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乡村的社会结构
传统中国社会，关系是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的延伸与放大。每个家庭都是社会关系网上的一个纽结，人们在生产和中动用的社会关系就是从这个纽结出发而向外扩展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错综复杂，但是进入一个乡村社区，只要抓住一个或几个大姓家，把他们的亲属亲戚关系捋清，也就抓住了亲疏远近有序社会关系的主线。我以为这是了解乡村社会关系网的钥匙。
——杨心恒:《从社会到工业文明：转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结构》
人类社会具有高度复杂的结构性，社会分层就是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迁。中国乡村社会由于历史悠久、连绵不绝、积淀深厚、形式多样，同样具有复杂的结构性。
但是，坚冰早已打破，的席卷，使中国乡村目前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这场巨变是全面的，从、、思想观念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场巨变的实质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这个转变虽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就社会结构的转变而言，方向已十分明确，那就是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从以家庭为中心，按血缘关系划分的差序格局，向现代社会分层结构的转变，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流动开放社会的转变。
一、社会结构的理论观照
一般而言，结构是指一个复杂整体中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在英文中，“structure”与汉语的“结构”是相对应的词，它有两层意思：一指事物各组成部分搭配的形式；二指构成事物“骨骼”的部分。而社会结构是由多个个体所构成的具有意义的群体。最早明确使用社会结构概念的是，他把结构和功能作为体现分析层次的两个对应的基本概念。
与的定义一样，社会结构的定义具有多义性，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
孙本文认为，家族是一个“大”概念。在《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中他对家族和宗族的关系做了这样的表述：“‘家庭’为最小的单位，限于同居共财的亲属，‘宗族’是由家庭扩充，包括父族同宗的亲属，‘家族’则更由‘宗族’扩充，包括父族、母族、妻族的亲属。‘宗族’为同姓，而‘家族’则未必为同姓，盖包罗血亲与姻亲二者。”(16)
对于家族，美国学者葛学溥通过对凤凰村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家族主义的概念。他说：
家族主义的管理和实践是村落社区的核心。所有的目的、所有的建议、所有的导向、所有的利益、所有的称准和理念都涉及到家族主义，也可以通过比较家族主义群体（经济群体、宗教群体和宗族）的运气来评估。无论做什么，只要能增进家族主义群体成员的福利和社会功能（经济的和崇拜的）的完成，那么都是好的；反之，一切都是糟糕的。政治、经济、教育、艺术、宗教、娱乐等，所有的都是源自和服务于经济和宗教家庭。这有别于其他世界社会分类的基础。
家族主义有着自身的防御机能，对于那些来自外部世界的伟大的社会制度有着顽强的抵抗力。(17)
正如周大鸣评论的那样：“本书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葛学溥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家族主义’（Familism），这个词在英文词典中是没有的，是其创造的一个新词。他认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观念都产生于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务、行为，都会采纳、推行，而反之，就会视为禁忌，加以修正和限制。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控制、宗教信仰、亲属制度都是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的……后来的汉学家对家族制度的研究极为重视，应该说与葛学溥的研究不无关系。”(18)
3.家族构成要素及结构
从历史上看，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其构成要素至少包括：第一，一定数量的族人。族人越多，宗族的规模也就越大，实力也就往往越强。因此，在古代宗族社会里，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宗族“人丁兴旺”。第二，一定的组织、领导体系。例如，祠堂制下的宗族，一般设有族长，其下的房支设有房长或房头等等。其中，族长也有的称为宗子、宗长，大都由全族公推，一般选择那些辈尊年高，品行声望能服众者担任，负有管理全族事务的责任。而房长则主管本房事务，同时协助族长处理全族的一些事情。第三，一定的宗族活动规范。如族规、宗规或宗约、宗范、宗训、祠规、祠戒等等，是全体族人应该遵守的行为规则，也是宗族开展公共活动的标准。第四，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设备条件。包括祠堂、族产、族谱、族墓等等，是宗族组织活动的手段。第五，宗族成员的认同感。此是构成宗族组织的主观因素和精神纽带。其最主要的表现是族人对于同一始祖的崇拜和彼此之间血缘联系的认同。由上述要素构成的宗族群体其内部结构因规模大小而繁简房派不同。一般是：宗族——房分；大的宗族是：宗族——户派——支派。宗族群体的支派是由一个个的具有父子关系、叔（伯）侄关系、同胞兄弟或堂兄弟关系的血缘近亲家庭构成的群体，这类群体是大宗族的基础，在乡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核心宗族。从这个意义上，一个庞大的宗族组织也是由若干个核心宗族所构成的。换句话说，若干具有血缘关系的核心宗族联结成了一个现实中的大宗族。
