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物质越来越发达,人类越来越不幸福?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 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 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 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 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 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 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 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 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 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 是自由支配的时间。 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 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 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 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 《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 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 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 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 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 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 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 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 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 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 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 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 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 谈的?”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 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 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 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 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 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 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 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 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 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 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 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 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 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 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 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 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 “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 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 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 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 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 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 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 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 成 “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 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 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 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 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 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 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 的 “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 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 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 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 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 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 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 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 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 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 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 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 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 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 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 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 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难道到了今天,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机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 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 那种 “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 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 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 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 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电视机旁的看“会动的 图画” 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

不久前,看电视中的《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 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 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决不会有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 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 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文革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 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 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 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当下读哲 学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这位高中生那样具有真正的哲学家的禀赋。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 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进行了总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重大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梳理伟大成就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这个根本性问题搞不清楚,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以至误党误国误民。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关系到党的性质宗旨,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已经作出明确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为实现理想不懈奋斗的政党,是具有强大领导力和执政力的政党,是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的政党,也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政党。

应当时世界社会主义、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之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要干什么”,这关系到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的,中国共产党要干的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个主题,也是关系我们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根本问题。所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衰落的发展趋势,到1921年被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托住,并在其领导下开始慢慢地向上走,且演绎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幕大剧。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了怎样一个节点?搞清楚这些问题及其背后的辩证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有利于提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进一步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下面我主要从三个视角来分析: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逻辑中徐徐展开,中华民族从辉煌走向衰落再走向新的辉煌;二是抓住且有效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持续获取内在动力中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量变积累中达到质变的临界点,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一、辉煌—衰落—辉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逻辑中徐徐展开

民族复兴意味着这个民族在其民族发展史、人类发展史上曾经辉煌过,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历史影响和占据过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民族复兴,是指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民族在历经苦难衰落之后重新走向辉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历史全过程。

(一)近代以前,中华民族曾经创造灿烂辉煌

作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创造了源远流长而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卓越而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工业革命前,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思想甚至制度的先进性在几千年时间里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在经济上,我国经济总量一度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据英国史学家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西欧各国的总和才占23.6%,美国和日本分别占1.8%和3%。

在科技上,我国发明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地动仪、日月食观测法、四诊疗法等伟大科技成果,深刻影响人类文明及其社会发展进程。

在文化思想上,我国产生了像诸子百家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质的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独特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创作了如《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

在政治制度上,我国的科举制度、文官制度也曾影响到欧洲主要国家。近代以前的中国因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而铭刻在人类发展史册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也曾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西方还有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华文明之于世界发展的重要性,如英国大历史学家汤恩比、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佐在著作《展望21世纪》中指出,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才能拯救21世纪的世界;又如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呼吁西方世界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宣言中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的话,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二)中华民族由辉煌经劫难而衰落

因工业革命而率先强盛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资本的强大逻辑下,在全球到处扩张,“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把“西方中心”外的一切民族、一切“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拉入到其构造且主导的世界资本体系和殖民体系中,“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迫卷入由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之中。

从此,在西方资本扩张逻辑下,加之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以及战后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从此蒙辱、人民从此蒙难、文明从此蒙尘,曾经如此辉煌的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西方资本所带来的血与火的劫难中逐渐衰落,呈现在世界面前的却是一派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衰败凋零的景象。

(三)中华民族因衰落而复兴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未放弃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向往和追求。

1840年至1921年短短80年间,为了民族复兴,像洪秀全、左宗棠、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和孙中山等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不停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并接连进行了农民起义、洋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式各样的尝试,其结果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都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这说明:一方面,在饱经劫难、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必要付出更加艰辛和更为长期的努力;另一方面,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只有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懂得复兴的意义;只有经历过苦难的民族,才对复兴有如此深切的渴望。”

历经多次探索失败,在问道无门、寻路无果的历史关口,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历史重任自然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换句话讲,中国共产党自一成立就把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使命,就把握住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性。此历史主动性最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共产主义统一起来了,把中华民族复兴的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统一起来了,真正地做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

