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注：我读师范时的老师何三畏先生，近日向一些文友建议，不管年纪大小，从现在开始，就写点回忆性文字，特别是童年、少年和青春的经历，作为个人史存档。却情不过，近日抽空开始动手，临屏写的，边写边贴，写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吧。）　　　　　　
开场白　　　　　　童年和一条小河有关。　　　　那条河叫长滩寺河，大约有一两百公里长吧，自四川省南充市或岳池县方向流来，流经武胜县飞龙、鸣钟、沿口、街子等乡镇，在中心镇汇入嘉陵江。　　　　长滩寺河的滩坝极多，响水滩、张家滩、中滩、高滩、桥坝滩、空滩子、三步礅……当它流经响水滩时，开始进入我现在的网名；当它流经中滩（罗家坝）时，开始进入我的初中生活；当它流经空滩子和三步礅时，开始进入我的童年。从童年到少年，我的人生似乎是溯河而上的，而等长大了之后，我又顺河而下，告别故乡，来到重庆南部一个有山的小地方安顿下来。　　　　如今，每当我在远方登上山峦，北望故乡，我首先会想到长滩寺河。这条小小的河，曾经清澈的河，波光粼粼的河，它让我在多年之后想起它时，心里会充满一丝隐秘的温暖与惆怅。　　　　而此刻，我不想再回到田园牧歌式的怀旧中，我只借着长滩寺河静静的流水声，回想一下曾经真实的童年与乡村，那些早年生活的片断，蒲公英一样越飘越远的往事……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一、外婆的河坝院子　　　　　　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后几天出生的，按现在时兴的分代法，算“六O最后”或“七O最初”一代吧。老家是中滩乡石门村（以前叫罗家乡七大队），外婆家和我家同属一个村，我家是五队，外婆家是六队，相距三四里地。　　　　我小时候，父亲在重庆某煤矿当下井工人，家里就母亲、我、妹妹、弟弟。我家住处比较偏，尽管周围有几家邻居，但各家屋基不毗邻，形不成聚居的院子。我的童年生活好像很孤单，这也养成了以后沉默的性格。　　　　而外婆家则是一个大院子，紧靠长滩寺河一个名为“三步礅”的河坝，叫“河坝院子”，十分热闹。有二十来户人家，都是外公的弟兄子侄，一个大家族，各家都是房靠房屋挨屋，人丁很旺。特别是有十几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孩子，整天一起割牛草、打猪草、下河洗澡、打架。那时，我经常跑到河坝院子去玩耍。　　　　外公外婆（其实，按方言应该叫“ɡā公、ɡāɡā”才对）生育了六个子女，三男三女，我母亲排行老二，而我最小的姨妈，只比我大五岁。外公外婆为沉重的生活所累，待我们这些孙子外孙们（一共有十几个）也不见得有多好。我喜欢河坝院子的真正原因，是它热闹的“乡村文化”对我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一同玩耍的伙伴中，我还记得名字的飞娃、小林娃、平娃、和平娃等人，还有一个叫“健生”娃——后来我一直怀疑他应该叫“贱生”娃。给孩子取贱名是农村的风俗，比如我家邻居冯二爷生了三个女，最后一个是男娃，就给他取名“叫花”娃，队里还有一家的儿子叫“建娃（贱娃？）”、女儿叫“建妹崽（贱妹崽？）”，感觉怪可怜的。 　　　　健生娃小时候很勤快，经常帮父母做事情。因此，他也经常成为外婆数落我时举的现成例子，譬如，“健生娃今天又打了两背兜猪草”，“健生娃和他妹儿在帮妈老汉抬水了”，等等。我干活确实比不上健生娃，被外婆数落过多次，心里便有些讨厌他的勤快。但我的成绩比健生娃好，他对我有一种崇敬。有一次，外公过生，中午饭吃晚了，下午上学已是下午3点多。我急得要命，走出河坝院子，看见健生娃一个人默默在等我，他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那一次，我俩一同迟到了。事隔三十年后，一想起健生娃宁肯自己迟到也要等我，心里还是很感激他。　　　　河坝院子的兴旺期在七八十年代，那时，村里的人们都还猫在土地上，没有出去打工。院子里一天都是人声嘈杂，鸡鸣狗叫的。等我和健生娃这一代细娃逐渐长大后，也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南下打工潮席卷了附近所有村子的年轻人。我考上中师在响水滩读书，健生娃、小林娃、飞娃他们都到广东一带打工去了。　　　　很多年以后，一个腊月间，我回到河坝院子，外公外婆已老迈不堪，和几个老人一起守着诺大的院子。院子孤零零的，有几家房子的瓦片所剩无几，屋基摇摇欲坠。外婆告诉我，飞娃在外面当小包工头，发财了；小林娃两口子有几年没回来了，他们把细娃留给妈老汉带，从不过问一下；平娃、和平娃他们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当我一个无聊地沿着河边院子外面的河滩转时，竟意外听到有人招呼我，是一个年纪虽不大、但面容憔悴的男子，一问，才知道是健生娃，我实在想不起他的模样了。他说自己在广东做泥水工，春节回来帮家里做点农活，开春后，也要把老婆和两个儿女一起带走。我们聊了几句，也没有更多话题，就分开了，我甚至没有问他以后的生活打算。　　　　河坝院子那些小伙伴和我的童年时光，已经不属于现实的我，被长滩寺河的流水带走了。　　
二、三步礅　　　　乡下人咬字咬不准，“三步礅”经常被乡亲叫成“三门礅”，以致我一直以为它就叫“三门礅”，有三道门之类的东西。后来，父亲纠正我——是那里有一座石礅桥，只有三步礅子。读初一时，我经常路过那座石礅桥，它不横跨长滩寺河，而是在长滩寺河的一条很小的支流上。三步石礅子之间有点宽，大人跨没问题，小孩则有些提心吊胆的。有一次，我还在上面摔过一次，一只塑料凉鞋掉进水里，再也找不着了。　　　　在老家，人们一提起“三步礅”，并不单指那座名不见经传的小石礅桥，而是大大扩展了其范围。它涵盖了我外婆家那一河湾所有事物，包括河坝院子、大河坝、乱石坷、三步礅电站以及电站下那一座长长的石板桥。顺便说一句，长滩寺河上的石礅桥、石板桥特别多，以致我们不论从哪个方向出远门，都可能跨过一座石桥。三步礅石板桥比较长，桥柱和桥面都是大块的青石搭建，桥面很平，是连接罗家乡七、八、九大队与人和乡的一条要道，过往行人不断。　　　　石板桥上方约五十米处，是一滩乱石，就叫“乱石坷”（乱石堆之义），乱石坷再往上，是一大片平坦、宽广的河坝，全是石头，叫“大河坝”。由于大河坝旁边修了一条引水渠，供三步礅电站发电。因此大河坝平时的水不多，汩汩清流从坝上散乱流过，小姨妈等年轻女子经常在大河坝上洗衣裳。如果一遇发大洪水，则整个大河坝一片汪洋，浊流滚滚，水流吼击声十里外皆可听见。乱石坷的大石头常被洪水席卷着，把石板桥冲垮。因此，那座桥老是垮了又修，修了又垮，以前大队、乡里还组织人手维修，后来纯粹没人管了。至今，那座石桥还破破烂烂的，立在长滩寺河上。　　　　大河坝一带鱼很多，有鲹子、青背、团鱼等，人们常在洪水季节去捕鱼，也有不少人丢了性命。在长滩寺河，每年都会淹死一些人，老家人把被淹死的人叫“水打棒”，还流传一句言子——水打棒下滩，二冲（读去声）二冲的。我记得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个打鱼的，水性极好，又爱吹牛（冲壳子），人们都叫他“嘴壳子”。一个下大雨的晚上，“嘴壳子”在乱石坷捕鱼失踪，尸体三天后才被发现，全卷在鱼网里了。我才考上中师那一年秋天，大舅也不幸淹死在乱石坷。大舅当过兵，甚至差一点考上空军，因为政审不合格（据说是我外公一个兄弟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当了几天“伪警察”），被刷下，回乡当了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母亲常说，如果大舅考上空军，也不会把命丢在乱石坷了。　　　　三步礅电站是一个机组只有几百千瓦的小电站。当时，这样规模的电站在长滩寺河上极多。因为有电，它当年很是风光。我记得在一九八一、二年时，电视机在农村绝对是个稀罕品，而三步礅电站居然就拥有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有一段日子，我常跟着大人们去电站看电视连续剧《武松》，每晚两集。一个小院子里大约挤了三四百人，即使下雨，大家也兴致勃勃的。有一个晚上，本来两集已放完了，竟意外加放了一集，好像就是血浅鸳鸯楼那集。我们全都欢呼起来了，像过年一样。　　　　当年农村照明大多是煤油灯，我外婆所处的六队由于毗邻三步礅电站，在全大队是唯一一个安电灯的生产队，因此也跟着电站风光，队里的小伙子找对象基本不愁。我二舅、三舅当兵回来，很快就结婚了。而其他生产队，光棍汉一般不低于两位数。　　　　现在想来，当年三步礅电站闪烁的灯光（尽管只是普通的白炽灯），对于闻惯了煤油灯烟味的我而言，就像“四个现代化”，就像陈奂生上城。不知，它现在是否还亮着？　　
