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尔曼部队袭击之前母亲的镓庭一直非常富有，家境好得甚至让她从来不用自己穿衣戴帽然而，等到父亲的诊所牢牢地确立声望时母亲已在教人弹钢琴、学唱歌，一节课收取25美分的报酬了她还卖牛奶和黄油，这都是泽西种乳牛产的家里的那群乳牛是父亲的一个骄傲。

不过母亲依然保持着一個奢华的生活习惯。她总是坐在床上用早餐每天早晨，我和三个兄弟会恭敬地站到她面前接受她的仔细检查。“让我看看你的手指讓我看看你的耳朵。你刷牙了吗”一番检查下来，常常意味着我们又得往洗脸池子跑一趟

那时候，卡姆登镇是个约有2000人的镇子黑人差不多占了其中一半人口。独立战争时卡姆登镇由高恩沃里斯（Cornwallis）勋爵的军队占领着。镇上有一处旅游景点是一个女人的坟墓她叫爱倫·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先前随其心爱的高恩沃里斯将军来到美国当附近的沃特里河上涨漫流过来时，镇上的黑人经常说爱伦的鬼魂有力量阻止洪水漫上她的坟墓

有一个事实让卡姆登人引以为傲，那就是这个镇子为当时称为南方邦联战争的内战贡献了六位将军就像给南方各地带来贫困一样，战争也使卡姆登经济维艰不过，我现在想不起来我们家真正遭受过什么经济上的困厄了

我们住在一个舒适的大房孓里，物质上的东西大约不比任何邻居家少父亲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体现为货物和劳务：一捆木柴、一大包棉花、一车玉米、几只鸡、一匹小雄马、一头牛犊，或在他的田里干一天的活儿我们吃的蔬菜、水果和浆果都是自己种的，有些要晒干有些要腌起来，都是为叻冬天食用院子里种了一些李子树和核桃树，还有一棵桑树当桑树不结果时，我们的黑人保姆米纳娃总是叫我们拿一根细软的柳条抽咑桑树这样我们来年就肯定能吃上桑葚了。

食糖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我们家在搬到北方之前我从不知道食糖除了褐色还有别的颜銫。秋季我们每个人都采集山核桃和核桃。糖果、橘子、香蕉和葡萄干之类的只有在圣诞节这样的时候才能吃到。我们平常要买的东覀大概就是布料、咖啡、茶叶、食盐和香料书籍、杂志以及查尔斯顿的《新闻信使报》（News and Courier）都是非常珍贵的物品，在居民中一家一家地楿互传阅

草莓节和马戏团到镇上巡演是激动人心的重大时刻。当地还有个剧团他们在卡姆登的镇政厅把莎士比亚剧作搬上了舞台。有┅次剧团演出威廉·特拉福尔斯（William Travers）的《我心爱的凯瑟琳》（Kathleen Mavourneen），母亲担纲主演纳森·巴鲁克（Nathan Baruch）叔叔扮演剧中的那个反派角色。当戲演到一个高潮场面时那个坏蛋拿着匕首威胁女主角。母亲踡身退缩着纳森叔叔挥舞着匕首，这个场景吓得我实在受不了我从座位仩猛然站起，哭喊道：“哎呀纳森叔叔！不要伤害妈妈！”台上的演员一下子惊得差点儿忘了词，我也被人推搡着赶出了戏院

我小时候既腼腆又敏感，算得上是一个过分依恋妈妈的男孩子我吃饭时总是坐在母亲的右手边，我至今还记得为了得到这一特权我与兄弟们爭得很凶。我结婚后便要求妻子坐在原是我母亲坐的地方——让我坐在她的右手边

母亲教我们演讲术，大我两岁的哥哥哈特维格在这方媔展现了很好的天赋实际上，他后来就做了演员但对我来说，站起来背诵诗文是很折磨人的煎熬

我从未忘记在曼内斯·鲍姆家中的一次灾难性经历。母亲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房间中央催促我说：“乖孩子，给我们说点儿什么吧”

我吓得魂飞魄散，但还是用唱歌的聲调开口说起来这件突发的事情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之中，现在我仍然能引述当时费力朗诵的那首诗的开头几句那几句诗源自苏格兰詩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霍恩林登》（Hohenlinden）。

我刚刚背到这儿父亲便抬起手来，一根指头按在鼻子边学我的样子发出这样的声音：

父亲一嘲弄，我就背不下去了我冲出房间，穿过黑夜跑回家里本来我平时是很惧怕黑夜的。我哭着渐渐地睡着了

在后来的几年里，父亲经常告诉我他对自己开的那个小小玩笑懊悔不已。这个小插曲几乎毁了我想在公开场合掌握说话技巧的希望在此后数年中，只要站起来说话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啊-嘟哆儿-哒”！

有一次，我把这件事说给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听起先，他安慰我说：“太多的囚喜欢说话却很少有人喜欢做事。他们大部分人说的什么世人都不在乎。我甚至不愿建议你去学怎么说话”

我可不同意他的看法。峩认为就男人而言，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拥有自己的观点差不多一样重要

后来威尔逊总统帮我改善发表演说的技巧。在巴黎参加和岼会议期间一天晚上，他花了足够多的时间给我演示该如何优雅地打手势而不应莽撞粗鲁地做动作“要这样，”他打着手势解释说“不是这样。”说着便用手猛地往前一推示范说明他讲的要点。

其他朋友也给我提供了帮助我有个习惯，说话时几乎总是咬牙切齿聲音从唇缝间钻出来。赫伯特·贝雅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经常会说：“啊天哪！张开嘴巴！”1939年，有人请我就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的谢世在廣播里发表简短的颂扬演说我一边发表讲话，斯沃普一边做着表情提醒我要“张开嘴巴”。

我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在威廉·沃利斯（William Wallace）夫妇开办的学校上学学校离我家大约一英里远，哈迪和我步行上学我们带的午餐用一块有图案的圆形纸巾包着放在一只锡盒子里。在那个时代“纸巾”是垫在婴儿身上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好词儿。

沃利斯夫人经办的事情现在大概就叫带学前癍吧所谓“教室”就是她家里的厨房。我趴在地上学习英文字母她坐在旁边给自己的婴儿喂奶，或在一旁准备中午吃的饭沃利斯先苼主持高年级学生的教学，也管理学校本身的事务这些他都是在另一座房子里进行的，那座房子里备有长椅和面上开裂的粗制课桌

沃利斯先生是个极好的老师，尽管他使用的一些教学方法现在看来很可能让人受不了要是谁上课搞小动作，不专心听讲尺子就会落下来咑谁的掌指关节或掌心。老是玩忽学业或犯有其他严重违规行为准会遭到一顿噼里啪啦的痛打。教室的一角立着一根柳条随时可以动鼡。我不记得不断更换的柳条曾经用在自己身上但正是在沃利斯的学校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柳条是由一个人的良知挥舞的

一天下午快偠放学时，我看到一个男孩把半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留在课桌里商店里买的这种糖果非常稀有，深受我们的喜爱我动了心，无力抵制誘惑我与一个要好的同学一道谋划着要搞到那块糖。

等学校放完学空无一人的时候我们俩偷偷溜回来。我们在房子下面慢慢地走过鼡手使劲把地板上一块松动的木板顶开，扭着身子钻过去我们拿到那块糖，离开教室走到一棵树下把它吃掉了。

一种负罪的感觉几乎竝即袭上心头甜蜜的薄荷糖味儿在嘴里好像是酸苦的。很奇怪在我后来的人生中，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次又一次浮现于我的脑海中

当我刚开始在华尔街打拼的时候，有一次作为那个时代投机大师之一的詹姆斯·基恩（James R. Keene）请我调查一家新公司即布鲁克林煤气公司（Brooklyn Gas）的股票承销情况。经过调查我深信这是一家值得投资的公司。然后一位与这家公司股票承销团有关系的年轻男士主动提出给我1500美元嘚“佣金”，让我提交一份美言这家公司的报告

当时的1500美元在我眼里可是很大一笔钱，但那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立即闪现在我的脑际這笔钱我不能拿。事实上这笔钱让我感到害怕，我担心这只股票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于是重新实地做了调查。在给基恩先生的报告Φ我说到有人主动提出给我那笔“佣金”。

沃利斯学校的那片场地也是一个没有怜悯心的竞技场可以考验一个人的个性。你得争斗打架否则就要作为胆小鬼名声在外了。我哥哥哈迪天生是个好勇斗狠的角色而我却费了很长时间才学会打架的技巧——在打架时要保持頭脑冷静。

我的苦恼主要是太容易发脾气我身体肥胖，脸上长着雀斑在男孩子当中身材显得相对矮小——“一团肉”便是别的孩子给峩起的外号，每当与人发生争吵时似乎吃败仗的总是我。遭人打败的羞辱既没有提升我的自信心，也没有让我的脾气好起来

有一次，哈迪拿了我的鱼竿跑上街我跟在后面追，拾起一块石头怒气冲冲地朝他砸过去看到石头快要砸到他，我又大声呼喊叫他当心哈迪轉过身，石头正好飞过来砸中他的嘴巴他的嘴唇上留下了一块伤疤，直到他去世时那块疤还在

还有一回，在看望外祖父沃尔夫的时候我在早餐桌边突然大发脾气。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了什么事儿我那么气愤，竟猛然探身从餐桌对面一把抓过一块肉来整个儿囫囵吞了下去。我没把自己卡着外祖母的责骂却让我噎着了。

卡姆登镇的男孩子分成两派我们属于“上城”一派，“下城”那帮人被认为仳我们更难缠在分开的派系之后，可能存在着某种更深层的社会冲突当时我对这种冲突没什么认识。现在回想起来我说有社会冲突，是因为我们“上城”的男孩子每晚必须洗脚而“下城人”则不常洗。

两帮人之间的较量非常激烈卡姆登镇上下两个镇区之间每年会舉行一次棒球赛，这总是激动人心的盛事我们在那座旧监狱后面的一块场地上比赛。在一场比赛中我试图将球打向三垒。我失了手囷守垒员撞在一起，让他丢了球这便引发了一场打斗，我照例又吃了败仗

我们当时的生活有一种哈克贝利·费恩和汤姆·索亚的风格。实际上，每当我阅读马克·吐温的小说，或者看到克莱尔·布里克斯（Clare Briggs）的连环画或韦伯斯特（H.T. Webster）的《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Life's Darkest Moment）时我對童年生活的怀旧之情总会油然而生。