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谋求民族复兴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且越来越主动。无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徐徐展开且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民族复兴的首要条件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实现人民解放,进而在内外两个方面奠定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条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除了阶级的、制度和社会条件的障碍。从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其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将新中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基础之上,并逐步建成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从此,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有强大的物质保障,又要有充满活动的体制保证。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大力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从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建设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到成功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我们党探索并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及其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作出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再一次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复兴给中华民族带来辉煌,但这次复兴的辉煌,不只是一种历史辉煌现象的回归,而是更高质量和意义上的新的辉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由辉煌到衰落,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走向新的辉煌的“涅槃”过程,是在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逻辑中徐徐展开的。它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规律。正因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会如期全面实现,我们要有这份自信与信心。

二、围绕并解决不断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不断获取内在动力中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进步以至社会形态的更迭。二者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根本矛盾,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根本矛盾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又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社会矛盾也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此,矛盾分析方法至关重要。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近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及对其解决的内在需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精准把握、有效解决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完成各阶段历史任务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我们这里分几个方面来讲。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与有效解决

毛泽东同志分析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才会有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正确判断,才会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解决了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与有效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这关系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1950年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判断:“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把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作为国内的一个主要矛盾来看待和处理,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而是把其作为团结和合作的对象,是非常正确的。

正因如此,面对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我们党在短短三年时间里,通过土地改革的民主革命方式,充分发动和调动各方面阶级阶层的力量,不仅基本解决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之间的矛盾,而且很快地基本恢复了国民经济和建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之后,旧的主要矛盾转变为新的主要矛盾。

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我们党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即“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这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这对矛盾在各个领域的斗争日益激烈。党解决矛盾的目标自然由消灭封建主义转向为消灭资本主义。

1953年,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内涵是“一化三改”,即搞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党通过“三大改造”的方式着力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平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完成,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正误及带来相应后果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对立的阶级被消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社会主要矛盾由此产生相应变化。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以矛盾分析视角,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须高度重视的“十对关系”。这从理论上为我们党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起了引导性作用。

党中央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的基本国情,在《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为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党的八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初期,我们党因对国际国内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作出了误判,而动摇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判断,最终导致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的修改。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错误,不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且也严重影响到对符合中国实际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与有效解决

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重新认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述既是对党的八大概括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继承,同时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与精准提炼:一是把“两句话”概括为“一句话”;二是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把“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改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为解决这一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毫不动摇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并在坚持和发展这条道路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富起来的现在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与有效解决

经过长期努力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富起来的过程中稳定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越来越得到有效供给和满足,“落后的社会生产”不断“去落后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随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除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提出了更高要求外,还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不断提出要求。

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物质文化了,而已扩展到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了,而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由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地捕捉到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的需要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意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

经过5年理论思考,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抓住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就明确了奋斗目标。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四个伟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紧紧扣住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断变化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在有效解决变化着的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合理利益诉求以凝心聚力,共同奋斗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三、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量变积累中达到质变的临界点

历史发展总是在量变积累中不断通过质变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不断地积累成就。各方面各领域的根本性成就的量之积累已经达到了民族复兴朝决定性质变发展的度,也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决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不可逆转性的量变因素主要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即:一百年来所形成的更为坚强的党的领导、更为强大的人民力量、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以及更为坚定的“四个自信”。

(一)在百年奋斗中经不断自我革命党的领导更为坚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渐强,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弱党壮大为今天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与其坚定不移地进行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分不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一心一意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积累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方面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并成长为坚强领导核心和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始终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进行斗争,大力纠治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以及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党在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种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与领导作用不断得到确保,而且领导这些组织的制度也越来越健全完善,党的全面领导能力与素质得到不断增强。

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敢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充满蓬勃朝气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无可替代的领导力量和政治保障。

(二)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汇聚的人民力量更为强大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事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人民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须拥有14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一种集中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人民群众需要党来动员与组织才能形成聚合力量,党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生存和发展。列宁曾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革命胜利后建设无产阶级政权需要人民群众的力量,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进步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认识上一直高度重视凝聚人民力量。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针对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问题,就发出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1944年他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再次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

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讲到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建设怎样能够成功时指出,要用理想与纪律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有力量”。

江泽民同志指出:“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根本力量和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取胜之道。”

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要“扎实做好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起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工作的高度重视,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聚合的力量越来越强。在革命中,有效地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发动和集合了起来,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解决了中国人民挨打的问题,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建设、改革中,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团结奋斗,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飞跃,解决了中国人民挨饿的问题,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涌现出无比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以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着中华民族强起来的目标努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集结出一股坚不可摧、一往无前的强大力量,这是任何势力、任何组织都无法也不可能阻挡的正义之力量。