目前，中国乡村家族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经营协作的功能。乡村改革开放后，家庭成了农业生产的最基本单位。但是，一方面，像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播种、脱粒等等农活，一个家庭不易完成，往往需要若干家庭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狭小的经营规模，使单个农户没必要购买成套的农机具和大牲畜，也需要几家或十几家合作购置。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相当一部分乡村社区集体组织的服务功能近乎于无，于是，农民们首先把合作对象转向了血缘近亲。
根据1993年对分布在冀东、冀中、冀南和天津市郊区、县的30个村落社区的调查，农业生产中，几乎每个村庄都存在着亲族内部生产合作的现象。有的是已经分家的几位兄弟合伙购买一头牲畜，轮流喂养，共同使用；有的是血缘较近的几个同族家庭共同购买一套排灌机械；还有的是已经单过的几个兄弟家庭在播种、脱粒、收割或农忙季节共同劳动。在个体、私营企业和个人承包的村有企业中，也存在着普遍的亲族合作现象。例如，河北省望都县某村共有四个私营企业。其中，预制件厂的管理者中，除了企业主夫妻之外，还有企业主的弟弟，主管全厂的生产事宜。保温材料厂的管理人员，除了厂长，就是他的表弟。肠衣厂的业务员是厂长的哥哥。面粉厂的管理者队伍基本上是一个亲族群体，老板的父亲担任会计，掌管财务，伯父、妹夫和表弟分别负责生产、销售等事宜。其他社区也有类似现象。
（2）生活互助的功能。中国乡村家族很早就有生活互助的功能。旧社会曾有利用族产救济同族贫困人口的做法，也有富裕族人资助同族晚辈求学成才，目的是壮大本族势力，扩大本族影响。目前，在日常生活方面，不用说已经分家单过的儿子还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就是已经分家的兄弟、堂兄弟之间也免不了互相照应。例如，修房盖屋时无偿出工，经济生活中互借钱、粮，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甚至某家发生了天灾人祸，如果条件允许，近亲族属往往要在经济或劳力上进行帮助。这种帮助有时需要偿还，有时不需要偿还，这是家族内部生活互助，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一个特点。
（3）影响村落社区的权力结构。如果说，上述两方面功能是家族群体在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里的功能的话，那么，影响村落社区的权力结构，则是家族功能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其突出表现，一是“太子接班”。亦即有些村干部在继替过程中让自己的子、侄或其他亲属接替自己的领导职务。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有之，但不像现在这样突出。根据对河北省乡村一个乡的初步统计，该乡原15个行政村中，至少有5个村有这种现象。有的原任村党支部书记在“年轻化”过程中让自己的儿子接替了自己的职务，有的让子、侄担任了村委会主任之职，还有的提拔子、侄为党支部委员、村会计，掌握全村的财政大权。类似现象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二是表现为几个大姓的代表共同构成干部群体。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由几个大姓（宗族）共同构成的村落社区。禹作敏时期大邱庄的村干部构成基本遵循这个原则。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村民的宗族意识较强，如果村干部群体中没有某一主要宗族的成员，就容易导致该宗族村民心理失衡，从而影响工作的开展。相反，村主要干部由几个大姓的成员构成，每个干部的背后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族村民，同等情况下，这些村民至少看着同宗干部的面子而支持、响应村社区的工作、号召。相当一些乡镇领导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在配备村干部成员时，也有意识地顺应这种村落家族文化。
（4）协助处理族内纠纷。在维护社区秩序实际生活中，同一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不同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往往难以避免。家族作为若干有血缘联系的家庭的综合体，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调解、处理族内纠纷，维持社区秩序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封建社会里的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在处理族内纠纷方面的作用不亚于法庭。当代家族显然已无如此势力，但在调解、处理民事纠纷方面还有一定的辅助作用。例如，夫妻吵架、婆媳争端，单靠自己家庭成员无力解决，有时就需要请本族长辈劝说、调解。特别是兄弟分家，往往因为家产的分割发生尖锐的矛盾，需要家族长辈协同乡村干部多方调解才能平息。值得注意的是，在封建社会里，家族处理族内纠纷往往采取蛮横专制的压服方式，其处理结果也是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而在目前，由于族权大大衰落，长辈处理族内纠纷大多采取说服、调解的方式。就其社会的安定而言，家族处理族内纠纷的作用应该肯定。