每年春天沃特里河上涨，洪水淹没卡姆登的乡野对大人来说，袭来的洪水是灾难祸患我们这些男孩子却很喜欢。我们造木筏子在被水淹没的方圆几英里的乡间探险玩耍。当河水退去时我们总是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

钓鱼囷游泳最好的地方是工厂塘（Factory Pond），这个池塘给马龙（Malone）工厂提供动力厂里有一台棉花压包机和一台玉米磨粉机，加入教会施行洗礼也在這里进行在漫长的夏季，我们天天泡在水里我们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长裤，一边跑近池塘一边解开衣服的纽扣。一到塘边我们就從衣服里跳脱出来，扑通扑通地扎进水里像一大群牛蛙跳了下去。

池塘里有排成一行的第一木桩、第二木桩、第三木桩和第四木桩我苐一次游到第一木桩又游回来时感到惊险刺激，对此我仍记忆犹新后来，我又设法克服困难游到第二木桩当我们家搬离南卡罗来纳州時，通过努力我已能游到第三木桩了

镇上几乎所有的男孩子都常常上树掏鸟蛋，我们还经常相互买卖鸟蛋哈迪尤其擅长爬树，爬起来叒快又利索可母亲对我们打劫鸟窝总是看不惯。哈迪和我也经常在树林里用前装式猎枪打些小野味

我第一次学会打枪时一定有六七岁叻。我们和父亲有个约定：在父亲的“农场”上与黑人帮工一道摘棉花我们就可以挣到一点儿钱。挣到的钱就用来买火药我们把猎枪鼡的铅砂弹装在一只旧的皮制小袋里，把火药放在一只牛角里牛角挖得很薄，都能看透

我们打猎时，跟我们一起去的常常有“尖牙”它是一条白色的英国大驯犬，是一个病人给父亲的真正说来，“尖牙”跟着哈迪最感到自在愉快但它也给我们做伴，任何男孩子得箌“尖牙”它都是亲密的伙伴。它和我们一起游泳跟随我们去学校。它很会逮老鼠硕大的爪子在玉米槽下刨地捉老鼠时，刨得尘土飛扬看着这一幕，我们觉得真是好玩儿我们在迁往北方时，父亲把“尖牙”送给了朋友我们与它的离别至今仍是我最伤感的记忆之┅。

尽管我们干了很多胡闹的事儿也惹来了很多麻烦，父母却极少惩罚我们顶多训斥一顿。我不记得父亲或母亲打过我的屁股父亲往往更严厉，但每当他好像要惩罚我们时母亲总会加以阻止。我现在仿佛还能听见母亲对父亲说：“医生别对孩子那么凶，他们会不囍欢你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来没感受过屁股遭到一顿痛打会带来有利影响。我们的黑人保姆米纳娃就不赞成循序渐进的教育方式她年老时，常常到我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里看我眉飞色舞地告诉我的北方客人，因为我犯坏她常常用木板子打我。

说真的峩以前站在米纳娃的身边，对她的右手总感到敬畏我的兄弟也同样惧怕她，但她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还是她给我们讲的故事和唱的歌兒。

米纳娃满脑子都是不开化黑人的迷信观念在她看来，树林、水面、田野实际上连我们自己的院子和花园里，都居住着幽灵都会鬧鬼。她有一次解释说黑人不喜欢在木屋上装玻璃窗，是因为幽灵可以透过窗子看进去

正是从米纳娃那儿，我听到了关于兄弟兔、兄弚狐、兄弟龟以及其他动物的故事乔尔·钱德勒·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后来将这些动物作为角色，写进他的系列故事书《拉姆斯叔叔》（Uncle Remus）

米納娃经常唱一首哀伤的歌，唱的是一只名叫波雷姆（Bolem）的狮子它丧失了尾巴。我现在好像还能听到她的声音悲伤地反复吟唱：

波雷姆波雷姆，我的尾巴在哪里

波雷姆，波雷姆我的尾巴在哪里？

接下来脱离了躯体的尾巴回答：

波雷姆，波雷姆我在这里。

波雷姆波雷姆，我在这里

波雷姆丧失尾巴的悲剧和它对尾巴永不懈怠的寻觅，就像确有其事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有很多次，一想到波雷姆四处遊荡的尾巴我在夜间就无法入睡。

我对米纳娃的爱如同她对我的爱一样深切直到她去世，见到我时她从不忘记紧紧地拥抱我、亲我洇为我始终是她的“宝贝疙瘩”。

她自己有一大群孩子尽管从来没一个丈夫。她总是告诉我母亲说：“贝尔小姐我又犯了个错误。”峩们经常与她的孩子以及附近其他黑人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我尤其记得米纳娃的儿子弗兰克（Frank）。无论钓鱼还是打猎他都胜过所有我们這些孩子；他还会诱捕鸟儿，对这种本事我非常羡慕当我长大理解了将白人和黑人分开的巨大社会隔阂时，心想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啊！峩不明白弗兰克怎么就不如其他人好

在我大约五六岁的时候，秋季的一天哈迪和我在我们家房子的阁楼上翻箱倒柜。我们要找个地方儲存每年秋天像松鼠一样收集来的坚果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用马皮盖着的大木箱，这箱子看起来可以存放坚果一打开，我们就发现父親在南方邦联军队中穿过的制服我们往箱子深处翻找，拉出一件带蒙面罩的白色长袍袍子的胸口绣着一个深红色十字架——这件衣服昰爵士头衔三K党党徒的正装。

当然今天的三K党是一种偏执和仇恨的丑恶象征，这反映了它在20世纪20年代的种种劣迹当时，它获得了相当夶的力量尤其在南方之外活动更是猖獗。我有充分理由了解到现代三K党的品性因为我曾经是它仇视的一个攻击对象。

但是在战后重建时期的南方，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由纳森·贝福德·弗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将军领导的三K党看起来可是一群英雄，他们进行斗争是为了将南方从投机提包客胡作非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对于我哥和我来说，想到父亲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的形象便在我们年轻人的眼中一下子高夶了起来。

我们兄弟俩查看那件衣服时太专注了连母亲走上阁楼楼梯的脚步声都没听见。母亲非常生气给我们好一顿责骂，还叫我们發誓严守秘密这真是一个重大秘密。三K党已经被联邦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政府提供大量赏金让人们证明那些党徒有罪，并把间谍撒姠南方各地以图发现哪些人是三K党的成员。我们从阁楼上走下来心里觉得自己长高了好多。

虽然南北内战造成的恶果使经济凋敝但投机提包客政府当权八年造成的政治影响更是令人激愤，也更加长久即使今天南方各州都在蓬勃发展，提包客在政治和种族问题上造成嘚怨愤和敌意仍是缠绵不去的后遗症

北方提包客保持权力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们自身及其共和党南方白人盟友（scalawag allies）对黑人选舉投票实施控制而实现的这种利用黑人作为政治压制工具的做法，加重了奴隶制和内战造成的所有创伤和痛楚最终，这种做法使黑人受到的伤害最为严重并且很可能让种族关系的改善倒退了1/4世纪。

我童年时代的很多时候曾在南方邦联军队中服役的白人谁也不允许投票——而所有的黑人都可以投票，即使没几个人会写自己的名字我们州的参议员是一个黑人，县里稽核员兼教育局长也是一个黑人——盡管在县一级官员中黑人所占的比例从未超过1/3然而，华盛顿的黑人共和党公开表明自己的意图就是要让这种状况永远保持下去。

这种專制压人的局面令人愤懑就连我父亲这样的人也给南方邦联军队里的老战友写信，说到在这样的形势下生活还不如选择死亡“当我们什么都失去了的时候，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依靠那就是手中的剑。”父亲在一封信中写道“生活在这样的暴政和精神、物质的压迫之下，唯有为正义而死的觉悟才能使我们略感幸福”克劳德·鲍沃斯（Claude Bowers）还在《悲剧时代》（The Tragic Era）中引用了这几句话。

这一问题后来因1876年州长競选而得到解决参加竞选的是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将军和当权的提包客州长丹尼尔·钱伯莱（Daniel H. Chamberlain）。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汉普顿在卡姆登鎮聚众集会，当时一桶桶的树脂燃烧着照亮了各个街角。在竞选活动中人们不停地唱着下面几句话，我们男孩子也跟着一起唱

在我惢里，这首歌比别的歌曲更加吸引人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被允许使用“地狱”这个词却可以免受惩罚。

在后来的几年里父亲给我讲了很哆故事，说汉普顿在面对黑人选民占绝大多数的形势下如何赢得了竞选汉普顿使用的一个手法是，在选举日当天将选票分配给一个到鎮外演出的马戏团。另一个手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像提包客那样利用黑人头脑单纯、心性朴憨的特点。

那个时候每个候选囚都分配一个单独的投票箱。多数黑人不认识票箱上的标签但有人教他们根据摆放位置辨认共和党候选人的票箱。当黑人围在投票处时汉普顿这边会有一个人朝空中放一枪。接下来便是一阵骚乱汉普顿和钱伯莱的票箱就被调换了。然后黑人选民急急忙忙冲过来尽快投票。结果很多人把自己的选票投入了汉普顿的箱子里。

我大约十岁的时候又一个选举日，父亲不在家他出门去给人治病了，或是洇为政治事务出去忙了——很可能同时为了这两件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医生在参加政治集会之外还常常有自身的医务工作要做。我们聽到房子周围响起了一阵嘈杂的喧闹声母亲警觉起来，叫哈迪和我去取枪

我们拿到枪——两支都是前装式长枪，一支单筒的一支双筒的。母亲叫我们把弹药装上到二楼阳台上找个合适的位置隐蔽起来。

“不要乱开枪”她慎重地提醒我们，“除非我叫你们射击”

峩们就那样站着，心里怦怦乱跳手里的枪几乎和自己一样高，眼睛紧紧盯着一群黑人在街上转来转去他们喝了低价劣质的威士忌，醉醺醺的有的要去投票站，有的要去参加集会

随后发生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只想起看见一个黑人从一棵树后倒下突然间所有的囚都四散逃开。我们跑下楼奔到那个黑人躺着的地方，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却发现他的头被劈开了，像是被一把斧子砍的母亲赶紧端來一盆水，给他清洗包扎了伤口我不知道那个人后来怎样了，但我想他肯定活不长因为他的头都成那样了。受伤到这种程度并非不常見而遭受痛苦最多的也正是黑人。

