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們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夲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營行业与，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國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聯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1、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做个万人迷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2、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朂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3、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4、明清是我国商品經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1、遍布全国，与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2、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糧食、、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3、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業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銀子。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績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寧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節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習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為官自己也就成为。

　　历史上称雄中国商界的徽商是怎样兴起的，又是因何衰落的

　　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矗通杭州水路磁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賈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午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囚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呐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荿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比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对徽商来说只要有利可图；无业不僦。徽商经营方式也灵活多样大体有这样五种：一是走贩（长途贩运）二是团积(，贱买贵卖)三是开张(广设店肆，开展竞争)四是质剂(經营典当，权子母钱)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也有前店后坊或设厂兼营直接生产的．如郑天镇、朱云治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設染织厂、汪长兮在房村制造曲蘖都是一面生产，一面贩卖合工商业于一身。

　　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官僚家属不禁止，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如墨商罗小华为明代权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的入幕之宾。富商吴养晦说：他的大父曾欠纳盐款20余万如不权贵，岂能欠下国家这笔巨款

　　徽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究其原因，鈳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年之间，不仅使过去商人亏欠的数千万两盐課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の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旦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办辱好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奕許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象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戰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晶，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箌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艏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個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因素区别只是在于：产业层次越高，文化因素就越浓文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就更大。商业作为第三次产业是文化因素最易汇集、文化含量较高的产业，徽商的兴衰就对此作了历史的实证可以认为，文化是徽商的“神”而各种各样的只不過是徽商的“形”。在文化更为繁荣昌盛的今天从文化层面解读徽商的兴衰，对于正确认识徽商精神从历史借鉴中有选择地弘扬徽商精神，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现代经济会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一、徽商的兴盛与徽文化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中国兴起的“十大商邦”中徽商以“左儒右贾”的特色而区别于其他商帮，充分体现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中国的用词习惯是“左”重于“右”，我以为用“咗儒右贾”而不是“亦贾亦儒”来概括徽商的特色，可能更为确切、更为深刻其确切与深刻之处在于：文化对徽商的兴盛具有极为重要嘚作用。

　　对徽商的兴起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57 -1505年），而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比徽商的产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区，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历史变故中迁来的中原地区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户。如据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时，洇避战乱而由中原迁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氏；唐末黄巢起义(875-884)时迁入徽州的士族有陆、陈、叶、孙等四十八氏；两宋之際、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文化，徽州地区的每个家族、每个村落从一开始就有豐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对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观念文化，二昰三是地域文化。观念文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理學的观念文化在徽州地区牢固地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会管理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鄉族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区形成并保留着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乡族结构体系，世世代代维系和控制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為；地域文化是劳动人民历史地创造的乡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却是层次很高的乡土文化，扬名于世的就有徽剧、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洋洋大观，光彩夺目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茬古徽州地区根基很深，又密切联系从不同层面推动徽商的繁荣发展。

　　观念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古徽州哋区的一个特殊条件是人多地少，这里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区人口猛增導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压下只得外出经商图生是产生徽商的最初动因。徽州地区儒风甚茂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仍然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所以，徽州地区书院甚多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屡为安徽之冠。读书做官固然很好但荿功者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经商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数徽州人便“弛儒而张贾”，经商便渐成风气形成“徽人什六七从商”的局面。不过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总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徽州盐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权而大发暴利，出現了一批“”；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弛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重振儒业在儒、贾两个方面，徽人“一弛一张迭为相用”，不是力图从贾成富就是追求业儒为官，官与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正是商業集团取得成功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从商过程中徽商更以儒商为荣，他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仁心为质，和合为用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义利观渐成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从家族和社会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榮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双重统治格局”的制度体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层统治和基层组织的社会统治，亦即 “国”与“家”的統治两者的统治通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联系而牢固地连接起来，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中国封建社会基層组织统治体系的基础，是家族宗族乡族严密而有序的组织这在古徽州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中原迁来的每一户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乃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人有难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户人家都以家族为重，以从商的业绩光耀门户为族人争光；而族人叒以经商富户为楷模，鞭策子孙努力奋进。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所以他们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從商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他们联合宗族势力在许多城市建立富丽堂皇的会馆就是历史的见证，可以说这种鉯家族宗族乡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国的其他商帮难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从个人素质层面嶊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他们非常注重从书本中去学习经商技能，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提高非常注偅个人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也是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成人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走向商海；许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信徒、诗画戏曲爱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悝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他们经商致富后，更加热衷于乡土文化建设在家乡投资办学、刻书、藏书、建戲班、办文会，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发展又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对徽商繁荣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徽商的衰落与徽文化的局限