（5）影响、参与婚丧活动。家族往往是一个外婚制单位，同一宗族的男女之间不能通婚，是传统农民的行为规范。尽管现行法律并不禁止远房宗亲之间的婚姻，但在相当一部分乡村，宗族内部的婚姻仍不普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乡村家族的基本特点是宗族制，嫁出去的女子及其后代不是父系家族的成员，所以，姑表婚（舅舅的子女与姑姑的子女结婚）、姨表婚（姨表兄弟姐妹间的婚姻）也被传统的伦理规范看成是族外婚。但这种近亲结婚有害于后代的发育成长，已被现行婚姻法所禁止。家族在婚姻活动方面的功能还突出表现在订婚和结婚的礼仪中。在许多乡村社区，这些礼仪主要是由宗亲主持或操办的。在丧葬活动方面，家族的作用也相当明显。大凡一位老人去世，家族近亲一般都要参加丧葬活动，远房宗亲也往往要来帮助料理丧事。
家族与家庭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家族是以家庭为构成单位，以血缘和姻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传统社会群体。所以，家族与家庭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主要区别在于：家庭是经营共同生活的单位，也就是说，家庭成员之间占有共同财产，有同一的收支预算，他们通过劳动分工过着相同的生活。而家族并不是一个经营共同生活的单位，它是由若干收支独立、自成生活单位的家庭所组成的。家族与家庭的主要联系在于，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形成的，若干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家庭联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家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族是若干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家庭所构成的群体。
由于中国的传统家族群体具有突出的父系制特点，人们往往把家族与宗族视为同一现象。其实，这两个概念有一定区别。
从理论上说，家族作为若干具有血缘、姻缘关系的家庭所构成的群体，既包括父系，也包括母系和妻系的亲属，实际上是一个父母双系的亲属网络。而宗族仅仅是指具有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所组成的群体。这也就是说，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才属于同一宗族群体，嫁出去的女儿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子女，尽管是女方父母的亲属，但不属于女方父亲宗族的成员。按照宗族制度的规定，女子出嫁便脱离了父宗，加入了夫宗，她离开了娘家加入了另一个宗族团，以此为家，参加丈夫宗族的社会活动。
因此，在中国的亲属称谓中，母亲方面的亲属依然叫做外亲，还不同于本宗。由此可见，宗族只是男系血缘和姻缘群体，它比家族所涵盖的内容要窄一些。
总之，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家庭关系向外延伸的第一圈是家族。由于分家，一个家庭分成几个家庭，几个家庭再分为更多的家庭。分家是分割财产而没有分割祖宗，所以经过多次分家后产生的许多家庭由一个共同的祖宗联系起来而成为一个家族”(19)。
观察每个社会中的成员，我们都能发现他们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造成这些异同的原因，有些是自然方面的，如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等，有些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如职业、财产、权力、地位等。按照这些原因，就可以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但分层分类不同，前者有高低等级、上下序列的含义，后者则不一定。所以，人类学中所说的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指依据职业、财产、权力、地位等标准将社会中的个人归入特定的等级或层次。
社会分层的理论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层次的划分要依照三个标准，即财富（经济标准）、地位（社会标准）、权力（政治标准）。财富差别产生阶级，地位差别产生身份群体，权力差别产生政党，这三者构成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韦伯的分类标准对后世影响极大，特别是其多元划分的思想已为各国学者广泛采用。
（一）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农民的分层
农民也是分层的。在历史转变的交接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内部仍然存在着几个明显的阶层。
富农是农民中的最富有者。一般指占有土地，有的也租入一部分土地，也有的是其土地全部是租入的。他们有优越的生产工具和资金，他们也经常也依靠剥削别的农民，但剥削收入只占到其总收入的15%～25%。富农与地主的区别主要是他们自己参加劳动。
中农拥有相当的生产工具，不出卖劳动力，经营上自给自足，依靠劳动生活的农民，占旧中国乡村的20%左右，多数占有土地，少数无土地。较贫苦的中农，自己土地不足，受地主、富农少量剥削，生活水平与贫农接近；一般中农，自食其力，既不剥削别人，也不受地主、富农剥削；富裕中农，对别人有轻微的、非经常性的剥削，剥削量不超过家庭总收入的15%～25%。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乡村重要政策。
佃农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而租种他人土地的农民。其中主要是属于贫农阶层。佃农中尚有情况较好的佃中农和佃富农。
贫农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占有不完全的农具，须出卖部分劳动力生活的农民。贫农与雇农一起占中国旧社会乡村人口的70%以上。
