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化服务，都不能代替母亲的作用——请尊重家庭主妇
　　　　“高知太太”回家记
　　　　（2014年第40期《新民周刊》应琛）
　　阅读提示：他们无法理解，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最后却选择做毫无技术含量的家庭妇女。
　　　　回家吧！
　　至少从“圣经”开始，妇女就被弱化，上帝先造男人，再造女人，她居然是他的一根肋骨所化。似乎仰视他、从属于他，理所当然。
　　至少从“五四”开始，中国的妇女就被反复教育轻视“家”。“家”之前，总是冠之以一个“小”。“家”之后，总是拖上了一个“累”。
　　互联网时代，类似说法必须重置——
　　任何职场的辉煌，如果没有“家”与之分享，它还有什么意义？
　　任何个人的进取，如果没有“家”为其动力，它又将何所附丽？
　　1949年以后的妇女“彻底解放”了，但在传统女权的叙述语境中，女人还在和男人比强弱，争高下，裁判还是男人——“和男劳力一样强”、“男女都一样”，甚至，“比男人还强”……
如同中医老是被西医裁判，女人老被要求和男人一样，为什么就没人想一想，在力量至上的时代，男人当然就是一切；而在知性至上的时代，力量不再至上，职业不再至上，“事业”不再至上，男女其实没有可比性，男女其实各擅胜场，国家国家，“国”后面永远要拖着一个“家”。
　　国，它不嫌“累”吗？
　　没有家，就没有后代，没有后代，国家还有未来吗？
　　于是，当“家”重要到与职场一样时，女人的“回家”谁说就不是一次就职和加冕呢？！
　　“回家”吧，家和才能万事兴。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主笔 胡展奋）
　　“每天清晨，在广州的中信广场、城建大厦等商业写字楼集中区或机关大院门口，上班前夕，那些穿着整齐端庄又不失时尚的女性满面春风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这一天天上演的镜头
，已成为广州的一道靓丽风景。”这是多年前，一家全国性的媒体在赞扬广东职业女性比例直逼发达国家水平时所用的开篇语。
　　这个场景，即便到了现在，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仍具有说服力。然而，在绝大多数女性都兴高采烈地走出家门工作的今天，女人回家却又一次成为问题被摆上台面。
　　不久前，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建议，将女性产假延长至3年，由社保提供3年的生育津贴或由财政出资保障，以改善幼儿家庭紧张生活状况。不过，按照他的建议，女职工产假期间，需自愿选择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
　　3年前，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鼓励部分女性回归家庭，提高社会幸福指数”的提案，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口水战。同样地，这一次也有人质疑此举是将女性重新“推”回家中，甚至加重女性就业歧视。
　　女性回家，向左走，向右走？
　　现实生活中，随着“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加之城市老龄化加剧以及城市人日益晚婚晚育，内地家庭抚养孩子的主力——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孙辈抚养有心无力，都市中回归家庭的女性越来越多。
　　最新加入“全职太太”队伍的知名人士是原央视主持人柴静，有消息称，柴静已于去年年底从央视低调离职。据她的同事透露，柴静目前“主要是在家带孩子”。
　　这或许意味着，曾经“女性只有工作才能自我解放”的命题已不再普适。回不回家，应是女人们自由的选择。
　　　　用职场经验经营家庭
　　“你们对‘回家’的定义是什么？”和杨蕾见面是在9月某个工作日的午后，她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店内，而她刚刚哄完小女儿睡觉。当天的采访，正是以她这样一个提问开始。
　　今年39岁的杨蕾育有两个女儿。在杨蕾的理解里，一谈到“女性回家”，就是指女人们放弃个人的事业、辞去自己的工作，回归家政，相夫教子，一门心思做家庭主妇，“总感觉回了家就再也出不来了”。
　　的确，大多数中国女性对回家的认可度其实不高，即便是在女性自身眼里，“女性回家”也更容易被解读为一种自我牺牲，最终成为“老妈子”和“黄脸婆”。
　　杨蕾告诉记者，当全职太太并非早有计划，是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势在必行。研究生毕业的她，曾经是某大型外企的企业传播总监。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份收入不错且体面的工作。2010年大女儿出生后，杨蕾选择了继续工作，孩子由双方的老人和钟点工照顾。
　　但工作时间的不固定，以及较大强度的出差，使得杨蕾每次看到大女儿时都会不禁自责：“我的工作24小时都不能关机，有时到晚上还要在家国内国外同事开电话会议。虽然我只要不工作的时候，都会和孩子在一起，但时间还是太少。”
　　杨蕾始终认为，父母应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外包，“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从孩子生理上的需求来看（哺乳），母亲都不能缺位。”
　　2013年11月，随着小女儿的不期而至，辞职回家，专心照顾家庭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在与老公和家里人商量后得到他们的支持，今年3月，在小女儿出生4个月后，她正式离开工作岗位，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全职妈妈”。
　　近15年的职场生涯给了杨蕾成就感、稳定的收入和满足感，突然陷入一堆家务和带孩子的生活中，难免让人产生疑问：这样的选择值得吗？
　　“我一直认为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应该有不同的重心，学生时代以学业为重，二人世界就要享受轻松甜蜜。有了孩子，两个人的资源则需要重新分配，不能只考虑自己。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来保证家里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杨蕾说，夫妻就是核心团队，目的是为了照顾好这个家。“在选择回家之前，夫妻间应该达成这样的默契。在我们家，老公负责在外打拼，而我则将重心放回家里，承担起养育孩子的部分，而他一有空也会帮着我照顾孩子。我们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杨蕾告诉记者，在家带孩子其实也是一门技术活。“尤其像我有两个年纪不同的小朋友，照顾她们就像是我同时在管理两个项目。”杨蕾表示，之前在职场上学到的那套同样能借鉴到家庭生活中，“首先涉及到时间管理，两个女儿的起居、习惯都不一样，如何合理安排？比如，送大女儿上幼儿园，去兴趣班；给小女儿喂奶、哄睡觉等。其次是管理支持团队——保姆，要经常与阿姨沟通，给她设置明确的标准和工作目标，随后两人分工合作。”
　　看着整个家被照顾得井井有条，女儿们又在茁壮地成长，杨蕾很享受现在这样的成就感。
　　　　两代人的女性观
　　如果说忙碌的工作让新妈妈们分身乏术，从而催生了她们辞职回家的行动。那么文玲（化名）的辞职举动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文玲原本是北京某报纸的一名记者。她的工作不用坐班，弹性较大，加之她又和父母同住，2012年孩子出生后基本由老人帮忙带。因此，当她6月递交辞呈时，报社领导甚至担心她家出了什么变故。
