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晚间，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有500多万人在春节期间离开武汉。而事实上，关于数以万计的离汉者带来的新冠肺炎风险问题，在此之前已引发网上的强烈讨论，其中不乏非议甚至是谩骂。
从武汉出来的人，这些天都经历了什么？为此，三位离汉者向健康界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其实，他们对待疫情的认知都是以1月20日为分界线。在此之前他们普遍没有戒备心：“不是说不严重吗？”“专家都说了不会人传人”“是华南海鲜市场那边的，离我们远着呢”。但在此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消息一下子涌过来，大家突然意识到事情远非想象中简单。
他们需要如何应对？周遭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
不论遭遇怎样，是“闯入者”还是“接纳者”，从那天起，他们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关注疫情，特别是武汉的新闻。
刘楚：22岁 武汉在读研究生 常住武汉 老家江西
1月20日之前，武汉市政府一直说可防可控，确诊人数也比较少。所以最初大家戒备心并不是很强。大家还是照常工作生活，地铁上照样有很多人，我偶尔会见到路上有人戴口罩。
那期间我先后去过三次医院。第一次是在12月31日，这一天武汉刚公开说有这个疾病（央视发布“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所以我给家人买了口罩，但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做的防护措施是不够的。我因为肠胃不适，预约了这天同济医院的专家号。这天医院的人特别特别多，但戴口罩的并不多。
1月16日，我去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帮妈妈拿检查单，当时很多医生和患者都戴上了口罩。我记得，这天医院的人也很多。
1月19日，爸爸突发肾结石，我和他深夜去了解放军161医院急诊。当时急诊室有一些咳嗽的人在打吊针。接诊医生问了爸爸最近有没有发热、咳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筛查措施。
当时大家一直认为，只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或者在附近工作生活的人才有可能感染，其他人应该不会有风险。因为武汉市政府一直说应该不会有人传染人的情况，所以我们都觉得不会有什么大事。（1月15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我们家就住在百步亭附近。之前我和妈妈还讨论说，因为疫情，今年应该不会举办万家宴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办了。（1月18日，百步亭社区曾因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万家宴”活动，吸引了4万多位居民参加，而被多方质疑诟病。）
变化发生在1月20日。早上，看到新闻报道武汉新增确诊新病例100多例（武汉卫健委凌晨发通报，新确诊136例），我一下子就吓醒了，感到事情变得严重了起来，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这天，我们按照原计划开车走高速回老家。回老家江西的路很顺。武汉已经有通知说要对出入的车辆进行检查，但我们在路上并没有遇到。
在路上，我们去超市买了几个碗，希望能在吃饭时和别人隔离开。回到老家后，我们就向村里汇报了个人信息。大约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疾控中心的人打电话调查情况，也开始有人上门量体温，并叮嘱我们不要出门。
其实这种自我隔离并不好。我、爸爸、妈妈，还有伯伯一家都是从武汉回来的，一直住在老家的只有爷爷奶奶。但是爷爷奶奶觉得我们有点大惊小怪，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不和我们接触。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用自己的餐具吃饭，尽量呆在我们一家三口所居住的三楼不出去。
1月24日，大年三十那天，我们大家族的人，包括小姑姑一家，聚在一起吃了团圆饭。
1月25日开始，几乎没有人到我们家里来了，我们也不让别人到我们家。
村里边也已经开始采取封路措施，但并没有完全封死，人们想进出的话把路障挪开就可以。村里也通知不让在集市上卖菜，但依然还是有人卖。
一张通知被贴在了我们家门口，告诫其他人不要到我们家串门。村里只通知不让我们出门，却没有提出帮我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我们只能拜托其他村里的亲戚，帮我们买了东西之后送到村口，然后伯伯走人少的小路，用扁担将东西挑到家里。我们可以自觉隔离，但是村里面却没有后续保障措施。
到现在，我们已经过了14天的隔离期，但还是尽量少出门。一方面是担心外面会不会有人携带了病毒，一方面是地方上的人对我们挺排斥的，他们都害怕我们身上有病毒。
说起这些还挺有意思的。村民们路过我们家的时候，就会戴上口罩；还有人举报，说舅舅已经感染了，就因为这个举报，然后一下子来了四五辆车停在舅舅家门口；还有人说看到妈妈在集市上卖菜；我们被说是瘟神……反正搞出了很多乌龙，也有很多谣言，姑姑因此和别人大吵了一架。
对于他们的这些举动我们都能理解，如果我们是他们的话，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
在家的这几天，很单调，我的主要任务是带2岁多的弟弟。现在我每天九点多就上床准备睡觉，虽然睡不着，但是想着能提高免疫力，就强迫自己睡觉。
