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经验与现代启示
要：在1898年的晚清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官员进行了一系列以维新为目的的变法，内容包括对当时传统教育制度进行大幅改造，并涉及了对具有上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的调整以及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深入分析戊戌时期的教育改革重心及其实际的社会影响，不但可全面展现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脉络，亦可将其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当下教育改革的借鉴。
关键词：戊戌变法；教育改革；教育行政
一、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的背景
自鸦片战争开始，自诩为世界中心的中国被迫打开了门户；西方国家从此展开了各种诸如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的侵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对于这一系列变化，儒家经典里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与对策，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为了解决这些接踵而来的内外危机，清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洋务运动，在军事、科技与教育方面进行改革，打算“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推动中国迈向富强之境。
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把教育视为改革的重中之重，设立了大量军事、语言与技术的洋务学堂，并派出不少留学生，希望培养出一批能够解决国内外问题的新式人才。但是，到了1898年6月至9月的戊戌变法时期，许多官绅认识到设立洋务学堂与鼓励留学等教育改革，只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局部式改革，许多学生依然热衷于报考科举考试，倾向于选择传统的私塾与书院，而不愿进入洋务学堂学习西方科学。这样的局面导致洋务运动成果有限，学堂招收不到优秀学生，学生来源极不稳定，程度一直达不到预期；而留学生在回国后也因没有功名，空有满腹学识而没有发挥所知所学的空间。
对此，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官员，强力主张一改洋务运动时期的局部式改革，呼吁对当时教育制度进行更全面的而彻底的改造，并在期间陆续出台了许多教育改革法令。戊戌时期教育改革范围不仅包含了新式学校的创立，更是涉及到科举制度与教育行政体制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远超过了之前的洋务运动。作为全面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的初始，分析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法令的核心与社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将可为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教育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二、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的经验
在戊戌变法期间，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手段，受到维新派官员和皇帝的高度重视。在他们的主持与推动下，教育改革的核心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并对社会造成了积极的影响，取得了不少成果。
（一）建立起科名与新式学堂的对应关系及其影响
总理衙门在日颁布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模仿西方学位制度中由大学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办法，建立起一套科名与新式学堂之间的对应关系，以作为士子学问和品德修养的现代衡量标准。根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定，这种对应关系是：小学堂毕业授予生员，中学堂毕业授予举人，大学堂毕业授予进士。虽然这种对应关系与西方大学授予三级学位的概念存在一定的差距，并非对西方现代教育制度的全面模仿，但在当时却能够使得传授西学的新式学校在中国社会取得初步发展。在中国社会，科名一向对应的只是不同层次的科举考试，而从来不是私塾或书院等教育机构，导致其历来发挥的功能更多地体现在选官上，而不主要是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或衡量知识的标准；即使在洋务运动期间，各种洋务学堂也和科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这项举措既调整了士子对科名内涵的认识，而且还通过学堂与科名的对应关系促使新式学校的发展，从三个方面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1.