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夹叔夹议的写作方法，叙述了清末民初后套垦田治水专家王同春的事迹。他在河套主持开挖干渠约15条，支渠约300条，总长有4000余里。开垦良田万余顷，养育生众几十万。他于华北数省的几次大旱中开仓放粮和常年安数十口大锅造饭济众，捐献约十余万石。他受政府委托组织民团抗击外来侵略者，保护了百姓的生命财产。他打造了五原隆兴昌的商业繁荣，通商西北数省。

挖掘其事迹的思想根源，认为王同春是优秀传统文化所打造的五原的英雄，值得我们学习推崇。

“稗官野史”的“稗官”，是指古代的小官，专给帝王述说街谈巷议、民情风俗的故事，后来称小说为稗官；野史，指记述官方正史以外的史料或传闻；稗官野史，泛称记载逸闻琐事的文字。

本书命名为“稗官野史”，是个偏义复词，意思偏在“野史”上了。这样称谓，是因为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个人自发行为，没有受到官方委托。有必要与“正史”从级别上区别开来，它无非是人们茶余饭后时的消遣读物，未必能登大雅之堂。

但它又不是虚构的小说，诸如"王土地”“河套王”之类。本书写的就是清未民初后套垦田治水专家王同春，真名实姓。

此书所采纳的资料均有出处，即使演绎，也是基于逻辑的推理，没有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

写作时参考了如下文章：

1、五原杨怀世先生根据内蒙古文史资料所编写的《王同春逐年大事记》；

2、鄂尔多斯郝道龙的《二妹妹和喇嘛哥哥的故事》；

3、包头冯修的《老包头、后套穆桂英二老财》；

4、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永年等编著的《五原史记事》；

5、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

上述资料中，较为原始和权威的是顾颉刚先生的那篇长文，其他后来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从他文中撷取的材料。例如冯修文中说王公同春十六岁时在邢台老家负有命案跑到后套，从顾教授那里能找到原始文字，但顾先生也是道听途说，未加考证。

后于顾先生文字者，程度不同地有些补充资料，毅在取舍时主要以正式出版物为准，非此者采纳后都用"或"的意思表述。

初稿草就，在几个微信群征求意见，将文友们反映出来的问题评估、考证，凡符合事实者，均采纳、修改，努力做到一丝不苟。尽管这样，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这使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上辜负古贤，下误导后生。写作的人都是"常后悔”。

材料只是提供了历史的一定的真实性，只有作者赋予材料以灵魂，才能称为文章。

同样一则材料，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审视，会有不同的认识。毅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读到过一本写王公同春的小册子，说他是大恶霸、大地主，手上沾满了贫下中农的鲜血。同一书中，又说他是河套的水利专家，覆盖这块平原的八条大干渠都是他开挖的。

当时年纪尚轻，不懂得动态分析，只知道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想不通一个大恶霸地主，怎么又能成为富国利民的水利专家？

殊不知，从阶级论来评价王同春，他毫无悬念是大恶霸地主；从历史论来看，他毫无疑问是河套厚德载物的垦田治水先驱。八条大干渠他独居其五，浇灌万顷良田，养育几十万人口，缴纳数不清的苛捐杂税。

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来品评王公同春，我尚未做过探讨，没有发言权，也因此自称"稗官野史”，不敢与正史争高低。

佛学家、道学家、西方普世价值者眼中的王公同春，也不知是怎样的人。

但从儒学的角度来诠释，毅还算能胶柱鼓瑟一番。

本书中的王公是有大智慧的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的超强意志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的救灾如救火的善举，就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他开渠的身体力行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他冒着大雨察看水流走向，思考一个问题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像痴了一样，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纸短情长，不能尽数。只能窥斑见豹、举一反三。那些尊崇儒学的人，必将王公看成孔孟之道的践行者；不喜欢或反对者，那就当作反面教材，向着我等裸露的额头射箭！

河神者，王公讳同春之谓也。公直隶顺德府咸丰元年生人，少别怙恃，拓荒五原；开掘沟洫，降伏波流；治理泽地，整饬良田；聚拢百姓，耕耘万顷。束发至古稀，演绎绝代风华；民至今享其赐，故其美褒者矣。

夫晚清之际，朝廷颁旨：移民西口，开发洪荒。土肥水美，河套生生。然热土难离，庶众磋砣；生地不测，百姓迤逦。其状之悲，每便必曰解手；其情之苦，当食即谓牢餐。草木深处搭起棚户，荒凉碱滩始有人踪。

河套之神跻身踽踽迁徙队列，五原禹公萃拨茫茫河工伍行。天赋理水造诣，致曲如鬼；地就治河大道，精妙似神。有志于灌溉之利，黄渠桥初出茅庐；专务乎滋润之益，八干渠华夏扬名。公曰："水流百步可上墙，河走三湾自然直。”眼力乃仪器，心灵蕴奥玄。白昼徒步勘察百里，暮夜挑灯定向千寻。

至若振臂而呼，应者云集；身先士卒，感泣鬼神。曾经三九严寒挖掘，彼时热火朝天开凿。鸡鸣人声鼎沸，寅夜方始梦酣。梁堰肩挑人扛，壕堑趟水淋泥。人群若蚁麻麻密密，土堆成山叠叠层层。赖此通波千里，因斯丰腴兆墒。天燥不畏，地涝无虞。大沟若血脉经织河套，小渠像牛毛纬编五原。水流蜜饯地咸膏脂，禾产金豆果皆实甘。万众生息堪比天苑，国家休养居然粮仓。

若夫溯其上，承夏帝家门不入、股肱无毛之谟训，损自家银千万两，益大众渠百千条。兹功前鲜古者，后乏来人。赓李冰巴蜀筑堰、分流都江之圭臬，入山陕主导水务，出淮河擘画洪流。赈灾捐粮百千囤，济困纾急十万人。大清皇上授四品顶戴以优渥，民国总统聘一等顾问而降阶。

缘其下，启傅帅之掘二黄河、食小黑豆以筚路，拨款维缮王家庙祠，缅公之绵世福祉；继李贵之挖五加河、战总排干而玉成，完成灌排龙凤配套，怀公之殇任师表。

嗟夫！至此宵衣旰食，蓝缕开来，河套世世男耕女织，五原代代礼义圣贤。俗云黄河百害，恰却唯富一套。吃水怎忘掘井恩惠，耕田犹记梨牛德公。影视剧歌王土地誉满天下，古郡县修贵坟茔尚飨千年。公之后杨兄台嘱秉笔书巨绩，贤之前文书生虔躬腰唱河神云尔。

毅等所编著《五原古诗薮钞》一书中有首诗写道：

这是清代戴纯的诗作，由此知五原的周边当时己兴起了诸如太原、大同、银川、包头、呼和浩特等大都会。五原自宋代入西夏版图至清代中期，近千年来，从曾经的喧闹中沉寂下去，元、明、清三个朝代，成为蒙古人的牧场，再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

如果不是天纵英才，五原河套粮仓的称谓，恐怕徒有虚名；如果河北邢台的这家富商不是飞来横祸，五原世怀兄的这位太姥爷也不可能走西口来到五原；如果不是万盛源掌柜张振达慧眼识才，黄渠桥的众多修渠工中的这位少年或终其一生默默无闻；如果不是五原的郭大义提拔不到二十岁、乳名进才者当渠头，他何时能星耀神州，实在是个未知数。

我们有太多的如果，但那都是从反面假设。从正面

看，他却是被民国农商部总长张謇认定的天才的水利专家，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封为民族的伟人，被蜚声海内外的作家谢冰心称之为民族英雄，被五原人奉之为河套之神的人。

这个头上戴满桂冠者到底是谁？他就是清末民初五原垦田治水的先驱者王公同春。

五原有个村名叫四大股，其来历是：刚满十九岁的王同春以技术入股，与万德源、万泰公、郭大义合为四股，开挖"四大股渠”（后称老郭渠，现名通济渠），由此命名这个村庄为四大股。这是后套第一次从黄河开口，亦同春公全权主持开挖的第一条大干渠。

且不说他一生开挖了多少条渠，单说这"四大股”，乃至后来的"五大股”“七大股”：就让人浮想联翩。所谓"股”，是一个商业资本运作的术语。在清朝年间落后的五原地区，王公同春便懂得了用股份制来创办企业。或者说，那时他便通晓用资本主义企业模式来办农业，难怪他后来日进斗金，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豪绅。

他一生的业绩在于农垦和治水，但他用没读过多少书的目光时不时眺望着工商业的前沿。他曾经代伊盟乌审旗垫付过五万两银子的庚子赔款，对方用大碱湖抵顶。他又投三万两银子修建厂房，购置设备，生产碱块远销华北。