　　“虽然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但一旦有突发情况，记者必须随时进入工作状态。而且我家孩子老是生病，有时需要带他去医院，经常请假也挺影响别人的。”文玲说，孩子出生后她的内心其实一直是不自由的。
　　真正促使文玲决心辞职的原因还是与老人带孩子的理念与方法不同。“孩子越大，与老人的冲突也越大，我和我父母都是很强势的人，我们都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带孩子。”文玲说，“孩子也就是在最初的两三年特别需要你，所以我想尽可能地和他在一起。”
　　当然，一开始文玲也有过犹豫，担心回家后的不适应，以及日后重返职场的困难，但在与朋友交流后，她逐渐打消了这些顾虑：“他们帮我分析，我也看到身边有很多全职妈妈的例子，加上我们家经济条件允许，老公也特别支持。”
　　如今回到家中已经四个多月，文玲很喜欢全职妈妈的生活，可以分享儿子成长的快乐，体会到一个做母亲的幸福与满足；她也喜欢在阳光的氤氲中，为先生煮一杯香浓的咖啡；她更享受周末可以毫无顾虑地和老公一起带着孩子举家出游的快乐。
　　文玲说，其实她非常满意这样的生活状态。没有时间的约束，没有人际争斗，没有指标业绩的考核，一切都在她愿意和高兴的前提下进行。在她看来，全职妈妈也是一份旁人难以替代的高尚职业。
　　但在做全职妈妈之初，文玲坦言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主要来自父辈们的不理解。
　　女性必须工作，这在中国是近代才形成的观念。但在很多人意识中，它已成不可动摇的律条，俨然成了一种传统，深深影响了文玲父母这代人。
　　文玲的父母经历了鼓励女性就业的时代。当年以社会运动的形式鼓励女性参加工作，不允许有任何反对意见，这给人们心中打下印记：女性就业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经济呈“低收入、高积累”的态势，客观上造成如果女性不工作家庭压力太大的结果，这也是导致女性纷纷走出家门的重要原因。
　　“社会的大环境其实是不认可女性回家的。而父母接受的都是女性要自强的教育。他们无法理解，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最后却选择做毫无技术含量的家庭妇女。”文玲说，她辞职后，她的父母就回老家生活了，“他们觉得我辞职是件很丢脸的事，在老家人面前只字不提，甚至我暑假想带儿子回去也不让。”
　　文玲说，或许父母的想法没错，但已经不适合她们这代人。不同年代的人，生存环境和条件都有所不同，“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就是不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凑活的人太多。我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是这样，所以我要给我的孩子做个榜样，希望他也能不禁锢于环境。”
　　用运动推动女性工作，确实促进了性别平等，但也留下了隐患。
　　有专家分析称，首先，社会博弈不充分，则文化、制度等调整相对滞后，从整体上看，中国社会仍以男性为主导，并未真正实现公平，女性走出家门后，往往要承担更大的压力，这决定了：一旦条件合适，“回流”在所难免。
　　第二，女性在被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自身被扭曲。当年为推动女性就业，精英们大力弘扬男性价值观，比如勇敢、不怕脏、坚忍、泼辣、坦率等，鼓励女性从事屠宰等重体力劳动，要求女性放弃扭捏、羞涩、爱美的天性，认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产物，甚至在舞台上，将黑脸膛、粗胳膊、宽肩膀、大嗓门当作美女的样板，完全无视女性自身的特点和心理需求，这让许多女性在职场中觉得“累”、“像演戏”、“失去了自己”，渴望回到家中。
　　“我不认为，女性有了工作，能和男人一样赚钱就是男女平等，就是女性独立的表现。真正的平等应该是女性能有独立的思考，以及独立选择的权利。”文玲说，事实上，男女现在也不平等，因很多职业女性下班回家后，仍然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先让自己幸福
　　“女性回家”实则是一个永无定论的话题。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四次关于“女性回家”的争论：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初期、20世纪80年代和世纪之交。
　　最近的一次讨论由“3年产假”的话题引起。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建议将女性的产假延长到3年，其间由财政或社保基金发放生育津贴。不过，按照他的建议，女职工产假期间，需自愿选择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3年期间若母亲上班，则自动丧失产假资格，恢复工作女性的正常身份。
　　在一些人看来，这其实就是早些年“女人回家”提案的翻版。对此，王幼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提议并非是“一刀切”地延长所有女性产假，而是给愿意专注育儿的女性提供一些政策福利，“我的提议和目前法律是一个补充的关系，并不冲突。女职工如果希望休假带孩子，那么政府给你发放津贴；你希望继续上班，就继续遵循现有的产假规定安排。而选择产假能领取津贴，则必须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并且延迟几年才可以领取退休金。这些都可以自愿选择”。
　　根据日前《新民周刊》联合某母婴网站发起的“女性是否应该回归家庭”的调查显示，一千多名已婚的网友参与投票，七成为女性。其中，有11.43%的人目前就是家庭主妇，还有18.82%的曾经是家庭主妇，有过想法但最终没有实施的则占到近四分之一。而在男性参与者中，表示“不是很支持妻子成为家庭主妇，但尊重妻子决定”的人占了多数。
　　当问及“是什么原因导致女性回归家庭”时，无论是男性和女性都认为首先是“孩子或老人需要照顾”。而排名第二的原因，女性选择了“个人选择，适合当全职太太”，男性则认为“家庭传统观念，经济条件尚可”更重要。
　　面对3年产假的提议，多数女性参与者表示支持，但更多的人认为最好能“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自己定时间长短”，而男性也希望能有相应的护理假。
　　调查还显示，若回归家庭后，女性最担心的问题是“失去社交圈，与社会脱节”。
　　对此，杨蕾表示，如今有了微信、微博，既能和以前的同事、朋友保持联系，又加入了妈妈群，大家一起讨论育儿经，“生活圈子从某种意义上反而扩大了”。
　　现在杨蕾每周还会就某个热点话题给媒体写写专栏。她说，不用上班之后，也能做一些以前想做但没时间做的事，“一有空我就会给女儿们烘焙小西点，陪大女儿上音乐课时，也能有段时间静心读好书”。
　　同样是全职妈妈的杨茜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也表示，全职妈妈并不代表整天窝在家里，相比以前一心工作，现在照顾孩子之余，自己也有时间出去学画画，“同时，我还开了一家网络烘焙店，虽然生意有一单没一单，但关键我乐在其中。”
　　此外，杨茜每周还会去上海山阴路上的萤火虫阅读馆当一天的志愿者。“这家机构就是三个妈妈开的，我每次去都是给小朋友讲讲故事，而我女儿就在一边自己看图画书。”
　　“排除物质条件外，只有那些内心安全感高的女性才适合回家。”文玲如此建议，内心安全感不高的女性最好还是拥有一份工作，这样她才能自如地面对婚姻和家庭。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则曾在媒体上表示，全职妈妈一旦变为“全职保姆”将是件危险的事情——会养成孩子的过度依赖心理，“很多全职妈妈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埋怨孩子，说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全职妈妈首先要让自己幸福了，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