雇农可称作乡村无产阶级，是靠出卖劳动力为其生活主要来源的农业劳动者，如长工、月工、零工等。既无土地、工具，也无资金，是乡村中最困难的。
游民是在乡村中失去生产资料而没有固定职业，或依靠种种不正当方法为生活来源的无业人群。他们是乡村中的特殊的阶层，基本上过着农民的生活。
中国乡村农民的这种分层，在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划分阶级而基本固化。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的分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在使国力得到极大的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情况下，财产分配产生较大的差距。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丛生，社会阶层（阶级）分化，曾经一度淡忘的阶级现象又开始出现。在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中，笔者认为存在着三种取向或范式，即市场经济取向、国家社会主义取向和社会利益群体取向。在市场经济取向中主要是以阶层而不是阶级分析中国的社会分层。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下社会分层的另外一种视角。阶级和阶层的分层也可以理解为：阶级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阶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表层的社会结构(20)。但是，韦伯对于社会分层的解释，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新的思考，即他认为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是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因此，根据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理论分析社会分层状况，首先取决于社会变迁或者社会分化处于哪个阶段。
从分层标准的建构来看，中国农民分化大致经历了三个环节：职业转移，劳动者从事的职业由农业转向非农业；地域迁移，劳动者的劳动场所、居住地从乡村来到了城镇；身份变更，社会成员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制度认定由农民成为新型市民。农民从职业转移起步，经历地域迁移，最后跃迁到社会身份的彻底改变。当代中国农民正处于大规模的职业分化阶段，地域迁移不断发生，身份变更刚刚开始。职业已经成为维系各种集团的关键性因素，职业差别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差别，社会成员的身份标准主要还是职业的基本规定性，阶层之间的地位不平等在局部领域已经显示，但还没有成为主基调(21)。
1.学者们对农民分层的讨论
20世纪90年代初，有的学者通过对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村庄进行实地调查，证明乡村有10个阶层，即乡村干部、集体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智力型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农业劳动者、雇工、外聘工人、无职业者。认为划分这些阶层的标准是农民所从事的职业类型、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这三个因素的组合(22)。有的学者则主张“当代中国农民阶级详细划分为17个不同的阶层：单纯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兼业为辅的第一兼业农阶层；以兼业为主的第二兼业农阶层；不稳定兼业农阶层；乡村工人阶层；城市农民工阶层；农民企业家阶层；乡村文化阶层；乡村技术阶层；乡村乡务管理者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宗教职业者阶层；游民阶层；反社会阶层；准社会阶层”(23)。还有学者在对分化程度较低、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状况的考察后指出，当今不发达地区的农民正在分化为7个阶层类型，即普通农户、承包专业户、经营个体户、亦工亦农户、贫困户、农民知识分子、乡村管理者(24)。有的学者认为：“按照职业区分，乡村居民大致分为7个阶层：农业生产经营者、亦工亦农阶层、乡镇集体企业劳动者阶层、乡镇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乡镇私营企业者（包括个体联营、个体户）阶层、乡村基层干部阶层、全民职工阶层。”(25)；“按照收入分层可分为：贫困户阶层，占乡村居民的11.3%；温饱户阶层，占乡村居民的60%；宽裕户阶层，占乡村居民的23.7%；小康户阶层，占乡村居民的5%左右。”(26)有的学者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的调查指出，根据农民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可以把他们划分为7大阶层：农业体力劳动者阶层、乡镇集体企业体力劳动者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私人企业主阶层、雇工阶层、乡村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27)。有学者指出，“依据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两个标准，把农业人口区分为5个不同阶层：农民、乡镇企业工人、乡村管理者、个体工商业主和私营企业主。”(28)。尽管学者们对农民的分层问题各有侧重，我们且不管农民内部能分成几个阶层，我们所不能否认的便是这种分层现象的客观存在。