他还曾在包头创办过漠南矿业公司，开发三个井口，雇工有一千二百余人。

他在五原开设了油坊、粉坊、酒坊、炒米坊、碾磨坊、皮毛作坊、造船坊等，生意做到周边五省，繁荣了一个隆兴昌。

一个以农业为务的治水奇才，同时具有资本运作的先进头脑，其全方位的知识结构，预示他不但能低头拉车，而且能举目看路，绝非那种只知面对黄土背朝天、下死力守护自家那三十亩地两头牛的土老财。

我们一再渲染王公同春在河套垦田治水方面的贡献，那么他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不打算冗叙过程，只推出结果便可一睹为快。

经其手开挖的大干渠有十几条：通济渠、同济渠、长济渠、义和渠、塔布河、沙河渠、刚济渠、丰济渠、永济渠、新皀和渠、杨家河、三公渠。这些大渠覆盖了整个河套平原，那里的百姓至今受其惠泽。

山西还有引浑河工程、引桑乾河工程以及修广裕渠。

上述干渠每条长度按百里计，约合一千五百华里；每条干渠配套三十条支渠，应为四百五十条许。每条干渠灌溉田亩按五十万亩计，计七百五十万余亩。

有渠便有桥。修桥乃德中之大者。王公主持修桥十多座：同兴德桥、隆兴昌桥、西牛犋桥、银碎桥、郝进桥、合少桥、郝头桥、七股地桥、天吉泰桥、五分子桥、协成桥。

农村出生的人都听到过一句俗话，叫作寸土难移。王公一介乡民却干了这么多浩大的工程，毫不夸张地说，与禹论功青出于蓝，用史无前例描述亦不为过。

可能有人会怀疑这些数据有水分。那我列出另一组数据来佐证。光绪三十年（1904），官府强迫王公同春家产充公，其中水田八十六万亩，熟田二百七十万亩；大干渠五条（义和、沙河、刚济、皀合、丰济），支渠二百七十条，房屋十八所。

我们这样写，并非炫耀这位乡绅的富可敌国，而是想通过他所积累的资产来证明他的人生价值。他一人尚且如此富有，套里经他带动的有钱人成百上千，财富累积堆成大山。确实，苍天给河套派来这位英才，就是让他开发"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灌溉之利。据说整个黄河流域，只有河套（西套平罗，后套五原）这一段，掘开口子便能浇田。问题是谁来领头干这件泽被千秋的大好事？正所谓天纵王公同春，河套如雨甘霖！

有时，人处顺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连外蒙古的活佛都请王公同春开垦库伦荒地，若获成功，拟使五万农民前往就业，王公本人亦可获租地三千顷。

而当资产被清王朝收走后，同春公虽然喝凉水也塞牙，但他没有怨天怨地，呼酒买醉，躺平不干。而是来到了伊盟达拉特旗的王爱召和杨家圪堵，种树围沙，改造三万亩沙地为良田。二次创业，重新崛起。

在逆境中仍能用极短的时间创造出奇迹，确乎让人叹为观止。

听说王爱是王公同春令嫒，据传有座召庙改用王公令嫒的芳名命名，即王爱召。百十年来百千万信徒去朝拜，这是多么难得的殊荣。

而且还有一首经久不息地传唱在黄河两岸的歌，就叫《王爱召》。那苑转悠扬而又略带苍凉的曲调，那坦露率真性情而又不无忧伤的词曲，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的心扉。与其说歌儿美妙动听，倒不如说传唱着人们对王公的尊崇而爱屋及乌。或者说，人们沉浸于艺术享受的同时，也在想象被升华为艺术形象的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我们将王公同春称作河神，这个"神”是神妙莫测的意思。也就是说，凡夫俗子对他的壮举，百思不得其解，怀疑他是疯了，但人家又成功了，所以感到"神"。

众所周知，大面积地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几乎都须举国倾城之力，动辄几十万人方能完成的伟业。王公同春一个社会地位卑微的人，他是用了什么法术将几万乃至几十万逃荒要饭的乌合之众凝聚成开河的主力军？

其实迷底很简单。你不见王公同春在五原西牛犋常年设煮下一头牛的数十口大锅，为那些灾民提供一碗粥来活命？司马迁云："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想必那些灾民为王公的善举感恩戴德，他们安家落户后，就自然成了王公同春冲锋陷阵于渠壕的忠良死节之徒。

非但如此，王公同春几次于华北数省发生灾荒时，十万火急地、慷慨无私地开仓放粮，总数约十余万石，解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对此，我们可以用"仁者爱人”的道德标准来解读，将其视为菩萨心肠。但这样的认识总觉得对王公的理解不是很得要领，或许低估了王公黄河一样的胸怀和阴山一般的格局。

凡成就大业者，有时像春风一样给人温暖和希望，有时又像秋气一样无情而具杀伐之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品格错杂于他的一身。

光绪九年，蒙古人以武力驱杀垦田汉人。王公率众奋起反抗，火烧公议社，械斗出现伤亡，他因此而身陷囹圄。

民国二年，五原县长任命王公同春为"民警长”，组建民团，剿灭土匪，抗击外来侵略者，他亲率敢死队奇袭获胜。绥远都统奖军功一次，授五等嘉禾章一枚。

人言"打天下"云云，看来拥有"天下”不是温良恭俭让的请客吃饭那样简单，需经受血与火的洗礼。

最有趣的传闻是1902年的除夕，锦秀堂堂主陈锦绣在包头被人所杀。人家状告王公同春，他又因此而系狱。原因是陈堂主曾于五原天蓝圪坦挖了王公同春一只眼，从此他有了"瞎进才”的雅号。根据"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之古训推理，陈公锦秀之非命许是王公所为。

人们说，年三十黄昏时尚看到王公同春在街上蹓跶，初一早上给他拜年他也在堂上正襟危坐。但他的坐骑大青骡子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他说不定晚上骑着神驹飞驰包头，办完事后于黎明又返回五原，像没事人一样。

这个故事被好事者演绎得神乎其神。实际情况是官府将王公同春关了五年，最后结论大约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无罪释放或戴罪立功。

这些奇闻异事，使我想起了成语"量小非君子，无毒（度）不丈夫”。你不觉得王公就是古人所说的正人君子和豪气冲天的丈夫吗？

我们这样着墨于王公同春，是想一睹这位历史风云人物的真实面貌，越真实越能打动人心，越有感染力。

他终于蜕变为社会上的体面人物。山西王闫锡山曾延请他款晋主持水务，冯玉祥尊聘他任西北边防督办总参议，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为表彰他的勋功硕绩而拨款重修王氏祠堂。

前者，光绪三十三年和宣统末年，朝廷两次赏他顶戴花蜩，授"即补都司"（四品）。民国政府农商部总长聘他为水利顾问治理淮河，并受到袁世凯大总统的接见。

这些美酒、鲜花和掌声，证明其思想动力源自儒家学说濡染的仁人志土，唯名利而进退。所谓名，指精神名节。例如外国传教士在他资产被官府强行没收时，曾动员他入异教，因为入教后他的田产就可以保住。但他严辞拒绝了神父的"好意”，宁愿被官府没收。

所谓利，是指国家民族之利，人民大众之利。王公同春不以善小而不为，胸怀河套五原，放眼赤县神州，时刻想着奉献。这就是他的道德操守，民族气节，国家情怀。思想指导行动。没有站在这种文化的制高点，是不可能办出利国利民之大事。

不知那些卖身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们（包括其三子王英）感受到这一节作何感想。

王公同春的土地大概因权属纠纷，被朝廷收回。后来他又花十万两银子从官府那里承包回来，同时疏浚五加河数百里，退水到乌梁素海，形成排灌配套。王公仅挖河一项投资便合一千叁百五十万两金真白银。这么多钱，他家几辈子都够过了，何用劳心费神地再冒风险？

但王公明白，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挣下金山银山对个人短暂的一生又能怎样？王公的初心与林则徐大人不谋而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1925年，七十四岁的王公同春在黄河岸边修渠口亲自下水探沙而染病仙逝。死后怀里揣着一份《复兴后套计划图》。

如果上述故事真实，则王公殇任殉职，虽死犹生，死得其所，重于泰山。在他的负重前行中，五原从沉寂中醒来，成为天下米粮之川，五原隆兴昌成为西北商城。借用《五原古诗薮钞》中所选诗句描绘便为：

《五原古诗薮钞》所选古诗止于清代，而王公同春为清末民初五原人，其事迹虽然于诗中未有直接体现，但做为一个从封建社会向民主时代转型的承先启后的代表人物，他的事迹对今日五原的再创辉辉，具有非同凡响的启发作用。因此，我们在此书稿中为王公同春大书一笔，成为学史明理的收官之作而呈给读者。