　　孙云晓还表示，父母有工作、保持积极进取的状态对孩子也是一种教育。“最积极的状态应该是，孩子6岁后，全职妈妈可以考虑出来工作，还孩子一定的独立空间和自由选择。”
　　谈到何时回归职场，杨茜的想法是等孩子大一点，她希望找一份轻松的工作，“不一定非要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收入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求不加班、不出差。”
　　而杨蕾虽然还没有相关的打算，但在她看来，暂时回家的女性“重出江湖”之时可能反而会有更好的发展，“因为这段时间，也是女性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重返职场时可能会有更好的工作方向。像我的一个朋友，原来是美术编辑，但现在就自己开起了一个幼儿的手工工坊。”
　　　　重新认识家庭
　　事实上，在中国，拥有高知识背景的全职太太正在增多。“全职太太”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崛起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职业女性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生活和工作平衡的巨大压力。
　　2011年，《经济学人》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职业女性的比例接近70%，为全球最高，而《旧金山论坛报》的调查显示，受雇于跨国公司中的中国女性一个星期经常工作超过70个小时。
　　相当一部分中国职业女性希望逃离这样的生活，尤其是高知阶层。
　　CNN在2010年针对中国各地2万名女性的一项调查显示，居然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当家庭主妇。中国全职太太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某些一线城市，白领收入的增长还赶不上一个全日制保姆的人工费，尤其是子女教育，更成为年轻的城市家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很多年轻妈妈选择辞职回家。
　　文化名人洪晃，在今年8月发表题为《为了女儿和家，拒绝生活外包》的文章。这位过去总是忙碌于职场、媒体镜头前的女性，深情表达了太少陪伴女儿的歉意，并表示将回归家庭。
　　文章中洪晃说：“今年的6月1日，我这天的工作从早上9：30开始到晚上8：00结束，等我到家，女儿已经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她说，妈妈你必须给我买礼物，因为昨天是儿童节。这句话让我郁闷了一个周末，里面有太多问题。
　　首先，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女儿认为礼物是庆祝她节日的第一方式。我是欠她，但是我更多的是欠她时间，不是物质。我和其他家长一样，养成一个坏毛病，用物质来弥补时间。明显，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很糟糕的迹象。
　　其次，她已经不要求我陪她，只是要求我用一个玩具证明我欠她了。我是物质可以代替的。这个真的很糟糕。而她跟她爸爸却不是这样的，爸爸在家办公，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爸爸玩闹一会儿，爷俩热热闹闹，我一进门就跟家长回来了似的。”
　　洪晃说，“如果我不去当一个更好的妈妈，她就避免不了这个社会给她的烙印。她会越来越物质，今天一个玩具可以代替妈妈一天的时间，明天一条裙子就能代替一周的假期。所以我决定，只要今年12月21日不出什么事情，我22日就退休了，回家带孩子，写东西。从头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
　　曾经，居里夫人在中国被塑造为女性典范，人们把她想象成钻研学术的苦行僧。
　　但事实并非如此。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专门撰文理清这段误会。“居里夫人本人对家庭也有很大的贡献。如：两个女儿在幼年时期，晚上都是由居里夫人照料的。她还长期给两个女儿记日记。大女儿学龄期，居里夫人邀了一群不满当时重文轻理教育制度的朋友，一起给他们自己的子女开课，坚持了两年。从结婚起，居里夫人置了一本记账簿，把全家的账目一直记到她自己去世前。”饶毅称，居里夫人事业成功的时候正是她的家庭生活最幸福的时期，“总结这些史实，不能得出居里夫人是把家庭和事业对立起来的结论。”
　　比起3年产假，杨蕾更希望社会能提供兼职的岗位，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另外，企业能够设立自己的职工日托所，这样能让女性更投入到工作中。
　　“现在还有很多‘背奶妈妈’，我们的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母婴室实在太过匮乏，有时妈妈们不得不在厕所解决，不方便不说，也不卫生。”杨蕾强调，无论何种措施，当妈妈也要当得有尊严。
　　在杨蕾身边也不乏选择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的例子，“无论回家与否，选择了哪种方式就尽情去享受！”
　　“不管怎样，人们关心女性回家的问题，实际也是体现了我们社会的某种进步，用多元的眼光看问题，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更偏重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的教条与口号。”杨蕾说，每个人有更多的发言权，人们有了更多选择，这有利于两性平等的进步。
　　　　链接：男女聪明有差别吗？
　　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除了生理因素，男女的认知差异也受社会条件所制约。7月底，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IASA)维特根斯坦中心的丹妮埃拉·韦伯（Daniela
Weber）等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发表的研究揭示了以上发现。
　　他们指出，与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不同性别教育水平差异相关，一部分认知能力差异的正在向有利于女性的方向改变，而另一部分性别差异，则正在消失。研究结果认为，发生这些改变的原因是，随着生活条件，教育水平等的改进，女性的认知能力正在逐步提升。
　　不同性别的认知差异表现为男女各自在某些方面胜对方一筹，例如，男性在进行与视觉空间和数学能力相关的工作时占据优势，而女性则在事件记忆和读写能力上更胜一筹。而在分类流畅性（编者注：分类流畅性是评定认知能力的一种指标，测验时要求被试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尽量多地说出属于某一类别的样例。例如“家具”类别的样例为“床”、“沙发”等等）的测验中，和词汇等认知能力方面，则没有出现性别差异的现象。
　　对于男女的认知差异，已经有一些生物学上的解释，科学家们曾经通过解剖学、影像学等揭示了男女在影响认知能力的大脑构造方面的不同。但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也一直是研究者们探究的对象。
　　此前一项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程度与性别平等度相关。在两性更平等的社会里，男性在数学上的优势更不明显。但此说尚存争议，因为另一些研究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这也许和这些不同研究使用的性别平等的指标不同所致。
