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维迎文章：对西方某些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不是科学， 而是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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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微信上阅读到张维迎教授的一篇文章，。其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理念的冲突，而不是真实的利益冲突。张维迎强调理念的重要，马克思和毛泽东也强调思想的重要。可是张维迎的理念是形而上学的，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理念是辩证的。比如计划和市场、自主和开放，什么时候采取什么对策，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以不变应万变。如果敌人四面封锁，不搞自主，无条件开放，行吗? 中国搞两弹一星，无法用市场方式引进技术，不搞计划和全国大协作，行吗？ 即使今天美国对中国封锁高科技，如果不自主协作研发，还在做市场交易的梦想，无疑是纸上谈兵。可惜奥地利学派在美国掌不了权，否则，世界人民也许能实现没有帝国霸主的市场乌托邦，当然也不会有今天的贸易战。凯恩斯比哈耶克更懂现实政治，可惜中国的空想资本主义信徒难以在现实面前改变信仰。对西方某些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不是科学， 而是宗教。所以无需考虑历史的检验。——————————————————————————撰文|张维迎来源|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标题|张维迎：从理念和领导力谈改革开放利益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的行为都是由利益支配的，每个理性人都知道其利益所在，并且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由此我们所有观察到的人的行为都可以解释为理性人追求利益的结果。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Francis Y. Edgeworth讲过：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自我利益驱动的（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上面讲到的经济学基本假设。把这个范式用于分析社会变革，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的变革都可理解为利益的博弈。变革当中必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如果受益的人能够主导变革，那这个变革就可以进行下去；如果受损的人主导变革，那变革就会受挫。这是经济学家分析改革的基本框架，有关中国改革、苏联东欧改革的大量经济学文献，都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框架。不过，遵循这个范式，我们会面临很多困惑。一个困惑是为什么要有经济学，为什么要有社会科学？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假定，无论经济学家在说什么，现实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自身利益所在，所以其行为不会受到经济学家理论的影响。更大的困惑是，这个框架无法解释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变革，无法解释历史上的倒退，也无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下很多错误。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理念和领导力我在五六年前曾提出过一个分析中国改革的新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维度：理念和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也可能错误；领导力有强弱之分。理念和领导力的不同的组合对改革的影响是不同的。先说说理念的重要性。200多年前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也讲过类似的话：“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我们大大地夸大了，而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其实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从长远来看影响人类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与凯恩斯唱对台戏的米塞斯也讲过：“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哈耶克也讲到，“从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他还说，“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 米塞斯还说，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利益集团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类合作就没有希望了。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现实社会中存在好多冲突，如果把这些冲突都理解为利益冲突，那人类最后是没救的，因为那意味着一个人要争夺自己的利益就要损害另外一个人的利益。变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很多冲突并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观念的冲突，观念的冲突可能使我们陷入一个两败俱伤的境况中。上述所引的这些经济学大家，他们的经济学可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强调理念是支配人的行动的重要力量。事实上，强调理念的重要性，一直是自由主义学者的基本信条。再看一下历史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了另一种主义，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变革就是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看来可能是利益的胜利，其实是理念的胜利。比如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他没有选择当皇帝，总统也只做了两届就退了。这显然不能从利益的角度解释，而是理念在起作用。