　　三、七十年代的饥饿　　　　略有一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五千年来，饥饿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常事。　　　　我父母那一辈人，他们最真切的饥饿记忆当然是大跃进。母亲常常回忆起这样一件事：在吃集体食堂那一年（1959年？那时她不过十二三岁），她和大姐（就是我的大姨妈）每天都要抬着一个洗脸盆，去食堂领取包谷稀饭，供一家人果腹。有一天下雨路滑，她们不慎摔了一跤，把一盆包谷稀饭全泼到了地上。两姊妹伤心哭了一场，回家后又被我外公狠狠打了一顿。结果，全家人眼巴巴地饿了一顿饭。母亲说，当时她们家还不算最惨的，周边还有饿死人的事情，有个叫陈么娘的老太婆，就是活活饿死的。据说陈么娘临死时，口口声声叫唤：“我要吃白米干饭！”　　　　我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之交。在我的印象中，一九七五、七六两年，我们那一带好像仍在闹饥荒，而且挺严重。每年春节后的二三月间，生产队的麦子还没有成熟，已有许多人家揭不开锅了。家境稍好一点，还存有一点红苕、包谷，打成渣粉凑和着吃。家境差的，经常吃牛皮菜，还有油菜叶子，以及地灯笼（蒲公英）、侧耳根等野菜。实在没有办法时，人们就去剥树皮。当时沿口一带的公路边有一种树，好像叫“桐麻树”，其皮可以剥下来磨成粉，做粑粑吃。每当赶场日，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沿口，把路两旁的桐麻树剥得光溜溜的，许多树因此枯死了。有一次，我从隔壁李家得到一块桐麻树粑，像糠一样，很难下咽。听说，周边生产队还有吃观音土的，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不多，也没像大跨进时期那样饿死人。　　　　七十年代的四川人似乎很被人看不起。队里许多女子都跑到河南去嫁人，队干部说是被人贩子拐去的，其实大多数可能还是自己愿意去，因为嫁到河南，至少能吃饱饭。那些年过春节时，生产队要分发一些国家救济粮，救济粮主要来自河南。有一次，队会计把救济粮袋打开，发现里面有张纸条，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字：“送给四川的懒鬼们”。　　　　当时，我父亲在煤矿当工人，每个月要寄回一点钱和粮票（这恐怕是他饿着肚子省下的），可以买一二十斤粮食。因此，我家的境况在全队要算好的，我们三兄妹总算没被饿过饭。但也由此，我家经常被别人忌恨，不仅分救济粮没份，就是正常的分口粮，如分麦子、谷子、红苕等，队里也总是把最差最少的分给我们。我母亲为此耿耿于怀几十年，至今谈起这个话题，仍深感委屈和不平。　　　　我五岁那年，有一个冬日，母亲带妹妹赶场去了，临走前煮了一锑锅糯米红苕饭，叫我好好看着，回来一起吃。母亲她们前脚刚走，邻居刘么娃就来了。刘么娃大我两岁，平时经常和我一块玩，但为人贼头贼脑的。大概是糯米饭的香味把他吸引来的（我怀疑，在饥饿年代里，人们对食物的气味特别敏感），这小子一进我家，眼睛就不停瞟着灶台，嘴里嬉皮笑脸对我说：“我们一起当伙计（就是作好朋友之义），好不好？”　　　　然后，刘么娃又对我说了许多好话，把我脑袋都搞昏了。看看时机成熟，他恳求我：“把你家的糯米饭拿一碗来吃！”我稀里胡涂地点了点头。刘么娃像一头饿狼一样扑在锅边，端碗舀起就吃，一碗很快下肚，不等我同意，马上又盛了一碗……就这样，不到十分钟时间，他一口气吞了五六碗糯米饭。我在一旁呆了，根本来不及阻止刘么娃疯狂的饕餮之举，眼睁睁看着他把锅里吃了个底朝天。等我清醒过来，“哇”地一声哭了，刘么娃则脚底抹油，一溜烟跑得不见人影。　　　　事隔多年，一想起刘么娃双眼充满血光，像狼一样吞吃我家那锅糯米饭的场景，我都感到不寒而栗。　　
　　我也有同感。顶
　　作者：czy031624　回复日期：　15:56:45　
　　　　我也有同感。顶　　　　_________________　　　　谢谢您的一读!
　　四、三妹崽　　　　我的童年生活中，基本没有青梅竹马，没有长大后可供写诗、怀旧的甜蜜佐料。　　　　如果实在要找一位玩伴来充数的话，三妹崽也许算。但她仅仅是我儿时的一位玩伴，那时，没有青梅，亦无竹马，只有过家家之类的游戏。由于记忆的模糊，我已经回想不起三妹崽的模样了，也想不起她有些什么性格，说过些什么话。我只记得她的名字叫“三妹崽”，是隔壁冯二爷的三女，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她和我一样大。　　　　她的家是草房，墙壁只有背面是石头砌的，其余三面全是泥巴墙。因为泥巴墙承重不行，开的窗子就很小，用几根木棒撑着，少量光线透进来，屋里很暗。那样的窗子，当年几乎家家户户都是，我家也是，叫“牛肋巴窗”。后来，我在一些诗文中提到过“牛肋巴窗”，引起一些文友极大的兴趣，以为很抒情。其实，就居住而言，牛肋巴窗一点也不舒服。　　　　由于要养4个儿女，三妹崽的父母一天老是愁眉苦脸的，特别是她母亲，一个矮小、黑瘦的女人，眼睛很鼓，我几乎从未见她笑过。但我们是娃儿，哪里知道大人的苦处，经常在一块开心地玩耍。我和三妹崽最爱玩的游戏，就是办家家酒、煮假假màng màng（饭的意思），用几粒石子砌成灶，找几片树叶、草根当作饭菜，折几截竹枝当作筷子，玩得有滋有味。有时，我们在三妹崽家那又黑又暗的屋子里跳着、嚷着，吵闹声几乎要把房顶上的草掀翻了。三妹崽的父亲冯二爷走进来吼几句，我便像小猫一样偷偷溜了。　　　　三妹崽和我作玩伴大约一两年光景，也就是四五岁之间吧。五岁那样冬季，三妹崽似乎好久没出来和我玩，母亲说三妹崽得了急病，不让我去她家。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听到她家传来哭声，我跑去一看，三妹崽的母亲、两个姐姐都在哭。原来三妹崽病死了。她小小的遗体停在我们以前一起玩耍的那家黑屋子，我没敢进去看，只见她家屋檐前搭着一床陈旧的小花被子，可能是给她盖着入土的，也不知有棺材没有。　　　　三妹崽的遗体被冯二爷埋在一个叫卢家湾的地方。据说，第二年秋天，冯二爷在三妹崽坟前不远的高梁地干活，突然看见一只野免之类的小动物在高梁地里穿过，消失在三妹崽坟前。冯二爷回来对家里人说，那只小动物可能是三妹崽变的。这个故事是三妹崽的大姐腊芬后来告诉我的。因此，读初中时，每当我早晨或傍晚路过寂静的卢家湾时，只要听见庄稼地有一点响动，心里都很害怕，担心窜出一只野兔或别的什么东西。尽管我知道，它一定不会伤害我。　　　　大人们说三妹崽是得瘟死的。仔细回想起来，那年，三妹崽得的可能是虐疾或急性感冒之类疾病。这种病现在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当年对一个五岁的农村小孩来说，也许就是致命的。　　
　　跟我同时期人，蛮实在。不过我们广西跟你们四川稍有不同，因为地势不一样。
　　　　　　有趣的童年回忆！在我们湖北认为；四川人是挺勤劳的人呵！我也写了一篇回忆录。取名叫《得意忘形》，有三之一是写的童年。望光临指导。
　　五、乡村的动物们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我最熟悉的乡村动物，莫过于家畜和家禽。　　　　家禽主要是鸡、鸭、鹅。七十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没六十年代厉害，每家每户都喂有几只家禽。但这些家禽属于低等动物，主人对它们没啥感情，喂它们主要是为了生蛋卖钱。外婆、母亲她们唤家禽很拿手，一声“鸡——咯咯咯”、“鸭子——哩哩”、“鹅哩——鹅哩”，那些家伙便从竹林、草丛、水田中飞快跑回家来，它们晓得有搞头了。把撒在地上的谷子或包谷啄光后，它们又拍拍翅膀，溜到野外找虫吃去了。它们一生都这样为了吃而瞎忙，没有远大抱负，也不与人亲近，最终只有挨宰的命。　　　　作为家畜的猪也一样，除了吃，就是睡，住的圈也很脏。老实说，我是比较讨厌猪的，特别是猪圈的肮脏，令我难以忍受。尽管小时候特别想吃猪肉，那时，大约个把月能吃一回肉，也许时间更长。即使很难得吃肉，但家家户户都喂猪。打猪草是我们小时候的主要工作，那时，家乡的山坡上、田坎边，到处都留有我的脚板印。等到冬腊月，架子猪长大了，在猪圈“嗷嗷”叫着，显示自己的力量时，它不知道，这也是它的死期到了。　　　　在我的印象中，七十年代，农民是不能随便杀自己亲手喂大的猪的，要办宰杀证，杀的猪自己只能得一半，另一边交公。我不知道这种混帐规定是何人何时作出的，但只要你翻翻历史，就会发现，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中国农民历朝历代都是被侵凌的对象，就像案板上待宰的猪一样。　　　　既然喂猪杀猪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就不说它了。其实，我更喜欢的动物，一是狗、二是牛。乡村的看家狗真叫狗，它们忠诚不二，对主人家不离不弃，它们忍饥挨饿，哪怕十天半月没给它们一点食物，也绝不会背叛它所照看的那个家。我想，如果一个人真的濒临绝境，其他动物都靠不住，甚至其他人也靠不住，只有他的狗能陪他走出苦海。我们家先后喂过四五条看家狗，名字不外乎“黄狗”、“白狗”，有两只还是母狗，生过几窝小崽，给我的童年带来了乐趣。可惜的是，这些看家狗先后都死于非命，要么被饿急的人捕来吃了，要么被乡里的打狗队给打死了。若干年后，我写过一篇散文《一窝小狗》，来纪念这些早年的朋友。　　　　牛，我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敬重。我敬重它的憨实、负重与沉默。我从未见过哪一头牛在它的一生中，意气张扬地活过。它们总是在默默地犁田，忍受着尖锐的鞭子、毒辣的太阳和“嗡嗡”乱飞的苍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没吭过一声。　　　　生产队的牛大约有五六头条，都是专人专户喂养，我小时候难得与牛亲近。只记得有一段时间，队里把这几头牛安排到各家轮流喂养，每当轮到我家时，我便兴奋地牵着那头老水牛，到家前的一口大堰塘洗澡，或到长滩寺河边吃草。等到暮色降临，我骑在牛背上，由它慢慢地走回家。那也许是老水牛最惬意的时光，它一路啃着草，摇着尾巴，喷着鼻息，像一个不说话的老辈子，慢慢陪着我。　　　　后来，那头老水牛得病了，再也不能下田。一个快过年的腊月天，队里决定杀掉它。那天很冷，风很大，全生产队的人都拿着盆子、饭钵，在宰杀的地方——“连儿院子”焦急地等待着。当两个汉子将老水牛慢慢牵来时，它没有一丝挣扎，只有两颗比鸡蛋还大的泪珠，从它浑浊而巨大的眼眶里滚了出来。　　　　那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两颗眼泪。　　
　　作者：glr818　回复日期：　16:19:57　
　　　　跟我同时期人，蛮实在。不过我们广西跟你们四川稍有不同，因为地势不一样。　　　　____________________　　　　握手!