　　韦伯等的研究则第一次在欧洲中老年人群体中揭示出男女认知差异会受其生长期的社会条件（居住条件、教育水平）影响，并随时间推移在以后人生中体现出来。通过分析数据，研究者们发现，在事件记忆、计算能力，分类流畅性等方面，男女认知差异随着不同的出生队列和地区，表现出系统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与不同时区、地区的生活水平和认知水平的刺激因素（例如教育）的改变相关。
　　这个结论也印证了此前一些研究的结论，即社会条件影响认知能力水平，在20世纪，许多国家居民认知能力都实现了提升，其中因素有生活条件（国家的GDP，家庭规模，健康），和教育条件等。
　　韦伯等的结论称，教育改善，经济繁荣，健康提升，和家庭规模的改变都与认知表现的提高有关系，并且，女性的认知水平比男性更容易受益于社会进步。
　　数据显示，随着社会越来越进步，本来女性就擅长的认知能力如事件记忆，性别差异增大，女性变得更占优势，而在原本男性占优势的数学能力等方面，随着社会进步，性别差异变小，男性的领先越来越不明显。
　　　　　　　　　　　　　　　　　　　　　　（根据 “赛先生”微信号文章（涂芮/编译）整理）
　　　　最大的“女权”是选择权
　　　　（2014年第40期《新民周刊》葛妍、应琛）
　　阅读提示：社会不能出台规定强制女性休假的时长，这实则是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况且家庭责任不只是靠女性承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承担责任。
　　近年来，在经济发达城市，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回归家庭，成为“全职主妇”。在此过程中，她们在不断观察自己，修正自己，以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实践着对于生活的种种梦想。她们在生活和自我意识之间苦苦寻找平衡，也许最终不过是为了获得两性平等的互通和交融。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上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创始人西蒙·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社会女性的外在形象也不是‘天然’的，是被塑造出来的。女人在看待自己和做出选择时，不是根据她的真实本性，而是根据男人对她的规定。”
　　如今，面临回家还是不回家，女性是该面面俱到地去迎合社会对于她的各种角色期待，还是在多元化空间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
　　这一次的选择将更需要理性。
　　　　女权主义的“腥风血雨”
　　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He For
She运动发布会上，“小魔女”艾玛·沃特森发表了一场关于社会性别角色的演讲，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8岁的时候，因为想要自己导演一次为父母表演的节目，结果被说是霸道，但是男生却不会被这么说，我对此感到很困惑。14岁的时候，我开始被媒体的特定元素性别化；15岁时，我的女性朋友们放弃了她们喜爱的球队，只因为她们不想看起来肌肉发达；18岁的时候，我决定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时，我的男性朋友们拒绝表达他们的感受。”
　　“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被接受的词语。”艾玛说道。
　　但不管如何，在历史的某个时刻，一直以来被称作“男人附属品”的女人觉醒了，一场关于女性权利的斗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顾问冯媛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最早的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于16世纪，从此妇女积极争取受教育权、选举权、劳动权等权利，除此之外，她们呼吁社会意识到女性的特殊需求：如女性应该拥有计划生育权；作为工作母亲，女性应享受8小时工作制；工作中应该免受性骚扰（早期的语言是调戏妇女）……
　　资料显示，女性主义思想开始于启蒙时代，思想家玛丽·维特雷·蒙塔古 (Mary Wortley
Montagu)女士和孔多赛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
提倡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接受教育。自由派思想家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则提出女性在方方面面都该有平等的权力。
　　1785年，第一个女性科学研究社团 (scientific
society)在荷兰共和国成立，与此同时，女性专题期刊也开始风行。著名诗人雪莱的岳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1792年所著的《女权的辩护》被认为是最早的女性主义作品之一。
　　从18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女性在法律上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因此，女权主义运动兴起。组织性的运动则起源于1848年，全球第一次女权大会在纽约的塞内卡瀑布市（Seneca
Falls, New York）召开。
　　冯媛介绍道，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大约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此时，女性们对于权利的要求超出了以男性为参照标准，通俗来讲，女性应该享有男性所拥有的一切权利，但同时也应该拥有女性独有而男性所没有的权利。
　　“过去为了保护女性，规定女人不能从事夜间工作，不能出入矿山，但一些女性意识到，女性不能一直由别人保护，而是应有选择是否工作的权利。”冯媛告诉记者，与此同时，很多国家都出台了同工同酬的规定，以及一些支持女性参与工作的政策，“男女平等不是妇女组织推动的使命，政府有责任来推动妇女平等。”
　　也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产假、家事假逐渐产生，不仅针对女性，针对男性的“产假”也有了法律保障，丈夫也可以回家尽丈夫和父亲之责，同时可享受天伦之乐。
　　所谓的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是第二次浪潮的延伸，人们意识到平等的概念其实存在多样性，对于来自不同阶层、民族、地区的妇女来说，实现平等其实有着不同的条件，因为她们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
　　　　现实仍然很骨感
　　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几百年，女性终于重新以“半边天”的姿态立足于世，但现实往往没有想象中美好，平等的道路漫长而艰辛。同样作为曾经的媒体人，冯媛深切地感受到新闻界女性地位的微妙。
　　冯媛表示，在主流媒体中，女性地位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主流媒体中女性的曝光率较高，电视、广播中很多主持人和记者都为女性，但实际上女性在大众媒体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例如，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中，女生所占比例非常高，通常超过三分之二或五分之四，然后进入新闻行业后，在具有决定力的岗位上，女性比例更加低，各大主流媒体的编辑以及副编辑大多为男性。