《二妺妹与喇嘛哥哥的故事》短评

在微信群读了郝道龙《二妹妹和喇嘛哥哥的故事》，有几点想法述如下。

此文值得肯定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有四点。

其一是完整地记录了《王爱召》的歌词。这歌词反映了西北民歌粗犷豪放、大胆热烈地表达率真性情的“酸曲”特点。

其二是讲了这一歌曲在山西、陕西、内蒙地区传唱频率较高，为百姓所喜闻乐见。

其三是描述了"小报”记者怀着下三烂心态到王爱召找喇嘛搜集二老财与喇嘛私通的材料，喇嘛们很反感。应该是对小报记者捕风捉影、空穴来风、滋生事故的行为反感。

其四是记述了著名作家谢冰心写过小传《二老财》，发表于1936年1月《青年界》第9卷第1号。看来二老财当时是社会上的体面人物。这段时期的"二老财"应和后来被政府镇压的"二老财"加以区别。这是历史应取的态度。

这就关涉到了人物原型与艺木形象的关系。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就是说，人物原型不能等同于艺木形象。《王爱召》中的艺术形象"二妹妹”与喇嘛哥哥私交的情节，与真实的人物原型是脱钩的，不能完全看成是人物原型的真实故事，起码处于亦真亦假、亦实亦虚的状态。艺术形象一般不用真名实姓，因为文学作品允许虚构，一般对原型不负法律责任。

况且，人们喜爱这首歌的原因是其直陈人性之美的艺术感染力，而不是人物原型生活中那点隐私或破事。

然而，总有些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不高的作者，为了吸引读者眼球，全然不顾作品正面的社会效应，而着力渲染道听途说的故事或添油加醋编写的黄段。

这样的做法，轻则降低了作品主题，重则对人物原型构成名誉伤害。例如郝文中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阶级成分论将王同春划分为大地主。王公同春是清末民初人，是著名的垦田治水专家，对开发河套具有非凡的贡献。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就是对历史的歪曲。王同春何曾被政府定成分为大地主？这就好比你称唐明皇为李主席一般可笑和称任正非为大老财一样荒唐。用这种“文革思维"为王同春定位，只能流露仇富心理。

而郝文中对王同春开发达拉特旗的几千顷土地的伟绩进行诋毁就更加离谱了。

如果说王同春开发达拉特旗的土地是凭借二女儿的美色获取的，那么在此之前，王公约三百六十万亩熟田又是靠什么得来？那时他的女儿还未出生或是小孩子。

王公同春当时已经是声名远播的垦田治水专家，想和他合作的达官贵人多了去了。此有案可稽，不需赘述。

退一步说，二老财中年丧夫，她来到达拉特旗帮其父打理农业时发生了一些桃色新闻，而作者为了满足对色情的某种好奇心而描述了这些隐私，那你写就写吧，可你扯上其父是何用意？由此损毁他的功绩和名声又是何居心？

实际情况是，二老财三十二岁时死了丈夫旅寿鹏，已育有五个子女一一三男二女。正当鼎盛春秋，生育年龄，再未嫁人，直到死再未生产一男半女，彼时无避孕措施。由此不难推断，二老财的所谓风流韵事，男女奸情，纯属乌龙。

我们不知作者与王同春有何世仇，与二老财又有何过节，姑且用写文章不扣主题，东拉西扯，跑野马，博看点视之。

郝文说王爱召最早叫伊克召，明朝赐名广慧寺。那么后来为何改名王爱召，与二老财是否有关系？却语焉不详。

赦文的题目本是“二妹妹和喇嘛哥哥的故事”，但看不到对歌曲“二妹妹”艺术形象的鉴赏，哪怕片言只语也好。没有。而是纠缠于生活原型不放，抖岀了许多所谓“丑事”。

如果说作者是为了贬低《王爱召》歌曲的艺术价值，但前面又说此歌流传较广，传唱经久不息。造成前后矛盾。但偏嗜他人隐私而幸灾乐祸的心情倒是反映得很露骨。

而结尾又硬生生地告诉读者：

“1951年4月被逮捕，同年8月27日，二老财被人民政府枪决于包头。"

单凭郝文中那点男女之事，是不可能判二老财死刑的，那么还有什么非死不可的罪行？作者不说。二老财有罪自有政府处治，这并未影响人们直到今天仍在唱"二妹妹”这首歌。因为人们欣赏的是艺术，与二老财是两回事。

但我们无法判断作者于结尾写这样一笔到底要干什么。

文中既不表明例证出处，连"据说”、"传言”的表或然性的词语也找不到，看来多半是二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此文放在文革时期，力度不够；放在今天，又不合时宜；从文学角度看也无可取之处。这种文字，不写为好，省得污人眼目。

近期写了颂扬河套垦田治水专家王公同春的文字。有文友怕毅跑偏，微信暗示。毅亦把握分寸，慎于一字之褒，一字之贬。

正当此时，有未署名的为王英开脱的文字。这是需要正视的。

世古道，人不得全，车不得圆。不论王公同春多么伟大，他也不得不承受"教子无方”的说法。他的一子一女虽在其身后成了民族的罪人，但也与他无法完全撇清关系，他鲜美的花环上添了两点苍蝇屎，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但有个成语叫"瑕不掩瑜"。我们看的是王公大节，不会因为其不肖子女而贬损他的形象。毕竟王公是王公，子女是子女，不能无端地混为一谈。

前几年毅在一首诗中谴责过王公的这位儿子：

——五原烈士陵园祭·其三

除了诗，毅还有《将军赋》，扩展了这一情节——

“怎忘三千铁血男儿，睥睨两万野蛮屠夫。年关地冻，将军身上衣单；少吃没喝，战士弹药奇缺。东洋炮火撼地，夷蛮锋刃闪天。正面冲击铺天盖地，侧翼王英偷袭得逞。好男儿腹背受敌，伟英烈视死如归。血肉之躯阻挡戈戟，赤手空拳搏击锐利。怒目圆睁撕裂豺狼，同归于尽命敌虎豹。喋血阴山，北风吹变徵之音；埋骨青山，流水奏悲歌之曲。”

这段赋文描述的是1939年腊月下旬，日寇自包头、固阳分三路大军大举进犯河套。第三路自固阳经大佘太，岀乌不浪口，绕狼山西犯陕坝。王英的部队为先锋。敌军在乌不浪口遇到了隶属于傅作义将军的、由马鸿宾集团军的回族兄弟组成的部队、约三千将士的顽强阻击，致日军寸步难行。

就在此时，王英当地人熟悉地形，率骑兵团绕道从侧翼突然袭击了我方守军。前后夹击，痛下杀手，致全军覆没，三千将士几无生还。

这就是汉奸王英犯下的滔天罪行，他死一百回，也难赎其罪孽。

据说前些年有人到乌不浪口凭吊战场，尚目睹无名将士的白骨暴于荒野。看到此，毅之泪潸然而下……

我寻思，王英的姐姐二老财，多半是被其弟带到了沟里。

对二老财其人要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看待。

1940年之前的二老财，被人誉为穆桂英一般的女中豪杰。关于她的一个故事很感人：

“那年（1928年），土匪赵二半吊子带领人马围攻五原城，并扬言攻下城池后屠城。二老财带四千人守城，面对杀人不眨眼的悍匪，二老财神气自若，在城头上怒斥赵二半吊子，迫使其退兵。民间遂称她为‘后套穆桂英’"。（引自《五原史记事》）

此前，二老财在达拉特旗帮乃父打理农业的一段历史，以《王爱召》歌曲为标志，也值得欣赏。那首歌听不出有伤害"二妹妹”的意思。西北这一带从南北朝时期所流传下来的民歌就是那样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直到现在，包括王二妮唱的《圪梁梁》，均体现了喜欢裤带以下酸曲儿的味道。

如果说那一时期的二老财是值得称道的，则1940年之后，她到了包头这段历史却十恶不赦。做为反动会道门的总舵主必杀，为日军提供情报必杀。有这两条，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王氏父子的这段过往，也算是历史上少见的悖论：一边是流芳百世，一边是遗臭万年；一边是被传领，一边是遭唾弃。

从中，我们得到了怎样的启发？也就是说，出来混社会，哪些事情能做，做了哪怕是死，也是死得其所；哪些事情不能做，做了触犯红线，必死无疑，而且死无葬身之地。原则不能模糊。

读史明智，这样的历史确乎发人深省！

不知在什么书上，看到了五原还有放河灯的活动——"小村中，白天许多人围坐在一起，把黄米糕捏成薄薄的小碗，盛上胡麻油，用棉花搓成灯捻，这就是糕灯。晚上点亮放进小河里，仿佛天上的星星落到人间，它们随着水流漂走了。”

这段文字朴实而美丽，想必寄寓着某种宗教情怀。因为在古老的乡村，任何活动或仪式的背后，总有某种深意，并逐渐演化成宗教的执着。

例如腊月二十三送灶神上天，家家户户熬一种粘性十足的麻糖，意在糊住灶神的嘴，怕他上天述职时乱说。再如端午吃凉糕，据说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牛头大的字不识一罗筐的乡民，他们是怎么知道屈原故事的？