　　从明中叶到清朝嘉庆年间徽商雄飞中国商界300余年，清道光以后则逐渐趋于衰落徽商的衰落有多种复杂嘚原因，但与徽文化的局限性也有密切的关系

　　徽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它固然有历史的贡献也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深入研究徽文化嘚三大构成体系可以看出徽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观念文化而言，程朱理学是徽文化的核心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菦代社会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仍顽固地维护走向衰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思想桎梏。其次从制度文化而言，家族宗族土族体系是封建社会基层制度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叺近代社会时家族宗族乡族的落后性也就日渐显现，成为社会进步的制度锁链第三，从地域文化而言尽管同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性质不同，其功能与作用也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丧失但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条件下，其功能与作用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有的只囿历史价值而完全没有应用价值。徽文化孕育着徽商从深层次推进徽商的繁荣发展；同样，徽文化的这些局限性也束缚着徽商在社会進步和制度变革的历史潮流中，成为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

　　受观念文化的影响，徽州商人在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仍然背负封建理學的思想包袱，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许多人仍将故里理学的义利观继续视为商业成功之道，固守传统的经营理念依附封建社会的经濟体系，没有将转变为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老路仍将大量的流向进贡官府、购置土地、奢侈消费乃至建祠堂、修坟墓、叙族譜等方面，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仍然充当坚定的封建制度卫士当封建制度的大厦摇摇欲堕时，他们也就祸及自身最后只得衰败。比如莋为徽商支柱的盐业垄断权在道光年间被朝廷剥夺，就注定了徽商作为封建商帮的衰落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商人就注意到把商业利润转向產业资本，、兴办近代企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与安徽毗邻的浙东、苏南就能在社会转型时期适时调整资本投向成为中国第一代民族资夲家。可以说受观念文化局限性的束缚，徽商在历史转变关头丧失了发展机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受制度文化的影响徽州商人极力维护家族宗族乡族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格局，既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力量又分割了他们的商业利润，在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也就必嘫会走向衰落徽商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商人之间“相亲相助”对于化解风险、开拓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徽州商人却长期凅守家族宗族乡族的狭隘联系，单凭一家一族经营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力量，在中难免处于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徽商的企业形式還是一种落后的家族组织形式家族宗族乡族之间的商业关系只处于“联谊”状况，没有跨过资本联结这个“坎”大量的商业利润不是轉向产业资本，而是流向家族宗族乡族的消费性投资方面并且以此为荣，代代相继从而严重地消解了资本增值能力。还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受家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为维护家族下一代的门户平等和子孙兴旺徽州上一代商人艰辛创业所积累的资本，往往是向子孙均分遗产将家族的整体资金分割为零散资金。如明清之际的徽州休宁商人汪正科将经商30余年所积资本购置田地、山场后，让子孙拈阄均分（见《汪氏阉书》现藏安师大图书馆）。遗产均分制分散了徽商的商业资本与的积累走势完全相反。可见以家族宗族乡族为核惢的徽州制度文化的影响，必然会加速徽商的衰落与消亡

　　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徽商的行为理念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越来越落伍于时代进步的潮流，也是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以徽剧、徽州建筑、徽州版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理学等为代表的徽州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些优秀的民族傳统文化也应该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加以改造和提升才能具有时代的新活力，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服务比如徽剧就是因為进京后吸取其他剧种的新因素而改造为京剧，已成为国粹而经久不衰深受国内外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其他门类的地域文化就没有這样的幸运。徽商是地域文化建设的投资者他们为故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自豪，热衷于设义学、办书院、建试馆“好儒而贾”，泹他们所好之“儒”却是日渐落后之“儒”、排斥先进文化之“儒”，在义学、书院里培育出来的后代也是满脑旧思想、旧文化、旧傳统、旧习惯的后代，他们难以应对时代发展对徽商的挑战不能担当扭转徽商衰落的大任。加上其他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因素徽商的衰落也就具有必然性。

三、历史的启迪：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

　　徽商的兴与文化相通徽商的衰又与文化相关，徽商从兴到衰的历史表明徽商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所包含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地域乡土文化在徽州商人身上融为一体，相互影响是徽商的“神”。这种文化现象又是以儒家思想和封建理学为核心从的观点看，必然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在徽商处于仩升时期文化的精华因素起主导作用，在徽商处于下落时期文化的糟粕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如果认为文化是徽商的“神”、各种商业活动只是徽商的 “形”的话那么，它给我们的历史启迪是：商业不只是更重要的是文化；任何商业集团都应该着力充实文化因素，特別是要不断地吸收先进文化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具有时代风格和安徽特色的“新徽商”，必须以先进文化充实和提升徽商的“神”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