　　另外，早期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一般是符合传统道德标准的，即使偶尔会有一些大智大勇，聪明能干的新闻人物，也常常符合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或规范理念。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提出了女性在媒体中发展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促进妇女对于媒体的参与度，也就是促进妇女对媒体的影响；二是改变媒体传播中对男女性别角色的陈规定性，打破僵化的角色规范。
　　有了这些倡导和推动后，媒体中的妇女形象逐渐开始丰富起来，出现了超越传统的形象。“但总的来说，媒体中很多地方还是充斥着性别的陈规，尤其是在报道灾难事故的时候，还是倾向于把女性描绘成比较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受害者。”冯媛说道。
　　提及媒体中女性地位仍不理想的原因，冯媛分析道：“不光是在媒体行业，女性在很多行业都能做得很好，总统、总理、首相都有。基本上还是权力关系结构的原因，越靠近权力中心，男性越不太有分享权力的意识，很多是一种制度的安排，没有想过权力是可以让女性分享的，在这一点上有很多领导、决策者的思路是落后于公众的。”&
　　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受调查者认为在领导岗位中，男女性别比例应该相近。59.5%的人认为目前中国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差不多，33.7%认为男性地位比女性更高，3.4%认为女性的地位更高。
　　另外，对“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和“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劳动”的说法，分别有83.5%和88.6%表示认同。
　　“这说明公众在这一点上的觉悟已经很高了，但是我们的决策者还没有这个思路。有的人从来都觉得我可以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可以为更多数人服务，自己就能很好地为女性服务了，这只是一个神话。”冯媛说。
　　当然，现在也有男性主动分担家务，但媒体却很少报道这样的男性，甚至还会用“妻管严”之类的词语来嘲笑此类男性。冯媛认为，一些男性实际已厌倦职场中的竞争环境，他们也希望改变生活节奏，但媒体仍然习惯于将男性描绘成热爱竞争的凶猛动物，把女性描绘成赏心悦目的角色。
　　　　家庭主妇是美好假象
　　中国网络电视台发起的有关家庭主妇的调查现实，有29.51%的女性认为应该“以事业为重，有事业在家里才有地位，兼顾家里即可”；54.95%的女性则认为应该“以家庭为重，有份工作就可以，更倾向于照顾家人”。
　　在一些年轻女性的眼中，家庭主妇是份美好的“工作”，但冯媛并不赞成这个假想，“首先我想质疑，家庭主妇轻松吗？”
　　前不久，冯媛与几个年轻女性朋友聊天，朋友们都是文职员工，通常都在办公室办公。当冯媛问她们是否干过体力活时，一开始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再三思索，朋友们意识到：“对啊，买菜啊，抱孩子啊。”冯媛继续问：“那你们丈夫呢？”朋友们答道：“他上班啊，背个公文包，他的公文包都不一定有我的菜篮子重。”
　　2008年，英国《每日邮报》刊文称：一名家庭主妇每年应为自己的家务劳动获得近３万英镑（约合５.８万美元）报酬。当时，一个专为家庭主妇设立的英国网站发起了一项调查，参加调查的有4000名英国家庭主妇。结果显示，如果对这些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工作量进行估算，她们中大多数人每周工作７天，每天工作９小时。如果将这些工作量折算成外出工作量，每人年平均收入将为5.6万到5.8万美元，而当时英国人均收入大约为1.17万美元。&
　　调查显示，一名家庭主妇平均每天需要花费4.55小时照看孩子，其中的工作包括喂孩子吃饭、陪孩子玩、帮孩子穿衣服、给孩子准备上学用品、辅导家庭作业，接送孩子上下学和哄孩子睡觉等等。如果这些工作都由保姆完成，按平均15.5美元时薪计算，这家每天要支出约70美元。由此可见，家庭主妇的工作其实并不轻松。
　　在冯媛看来，有些女性选择成为主妇也许是向往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形象，在电视电影中，这些主妇们往往幸福快乐，生活在摩登的环境中，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还可以在丈夫面前做到“赏心悦目”。
　　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出现了所谓的中产阶级全职太太，她们除了是全职太太之外，还热衷于社会公益。“但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对于女性的剥削，让女性做了很多社会无酬劳动，大概70%的无酬劳动都是女性做的，如果算成美元是几十万亿美元，没有哪个政府付得起。”冯媛直言不讳。
　　冯媛称，现在西方全职太太的比例相比于过去而言应该是降低了，因为社会经济的变迁，很多家庭只靠一份工资无法过上富足的生活。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妇女不甘于只做家庭主妇，她们希望拥有自己的事业。
　　在日本，正是因为很多女性不愿意做全职太太，所以才造成了女性晚婚的现状，还有一些女性选择结婚不生子或者晚婚少子。而在美国，有一种说法是存在100万的全职父亲，由于社会给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作为丈夫也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
　　　　“回家”就快了吗？
　　日前，有人大代表提出女性产假应该延长至3年，但女性产假期间，需自愿选择离开职场，待3年期满之后重新择业。
　　这条看似为女性着想的建议，在冯媛眼里其实是变相敦促女性回家。
　　其实，早在2001年的全国“两会”上，江西委员王贤才就曾以《“家政”的呼唤与回归》为主题发言，其中心便是“劝妇女回家”。
　　王贤才认为，真正的男女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人格的平等，政治、法律和经济地位的平等，这与妇女是否工作，并无必然的联系。坚持男女平等，承认男女有别，完善男女的合理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
　　“鼓励女职工在自愿基础上，回家主持家政，把家管好，把孩子带好，实在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好事。让更多的孩子在母亲的直接关爱下成长，造就更优秀的第二代。因为任何社会化服务，都不能代替母亲的作用。”王贤才表示。
　　回家与否，这个问题值得探讨的实质是：女人应该作一个价值判断——怎样的我才是幸福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是回归家庭相夫教子，还是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冯媛也强调，社会不能出台规定强制女性休假的时长，这实则是剥夺了女性的选择权。况且家庭责任不只是靠女性承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承担责任。