让更多官绅民接受新式学堂。新式学堂作为一种从西方引进的外来物，在当时甚少能够被士农工商四民甚至官方所真正理解与接受。从洋务时期开始，各种洋务学堂就一直被视为旁门左道，一般人家不但不愿把子弟送入，而且还轻视进入这种学堂之人，认为他们是“降了外国”。在如此闭塞的民风之下，许多人家也就仍眷恋科举考试，官员也依旧以出身科举为荣；洋务学堂招收学生困难，而且不被重视，缺乏赖以发展的社会土壤，当然无法培养出各种新式人才。科名与新式学堂的对应关系把新式学堂提高到等同于科举制度的地位，打破了闭塞的社会风气，从而为新式学堂的扎根铺好了厚实的土壤。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当时普通民众由于科名与各级学堂的对应而认识并认可了新式学堂,“说到资格，当时人的心中，还是以科举的资格为标准。无论什么资格，他都要把它折合为科举的资格，心里才落实”，那么学堂和科名刚好都是三级，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把各级学堂和科名联系起来。他进而说到，“母亲心里也怀疑：如果光叫小孩在家念书，将来连一个秀才的功名也没有，那就很不好，”从而愿意把他送入学堂。
可见科名与新式学堂的对应关系，可以让学堂更有可能得到获得普通民众认可，成为一种“正途”，为其良性发展提供基础。虽然这项改革因为政变而没有落实到全国各地，但已经向民间表明了官方对西学的重视，为原本社会轻视新式学堂的闭塞风气打开了一个缺口。
2.提高新式学堂的生源质量。科举制度到清朝已十分成熟，士子们都把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取科名看成是求学的必经之路，因此，科举考试吸引了众多优秀读书人，而成立之初的新式学堂则因此面临着无法吸引足够优秀人才的重大困境。《京师大学堂章程》在科名与新式学堂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让农工商人通过这一关联而接受了新式学堂，在理论上可以把优秀的读书人吸引到学堂里，因为新式学堂是他们获取科名的另一条途径。那么，新式学堂在更多生源数量的基础上，得到更高质量的生源，更有效地培养新式人才，而不必像洋务学堂因为不受重视而一直为生源的数量与质量所苦。
管理全国学务的重臣孙家鼐在见到这份办法及其效果后，也（日）表示赞成，说，“国家鼓励人才，原可不惜破格之赏”，给予读书人奖励本来是惯例，但在施行时必须注意“冒滥情弊”，谨慎预防招收到那些专为奖励而来，缺乏学问功底的不肖人士。在1899年，京师大学堂在士子在政变阴影下仅有130多位学生，但到了1901年政府宣布施行新政，破除这些疑虑后，大学堂人数每年都稳定维持在300人左右，源源不断的稳定生源为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质量提供了一定条件，进而为其持续发展及发挥培育新式人才的应有作用打下了基础。
3.确立国家任用新式人才的正规渠道。洋务运动大兴学务时期，清政府并非全然没有新式人才，只是对他们没有一套正规的任用渠道。当时科名作为任命官员的唯一标准，一些爱国的留学生虽想将所学用以报国，但却因为在国外所获得的学位不能转换为科名而无用武之地。以容闳这位早期留学生为例，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告诉母亲自己得到了一个学士学位，这个学位“盖与中国之秀才相仿”。可惜的是，尽管他把西方学士学位看成了中国秀才，但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学位与科名对应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容闳即便学富五车，并且拥有世界顶尖大学的学位，也无法担任塾师或山长等教职，更不可能成为正途出身的文官，发挥其所学所知。还有更多留学生和容闳一样学有专精，却被弃之如敝屣。一位早期留学生在回国后感叹说，清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冷漠，而且丝毫没有重用他们的打算。
这些留学生的遭遇表明，清政府并不欠缺精通西学的人才，而是没有任用这些人才的正式管道，所以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在建立起科名与新式学堂的对应关系后，留学生和新式学堂毕业生从此都可以拥有和自己知识相对应的科名，继而和出身科举的士子一样有资格担任教师或文官，获得出路，发挥自己的专长。读书人进入新式学堂的动机得到了强化，而政府任用新式人才的管道也得以展开有效的变革。
综合上述三点，科名与新式学堂的对应关系是基于对洋务学堂办学成效低落的反思，从社会认可度，生源质量，以及新式人才任用渠道三个方面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实际作用。这项改革改变了教育机构必须依赖科举制度的古老弊端，确立了学堂之间的衔接关系，奠定了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框架。从此，“无论是学校系统，学校教育内容，乃至学校的管理方式，西方的教育制度以日本教育制度为媒介，被全面引进，中国教育终于开始溶入世界教育发展的大潮之中。”科名与新式学堂对应关系在中国教育改革初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
（二）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及其影响