一般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思想家大部分都是贵族，知识阶层中的很多人也来自于贵族。如果出于利益考虑，他们为什么要起来革自己的命？邓小平在1978年发起了改革开放，也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理念和信念，即中国只有实行市场经济和融入国际社会，才是最有利于广大民众的，最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兴盛的。上述例子都说明了理念的重要性。当然，强调理念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定利益，不代表利益不重要了，只是经济学家对利益的强调已经够多了，现在有必要换个角度看问题。理念为什么重要？为什么理念是重要的？我总结有两个原因：第一，支配人的行为的利益并不是客观利益，而是主观利益，或者说，是人们感受到的利益(perceived interests)。理念则帮助人们去构造他们对利益的理解。对于“什么是你的利益，什么不是你的利益，什么有利于你，什么不利于你”，人们是通过理念来理解的。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例，如果我们认为贸易是零和博弈，那么在国际贸易中就会主张贸易保护主义。200多年前的重商主义就是零和博弈的意识形态，认为多出口，少进口，这样黄金储备增加，对本国有利。但如果我们接受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会认为贸易是正和博弈，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会有利于贸易的双方，我们就会赞成自由贸易政策。再看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如果认为他们之间是零和博弈，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那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就应该琢磨着怎么推翻资本家，消灭企业家。但如果认为是正和博弈，有了企业家才可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工人是好事，那么工人和政府所采取的行为和政策就会很不一样。第二，同样非常重要的是，经济学强调的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真正的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还包括非物质利益，如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名声，甚至在历史上会留下什么遗产。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就不会仅仅考虑什么行为有利于自己的物质利益，还会想怎么样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声望，使别人更尊重自己。这依赖于每个人怎么理解公正和正义。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正义的，你是一个公平的人、诚实守信的人，别人就会更尊重你。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我们更希望交往一些有类似理念的人，而不是那些仅考虑自己利益的人，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前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科恩突然辞职了，为什么呢？他有自己的理念。尽管在白宫工作令人尊重，有社会声望，但他的理念和特朗普不一样，就只能辞职了。国家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不能只考虑物质利益，也要看各方持有什么样的理念，这对处理国际冲突非常重要。或者说，国际关系中不仅要讲厉害，也要讲是非。就我理解，中美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理念的冲突，而不是真实的利益冲突。领导力为什么重要？除了理念，我还想强调领导力的重要性。经济学不研究领导力，管理学家研究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本身的假设就排除了领导力。技术给定、资源给定、偏好给定，再假定每个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学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转换成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计算，自然不需要任何领导力。但回顾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变革，无论是经济政策的转变还是政治制度的改变，其实并不是芸芸众生推动的，而是由一些重要的杰出人物来发起、领导，最后取得了成功。所以，我认为“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所谓的“历史决定论”，是说该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不强调个人的作用。我不接受这种观点，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有没有邓小平非常关键，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领导力如此重要？因为，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不是在给定的游戏规则下行动，而是要改变游戏规则。传统的经济学思维是“箱内思维”（within-the-box thinking），变革是“箱外思维”（out-of-the-box thinking），这是很不一样的。什么样的规则要保留，什么样的规则要被替代，这是变革中最重要的选择。要做出这样的决策，决策者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想象力非常重要，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一般人都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做选择，但领导人要改变约束条件。经济学家喜欢假设，企业家和领导人则要改变原有假设，或者使假设变成现实。还有一点，变革可能由少数人发起，但只有变成大众的行动才能取得胜利。这就要求领导人具有组织才能、动员才能，惟其如此，才有人愿意追随他。任何变革都会遇到阻力，因为变革意味着跟传统观念分道扬镳，有些人的观念没转过来，自然就会加以阻碍。利益受损的人往往也会反对变革。变革要想取得成功，主导变革的人一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要有大胆的冒险精神。所以，我们可以将变革的领导人称之为制度企业家或者政治企业家。