把天戳个大窟窿，我就敢接。”3天后，也就是河南商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报道刊发前一天，李树亭见到了张焕枝和河南商报记者楚扬，了解了“一案两凶”的基本情况后，李树亭分析说，此案一定会遭到有关方面极大阻挠，困难重重。
张焕枝“扑通”给李树亭跪下，旁边的人上前扶她不起，李树亭只好也给她跪下。当晚，张焕枝正式决定聘请李树亭做代理律师。
张焕枝之后的生活，已简化为了“申冤”。很多次媒体采访，她也得面对一个问题：既然你认为儿子是冤枉的，那么，在河南商报报道前，为何不见你上访呢？
事实上，在儿子刚被执行死刑后，张焕枝就到法院和检察院打探案情，想要一份判决书回来看看。“我到哪里哪里不理我，到头来连案情都不知道，只听张景和说我儿是强奸杀人”。张焕枝唯一能确定的细节是，本案中被害者是井陉人。
跑了两年，张焕枝不再跑了。心中的怀疑和不平，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印证。她变得很爱看电视上的法制类节目，听到哪里有强奸杀人案，她就听得特别仔细，看能否提到石家庄西郊的那起案子。“我模模糊糊在等一个人出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现在我知道他叫王书金。”
从石家庄北郊的下聂庄到河北高院，大约有15公里远。张焕枝要上访，必须先从村里骑电动车3公里多，到了石家庄市动物园，再寄存了电动车，坐旅游5路公交车，15站之后，到达和平医院站，然后再换乘一站公交车到西里站，最后再步行数百米，到达河北高院。
这是一次拥挤漫长的行程，又都是工作日，张焕枝经常要在拥挤的人流中等待很久，才可以挤进去一辆公交车。为了赶上河北高院的排号，她必须早上7点就从家里出发，走运的话，能在8点半到9点之间赶到。
然后，就是近乎无望的等待。“九年多，我一个月至少去一次。”张焕枝说，“我必须见到负责案子的王琪法官，哪个月要是见不到她，我就连去两三次，一定要见到她。”
见到王琪又如何？“她每次态度都很好，说话很客气，说你大老远来了不容易，河北高院没有把树斌的案子放下不管，你回家等着吧。”张焕枝知道，这案子不可能在河北高院解决，但她也不在家等，她把去河北高院上访视作一种做母亲的仪式。“我这么大岁数了，有时候真不想起早出门呀，不过，树斌的案子我不跑谁跑呢，咬咬牙，该去还得去。”
她几乎靠着一口气在支撑自己。在去年的一次体检中，张焕枝发现自己血压指数飙升到了190，医生叮嘱她加大药量，她也一直没听。在12月中旬的一天，在接待一群记者时，她提起聂树斌案被拖，越说越难受，“头突然嗡了一下，里面空了黑了，我赶紧合了一下眼，给自己说不要再激动了，不要再难受了。记者们没有看出来，我坐在那里，歇了一会儿接着说。”
张焕枝曾经有机会逃离农村。在她小时候，家庭成分被划为贫农。1960年，“根正苗红”的她被推荐到鹿泉当地的农校上学，吃饭管饱。只上了一年多，农校就和很多厂子一起解散了，她又回到了村里。1970年，她嫁给了化肥厂锅炉工聂学生。在为儿子跑案子之前，她与国家权力最接近的经历，则是年轻时代扛着红缨枪，作为民兵四处拉练。
对聂树斌，张焕枝寄望的就是娶妻生子。在聂树斌被抓前，作为技校实习生在鹿泉冶金机械厂工作，一天基本工资只有5元钱。张焕枝叮嘱他要省吃俭用，攒了钱结婚用。还没攒够两千元，母亲便失去了他。
报道者马云龙：冲到前台
　　日《河南商报》“一案两凶”报道。
　　聂树斌的第一报道者及“推手”马云龙。 南都记者
南都记者　孙旭阳
马云龙很多次被问起一个问题：你做为记者，介入聂树斌案却如此之深，不仅报道此事，还为双方请律师，是否违反了中立客观的原则，干涉司法？
在2014年12月底，这个问题显得更加迫切。在最高法宣布聂案异地复查之后，马云龙从常住的海南飞到石家庄，与聂树斌亲属、代理律师和其他局中人一起商讨下一步对策。12月20日晚，聂母张焕枝对委托代理律师人选的变更，也被认为受到了马云龙的影响。
在聂案的最早报道中，马云龙拟的标题是《一案两凶，谁是真凶？》。马云龙称，其实在成稿那一刻，他就已经在心目中拿掉了标题中的问号。在聂案报道后半年多，马云龙告别河南商报，但一直深入介入聂案。
