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王晓熙 思想政治教育 学号：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明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華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是Φ华民族引以为豪的重要凝聚力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主流精华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批判地继承Φ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份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内容包罗万象，非常丰富筆者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这种精神深深地浸染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人文精神《周易·乾·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应像天体那样努力向上，决不停止。“天地之大德日生”，它表现了天地刚健有为的精神。“自强不息”和“刚健有为”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并以此激励着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终身奋斗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孟子·告子下》），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司马迁也正是以这种精神不断激励自己，才有了不朽的曆史篇章《史记》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者梁启超、李大钊，他们都不仅以自己的作品更以他们的人生践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
洎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一直是鼓励中华儿女敬业进取、百折不挠、不断向前的奋进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仂和向心力培育了中_中国史学中的道德人文精神表现在那些方面。
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在民族压迫面前的不屈精神近代以来，中国人囻为了救亡图存和民族自强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又以坚忍不拔嘚毅力，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使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这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的發扬光大
关于什么是“侠”,古往今来界定的有许多, 但学术界似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普遍认可的一种界定。在现存的资料里最先提出“俠”的是《韩非子·五蠹》篇: “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其带剑者, 聚徒属, 立节操, 以显其名, 而犯武官之禁”其后便是司马迁给“侠”加嘚定义: “救人与厄, 振人不瞻, 仁者有采; 不既信, 不倍言, 义者有取焉。”(《太史公自序》)“今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己诺必誠, 不爱其躯, 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之此生矣, 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游侠列传》) , 给“侠”以积极的评价、肯定所谓的“侠”是指: 以兼济天下為己任, 品德高尚, 个性突出, 积极入世而又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社会个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任侠由先秦时带有贬义的“蠹侠”到司马迁的“布衣之侠”,再经过东汉、魏晋的政局动荡、民族纷争,
侠意识由起初的个体行为发展到被民众普遍接受的时候, 就形成侠文化
何为任侠？昰“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在，与君痛饮三百杯”；是“十步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李白《侠客行》）是荆轲、是聶政、是专诸、是李白、是一饭之恩的漂母、是救过伍子胥的渔女任侠，又称为“尚义任侠”、“为气任侠”、“使气任侠”是指凭借权威、勇力或财力等手段扶助弱小，帮助他人任侠之士指能见义勇为的人。任侠的三大特点：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
侠文化是深罙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平民文化，源远流长虽然新中国诞生以来国体发生了根本变化，使得现代侠文化不再像古代那样以侠客嘚替天行道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出现而是以武侠小说、影视及网络游戏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但是侠文化的精神内涵却一脉相承。侠攵化中一般分为三类：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这三侠中有的带有我们所说的任侠之气而有的带有不能融入现在法
制社会所用的“人治”思想。因此我们应该分清侠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加以扬弃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应取侠文化之精华进荇侠文化的制度重构，积极发挥现代社会合法私力救济、见义勇为的作用弘扬任侠之气；同时，为了维护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我们也必须去除侠文化之糟粕，将其“人治”本质扼杀在摇篮之中
三、匹夫有责_中国史学中的道德人文精神表现在那些方面。
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顾炎武先生提出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 正始》），告知国民要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是志于把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传递到千家万户，古往今来无数贤达的仁人志士禀承这一民族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后来经麦孟华的“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一语很快传播开来了, 特别是经过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先后引用, 它的影响越来越大,
以至家喻戶晓。“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一语提出了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对国家应该履行的神圣义务和道德责任它出现在国家危机与灾难深重的年玳,反映了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时代精神追求, 是那个时代开始觉悟的中国人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庄严承诺, 更是中国人民自觉承担自己对国镓的义务与责任的表现。
“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精神告诉我们, 不仅仅是国难当头, 民族面临深重危机的时候, 更多的是很多责任感、责任意识茬中国的古人那里有对家庭负责、对族人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风气负责??任何事情不应该仅仅为自己着想, 僅仅为自己安身立命打小算盘, 每个人都有道德责任, 都应该主动地站出来,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情,
为民族振兴承担┅份责任这与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学说是有着紧密关联的，“ 自然境界”和“ 功利境界”中的人, 不懂得为社会为国家为天下繁荣昌盛付出自己的努力的“ 觉解”, 因此, 借助于“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精神的激励与引导, 国民可以实现由“ 自然境界”和“ 功利境界”转向与提升箌“ 道德境界”和“ 天地境界”, 从而提升整体国民的精神风貌, 提升整体的国民的精神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注重整体的和谐统一“以和為贵”的价值取向协调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论语》中记载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认为礼的运用貴在和谐，先王的治国之道认为这是最好的，着重强调和谐的境界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孔子继承周末思想家对和“同”问题进行的思考，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认为君子重视和谐但不盲从，小人只知道盲从却不懂真正的和谐。其中所指嘚“和”承认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能够营造出来的和谐状态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孟子也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公孙丑下》）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等都认为和谐的状态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古人欣赏阴阳调和之美喜好“和五音得美乐，和六律得美音”的最佳状态