　　作者：文夫1950　回复日期：　16:28:42　
　　　　　　　　　　　　有趣的童年回忆！在我们湖北认为；四川人是挺勤劳的人呵！我也写了一篇回忆录。取名叫《得意忘形》，有三之一是写的童年。望光临指导。　　　　______________　　　　谢谢,有空一定拜读!
　　六、田土边的仇视　　　　“五队那些龟儿子都不是好东西！个个都愿人穷、恨人富，巴心不得你家里吃不起饭，穿不起衣！”我的母亲今年已经61岁了，尽管已离开老家20多年，但每当她回想起当年在农村所受队干部和一些村民的气，仍忍不住骂人。母亲激愤之下，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打击了整个队的人。　　　　我理解母亲的委屈。当年，我父亲远在煤矿上班，每年也就回家十来天，家里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生我时不过21岁，其后又添了妹妹、弟弟。繁重的劳作，使她过早地衰弱下去。而乡村那些充满着褊狭、自私和仇恨的空气，也令她一个女人家倍感痛苦。母亲又比较要强，只要别人欺负到我家头上，她也敢像其他妇女一样，和对方吵上一架。　　　　在那时的农村，只要你家里的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或者孩子读书比别人聪明一点，都可能成为被仇视的对象。当年，全生产队只有我父亲在外当工人，虽然是一个下井的采煤工，但在别人眼里，就是吃国家饭的，我们家就是有钱人。他省吃俭用，每月给我们家和他的养父家分别寄来10多元钱和一些粮票。这点补贴根本不够我们三兄妹糊口，但别人依然十分羡慕，羡慕之余，便是忌妒和仇视。在集体干活时，尽管母亲出工出力并不比别人差，但始终是个“半劳动力”，工分比男的少一半，年终时我家不仅分不到粮，反而要倒补队里的摊派款；平常分点红苕、洋芋什么的，不是份量偏少，就是个头偏小，且总是轮到最后，等我和母亲把东西背回家时，往往是深夜了。　　　　我家自留地的菜也经常被人偷，鸡被人用农药闹死过几次。家门前有一棵大柏树，很高很直，上面还有一个鸟窝。一天清晨，我们起床后，发现这棵柏树被人齐根锯断偷走了，只留下白生生的树桩。遇到这些倒霉事，母亲哭天无路，只好跑到家后山梁上，跺着脚，“贼娃子，你龟儿子全家死绝”地骂上一通。母亲的声音很大，附近几个生产队都能听到。　　　　其实，这些仇视也不仅仅针对我们家。当时，几乎很多人之间都怀着深仇大恨似的，你家的小猪把我家的麦苗拱了，我家的细娃把你家的红藤挖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可能激起一场冲突。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冯二爷和他的亲哥哥发生了矛盾，竟然大打出手。两个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你卡着我的脖子，我揪着你的胸口，从冯二爷的地坝一直打到我家地坝边，再打出两根田埂远，弄得全身上下都是泥土和鲜血。　　　　我外公和他的三哥（我喊“三ɡā公”，就是当过几天伪警察，连累我大舅没当成空军的那个人）好像也结有仇，两人尽管屋基挨屋基，且都是儿孙满堂，但几十年来从来不说一句话。好在两人性子都比较温和，不像冯二爷兄弟那样。　　　　有人说中国人的爱超不出他的血缘。其实，在贫穷和苦痛煎熬的地方，爱已然缺失，血缘和亲情也未见得有多么可贵。在童年的乡村，只有长滩寺河的水波，只有满坡的野花、宛转的鸟鸣、飞舞的昆虫让我留恋，它们自由自在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不理会人间半点恩怨。　　
　　自提一下
　　七、那些老院子　　　　河坝院子、唐家大院子、周家老院子、冯家院子……童年时，长滩寺河一带农村有很多老院子，一般都是十几户人家毗邻居住，有的甚至多达四五十家。比如我大姨妈嫁过去的那个“四合头”大院子，全生产队有一半的人都住在里面。　　　　这些老院子，有的是过去大户地主的住宅。解放后，地主被扫地出门，农民搬了进来，你占几间，我占几间，天井搁放着粪桶，戏台堆满了柴禾，一个建筑精美、气派森严的大宅院，很快被割据得不成样子。这些大院子，如果有幸完整保存下来，如今就是所谓的“风景名胜”。另有一些老院子，是家族聚居繁衍而成，这种大院子建筑很平常，唯一的特色就是大家都一个姓，人气旺而已。　　　　如果把开批斗会、放电影、演戏以及谈天吵架、鸡鸣狗叫等都纳入“乡村文化”的范畴的话，那么，在当时的农村，老院子无疑是得天独厚的。我们队里有一个“连儿院子”，它是两个院子连在一块的。队长、副队长、会计全是这个院子的人，因此，连儿院子成了全队的中心，代表着权力、尊严与文化自信。连儿院子的娃儿打架比别的娃儿狠，甚至院子里的狗叫声都比别处更响亮。　　　　我家是散户，住在连儿院子对面，中间隔了几大块水田。和我家毗邻的，是另外四家散户，匡大爷、冯二爷、李老汉及其二儿子。各家都隔着竹林、自留地，没有形成院子，因此，我们这一处连名谓都没有，更无所谓“文化自信”。每次生产队开会时，队长都是高吼：“冯二爷那边几家，来开会了！”　　　　七十年代，连儿院子经常开批斗会。在我印象中，一般都是批斗那些小偷小摸的人。我有一个三舅公（我父亲的舅舅），他的两个儿子偷生产队的红苕、包谷，每次都跑了，批斗时就由三舅公顶替。他穿着一件烂棉袄，腰间扎一根草绳，在台子上低着头，态度极其谦卑，任队长和大家大声斥骂，一句话也不辩解。等批斗完了，他就默默坐在角落，“吧哒吧哒”地抽叶子烟。火星一闪一闪，映着那张模糊的老脸。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批斗会不开了，老院子又成了放电影的好场所。乡里的电影队轮流到各大队老院子放。不管是在哪里，人们都兴致勃勃赶去，把老院子围得水泄不通。村口一台小柴油机，“呜噜呜噜”直转，放映机安放在院坝中间，一盏大灯泡把放映员和周边观众照得雪亮。挤到放映机周边的，一般是老院子的人，都显出自豪的神色。　　　　最初，放的电影以打仗居多，《战上海》《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上甘岭》《打击侵略者》《洪湖赤卫队》，等等，后来又有一些戏曲片，《天仙配》《追鱼》《女驸马》之类。还有一些片子，不太受欢迎，像《青松岭》《东方红》等。每次放电影，我们这些小孩总是追着放映队跑，从七大队到六、八、九大队，今晚在周家老院子，明晚又在张家老院子，有些电影一连看三四夜也不厌。如果那晚放映机坏了，大家就打着火把，垂头丧气地回家，告诉其他没去的人：“今晚上的电影好看得不得了，叫《英雄白跑路》！”　　　　老院子的“文化生态”大约持续到八十年代后期，就逐步衰落了。土地下放后，各家要种各家的地，打的粮食要晒，又喂了许多禽畜，住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的。于是，人们便纷纷在老院子旁边东拆一壁，西搭一间；有的人积蓄了点钱，干脆搬出老院子，重新择地盖房。整个大院子从此便零零散散，不成体统了。　　　　最近两年，我回乡发现，现在别说是老院子，就是那些新修的楼房，也基本上十室九空。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找了钱的人，就在县城买房，没找到钱的人，仍在沿海一带晃荡。一般来说，他们是不会再回到土地上的了。　　　　我怀疑总有一天，故乡那些老院子，会像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中那个马贡多小镇一样，被一阵风刮得无影无踪。　　
　　时光遥去最近情,期待楼主继续更新,欣赏雨红与响水两位前辈的乡村回忆,果然稻香隐隐,滩水浮荡
　　作者：隆庐山主　回复日期：　10:27:59　
　　　　时光遥去最近情,期待楼主继续更新,欣赏雨红与响水两位前辈的乡村回忆,果然稻香隐隐,滩水浮荡　　　　________________　　　　谢谢您的一读.　　　　时光遥去最近情,这句特有意思　　　　前辈就免了,如果从年纪上算是,但从文字而论,算文友吧.