“我其实不想站到前台。”马云龙说，去年12月12日晚，最高法指定聂案异地复查后，聂家人面对的形势更加纷乱，张焕枝请求他赶快北上帮忙，他义不容辞。从另一方面看，只比张焕枝小一岁的马云龙，也非常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首先报道的聂案能水落石出。
“总顾问”操刀报道
在河南商报上，王书金案最先的报道作者为楚扬，标题为《河北“摧花狂魔”荥阳落网》。楚扬是跑公安线的记者，这篇报道只有几百字的篇幅，讲述了王书金遭人举报被抓获的简单情况。
这篇报道后一两天，荥阳警方管宣传的人到郑州市区办事，见到了楚扬，无意间说出了一桩心事：同城各家媒体前两天报道的那个河北人，强奸6人杀4人的案情，可能无法确定。因为其中有一起强奸杀人案，河北警方反馈过来，说是凶手已经被枪毙了。
在报题会上，楚扬向马云龙讲了这个事情。马云龙当时的身份是河南商报“总顾问”，负责采编全面业务。“我听楚扬一说，就拍板必须做这个案子。什么是新闻，这才是新闻。”“大家很有激情，都想整一些有影响力的报道。”时任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说。他与楚扬不一个部门，负责调查报道的采写，马云龙点名他去和楚扬一起到河北调查王书金案。
日，王书金落网后一天多，向荥阳警方交代了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在内的多起强奸杀人案。楚扬和范友峰出发前，就看到了王书金的讯问笔录。但在当时，这必须秘而不宣。
采访共进行了两轮，第一轮采写的情况传到后方后，马云龙认为还不够扎实，自己率队又去了一趟河北，锁定了更多证据。在2005年“3·15”前一天，马云龙告诉属下们，“我们今年打一个司法的假吧。”3月14日晚，马云龙在签版前告诉通联编辑，向全国100多家报纸传送此稿，并声明“不要稿费”。
十年之后，马云龙解释说，当时的网络和社交媒体远没有现在发达，如果河南商报贪图于所谓“独家报道”，此事很可能激不起太大风浪，便石沉大海。
3天找到张焕枝
范友峰和楚扬找到张焕枝，还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们最先来到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两人见到副局长，也是王书金专案组组长郑成月。“他个子不高，有点黑，说话不太客气，比较直接，一看就是老刑侦，很不好打交道的那种人。”范友峰说。
郑成月向范友峰证实，在他和其他专案组成员赶到荥阳后，马上对王书金展开讯问，后者交代的情况与之前荥阳警方披露的差不多。范友峰提出想看讯问笔录，被郑成月拒绝。他又问王书金交代的石家庄郊外的那起疑案，受害人和作案人的地址信息，郑成月也拒绝回答。
“郑成月只告诉我那人大概姓聂，在石家庄西郊。”范友峰说，事后他才知道，郑成月也在为这起疑案苦恼，正向石家庄方面要求调阅聂案卷宗。在他和楚扬之前，也有记者与郑成月联系，郑也是只透露一点点信息。“老郑后来跟我解释，你们记者不能吃现成的，让你们找个人都找不到，还做什么新闻？”
凭着“一个姓聂的强奸杀人被枪毙”的信息，范友峰和楚扬整整找了三天。“是附近一个村子的村干部帮我打电话问到的。”范友峰说，石家庄西郊当时颇为荒凉，他找人先是靠换乘不同出租车公司的车，再请求司机呼叫同事来查问。但3个公司的数百司机，没有一个知道聂案。
下聂庄的村中央，有一棵据称有500余年树龄的大槐树，范友峰对此印象深刻，就把这棵树写到了报道中，做为下聂庄的典型标记。在见到张焕枝之前，他先问到了一个邻居，对方告诉这两位河南记者，聂树斌咋死的，“不能说”。总之，聂家情况很不好，聂树斌的父亲还偏瘫。
张焕枝回忆初见范友峰时，她满腹疑问，“他们啥都不明说，只是说帮助调查案子。我问，你们河南的记者调查这个干啥？他们也不回答。”
质问辩护人
在与记者见面的第二天晚上，张焕枝领着他们去拜访聂树斌当年的辩护人张景和。在石家庄市区的一片平房内，双方不欢而散。