　　“女人究竟要不要做家庭主妇，让她们自己选择。但社会给了她选择的机会吗？有些女性并没有选择权。”冯媛说道，“不论是自愿或是被动，女性回家其实都反映了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冯媛有一位朋友，曾经是外语老师，但丈夫事业成功之后希望妻子做全职太太，可是妻子却很想当老师，于是就偷偷摸摸地赶在丈夫回家之前做家教，“她并不是缺钱，但是她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此外，冯媛还接触到一些流动人口中的家庭主妇，她们通常是因为孩子没人照看，才必须做出牺牲，在家照顾孩子，打理生活。
　　冯媛说，有很多调查显示，同样学历的男女生找工作，女性得到的面试机会也可能比男性少，找到理想工作的几率也低于男性。同样是总经理或者是主管，已婚的男性的收入高于未婚男性，但已婚女性收入却低于单身女性。
　　社会普遍认为男性有了孩子后不会分心，事业仍旧可以蒸蒸日上，可是女性一旦结婚生子，所有的社会期待，包括女性内在化的期待都是回归家庭，因而对于其工作的期待就降低了。
　　“关键是社会究竟有没有给女性选择的机会。单纯责备雇主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社会没有让男性来分担家务。男性除了不能怀孕不能哺乳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是可以搞定的。”冯媛强调，之所以男性很少照顾孩子和老人，是因为缺少社会公共政策来鼓励男性分担责任。同时，社会对于女性工作的支持力度也不够，例如对于哺乳母亲的照顾，还有托幼制度，这些都是当下社会所缺失的。
　　“现在通常是把公共服务私有化，让家庭自己去找保姆，自己去找老人帮忙，其实我们是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变革来让男性分担，也需要发展一些公共服务来解决。”冯媛补充道。
　　对此，冯媛的建议是，社会要提供充满想象力、创造力的制度性安排。首先不能对男女采用双重标准，例如退休时间的设定，公司业务培训或者工作机会的分配。另外，在女性怀孕后，社会也不需要把她们想象成完全不能胜任工作，仍需要给这些女性支持与帮助，可以在工作方式、时间、岗位上更加灵活，利用互联网的发展，达到更便利的工作环境。同时，上司们应该考虑到男性因为家庭事由请假的可能性，鼓励男性承担家庭责任。
　　　　国外全职太太为何能“疯狂”？
　　　　（2014年第40期《新民周刊》应琛）
　　阅读提示：根据中国的国情，整个社会要给予全职太太相应的福利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美国家庭系列剧《绝望主妇》自开播以来，吸引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观众，家庭主妇的生活与内心也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
　　这部电视剧反映了西方社会中的一个新现象：上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妇女纷纷出来工作，要求与男人平等；而现今，白人妇女们又纷纷回归家庭妇女的位置。另一个现象则是，在西方的私立贵族学校，大多数学生的母亲都是全职太太。这说明，西方的家庭主妇是文化、经济优越的阶层中间才会广泛出现的一种角色。
　　在一本研究美国的文化的著作中，作者指出，这样的分工不仅合乎理性，而且是一个长远的经济战略。
　　在美国定居，同样身为全职主妇的王晓木（化名）告诉记者，如果一个美国家庭，男主人挣六位数的年薪，那么妻子出去工作挣的那点钱，对于家庭来说意义不大，“在美国，通常能做到真正太太全职在家的，通常都是家庭收入不错的阶层。”
　　如今，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全职主妇群体也正悄然兴起，只是，大多数的全职主妇还在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未来的保障寻找方向。
　　　　给全职太太发“工资”
　　在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东西方对于全职太太的认知也存在许多不同。在西方国家， “Full-time
housewife”属于一个正式的职业范畴，受到相当的尊重和承认，许多西方国家都为此制定了完备的政策保护和稳定的福利保障，赋予其应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举一个最简单直观的例子，“Housewife”（家庭主妇）是个人填写工作状况时官方给出的选择之一，就印在表格上面，没人大惊小怪。可是，在中国，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主流的认同。
　　其次，在很多发达国家，全职太太在经济上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非常量化的。美国著名的薪水网站曾针对美国家庭主妇们进行了一项的正式调查显示，家庭主妇的工作量如果比照一般受薪阶级领薪水支票，每年可获得的薪水平均数是131471元，其中还包括加班的工资。
　　约有540万名家庭主妇接受这次调查，当问及：每天在家中花最多时间所做的事情相较于社会上的一般工作，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职称？回答是幼儿园老师、女管家、厢型车驾驶员、厨师、护士以及一般维修工。这就是一般全职太太所要做的工作。
　　至于上班时间，家庭主妇要照顾家庭内的主要成员和至少两名学龄儿童，她们每周平均工作100小时。
　　王晓木表示，由于全职主妇在家庭内的付出得到社会的认可，在美国，全职太太在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就算家庭主妇从来没有上过班，没有缴纳过Social
Security（社保退休金）。在她到达完全退休年龄时，依然可以领取配偶退休金的一半，这笔钱是国家配发的，不会影响到配偶拿到的数额。即使离婚了，只要你没有再婚，依然可以领取前配偶退休金的一半。反过来，没有上过班的家庭主夫也一样。”
　　在医疗保险方面，王晓木介绍说，美国公司会给员工购买医疗保险（有些公司全包，有些公司需要员工自己承担一部分费用），这种医疗保险通常都是包括全家的，“妻子和不满18岁的孩子都可以享受。”
　　在很多发达国家，政府都给了全职太太稳定的政策和福利保障。在加拿大，这个政策是具体的免税和孩子的“day
care”津贴、牛奶金等，一个孩子平均每个月可以拿到800加元左右，因此对于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全职太太们一年中见得到的工资就至少可达3万—5万加元。
　　而德国全职太太会有一份稳定的薪水，即每月300欧元的津贴，她们的丈夫还会因妻子在家照顾孩子而享受优惠税。这两笔钱加在一起，德国的全职太太每月最多可享受1000欧元的国家补贴。
　　同样属于欧洲的意大利，政府除了为全职太太提供
“多一个孩子多一份补助”的补偿之外，社会保障政策还为她们消减不幸离婚或丧偶的后顾之忧：如果丈夫一方想离婚，同时作为全职太太的女方又没有过错，法官就会判定丈夫支付一定的生活费用给前妻，直到前妻找到工作或找到下一任丈夫为止；而如果丈夫不幸去世，作为全职太太的妻子每月还能领到丈夫生前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工资，一直到离世。
　　法国的做法是每月由政府提供补贴，最高可达800欧元，另外还有约200欧元的住房津贴。
　　日本的全职太太，不用缴纳保险金就可享受保险的待遇。即便一天也没工作过，到了65岁，也同样可以领取国民年金。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作的女性必须向国家缴税，而不工作的女性反而可以从国家领钱。
　　此外，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规定：丈夫必须给自己的全职太太买养老金。
　　有了这些保障，“全职太太”作为一种职业，自然有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高福利在国内不现实