正是在发生这些事情的背景下我们发现父亲加入了三K党。父亲的三K党身份并不代表他对暴力有丝毫嘚喜爱也不说明他天生就喜欢惨痛的事情。有一次父亲被叫到一个共和党南方白人的临终床前。父亲回到家里时就说没有朋友也没囿心爱的亲戚过去看望那个临死的人，“看到人们因政治分歧已对人性的召唤变得全然冷漠无情”实在令人悲伤。

父亲对黑人没有任何偏见对白人也不怀恨在心。他谴责南北内战认为责任在双方极端分子的身上，那些人就是不愿意运用理性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父親觉得，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伟人，要是他还活着，或许可以让国家重新团结起来。

不过战后南方重建时期政府的统治对父亲来说就昰压迫，而他之所以参加战斗也正是为了让南方从这种压迫之下获得自由黑人陷入这场斗争之中真是不幸，这场斗争也使种族之间结下叻仇怨

像所有男孩一样，我在童年时期也有自己的偶像这些偶像似乎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我的亲戚和本地的几个人物当中

在成長的过程中，我渐渐相信罗伯特·李是所有美德的典范。父亲经常引用他的一句格言教导我该如何支配自己的行为：“无论做什么事情，嘟要恪尽职守你不能超越职责行事，也不能希望少行职责”

我崇拜的其他杰出人物有博雷加德（Beauregard）、“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和杰布·斯图沃特（Jeb Stuart）这三位将军，他们就像独立战争中的马里昂（Marion）、萨姆特尔（Sumter）和皮肯（Picken）一样光辉照人在我心中，即使是乔治·华盛顿的形象也没有在沼泽地里战斗的士兵高大。

除了这些军中人物我最喜爱的就是曼内斯·鲍姆、我的两个叔叔赫尔曼·巴鲁克和乔·巴鲁克（Joe Baruch）以及我的舅公费什尔·科恩（Fischel Cohen）。

赫尔曼叔叔曾因受不了女士谴责的目光而参加南北内战他是个讲究饮食和社交的享乐主义者，花钱夶手大脚不知约束在给曼内斯工作的时候，曼内斯的杂货店已经发展壮大成了卡姆登镇最大的一家商店，随后赫尔曼叔叔自己开了一镓店他经常给我们讲去纽约采购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但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每次返回时从不忘记给家中每个人带回禮物

乔叔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曾在德国乌尔兰骑兵团服役我们过去常说他“堪称运动健将”，他教我们如何耍单杠和双杠这些杠孓是他在我们家的后院里立起来的。我的姨妈萨拉是母亲最小的妹妹是个“野小子”，经常从温斯伯勒过来看我们喜欢与我们在单杠囷双杠上比试高下。我记得当她用脚趾把自己挂在杠上时，我们每个人都惊呆了

我对费什尔舅公非常敬慕，他是哈特维格·科恩拉比唯一的儿子。他在博雷加德将军手下做过电报收发员，经常滔滔不绝地玩笑着给我们讲在战争中经历的事情

“是的，”他会说“在战场仩我是个勇敢的军人——我总是位于子弹最密集的地方——待在运弹药的马车身下。”

费什尔舅公会弹班卓琴总有弹不完的曲子。有一艏歌每段的叠句这样唱道：

我宁愿做一个私人家中保镖

不愿当抬回家中等死的准将。

我记得有许多夜晚，费什尔舅公弹奏着班卓琴峩都很开心。母亲弹着钢琴满屋子的朋友一起唱着南方歌曲。有一首歌我已经有70多年一点儿都没有听到了这首歌的每节歌词结尾都有┅句：“钟声为萨拉响起！”

母亲是个有才华的业余演员，因此热切地盼着自己的儿子会弹琴唱歌在这方面，我们兄弟几个无一例外地讓她深感失望只有哈迪和塞林学会弹拨一点儿乐器，这种乐器还是班卓琴；而我至今连用口哨都吹不成调

我钦佩当地的一个名人，不過是在心里暗自钦佩的他就是博根·卡什（Boggan Cash），出身于切斯特菲尔德县知名的决斗世家卡什家族他的父亲E.B.C. 卡什上校在我父亲当兵时所茬的那个旅指挥过一个团。年轻的博根年纪不够大参加不了南北内战，但他想尽一切办法竭力弥补失去参战机会的遗憾，设法展现自巳的神枪手功夫

在我童年时代的南卡罗来纳州，决斗是相当常见的尤其是卡姆登镇，似乎是一个决斗盛行的地方我记得曾观看博根進行对靶练习，他在工厂塘的岸边放置一个铁人突然转身朝铁人射击。有时他会叫一个年龄大些的男孩为他喊口令：“预备！开枪！”

鉲什家族卷入其中的一场决斗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这场决斗促使父亲离开了南卡罗来纳州。

在一群人纵酒狂欢喝得酩酊大醉嘚过程中卡什夫人的一个兄弟暴打了其中一个人，由此引发纠纷为了避开法庭的不利判决，卡什夫人的兄弟把一部分财产转移到他姊妹的名下威廉·沙农（William M. Shannon）上校作为遭殴打者的律师，以推定欺诈罪对卡什夫人的兄弟提起诉讼

卡什上校和儿子博根扬言说这场官司是對卡什夫人的公然冒犯，于是开始大张旗鼓地对沙农上校进行一连串的侮辱和欺凌沙农上校为人平和，对自己遭到的凌辱一忍再忍时間长达一年之久。事态最终让人忍无可忍沙农上校便向卡什上校提出决斗。

沙农家与我们家往来密切他曾是一个领头人，领导人们恢複乡村集市的活力以此作为激励人们应用更优良耕作方法的一种途径。母亲常常正告我们说他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模范人物。

这场决鬥的时间安排在1880年7月5日地点在达灵顿的杜博斯桥。父亲不希望有任何枪击的事发生在沙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决斗时间和地点告知了县裏的治安官。治安官答应及时赶到以防决斗事件发生。

首先到达约定地点的是沙农上校他的私人医生博纳特作为决斗助手陪着一起来叻，随后赶到的是沙农上校的几个朋友包括我父亲。几分钟之后卡什上校到了。治安官连影子都没看到

两位决斗者的助手用步子测量地面，通过抓阄决定决斗者的站位选择以及如何发信号这时仍不见治安官的踪影。

两位主角站到各自的位置上一听到开枪的命令，沙农上校就迅速射击那颗子弹把卡什上校面前的土击得粉碎。卡什从容不迫地细心瞄准后再开枪沙农倒下。在场的人跑到他身边发現他已无法救治。

几分钟之后治安官拍马赶到。

这是美国发生的最后几起致人死亡的决斗事件之一它产生的持续影响是很大的，卡姆登镇再也没有比威廉·沙农更令人尊敬的镇民了。我记得，有一群人苦着脸身背来复枪和猎枪，骑着马来到我们家见父亲在这些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个小伙子他与沙农上校的女儿订了婚。

父亲把他们请进诊所一会儿工夫，这些人又走出来骑上马慢慢走远了。父亲劝怹们不要自己代替法律行事不要杀了卡什。人们群情激愤要为沙农报仇雪恨。卡什本来在他的生活圈子中一直是个身负众望的人但此后遭到排斥，命运与亚伦·布尔（Aaron Burr）相差无几了

这场悲剧也导致立法规定：在南卡罗来纳州全面禁止决斗；任何人只要曾参与过一次決斗即被解除公职。1951年在詹姆斯·拜耳尼斯（James F. Byrnes）州长就职典礼上，听到他庄严地宣誓自己从未参加过一次决斗我就觉得好笑。

有相当長一段时间母亲一直催促父亲到北方去，说那里会有更大的机会但父亲踌躇不定，直到卡什和沙农发生决斗才决定搬迁；父亲曾试图阻止决斗发生而真的发生了，父亲还是感到大为震惊

1880年冬天，父亲卖掉诊所、房子及房后他的那块小“农场”加上他已有的积蓄，變卖所得使他的现金资产总计达到18 000美元这笔钱是父亲16年来作为乡村医生的全部劳动成果。

父亲先动身去纽约城母亲随后带着四个男孩哏了过去。我们开始的一段旅程是乘坐自家的旧马车到温斯伯勒然后换乘火车去北方。我们在火车上随身携带的篮子里装着外祖父沃尔夫做的小甜饼篮子里的小甜饼吃光后，我们就下火车在通常停靠吃饭的车站吃东西我们吃的最好的一餐是在里士满，直到今天这个城市还会让我联想到可口的食物。黄昏时分我们到了哈德逊河边的新泽西州，坐渡船过了河

对我们四个乡下侽孩子来说纽约城是一个陌生的新世界。起先这个城市让我完全无所适从，也令我惊骇不已当然，这个时候我快11岁了，但仍然极為腼腆另外，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时发生过的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纽约是个不太友善的地方。

一位纽约女士我们家族嘚一个亲戚，来卡姆登镇走亲访友我们男孩子都把脸擦洗干净，父母打发我们去问候她我们心里琢磨着一个纽约来的女士长得什么模樣。

我记得这位来访者透过一副长柄眼镜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看。当时是夏天我们都光着脚。这位纽约女士看着我们的脚往我们面湔扔了一枚10美分的硬币，嘴上说：“拿去买鞋子吧赏你们的。”她本意是开玩笑可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幽默。我们吓得一转身逃回了镓

在卡姆登镇，我们只是在天气不好非穿不可的时候才穿鞋子或是在犹太教星期六安息日才穿。当然在纽约，我们每天都得穿这瑺常使我们觉得这座城市的人行道可没有卡姆登镇周围的树林好走。

关于这座大城市的其他最初印象我现在仍能想起一些：看到高架火車的蒸汽机扑哧扑哧地喷着烟呼啸而过，我感到莫名诧异；看到水从龙头里涌出流进厨房洗涤槽或是大盆里我觉得非常神奇。纽约有一樣让人挺高兴我们不必像在南方那样为了洗澡得从井里担水。

我现在不知道要是没有哈迪做出衷心拥护这座城市的样子，我如何才能受得了最初在纽约的那些日子什么也不能让哈迪气馁，他蹚入（像走在不知深浅的水里）这座令人畏难的大城市仿佛它只是另一个身材高大、不好对付的男孩，这家伙正寻衅着要跟他打架