后来，又不知在什么书中看到了下面这段文字一一

“1925年，也就是冯玉祥起义、驻扎五原时，为了多筹军饷，王公同春古稀之年赴黄河口岸督修河口，亲自下水探底而致病去逝。原本要送回老家葬于祖坟，但隆兴昌百姓拦在路上长跪不起，悲声恸地，恳求葬于五原，俾后套百姓长年祭奠。

家人感于情切而允恳。于是五原、临河、安北三县选出治丧委员会，会议决定于五原城北修建陵墓祠堂，并每年于祭日在祠堂活动三天，演大戏，放河灯，祭河神。”

此刻，我方始将放河灯与祭河神联系起来，并且知道了这河神就是垦田治水专家王公同春。我少小时在乡村常听到瞎进才的奇闻轶事，但只知他是个能人，不知他在五原百姓心中有如此之高的威望，他们把他尊奉为神而顶礼膜拜。

儒教的一个特点就是神多，哪个领域都可以塑造自己的神。像上面所说的灶神等。

然而，也并不是什么人都可被奉为神。只有那些有特殊贡献的、杰出的英雄人物，得到公众的一致崇拜，方可塑像请进神龛、逢时过节焚香磕头。

曾听说纪念屈原时有洒糯米、放河灯的仪式。将此移植到五原祭拜王公同春，由此便知，在后套百姓心中，王公同春就是五原的屈原。

我忽然有一种对不住王公的感觉，我曾不停地向远方张望，看到了鲧和禹，看到了李冰父子，还看到了修大运河的隋炀帝，但很少关注河套之神王同春。我懊悔自己忽略了身边风景的美丽。

所幸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现在来看关于王公的几则小故事。

第一则是独眼瞅渠。王公于夜晚在荒野吊几盏马灯，白天将柳编水斗涂白挂在长杆上，拉开距离一字排开。通过观灯火和看水斗来测地形的高低，标注取土的深度。经他测过的渠道，水流无不通畅。

第二则预知水涨。有一次他到公中和牛犋对掌柜们喊道：赶快修理渠坝，上游黄河水涨了。人们半信半疑，不几天，黄河果然涨水。他的理由是，河面上飘来了草木物件，由此而做出了判断。真正是一叶落知天下秋。

第三则避直饶弯。挖沙河渠时，本可直挖，他却让在某处绕了一个大弯。人们很纳闷。他解释说，前边地下有沙，若直挖过去，流沙淤积，会抬高水位，导致断流。在沙河渠开口处，他多次下水探沙，直到选定红泥土的渠口为而止。如果渠口选在沙地上，会被大水冲垮，控制不了水流。

第四则老鼠启示。有一次施工中，他指着地面说：下面有水。渠工们不相信，向下掘了二尺，果然冒岀水来。因为他看到附近老鼠打洞抛出来的土是湿润的。

于是，有人据此说他是鲤鱼精变的，也有人说他是独眼龙王转世的。神的说法出现了。

这在封建时代可以理解，有时普通百姓宁愿相信神也不愿相信合理的说法或科学的解释。因此，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才设计将书信"置人所罾鱼腹中”和"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的把戏糊弄人。有点文化或头脑的人是不会为此而神魂颠倒的。

而真正奠定王公同春神的地位，是下面四大壮举。

第一大壮举，是他毕其一生修了四千余里渠道，投资1350万两银子，形成后套灌溉蛛网。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凭借个人之力开挖的最为浩大的水利工程。

第二大壮举，是他为了促进蒙汉团结合作，下功夫学会了蒙语，能用流利的蒙语与蒙古人交谈。他仗义疏才，大量地帮助了蒙古人，用诚信打动了蒙古上层，因而能大面积地租用蒙地。

第三大壮举，是在牛犋广设伙房、住房，免费供灾民吃住。最多时设数十个粥场，百余口大锅，收留灾民五万余，时间长达半年，用粮三万多石。

第四大壮举，是建设五原的隆兴昌成为了包头与银川中间又一繁华商埠，买卖做到了西北五省。有一首顺口溜唱道：

有一年我到了藏地，走访了几户藏族人家，发现他们家中都设有两个神位，其中一个是伟人。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要知道那正是在境外势为鼓动下，网络上反伟人甚嚣尘上之时。但在藏民心中，他却是雷打不动的真神。

伟人是真心为老百姓谋福利，已得到了公认。王公同春也曾经被五原百姓称为神。这一类同让我吃惊。我也因此寻思到了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人所构成的相同处。只不过伟人泽被全中国，王公面对大后套，大神小神之别，具体而微罢了。

难怪五原基本上是府谷人、河曲人及河北人，他们大都是灾民口耳相传王公恩德、千里跋涉来到五原追慕其人。

当王公不顾七十四岁高龄下水于河口探沙，不幸染病驾鹤西去，那些受其滴水之恩的人们只有把他尊为神，献上宗教的虔诚，才能表达他们感恩的情怀。

请让我再借用一段文字来复现当年放河灯，祭河神的场面：

“祭祀那天，人们都是全家出动，渠背上挤满了人。大户供着整猪整羊，小户供着全鸡全兔。仪式开始了，鞭炮轰鸣，锣鼓喧天。人们有跪拜的，有鞠躬的，有唱歌的，有默念的。接着，将河灯点燃，轻轻放到河里，那星罗棋布的明灯一闪一闪地、一波一波地随水漂流而去。

下游的村庄，老赵圪堵、同心泉、银碎桥、武柜圪旦的人们早已迎候在渠上。忽听有人喊：`河神来了！河神来了！‘于是黑压压的人群齐刷刷地跪在了渠畔上叩首，祈祷河神保佑他们年年月月的好光景……”

搜狐网刊冯修《老包头、后套穆桂英二老财》一文中说，王同春十六岁时因人命案逃往后套躲灾避难。而王公同春后人说他是十三岁时因家道中落、随父徒步走西口投亲靠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五原史记事》一书中写道："王同春，字浚川，乳名进财，出生于1851年（咸丰元年），直隶省顺德府邢台县石门村人。……之后随亲属到河套东部谋生，学做皮毛匠。13岁时在磴口和临河受雇为人挖渠，18岁到河套东部地商张振达的万德源商号当渠工。……两年后被短辫子渠四大股经理郭大义看中，正式当了渠头。"

这三种说法中，冯修的说法从哪里得来，其文只字未写，不予采信。王氏后人的说法因无正式出版书籍，不便直引。《五原史记事》属于官方读物，具有法律效力，故以此为准绳。

还有两个可佐证官方的说法，其一是王英在童年时期，曾回原籍河北省邢台县东石门村念过几年私塾。其二是王公同春的许多生意都与邢台老家有密切往来。

就是说，他没有因人命案而隐姓埋名，不敢露面；也没听说他露面后有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冯修文中的说法很可能是空穴来风。

五原锦秀堂堂主陈锦秀（又称陈四或瞎陈四）被杀一案，我在《天纵英才》一文中说，王公同春被状告杀人，坐了几年大牢，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无罪释放。

但《五原史记事》中写道："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王同春因为打死与他争渠抢地的陈四而被捕入狱。”

官方读物已认定陈四为王同春所杀。那么王同春为何没有被治罪？此书是这样陈述原因的：

"辛亥革命爆发后，绥远将军堃岫因人心不安，就把监狱内的51个犯人一起执行枪毙。结果别人都死了，只有王同春活着。然而死尸还是51个，经清点，是一个开枪兵丁中弹误死在内。将军觉得其中必有天意，便没有杀他，仍旧实施监禁。1912年，王同春恢复了自由。"

引文中只说是辛亥革命致人心不安才枪决犯人包括王同春的，并未公开判定是王同春杀了陈锦秀而被处以极刑。后来的结果是“恢复了自由"，那就可以理解为"无罪释放”。

但陈四到底是不是他之所杀？对于这种谜一样的问题，毅于文中只能用"许是”打马虎眼儿。

上文提到郭大义，其人应该是王公同春的"贵人”，王公的发迹与郭大义有直接关系。

四大股渠开通后，郭大义买断股权，改名叫老郭渠，王同春任渠头。《绥远通志稿》中记载：“光绪十七年，包租杭锦旗地，由黄河草地开挖河口，东向下流，北行至锦秀堂北歧为三支：一东行，通入大顺成渠；一东北行通入老郭梁；一北行，为本渠之正身。"