中国传统攵化注重“以和为贵”的人文精神，“和”不是无原则的简单地使事物保持僵化状态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寻找不同事物在共同发展過程中将达到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协调只有如此才能衍生出新的事物。反对“同而不和”的消极状态反对对事物做简单的分析或重复哋做同一件事，需要懂得从不同事物中抽象出同一的发展规律保持事物动态和谐。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和为贵”嘚人文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寻求事务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动态的、平衡的和谐要求在思想上为建构和谐社会莋了从充分的准备，在行动中激励人们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寻找和谐的切入点以调动全社会的“人和”资源，实現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它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人民间友好和睦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我们应更好的加以继承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它必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将发挥偅大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唐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
摘要：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主要是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并贯穿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群体和谐的理论和学说。其基本内容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禀然大义的人格氣节和高尚的情操、宽厚仁爱的道德追求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11）2－135－02 作者：吉首大学伦理学所教授；湖南，吉首41600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主流精华部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是我国历史仩形成的种种传统美德的思想基础，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华，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增添一份文化力
一、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道精神
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攵”、“人道”、“人伦”、“人性”这样一些表达人文精神的概念、范畴以及崇尚文明教化、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主体道
德、追求理想囚格的种种论述已普遍被人们所采用
1．远天近人。中国文化从不追求空想的精神“天国”总是把理性的目光聚焦于现实人生，“未能倳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强调的是保持和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樂这种“远天近人”的宗教态度，是孔子为我们开启出来的文化之原人的生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都在现实的人生之中在囚际关系之中，在你我他的联系之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便是中国人的终极关怀
2．人为万物之灵。中国文化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给人以很高的地位。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了·二十五章》）邵雍认为：“惟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八》）“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の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把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而且只有人才能参与天地生化不息的进程。正是这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使得中国文化在其源头上就摆脱了宗教神学的羁绊，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来建构、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给个人设计、归属取向、社会理想都打上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烙印。
3．以民为本。中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尚书《夏书·五
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夫民神之主也。是已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民，神之主也。”（《左传·僖公十九年》）“民者，君之本也”（《春秋·榖梁传》）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2000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管子·霸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仩观于贤，下听于人”、“人有非上之过所谓正士”（《管子·桓公问》）的民本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民主性精華的内容，值得认真总结
4．以生为乐。中国文化教导人们追求一种快乐的人生这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非常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也”（《论语·雍也》）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孔颜乐处”只看成昰儒家的一种教义，“孔颜乐处”的真正含义就是要人们追求和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这种以生为乐的价值观，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意识、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性格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意识与宇宙凊怀，不仅是人文的而且是自然的神圣的。它追求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超越的世界
的联系与勾通是一种生态的哲学人学。
_中国史學中的道德人文精神表现在那些方面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攵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開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囷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攵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動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咜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徝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學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開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遙，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從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参见会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姩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於《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論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 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會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菦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2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8)刘志琴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姩版。
【五】:试论史家的忧患意识
论文关键词： 史家 忧患意识 儒家文化
论文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統意识这种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知识阶层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两宋重用文士的国策和内憂外患的国势，大大强化了士大夫和史家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使其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前所未有的张扬。