“我很快问出张景和是司法局的干部，并没有律师证。”范友峰说，按照规定，法律工作者不能以律师名义收取代理费，更不能对当事人谎称自己是律师。“这还是小事。他居然认为聂树斌就是杀人凶手，他辩护的案子，没有疑问。”
“我一听生气了，就质问他说，既然没有疑问，你还辩护啥，还收人家聂家两千块律师费？”范友峰曾从事过职业篮球，一眼便看出张景和也是搞体育出身，后来的调查证明了他的这个判断。
范友峰和张焕枝又向张景和要聂案的判决书，被告知已经在搬家时丢失。双方接着又发生争吵，范友峰质问为何在宣判后不给张焕枝判决书，张景和的回答是按照当时的法律，判决书只给律师，可以不给家属。
在十年间，张焕枝连判决书都没看过。在听到范友峰的追问后，她也开始回想起儿子犯事后，自己对案情一无所知，到处询问没有结果的往事来。“我听小范说得很有道理，我的权利被侵犯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张焕枝说，自见了张景和之后，她越来越信任范友峰了。
第二天，按照范友峰的指点，张焕枝带着女儿聂淑慧到石家庄中院，在档案室内看到了聂树斌的判决书，但只许看，不许复印。聂淑慧摘抄了基本案情，交给了范友峰。案情很简单，连一张纸都没写满。
翌日，聂淑慧到石家庄中院再想看到判决书，已经不可能了。而此时，范友峰正在寻找参与聂案侦查的警察焦惠广，焦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发生时刚入警队，还写了关于此案的通讯报道。
“他在一个刑警中队当队长，对我们很是警惕。”范友峰和楚扬亮名身份后，很快听到楼道的铁门被关上，焦惠广要去两人的记者证，“实话实说，现在要查实你们的身份。”这次紧张的交涉，范友峰的唯一收获，是获悉有一篇《青纱帐迷案》的聂案报道。
范友峰和楚扬在档案室内翻查了3天，终于在石家庄日报上找到了这篇报道。自此，采访基本可以成型。
“包抄”式推动
马云龙听到前方汇报，北上石家庄进行二次核实时，就开始着手下一步的布局。他考虑的是，不能让聂案在程序上失控脱轨，进而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律师介入。”
在河北某媒体任职的一位朋友，向马云龙推荐了律师李树亭，李树亭代理邯郸杨东身和冀东监狱李久明的案子，都属于“洗冤”的典型案件。日，张焕枝就开始与李树亭联系。3月14日，即河南商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刊发前一天，楚扬和张焕枝来到李树亭的律所。在经过沟通后，楚扬向马云龙电话汇报，确认李树亭为合适人选。当晚，李树亭接到张焕枝的预约电话。第二天上午，双方签订了代理协议。
一个月后，李树亭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纪桂林，又向马云龙推荐他的学生朱爱民，做为王书金的代理律师。范友峰带着朱爱民赶到荥阳，说服了王书金的前女友马某，让其以王书金儿女监护人的身份，签订了代理协议。
日，经过马云龙牵线的律师彭思源，也获得了王书金女儿和马某的授权委托。据知情人士透露，彭思源之所以受邀加入，是因为马云龙需要律师在法庭上递交申请，要求查阅聂树斌案卷宗。如同战场上的迂回战术，最终都是为了包抄。马云龙期望，利用王书金案“包抄”推动聂案。
一位接近马云龙的知情者说，在十年间，为聂家维权的律师群体间并非没有不和谐音，甚至聂家内部对一些问题都意见不一。然而，在众议纷乱中，张焕枝对马云龙最为信赖。
在马云龙看来，张焕枝在媒体前总是表现出刚强的一面，但在推动无果的十年间，她也曾灰心丧气，害怕自己看不到最终定局。“我劝她说，大姐，你咬咬牙吧。”马云龙为张焕枝分析：你官司赢了，儿子也活不过来；你官司没赢，以前你活在屈辱之中，低眉顺眼，见人就躲，到处被歧视。现在你去法院，人们都不再把你当成强奸犯杀人犯的母亲，而是受害者的母亲，你应该坚持才对。
“介入”争议
日晚，再过一天就是王书金案二审第二次开庭了。马云龙突然在网上发出一篇《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文章，透露河北省有关方面已威逼利诱王书金翻供。此文一发，舆论大哗，而王书金最终也没有翻供。