老郭渠渠主郭大义与锦秀堂堂主在用水上发生了纠纷。

郭大义与陈锦秀都是左宗棠部队的军人，在宁夏剿灭马化龙时是战友，战争结束后因裁军，二人在后套安家落户。

郭大义当骑兵时学了铁匠手艺，会打马掌钉，开了个铁匠铺，后来在万德源商号当经理，经营农业。

陈锦秀当骑兵时喜欢马，就创办了锦绣堂字号的养马场，专做养马、训马生意。

老郭渠改渠口，向西延展，陈锦秀认为是侵占了他的地盘，要求赔偿。郭大义认为改渠口离陈的地盘远，又是荒野之地。不赔。双方互不让步，因此打了起来。

郭打不过陈，陈据上游，将渠口拦坝断流。郭派打手多次上河口决坝，都被陈的打手打败。正当浇水季节，沒有水，田里的禾苗枯萎了。租种郭家农田的佃户都到郭家诉苦。郭大义焦头烂额，打又打不过，决又决不开，怎么办？

郭大义亦非等闲之辈，他摆开酒宴，痛哭流涕地说：

"众位好汉，我郭大义没受过这么大的窝囊气，谁能替我出了这口气，将渠水放下来，我老汉奖赏他二十顷好地，决不失言！”

手下的打手们多次上渠口争斗，屡战屡败，被打怕了，谁也不敢吱声。

正当此时，王同春破门而入，看到老东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告而没人出头。再想地里的禾苗都枯黄了，一年的辛苦眼看就白费，顿时义气豪生，振臂大喊一声：

"谁敢跟我上渠口决坝？”

他手下的几个渠工一看老大出头了，纷纷响应。王同春便带领手下半夜摸上渠口。陈家的打手认为郭家被打败了好几次，不敢再来了，防卫松解，正在睡大觉。突然一阵乱打乱砍，吓得荒不择路地逃窜。王同春带领渠工将拦河坝决开，滚滚河水顺流而下，当年获得大丰收。

郭大义信守诺言奖赏了王同春二十顷田地。

因此，王与陈结下了梁子。接着，发生了陈锦秀在天蓝圪旦捥了王同春一只眼的故事，让他看天也不蓝。此亦"天蓝圪旦”村名来由。

但《五原史记事》中说："王同春幼年家贫，5岁患天花导致一目失明，所以有外号瞎进财。”

从情理上推，我更相信“天蓝圪旦”的故事，因为王有初一，陈才有十五。因陈有十五，故王才有除夕杀他之事。这样才环环相扣，因果分明。

王公同春是个有胆有识的汉子，敢于斗争，不惧殒命；他同时也是个具有底线思维的义士。何谓底线思维？即你所做的那些惊心动魄之事必须对得起天地良心，必须遵循老祖宗定下的善恶的道德标准，而且上合官心，下顺民意。这就叫底线思维。

王公同春称其子王英为"三没底矩”，这里的"底矩”犹言"底线思维”。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底矩，分不清善恶，对不起天地良心，上面官府惩治，下面百姓咒骂，那就说明你失去了底线思维。

王氏父子同样涉险犯凶，孤注一掷，但本质是不相同的。王公同春的所作所为是将个人利益和百姓利益统一了起来，所以他被称作王善人乃至河神。那些为一己私利而上窜下跳的小丑，最终不齿于人民。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与其高足的一段对话，原文录下一一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子贡将“博施济众”定位为仁，问老师这样定位可否。孔子告诉他，岂止是仁，已经臻于圣的至境，就连尧舜达到这样的高度也感到为难。

看来，“博施济众”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唯圣人方可为之。根据王公同春一介布衣，主持开挖了十几条大干渠，几百条支渠和开垦几百万亩良田，养育近百万人口的功绩，做到了博施济众，他达到了孔子所定圣人的标准。

我们已知，河套五原从宋代入西夏版图，历元、明、清均为蒙古人的牧场，沉寂于历史舞台约千余年。这上千年的历史中，这块土地叫个什么名称，都会考证得后人满头大汗。

直到清未，这洪荒亘古的荒原上，走来了一位垦田治水的天才，他用自己巨大的气场吸引了山西、陕西、河北等地众多百姓，不远千里来到后套，跟着王公同春开发这片处女地，使这快沉睡已久的皇天厚土又红火热闹起来。

时代创造了英雄，历史也需要英雄。英雄的职责就在于“博施济众”。

“博施济众”并不止于组织他们开荒种地，浇灌黄河之水，成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博施济众”还需要保卫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并引导他们与时俱化，随着时代步伐前进。

清未民初是近代历史的大变革时期，随着河套的被开垦，清王朝成立了管理汉人的萨拉齐厅，后来因王公同春崛起了五原，又置五原厅，治所设于隆兴昌。形成了“旗不管汉，厅不管蒙”的政治格局。但事情并非我等想象的那样简单。蒙古上层中的保守派是反对汉人垦田的，他们怕失去了牧场。所以，趁着清廷逊位、民国初立的交替碰撞之际，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便派部队进占富饶的河套地区。

王公同春在这风起云涌的斗争浪潮中充当了什么角色，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

我们在《王公同春二三事辨》一文中已写到，辛亥革命爆发后，绥远将军堃岫怕发生变乱，枪决了51个犯人，其中就有王同春。但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表面上看是偶然现象，但聪明人不难悟岀其中真谛。那分明是官府中有人想让王公同春继续做人杰，不想让他为鬼雄。1912年，官府恢复了他的自由，前后羁押五年时间。与其说是恢复他的自由，毋宁说让他戴罪立功。绥远将军责成他回河套办团练，抗击外患，维护治安。

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利用自己在河套地区的威望，完成招兵买马和训练部署。1913年冬，外蒙古军队侵入河套，王公同春带领团丁阻击外寇，大获全胜。下面描述一下王公同春亲自指挥的包头梅力更召奇袭战，来彰显他保卫疆土之忘我牺牲精神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华。

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反对民国共和体制，在沙俄帝国的金钱和武器支持下，派军队向内蒙侵犯。当地有些王公贵族也蠢蠢欲动，配合响应。四子王旗，固阳，大佘太等地相继陷落，外蒙军队又向乌兰脑包、五原袭来，隆兴昌岌岌可危。

王公同春率领民团在乌兰脑包抗击敌人。敌人受挫，退到德令山。此时，晋军谢营长带兵参战。王公建议道，当前敌强我弱，敌士气旺盛，不如据守乌兰脑包以逸待劳。谢营长轻敌，不听劝阻，在敌众我寡、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出兵，被蒙古骑兵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王公同春眼见大势己去，乌兰脑包不保，便指挥民团，带领当地百姓向包头撒退。

包头守军赵守珏团长一看敌人势大，难以抗拒，欲放弃包头退守萨拉齐。

王公同春派手下侦察敌情，回来报告:

敌人占据了梅力更召，拖带着劫来的大量物资，人员松散，全无防范。

王公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奇袭破敌机会。他对赵团长说:

“敌人骄傲自大，轻敌麻痹。我们应当趁其不备，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们现在己无退路，包头失守，绥远危殆。请赵团长给我五六十个勇士，我要组成敢死队，与敌人决一死战。”

赵团长被这六十多岁老人的豪气所感动，就命王公率敢死队为前峰，他带大部队后援，成败在此一战。

于是，从晋军中挑选了五六十人，又从民团中挑选六十多人，组成百人敢死队，在王公同春的亲自带领下，偷偷摸到敌军据点梅力更召。梅力更召的土坡上堆放了抢来的货物。松开疆绳的战马正悠闲的吃草，炊烟升起，垒灶做饭，不设警戒。

敢死队沿着河槽悄悄往上爬。敌人忽然发现他们，顿时乱作一团，找不着枪，找不着马，全无章法。

但敌人毕竟兵多马壮，武器精良，居高临下，稍间组织起反抗，子弹如暴雨，压的敢死队抬不起头来。

敌军有二个指挥官，穿着蒙古人的大红袍子挥舞着手枪发号施令，衣着显眼。王同春的部下刘，杜二人枪法百发百中。王公命二人从侧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攀上高地，占据有利地形，将敌人指挥官干掉。

王为吸引敌人，率敢死队大声呼叫着佯攻。刘，杜二人乘敌不注意，举枪瞄准，扣动板机，两个敌指挥官应声倒毙。

敌军见官长已死，以为被包围，吓得哭爹喊娘。为了活命，跨马而逃。

敢死队乘势掩杀，一鼓作气攻下梅力更召，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

为奖励王公同春抗击外来侵略有功，官府为他记军功一次。绥远都统张绍曾将军亲自授其五等嘉禾章一枚。

王公在“博施济众”的道路上，像历史上诸多圣人一样，完成了他军事锻铸、战争淬火的“凤凰涅槃”。

没有坐过牢的男人，不是成熟的男人

昨于网上发《博施济众，战争淬火》一文后，有朋友质疑道："听说王同春杀过人，您将他写成圣人，这样合适吗？"我回答说，只要做到了孔子所说"博施济众”，就可以称为圣人。孔子在封建时代是能够制定标准的。至于杀人，圣人大多杀过人，有的直接杀人，有的间接杀人。黄帝杀过蚩尤，舜杀过鲧，孔子杀过少正卯。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成为圣人。因为圣人所开创的"博施济众”的大事业，决不仅止于温良恭俭让的请客吃饭，他们在坚守神圣事业的阵地时，更多的是充满血腥的斗争。有的斗争用妇人之仁是理解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就很容易理解圣人杀人了吗？