理念与领导力的四种组合变革一定是理念变化的产物，某个社会的理念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理念就处于危机中，这时如果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出现，变革就会发生。但理念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而处于最重要位置的人，其领导力可能强，也可能弱。基于理念和领导力这两个要素，可以有四种不同的组合。如果用二维的图来表示，横坐标就是领导力从弱到强，纵坐标是理念正确或错误。以数学的顺序来讲，第一象限就是理念很正确，而且领导力很强，这是最理想的状况。第二象限是理念正确但领导力比较弱，所以这时正确的事情也无法推动，最后变革效果不理想，甚至会失败。第三象限是理念错误，领导力也弱，社会就不会往前发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第四象限是领导力很强，但理念是错误的，这时候容易出现可怕的情形。我们可以用这个框架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凡是某个国家处在第一象限，有强的领导力和正确的理念，就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很大成就。凡是某个国家处于第四象限，领导人很强势但是理念错误，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的变革，社会走向错误的方向。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强有力的领导人，他们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但由于计划经济的理念是错误的，结果适得其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这都是第四象限的状况。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有很强的领导力，同时也有正确的理念，他把中国带向了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这是第一象限的状况。从理念和领导力看改革开放四十年下面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分析，理念和领导力怎么支配着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限于篇幅，我只讲前25年，也就是从1978年到2003年这一段。首先讲讲农村改革。农村改革首先是观念突破。原来认为搞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是最好的方式，那时很多农村吃不饱饭，农民也不愿意干活。当时的体制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后，土地交给农民自己，从包产到组再到后来包产到户，农民家庭成为生产主体。这是一种理念的变化，许多经济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理念变化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也很难推进。当时对于包产到户，反对声音非常大，还有些既得利益者，包括当时农村党支部书记，也持反对意见。《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大篇文章，以群众来信的形式批评包产到户。最后邓小平拍板，包产到户逐步推开到全国，没过几年中国就不缺粮，1984年还出现了粮食过剩，农民卖粮难的情况，农民花在田间的时间却比以前少。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要出来找事干，这就有了乡镇企业发展。对外开放也是观念变革的产物。新的观念就是对外开放比闭关锁国好，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广东、福建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两个省，设立四个经济特区，之后还有一系列的开放措施，包括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大量外资进入。但最难的是一开始，这也要靠有领导力的人推动。开放之初的争议非常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正确的理念，不可能进行下去。再看有关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争论。个体户在文革期间是违法的，改革开放后个体户大量出现，市场活起来了，很多原来买不到的小商品开始出现了，政府渐渐开始鼓励个体户。私营企业也是这样，1988年之前不合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私营企业在很多方面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所以1988年的《宪法》承认了私营企业的合法性。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曲折的故事，有些人反对是因为理念不同，有些人是因为利益受损。怎么破除这些难题呢？需要魄力。很多人知道炒瓜子的年广久，当时因为雇的人多了，违反了当时法律规定，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做决定，最后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一个年广久也不会撼动社会主义，这救了年广久一命。其他个体户的生存环境随之宽松。温州是私有企业最发达的地方之一，当时有八个最有名的个体户，被称为“八大王”，1982年时因为风向不对就有七个被抓，一个逃跑了，1984年又给他们平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也有很多曲折。企业经营自主权、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等改革措施，都有很强的反对声，中间经过了很多观念的变化。到基层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时候，阻力更大。当时山东诸城市市长陈光把市属的58家国有企业都进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就是将企业卖给内部职工或外部人，所以得了一个绰号叫“陈卖光”，轰动全国，争议很大。最后国务院派出调查组，结果说没有问题。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也争议不断。加入WTO之前，学术界、政界都有争议。当时有人说，怎么能让那些西方国家的企业自由地进入中国，我们的企业这么弱，怎么竞争？还有人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因为一旦加入WTO以后，很多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或者自己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卖不出去。最后是高层领导下定决心，中国于2001年11月加入了WTO。