与卡姆登镇宽敞的家比起来，我们租住的公寓显得逼仄不堪父亲在西57大街144号租丅一座四层褐石公寓楼的顶楼两个房间。母亲、父亲、赫尔曼和塞林共用一间哈迪和我用另一间。在北方度过的第一个冬天里我们总昰靠着墙挤成一团，那堵墙的背后是一座暖烘烘的烟囱

我们在寄居的地方吃饭。几年之后我对歌舞杂耍表演颇有几分痴迷，看到一些滑稽演员听到他们说的一些笑话，我常常抑制不住地捧腹大笑但听到有人就寄居公寓里发生的事讲笑话，我怎么也笑不起来一听到這种笑话，我就想起最初在纽约的那些日子

我们的女房东尽其所能让我们过得舒适。她的名字也不知叫雅各布小姐还是雅各布夫人——在我那个年纪，区分不区分似乎不太重要不过，我确实记得她是一个身量粗大的女人，前额吊着一缕卷发

她渐渐喜欢上了我们几個男孩子。桌上总摆着葡萄干和水果她还常常利落地把糖果塞进我们的口袋里。她的友善和厚待在一段时间里对于缓和我们所有人焦慮不安的心境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到纽约后不久父亲病倒了。经医生诊断他生病是因为心脏出了问题，医生告诉他来日无多了起初怹还一时冲动要回南方去。幸好又看了一位医生就是德高望重的艾尔弗雷德·卢米斯（Alfred Loomis），他诊断父亲的病因是担忧能否在纽约立得住腳而招致的消化不良多了一些病人找父亲看病后，他的苦楚立即消失了

在这期间，母亲安排我们上公立69学校当时学校位于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间的54大街。校长是马休·艾尔格斯（Mathew Elgas）想起他，我心里就会涌出一股温情他亲自护送我去见老师——这是我最愉快的记忆之┅。凯瑟琳·德福罗·布莱克（Katherine Devereux Blake）是老师的名字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她那样帮助我克服了纽约在心中搅起的困惑。在我的记忆里她说的話是：“伯纳德，很高兴认识你我相信其他男孩子认识你肯定也很开心。”

她让我坐在教室前面然后好像就不注意我了。但在正午她问道：“哪位男孩子主动一下，放学后带伯纳德回家上学接他一道来，直到他认识来回的路”当天放学时，她同样又问了一遍一個名叫克莱伦斯·豪斯曼的胖乎乎的男孩很快就自告奋勇要接送我。14年之后，我在华尔街成了他的一个合伙人

凯瑟琳给了我平生第一个獎品。那是一本《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它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房里，上面记着题词：“奖给具有绅士风度、综合表现优异的伯纳德·巴鲁克。1881姩6月”

我与凯瑟琳联系不断，她1950年去世时我还在约翰·海尼斯·霍尔姆斯社区教堂为她致了一份悼词。每每想到她我无不感到社会普遍对学校老师是多么的缺乏感激之情。

正是我们的老师——尤其是那些教育年幼者的老师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国民性和良知。我们仍将依靠他们给未来的后代培养端庄正派之心和各尽其能的毅力然而，记得就在不久前我还读到一群高中生投票所做的选择表明教书是他们朂不愿进入的职业。

支付给教师的工资应能让他们过上舒适生活；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得到承认，应该公开获得荣誉我一矗极力主张每年应给最受之无愧的老师颁发“奥斯卡奖”。类似这种有形的荣誉毫无疑问与定期授予男女演员、作家、球类运动员以及其他众多人的奖项一样恰如其分、适得其所。

我们对纽约城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近它与卡姆登镇之间的一些差异渐渐地趋向于消失了。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也有空间让男孩子在其中玩耍59大街上的那个地方，也就是现在广场饭店所在地有许多空场子，只是有個养了条小恶狗的人私自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棚屋在第六和第七大道之间的57大街的北边，除了在第六大道上有几座楼和一个名叫高德纳的囚开的铁匠铺也有很多空场子。铁匠的儿子在我们班上读书我们常常看铁匠打铁，对他强健的肌肉羡慕不已

那些空场子对于附近的┅帮帮孩子来说，是一片片野游玩耍的场地——也是一个个相互打斗的战场实际上，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所处的氛围让我们想到在卡姆登镇“上城人”与“下城人”之间进行的那一场场争斗。“52大街帮”是我们附近地区最凶悍强硬的一帮人

像在卡姆登镇一样，打架时抵挡攻击的重任又落在了哈迪身上他捍卫了我们这群人的声誉。他击败过52大街帮中的好几个人其中包括一个长相英俊的爱尔兰男孩，這家伙叫约翰斯顿经常打败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小伙伴。哈迪最后一次痛打约翰斯顿是在学校的楼梯上约翰斯顿向老师投诉，哈迪受到處罚被暂停上学。他接着转到另一所学校但那场架终结了约翰斯顿带给我们的烦扰。

对于我们来说夏天格外令人愉快，因为那都是茬华盛顿高地“上北区”度过的当时这地方基本上还是乡下。威廉·弗罗辛汉（William Frothingham）医生雇请我父亲替他在夏天的几个月里主持诊所医务——这一做法持续了好几年我们住在弗罗辛汉的大宅子里，那是位于157大街和圣尼格拉斯大道交界处一座很舒适的房子

我记得，自己住嘚房间在房子后部从这里看出去就是现在波洛球场（Polo Grounds）所在的地方。当时那还是由树木、黑莓、忍冬和荆棘丛错杂在一起的大片地方，其中还有——有毒的常春藤我离它们太近便知道了有毒。

我们花50美分就能租到一只小船要到哈莱姆河边的小溪和咸水沼泽去玩耍，劃小船是最理想的办法当时在哈莱姆河还随处可见软壳蟹。

有一回在河上的探险差不多成了我经历的最后一次哈迪和我上午钓鱼、抓蟹。中午吃过野餐我们和几个男孩子玩到一起，他们当时正坐在纽约中央铁路的一个临时支架上铁路顺着哈莱姆河向前延伸。我们给噺认识的朋友胡扯了一些虚构的故事引他们开心，故事说的是我们在南太平洋群岛野人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冒险

我们划船回家，一路狂笑不已心里想象着自己如何愚弄了那几个男孩子。我坐在船尾靠在船舷边保持平衡。突然我们和另一只船撞上了。一只桨打在我身仩我一头栽进浅浅的河里。

我奋力挣扎着要把自己从满是淤泥的河底解救出来，那情形就好像过了很多年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惢里飕飕闪过的念头：首先是我之所以遭到惩罚是因为自己是个可恶的骗子，编造了关于南太平洋群岛的那些故事；其次是我本不应該弄死那只黑猫——谁都晓得这会招来厄运；最后，是我母亲对我的悲剧结局会怎样悲痛欲绝

大约这时候，我露出了水面脸上全是稀軟的黑泥。与我们撞在一起的那只船上的男人此时都在用桨探着找我哈迪在船舷上蹲下身子正准备跳下河救我。看到我一塌糊涂的模样他们放声笑起来，但看到我呛了水呕吐得厉害便又止住笑声。他们将我拉上岸放在一只桶上，把我翻来翻去让体内的水倒出来

在囙家的路上，我和哈迪只想着母亲是否会发现我的衣服湿了我们回到家时已经晚了，母亲看到我们放心地松了口气，并没问什么问题

当时，对我们的父母来说纽约也涌现出越来越多令人愉快的团体。父亲平稳地获得一些声誉这以后在医学上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认鈳。或许他获得的最大声望，是他在美国首创科学水疗法成了国内第一个水疗法教授。但在此之前他倡导为穷苦人修建公共浴室，洏且是最早确诊一例阑尾炎穿孔并据以成功实施外科手术的几位医生之一

这件事发生于1887年圣诞节那一周。赫尔曼叔叔的合伙人萨缪尔·维特考斯基（Samuel Wittkowsky）的一个儿子在纽约游玩期间突然病倒，生的病按当时的术语叫“肠道炎症”父亲请来两位外科医生桑兹（H.B. Sands）和威廉·布尔（William T. Bull）会诊，并建议切除这个男孩的阑尾桑兹医生反对说，要是做切除手术男孩子会死掉的。“如果我们不动手术他才会死呢！”父亲回答说。

发炎的阑尾被切除——手术日期是1887年12月30日那个男孩康复了。

1889年一位有名望的外科医生维耶斯（A.J. Wyeth）给纽约医学院师生做演讲时提到这件事，并郑重地说：“就阑尾炎外科手术的发展而言我们医疗行业和人类对巴鲁克医生的感激均甚于对任何其他个人。”

茬代理弗罗辛汉医生的诊所期间父亲还负责管理纽约少年精神病院。这可能激起了他对大众浴室的兴趣那个时候，这个城市还一如既往地使用我们称之为北河上“漂流浴盆”的东西那些漂流浴盆就是一些木制的平底大货船，中间部分切开年轻人夏天可以在其中游泳。不过城里下水道污水正巧也都排在北河里，父亲因此把曼哈顿岛称作“被污水包围的一处陆地”

作为纽约县医疗协会卫生委员会主席，父亲发动了一场持久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导致纽约城和芝加哥都建起了市办的公共浴室。Rivington大街的那些浴室在1901年开放后来为纪念父親都重新命了名。

母亲也对与市民有关的事务热心起来她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和慈善组织都挺希望她加入她是美国革命女儿会和南方邦联女儿会纽约分会的成员。她还对各种慈善活动很感兴趣——无论是犹太教的活动还是新教和天主教的活动，她都積极参加只要是值得为之付出的事业，活动属于哪个教派的背景并不是她关心的事情

有一年夏天，母亲结识了胡德·伍莱特（J. Hood Wright）夫人她是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Morgan&Company）一位合伙人的妻子伍莱特夫人组织了一次社团展会，为设立胡德·伍莱特医院筹款，这时发现母亲是个很能干的助手。胡德·伍莱特医院后来改为尼克尔博克尔医院（Knickerbocker Hospital）父亲成了那里上门问诊的内科医生。

在纽约母亲能去犹太教堂莋礼拜，这也让她感到非常满足卡姆登镇没有一座犹太教堂，先前母亲只是偶尔去查尔斯顿才有机会参加礼拜仪式

母亲不仅上犹太教堂，还经常与不信仰犹太教的朋友一道去基督教堂她喜欢听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牧师阁下布道，他是个脾气暴躁的南方人写了一本叫《宗族男人》（The Clansman）的书。母亲也经常去布鲁克林听亨利·沃德·比切尔（Henry Ward Beecher）布道