所不同的是，黄帝的杀人，是部落与部落之间发生了战争；舜的杀人，是他以帝王身份惩处鲧的治水无状；孔子的杀人，是他做了鲁国大司寇，手握生杀予夺之大权，杀了蛊言惑众的少正卯。那么，做为草野乡民的王公同春，他的杀人，不论其动机如何，必然要经受牢狱之灾。而这牢狱之灾，也就成为他走向创业成功之路的必不可少的"洗礼”。

王公同春一生坐过三次大牢，简述于下，从中窥探他如何蜕变成一个成熟的男人。

有一次夏收过后，王公骑马路过北牛犋，看到人们在场面铺麦穗，准备打场。他向打场的人喊道：

“赶快收场，要下雨了！”

人们抬头望天，骄阳似火，万里无云，哪来的雨呢？王公同春说：

“我有预感。快收拾去吧，不然要吃烙饼。”

不一会儿，突然刮起风来，随着乌云滚滚，眨眼间下起了瓢泼大雨。

人们议论纷纷："老掌柜莫非是神仙转世？否则，阳婆红杠杠地，他咋知要下雨？”

"我的身上有反应。那年火烧公议社，遭了官司，在榆林坐大牢，衙门里的贪官听说我是大财主，要敲竹杠，我不给。他们就要屈打成招，我不服。于是上了大刑，打伤了我的腰椎，落下残疾，每逢阴天下雨就痛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事件的原委：光绪九年，达拉特旗蒙古牧主秦四用武力驱杀汉人。王公同春联合各大家对抗，火烧了公议社，活捉秦四，并逼其签订保证书。后因矛盾引发伤亡，纠纷三年，王公入狱。

牢狱，尤其是旧社会的牢狱，将人间的假丑恶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当失去人身自由之后，在这个特殊环境中要经受肉体与灵魂极为痛苦的考验。能经受住考验的人，便会升华了生命的境界，更为珍惜真善美。毫无疑义，王公同春经受住了这个考验。

所谓锦秀堂，是坐落于五原火车站东南两公里处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但因王公同春而每每与它不期而遇，就像因鲁迅我们才知道有一个叫藤野的日本人一样。

想来锦秀堂堂主陈锦秀也是个雷人，我们不知当时发生矛盾的深层原因，也不知陈堂主占了多少条理由，但在老郭渠的上游拦水筑坝，便有不顾与郭大义的战友情分，也不管下游万千老百姓的死活之嫌。弓是弯的，理是直的。陈堂主在道义上处于下风，正好衬托了王公同春决坝夺水解民倒悬、深得人心的义举。

后来有天蓝圪旦陈堂主挖王渠头眼珠的怨仇相报的传说，更引起了人们对王公同春的同情。

公理正义始终居于王公的一边，这也就是再后来陈堂主被杀听说是王公所为，人们不以为然的原因。

但王公又被投入大牢，再一次经受着地狱或炼狱般的非人折磨。他凭借自己超凡的意志扛过来了，但侍奉他的一个叫王景的儿子却夭折了。据说该公子性情耿直，不善转还，在见刀笔吏时仅一次未带礼物，便被乱棍打出衙门，气不过，口吐鲜血，倒地而亡。

这正应了旧时"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礼无钱难进来”的俗语了。

而王公在狱中却被集体枪决，只是他侥幸没死。这种经历过生死摧残的人，想必更能体会到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他出狱后更加勤勉于公众事业，无论是他率民团抗击外寇，还是为冯玉祥的革命军筹办粮饷而累死，都标志着他的浴火重生。

据官方史料记载，1914年，地理学家张相文旅行到五原，与王公同春谈话后，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农村模范人物。张相文先生回到北京，和农商部总长张謇讲了王公的情况。当时张謇兼任导淮督办，听得有这样一个开河的天才，自然高兴，马上聘为水利顾问，邀王公同春前往北京。

这年冬天，王公一行人动身到北京晋见总长大人。路过绥远城，拜见将军潘矩楹。潘将军手下见王公出手阔绰，就唆使潘加他一个罪状，下了大狱，欲霸占他的钱财。

王公入狱后，张相文和张謇多次营救都没有成功。最后，张謇面见袁世凯，得到袁的释放令，将电报发给绥远潘将军，王公才得以解脱。

潘将军是以修建五原县城时拖欠了工钱为由逮捕他的。实际情况可能是，王公于修建五原城带头捐钱粮最多，并拿自己的牛犋作抵押给姓郝的建城工头，即后来郝头圪堵的"郝头”即是。

人言，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此中奥妙就在于，那些贪婪之人一旦权力在手，便不是人而变成魔了。他们的权力可以翻云覆雨，颠倒黑白。

同时也使我们感悟到，人在吃穿住用的生活上要知足低调，不能炫富晒阔，不然权力会让钱财易主。王公经历了这样的大风大浪，当明白这个世道。

下面这段话引自顾颉刚的《王同春河套开发记》：

"凡是一开了渠一见了利就会有争端，他们为了争水争霸常时械斗。王同春势力最充裕，他有来复枪、前膛炮，手下养着逃兵和把式匠（即拳教师）又最多，械斗几年，他独霸了河套。……他的手段也实在辣，凡是和他有利益冲突，或是犯了他的禁令，捉来就要处罚。……罚处死了三千五百人。”

我们看到了王公同春的另一面。开辟那么浩大的工程，想必组织形式的军事化，是其成功的必要的保证。严酷的禁令下，不敢说白骨累累，也会"旧鬼烦冤新鬼哭”。浩大工程带来的巨大利益，会使人挺而走险。因此而产生的集团性械斗搏杀也会是极其残酷的，由此推出胜者的王侯而淘汰败者的贼，也成为了铁律。这一过程中其心术运用的狡诈，手段施行之毒辣，会超出吃斋念佛者的想象。

这是儒家"有为"学说的另一种表现，不让枪炮说话能真正地有所作为吗？

然而，我们在王公同春的牢狱之灾中没看到这一方面的案件。既然官衙没有立案，我们也不必充当什么法官，去从道德上审判他。因为历史不怎么指责胜利者和成功者。

特别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王公同春在河套的垦田治水是极为伟大的事业，所承受的苦难是匪夷所思的。如同唐僧到西天取经一样，不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无缘真经。王公不经历三次牢狱之灾，也是不能增益其所不能的。

我们曾说，王公同春是时代创造的英雄。那么，创造这个英雄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

记得二人台《走西口》中有句唱词：“二姑舅捎来一封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这“西口外”的“口”在哪里？大体说，明代应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者称口里，长城以外者称口外。从口里到口外，是走西口的初始。到了清代，这个口往西延神了，可能是内蒙的杀虎口，是走西口的高潮。但这并不是民间的自发行为，而是从明朝中叶开始，朝廷实行的放垦政策。

初始的走西口，最多走到大同一带，连山西都没出。到明未清初，应该走到梁外、东川一带，也就是鄂尔多斯和土默川，尚未进入后套。后套河滩地的开发应该是在清朝中叶。

为了有效管理因放垦而进入内蒙梁外、东川以及后套的汉族移民，清朝政府成立了萨拉齐厅。当后套进入开发的全盛期，又成立了五原厅。这个放垦的全盛期应该以庚子赔款为标志。朝廷为了这笔赔款，不得不大量地开垦河套地区蒙古人所属的牧场。

王公同春就是活跃在放垦后套全盛期的一个人物，可以说后套开发的高潮，就是由他推波助澜而形成。

王公之伟大之处，就是能够清晰地把握时代的脉搏，由此布局自己人生事业的蓝图，并为之坚定不移地奋斗着。

我们曾经从苏洵的《六国论》中读到一句话："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结合王公同春的创业史来审视这句话，觉得我们过去的头脑有些单纯。

"暴霜露、斩荆棘”仅仅是创业的一个方面，也就是题目中的"下顺民意”；还有一个方面是"上合官心"，就是说，没有官府的支持，事业万难办成。

王公同春是怎样获得官府支持？这是本文展开的重点。

我们已知，后套近千年来是蒙古人的牧场，清代中、晚期虽说朝廷发布放垦政策，但并未听说废止蒙古人放牧的特权。这也是后来蒙汉间多次发生械斗、流血乃至战争的原因。

王公同春开发后套，头顶上实情有双重领导。一重是代表朝廷的官府，一重是蒙古贵族。所谓"厅不管蒙，旗不管汉“多半是表面文章。

有人说王公同春几百万亩土地是从蒙古人那里租来的，他是"二地主”。此言不谬。

既然这样，那么与蒙古王公贵族的协调，就成了创业的当务之急。王公施展恩威并重的手段，成功地与蒙古人建立了能够相容的关系。

光绪三十二年（1906）垦务局放垦牧地，牧场被农民所占，引起蒙民不满，他们组成了独贵龙武装抵抗。绥远都统贻谷，以王公与蒙古人关系友好，请他出面调解。王公一改过去打杀的方式，给蒙民送去粮食，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平息了战事。