　　些许感动
　　等待下文
　　许多不见，问好！
　　作者：sssgggqqq　回复日期：　20:48:59　
　　　　些许感动　　 　　　　作者：明晓的　回复日期：　21:14:35　
　　　　继续　　 　　　　作者：坐忘天地间　回复日期：　21:21:09　
　　　　等待下文　　　　　　______________　　　　谢谢三位一读　　
　　作者：赶路秀才　回复日期：　00:39:44　
　　　　许多不见，问好！　　 　　 　　______________　　　　问好,秀才君
　　八、布满血迹的墙洞　　　　不知是不是饥寒生盗心的缘故，小时候，老家一带偷窃成风。从生产队的庄稼、粮食、树木，到一般人家的家禽、家畜、蔬菜，几乎样样东西都可能被偷。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有过或重或轻的偷窃行为。　　　　我和队里的刘么娃、周恒娃、苏小娃们去打猪草时，曾经偷割过三队的红苕藤，被三队的地主周鲁追了几座山坡。周鲁是个老地主，负责看管靠近我们五队的那一片庄稼。他的老婆死了，没有儿女，单身一人，平时沉默寡言的，我们都怕他（那时，地主在我们眼里都是很凶恶的）。那次，他累得气喘吁吁，最终没追上我们。后来想起这事，很为周鲁的敬业精神感动，也为自己的行为而不齿。　　　　一些妹崽家也不学好。有一次，全队的人在一块地里分花生。人群中，我看到唐木匠的四女儿春妹崽不怀好意，对毛三妹崽说：“你头发好乱哟，我帮弄你一下！”结果把人家头上的一个橡皮箍偷偷取了。毛三妹崽只有四五岁，母亲跟别的男人跑了，没人管，穿得烂兮兮的。春妹崽那时十三四岁，长相颇好，但一张嘴巴像刀子，骂人特别厉害。　　　　大人的偷窃更加严重。有的贼（方言读“zuí”）娃子深更半夜去偷人家的猪，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一般来说，猪是要叫的，并且那么重，同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狗，也不知这些贼娃子是如何到手的。每逢腊月间，人们最怕家里的生猪或者腊肉被偷，那样就无法过年了。有一年，我母亲为等父亲回来过年，将三块熏好的猪肉藏在红苕窖里，结果被耗子拖了一块去，另两块啃得残缺不全。　　　　一个冬天的早上，生产队的保管室人声鼎沸。我跑过去一看，原来，保管室的谷子被盗了。贼娃子没能开门进屋，但保管室的石壁上，由于几块条石砌得不整齐，中间留下了一个比拳头还小的洞，贼娃子就是从这个小洞强行伸手进去掏的谷子。估计掏得十分费力，小洞糊满了血迹，很是吓人。　　　　保管室失盗，队干部们很冒火，就一家一家、一人一人地查。先查到冯骟猪匠，手上有伤口，但冯骟猪匠辩解说他是帮人家骟猪时弄伤的，且有主人家作证；后来，又查到石匠刘“大莽子”的手也受伤了，但刘“大莽子”是前几天为亲戚砌猪圈时，被石头砸伤的，当时不少人都在场。查来查去，居然成了一桩无头案，不了了之。　　　　据队会计分析，那晚上，贼娃子大概从小洞里掏了百把斤谷子，过年不愁饭吃了。　　
　　招聘在校大学生做兼职工作说明：1在公司指定的论坛网站发布公司作品信息,协助公司开展网络宣传工作2认真做好工作记录,定期反馈给公司(公司提供工作记录样表)3公司根据实际工作完成情况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进行工作报酬的支付工作要求：1、有良好的上网条件,充足的上网时间,在家办公！2、熟悉论坛操作，对论坛各项功能有一定了解。公司进行简单培训和远程协助！3、做事认真有责任心，热爱学习，有积极向上的进取心，可尽快掌握相关技能技巧！工作报酬：按条计算，具体面谈详细说明！结算周期：日结应聘申请方式网址：(绝不以任何理由收取押金，手续费，更不会拖欠工资)
　　　　　　连看了四篇富有乡村气息的好文章！　　　　不知何故？我对我们老家乡村的偷窃之风，感觉到不是很普遍，只是少数几户人有那种不干净的手脚。
　　作者：文夫1950　回复日期：　10:52:12　
　　　　　　　　　　　　连看了四篇富有乡村气息的好文章！　　　　　　　　不知何故？我对我们老家乡村的偷窃之风，感觉到不是很普遍，只是少数几户人有那种不干净的手脚。　　　　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文夫先生关注,也许因为你们那里是鱼米之乡,富裕一些吧.
　　九、乡村的鸟儿　　　　老家是浅丘陵，每家房前屋后都有一大片竹林，同时，田坎上的柏树、桉树、苦楝树等高大树木也不少，为鸟儿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环境。　　　　小时候，麻雀和画眉（方言叫“画咪子”）是最多的鸟。麻雀一群一群的，在屋檐上扑楞，时不时跳到院坝子中偷吃粮食。那时，许多男孩子都有一把弹弓，用来射麻雀。我的技术不太好，每当我刚把弹弓举起时，麻雀就飞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射下一只麻雀，却被家里的花猫偷偷叼走了。画眉一般在竹林中活动，叫声很好听，不像麻雀那样闹麻麻的。但画眉也偷吃庄稼苗子，人们并不喜欢它们。它们的巢筑在竹杈上，有时，大胆的孩子就爬上竹尖，去摸鸟蛋煮来吃。　　　　乡下人喜欢燕子。每当秧苗返青的季节，燕子们便在细雨濛濛的田野上空来回穿梭，或停在广播线上，叽叽喳喳的。它们小巧轻灵的影子，像春天打下的一个个小逗号。燕子爱依人家筑巢，如果哪家有燕子巢居，那家人会觉得很有福气。我三岁那年，家里也来了一对燕子，在堂屋筑巢育雏，整天从牛肋巴窗飞出飞进，像自家亲人一样熟悉。那对燕子在我家居住了两年，后来不见了踪迹，墙壁上留下一个空空的燕巢。　　　　翠雀（学名翠鸟）也很常见。当你走过长滩寺河边，经常会看见一两只翠雀，悄悄守在河滩的大石头上。河水很清澈，一些鯵子鱼在水里游来晃去，有时露出水面吐个泡泡。一旦目标出现，翠雀便“忽啦”一下扑向水面，叼起一条白花花的小鯵子鱼，迅疾飞到河对岸的芭茅丛去了。它们有着一身漂亮羽毛，但性格十分机警，从不与人接近。　　　　斑鸠是一种体形较大的鸟，尾巴长，叫声很急促，“咕咕咕——咕”，总是三短音加一长音，像一个人丢了东西，在到处哭诉一样。它一般在比较高的柏树上筑巢。有一次，和我一起打猪草的伙伴苏小娃，在斑鸠窝掏出了一只小斑鸠，并送给了我。小斑鸠还不会飞，我将它放在一个破瓦罐，每天给它喂米粒、麦子和水，还找了一些布条为它暖身子，但没几天，小斑鸠就死掉了。那是个很冷的冬天。大人说，不会飞的小鸟离开了娘，活不了多久。如今，想起那只死去的小斑鸠，心里仍有一丝隐隐的悔意。　　　　在乡下，还有一些鸟儿，如布谷等，由于它们远避人类，我只熟悉其鸣叫声，很少近距离看到过它们。春二三月，长滩寺河两岸，满山遍野都是布谷鸟儿的声音。布谷催春，表明农事已忙，但在年少的我听来，总有一种莫名的惆怅感，这种惆怅感至今仍伴随着我。　　　　还有两种鸟儿，不知其名，但叫声十分奇特。一种鸟儿飞得很高，在村庄上空发出“李贵阳”的叫声，像在唤一个人的名字，孩子们就叫它“李贵阳”。另一种鸟儿，一发声就是一长串，声音特别婉转，好像在喊：“儿点豆子娘丢灰”（儿子在播种豆子，娘在后面撒火灰作肥料）。有意思的是，我经常听到这种鸟叫声的时候，恰恰是四五岁时，母亲带着我在自留地田坎上播种春大豆，从而留下了深刻印象。　　
　　拜读，欣赏从容的文字！
　　作者：还爱吗　回复日期：　14:53:35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一读!