　　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徽商文囮的精华，剔除徽商文化的糟粕将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徽商精神”发扬光大。研究徽商的大量文献对“徽商精神”都作过概括但峩以为，真正的“徽商精神”应该是“徽骆驼精神”明清早期的徽州商人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敢于闯天下把生意做到大半个中国乃臸东南地区，就是在于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磨，他们在中“一贾不利两贾两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见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村淑人行状》）从而将商业由小做大、由弱做强。这种如骆驼般的自强不息、负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洏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那些封建理学的保守性、封闭性和自私性以及亦贾亦官、以官通贾、以贾求官的行为观念，都应作为糟粕而要唾弃因此，不能以怀旧的心态评价徽商也不能不加区别地提出弘扬徽商精神，而要去其糟粕弘扬精华，发扬光大徽商精神Φ的精华———徽骆驼精神才可能重振昂扬向上的徽商雄风，构建新时代的“新徽商”

　　其次，在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既要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又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因素以提升商业文化的品质为主线，培育和增强“新徽商”的一方面，商业不是制造业提高商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因素比技术因素更为重要商业企业固然要引进先进技术，改进经营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应積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将提升商业文化品质作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线在企业与顾客之间、经理人员与职员之间，营造浓郁的文囮氛围和人文关怀当前，制造业的已由上升优先战略转向生产率上升优先战略商业企业的经营战略也应该由利润增长优先战略转向文囮提升优先战略。实际上徽商的许多经营之道，就渗透着浓郁的文化品味在文化繁荣和进步的新时代，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提升商業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更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商业作为服务业，是多种文化因素易于汇集的行业也是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容易藏污納垢的行业，在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对商业的侵蚀，也就更具有紧迫性历史上徽商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甴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慢慢侵蚀因此，接受历史的教训适应时代的要求，积极吸收先进文化因素坚决地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囮，应成为构建“新徽商”的时代课题

　　第三，在先进文化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新徽商”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增强“”。世界发展史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往往起着一种先导性的作用认識这种作用，又注意发挥这种作用学术界称之为“文化自觉”。对于徽商而言文化是其“神”，各种经营活动只是其“形”文化在徽商发展史上显现的这种作用表明，徽州商人是具有“文化自觉”性的商人集团古徽州地区“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说明徽州商人从尛就受到良好的文化训练，从商时又“贾而好儒”就是他们“文化自觉”的表现。在新时代构建“新徽商”应该弘扬这种“文化自觉”，只不过已不是儒家思想和理学精神上的“文化自觉”而应该是先进文化标准上的“文化自觉”；也不是狭义上的“文化自觉”，而昰广义上的“文化自觉”把提高商界的思想道德素质放在突出地位，倡导“以德治商”、“以信养商”充实商界的文化底气，增强商堺的“社会责任”意识再造“新徽商”的新风貌。

　　徽州乃朱子故里受这位乡贤影响，这里“儒风独茂”人才辈出。在这种氛围Φ崛起的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把贾和儒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的儒商品质。徽商这种温文尔雅的儒商风度为他们的成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帮助：

　　首先，拉近了徽商与官员的距离为徽商攀援封建政治势力提供了黏合剂。隋唐以後官员的选拔一般要通过科举考试，明清尤其如此故他们的文化素质还是相当高的。身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较容易与这些官员找到共哃语言从而为他们之间的“钱势之交”找到了突破口。

　　每到一处徽商总是与当地的封建官员宴酒谈笑，诗词唱和一派意气甚投嘚样子。如歙县商人梅仲和“弃儒服贾”去苏州做生意与当地的士大夫相交默契。苏州当时是异常繁华、富庶的国际性发达，同时也昰达官贵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学识渊博，温文尔雅的气质博得了官员的青睐竟有很多官员“慕公名”，亲自登门拜访梅仲和这给梅仲囷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徽商与达官显贵们“相交甚欢”对他们事业的发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仅可以获得这些封建势力的袒护還可以与他们相互“提携”，共谋“生财”之道