“我是真急眼了，做好了被抓的准备。”马云龙说，他从河北政法系统内部获悉，在这次开庭前一个月左右，在磁县看守所内还举行了一次模拟开庭，王书金“当庭”翻供。广平县公安局王书金案专案组有警察也被叫去旁听，还被要求在记录上签名。
在马云龙看来，这是聂案十年中，最凶险的一次。他遍寻故旧，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发声者，只好自己站了出来。在聂案报道后，马云龙和范友峰先后离开了河南商报。但至今，马云龙在聂案中还是更多以记者身份出现。
马云龙多次被问到，做为记者，如此深地介入，并铁口直断聂案为冤案，是否合适？“我是记者也是公民，我有我的是非判断，帮助弱者是我的责任，我可以写新闻帮他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
他经常举一个例子，反问与他隔好几代的同行：一个记者遇到一个跳楼的人，他要是劝对方几句，对方很可能就不再跳了。他是上前劝说，还是调好焦距，等着那人一跃而下，拍一张经典的照片呢？
律师李树亭：“长跑”与“谎言”
日，律师李树亭接受记者采访。当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负责聂树斌案复查工作的合议庭法官，会见了聂树斌亲属和申诉代理律师。C
南都记者 孙旭阳
日，在北京执业的河北律师李树亭，获得了聂树斌家属的授权委托，成为聂案在山东高院复查、申诉及再审阶段的两名代理人之一。这是李树亭第三次获得聂家的授权，前两次他都被解除了委托。
自从最高法宣布制定山东高院复查聂案后，有不计其数的律师与聂家联系，请求免费代理该案。甚至还有与聂母打过交道的律师，去电责骂聂母没有委托自己。“乱成一窝蜂。”接近聂母的一位人士说，不能否认律师群体推动司法进程的诚意，但也不排除有一些人见时机到了，“想摘桃子”。
如果说聂案是一场司法长跑，李树亭就是最早接棒的那个选手。早在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刊发当天，他就与张焕枝签订了委托协议。之后的两年，该案却陷入了“22条军规”：河北高院既拒绝给张焕枝下发聂树斌案判决书，却又以她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她的申诉。
帮张焕枝找到判决书的人，正是李树亭。为了保护李树亭，张焕枝当时还对全国媒体撒了一个谎。聂案十年中，聂家一共先后委托了7名律师，其中数李树亭时间最久，取得的进展最显著。
李树亭生于1964年，持有中文和法律双学位，1999年获得律师执照。文学梦未泯的李树亭，一直坚持写日记。这些留在电脑硬盘里的记录，成为廓清聂案进展不可或缺的材料。
在日的日记中，李树亭写道：
“老太太(张焕枝)听了我的话，可能以为我托词不管，竟然当场跪下，号啕大哭，恳求我一定为她儿子讨个公道。没办法，我也只好跪在她的面前，答应她：如果聂树斌是冤枉的，我会克服一切困难，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冤案翻过来。老太太听我这样下了保证，方才起身拭泪。”
在这个场景之前，李树亭告诉张焕枝，聂树斌案想水落石出，最大问题不是案情本身，而是可能遭遇的各方阻力，很多当年的参与者都立功荣升。
“一直到这天，还没有任何人给我打招呼。”李树亭说，他事后才知道，是马云龙听了朋友的推荐，让记者楚扬带着聂母来考察他。这场话刚过，楚扬亮明了身份，又过了一会儿，他出门打电话，李树亭听到“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水平还不错”等评价。
通过了马云龙的考察后，李树亭第二天便与聂家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事项为“申诉，提请再审”，期限为“再审立案。”