2.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的分层
分歧虽然存在，但一般认为，中国农民目前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者、私人企业主、乡村管理者和乡村企业工人阶层等7个阶层。
（1）农业劳动者。他们是纯粹的、在田间耕作的种田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一个由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劳动者群体，是传统乡村社会的主体。土地是维系他们生活的命根子，是典型的“修复地球”的“工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知识信息流传速度的加快也使他们视野开阔，懂得运用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技术去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迎合当代人的需求。
（2）农民工。由于乡村的改革，带来乡村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于是，大批乡村富余劳动力自发地、大规模地持续地跨地区向大中城镇，特别是向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城镇流动形成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民工潮”。附和“民工潮”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农民工”群体——新产业工人阶层(29)。农民工的产生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社会的进步意义。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它将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显示出其历史的地位。根据农民务工是否离土离乡情况，中国“农民工”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即在乡镇企业里工作的农民工人；另一部分是“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即卷入“民工潮”到外地，特别是到大中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人。
（3）乡村知识分子。主要指乡村中具有一定专门技能和知识，并从事农民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等智力型职业的劳动者群体，他们的户口成分还是农民，虽然有些已经彻底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
（4）个体工商业者。这是一个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者和个体经营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或支配的群体。他们中多为乡村“能人”，具有一定的技能或经营头脑。他们有的在村里开铺子经营日常生活用品，但并不彻底脱离劳动生产。大部分都是到集镇上租赁铺面出售日杂物品、修理店、理发店等服务性质的行业，一般已经是远离了农业生产劳动。
（5）私人企业主。主要指生产资料属个人或合伙人所有、以雇工经营为主，全部或大部分税后利润的占有者。大多是在乡村开办企业，就近获得劳动力，有效吸收了乡村的闲散人员，缓解了乡村由于劳动力富余造成的各种压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
乡村管理者。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成员。这一群体被很多学者视为乡村“精英阶层”之一，原因在于他们沾了“公家”的边，经济状况较好，社会地位较高，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资源，是乡村社会规则和权力的主要实施者。
乡村企业工人阶层。他们是乡村中典型的“离土不离乡”群体，文化程度、收入和社会地位比一般农民相对较高，但劳动强度和所承受的压力很大。
3．农民分层变化的影响
农民的分层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
（1）农民分层变化促进了城乡交流。农民移居城市，这一流动带来的既是城乡之间人员的交流与联系，还包括各种信息、观念的交流，使乡村整体上的亲社会性增强。在城市定居下来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要高于留守在家乡土地上的农民，而大部分农民对留城的农民工是羡慕的，觉得他们很有能耐，成了城里人。这种示范效应吸引更多的农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出去，进城务工并想办法留在城里。
（2）农民的分层变化正在消解乡村社会的传统属性。农民的阶层分化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基本上要依靠市场，从而对家族的依赖与关注程度大大减少。传统上家族给个人帮助的意义逐渐丧失，而只成为一种“是否可以利用”的资源。过去人们离土不离乡，不仅是因为家中有田有地，更是由于对家族有强烈的依赖感、信任感，认为日常生活离不开家族成员的帮助。而今这个情况最终随着市场要素的发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对家族的那种情感上的归属感逐渐淡漠了。