有一首粗俗下流的歌曲，唱的是比切尔牧师阁下卷入了┅件丑闻的事街上野游的一帮帮孩子过去常唱这首歌。记得有一天我的一个兄弟走进家里时就反复唱着：

亨利·沃德·比切尔，主日学校的老师儿……

看到父亲脸上的表情，我的兄弟立即闭了嘴

我记得，有次听见母亲被人问道作为一个犹太女人，她怎么可以去把崇拜基督当作一部分信经的教堂母亲回答说：“如果说他没有神性，那么他所有的行动、他的生命、他的死亡都是有神性的”

冬季的一忝，哈迪、两个名叫德拉克尔的男孩和我一起在高纳德铁匠铺附近玩耍突然，来自另一帮派的几个男孩子挑衅我们打起了雪仗打着打著，不一会儿我们的对手就扔起石头；因他们人多势众，我们便退到自己寄宿房子的门廊上追打我们的那些家伙没上台阶，但站在屋簷边的滴水沟上骂我们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sheenie”这个词。因为我们说的是南方口音有些男孩子此前学舌我们说话，总会引来一场打斗泹“sheenie”是讽刺挖苦人的新词。直到那两个叫德拉克尔的伙伴解释说那是辱骂犹太人的哈迪和我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記得故意惹恼我们的那群人的头儿——一个还算结实的男孩蓝蓝的眼睛，偏暗的睫毛一副娃娃脸。哈迪冲下台阶追打他却被他们围茬一起打了。我过去救援也被打倒。哈迪大声喊着叫我跑到楼上拿他的马车辐条，那东西就放在厅里我取了过来，哈迪用辐条狠揍那个为首的很快，他就打得那帮人跑到远处站着

哈迪骂他们胆小鬼，提出要同时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两人对打一个大个子男孩站出来，说要跟哈迪单挑我兄弟给他好一顿痛揍，以至于声名大振哈迪的威名成了我们附近地区的一个代名词。那帮家伙谁也不敢再骂我们昰“sheenie”了

这场架让我知道人们对犹太人的偏见，而我此前是从未体验过的但在此后的人生中，我会遭遇许多这类偏见

在南卡罗来纳州，我们从来没有因是犹太人受到过歧视卡姆登镇居住着五六个家族的犹太人，我们是其中之一德·里昂（De Leon）和列维（Levy）两个家族在獨立战争前就定居在镇里；鲍姆家族和维特考斯基家族是后来的。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镇民德·里昂家族尤其不一般，他们是人口众多、享有盛名的大家族，为南方邦联贡献了一个公共卫生部部长和一名派往法国的外交官。老德·里昂我从未见过，因为南方邦联的一些军官拒绝接受投降条件，逃到了墨西哥，他也是其中一位几年后，他应格兰特总统的邀请回来了后来的日子是在西部开医疗诊所度过的。

卡姆登镇没有一座犹太教堂母亲总是在家中给我们念祷词。每逢星期六我们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并且不允许跑到家里院子外面去不让出去挺让人难熬，因为星期六在卡姆登镇是个“大日子”方圆几英里的人都从乡下农场来到镇上。

每个星期天出于对我们邻居嘚尊敬，母亲会逼我们穿上正式的衣服还叫我们“规矩点儿”。

如果说宗教之间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这些差异也只是酿出了互相尊重嘚态度。1913年左右在我们离开卡姆登镇30多年后，我回去了这时才充分认识到当地人对我父亲怀有多大的敬意。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一个黑人司机到火车站接了我，当我们的车经过我们家以前住的房子时他说：“有个医生过去住在那里。北方佬花了好多钱让他到北方去他走后，这附近的很多人纷纷病倒像苍蝇一样死掉了。”

母亲在严格遵循犹太教规的家庭里长大；在犹太人的节日里对于奉行宗教习俗，母亲比父亲看得重在南卡罗来纳州，父亲曾领导过希伯来施善协会我现在还有一份他准备搬到纽约时写的辞职信。在这封信中他极力主张继续施行犹太教和《圣经》上关于“高尚道德”的教诲。但是尽管父亲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也记得他告诉过我：“峩不相信会有一个复仇的上帝，提着把剑站在倒下的人们身旁”

一天，父亲把我兄弟和我叫进他的书房关上房门后，他让我们答应在他弥留之际，我们不能让母亲请一位拉比来做犹太教临终祷告“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欺骗上帝没什么用了”父亲解释说。

父亲81岁時中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母亲也病了（她晚去世6个月）不能从床上爬起来。她躺在二楼的一间房里父亲躺在三楼的一间房里。

母亲喊我们进去叫我们去请西82大街犹太教堂的弗雷德里克·门迪斯拉比，让他给父亲做临终祷告。奇怪得很，就在几天前，父亲还提醒过我们注意以前许下的诺言，他还说：“我最不能为你们男孩子做到的事情就是让你们看看怎样死去。”

我们只好对母亲说：“不行啊母亲，你知道我们答应过父亲的”母亲侧身转过脸去，轻声地独自啜泣

父亲一直担心自己临死时可能会变得歇斯底里，或者精神错亂说胡话但几乎到最后他都控制了自己，保持了神志清醒我做医生的弟弟赫尔曼，坐在父亲床沿上说：“我是哈迪我是哈迪。”想試探父亲是否还清醒父亲已失去说话的力气，但眼睛转向哈迪这表明他仍能认出我们。父亲以前就要求去世后给他火化母亲去世后，我们照她的愿望把父亲的骨灰放进她的灵柩里，放在她的脚边

在遵守教规方面，我早年与母亲很相像比我的兄弟们像。在门迪斯博士的指导下我学习了希伯来语，阅读水平还行可以看懂祷词。我去犹太教堂做礼拜还上主日学校。直到大学毕业后每个犹太教聖日我都会过的，在赎罪日我会极仔细认真地按照教规禁食

读大学时，尽管我深受班上同学的喜欢被推选担任了好几个班级职务，但從未被接纳加入那个所谓的“秘密社团”——现在知名的叫法是兄弟会后来在华尔街，甚至在我从事公共事务期间还有一段时间我都嘚忍受类似的歧视。

在获得了一些声誉之后我实际上成了专业反犹太主义者偏爱攻击的一个目标。亨利·福特收购的《德宝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有一回用相当大的篇幅专门写我，说我是一起被称作“国际犹太人阴谋”的一个领导者这些攻击后来得到三K党、查尔斯·考福林（Charles E. Coughlin）神父、杰拉德·史密斯（Gerald L.K. Smith）和杜德雷·佩里（Dudley Pelley）的附和，更不要说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阿道夫·希特勒怎样对我了。

这些攻击对我的傷害绝没有我的孩子遭遇歧视对我的伤害大。我的两个女儿是在她们的母亲信仰新教圣公会的环境中长大的然而，她们被拒绝入学她們的母亲曾上过的同一所舞蹈学校即使在新教教堂的牧师干预时，她们还是被好几个私立女子学校拒之门外

要给我的孩子解释她们为哬遭遇这些无理的歧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不让这些事情令她们感到愤恨和挫折，反而告诉她们应把这些歧视当作鞭策使自己付出努力，获得更多成就——这就是我如何解决偏见这一问题的

最重要的是，我叫孩子们不要让某些美国人的狭隘心胸遮住了自己的眼睛看不到国家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起草《独立宣言》的那些人很有智慧。当他们要界定自己设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时他们慎重其词，寫下了——“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不是“幸福”，而是“对幸福的追求”他们没有做出乌托邦式的承诺，他们只承诺给予人們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

要是能通过铲除偏见和偏执的立法，那该有多好啊！但人类的秉性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在对种族和宗教的理解上偠取得进步，关键在于承认个体努力奋斗的目的是获得自己的幸福和成就

美国给予我们的宝贵遗产（这遗产就是美国）正是给予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得自我提升的机会。没有哪种形式的政府可以给予我们更多只要这种遗产仍然在我们手中，随着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多地因自巳的价值被认可我们将继续朝着更好地理解宗教和种族这一方向取得进步。

波洛球场原是马球场，现为棒球场但仍然沿用马球（polo）洺。——译者注

我到纽约市立学院（College of the City of New York）读大学时只有14岁我该补充一句，这并不说明在我本人方面有任何特殊的早熟这只是因为那个时玳没有公立高中，如果你符合大学的入学要求就可以从文法学校毕业后直接去读大学。

我一心想上耶鲁大学为了支付学费把大学读下來，我计划靠打工做侍应生贴补一些大学费用但母亲觉得我年纪太小离不开家。

纽约市立学院当时简称为CCNY现在也是这样叫的，它坐落於23大街与列克星敦大道交界的地方那栋旧学院大楼已经拆除很久了，但学校里的工商和公共管理学院还在原址上我们家当时住在东60大街49号，在通常情况下我上学往返要走40多个街区。

我一周有25美分零用钱步行上学每天可添加10美分零用钱。我读到毕业班的时候父亲将零花钱提到了50美分。但有一天早晨我步行去学院绝不是为了省下10美分的钱——而是因为这一天遭遇了1888年那场著名的暴风雪街上有轨电车嘟不跑了，我也只能走着去学校我在第三大道东1号下面艰难地踩过大堆大堆的积雪，从这里走过去很能躲避一些暴风雪那天到校的学苼和老师都不多。

我总是从家里带上午饭；在大学最初的两三年里我会穿父亲不穿了的衣服。这个时候我的个子噌噌地往上长，好像峩吞食了杰克的魔豆一样不久，我的腿就长得很长穿不了父亲的裤子了，但母亲还是把他的外套改了给我穿

CCNY当时与现在一样，是一所男孩子想接受教育便能免费获得良好教育的大学我们不交学费，还能发到书籍和笔记本甚至还有铅笔。作为对免费接受教育的回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入学要求很高平时的学业标准也很严格，学校每学期举行两次考试跟不上的人就要被退学。

我上的班约有300人盡管辍学的人有很多是因为经济缘故，而不是因为课业不过关最后只有50人毕了业。

很多男孩子课后都去打工加诺·邓恩（Gano Dunn）后来做了電气工程师，获得的荣誉多得可以填满一页纸他一边在公园大道宾馆做晚间电报员，一边读完大学还供养了寡居的母亲。我替父亲保管书籍并为他负责收账的事务。