这些天我做的最多的另一件事，就是关注武汉的新闻。现在武汉医疗资源很紧张，很多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身边有一些朋友感染上了新冠肺炎，情况并不理想，导致我的心情也不是很好，一度很焦虑，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感染了，甚至听到家里有人咳嗽一声就很紧张。我和爸妈也一直在讨论疫情，也争吵过几次，哭过一次，在争吵中稍微释放掉了压力。
我会安慰自己还年轻，即便感染了也不会有大事。同时我又很庆幸，我们离开了武汉。
大树：28岁 自主创业 常住广州 老家湖北荆州 春节前有短暂武汉旅行史
我在广州工作，临近春节的那几天，因为项目暂时停了，所以回了老家荆州。
在一月初的时候我就听说了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的事情，但官方一直说的是有限人传人，所有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做防护措施。1月18日早上，我从荆州坐火车去到武汉玩，晚上和朋友一起吃了火锅，之后去酒店休息一晚上，1月19日从武汉离开返回荆州。那两天，大街上没有很多人戴口罩，我也没戴。
1月23日，武汉封城。看到这个消息，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立马从网上买了一批口罩，当我出家门想多买些时，发现一些店铺已经卖光了，只有药店还有些存量。
可能自己因为是男孩子，心也比较大，虽然去过武汉，但是从来没有担心过会感染，除了前几天感冒的时候，稍微有些担心。
居委会曾经给我打过电话，让报备个人信息，但报备之后，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因为我住的是老小区，没有物业，没有门禁，没有人员出入管控。也因此，我的行动相对自由一些，但也仅限在超市和家之间，我可能隔三四天会出去购买一些物品。
在家的日子特别无聊，我一般会做运动、玩电脑打发时间，有时也会跟着手机上的视频，学吹口琴。
有一件每天都会做的事是，关注疫情新闻。我的很多时间基本都花在了看资讯上。
其实非典时期，湖北的疫情并没有很严重，我们对非典没有很直观的感受。但这次我能明显感觉到整个湖北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前段时间，有一条新闻说封城前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当时我的想法是，这些人没必要“逃出去”，这些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但现在回头想，他们的选择也不一定是错的，毕竟武汉医疗资源太紧张。没出去是为国家安全负责，出去了是为自己生命负责。
如果我是一名湖北省外的新冠肺炎患者，我不会很紧张，只要去了医院，基本上就可以得到救治，年轻人问题不会很大。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武汉，风险就变得很高。
在疫情面前，我真的觉得个人的力量太单薄。我的一些武汉朋友中，也出现了全家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因为没有床位只能发微博求救。
我的女朋友等等是武汉人，因为1月20日在汉口火车站停留过，她就一直在房里自我隔离。她胆子小，又恰好有急性支气管炎，我很担心她，但是因为封城封路，我能做的就是每天打电话安慰她。
从1月20日开始，她就没有出过自己房门。直到1月24日，大年三十。那天等等妈妈在她门口站了很久：“你能不能中午出来吃顿团圆饭？”（她们家的团圆饭是在中午进行）
等等犹豫了很久，一开始想拒绝，但后来想到已经很久没跟她妈妈说过话，能感觉到她妈妈的情绪很低落，所以等等走出了房门。客厅3.6米长，等等就站在最边边吃饭，跟家人隔着3米远。
现在，等等终于过了14天的隔离期，我也可以不那么担心了。
赵姐：38岁 武汉汉正街服饰店老板 老家山西晋中平遥县
我在武汉工作8、9年了。圣诞节（12月25日）的时候，我开始听到一些消息说传染病来了，但官方说这些都是谣言。
跟往常一样，这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计划春节回老家过年的事情。1月20日，我和朋友开车回了老家，高速路上也没有堵车，13个小时左右，我们到了平遥。
回到家后的第二天（1月21日），我在刷抖音的时候，开始觉得疫情很严重了。但当时自己也没有很担心，因为新闻上说的感染者都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我从来没有去过那边。后来，我听说我们汉正街上一位开餐馆的老板确诊了。当时我就在想，就是因为去年生意不太好，我们几乎没有去外面吃过饭。
大年初二开始，村里边有了动作。我们村在武汉打工生活的人有100多个，这次都基本回来过年了，我们建了一个武汉老乡群。这天，村干部在群里通报了疫情，并让群里的所有人呆在家里不要乱走动。这时候村口已经开始有人把守，不让进出，但村里边仍可以走动。
初三、初四这两天，管得更严了，村干部陆续把我们这100多人的家门都上了锁。村干部会给我们免费发米和面，帮我们买其他生活日用品送到家门口。村里边给我们发了二氧化氯，让我们每天在家进行两次消毒，量两次体温并上报。
其实每天在家要做的事情并不少，做饭、洗碗、刷抖音、陪孩子做作业……我还会带着孩子在院子里边跳操，运动一下。我的孩子6岁了，有时候他会说，妈妈我想出去玩，我只能跟他解释，外面有病毒，染上了会死人，我们不能出去。还好他比较懂事。
虽然已经过了14天，但我们还没有解除隔离，具体要等村里边的通知。我在武汉租的店铺房租一天三四百，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去武汉。现在我们自己也不敢动，毕竟武汉疫情这么严重，就算暂时稳定下来了，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潜在的危险。
每天刷抖音的时候，我都有些后怕。但现在更多的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武汉。我们都盼着疫情能早日稳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