王公同春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开发蒙地造田治水，不能单纯靠武力行事，战是为了不战，以战促和，团结多数蒙族兄弟，和谐相处才为关键。

本着这样的想法，民国初年，外蒙活佛勾结内蒙贵族暴动，政府军平叛后，因痛恨蒙古召庙容留滥杀和抢劫的叛军，决定将山前山后的召庙悉数焚烧。王公挺身而出，竭力劝解官军停止这一行动。他认为，反叛暴动是蒙古上层一小撮顽固分子所为，兴师问罪应打头，不能将所有蒙古人都推向对立面。特别是这些召庙历史悠久，是国家和民族的可贵文物，应予保护。

在他的劝阻下，政府军同意停止极端的报复行动。

这是他功劳薄上又一大亮点。

我们纪念王公同春垦田治水的功绩，就是向他学习，其中一条就是学习他识时务、知大局的觉悟和风范。而这样的人有个特点是善于"烧冷灶”。

1913年，山西省督军兼省长闫锡山受反闫势力排挤下野，一度到河套隐居。王公并未将他看成落魄者，而是殷勤款待，陪同他巡视了河套各渠道，报告了垦殖情况。闫对王奖慰有加，嘱其努力经营，将来晋、绥两省的民用和军粮可以依赖于他。

闫返晋后，王公由宁夏、青海贩运滩羊皮和细毛羊皮，运往河北顺德府出售，再把绸缎运回河套售卖。凡插着"王同春”三个字大旗的货车，出入山西省属地皆受保护，所经税卡皆无验放行。

王公之于山西有此"特顾承恩”待遇，是他的垦田治水事业打动了闫锡山，而且他的嘉名早已传遍了三晋大地。

山西人很聪明，但他们所生活的土地却是穷山恶水。打个比方说，家中有五口人，而一年的粮食只能养活三个人，那两个只能等着饿死。不想死的，出去做生意一一这就是晋商的来历。若遇荒年灾月，逃荒可能是唯一的活路。

且此地战乱频仍，有史以来便战祸不断。故闫锡山考察了王公同春的渠道和田亩，告他为山、陕准备民用和军粮，寄予了后望。

王公同春明白闫锡山这个"革命党人”的份量，民国西北数省的命运与此人息息相关，后套能否融入时代的潮流，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他与他的关系。

因此他曲致逢迎，赠闫老西好马数匹，为自己的创业找靠山。

上文写到，王公同春秉承绥远都统贻谷旨意调解了蒙汉矛盾。但贻谷和五原厅同知姚学镜反手将王公约三百六十万亩土地和渠道强行充公。王公当然知道，鸡蛋不能往石头上碰，充公就充公吧，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至于使用权另当别论。

此后他在大牢中被囚了几年，出狱后奉命组织河套民团抵御蒙古叛乱。事态平息后，官府念王公在战乱中个人财产损失惨重，且牺牲两名家丁，同时对保护召庙有功，达拉特旗和西公旗各出土地千顷，让王公经营，以此作为补偿。

王公在官府的优渥奖勉下，从人生低谷又跃升至高峰。这有赖于他与官府的积极配合。否则他会被当成一只蚂蚁捏死。

冯玉祥的国民军开驻河套时，他的实力又非常雄厚了。冯帅见到王公的第一句话就是：

“王哥，小弟我来吃你来了。”

“好哇！叫公中给磨面吧。”

他见这支队伍衣衫褴褛，难以御寒，主动捐赠数千张羊皮，交给部队制作军服。还支援了木料，为冯大帅在县城东门修建军营。数量庞大的西北革命军的军粮筹集，这副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他义无反顾地扛了起来。当时河套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也因此而难以聊生。

投桃报李，冯聘他为包西水利公署参议。此前，民国农商总长张謇已聘他为国家水利顾问。他的双脚从黄土地上踏入了官场。官场就是权力，权力用不好是魔力，用好了是神力。王公未当农民起义领袖与官府作对（因农民起义99%是失败的），而对官场游刃有余的绥靖，使他赢得身前身后名。

1925年王公病故，冯玉祥亲自在包头为他举行追悼会。若干年后，傅作义将军拨款为王公修建祠堂。

这些西北封疆大吏、庙堂重臣赏他以殊荣，足以说明对他的认可。

《论语》有言："为朋友谋而不忠乎？”孔子所谓忠，不单是忠国，而且给朋友谋事尽心尽力，也称为忠。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论指导之下，才会发生河套百姓传为美谈的"刘四拉”故事。

刘四拉，十余岁时因家贫养活不起，父母打发他随远房亲戚从河曲来到五原，被遗弃在义和渠桥头，成了流浪的孤儿。

我们不否认王公有杀伐之心，也有好生之德。他收留刘四拉在王家大伙房吃住。刘四拉渐渐长大，因生有兔唇，说话不清楚，常被人取笑看不起。王公却说，这小子牛皮灯笼，心里明白着呢。他把他当自己孩子一样看待，领着他开荒、挖渠、当领工，又亲自给他提亲，盖新房，拉扯他成家立业，视他为知心朋友。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当王公因事下狱，刘四拉立马赶往监狱探望。衙役不允进去，他就蹲在牢门口几天几夜不离去。他的大义连牢头都被感动。他给牢头洗衣、做饭干杂活，与牢头混熟后趁势提出，他要替老东家坐牢，放老东家回家开渠。他的真情切义，头顶三尺神灵看得再清楚不过。牢头感慨道："真顶个孝子啊！”

王公能把一个讨吃要饭的流浪儿培养成为义士，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常常叩问自己的灵魂：与朋友交而不忠乎？

确实，没有培养忠良死节之徒的能力，趁早别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绥远通志稿》中记载：“河套水利，至清朝同、光之际，后人所盛称开辟套地、谙悉水脉之王同春，始至其地。……至光绪中年，遂有缠金、刚目、中和、永和、老郭、长胜、五大股等八大干渠之成功，而以王同春所开之渠为著，其尽为独多也。”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中评说道：

“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纪念？”

第一则引文说明王公同春在近代史上开发河套的众多人物中，业绩最大，最具代表性，将他塑造成英雄适得其宜。

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民族需要人杰，如果没有英雄和人杰的精神引导，我们的思想犹如在黑暗中摸索，千古若长夜。

引文的第二则告诉我们，王公同春目不识丁，但不能因此低估优秀传统文化用各种形式耳濡不染、深入人心。王公同春赤手空拳创办旷古大业，他顺民意、合官心的因势利导和赤胆忠心就是取胜法宝，值得我们终生仰望。

我们的时代需要怎样的英雄？

在微信群中看到一首未署名的诗：

姑且不论这首诗的立意高低，单从后两句看，语意重复累赘。毅斗胆将最后一句改为：

这一改，原诗表达怅惘、疑虑的主题就变成歌颂和缅怀了。

还有一则未署名的文字一并录于下：

“谁都知道，义和渠是王同春挖的，可义和渠畔矗立着吕布，大禹，冯玉祥的塑像。

这就奇怪了，这些与义和渠没有一毛关系的人立在了义和渠畔。可开挖义和渠，造福后套，养育五原人民一百四十多年的王同春却什么都没有。实在让人欷歔！难道历史也能改？”

义和渠确实为王公同春所修。《五原史记事》中写道：“1881年（光绪七年），王同春租得三合庙喇嘛地一段，自行垦殖，但因浇水问题和郭大义之子郭敏修发生争执，乃愤而辞去渠头职务，在老郭渠以北自行开渠。此渠经历八九年方才完成，名为义和渠。”

需明确的一点是，王公同春做为“二地主”，租的是蒙地，蒙地又是清政府赋予蒙古人的使用特权，而所有权属于清政府。当贻谷和姚学镜代表清政府没收王公同春的土地和渠道，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施行了怎样的手段，实际上是收回了使用权。民国政府成立，土地（包括土地上的渠道）所有权归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土地所有权〈包括土地上的渠道）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说，义和渠从被贻谷和姚学镜用公鸡踏蛋的方式充公那时起，就与王公同春脱钩了。现在重提，在无修饰和限制的情况下，直接说成是王公同春的，逻辑上有漏洞。

另，义和渠的大坝上塑着大禹、吕布、冯玉祥的雕象，那是好事，王公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德不孤”。如果再塑上妇好、傅作义、李贵的雕象就更壮观了，这么多帝王将相和仁人志士会萃义和渠，可见此渠乃风水宝地，王公当三生有幸。