清朝从未设立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教育行政由各级行政官员来分别管理。根据《清史稿》的规定，地方官的职责是“贡士”，“读法”，“祀神”。以今日的话来说，就是清朝地方官员身兼本地的行政、司法、警察与教育官员等重要职务。至于一些较重要的教育机构，则由中央，主要是皇帝的直接管理。例如，国子监的祭酒由皇帝直接任命，主持各省科举考试的学政也由皇帝在考试前亲自指派。这种体制使得清朝教育行政组织在结构上显得较为松散，中央与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之间没有直接的上下隶属关系。更为关键的是，在官员眼中，管理科举要比管理学校优先，选才要比育才更重要，因此只重视如何选拔优秀人才，而不重视如何对这些人才进行更有效的管理或更长期的培养，成为了教育行政机构中的一种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举考试的规定十分严密；相对地，教育行政法令则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只是零散地分散在《国子监则例》或《学政全书》里。一些教育机构有时没有完整的法令可以依循，例如书院的教学与学生录取只需向地方官报备，不必由更高层级的文官或机构审核；地方私塾甚至没有任何法令文本，完全依赖科举考试所发挥的规范与约束力量。法令的不够系统与科学，有时还直接造成教育机构时而受多套法令的同时约束。这种崁块式的管理方式虽能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的需求，但在效率和效果方面明显不能与当时层级分明、职权划分清楚的西方教育行政体制相抗衡。
在洋务运动期间，过于陈旧而落后的管理方式，导致仍处于发展期的洋务学堂问题百出。例如在总理衙门管辖下的京师同文馆里，学生经常随意告假不上课，关于考课、名额递补、奖赏等规定经常被恣意执行，堂里的许多管理人员甚至对重大事务不闻不问。]这些问题说明总理衙门作为一个外交部门，本身就缺少管理洋务学堂的经验，加上和其他管理学务机关或官员缺乏联系，更是难以对洋务学堂起到有效监管。若是由督抚或地方官这些管理教育机构的官员来一同监管洋务学堂，他们将可以根据管理书院与科举的丰富经验去谨慎地考核入学者，慎选优秀行政人员，严格各种执行学堂法令，更可能把洋务学堂办得像书院那样有声有色。
那么，如何才能让分管不同教育机构的官员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教育行政体系？如何才能让教育的管理更为系统、科学而有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势必要对西方教育行政机构有充分理解与认识，而清朝官员直到戊戌变法前夕才积累出这样的基础。
在戊戌变法前夕，一些官员指出西方国家的教育机构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作用，根本在于完善的教育行政体制：西方国家有一个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根据一套明确法令来统筹与管理各类学堂，从而促使学堂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认可与支持，获得充足的经费与学生来源。我国要发展新式学堂，必须改变教育行政法令分散，缺乏专门教育行政机构的体制。当时的监察御史李盛铎强调说，中国应该仿照详备的“德国、日本学校章程”，并“特派位尊望重之大臣”“调取通达时务人员，以资臂助”，由一个高级别而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来管理新式学堂，势必能促使学生“皆精思猛进”。很明显，日本设立文部省而取得的丰硕成果，让更多官员意识到设立专门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行政规范的必要性，为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主张的施行铺平了道路。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将主张具体落实。
在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里，总理衙门提出的做法是在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略如管国子监事务大臣之职”，下设总办，提调，司员等官职，形成了一个较为紧密的系统，其职责是“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其在学堂办事各员，统由该大臣慎选奏派”。4]这个职位是以专门的教育行政官员根据一份明确的法令，行使相对集中的权力，并且与在地方负责选拔士子的地方官，以及地方学堂的行政人员建立联系，因此具有西方教育行政机构层级清楚，各司其职的优点。另外，这个改革主张保留了一些基层文官们选送优秀子弟给中央的权力，缩减章程对官员造成的影响，避免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让章程得以顺利实现，考虑到了中西国情的相互融合。