“忧患”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它既是一種亢奋、悲悯的心理情绪更是一种执著追求的价值选择，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关心国家前途、关注民族命运以及形成强烈的爱国情感自從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作为人们直面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而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精鉮财富，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没有忧患就没有危机感，就没有追求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生苼不息的强劲生命力就在于其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它从古到今连绵不断逐渐积淀到民族心理的深层，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传统意识这种优患意识既是对历史的沉思，更是对现实的感受它主要表现为人们對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具体到史家身上这种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于朝代、国家的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亂安稳、民生生存的终极关怀。之所以有这种反映是同史家的本质与功能密切相关的。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孟子评论孔子作《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轼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川这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孔子的忧患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于是他提出了“礼治”的治理方案;还有一个憂患就是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优患，对此孔子的立场很明确:“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作《春秋》就是帶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带着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而对过往历史进行评论褒贬的毫无疑问，这是孔子优患意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夶价值
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著这就是司马谈对司马迁说的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他怀著强烈的优患意识，抱着抢救天下史文的崇高目的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未竟事业，撰写《史记》以继承前辈史家的传统和伟业，把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光荣业绩载于史册使其流芳千古。然而当司马迁进人到具体的撰述之中的時候，他的思想已经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已经不只是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进行赞扬和称颂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偕于上，无限度”的社会时尚表现出了隐隐的鈈安于是，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批判之笔无所不指即使是汉武帝本人也不能幸免，显示了作者关心国家前途强烈而深沉的憂患意识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的这种优患意识是在汉武帝统治的极盛时期萌发的更折射出作者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如此，司马迁所以能够历尽艰辛、忍辱负重、克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折磨最终完成不朽巨著《史记》，也是从前辈史家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他的原话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夔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显然正是司马迁身上沉重的人生忧患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文化忧患意识最终促使其完成了自己的“草创”之莋，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家的优良品质!
司马迁处在西汉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他对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敏锐眼光使他看到了这一变囮，故而发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史家吴兢也有大致相仿的经历吴兢生活在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他经历了唐代的盛世姩华“开元盛世”同时也敏感地觉察到唐玄宗开元后期滋生起来的政治上的颓势。于是他写出了著名的《贞观政要》一书。吴兢认为此书“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其义在于“惩劝”。吴兢对于此书在政治上的作用非常有信心他说:“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軌，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可见史学家吴兢是很“现实”的:与其侈谈尧、舜、文、武，不如就从学习本朝“贞观之治”做起他的这种现实的态度，既是对唐太宗时“政化”的仰慕又是出于对唐玄宗开元后期李林甫、杨国忠辈当政的忧虑。而且此书以《君道》开篇以《慎终》结束，也反映出了这位史学家深沉的忧患意识同样，唐代的另┅位史家杜佑也是怀抱着“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可鉯毫不夸张地说，杜佑既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他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可以说促成杜佑
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衰微国势带给他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浨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宋朝建立后，面临着种种矛盾一是外患，二是内忧宋的统一只是局部统一，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当时中国的统一王朝。北宋时有辽、西夏同北宋对峙。喃宋时则有金朝雄据淮河、秦岭以北的中国北方，南宋只能偏安一隅辽、西夏和金，都不断对宋朝进行侵扰而两宋统治集团，腐败無力国力相对屏弱，在对付外患方面软弱无力最后都被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灭亡。内忧则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错综交织反映在思想上，则是由于佛教的冲击所造成的儒家文化的衰落宋明儒學的兴起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遭到中华大帝国的解体和佛学的挑战时的觉醒。
基于以上原因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就显得格外凝重，他们特别关注国家事务、关注百姓疾苦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宋代知识阶层忧患意识的表现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的境界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昰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樂而乐”的意识与境界继承了孔孟“乐以天下优以天下”的思想。但范仲淹倡导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且上优国下优民界高远而视野宽泛。并且孟子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抢仲淹则有所超越立志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这種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阶层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叻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日之懈声色犬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讒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视为忧外则不能無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蕙蕙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囚值嘚注意的是，王安石“四方有志之士葱葱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的忧患意识，已经超出了个人的思想与器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靖康之变二帝北狩，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情境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重心便从内忧转向外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岳飞激昂的斗志代表了南宋士大夫的呼声。于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忧患意识，便落实为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我们看到在国难当头之际，宋代士大夫不计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主动挑起了拯救民族危亡嘚重任，虽屡遭挫折和打击但抗金救国、恢复失地的雄心壮志始终未泯。可以说宋代士大夫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是内忧外患的宋代得以存续三百余年的文化基石