不只是家族观念发生改变，乡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也在改变，乡村中的传统人际关系正在淡化。长久以来乡村居民由于几乎相同的生产生活内容与空间，使得乡村中的人际关系比较密切，同时由于交往中商业或利益的成分非常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淳朴。但有了阶层分化后，人们的视野更加广阔，人与人之间生产与生活的范围、内容和方式日益多元化，观念差异增大，亲密的乡亲关系正渐渐失去其社会基础，农民们日益脱离其原来生活的安谧的乡村，转而在激烈竞争着的市场中培育着自己的友情。可以说，“远亲不如近邻”这种几千年来延续着的乡情正在消亡、隐退。
（3）农民的分层变化使乡村精英的感召力逐步淡化。传统的乡村精英大多是有见识，社交广的人，某种程度上垄断着知识、信息和社会人力资源，是表达民声的中介。但自从乡村阶层分化后，传统精英的这种垄断优势被打破了。几乎所有分化出来不再单单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都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他们掌握的知识、信息和人力资源都已大大地超过了那些传统的乡村精英。于是那些传统精英们就显得不再那么神秘、威严，他们所构筑的“体系”在逐步瓦解，对农民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消失了。
(1)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教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2)谭明方：《农村社会结构与“三农”问题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5期。
(3)郑杭生、李迎生：《20世纪中国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现状与前瞻》，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第165－166页。
(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5)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6年，第32页。
(7)林耀华：《金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9)谢继昌：《轮伙头制度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第59集。
(10)庄孔韶：《银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13-343页。
(11)庄孔韶：《银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30页。
(12)庄英章：《台湾农村家族对现代化的适应——一个田野调查案例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第34集；庄英章：《社会变迁中的南村家族——五个家族的个案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集刊》，第52集。
(13)杨心恒：《从乡土社会到工业文明：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引自袁方等：《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124-125、126-127、128页。
(1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6年，第32-33页。
(15)《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16)杨善华、刘小京：《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7)［美］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18)［美］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译者序》，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ⅲ页。
(19)杨心恒：《从乡土社会到工业文明：转型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引自袁方等：《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第127页。
(20)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
(21)邹农俭：《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分层标准研究》，《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
(22)陆学艺：《当代中国乡村和当代中国农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23)林后春：《当代中国农民阶级阶层分化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1期。
(24)段华明：《中国不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的阶层结构》，《甘肃理论学刊》，1990年第5期。
(25)宋镇修：《中国乡村社会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
(26)宋镇修：《中国乡村社会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27)石成林：《在改革中分化与更新的当代农民》，《社会学与现代化》，1991年第4期。
(28)林晓鸣：《建国后农民阶级队伍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分析》，《社会主义研究》，1990年第1期。
(29)郑谢建：《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