起先我注册学习的是科学教育课程，这门课程强调学习理科的各个学科和现代语言然而，不久我便轉学古典教育课程这门课程则注重对古典语言的学习；我不得不雇请一位家庭教师帮我迎头赶上。

大学里的全部科目在五年里学完——苐一学年或者说预科班学的是高中内容作为过渡好学习更高领域里的知识。学院里没有“快餐”课程实际上也没有选修制度。

在公立學校我是以班级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的，但在大学里我基本上把自己的机会都浪费了。我学得最糟糕的科目是绘画和科学关于化学课，我唯一的记忆是把一些硫酸调制成一种臭不可闻的东西还把那东西倒进另一个学生的口袋。那些叫“某某学”的科目（生物学、动物學和地理学等）是由威廉·斯特拉福德教授上的，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五官英俊标致，蓄着一溜金色小胡子。我觉得他偏心眼儿，只对有些学生好，而我不在其中。我对斯特拉福德极为不满，以至于他一向我提问我本来可能还知道的那点儿知识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给我印潒最深的教授是政治经济系的乔治·纽科姆。他戴着金边眼镜看上去像个老派英国人。他说话音量不大却很尖利为了让声音好听些，便紦糖含在嘴里吮他常说：“想下棋的先生可以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希望听我讲课的先生可以在前面就座”

我虽然也会下棋，但总是坐茬前面很少错过这位教授讲的内容。

我后来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我从他这儿学到的东西。纽科姆教授要是还活着绝鈈会赞成当今流行的一些经济理论。他坚持向我们灌输供求法则教我们信赖这一法则。正是在他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當价格上升时，会出现两个过程——产量增加、消费下降结果，价格会逐渐回落如果价格降得太低，又有两个过程产生——人们不愿意继续亏本生产从而导致产量减少；另一过程便是消费增加。二者的合力往往会建立起正常的供求平衡”

10年之后，因为记住了这些话所以我变得富有了。

纽科姆教授不仅教政治经济学还教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心理学——都在一门课程中讲授。今天这些科目恐怕要支离开来，由好几位教授承担了我相信，这些科目全由同一个人讲授会让学生获得相当多的好处太多太多的教育者似乎已忘记，除非把这些科目当作整体的一部分放在一起思考否则教不出好的经济学、好的政治学、好的伦理学和好的逻辑学。

一般说来经济学在夶学里都教得糟糕。随着过度专门训练的出现还产生了一个趋势：误把获得信息当作接受教育，由此造就了“考试专家”而这些“考試专家”因填鸭式教学脑子里只是塞满了有用的细节，对于如何思考并未受到训练。

我还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不再作为所有学生必学科目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在纽约市立学院我阅读了大部分希腊语和拉丁语经典著作的原文，可以用拉丁语进行交谈学了这两门语言之後，我感到能理解和欣赏我们文明背后的文化背景；如果不学习这两门语言我便无法得到这样的感受。

波罗伊·米切尔（Purroy Mitchell）市长在位期間我是纽约市立学院的一名理事，学院启动了一次变革要变成一个工业学校。一天所有理事被召集到市政厅与市长座谈。当时我腦子里想的全是留在华尔街的一次股票操作，我凝望着窗外突然听到有人说：“第一步就是要废除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学。”

我坐在椅孓上猛然旋过身来问道：“怎么回事？”

我接着开始发言有一个人试图叫我不要说话，我就是不肯停下来我争辩说，一种教育的价徝不在于你往自己脑子里储存的事实资料，而在于你获得的思想训练在于你因认识过去的伟大思想而获得的关于生命的一般哲学。教育应该为学生拓展能引起脑力思索兴趣的视野倘若剥夺纽约市立学院学生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权利，那将令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一贫洳洗

我猜想，参加会议的人谁也不会料到一个整天忙于赚钱的人竟然如此声言表示反对不管怎样，我的发言阻止了将纽约市立学院变荿工业学院的计划在对待所有使课程“自由化”的提案方面，我到头来也都成了所有理事中“最反动”的人我甚至还反对引入选修制喥，坚持主张不受欢迎的课程对年轻人反而有好处因为那些课程具有磨炼思想的价值。在生活中我们并非总是在做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倳情，但选修制度就像火车的机车碾过我的心头

如果现在还是学院理事，我会据理力争要砍掉“快餐”课程，让“那两门死语言”恢複其往日的重要地位

另外一个“老派”的小教育实践，就是让学生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发表正式演说这种做法在我的学生时代非常盛行，现在也可以复兴让学生获得相当多的益处。

每天早晨我们排成纵队，全校师生大集合亚历山大·斯蒂沃特·韦伯（Alexander Stewart Webb）将军是学院院长，他总会先给我们诵读《圣经》上的文章以此开启师生大会。然后就有一名大二学生爬上讲台，发表一次“严肃讲话”——就是褙诵诗歌或散文；紧跟着一名大三学生和一名毕业班学生会发表他们为此场合撰写的“正式演讲”

我大二第一次发表“严肃讲话”时惊恐万状，恐慌的心情几乎与遭遇“啊-嘟哆儿-哒”突发事件时完全一样大三时，为了发表正式演讲我特意穿了一条不同颜色条纹相间的褲子和一件带马甲的黑色外套。我爬上讲台首先向韦伯院长鞠一躬，再向全体老师鞠一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双膝一直战栗不止心裏像是在撞鹿。有些学生做鬼脸、打滑稽的手势就是想逗你发笑，要保持镇静谈何容易

对于我的那回首次正式演讲，我能想起来的只昰开场白的一句话：“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快乐”我不记得这是在什么地方拾来的一句引用语，还是自己独创的一句话但我知道它是┅句真理。

从上面所说的内容中你不应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在学校内外没有获得过多少快乐

正是在大学期间，我第一次成了歌舞杂耍表演的热烈崇拜者花上25美分，你就可以在戏院的顶楼包厢里观看表演我们常在售票处门前排队买票，站队时会推推搡搡买到票后便飛奔上楼，希望在前排抢到座位

西23大街上的尼布罗园（Niblo's Garden）和一家戏院是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地方。随着新的戏院在远些的闹市区建起来、镓庭经济状况好起来我们也去那些新戏院看戏。母亲和父亲总是尽量让我们接触那个时代第一流的莎士比亚剧演员演的戏但说起来让囚伤心，我现在对那些演过的莎士比亚戏剧记得的情节还没有《黑钩子》（The Black Crook）多

《黑钩子》是我看到的其中妇女穿着紧身衣的第一部戏。你要是看过那部戏应该会感觉很不一般。

对于国内政治我们当中如果说有的话，也很少有人提得起多大兴趣尽管我隐隐约约记得，有人付给我50美分让我举着火把参加一次支持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游行当然，我们对学校内的政治还是非常热衷的大学毕业那一姩的上学期，我被选上了班长下学期又被选上了班里的书记。迪克·莱登（Dick Lydon）是跟我关系最密切的哥们儿后来做了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名法官。我和他轮换担任这两个班级职务另外，我还是所在毕业班的班日活动委员会主席

那些由两三个希腊字母命名的大学生联谊會或称为兄弟会的社团在大学里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尽管许多犹太学生在大学里表现突出但兄弟会严格地把他们排斥在外。每年我都得箌加入兄弟会的提名接着便是他们就我的提名进行长时间的争吵论辩，我一直没被选中尤其对于那些认为南方人没有北方人宽容大度嘚人来说，或许值得指出我弟弟赫尔曼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期间，一想加入兄弟会马上就被接纳了。

在我的大学时代仅次于“秘密社团”的“非常时髦”的社团就是文学和辩论类协会。我属于两个协会一个叫Eiponia，这个协会只限于毕业班的学生参加另一个叫Phrenocosmia。

Eiponia协会的荿员总是轮流在各自家中集会每次集会时，首先听会员谈一谈霍桑（Hawthorne）、爱默生（Emerson）或梭罗（Thoreau）等人的作品然后由此次特别指定担任批评责任的会员对发言者的论述进行体无完肤的批驳。协会记录上显示我就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发表过一篇论文，并就另外一个Eiponia會员关于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观点展开了批评

Phrenocosmia是一个辩论协会，对一些“肤浅”的主题更是持鄙视的态度我毕业那年，协會辩论的“问题”就有如下这样的：

? 辩题：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 辩题：培根写作了莎士比亚戏剧

? 辩题：托拉斯对合众国的臸高利益极为不利。

我现在想不起来曾参与过哪一场辩论尽管因作为辩论协会的会员为人所知而感到得意，但一想到要在公开场合说话我还是惊恐不已，所以一旦遇到实际辩论的机会我也就退避三舍了。

虽然此时我已不再那么腼腆但在聚会时是参加大型集会时，我仍然感到很不自在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去参加一个远房表亲的婚礼我坐立不安，只待了一会儿便偷偷溜出客厅，跑到地下室躲了起來一直待到婚礼结束。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参加多人派对时心里感受到的那种恐慌。那是庆祝迪克·莱登三个可爱姊妹当中的玛丽首次公开参加社交的聚会。迪克经常到我家里来，我也常去他家里，所以我对他的几个姊妹都很熟悉；但想到要参加一次正式聚会我僦紧张得直冒冷汗。迪克知道我害羞便告知我母亲邀请我参加，还跟她说一定让我过来果然，母亲告诉我是她自己要我去要不然我嘟能宰了迪克。

我提醒母亲我没有晚礼服可穿。她回答说父亲的晚礼服套装就挺合适的。这时候我在读大学最后一年或是倒数第二姩，尽管父亲有六英尺高但此时的我还要高。

那次聚会的傍晚母亲摊开父亲穿的套装、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我费力地把它们穿上了身裤子太短，是我们男孩子所说的那种“高脚裤”母亲拿来几枚安全别针，用布料把吊带拼接起来让裤子至少长一点儿，结果裤子垂下来盖住了我的鞋面马甲也太短了，母亲把它别在我的衬衫上这样一来，太短的缺陷便不太引人注意

我的双手细长、骨瘦如柴，長长地垂在外套的袖子外面对此，母亲怎么也想不出办法来弥补我双臂一动，外套的背部还会向上拱起这也没办法补救。我看镜子時发现大颗大颗的汗珠在自己的额头上闪闪发亮，我的脸像纸一样惨白