　　由于有政府完善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法律的保障与支持，在国外做一个全职太太没有后顾之忧。她们把全职太太当成真正的职业，全职太太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得以体现。
　　在中国，“全职太太”还不能算作社会职业。更早前，“全职太太”一般出现在两个社会阶层中：要么是经济改革大潮中失业而不得不回家的女性；要么是富裕家庭中没有必要上班的阔太太。
　　尽管这些年“高知全职太太”的数量逐渐增加，但在中国，对她们保障还不完善。不少人因此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做全职太太未必会获得真正的幸福。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徐安琪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就坦言，根据中国的国情，整个社会要给予全职太太相应的福利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不能简单地拿西方的那套直接套用到中国来。这些国家有的本来就是高福利国家，社会支持女性回家。还有一些国家，因为出生人口比较低，国家鼓励生育，所以给予儿童的福利非常好，女性也可以回归家庭，全心带孩子。”徐安琪表示，“但在中国，尽管现在‘单独二胎’政策放开，但我们实际还是控制生育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谈什么高福利。”
　　对于人大代表提出的“3年产假”建议，徐安琪更是不屑一顾。“我们现有的各种假期都可能不能享受得全，何谈休3年产假？产假还要求政府提供福利保障，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作为女性个体，选择回家无可厚非，但不能作为公共政策，否则将造成新的不公。”徐安琪承认她个人并不赞成女性回家，这对女性的职业发展很不利，“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3年产假有可能造成女性就业时更严重的性别歧视。”
　　3年产假建议的提出者王幼君则有自己的一个假设，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女性员工怀孕生孩子有段相当长的时间是无法工作的，这样就会造成一些企业不愿意录用女职工，这是个社会问题。如果通过政府的制度设计，解决了养育孩子过程中与企业劳动的冲突，那么企业就不会一味地排斥女员工了，反而促进了女性的就业。
　　王幼君还称，他的建议并不包含缓解就业压力的思考，而且补贴标准可依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北京每年的出生量也就是十多万个孩子，一年补不了多少钱，政府负担得起。”
　　　　回家是进步还是退步？
　　徐安琪认为，女性回家可能导致性别平等的退步，关键是全社会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还没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在男权社会中，人们往往将家务劳动看成琐碎、无意义、浪费时间、缺乏创造力，而将社会劳动看成是才华、能力的体现。
　　“谁说家务劳动和在家带孩子就一定要女性来做？像瑞典，父亲可以休长达240天的带薪陪产假，这段时间将由政府为其支付工资。即使某位父亲决定放弃一部分陪产假时间，他也必须在孩子8岁前至少休够两个月假，才有资格拿到政府支付的工资。”徐安琪认为，鼓励更多父亲参与到孩子早期的成长教育中来，社会和企业提供更多的看护机构来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这才是更积极的解决方案。否则，回家有可能导致女性整体社会地位下降。
　　王晓木告诉记者，事实上，美国有那么多全职太太主要是因为孩子出生之后，没有老人帮助他们带孩子，“当然你可以请保姆照顾孩子，美国也有很多Day
Care（日托所）和Family
Care（私人家庭开的日托所），有的机构只要孩子满6个月就可以送去。但这些机构费用都是非常昂贵的，美国家庭一般都有超过一个孩子。因此，父母一方选择回到家中可能来得更经济。”
　　王晓木说，美国家庭一般是谁赚得多谁在外工作，另一方回到家中，“当然女性会多一点，不过我邻居就是男人在家带小孩的。但很多女性并不是完全在家，她们有的还会做一些弹性工作。真正能做到全职在家的，都是家庭收入还不错的家庭。这些太太的学历也相对较高，在家全力以赴教育孩子，不会感到无聊。高知妈妈们的投入，最终会保证他们的下一代在竞争中先声夺人，回报远远大于付出。”
　　但王晓木强调，即便夫妻二人有一方在家，照顾孩子还是夫妻双方的责任，“美国爸爸和妈妈在养育小孩付出的程度上是差不多的。”她也经常会看到，爸爸带着小孩去图书馆。
　　当然，也有更多的故事告诉我们，女性回家并不必然导致女性社会地位降低。“二战”时，因男性参战多，日本女性就业率很高，但歧视妇女现象仍非常普遍，“二战”后，日本家庭妇女大大增加，她们虽回到家庭，但更多参与到社会活动、政治生活中，结果是两性平等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提升。
　　徐安琪也表示，走出家庭是200年来妇女运动追求的目的之一，但今天女性回家与过去已有很大区别，今天女性拥有工作权，她可以选择，也可以放弃，这与没有这个权利、只能被动在家有天壤之别。
　　　　王贤才委员：家政的呼唤与回归
　　　　（　南方网）
　　倡议者：王贤才。男，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
　　究竟什么是男女平等？平等的真谛是什么？我们有些观念，似乎绝对化了。譬如说，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也要去做，才是平等，这就很值得商榷。60年代有部话剧，主题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有一家肉联厂，宰猪的都是男职工，没有女同志，于是就有先进妇女出来，克服生理的、体质的重重困难，苦练基本功，终于和男同志一样，也当了屠宰工。我当时看了就觉得不是味道。男女平等难道就是这样的吗？
　　有人提出：是不是鼓励已婚女职工，特别是收入不高的女职工主动退下来，回家相夫教子，操持家政。此论立即遭到妇女工作者的抗议，认为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鼓励下岗女职工转变就业观念，从事家政劳动是正确的。回到自己家中主持家政，怎么就被视为歧视了，就不平等了呢？鼓励女职工在自愿基础上，回家主持家政，把家管好，把孩子带好，实在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好事。让更多的孩子在母亲的直接关爱下成长，造就更优秀的第二代。因为任何社会化服务，都不能代替母亲的作用。
　　在我国，50年代也曾有过这样的号召，当时很多女职工，包括一些开国前甚至抗日时期参加工作的女同志，响应号召，主动退下来。今天我们重申前议，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男女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人格的平等，政治、法律和经济地位的平等，这与妇女是否工作，并无必然的联系。坚持男女平等，承认男女有别，完善男女的合理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
　　　　女人该不该回家
　　　　（　东方论坛　晏扬）　