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凡，包括现在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很多成就，如果没有加入WTO是做不到的。邓小平很了不起，他有关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念是对的，又有很强的领导力，很果断，敢担当，敢冒风险。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不认为中国今天会有这样好的状况。如果没有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国可能完全不一样。（本文根据张维迎教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智库品牌论坛【朗润·格政】上的演讲整理。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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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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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研究网内容摘要：本文在回顾归纳国外宗教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既有宗教经济学理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信仰选择的作用机制。宗教市场理论从供给出发，认为宗教市场结构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决定因素；宗教社会资本理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和宗教事后保障模型则从需求角度出发，分别强调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宗教参与的机会成本、宗教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宗教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因素等在宗教信仰选择方面发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宗教信仰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引入宗教经济学视野一方面能为考察分析当今中国宗教信仰现状及推动其理论发展带来相应的契机，另一方面应考虑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特殊性，对该视野的运用要有所甄别。关键词：理性;宗教信仰选择;宗教经济学[内容提要]：本文在回顾归纳国外宗教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既有宗教经济学理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信仰选择的作用机制。宗教市场理论从供给出发，认为宗教市场结构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决定因素；宗教社会资本理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和宗教事后保障模型则从需求角度出发，分别强调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宗教参与的机会成本、宗教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宗教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因素等在宗教信仰选择方面发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宗教信仰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引入宗教经济学视野一方面能为考察分析当今中国宗教信仰现状及推动其理论发展带来相应的契机，另一方面应考虑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特殊性，对该视野的运用要有所甄别。[关键词]：理性；宗教信仰选择；宗教经济学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且迅速的信仰转型，在全国总人口中，信教者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而无神论者所占比重却不断下降（郑风田等，2010；阮荣平等，2010），出现了所谓的“宗教热”（谭飞等，2007）。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无神论者所占比重是信教者所占比重的9倍，2001年则下降为2倍，2007年信教者比重（21.79%）已经超过了无神论者比重（17.93%）。其他全国性调查以及地区性的调查结果也都显示，宗教在中国发展迅速（阮荣平等，2010）。在国外，有关宗教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力的争论（即著名的世俗化之争）在持续了二三十年后，以世俗化理论的领军人物皮特·伯格的倒戈而取得了初步共识性的结论，即宗教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并没有表现出衰亡的迹象，同时宗教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依然有着很大影响（Iannaccone，1998；Stark and Finke，2000），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外宗教社会科学（包括宗教经济学）研究有了极大的推进，一大批顶级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加入到了研究行列之中，积累了诸多丰硕成果。然而，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宗教问题似乎总是被忽视。时至今日，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宗教研究不仅尚处于起步阶段（金泽等，2008），而且也主要集中在哲学、历史学和宗教学等有限的研究领域（魏德东，2005）。经济学甚至社会学对宗教研究的介入都十分少见。[1]在国内各社会科学学科的顶级期刊上，很难找出宗教主题的文章。以《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社会学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仅有36篇相关文章，这一数量相对于这些期刊发表总量（15411篇）可以忽略不计；相对而言，《社会》对该主题关注程度比较高，但该主题占刊文总量的比重也不到1%。[2]无论是相对于中国宗教发展的实际状况而言，还是相对于国际上宗教研究的总体水平来说，国内的宗教研究水平都显得颇为滞后，而且对于伴随中国宗教信仰结构巨大变化而引发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都没有令人满意的描述和解释，如中国目前的信教规模究竟有多大？