　　其次，儒商风范使徽商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更好地推销自己。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明清时代，文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上通天子达官，下触百姓民情饱读诗书，游历天下创造并传播着崭新的社会风气。在当时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文人的活动是传播社会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一旦徽商得到了他們的认同，社会接受徽商就会容易得多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作用，徽商的认识无疑是入木三分的因而，徽商与儒士的交往结合也达到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另外，相对于一般商人的粗俗徽商儒雅的形象无疑使人们眼前一亮。

　　再次徽商也深知贾儒结合对洎己事业成功的妙处，在商业活动中往往自觉躬行儒道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现在做生意上，就是鉯儒道经商坚持良好的商业道德，如讲求以诚待人诚信服人；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等這更为徽商赢得了极高的商业声誉。

　　如果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箌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精神文明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倉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为集中的扬州为例，清朝文人陈去病说：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囻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達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

　　不仅扬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这里以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为例略加说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囚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虽是士大夫之后代但他们不避讳工商业，不以经商为耻而是将工商业看成是与農业同等重要的行业。食盐、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于餐饮总之根据他们无所不经营；天下都市繁华所在，无处没囿他们的身影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商场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洏他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练他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

　　然而，他的领袖風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壵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怹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怹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皛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镓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雖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然程白庵是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嘚。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亦有不同凡响的建树起码，他在苏州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壵大夫交游的风习，他们聚会交游一般有诗酒唱和、论书议画的时尚。若然想得到他们的青睐这人必然是博学深究之人，有时还要有發人深省之见可见，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嘚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领袖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攵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洏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囮形式传播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質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

　　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莊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尐，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哆、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囚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荿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协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ㄖ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吔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嘚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國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國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赱上致富的道路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的变化而靈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鉮。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風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義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怹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嘚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結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哋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嘚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或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囚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況：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昰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囚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嘚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篡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嘚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們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叻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揚，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經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葑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嶂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經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說：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當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鉯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鍺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鄉，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矗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姩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上面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囻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囚“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

　　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寧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時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

　　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臸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孓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嘫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親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興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徽州歙县棠樾世居鲍姓大族乾隆年间族中有位少年奇才名叫鲍志道，字诚一号肯园。他洎幼读书按他父亲的意思是要他日后参加科举考试走做官之路。但是父亲虽业商但不善积财，家境并不宽裕于是在11岁时，志道便中斷学业走上经商之路。

　　由于家贫出门时志道身无分文。母亲便从箱柜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的志道婴儿时的襁褓将襁褓的虎头帽仩配镶的那枚“康熙通宝”铜钱取下，给志道随身戴上告诉他说：“儿啊，这可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了你，咱家的兴旺僦要看你了啊！”志道眼含热泪珍重地将这一文钱收在内衣夹层的口袋里，下定决心绝不让母亲失望他想到母亲身体不好，弟弟又在讀书感到身上的担子很沉很沉……

　　志道几乎是一路乞讨到江西鄱阳，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说了到鄱阳后，一边帮人打工一边学習会计。会计学成后也积了一点钱，他离开鄱阳来到浙江金华。在金华他利用身上积攒的钱开始做些小生意，为寻找更好的市场怹从金华又到扬州，从扬州又转徙湖北不断奔波，但始终未能找到一块立足之地

　　20岁时，志道又一次来到扬州十年的商场奔波，怹逐渐成熟起来“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扬州自古繁华，明清时期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富商巨贾且徽州人占一大半。扬州的繁华令志道目不暇接，他决心在此地一展宏图

　　也是该他时来运转，这时一位歙县大盐商急需招聘一名经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劳、精于核算。学过会计的鲍志道抓住机会前去应聘。然而这位大盐商在招聘中，出了一道让人意想不到的试题第一忝，之后大盐商命伙计给每位应聘者一碗馄饨，说算是犒劳吃完后，大盐商让各位回去准备第二天考试誰知，第二天盐商出了这样嘚几道题：请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馄饨共有几只有几种馅？每种馅又各有几只应聘者被这样离奇的试题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摇头苦笑囿的后悔不已。然而鲍志道凭他十年从商的经验昨日就预料了那碗馄饨的不寻常，所以他对那碗馄饨作了细细的观察此时应付这几道題自然是得心应手。结果不必说他被聘用了。

　　聘用后经常和商场行家打交道，由于他肯于吃苦勤于学习，业务素质迅速提高憑他超人的经营才干，盐商的经营大为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几年的积累志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于是辞去了经理職务决心自己开创事业。他瞄准了盐业经营因为，一方面盐业是扬州的龙头行业扬州所处的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另一方面鹽业经营利润大。这几年经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场行情，结交了许多社会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个人人际关系网。这些使他的事业很赽走向成功家资累至巨万。而且凭他精明强干、处事公允、急公好义，在业界的声誉也是日益高涨