　　在我国，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这么些年，如今总算卓见成效。虽仍有歧视妇女的现象存在，但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有些时候，妇女们的地位甚至高于男性。所以总体说来，男女是平等的，妇女们获得了她们应有的独立地位和平等权利。然而，如今站起来后的妇女们却一个个嚷嚷着要回家。真不知道那些为妇女自由和解放奋斗终身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前辈们，对此该作何感想。　所谓妇女“回家”，指妇女们放弃个人的事业、辞去自己的工作，回归家政，相夫教子，一门心思做家庭主妇。如今这年头，甘做“二奶”、“情妇”、“小姐”的女子是越来越多了，广西梧州就出现过招聘“二奶”的街头广告，浙江苍南县也出现过批发“小姐”的职业介绍所。据说由于中国有钱的男人还不算太多，以至于“二奶”市场呈供大于求之势。如若不信，还可以去网上的聊天室看看，象“谁养我”、“找个男人包我”之类的昵称，堂而皇之且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在线人员名单之中。被男人养着的“金丝雀”，大概谈不上相夫教子，也没有操持家政的职责，她们可谓是彻彻底底的“回家”了。
　　这且不论。即使那些“明媒正娶”的女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着结婚以后不再工作了，回家养孩子并被丈夫养着。笔者的一位女性朋友，刚结婚便家庭失和，小夫妻吵吵闹闹。倒也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她不想工作了而她丈夫却坚持要她回单位上班。你看，我们从小说里、电影里所看到的，都是女人要求出去工作而丈夫却百般阻拦，都是女人要求自立、自信、自尊、自强而丈夫却死抱“大男子主义”不放，怎么现在全反过来了？
　　也有为妇女“回家”大声疾呼的。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江西委员王贤才《“家政”的呼唤与回归》的发言材料便是以“劝妇女回家”为中心的。他认为，妇女“回家”对一个家庭来说，有利于家庭生活质量和子女教养质量的提高；对社会来说，可以减缓就业压力，改变我国“高就业、低工资”的现状。所以，妇女回家主政，把家管好，是一件利国利人利己的好事。
　　笔者之所以不能同意王贤才委员的观点，是因为他只看到了（或者只说出了）妇女“回家”有利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不利的一面。在笔者看来，妇女“回家”大约有两点不利因素。其一，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这说明经济因素是家庭的主导因素，其次才是情感因素、遗传因素和性的因素。即在一个家庭中，最终决定夫妻双方价值、地位和尊严的，是是否有经济收入以及经济收入的多少。妇女们一旦“回家”作了家庭主妇，没有经济来源，只会、也只能伸手向丈夫要钱，附属于丈夫、依赖于丈夫，她们何谈自由、平等、和独立？一旦婚姻破裂，她们的权益如何保障？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丈夫愿意把钱交给妻子来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事实上也有很多愿意“回家”的妇女，和丈夫达成了这样的“君子协定”。但是，谁能保证这样的“君子协定”不仅管得了一时、还管得了一世？当夫妻感情发生变化之时，这样的协定还起作用吗？更重要的，当妇女“回家”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时，势必造成妇女社会地位的整体下降，“回家”成了平常事，不“回家”成了稀罕事，到那时，男人们还会尊重妇女吗？还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妇女吗？还会有多少男人愿意签订“君子协定”呢？说到底，经济收入的最终支配权还是掌握在收入者自己手里，没有经济收入的妇女，她们的权利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其二，人是社会的人，妇女们回归家政以后，将处于与社会大环境相对脱节、自我相对封闭的状态，所接受的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必然远远少于在外工作的丈夫。她们成天所关心和谈论的话题，也许除了丈夫和孩子就是张家长李家短，三四十岁的年纪已经心如止水，失去了活力与激情，甚至在心理和精神上会出现空虚和无聊。这样，她们和丈夫在各方面的差距会越拉越大，可谈得来的话题会越来越少。而爱情的魅力正在于双方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吸引，这些失去自我的“回家”妇女，拿什么去吸引和挽留丈夫的爱情呢？也许一门心思扑在家庭上，倒头来却落得个丈夫的嫌弃，连孩子也看不起自己。悔之已晚，又怪得了谁？只能怪自己了。
　　王贤才委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还要重申自己“劝妇女回家”的观点。而笔者却要劝告所有的妇女同胞们，能不回家的千万不要回家，妇女们不该回家，也不能回家。
　　在去年政协会上，王贤才委员一份名为《“家政”的呼唤与回归》的发言材料引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在今年的政协会上他又出语惊人——
　　　　我不是妇女朋友的对头
　　　　（　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专题）
　　正在参加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王贤才委员对记者说：“我是妇女同志的朋友而不是对头。”他已经准备好《再说“妇女回家”》的发言材料，为自己做“辩护”。
　　王贤才委员说，从就业形势看，我国每年待业的人数约为1600万。而据测算，即使我国国民经济保持8％的增长速度，每年也只能增加约800万个就业机会，这对国家而言是个很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我国大中城市居民对家政服务的需求至少能提供1500万个就业机会。因此，鼓励已婚女职工，特别是收入不高的女职工主动退下来，操持家政，可以减缓我国的就业压力。这是他的初衷之一。
　　王贤才表示，家庭劳动同样应该看作是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因此，一个家庭中不论是妻子还是丈夫回归都是正常的。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却是，所谓的女事业家、女强人被认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成功者，社会价值被极大地认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而家庭妇女则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认同与尊重。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实际上家庭妇女的家务劳动带给社会的财富远远不是简单的数字所能衡量的。”
　　在鼓励妇女回家主政这一点上，王贤才始终强调，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男女平等，从根本上说，是人格的平等，政治、法律和经济地位的平等，这与妇女同志是否出去工作并无必然的联系。政府可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以后必要时复出就业等方面，为回家主政的妇女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
　　坦言母亲就是家庭妇女的王贤才委员不断表示，家庭妇女的社会价值是应该得到人们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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