　　作者：何雨红　回复日期：　17:24:33　
　　　　拜读，欣赏从容的文字！　　 　　 　　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您的系列更精彩!
　　学习！
　　十、第一次坐汽车　　　　我第一次坐汽车，可能是三岁时，即1972年（次年父亲就当煤矿工人去了）。由于太小，记不清当时的情况，只知道是一个表叔带我去鸣钟乡五排水库，看望我的父亲。　　　　虽然记忆久远模糊，但第一次坐车的印象十分深刻。汽车对于我来说，仿佛一个巨大的怪物，令我幼小的心灵充满恐惧，又充满惊奇。我紧紧抓住表叔的手，胆怯地站在车里，四周都是大人，感觉特别高大、压抑，像一座座山一样压迫着我。当汽车行驶的时候，窗外的树木箭一样飞快往后退去，我感到天摇地晃，头晕目眩，好像走进了一个古怪而神秘的世界。　　　　三岁左右，我好像跟着母亲还坐过牛车。我模糊记得，当时沿口一带是有载人的牛车的，从沿口拉到罗家坝、乐善。拉车的是黄牛，速度很慢，公路上到处都是牛屎。（关于武胜是否有过牛车这一段回忆，我也不敢肯定其准确性。）　　　　说到五排水库，再提及一下我的父亲。父亲从小经历坎坷，1966年才初中毕业，那年他已经20岁了，再隔三年，他就和母亲结婚，生下了我。父亲虽是一大龄学生，但成绩相当好，如果不是“文革”，他一定能够读高中考大学。结婚后，父亲到五排水库抬石头修堤坝。一块石头四五百斤重，他一抬就是两年多。父亲还学了理发的手艺，在工地上，每当大家休息时，他就拿出剪子和剃头刀，为工友理发，一个人三分钱。　　　　1985年，我在响水滩读中师，曾和班里同学一起到五排水库春游。当我来到这座长滩寺河上最大的水利工程时，登上堤坝，仿佛听到了父亲他们“嗨哟嗨哟”抬石头的声音。　　
　　作者：jghbjxp　回复日期：　09:38:24　
　　　　学习！　　______________　　　　谢谢一读
　　很质朴的故事,质朴的人,气息很美
　　十一、嘉陵江漂过的木排　　　　我的叙述终于小心地接近嘉陵江了。　　　　坦率地说，嘉陵江与我的感情不是特别深厚。从出生，到读小学、初中、中师，再到当老师，直至20岁左右离开故乡，我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在长滩寺河流域两岸。虽然，长滩寺河仅仅是嘉陵江的一条小支流，但在我心目中，它占据了更重的份量。　　　　不过，六岁左右，嘉陵江与我有过一次亲密接触，令我一生难忘。　　　　事情原委说来很饶舌，我父亲有一个养父，是他的大舅，也就是我的大舅公，在沿口某单位当炊事员。大舅婆死后，他在中心镇另娶了一个女人，两人膝下无儿女，就与我父母亲商量，让我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于是，我来到了中心镇花市街，住在大舅公新娶的后妻家里（大舅公在沿口上班，周末回中心）。父母以为我的日子从此很好，其实，那完全是个噩梦。大舅公的后妻是个典型的吝啬鬼和势利女人，自打我一进门，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每天强迫我到江边捡炭花，完不成量便不给饭吃，还要挨打。　　　　那时，中心镇有灯泡厂和丝厂等企业，红火一时，它们的锅炉煤渣就堆在嘉陵江边，堆成了一座山。煤渣中有少数炭花未燃尽，镇上居民便捡来作生活之用。那些日子，我提着竹筐，在煤渣堆里扒上扒下，弄得全身黑黢黢的。每当累了，便一个人坐在岸边，孤独地望着奔流的江水发呆。　　　　当年嘉陵江十分清澈，摆渡的都是大木船，坐在船上，能清晰看到江底的鹅卵石。在江边，偶尔能看到一两艘汽轮（人们称作汽筏子）开过，后面拖着一大串拖船，装着煤炭、粮食之类物质。每当汽轮开来，江水一浪一浪，摆渡的木船摇摇晃晃，江水冲上滩边，在鹅卵石堆上激起一阵阵细碎的浪花，很是好看。　　　　除了木船和汽轮，江面上经常漂过一串串木排。这些木排上，有用树枝搭成的棚子，人就坐在棚子里，有的木排上甚至有女人、小孩，还在生火煮饭。木排多的时候，江面密密麻麻的，像蚂蚁搬家一样。那些木排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当年我不大清楚，只觉得很稀奇、好玩。后来长大后，我猜想，木排应该是嘉陵江上游一带人砍伐下来，顺水漂到合川、重庆去卖钱糊口。那些年，嘉陵江上，也不知漂过了多少这样的木排，奔波着多少辛苦营生的人们？　　　　在中心镇，我只呆了一个多月，实在忍受不了那个女人的虐待，趁母亲来中心赶场，号哭着跟着她回家了。滔滔嘉陵江水，就那样冲涮过一次我的童年。　　
　　作者：1icecoffee　回复日期：　15:09:20　
　　　　很质朴的故事,质朴的人,气息很美　　　　________________　　　　问好
　　期待继续
　　十二、简家院子　　　　虽然嘉陵江于我不算亲切，但我的根其实是在嘉陵江畔。　　　　在中心老街的河对面，有一处山垭名皂角桠，以前属民建乡，从皂角垭翻上去，就是简家院子，我的祖辈就曾生活在那里。简姓在全县属极少数姓氏。我读小学时，由于姓氏奇特，经常被同学们嘲笑为“捡狗屎娃”，为此，不知与同学打了多少回架，但局势始终无法逆转。后来，我弟弟入学后，又遭遇与我同样的霉运。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羡慕那些张、王、李等大姓的同学，觉得他们姓得真好。　　　　长大后，曾与祖父探讨过本家姓氏。他告诉我，简姓是从蹇姓分出来的，本源于春秋晋国蹇叔一族（《左传》中有蹇叔哭师的著名典故），明洪武时，蹇氏自湖北孝感入川，主要聚居于重庆一带。先祖蹇义曾做过明代五朝尚书，老归故里，因功勋卓著，赐天官府，建天官街，天官街据说曾占断半边重庆城，至今尚存其名。先祖蹇义辞世之前，虑及家业甚大，一旦族人犯罪，恐全族不保，乃遣散部分子孙迁居嘉陵江中游及渠江一带，并改姓简氏。不知祖父的说法是否确切，长大后的我，对家族史并不太看重。在宗法文化早已没落的现代中国，姓氏是否高贵，祖宗是否显赫，对一个普通人家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从未在简家院子生活过。两三岁时，曾骑在父亲的“马马肩”上，到过简家院子一次，但印象全无。我的祖父、父亲他们倒是在简家院子长大的，并且荣获“地主子女”称号。据说，我的曾祖父（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以前是嘉陵江边的纤夫，后来有了点钱，便买船拉货，再后来钱挣多了，不再跑船，在老家买了一两百挑田，当起了小地主。“挑”是老家计算田亩的术语，一亩大约相当于4.25挑。也就是说，我曾祖父当年最多买了50亩田（相当于现在的种田大户）。但他买得不是时候，恰好是快解放的前两年买的。曾祖父于买田后不久病逝，躲过了一劫，但噩运落到了他的子孙头上。　　　　由于家里有钱，我祖父在解放前读过初中，16岁就结婚，18岁生我伯父，20岁生我父亲，再后来结发妻死了，续弦生了我姑妈。祖父年轻时在重庆一家大餐馆当会计，解放后，由于成份不好，经历重重磨难。曾在川西雀儿山修过川康公路，被当地少数民族在脖子上划了一刀，幸好他懂几句当地语，才没丢命，那道刀痕一直留在他脖子上。后来，他又在松藻、三汇坝等煤矿当工人，以普通会计师身份退休，1991年因骨癌病逝。病逝前，祖父实现了两大心愿，一是入党，此前他追求了三十年，皆未获通过，以至在睡梦中经常大喊：“老子不是地主，老子是好人！”二是单位给他分了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此前几十年，他一直和别的工友搭伙挤工棚，可惜的是，他仅仅在分的房子里住了半年，且是躺在病床上。　　　　祖父一生都在外奔波，“地主分子”的罪名和折磨，落在了我的后祖母和父亲三兄妹身上。伯父14岁时，经常被队干部喝令去出义务工，修路、挖田、挑水，什么重活累活都要干。他实在受不了，一个人流落到正在修建的襄渝铁路工地上，当了一名筑路工，后来，又辗转到荣昌某煤矿，当一辈子煤矿工人。我姑妈长到十七八岁，由于容貌不错，有队干部对她不怀好意，无奈之下，她和另外几名成份不好女子一起，搭货船沿嘉陵江、长江顺江而下，流落到湖北鄂州一农村，草草嫁人。姑妈非常思念嘉陵江和简家院子，她将自己最小的儿子取名为“嘉陵”。　　　　我父亲小时的经历，应该比伯父、姑妈还要坎坷。他的生母（也就是我的亲祖母）死时，他才一岁半。那年还未解放，祖父他们家被人诬陷藏有枪支，乡长（注意：是国民党的干部）派人抄家，一无所获，由于祖父在外，就把祖母带到乡公所（？）拘留了几天。祖母回家后，很快就吐血病死了。据说，当祖母的遗体停在灵堂时，我幼小的父亲还爬到她的身边，哭着要吃奶。祖母死后，祖父娶了后祖母，又把父亲过继给他的大舅（家住罗家坝，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于是，从两三岁到十几岁，父亲像一个流浪儿一样，在中心和罗家坝之间来来往往，饱一顿饥一顿，也不知尝尽了多少人间辛酸，听说他十三岁，还独自跑到重庆去过。父亲于1973年招工到煤矿，我们家也可称为“煤矿世家”。父亲虽经历坎坷，但生性善良、豁达，他一辈子最擅长的事，就是巴心巴肠帮助他人，且为此吃过不少亏。母亲经常责怪他：“一辈子老实惯了！”　　　　祖父生前，很少向我们提起简家院子的往事，病逝后安葬在伯父所在的荣昌县，未能魂归故里。今年春节，父亲携母亲回到阔别多年的简家院子，全院子的人都不认识父亲了。他在荒草丛中费力找了半天，终于找到我祖母的坟，磕了两个头。　　