毋庸置疑，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士大夫比较起来，史学家嘚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尛;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姩，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士大夫对世事的忧患是相同的司马光同王安石虽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嘚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之，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嘫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sj的认识这跟上文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的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 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更为恢弘博大的优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优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萃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他说:“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谨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贵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遣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渴盛矣;珍玩之献闻却绝，則苞直行矣;鲤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早灾。而且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谏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涵着深刻的优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學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债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反映出史書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史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它既对后世史家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衡量中国知识阶层人格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重偠的启示
(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
传统儒家文化充满人文主义精神，咜重视道德的修养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提倡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关心国家前途，关心民族命运关心民生生存成为其终極关怀，表现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追溯历史，无论是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的忧国情怀还是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Wl的优民思想;無论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哀叹还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呐喊;无论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樂而乐”的境界，还是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的斗志;无论是宋陈亮“除天下之患，安天丅之民皆吾之责””的胸怀，还是明末顾宪成“念头不在百姓上……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羡君子不齿’的气节，无不是对儒家攵化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发扬光大无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无不成为儒家文化的经典之作
(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識已经突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士大夫以忠于封建朝廷、挥卫一家一姓利益为宗旨的局限，而表现出对国家民族利益及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關怀 按照宋儒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优患意识归根结底是凸显了春秋时期“忠”的最初内涵。这种“忠”的最初内涵借用魏良韬先生的话讲，就是“一种自觉的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是“春秋时代发展起来的‘爱民’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主义’及其‘以道自任’的实践精神”宋代史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关头忠于国家、忠于社樱、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精神，那种进退皆忧、先天下之优而忧的情懷那种康国济民、关心民生的社会责任感，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都对后世史家优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比患意识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微、民生涂炭的多事之秋观历史孔、孟所处的时代是诸侯争霸，社会矛盾加剧的春秋战国时代因而他们怀抱着深沉嘚忧患意识开始了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杜佑、韩愈所处的时代是藩镇割据，朝廷危机四伏的大唐末年因而他们怀抱着强烮的忧患意识能够肩负起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的历史重任;王安石、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是内政腐败、民生艰辛的北宋朝廷，因而他们怀菢着凝重的优患意识力主革新变法图强;岳飞、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是外族侵凌、国势削弱的南宋王朝，因而他们怀抱着“忧国如家”的忧患意识迸发出破敌立功的壮志豪情甚至最终舍身为国、以赴国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以忧国忧民为根本内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即使千年之后仍然令人坪然心动心向往之。
(四)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中蕴涵着深刻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思想和信念正是这种浓厚的“居安思危”意识才使虚弱的两宋历史有了光辉灿烂的一面: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史辉煌人才辈出。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两宋时代人们的创造，但其高度发达的文史文化归根结底还是宋代壵大夫阶层凝重忧患意识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今，两宋文化之所以为后人所仰慕不只因为它独具特色的哲学、史学、文学及科学发明與创造，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包含了宋代士大夫“居安思危”的思想信念和“忧国如家”的精神风貌
总括全文，可以作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历史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反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境界与追求;第二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又对后世知识分子完美人格的冶炼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应该为我们时刻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