其结构特征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社会宗教信仰转型的发生？宗教信仰转型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又会造成何种影响？本文主要围绕信仰转型发生原因这一问题，对国外宗教经济学有关信仰选择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我们希望这一回顾梳理和总结，能为当今中国宗教研究提供某种视角和理论参考。我们相信，充分借鉴国外宗教社会科学理论，不仅有益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为拓展国外宗教社会科学理论提供某种契机，从而能有效地推动整个宗教社会科学的发展。本文以下的主要内容论述顺序为：首先归纳总结宗教信仰选择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其次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来对以往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关系予以梳理；最后对以往研究进行评述，主要讨论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及其对中国宗教研究所可能具有的启示等。二、宗教信仰选择的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在展开文献回顾之前，需要对相关概念以及本文的研究范畴予以界定。首先，必须强调的是，虽然对宗教现象的研究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时存在，但是应当看到更多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前者，纳入本文回顾范围的文献主要是宗教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在宗教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成果最为突出的是宗教社会学和宗教经济学，本文重点所要的回顾主要是宗教经济学的相关成果。其次，有关宗教信仰选择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种范式，一种范式认为宗教信仰选择是心理认知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是“洗脑”的结果，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另一种范式则认为宗教信仰选择是理性选择的结果。Stark和Finke（2000）称前一种范式为旧范式，后一种范式称为新范式。新旧范式都是世俗化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旧范式支持世俗化理论，而新范式支持宗教市场理论，随着世俗化理论的领军人物皮特·伯格的倒戈，世俗化理论逐渐失去其影响力，新范式开始被宗教社会科学研究者广为接受（杨凤岗，2010）。本文主要针对基于新范式所展开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第三，宗教信仰选择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信仰选择，即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的选择；一种是宗教选择，即在信什么宗教之间的选择，根据选择集差异的大小又可进一步区分改教和改宗。改教是在不同宗教之间的选择，如从信仰佛教转变为信仰基督教等；而改宗则是在同一宗教中不同教派之间的选择，如从信仰基督教中的路德宗转变为信仰加尔文宗等。Barro等人除（1）、（5）、（9）外，其余六种都属于宗教信仰选择（Stark and Finke， 2000）。其中（2）、（3）属于信仰选择，（4）、（6）、（7）、（8）属于宗教选择。本文所考察的宗教信仰选择，同时包括信仰选择和宗教选择这两种情形。（一）宗教市场理论宗教市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在他看来，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教会组织的有效运行也离不开市场力量的约束。斯密（Smith，1）指出，“教会的牧师……与其他世俗学校的教师一样，其生计要么依赖于倾听者的捐赠，要么来自于国家的财政补贴。……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的努力程度要远远高于后一种情况。因此，新建教会的牧师在抨击原有和现有制度时总是有很大的优势，在这些制度下，那些安于享用圣俸的神职人员会缺乏热心和激情……”Stark及其同事（如Stark and Finke， 2000；Stark and Mccann， 1993；Finke and Stark，1998；Finke et al.，1996）在斯密这一思想的启发下，进一步完善了宗教市场理论（Religion Market Theory）。在宗教市场理论看来，宗教需求是相对不变的，而宗教供给则是起伏波动的，且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是宗教供给差异性和能力的函数。其中，影响宗教供给的最主要因素是宗教市场结构。当宗教市场处在可以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宗教供给水平会不断提高，而且，由于宗教需求不变，所以此时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也就越高；而当宗教市场因宗教管制或者宗教补贴偏离完全竞争而形成垄断或者寡头垄断时，宗教供给水平就会降低，此时宗教参与的总体水平也就越低。宗教管制是指政府限制某个或者所有宗教组织从事相关的宗教活动。因此，宗教管制的一个直接作用就是导致宗教供给的减少。Yang（2006）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宗教管制虽然会导致“合法”[3]宗教供给的减少，但是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非法”宗教的滋生，因此宗教供给总体水平未必减少。这一观点对我们深入认识在宗教管制政策下宗教的持续存在无疑有所帮助，但是，人们必须注意的是，相对于“合法”宗教，“非法”宗教在提供宗教产品和服务方面必定要面临更大的成本。如果宗教供给者也是理性的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宗教供给水平肯定要低于“合法”宗教的供给水平。宗教补贴是指政府对某一个宗教组织进行鼓励或者支持。从短期效果来看，政府对某一个宗教进行补贴，会导致该宗教能够以更低成本向信者提供其宗教产品或服务，从而促使该宗教供给水平的增加，在宗教市场上其他宗教供给水平还没有做出调整的情况下，宗教市场上的总体供给水平是增加的。