“签完委托书，我才注意到网上到处有聂树斌案的报道。”在做律师之前，李树亭做过多年的记者，他意识到事态可能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按照石家庄市司法局的规定，律师代理重大案件，必须向上写情况报告。在向律所领导汇报张焕枝到访情况后，李树亭开始琢磨报告的措辞。“这次代理并不是免费的。”李树亭说，当时有一种“风险代理”。他与张焕枝约定，先不收聂家任何费用，待拿到国家赔偿后，20%的金额归律所。
日，就有络绎不绝的记者来找李树亭，其中央视就来了两拨人。“律所领导很高兴，我却压力很大。”李树亭说，当时有媒体报道他“直指国家赔偿”，“哪有的事儿呀，八字还没一撇呢。”
尽管被记者们簇拥，李树亭还是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这个案子，靠媒体翻不了案，得靠证据。
夹缝中的律师
日，李树亭向聂家建议，尽量配合媒体采访，最好是能写成书面材料，以避免记者多次追问相同问题对家人造成伤害。
当天中午，李树亭便赶到河北广平县公安局，见到了郑成月，“他没怎么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树亭一边应付记者采访，甚至关掉手机，一边开始到聂案案发地、河南荥阳等地，寻找案件的疑点。“我了解得越多，越感到这案子问题很大。”李树亭说，当时因为没有拿到判决书，他只能从事实层面一点点调查。
更“我不断接到指令，要求务必低调，尽量不接受媒体采访。”李树亭说。
李树亭发现自己陷入了夹缝之中，聂家人急于看到成果，媒体到处找他，主管部门却不断施压。可事实上，媒体报道虽然热闹，但河北省除了召开一个宣布启动调查的发布会，并无实质进展。
甚至，李树亭、张焕枝和聂淑惠轮番去河北高院和石家庄中院，连聂树斌的判决书都拿不到，而河北高院则以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聂母的申诉。“这就是第22条军规。”李树亭打比方说，你进屋必须用钥匙开门，但钥匙却被锁在屋内，怎么开门，你自己想办法吧。
到日，李树亭突然听说河北政法系统高层已内部传达了对聂案的调查结果，认为其不属于错案。李树亭认为，只有让趟聂案混水的人尽量少一点，案件才有一线曙光。这一天，李树亭为聂家起草了两份声明，一份是《聂树斌家人对媒体的声明》，另一份是：《聂树斌家人对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的质疑》。同时，他让聂家人告诉记者们，因为他连判决书都拿不到，还限制聂家接受媒体采访，已经解除了对他的授权委托。
“不逃出漩涡，根本无法办案了。”李树亭说，其实聂家一直到他进京执业，换了律所，委托手续才算正式解除。
判决书真相
日，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在京山县再审开庭，佘祥林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佘祥林案一出来，记者们都跑去湖北了。”李树亭说，聂家人一看关注少了，又听说官方已准备公布聂案非错案的结论，精神都濒于崩溃。
“聂案从这个时候起，基本上算是停顿了。”李树亭说，“直到我在2007年，从被害人父亲康老汉那里拿到判决书。”
在此之前，李树亭数十次找过康老汉，想寻求对方的帮助。面对“杀女仇人”家的代理律师，康老汉一开始并不信任。“我就跟他慢慢磨，当时媒体又报道我被聂家解除了委托手续，他也开始跟我交流了。”
被害人康某是康老汉的独生女，在对聂树斌的审理过程中，因为其代理人张景和的“压价”，康老汉最终只获得了聂家两千元的丧葬费。事实上，“康老汉在法庭上见到聂树斌时，也曾怀疑他是否真凶。”
在康某被害案“告破”后，康老汉曾去送过锦旗，结果却被当地电视台拍入镜头。“他从1995年的时候就开始告媒体侵犯他隐私权和肖像权。”李树亭说，在聂树斌案十年后重新激起关注后，康某的真实姓名被爆出，聂母又将多家媒体以及张焕枝告上法庭，但最终败诉。
李树亭能拿到康老汉手里的判决书，正是因为对方托他帮助写打官司的诉状。在2007年4月的一个下午，李树亭拿到判决书后，忙到街上复印了20份。拿到判决书的张焕枝，又到最高法上访。日，最高法回复张焕枝，已将聂案转河北高院处理。
这一转，又是7年，直到日。