　　十三、小学一年级　　　　1976年9月，我六岁多，开始上小学读书了（方言叫“发蒙”）。我读书的地方，是邻村八大队小学，离家要走二十分钟左右。本来可以在本大队小学读书，但那年八大队小学办了一个初中班，我的小姨妈（方言叫“嬢嬢”）恰好在那里读初中。母亲说，下雨天时，嬢嬢可以和我一起去，于是带我去八大队小学报了名。当时，一学期学费大约是两块钱，但很多人都交不起，往往要拖到期末，家里才东拼西凑交来。　　　　第一次来到学校，看到陌生的老师和同学，心中很是胆怯、紧张。我的老师姓徐，是个和善的老人，50多岁，视力不太好，看人半眯着眼。当徐老师开始点名时，其他同学都大方地回答“有”，我却涨红了脸，慌慌张张地答了一声“哎”。徐老师微笑着，向我点了一下头。　　　　开学后没几天，便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毛主席对六岁的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熟悉，是因为大家天天都把他挂在口头，说陌生，因为我实在不晓得他是干啥子的，为什么人们这么敬畏它。当时，学校也搭了灵堂，一些老师带着高年级的学生在扎白花。人们脸上好像也并不很悲伤。毛主席死了不久，又开始流行“打倒四人帮”、“英明领袖华主席”等口号，大人喊，我们也跟着喊。　　　　至今想来，遇到徐老师作启蒙老师，是我的幸运。徐老师不仅性格好，而且懂拼音教学。要知道，七十年代，我们那一带，可没有几个老师会拼音，由此也造成无数学生成为拼音盲，语文成绩一塌糊涂。徐老师的拼音虽不标准，但毕竟完完整整教会了我们。我的语文基础能打得比较扎实，与此不无关系。每当回忆起徐老师微眯着眼，拿着斑竹棍，在讲台上教我们认“a”、“o”、“e”的情景，心里都很温暖。　　　　小学一年级课本内容，我印象很模糊了。依稀记得第一册语文书里，首页是“毛主席万岁”，次页是“天安门、五星红旗”，然后是拼音，识字中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之类，还有《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农夫和蛇》等课文。上第二册时，由于刚打倒了“四人帮”，又是春天，好像有《你办事，我放心》、《燕子回来了》等课文。数学课也是徐老师上，他叫我们将家里的高粱杆砍成一小截一小截的，带到课堂上，教“1”就举一根，教“5”根就举五根。于是，每当上数学课，教室就是一片“哗啦哗啦”的高粱杆响声。我们也上体育课，操场是泥坝子，连一张乒乓台都没有，大家就在操场上乱跑一通。我们甚至还上过音乐课，徐老师张着缺牙的嘴，教我们唱《东方红》，全班同学五音不全、声音洪亮。　　　　我们的教室，是刚修好的石头房子，瓦片房顶，木头窗子，书桌是长方形条石搭成，凳子也是石头的。冬天时，石桌石凳非常冰冷，不少同学便从家里提来烘笼（一种瓦钵，里面放有炭火，外面用竹篾条编裹）和草蒲团，借以暖和身子。打霜落雪天气，大家冷得抖抖瑟瑟，烘笼也不顶用。下了课便在教室外的石壁上，一大群孩子挤在一起，你推我，我挤你，号称“挤油渣”。那时，很多同学整个冬天都穿着“刷巴裤儿”（单层薄裤），打着光脚板，脚趾头长满了冻疮。　　　　我从读一年级起，学习成绩都不赖，先后当上了学习委员、副班长、班长。读小学时，只要你成绩好，老师就会让你当班干部。但我毫无组织能力，且性格内向，和同学一打架，就会哭鼻子。因此，徐老师每学期都在我操行评语上写着：“学习认真，热爱劳动，性格老实，但有些小气。”　　
　　晚上拜读
　　读起来很温暖
　　作者：明晓的　回复日期：　19:55:25　
　　　　晚上拜读　　 　　　　作者：甘武进　回复日期：　21:10:52　
　　　　读起来很温暖　　　　　　_______________　　　　谢谢二位文友!
　　十四、1976年的大雪　　　　毛主席死的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到处白皑皑的，连田野小路也被厚厚积雪覆盖着。　　　　大人们说，以前很少看到这么大的雪，大概是老天为毛主席下的吧。小时候，我们那一带比较迷信，经常流传一些荒诞的传说。比如，有同学在学校夸口，说某天某天，看见巨大的人影在天上像云一样飘过，他们是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朱德。又有人说，某天某天，毛主席的像在河边的大石头上出现过。在神权时代，这样的无稽之谈流布于小民之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除了蒙昧和敬畏，什么也不知道。　　　　那场大雪似乎持续了十几天。晚上，我和妹妹、弟弟挤在一起，冷得直打哆嗦。那年，我妹妹三岁，弟弟才一岁多。母亲很辛苦，她要冒着大雪去挑水，拔萝卜，洗红苕，为我们煮饭。每年冬天，母亲的手上都裂开一道道口子，叫“皱口”；脚上则长着“肥疙瘩”（一种皮肤病，很痒，且不容易好），那是由于经常赤脚下地，土地有寄生虫的缘故。当我们透着牛肋窗，依稀看见母亲披着蓑衣回来时，便兴奋地呼喊起来。因为只有母亲回来，灶里才会冒烟，热腾腾的红苕饭才会端到我们手上。　　　　在那样的大雪天，能吃上一碗红苕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队里许多家都揭不开锅了。就在下大雪的次日，听说又抓到了一个偷生产队粮食的人，队里要开批斗会。原来，他把偷来的粮食藏在屋外地窖里，为掩人耳目，用蔑席盖住洞口，还在上面铺上泥巴，种上萝卜秧。谁知，一场大雪压塌了蔑席，露出洞口，正好被雪中查访的队干部发现……　　那场大雪正赶上我们放寒假。领通知书那天，老师们发完通知书，都赶回家了。一些同学还留在学校“挤油渣”，从一年级到初中班的人都有。渐渐地，高年级的学生表现出野性来，他们像大人开批斗会一样，疯狂地跳着、嚷着，把我们班的木窗砸烂，掰下木格子，堆在地上烤火。不一会儿，教室六个窗口的窗户全部被砸烂，留下空荡荡的窗口，北风呼呼穿过，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进教室，铺满了我们坐过的石桌子、石凳子。　　　　后来，我们教室一直就这个样子，没有窗户，到外透风，夏天还将就，冬天则冷得难受。还好，以后几年都没有下过大雪。　　
　　喜欢这样直白的叙述，没有过多的修饰，朴实，淡定，就像我们四川话说的“摆龙门阵”，60 70年代的农村长大的孩子大多有过这样的 经历，那时的苦，在现在想来或许很是怀念，谢谢你再次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回忆中。。。。
　　你是真切的把农村生活描述出，让我们回忆着小时候。
　　作者：dezhougushi　回复日期：　13:51:47　
　　　　喜欢这样直白的叙述，没有过多的修饰，朴实，淡定，就像我们四川话说的“摆龙门阵”，60 70年代的农村长大的孩子大多有过这样的 经历，那时的苦，在现在想来或许很是怀念，谢谢你再次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回忆中。。。。　　 　　　　作者：kangaroo_ldc　回复日期：　14:11:08　
　　　　你是真切的把农村生活描述出，让我们回忆着小时候。　　　　
　　　　作者：dezhougushi　回复日期：　13:51:47　 　　　　　　喜欢这样直白的叙述，没有过多的修饰，朴实，淡定，就像我们四川话说的“摆龙门阵”，60 70年代的农村长大的孩子大多有过这样的 经历，那时的苦，在现在想来或许很是怀念，谢谢你再次让我回到了那个年代。。。。回忆中。。。。　　　　 　　　　　　　　作者：kangaroo_ldc　回复日期：　14:11:08　 　　　　　　你是真切的把农村生活描述出，让我们回忆着小时候。　　　　________________　　　　谢谢一读,一代人的记忆是共同的　　