(三)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须臾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679亿元再发展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左右,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水平,出现世界经济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增速奇迹。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仅仅1%增长到1978年的1.8%再发展到2020年的17%左右,而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几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都超过30%。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66元增长到1978年的171元再发展到2020年的3万余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达到4亿多人。

如今,我国不仅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体量越来越大,而且已经是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不仅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而且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也捷报频传;我国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首次实现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为最终实现民族复兴迈出关键性、决定性的一步。富起来的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四)在百年奋斗中不断凝聚的精神力量更为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有雄厚的物质力量还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需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统筹协调推进。中国人民在历史发展中培育和发展起来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即创新精神、团结精神、奋斗精神与梦想精神。这些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都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内涵,为中国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和实践动力。

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鲜明的民族禀赋,正是基于创新精神,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才会产生不竭动力与韧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奋斗的民族,正是基于奋斗精神,中华民族才会在取得“四个伟大成就”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民族,正是基于团结精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越来越彰显和增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梦想精神的民族,正是基于梦想精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会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行。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使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梦想精神由被动转向主动且越来越主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牵引下,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如今,民族伟大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与共产党人的精神相互交融成为强大的中国精神,这些精神已经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越来越丰厚的精神滋养和精神力量。

(五)对在百年奋斗中走得越来越宽广的正确道路更为自信

一个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中华民族的发展自强,关键在于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840年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尝试过当时几乎所有的救国途径却全部碰壁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来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当真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正因为这条道路契合了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而注定它一定能够走得实、走得好、走得远,而且已经成长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如今,中国人民越来越拥有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高度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越来越彰显出其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六)对在百年奋斗中越来越具有指导力的理论更为自信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和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自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不断地使其中国化并创新出系列具有理论指导力、解释力、实践力的且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插上了科学的思想翅膀。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很好地回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怎样从革命转向建设”等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诉求,形成和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很好地回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诉求,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科学回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诉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并在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后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充分彰显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其科学性而体现出来的强大的指导力、实践力、解释力。

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刻改变中国,中国也不断地以自己的贡献深刻改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所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要求作出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新的理论创造,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新视野,提升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高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新内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跨越时代的真理魅力和实践威力,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最强音。

如今,我们党的理论越来越成熟,全党全国人民对党的理论也更为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已深深地内化为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和行动自觉。

(七)对在百年奋斗中越来越成熟定型的制度更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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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拥有幸福,是包括动物在内所有具备意识的生命最终极的目标。

在过去,按照绝大多数人的逻辑与先天自生的思维方式,

会很幸福,没有理由不幸福。

随着启蒙运动的大力倡导,

西方人开始接受了一种理念,

如果到内在的精神上去寻找幸福,

就等同于到没有幸福的地方去寻找幸福,

人们更是把发展的焦点,

转移到外在物质的极大丰富等方

多年前近代文明的诞生,

多年前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

现代文明一方面给我们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物质生活,

也让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危

机:虽然物质越来越丰富,知识越来越多,文化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却越来越不会做人,伦

理道德的底线也越来越低,甚至沦丧到没有底线的地步;尽管很多人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

而且拥有庞大的财富,但很多人还是不幸福、不快乐、不开心。

现代文明基本不重视内在的充实,

只知道一味往外去寻找幸福,

人们在物质方面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但心灵危机也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欧洲与美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

个比较可靠的科学数据来看,人类的“幸福指数”一直都在下滑。

美国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到

率却翻了两番,青少年自杀率增长了

倍,监狱里的服刑人数增长了

初次罹患抑郁症的患者平均年龄,

岁,不仅成人会患抑郁症,连儿童都开始罹患抑郁症。抑郁症不但赶走了人们的幸福生

活,而且还让人生病,甚至死亡。据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症将成为全球公众健康的最大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一直在下降。六十年代的时候,西方曾做过一个调查,题目是:

“你能够信任大部分的人吗?”有

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投了肯定票。但到了

回答同样问题的时候,能给予肯定答案的人只有

。现在,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现在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谁是真正靠得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漠,竞争、攀比、互不

信任、互不沟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切都为自己着想,形成了无穷的压力,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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