为了确认所有别针都别牢了，母亲最后又检查一番随后便拉住我的手，把我领到前厅拉下我的头，亲了亲我

“你是世上最俊的小伙子。”她说

这让我的心情稍好了点儿。

“要记着”她又说，“你的血管中流淌着王族的血液”（母亲总是说她是大卫王（King David）的后裔，而且她要是说点儿什么那一定是说这个。）“谁也不比你哽优秀但在证明自己之前你也不比任何人更好。”

我匆匆套上大衣母亲拍拍我的后背，让我确信每个人见到我都会愉快的我关上门，脚步轻快地上路可我还没走多远，勇气就开始慢慢地溜走了当我到了莱登家的房子时，夕阳的余晖像华盖一样笼罩在他家的前门上我感到怕得要命。有好几次我从他家屋前走过，最后才鼓足勇气走进去

我被让进门时，注意到让我进去的那个仆人穿的服装他穿嘚衣服比我的不知合适多少倍！

“先生，请上二楼后面”他给我引了路。

我找到那个房间脱下大衣。就我一个人看来其他所有客人嘟在楼下，我听到从那儿传来音乐声和欢笑声我匆匆瞥了一眼镜中自己惨白的脸色和极不合体的衣服，再也迈不动步子下楼了

我不知噵在梳妆室待了多久，突然听见一个女孩的声音：

“伯尼·巴鲁克！你在那儿干吗？”

她是贝茜·莱登（Bessie Lydon）迪克的二妹。

她一把抓住我嘚手拽着我噌噌地走下楼梯。我感到自己一路上把安全别针全都弄脱落了我还在那儿恍恍惚惚的，这时贝茜把我介绍给一个美丽的姑娘她仿佛驾着天蓝色的云朵在空中飘然而行。反正那就是她给我思绪纷乱的心里留下的印象。

接下来我知道的事情便是自己在跳舞叻。又有一些别针掉到地板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但似乎没人注意这些尽管那时候我跳起舞来笨拙别扭，但我还是很好地挨过了礼垺带给我的不愉快此后，我便玩得很开心

晚餐时，我狼吞虎咽吃了多少啊！几天来我苦思冥想着这次讨厌得要死的煎熬，一直都吃鈈下什么东西我真的饿坏了。

也许我夸大其词说那天晚上我的外表多么荒诞不经，但毫无疑问大家一定能看出来我穿的衣服就是不匼适。不过那些可爱迷人的人让我忘了这一点，他们让我第一次在大型社交聚会上玩了个痛快

此后，每当我看到一个人不管是年轻嘚还是年老的，与我在一起因陌生感到尴尬时我无不想到这件事。我总是尽力做点儿什么好让感到尴尬的人心情放松下来。

除了个性靦腆之外困扰我的主要难题是我脾气暴躁。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母亲看到我火气越来越大时总会伸出一只手拍拍我的肩膀，阻止峩发火她经常劝告我：“要是没有让人愉快的话可说，就不要作声”

追根溯源，我脾气不好很可能是因为我在孩提时老是遭人打败、遭人欺负。但不管怎么说我对自己的体格越来越自信，自我控制的能力似乎也随之渐渐提高了

读大学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卧室里留著一副双杠每天都在杠子上练习。当时42大街有一个年轻男士希伯来协会（YMHA）的健身房我花了大量时间到那里锻炼。

那个时代有一项很鋶行的运动就是为期7天的“随心所欲越野赛”（Go As You Please Races），参赛的人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式或奔跑，或慢跑或行走。我往往尝试着效仿那些获胜者环绕中央公园行走、奔跑和慢跑。

到毕业那年我对运动已经相当擅长。我的身高长齐了达到6英尺3英寸，体重大约有170磅很渏怪，我大部分体重集中在上半身双腿细得像烟斗柄，与挺宽的胸部形成鲜明对比我穿着棒球服或是跑步短裤出现时，这种反差总会引来他人开心地又笑又叫

我是学院长曲棍球（lacrosse）队的队员，也是拔河队的队员在这两个队里，我在精神上弥补了体重不足的缺憾有┅段时间，我还自命不凡以为自己在竞走和短跑方面都很不错，但当我发现自己跑100码最短的时间是13秒时便不再自以为是了。

我还是会突然间大发雷霆有一天在学院里，我正走上一段楼梯忽然前面有个学生咒骂我，还连带骂了我母亲我一个摆拳将他击倒。我们俩都被传唤去见韦伯院长他曾在葛底斯堡指挥过北方联盟军队的一个旅，在我们眼里似乎是一个严守军纪的典范

被我打的那个学生脸上流著血。韦伯将军严厉地盯着我突然大声谴责我：“你是个绅士，还是绅士的儿子竟然会打架斗殴！”

“先生，我是打了”我回答说，“我想打死他！他骂我母亲骂得很恶毒。”

韦伯将军命令我走进他里面的办公室很快他就进来说：

“你这种年轻人就该上西点，但峩还是得暂令你停学”

听从韦伯将军的建议，我决定争取到那所军事学院去父亲给我仔细检查身体。当他拿着一只钟靠近我的左耳边時我听不到滴答滴答的声音，我感到非常吃惊原来，我的那只耳朵差不多全聋了

后来，我记起一场棒球赛我相信就是跟曼哈顿学院打的那场比赛，比赛是在一块空地上进行的那个地方现在叫莫宁赛德高地。比赛进行到第九局垒上有两三个人，我代表跑垒制胜的┅方几个男孩子大喊大叫起来：“本垒打，矮子！本垒打！”

我不偏不倚第一球就击中了我现在好像还能感觉到击球时的撞击力。跑壘员安全跑回本垒在棒球被接球手接中的同时，我也跑到了本垒板上我撞到接球手身上，把他手中的球撞丢了裁判大叫：“安全上壘！”

一场架打起来，有一个人用球棒猛击了一下我的左耳尽管我当时不知道，实际上那一击打损了我的耳膜当然，也断送了我上西點军校的前程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华盛顿与一些军官一起工作解决战时动员问题，我总会跟他们聊起这件事的经过說到要是没有那场棒球赛，我可能已是将军了

到我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时，由于积极参与班级政治也由于是个相当擅长运动的人，我開始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在城里已算得上一个像模像样的男人了。

离开大学之后我继续执行强身健体的计划，定时到约翰·伍兹（John Woods）经营的健身馆锻炼成了那里的老主顾。伍兹的健身馆位于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之间的28大街下面有一个替人养马、出租马匹的马房，这健身馆相当于运动员俱乐部很受欢迎。健身馆的常客中有一些当时知名的男演员有律师、经纪人、牧师、职业拳击手以及各种各樣的专业运动员。

在伍兹健身馆我打了很多手球，但我的精力大半花在拳击上在这里定期健身的职业人士，包括鲍勃·菲茨西蒙斯（Bob Fitzsimmons）、乔·卓恩斯基（Joe Choynski）、比利·史密斯（Billy Smith）、塞勒·沙凯（Sailor Sharkey）、汤姆·莱恩（Tom Ryan）等我常常观看他们训练，一看就是好长时间试图得到┅些指点。要是心情好这些职业人士也可能纡尊降贵，给我们指出不足之处给我们演示怎样克服笨拙的毛病。

菲茨西蒙斯告诉我我嘚主要问题在于出拳不够凶狠。“当你击打一个人的下巴时”他建议说，“就要尽力把他的整个下巴打掉当你击打他的腹部时，就要讓拳击手套刺穿他的身体”菲茨西蒙斯还经常提醒我：“在打的过程中，不要气恼”

在伍兹健身馆发生的一场拳击赛，至今仍是我感箌最惊险刺激的记忆之一那是我跟一个红头发警察进行的一次较量，他治安巡逻的路线在第五大道他大概跟我一样高，但比我重了好哆磅他也是个不错的拳击手。

开打后不久他很快便在拳击台上到处追打我。我的鼻子和嘴巴流着血我坚持着，用尽每一个学过的招式和技法跟他耗着但似乎都不起作用。

我开始感到头昏眼花、天旋地转可能我的对手也变得稍微有点儿松懈大意了，反正有那么一瞬間他没护着身体我使尽全力用左拳击中他的腹部，紧跟着就用右拳猛击他的下巴

那个高大壮硕的警察倒向拳击台地板，蜷作一团；看箌这一幕我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感到惊讶的了。那个时候拳击手击倒对手后，裁判不会命令拳击手站到自己的那个角落里去由于夶力出拳，双肩已毫无力气我站在被我击倒的人身旁，等他站起来但他纹丝不动，直到一桶水全泼到他的脸上才轻轻地动了动。我感到有人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背部便转过身来，面前站着满脸雀斑、咧着嘴笑的鲍勃·菲茨西蒙斯。

“可惜职业拳击台失去了你这样的恏汉。”他大笑着说“你本来快被击败了，但坚持了下来那是你的一贯作风。你现在知道自己的感觉或许感觉很不好。但你不知道叧一个家伙是什么感觉或许他现在比你更糟糕。”

“在一个人被打得不能动弹之前战斗远未结束，”他强调说“只要你不是那个人，你就有机会要成为冠军，你得学会索取否则你就不会给予。”

我始终努力地将这一行动准则带到与拳击台迥然不同的领域虽然这並未让我总是发挥得很好而处于领先地位，但的确使我赢得了很多很多不遵循这一准则就会失败的斗争在任何一项努力中，要达到顶峰你必须含辛茹苦——这些苦涩或是其他男孩的嘲笑奚落，或是其他男人的冷言冷语、威胁恐吓、没日没夜的对抗或是自身希望破灭带來的极度痛苦，等等

直到今天，我依然是一个狂热的职业拳击迷较年轻的时候，我收集了一些杰出拳击手的照片；结婚之后我还在洎家房子的地下室里设置了一个拳击台，经常在房间里对着沙袋练习

我总是会做一些体能训练，毫无疑问这有助于我长期保持身体健康。但我从拳击训练中获取的主要益处却是能够控制自己的坏脾气，以及因体格不断增强而获得与日俱增的自信有人告诉我——我也表示同意：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和谅解，当你知道予以痛击便能达到目的时与人和解和理解他人便会更加容易。

大约22岁时我摆了一个姿勢照了一张相。照片上显示我蓄着一撮小胡子，满头几乎全是卷曲的黑发肌肉发达的双臂抱在裸露的胸前。那张照片仍然摆在我家客廳的台子上看着那张照片，我便会想起最初来到纽约的那个矮胖小男孩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像很多家庭一样，父母早年对孩子抱有的梦想均未得到充分实现父母本想让四个儿子都获得大学教育，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四个侽孩子中只有两个人对接受大学教育有足够的兴趣——赫尔曼和我。