可以说，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官员对洋务运动时期总理衙门只掌握部分教育行政权，与管理学生的地方官员缺乏联系等问题做了全盘的检讨，最后通过《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法令建立起一套分层的教育行政体系，以便更有效地对各级新式学堂进行管理，促进其有序发展。从光绪帝认为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一举“尚属周备”，继而下令立即开办大学堂，由孙家鼐负责大学堂一事来看，不少官员认同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必要性，以及它对全国学堂所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虽然这个主张后来因为政变而没有得到落实，但清政府在1901年展开新政之际再度设立这一职位，已经说明管学大臣为现代教育行政机构变革做出了良好示范，强化了政府以集中教育行政权力去促进整个教育制度发展的态度。
戊戌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有其积极的一面，它针对的是以往依赖科举带动学校发展，重视选才而忽略育才的弊端，其最终目标则在于以政府之行政权力让新式学堂肩负起选才与育才双重职能。它不同于洋务运动时期增加新式学堂数量，补充一些低级别文官的局部改革，而是从根本上改造了传统教育机构；其范围之广，甚至涉及到了科举制度的大幅度变迁，以及全国官员教育行政权力的重分配。在各省督抚掌握实权的政治体制下，如此全面而巨大的改革当然需要一段酝酿时间，以便得到更多官员与士绅的支持，还有广大农工商人的理解。
三、戊戌变法时期教育改革对当前现代教育改革的启示
通过对戊戌时期教育改革重心及其影响的分析，可以总结其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提供三点有意义的启示：
第一，教育行政权力是教育制度的重要保障。我国中央政府集中教育行政权力，基本上是从戊戌时期开始的；在此之前，清政府对教育机构管理是放权的，其表现形式是私塾由地方士绅来经营，书院是由督抚与地方官共同监管。这种放权方式与清朝书院数量超越历代，造就出不少人才的盛况密切相关。但是到了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管理方式显得落后，不能有效管理处于发展阶段的新式学堂，导致各个学堂各自为政，学生程度不一。清政府最后从中汲取教训，才开始把办学权力全数收归到中央，对全国新式学堂进行统一管理。晚清戊戌变法之前的学堂乱象以及《京师大学堂章程》出台后各级新式学堂逐渐走上正轨的对比说明，中央政府对教育的统一管理是各地、各级、各类学校稳定运转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分布和区域发展极为不均衡的国家，强力的统筹与管理绝对不可或缺。缺乏教育行政权力的介入，一些教育乱象，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有可能恶化；这不利于全国范围内的人才培养和流动，也不利于整个教育制度的良性发展。
第二，试点展开高校行政改革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必由之路。西方大学与中国书院发展史一再表明，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符合教育发展规律，是孕育科学人才的重要基石。现在，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与教育行政制度在结构上已十分成熟，各种规范也都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之下蓬勃发展。这样的背景为试点施行大学自主招生，适度培养学术自由等高校行政改革提供了条件。中国高校行政改革可以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展开，即中央政府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控，鼓励地方积极参与，然后结合本地特色进行多元化探索的方式着手。由试点高校对教师任用，招收学生等方面更多的探索空间，将使我国创新人才培养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
第三，培养一种纯粹的大学精神刻不容缓。戊戌时期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在建立起科名与学堂的对应关系时，肯定了读书等于当官的传统观念。对比西方大学精神，这并不利于我国科学的创新。西方大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研究学问场所，以追求真理为精神，形成了学术自由与自治的优良学术传统。我国大学精神在历史积淀上还不及西方大学，因此在不少人专注于探索和研究新知识的同时，仍有不少人受到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把接受高等教育视为一种谋生手段。我国大学精神的积淀不足，对培养创新人才进程有所制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注重学思结合”，巩固学生的好奇心、兴趣爱好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目的就是为了突破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些精英的创新思维。戊戌时期教育改革经验表明，要达到这个改革目标，必须即刻着手发扬一种纯粹的大学精神，端正学生们的求学目标，鼓励其热衷于知识的创造，扩大并加深目前高校的探索与研究精神。这些人才又可以借助前述两点而得到发展，从根本上保障大学发挥培养创新人才的作用。
【声明】本文完整版本刊载于云南大学《学园》2012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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