　　十五、打倒杨生贵　　　　“报告！徐老师，他要打倒杨班长！”　　　　正上自习课时，坐在后排的同学周某某突然站起来，手里拿着那张我写的“打倒杨生贵”的纸，指着我，大声武气地向徐老师揭发。顿时，全班同学的眼光都向我射来，我无地自容。　　　　徐老师走到我们身边，把那张纸看了一下，没有生气，只轻轻对我说了一句：“不要乱写这些东西，你们还是小学生！”又继续改作业去了。　　　　这是发生在小学二年级（1977年）时的一件事。那年，杨生贵刚到我们班，由于他留了一个级，成绩还不错，就接替原来一个姓余的女同学，当上了班长。我好像是学习委员。杨生贵为人很老实，从不沾惹他人，但既然是班长，就少不了几个“狗腿子”同学（“狗腿子”一词，来源于当时的课文和电影）。周某某和他坐在一排，成绩不好，经常抄他的作业，所以是他的铁杆“狗腿子”。我和杨生贵关系其实不错， 那堂自习课，我闲着无聊，就写下了这几个字，和他闹着玩，谁知周某某告了密。杨生贵只当了一年班长，成绩不断下滑，最终班长职务被我取而代之。我真的把他“打倒”了。他似乎没考上初中，不知后来命运如何。　　　　每当我想起“打倒杨生贵”这件往事，就不断反省自己：当年我不过一个小学生，为什么语言会那么暴力？也许是拜那个时代的特色斗争文化所赐。　　　　我虽出生在“文革”中，但年纪太小，对“文革”的印象十分模糊。我们那一带又是穷乡僻壤，开批斗会，人们也说不出个高深的政治理论，只把地主或偷东西的人绑来臭骂、痛打一番。除此之外，我记忆深刻的，就是那些刷在墙壁、岩石和过水天桥上的标语，什么“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孔老二”、“打倒邓小平”，后来，又是“打倒‘四人帮’”，等等。“打倒”成了一个常用词。我们小孩子之间有了矛盾，要发泄一下，往往高吼几句：“打倒某某某！”　　　　其实，小孩子之间的“打倒”，只是一种文斗，真正厉害的是打架。几乎每一个农村男孩子都打过架。也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大多是在玩耍中惹毛了，便拳脚相向。打架时，程度轻一点的，就“按腰子”（摔跤），把对方死死压在身上，直至对方屈服作罢；重一点的，就“甩碇砣子”（用拳头打），把对方打哭作罢，一般不像大人那样打得头破血流。有时，也打泥巴和石子仗，动作笨一点的人，头上常被打个青包。　　　　我性格比较胆小，很少主动挑衅别人，遇到别人欺负时，常常因落败而哭鼻子。有一个傍晚，我放学后到八大队供销店打煤油（小时候，家里照煤油灯），遇到了高我两年级、外号叫“麻布口袋”的学生。“麻布口袋”也姓杨，个子很矮，身上总穿着烂襟襟衣裳。我和“麻布口袋”个人之间并没有仇，但他们杨家院子的小孩经常和我们另一伙小孩打群架。打群架时，我看见“麻布口袋”和我一样，总是往旁边梭，看来也是个胆小鬼。　　　　但这次在供销店，只有我们两个人，“麻布口袋”仗着比我大几岁，突然向我发动了攻击，揪住了我的双耳。我立刻反手，也揪住了他的双耳。我们两个就像《阿Q正传》中阿Q与小D打架一样，相互头顶头，死死揪着对方耳朵不放。相持中，我头冒金星，耳朵热辣辣的，像要被揪掉似的，“麻布口袋”体力和我差不多，他也被揪得很难受。我们一直僵持了十多分钟，筋疲力尽，谁也没“打倒”谁，他一松手，我也立即松开了手。虽然打成平手，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次难得的胜利。　　　　那次打架，从动手到罢手，整个过程，我们之间居然没说一句话。我到现在也感到奇怪：为什么“麻布口袋”一定要攻击我，我们必须要打这一场沉默的架？也许，那时，不熟悉的孩子之间，打架是天经地义的事。　　　　许多年后，我回乡听人谈起“麻布口袋”，说他在广州打工时，被一麻袋水泥砸死了。他是个孤儿，从小跟爷爷婆婆长大。　　
　　拜读中
　　十六、“四个现代化”　　　　“到2000年，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读小学时，老师让我们把这段话抄好，贴在家门上，给家人宣传。每当我把这段话大声地读给母亲、妹妹、弟弟他们听后，就深深地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幸福地想象一下“四个现代化”的样子。　　　　那时，对于七八岁的我来说，2000年像一个终极时代，在岁月遥远的那端等候着我们。我相信，到了2000年，我们要什么便有什么，比如，电灯、电话，坐汽车、火车、飞机……当然，我肯定不会再打猪草了，机器可以造猪肉，还可以造粮食，造衣服……想一想这些美好的事情，就对2000年有一种强烈的渴盼。“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学习”，是我们写作文时的流行语，放之任何一篇作文而皆准。　　　　1978年左右，我们那一带出现了“机耕船”，让我对“四个现代化”有了一点更近距离的体验。“机耕船”，是一种样子既像船又像拖拉机的机械耕田设备，当它初次出现时，轰动整个乡野。全生产队的人都挤在田坎上看热闹，把庄稼踩倒了一大片。连队里的牛们也感到好奇，纳闷这个怪东西为啥取代了它们，能够在水田中来回犁田？“机耕船”的驾驶手更是得意非凡，接受着人们艳羡的注目礼，表情像一个干部。　　　　这样的热闹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老家是丘陵地带，梯田多，每块田的面积很小，且不规则，用“机耕船”耕田很不方便。梯田要开一个大口子，用泥巴填成斜坡状，“机耕船”才能开进来；在耕田时，“机耕船”只能直来直去，一些拐角地带无法耕挖。一些老农民看了几天，摇着头走了，抛下一句：“还不如用牛犁田好！”　　　　我们大队那艘“机耕船”风光了一个冬天，便被扔在大队保管室旁。再隔几年，它就成了一堆废铁，只有船舱还完好，小孩子们就在船舱里爬来爬去，藏猫猫玩。后来，我路过其他地方的大队办公地点，也发现了一堆类似的破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机耕船”一类东西，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东欧参观后，被人家的机械化生产所震撼而引进的。当时，还提出1985年中国要实现“农业机械化”。　　 　　“机耕船”的没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尽管读初中时，我还对“四个现代化”抱有幻想，但随着年龄渐长，特别是到了1985年，“农业机械化”的一点影子也没有——我终于知道，那不过是一个梦。　　　　在传说中的2000年终于到来时，我刚好而立之年，已在煤矿工作了十年，由于企业效益极差，为养家糊口，刚调到一家区县小报当编辑。也就是那一年，我们那个煤矿1万多工人因没有饭吃，起来闹事，把矿长、书记围困了一天多，并掀翻了10多辆警车。　　　　那些工人肯定和我一样，曾经为“四个现代化”而激动过、憧憬过。　　
　　十七、春天的油菜花　　　　我喜欢长滩寺河边的春天。春天一到，两岸村庄的杏花、梨花、桃花、李花和油菜花都开了。尽管早春的风依旧清寒，但那一缕缕花香，像美丽的爱情，在贫穷的大地上顽强而固执地荡漾着、飘溢着……　　　　我家门前种有三株梨树，两株李树，一株刺槐树。后来，我打猪草时，又找到了一棵桃树苗，种在菜地边，两年后居然也长高了。每到春天，我坐在地坝的石头上做作业，洁白的梨花、李花和粉红的桃花会随着微风，轻轻飘落到我的身上、作业本上。那场景颇有诗意，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刺槐树（也叫洋槐树）开花晚一些，当它披散着一串串雪白的花瓣时，已经是暮春了，田里的秧苗开始返青，燕子在微风来回穿梭，布谷也在山岗上亮开了嗓子。长滩寺河边，有一处叫空滩子的地方，长满了刺槐树，它们的花瓣映着三月的春水，像一个清丽的梦境。　　　　但老家最令我动心的，还是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它们的景致太盛大、太张扬了，那时，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座山岗到另一座山岗，从一条沟壑到另一条沟壑，到处是一片金黄色的海洋。那些色调浓烈、花事灿烂的油菜花，它们来到人间，似乎就是为了把贫瘠的山野打扮一番，让春天更像春天的样子。　　　　当年，我们那一带种的是“胜利”油菜，植株很高大，差不多有一个人多高。一块油菜田，就像一个迷魂阵，人钻进去后，身影完全被密密麻麻的花叶所掩藏。如果打仗的话，南方的油菜田和北方的青纱帐一样，是很好的隐蔽场所。但那时无仗可打，油菜田里，偶尔会钻进一二青年男女，发生一点暧昧的故事。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油菜田最大的好处，是打猪草不用发愁。一场雨水过后，田里野草丰茂，清明菜、鹅儿肠、飞机草（毛茛）、侧耳根、泥鳅串（马兰）……各色各样的野草水灵灵的，一抓一大把，很快就装满了猪草背兜。顺便说一声，“打猪草”和“割牛草”是有区别的，因为牛几乎什么草都吃，所以见到野草只管用镰刀割；而猪则不一样，有些草（如茅根草、铁马鞭）纤维太粗，它绝不会吃，所以猪草要精挑细选。油菜田长的野草比较纤柔，正是上佳的猪饲料。　　　　打猪草时，常常是我、妹妹、隔壁的小英姐姐、叫花娃、刘么娃几个在一块。我们钻进油菜田，不一会儿，就打好满满一背兜猪草，然后，蹲在油菜花下打牌。那时流行赌“十点半”，赌具是一把旧扑克，不知从哪儿捡来的，赌注则是一把猪草。输了猪草的人，回家时往往落在后面，因为他要重新去打，否则会被大人痛骂一顿，吃不到饭。　　　　读初中时，我喜欢在开满油菜花的田埂散步，温习功课，背背课文。有阳光的春日，油菜花散发着朴素的淡香，蜜蜂飞舞，斑鸠在竹林中鸣叫。若在田埂上美美睡上一觉，是一份难得的享受。　　　　油菜花的花期比梨花、桃花、李花稍长，一般繁盛在惊蛰，萎谢在清明。当一夜风雨过后，漫天花瓣就悄然飘落在梯田深处，一丛丛竹林外，长滩寺河的流水开始变得响亮、活泛。汩汩波涛带着乡村的微薄红颜，带着一些难以言说的哀悯，默默流向远方。　　
　　自提一下
　　market
　　作者：婴儿天使　回复日期：　18:56:20　
　　　　market　　　　____________　　　　市场?销路?　　　　这篇帖子好像没市场呵.　　　　:)　　
　　记号下，吸毒
　　作者：片刻妖娆　回复日期：　01:15:47　
　　　　记号下，吸毒　　　　___________　　　　:)
谢谢,吸毒是什么意思?