然而，在对媒体谈起判决书的来源时，张焕枝曾将其归功于一封“匿名的特快专递”。这个说法也是李树亭的主意。“我得保护自己和康老汉。”李树亭说，他终于可以说出真相：那个传说中的“体制内良心”，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意外又被委托
李树亭说，在卷入聂案后，他几乎没睡过几个好觉，每天想起这个案子就烦躁抑郁，晚上多梦，头发也开始变白，“严重的时候，我每天就躺在家里，饭也不想吃。最后，我只好短期出家。”
日，张焕枝约李树亭在石家庄裕西公园见面，递给了他两份《终止委托代理协议意见》书，一份是给李树亭的，另一份是给他所在的律所。
“张阿姨一方面觉得此事长期没有进展，另一方面，律所收了聂家两万元代理费。”李树亭说，律所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当又要求张焕枝追加代理费的时候，她选择了解除委托手续，另外选择了自愿免费代理的律师。
“就像背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事实上，李树亭当时已经对聂案完全丧失了信心。在裕西公园告别的时候，张焕枝苍老而疲惫。李树亭只好鼓励她告下去，没敢说出这个判断。
一直到日，最高法宣布聂案异地复查，李树亭还认为已经与他无关。“我想都不用想，肯定有无数律师会站出来要求主动代理。”
张焕枝的手机那几天一直响个不停，不是记者就是律师，让她疲于招架。她给马云龙打电话，要他尽快北上帮忙。日，马云龙踏上了从海口飞往石家庄的飞机。此时的聂家小院内，完全可以用熙熙攘攘来形容。
“我一开始被叫过去打个杂，开个车。”李树亭说。聂案十年的核心参与者从四面八方而来，齐聚在石家庄的一家快捷酒店。在一个大套间的麻将桌四周，大家围坐着商讨案情和对策。
马云龙的第一个提议是，李树亭对案情的熟悉无人能及，必须上。
日，聂家与李树亭、陈光武两律师签署了委托协议。按照山东高院的要求，聂树斌的亲属最多只能指定两名律师作为代理人。
“我又重新开始梳理证据。”李树亭分析了聂案的多个疑点，并要求暂时别公开。“越是到这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
认罪者王书金：被延迟的判决
日，王书金(左)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陈述。图片来源：新华网
　　王书金在看守所内收到生活费的收据。南都记者 孙旭阳 摄
南都记者 孙旭阳
在河北磁县看守所一个9人间的监舍内，同监的人都不知道王书金的真实姓名。他的姓名，被一个在押人员的号码代替。自从2012年7月，他被关进这个看守所后，该所的警察们颇感压力。所领导接到的指令是，如果王书金出了什么事，那下一个被关进看守所的就是你们自己。
因此，王书金的安全和健康一直被看守所高度重视。在合法范围内，他可以吃到不错的伙食。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他被诊断为比较健康，除了有一点糖尿病。
自从2005年1月被河南荥阳警方抓获后，王书金就自知死刑难逃，却因为聂树斌案一直查不明而活到了现在。
聂母张焕枝说，她无法不恨王书金，如果没有他作案，警察就不会查到聂树斌头上，而王书金则一直要求把聂树斌死刑判决书上的罪行，加到自己的判决书上。
犯性案的少年
王书金的出生日期为日。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在他之后，又有了两个妹妹。王书金由哥哥管教，“基本上是棍棒教育。”他的代理律师彭思源说，王书金的童年是在惊怯与怨愤中度过，他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被抓后，王书金曾跟人谈起他的上学梦。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看到同龄的小孩子都背着书包去上学，不知道从哪里弄的钱，也买了一个书包，背着去找哥哥要求上学，被痛打一顿。媒体报道他上了两年小学，其实他只是断断续续凑合了两年，说是文盲也并不为过。