所以，愚以为，再不要写那些于理不通、于情执偏的小家烂气的文字；更不能说"历史改写”这种不伦不类的话。

下面是两千五百年前叶公和孔子的对话一一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段话可能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窝子不露死气味”、“是灰就比土热”等谚语的来源。

我们已知，封建时代，孔子的话就是标准。

因而后来就有“讳饰”的做法。例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是叔梁纥与颜真在于正月十五这天“野合”而生。因为这一天是古代中国的情人节，古礼允许有情人在这一天不经程序和仪式而结合。

但这“野合”与孔子后来制定的礼教相悖，于是，后人便煞费苦心地编了一个叔梁纥明媒正娶颜真在的故事，来讳饰“野合”。

人们理解这种善意的谎言，但也没有因此而削删《史记》，让两种说法都存在着。

凡事过犹不及。自孔子讲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语言后，修史中讳饰成风，真假难辨。

其实，仅只孔子故事人们可以理解，其他不见得“理解”，尤离谱的虚构和歪曲更遭人唾弃。

所以，还是武皇则天明智，死后立一块无字碑，任人评说。

对于五原的王公同春，其后最好三缄其口，因为不论后人说什么，别人也可能怀疑是在“讳饰”，说了的效果不若不说。

像王英这种已经定了性的汉奸，你如果说他日伪时期在公庙子一带驻守时表现很好，则读者会嗤之以鼻。王英在那里强迫农民种鸦片，连分配数额官方都统计得很清楚：

“按惯例，先给日本顾问每人500两，翻译每人100两，然后向‘蒙疆政府’贡献8000一10000两，之后按军阶高低依次分配。剩余部分归王英，由其乘坐日本飞机带到京津一带出售。”（见《五原史记事》）

若写此类翻案文章，不是撞在“枪口”上，就是踢到铁板上。

有朋友告诉我说，五原有个河神公园，园内塑着高大的河神形象。我很感欣慰。只有鸟在天空飞过没有划下痕迹，是英雄在大地上走过，就会留下脚印。五原县政府和人民哪能忘记王公同春的好。

很快，在微信群中就看到这样的文字：五原县河神公园的雕像是治河群英的化身，并非王同春木人。

我认为“群英”中起码包括王公同春，因为他是河套草地神一般的拓荒人，是垦田治水的集大成者，彼时被地，王公同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请看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巜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中几段记载：

“五原设厅之后，清政府没收了王公同春的土地，设了水利局专管放水，每年在征收水租多少钱，在规定外，局中的吏役常常做额外的需索，不肯纳贿的就不给水。逼得人不能种，河套里的良田又变成沙碛了！”

“讲到渠道，自他走后（入狱）也湮没了。当贻谷办垦的时候，还像个样子。到了民国就没有人顾及，垦务停顿了。四年（民国）绥远都统蔡成勋手下有一个族长杨以来，他要创办水利，设立灌田公社，名义似乎很好，但实际只有剥削，水利全坏。”

王同春死后，水利事业由垦务局经营，民生渠"困于经费，变成官督民修。无论如何总不及王同春私人时管理得好。所以有人叹息说：`民生渠修了三年尚未成功，而且眼看将来也没希望。如叫王同春来修，那会枉费这么多时间和这么多金钱！'”

这些文字，不就是王公同春无形的丰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公是否河神，上面那三段引文就是明证。我们说王公"下顺民意，上合官心”中的"官心"，并不包括那些将权力变成魔力的贪官污吏。但他们也有好处，正是他们将王公同春逼成了百姓心中的神。

至于当今五原河神公园所塑雕像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雕像，让人们放飞无限神思去想象，谁才能配得上河神这一极高大的称号。

况且五原那地方还有个别人死抱住"极左思维"不放手，就连"稗官野史"说王公几句好都不高兴，那么河神公园的石碑未指明是谁，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毅之写王公同春，是认定他是一个英雄，而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故写了《河神赋》《天纵英才》《郝道龙〈二妹妹与喇嘛哥哥〉短评》《阴山有恨，草木含悲》《王公同春二三事辨》《放河灯与祭河神》《博施济众，战争淬火》《没有坐过牢的男人，不是成熟的男人》《下顺民意，上合官心》《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英雄？》共十篇历史散文。约等于给王公树了座思想碑铭和精神雕象。虽然没有刻石立于五原义和渠的大坝上，但它通过文字可融入五原人民的心中。

这就提出了本文的主要问题：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英雄？

我们有必要用历史的眼光评价历史人物。王公同春生活在清末民初，指导他行为的思想理论应该是儒家学说，不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我们检验的结果也是这样，他是孔孟之道的样板。

孔孟学说，已被国家定位为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有许多契合之处，可以大力弘杨。那么王公同春做为样板，理所当然得到传颂。

孔孟学说特别强调个性服从共性。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将个人的理想与时代潮流或人民大众的利益统一起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王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五原百姓奉他为河神。如果不服气，你到那里称自己是神试试看，不揍扁你才怪。

孔孟学说强调民为邦本，与民同乐。也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之谈。《孟子》中有两篇孟子与国君对话的文章，不论国君怎么绕，孟子都能把他绕到“与民同乐”上来。《醉翁亭记》之所以著名，欧阳修写的就是与民同乐的主题。

我们在《下顺民意，上合官心》中所写到的刘四拉的故事，那只是王公善举的一个缩影，背后还有千百万个“刘四拉”曾被护佑。

孔孟学说强调“敢为天下先”的有为思想。你打开《道德经》，就知老子的原话是“不敢为天下先”。持这种思想者为数不少，走路还怕踩死蚂蚁。这种人就是鲁迅所说的“想当奴隶而不得”的人。清末走西口到河套的府谷人有十万。某年府谷遭灾，有一家十口人，五口人走西口活了下来，留在家中的五口人全饿死了。那些跑出来想当奴隶的府谷人多么希望遇到王公同春这样敢为天下先的人！如果遇到像五原厅同知姚学镜和大土豪杨以来那样的贪官劣绅，老百姓连想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

毅之祖就是走西口来到五原的府谷人，故难免叹饮水思源之慨。

肯定地说，王公一个人完不成当时垦田治水工程的百万分之一，但当百万人去做，就可以成为现实。十个做活的，一个指拨的。而王公就是那百万河工的马首。

孔孟学说强调培养浩然之气，但又反对犯上作乱。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未花朝廷一两银子，靠自己的浩然正气组织湘军岀生入死打败太平天国军。此时有人建议他顺势推倒清王朝取而代之。曾国藩问，你们的想法李鸿章、宗棠同意吗？建议者说，彼二人是您左膀右臂的学生，岂有不同意之理？曾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再搭理。

即使曾有反叛之意，他也害怕李、左二人给他来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回答。那将又是一场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王公同春，一腔正气，浑身是胆，虽受了官府不少窝囊气，但竭尽纵横捭阖之力，最终得到了左右逢源之功。

打烂容易，创造艰难。相当年苏秦合纵六国，费十年功夫将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张仪出来几句挑拨离间的话就给砸了场子，让秦国采取连横策略一个一个吃掉。

垦田治水就是宏大的系统工程，非“四面打豆腐八面光”的大智慧者不能搞定。俗话说一个槽上拴两头叫驴还踢架踢得不行。挖河种地，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和花样百出的事，能协调尿到一个壶里，不是大智慧者能办到？王公同春就是那个大智慧者，所以说他下顺民意，上合官心。难能可贵。

有人可能会说王同春开河垦田杀了不少人，那么曾国藩杀太平天国军不一样吗？在卖茶叶蛋老太太眼里都是杀人，杀人不好。

《孟子·告子下》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溪举于市。”

上面引文中说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人的出身都不高，与王公同春一样，曾为走卒贩夫、种地挖河之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才华出将入相，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王公虽无将相之尊，却有垦田之功，治水之德。

可当地总有人对王公同春“河神”之称感到不安，妄自菲薄五原这个小地方岀不了什么人才。

像管夷吾那种有不少缺点的人，一旦被孔子所赞，我们便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成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不能总是跪着仰视远方，也不能总是用小人之心来忖度身边的土地。

还有些浅薄文人总是能从他人身上找出缺点来。这应了苏小妹骂其兄的一句话：心中装满牛粪的人，看别人总是牛粪。谣言惑众，任意泼赃水，讲起损贬故事来有板有眼，夸人几句却比上断头台还难。这些人能不能终老其年都值得怀疑。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扪心自问，王公能做了的事，你能否做得？设身处地想，王公这样的人才，你家岀过几个？中国出过多少？对人总是很苛酷，对己总是很宽容。这样的人教人看不起。

我相信，在五原县政府和人民的关怀下，定会在义和渠的醒目处，树起王公的形象，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