　　十八、山湾的柏树被砍光了　　　　大约是1980年左右，土地开始下放到户。最初，下放的是一些边角地、田坎地之类，叫“兼种地”（这个词是我母亲后来回忆起来的）。就是这一点“兼种地”，已使全生产队的人兴奋不已，看得比身家性命还要宝贵。　　　　我家和冯二爷家分的田坎地毗邻。冯二爷是个爱贪小便宜的人，他在播种胡豆时，故意往我家的田坎地多挖几锄，大约占了一尺宽。母亲见了非常冒火，找冯二爷论理，与他翻天吵了一架，但冯二爷最终没有退出那一尺地来。有一段时间，田坎上到处都是吵架声，不外乎你占了我的地角，我挖了你的田坎。　　　　次年，土地全部下放到户，队里的农具、种子等集体资产也逐一分配。那几条耕牛分没有，印象不很深。但田土里的树木，我是亲眼看到人们疯狂地砍伐一空的。我队“连儿院子”以西靠近六队的地方，有一个山湾叫柏树湾，长满了柏树。平时，我们打猪草喜欢在柏树湾里玩耍。这个山湾也是画眉、斑鸠等鸟儿的乐园，不少柏树上都有鸟巢。但现在，柏树湾的田土要分给私人，这些柏树是集体资产，不好继续保存，只能一砍了之。　　　　灾难降临的那个下午，全生产队的人都拿着砍刀、锯子、斧头，来到柏树湾，开始分树。队干部把每一棵树都标上计号，按户分给大家。刚分完，众人便涌进树林，像风卷残云，一阵刀砍斧斫，所有树木，包括那些幼树甚至树苗，无一幸免。原本林木茂密的山湾，此刻光溜溜的，地上摆满了柏树的遗体，鸟儿在空中张皇失措地乱飞。　　　　后来，我想起这一幕，感到很痛惜。本来，老家经过五十年代大炼钢铁，就几乎没有成片的森林，对这些残留的树丛，又何必大动斧钺呢？但那时大家认为，田土既然分了，这些树木即使不砍伐分给各家，也会被人盗伐掉的。那是一个刚刚“天下为家”的时代，人们的私欲突然被鼓励和激发了起来，看见什么都想分掉。莫说树木，就是坡上的石头，只要可能，也会被人扛回家的。我理解柏树湾的那一场劫难，那是迟早会发生的。　　　　土地下放后，再也听不到集体出工的号子，也听不到生产队长大声训斥某某某偷懒的声音，人们像一只只辛勤的鸡，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拼命地刨着，比赛着起早摸黑、披星戴月……那年秋天，田里长满了金黄的水稻、大豆，田坎上立着红彤彤的高粱，确实是一个丰收年。就连我家这种缺少劳动力的家庭，靠母亲一个人努力，也打了两千多斤谷子。　　　　人们终于吃饱了，谈吐间有了一些笑声。但满山的树木不见了，那些山头，就像一个个巨大的“癞子”，尴尬地站在村庄背后。　　
　　十九、“国”　　　　长滩寺河从我家背后的山梁子绕过。由于附近有个“十一”水电站，将大部分河水引渠截走了，因此这一段河床显得空荡荡的，水流平缓，清浅见底，人们称之“空滩子”。　　　　我家离空滩子大约两里路远。平时，村里的女人们经常到空滩子洗衣裳，夏天一旦干旱，井里的水没有了，人们便到空滩子挑河水吃。那时，长滩寺河的水很清洁，没见谁喝了生病。　　　　空滩子有一石头，一丈见方，四周水稍深，可淹至大人肩膀。我们小孩很喜欢这块石头，把它叫做“国”（这个词非常形象，不知当时是谁首先叫的，估计是受战争片的影响），夏天经常在此洗澡，在“国”上争来推去，把对方挤入水中，谁最后留在“国”上，谁就是“国王”。我们把这种游戏叫作“争国”。一到夏天，一二十个孩子在“国”里一片混战，满河尽是我们的笑闹声。　　　　我六岁前水性很差，有一次在家门前的堰塘洗澡，差点淹死。后来，经常和刘么娃、周恒娃、苏小娃他们在空滩子“争国”，很快就学会游泳了，从最初的狗刨骚，到后来的蹬仰猫（仰泳）、凫排水（自由泳，排读去声）、瓮密子（潜泳），基本都会，虽然技术不太好。我们那群孩子中，有一个王二娃子，水性特别好，长滩寺河涨大水时，他敢一个人从“国”上顺水而漂（本来有一个方言词，但我一时想不起了），一直漂到下游两公里处的“十一”水电站。　　　　我们小孩子“争国”，一般是下午时间。一到黄昏，在地里劳作了一天的男人们，便两两三三来到“国”里洗澡。有一个夏日傍晚，我的一位远房表叔——是个光棍——带我来到“国”里，碰到队里另一个光棍冯么娃也在洗澡。两个光棍汉都年近三十，洗着洗着，就聊到了队里女人偷汉子的事，丝毫不顾忌旁边有个五六岁的我。从他们的聊天中，我知道了一点少儿不宜的乡村秘密，譬如，队里有个女人，为了一袋米，就与别的男人在田头睡过觉。　　　　两个光棍在“国”上讲得唾沫横飞，两眼发直。若干年后，他们幸而都脱离了光棍行列，冯么娃当了小砖窑主，找了个年轻女子，我那个远房表叔则娶了邻村一个智障女人。　　　　他们留在“国”上的那一席谈话，成了长滩寺河最隐秘的一部分往事。　　
　　　　二十、远方的诱惑　　　　　　童年所谓的远方，就是坐在家门前，望见那些低矮起伏的浅丘陵。　　在我家的西南方，是八大队的一个台地，有五个台，层层累上去，很有意思。我们就把它叫做“五台山”。“五台山”旁边有几户人家，我一位小学同学的家就在那里。“五台山”离我家不过四五里地，但我一直没能走到那方去，只是天天在家门前看见它。　　　　晴朗的天气，站在家背后的山梁上，可以看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向东望去，是双星乡方向，有一个山冈样子很奇特，上大下小，像一个大碗，叫“斗碗寨”，据说是个粮站，还有石寨子。我后来曾路过“斗碗寨”，发现石寨子已经毁了。向西望去，是旧县乡方向，有一个山冈叫“马军寨”（后来听说是一重要军事堡垒），山形有点险，但不算太高。我们到沿口赶场，经常路过“马军寨”，不过没看见什么寨子。向北望去，是罗家坝（中滩乡）方向，地势很平，都是些浅丘和村庄，我将在那里读初中。　　　　真正让我神往的，是向南望去的一座山峰，很高很挺拔，附近没有其他山，它直直地耸立在重重叠叠的浅丘陵之中，显得鹤立鸡群。有时，甚至能望见山上的云雾，神秘不已。大人说，那座山叫小尖山，是合川的地盘。小尖山离我家大概六七十里路，童年时，它就像一根魔棒，一直诱惑着我，使我对远方充满了神奇的梦想。直到1988年，我在龙庭乡教书，有一次从重庆返校，路过小尖山（在合川钱塘境内），发现它其实并不高，很普通的一座山，也没有什么云雾缭绕的仙境。　　　　对我而言，童年就像一颗石子，被长滩寺河的水冲到那个叫空滩子的地方，就一直在那里默默地守候、等待。远方，其实就是咫尺的天涯，就是让我惊奇或胆怯的另一个村庄、另一条小河、另一座山冈。　　　　“远方啊，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海子）。长大后，当我见惯了渝黔一带的崇山峻岭，甚至见过一些更加高大、更加著名的山峦，我想起了童年的小尖山，它好像还耸立在我视线的南方。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同时转发到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