1982年，15岁的王书金在村里强奸了一个来走亲戚的小女孩，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送到了唐山少管所。王书金还喜欢偷拿女人的内衣，这是一个他至今羞于承认的癖好。有律师认为，在聂树斌案中，如果缠绕在受害者康某脖颈上女式衬衫确有其物，而王书金却在供述中没有提及，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对这一怪癖的刻意隐瞒。
“他可以承认强奸杀人，却不想被看做是变态。”一位知情者说。律师彭思源则认为，国外有对暴力性犯罪者染色体异常的研究，他怀疑王书金就是这样的异常者。
故乡之于王书金，已没有太多可以留恋了。在被问到希望见到哪些亲人时，王书金说想见姐姐和侄子。他在广平县老家的婚事，就由一个姐姐为他换亲而促成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找到媳妇。
这个媳妇为王书金生了一个儿子，但夫妻关系长期不睦。王书金对律师说，因为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他就把目光瞄到了附近野外单身行走的女子身上。
外边的世界
1995年秋天，在广平县郊外的南寺郎固村，也就是王书金老家附近的一口枯井内，发现一具被奸杀的女尸，广平县公安局马上展开排查。王书金这个时候就离开了广平县。他再回河北，已是十年以后指认作案现场。愤怒的村民们手持棍棒要打死他，警察拔枪示警才救下他一条性命。
一位知情者说，20年前，当广平警方获知王书金潜逃的消息后，忙到他家去调查，结果遭到了其妻的阻挠。“他老婆看上去精神不太正常，这可能也是王书金婚内压抑的原因。”当地警方知情者回忆说。之后不久，该女子带着王书金的儿子改嫁。
王书金则辗转到了郑州。在被收押的日子里，他谈起在郑州所见识的花花世界，深为之前的行为懊悔。“发廊里找一个小姐就50块钱，我干一天活就能赚到，何必去强奸杀人呢？”
1998年，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王书金认识了湖北女子马某，两人随后同居。在河南的十年内，王书金没有再强奸和杀人。在律师彭思源看来，这无疑是因为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没有了作案动机。
王书金和马某到了郑州西郊的荥阳，先在砖厂打工，后来又承包了一个小砖厂单干。当时，郑州西郊和南郊的砖厂是治安管理的死角，那里不但充斥着来历不明的外地人，甚至还有从郑州火车站被拐去的奴工。寡言少语，喜欢喝酒，脾气暴躁的王书金，在人们眼中并无太大异常。
只是，他一见到警察，或者听到警车的鸣叫声就害怕，甚至还会往庄稼地里钻，这引起了周围人的警惕。在日，当地警方针对外来人口进行的治安排查中，有人举报了他。在荥阳市索河路派出所，王书金报了他一贯使用的假名“王勇军”，马上被拆穿，
一天多后，他先是交代了在老家村边的那起强奸杀人案，后来又交代了其他几起案件。
郑州媒体当时的报道显示，王书金共交代了6起强奸案，并杀害了其中4人。其中，就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康某被害的那起案件。而当时，距聂树斌被当作凶手执行死刑，已近10年。
“真凶”的家
事实上，在荥阳警方此次抓获王书金前，就曾抓过他一次。
1999年初，马某为王书金生下一个男孩。但他们当时穷得连奶粉都买不起，正发愁间，有附近的村民闻讯赶来，要求收养这个孩子。
“表面的原因是王书金养活不起，更重要的是，他害怕自己一旦被抓，会对儿子不利。”律师彭思源说，王书金把儿子送人后，对方执意留下了5000元钱，说是营养费和误工费。在农村，类似的收养并不鲜见，但几乎全部都是女婴，男婴真卖的话，不会是这个价。
事后警方以涉嫌拐卖婴儿调查了这对外来夫妻，得知实情后，很快便不了了之。不过，警方并未核查王书金的真实身份以及案底。
可能是这次被抓被查的经历刺激了王书金。2000年7月和2002年4月，王书金的女儿和儿子分别诞生。这两次，他都没有想过再送人。