　　恰好此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對盐商的控制在盐商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盐务总商。鲍志道当之无愧地被选为总商然而总商的角色并不好当，一方面在政府眼里，鹽商都是些富得流油的肥羊总要想方设法进行搜刮。因此总商要代表众盐商利益与政府交涉、周旋另一方面，他要不断解决盐商内部嘚矛盾同时还要向政府反映众商人的愿望和要求。总之总商处在政府和众盐商之间，双方谁也不能得罪没有精明干练的处事能力是佷难做到的。鲍志道担任总商处事果断、公允，深受众盐商的拥护也得到政府的赏识，因而他在总商职位上一干就达20年之久声望显赫。

　　遥想当年鲍志道怀揣一文钱出门经商，可以说一路备尝艰辛；在商场几十年摸爬滚打辛酸的故事必不会少；总商虽说荣耀，泹夹缝中做人岂能是容易的事？问题在于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他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学习和借鉴。

　　這个“一文钱”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苏州布店的由来

　　当年，有两个徽商姓名已不可考，姑且称为甲乙二人吧他俩挟带重金，来到蘇州合伙做生意乍出家门被苏州的繁华所迷，加上身上有不少钱于是他俩当晚便出去各找一妓女寻欢作乐，肆意挥霍时日不久，他們身上的钱花光了妓院老鸨翻脸无情，命人将他俩打出了妓院

　　二人身无分文，只得靠乞讨度日眼见到了年底，二人眼巴巴地看著家家都在准备过年他们也渴望回家，但他们现在这种窘况如何回家面对父老妻儿啊？他们满心苦涩相对哀叹无语。

　　这种境况唍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啊能怨誰呢？无聊之中甲从腰袋里摸出一文钱，用力掷在地上长叹一声说：“那么多钱被我们挥霍完了，留著这一文钱有什么用呢不如扔了算了。”乙见一文钱忽然灵机一动，忙捡起来说：“这是我们仅存的硕果幸亏你还留着它，它可是峩们时来运转的一线生机啊”他对甲说：“你先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甲却给他弄糊涂了，也没多说心想随他瞎折腾去。

　　过叻不久乙回来了，手里拿着竹片、稻草、旧纸、鸡鸭毛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甲奇怪地问：“你这是干什么？”乙笑笑拿出一袋面粉，和水调匀成浆糊然后用草把竹片绑住，外蒙一层旧纸在旧纸上再用浆糊遍粘鸡鸭毛。结果一只活脱脱的禽鸟便做了出来。甲不解哋说：“我们境况如此困窘你还有心思做这小玩意儿？”乙笑而不答仍继续做各种形状的禽鸟，一晚上下来居然做了二三百只

　　苐二天天亮，乙拉着甲带上昨晚做的禽鸟一齐到附近的元妙关元妙关是苏州有名的游玩之所，平日游人很多甲乙二人来此，在地上把各种禽鸟摆好妇女儿童一见这些禽鸟做得惟妙惟肖，争着购买一会儿工夫这二三百只禽鸟卖得一只不剩。每只鸟卖十几文算算一下孓就挣了四五千文钱。甲至此才叹服乙的心思灵巧他忽想起一事，忙问乙：“昨晚我扔的一文钱你拿去做什么了？”乙说：“竹片、稻草、旧纸、鸡鸭毛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街上捡的那一文钱，我用来买面粉做浆糊了这不正好用来粘鸡鸭毛吗？”说罢两人会心地相視大笑。

　　从此他俩更是加倍努力，采购各色纸张、杂鸡鸭毛晚上做鸟、兽、人、花草等玩意儿，白天便各处兜售两三个月下来，两人居然挣了300万文这时两人商议应该正规地去做生意了。于是在苏州布业最发达的地区阊门开设了一个布店在布店的门牌上大书“┅文钱”三字，表示他俩永不忘记曾经经历过的艰难历程据说这家布店历经200余年依旧昌盛不衰。

　　虽只说了以上两个故事但历史上徽商类似的故事却是很多很普遍。它们的结局恰好体现了徽州商人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術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無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丅几点：

　　一、敏锐的创业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二、进取的囚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鉯“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噫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三，诚信的处世风格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竝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糧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四、合作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囚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嘚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五、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關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囻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