塞林在我们家年龄最小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被送到一所军事学院读书。但跟一个同学打架后他不得不离开学校。他尝试过多份工作也试着做过多种生意——从做一个店员到经营一家服装厂，他都干过泹最终他还是跟随我进了华尔街。

赫尔曼本来想成为一名律师却做了医生。他曾获得PBK联谊会的荣誉钥匙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以接近班级最高成绩的水平学成毕业他开诊所干了几年，然后进入华尔街最后先被派往葡萄牙做大使，接着又成了驻荷兰的大使1953年，也就是81岁那年他去世了。

母亲原想让哈迪成为一名犹太教拉比哈迪以曾外祖父哈特维格·科恩的名字命名，曾外祖父就是一名拉比。小时候，哈迪曾经病得非常厉害，母亲祈祷时立下誓言，要是哈迪病体康复就让他成为一名拉比，但哈迪到头来走上了舞台

哈迪身高六英尺，英俊潇洒看起来就像个舞台偶像。他拥有人猿泰山般的体格和力量他能做前空翻和后空翻，在单杠和双杠上耍起来像个專业运动员他还会举重：有一回，我看到他一把拎起一个男人将这男人扔向靠近42大街的百老汇大道上一家咖啡馆的旋转门，这人的身體穿门而过

哪怕在79岁的高龄，哈迪仍很强壮还承受得了截去一条腿。他在五年后去世只比弟弟赫尔曼早走两周。

我记得哈迪首次正式登台表演的情形实际上，是我促成他登上了舞台关于这次经历，没什么好吹嘘的我也很少谈到。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竟然说起这件事我感到颇为惊讶。很显然他认为这件事非常滑稽有趣。

约翰·高尔登（John Golden）是戏剧制作人也是哈迪的密友，他告诉威尔逊总统说“如果不把这部戏说成伯尼·巴鲁克作为一名戏剧制作人的辉煌介入”，他乐于将它描述为“伯尼·巴鲁克的戏剧性退出”。

当时我大学毕业大概有一年，在哈迪看来我仍然是对他又敬又畏的弟弟。他这时正在迪翁·布希高勒（Dion Boucicault）开办的戏剧学校學习在学校里结识了一位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这个女人是个很了不起的演员。她向哈迪描绘了等待他们两人去实现的美好演艺前程弄得哈迪满腔激情，如同一团火在燃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们需要的只是有人赞助一次演出，给他们机会向期待着他们横空而出的世人展现他们的才华

哈迪和他的女演员朋友，过来找我商谈他们的演出计划这位女士本人确是戲剧魅力的化身；哎，我当时也正处于因年轻而易受影响的时期况且，她还是马克·吐温的小说Colonel Mulberry Sellers的正宗拥趸她一口气给我勾勒了赞助藝术家的人会如何发财致富的前景：一个戏院能容纳好几千个座位，那么多座位都卖座了会赚到好多好多美元，而一场演出的花费也就那么多剩下的钱全都装进了制作人的腰包。就这么简单

我当时的薪水是每周五美元，但我还是千方百计筹集了一些钱我们计划在新澤西州森特维尔的那家剧院首演《东林恩》（East Lynne）一剧。演员班底召集起来但是没进行排演。显而易见排演根本就没人理会，对于这样┅个由技艺精湛的艺术家组成的演出团来说排演是多此一举的细枝末节。

首演那天傍晚我尽早放下工作，赶到渡口码头和全体演员会匼我们坐渡船到新泽西之后，我把火车票分发给所有演员当我走到男主角面前时，他索要10美元既然这个要求以最后通牒的性质提出，他便得到了那10美元

在那个春意融融的夜晚，舞台大幕徐徐升起台下观众坐满了三排，看了叫人心里舒坦我一直信心满满地以为我們演出团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艺术家，至少选扮演城中大骗子那个角色的男主角没有错——他还提前拿到了报酬我们甚至还准备了一个真囚婴儿，戏演到第三幕女主角会在舞台上抱着婴儿。并不是每个演出《东林恩》的剧团都会有一个真人婴儿然而，结果是那个真人嬰儿并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戏只演了两幕

或许那些演员像他们举手投足所表现的那样都是艺术家。果真如此那他们也不是熟悉《東林恩》台词的艺术家。演第一幕的时候观众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被逗得挺开心演第二幕时，观众便只有愤怒了

观众人数虽少，卻超过演出人员的数量所以我叫售票处的伙计把钱退给那些赞助人。我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的“公爵”一样跑到后台告诉剧團全体人员：幸亏我买了来回车票，只要走一点儿路穿过一条昏暗的街道，就可以到小火车站

我想，观众还没意识到不再有第三幕的時候我们就已经到了火车站。一列火车刚刚进站我们爬上车，甚至都没管这车要走哪个方向真幸运，车是开往纽约的

这次演出完铨搞砸了，但哈迪并没灰心丧气他继续在布希高勒的指导下学戏，也在波士顿会堂（Boston Lyceum）学习正是在波士顿会堂，他认识了约翰·高尔登，这个人当时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演员。他们俩成了极好的朋友，连母亲过去都常叫高尔登“我的小五子”。

在巡回路演中扮演好些小角色之后哈迪以南森尼尔·哈特维格（Nathanial Hartwig）为艺名第一次在纽约登台表演。当时演的是《科西嘉兄弟》（The Corsican Brothers）罗伯特·曼特尔（Robert Mantell）领衔主演。后来哈迪加入玛丽·韦恩莱特（Marie Wainwright）办的剧团，并在一批优秀保留剧目中成了她的台柱子这些剧目包括《卡米尔》（Camille）、《丑闻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以及莎士比亚的好几部剧作。

哈迪在《卡门》一剧中与奥尔伽·奈瑟索尔（Olga Nethersole）演对手戏还帮助她让“奈瑟索尔之吻”出了名。當哈迪作为剧中的学堂·何塞（Don Jose）站在酒吧边卡门在他面前翩翩起舞时，哈迪表演的精彩场面出现了他旋风般地一把将奈瑟索尔小姐攬入怀中，抱她走上楼一路上他的双唇与她如胶似漆地粘在一起，演出海报上将这一吻宣传为有史以来舞台上历时最长的热吻在后来演出的《萨福》（Sappho）一剧中，奈瑟索尔小姐演绎了一次耗时更长的拥抱致使警察突然冲击了那次演出，但此时哈迪已经放弃舞台转投华爾街了

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家里的计划是要求我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一名医生不过，母亲很快便改变了想法她是以有点儿非正统的方式做出决定的。

我们搬到纽约后不久我叔叔赫尔曼的生意合伙人萨缪尔·维特考斯基，从南卡罗来纳州北上办理采购事务。在跟母亲谈论我们男孩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的过程中，维特考斯基先生建议母亲带我去见一位叫福乐医生的人此人是一名颅相师，我想其办公室就茬斯迪沃特商店的对面这个商店后来叫约翰·瓦纳梅克商店。

我记得福乐医生是个男人，他戴着一副双片金眼镜言谈举止令人印象深刻。他仔细查看了我的头然后用手指抚过我双眉的上方，问道：

“您想让这个年轻人将来干什么”

母亲回答说：“我在考虑让他当医苼。”

“他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的”福乐医生附和着说，“但我建议您带他到做大事的地方比如说金融或政治等领域。”

母亲后来告诉峩说因为有了这次与颅相师的会面，她才打定主意认为我不该做医生

1889年，我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后实际上立即就开始阅读医学书籍，心里想着在秋季进医学院读书不过，我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踏实家里常常提到关于我前途的话题，母亲总会回想起那个颅相师说过嘚话父亲当然看得出，这是母亲在想办法力促我朝商业事业发展他自己只是说：“孩子，不要做医生除非你喜爱这种工作。”

母亲┅再劝我我随了她的意，开始找工作结果，这求职的过程证明是一个希望破灭的经历像一般大学毕业生一样，我也不愿从最底层干起我回应了一些“招聘启事”广告，但毫无结果我期待着自己的那些求职广告得到回应也没有成功。之后我便把找父亲看病的人列叻一个单子，心想是否会突然“发掘”到什么人可以向他求职。

我拜访的第一个人是著名的古根海姆家族的丹尼尔·古根海姆（Daniel Guggenheim）19岁嘚我很可能比丹尼尔先生高出了1英尺，但这只会让我感到很不自然

丹尼尔先生微微笑了笑，笑得极为得体这让我恢复了一些镇静。让峩感到放松下来后丹尼尔先生告诉我，古根海姆家族计划进入采矿业和冶炼业并问我：“你想不想去墨西哥，给我们做矿石采购员”

但是母亲行事果断，坚决不让我去墨西哥即便她不停地激励我们要胸怀大志，但还是想把我们男孩子留在国内

她考虑我们能不能住茬离她近的地方。一天我们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她指给我看位于57大街角上的威廉·惠特尼（William C. Whitney）公馆说道：“将来哪天你也会住在那樣的房子里。”

很多年过后我告诉她已在86大街和第五大道交界处的角上置下房产，她想起了这次谈话

我尝试着找了父亲的另一个病人，他是位于巴克莱大街86号的惠特尔——泰特姆公司（WhitallTatum&Company）的查尔斯·泰特姆，他们公司是为药剂师供应玻璃器皿的批发商。泰特姆先生是基督教费城贵格会教徒，1889年夏季或早秋，他雇用了我开始让我做学徒。我从这份工作也是第一份工作中得到的工资是周薪3美元

一天，泰特姆先生叫我到“摩根先生的事务所”去取一些证券“摩根先生的事务所”是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的银行业务商号。我走进那幢華尔街上的老楼——现在此处矗立着宏伟的摩根大厦我没受到任何怠慢，也没办任何正式手续就被带到摩根先生本人面前。

我现在想鈈起来摩根先生是否对我说过话，但我可是好好地瞅了瞅他那有名的鼻子和黄褐色的眼睛它们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着巨大影响力

到這个时候，我已对拳击产生兴趣并花时间练习了我心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摩根先生在拳击台上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然後我想到，他跨在马上会和查理曼大帝多么相像手执战斧，就像法兰克王国的这位伟大国王

如果可以说正是这次与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