王书金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和彭思源，都是通过他的女儿和儿子，以及两人现在的监护人马某而签订的代理协议。在王书金被抓3天之后，马某还追问前来回访的警察和记者，他犯了什么法，怎么还不让回来。
在得知王书金再也无法回来之后，马某很快嫁给了附近一个村民。现在，他的一双儿女也跟了继父姓。新家庭通过律师告知媒体，他们不愿意再被王书金的案子所打搅。不过，每次去荥阳，彭思源还会给这两个小孩照相，在会见王书金时给他看。
在磁县看守所里，王书金还时不时收到以亲友名义给他寄存的零花钱。“这些钱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彭思源说，但王书金已不期望再见到自己的儿女，听说继父待他们如同己出，“他感到很欣慰”。
另一律师朱爱民，从2005年4月就开始代理王书金案。在朱爱民看来，王书金这十年来变化很大。2013年年底，在朱爱民将会见笔录披露一部分给媒体后，有人在网上怀疑，这些大谈“法治社会”和呼格吉勒图案的话，是否出自王书金之口。
朱爱民说，即使作为辩护律师，他也认为王书金从罪行上来说死有余辜。但在一次次的会见中，他发现王眷恋往日生活中的温情，也渴望能在人格上得到一些承认。
还能活多久
日，王书金通过央视，看到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的消息。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王书金还记得，当日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
6天后，彭思源从北京赶到磁县看守所会见王书金。在谈话快结束时，王书金说，“我杀了4个人，我该偿命……如果不把我做过的这4起命案都查清楚，那么法律就是不公正的，我良心上过不去，但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时间再回到一年多前，日，河北高院公开宣判，驳回了王书金要求追加聂案为自己所为的上讼请求，维持一审的死刑判决。自此，王书金案进入最高法的死刑复核阶段。在此前的辩护策略中，朱爱民和彭思源都尊重王书金的口供，对其自供犯下的强奸案和杀人案都不做事实上的辩护，而在王书金自领罪状被驳回后，两位律师则上书最高法，称既然对王自供的聂案疑罪从无，同样的标准，也应该适用于他认下的其他几起案件。
王书金则告诉律师，在最高法宣布将聂案异地复查之前，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也去过磁县看守所，“呆了不到半个小时”，主要问了他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一些情况，并未涉及其他案件。
而在最早的庭审中，王书金一提起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案子，都会被法官马上制止，表示与此案无关。现在，这两起案子成了一对“孪生案”，聂树斌和王书金，这两个本无交集的名字，将在司法史上相连。
彭思源说，曾有人跟王书金谈起后事的安排，他精神马上颇为消沉。为此，磁县看守所还跟他联系，让他一起想想办法，以免王书金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被看押十年间，有半年时间———从日到该年7月16日，王书金被河北省调查组带着，辗转于至少3个看押地点。日，二审第一次开庭前，彭思源和朱爱民去会见王书金，王明确表示“不会翻供”。在第二天的庭审中，他坚持了之前的表述。
因为另一个已死于刑场的人，王书金多活了数年。至于他还能活多久，所涉聂案如何收场，他和看守所外的人们唯有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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