但是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从长期效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政府持续补贴的宗教提供宗教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会更低，因此很容易击败其竞争对手，在宗教市场上形成垄断；而一旦垄断形成，斯密所描述的宗教产品及服务供给者的努力程度会下降的现象就会出现，从而导致宗教市场上总体供给水平的下降。因此，与完全竞争的宗教市场相比，无论是宗教管制还是宗教补贴都会导致供给水平的下降。而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宗教供给水平的下降则会导致宗教参与水平的下降（参见图1）。宗教市场竞争影响宗教信仰选择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机制：一是质量效应，即宗教竞争导致宗教产品或服务质量上升，从而提高个体消费宗教产品或服务的效用水平，因此会增加非信教者转信宗教的概率；二是区位效应，即宗教竞争导致了宗教产品多样化，因此会缩小人们从原宗教信仰转信到理想宗教信仰的成本，从而会导致信仰转型概率的增加。宗教市场竞争现象之所以受到宗教经济学家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与宗教参与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此也引发了一场大的论战，成为著名的世俗化之争的主要组成部分（Perl and Olson， 2000；Voas et al.， 2002；Chaves and Gorski，2001）。世俗化理论认为，宗教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必将导致人们观念的多样化，从而动摇人们原先的宗教信念，并最终导致宗教参与水平降低（Berger，1969；Sherkat and Wilson，1995）；而宗教市场理论则认为，多样性的存在增加了宗教市场竞争，从而会促使宗教供给者提供更为优质的宗教产品服务，这一过程将会导致宗教参与水平的提高（Finke and Stark，，1998；Finke et al.，1996；Stark et al.，1995；Stark， 1997）。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宗教社会学中，宗教市场理论往往被认为等同于宗教经济学或者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这主要是因为Stark等人在推动宗教社会学理性选择研究范式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此，Stark等人也被誉为宗教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研究范式的领军人物。在某种程度上，Stark等人的学说本身就被等同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因为在向旧范式发起挑战的过程中，他们所构建的新范式的代表性成果就是宗教市场理论。由此，他们所倡导的宗教市场论便往往被等同于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或宗教经济学。然而，将上述三者简单地划等号的做法其实是不恰当的。Stark等人的宗教市场理论假定宗教需求是不变的，因此，其理论重点是对宗教供给变化的解释，也就是说，他们的宗教市场理论实际上是供给视角的市场理论或者市场结构理论。但是，在宗教经济学中，市场其实包含了两部分，即供给和需求，市场均衡的形成与变化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宗教经济学中还包含了很多基于宗教需求而形成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宗教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并且宗教需求的变化是影响宗教信仰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Stark等人的宗教市场理论与这些理论在最基本的假设方面就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Stark等人的宗教市场理论等同于这些理论，或者认为包含了这些理论是不恰当的。Stark等人的宗教市场理论只是宗教经济学中的一部分，是诸多宗教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划等号。在经验研究方面，宗教多元性被认为是宗教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直接反映（Perl and Olson， 2000；Voas，Crockett and Olson，2002；Chaves and Gorski，2001），尽管并不是准确无误的反映（Stark and Finke，2000）。[4]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衡量宗教多元性的指标有，宗教市场中宗教组织的数量（Finke and Stark，1992；Welch，1983）、某一宗教组织所占宗教市场的份额（Stark and McCann，1993；Zaleski and Zech，1995；Phillips，1998；Perl and Olson，2000）以及荷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虽然前两个指标的应用频率也比较高，但是它们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市场竞争程度。Chaves和Gorski（2001）以及Perl和Olson（2000）都指出，在度量市场竞争程度方面，荷芬达尔指数更为有效。可以说，荷芬达尔指数是有关宗教竞争与宗教信仰转型关系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指标。该指数的计算一般是仅考虑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其计算公式为：Barrop等人（2010）对40个国家的宗教信仰转型[5]与宗教多元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该研究对宗教多元性的衡量，不但包括P和Pn，还包括了宗教多元性的变化。其研究结果表明，信仰转型与宗教多元性之间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宗教多元性与新宗教的进入具有紧密的相关关系。Nunn（2010）发现，在非洲殖民地时期基督教供给密度比较大的地区，当前基督信仰比重也就比较大。还有，一些经验研究还直接考察了信仰管制对信仰转型的影响。相关研究结果也大都表明，信仰管制与宗教发展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诸多历史文献研究，也对此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证据。如在康熙年间，康熙对天主教会的禁令导致了天主教信徒大量减少，而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重新允许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这两个宗教因此再次进入中国市场，导致了很多人的归信（Bai and Kung，2011；[6]Kane and Park，2009）。此外，近代日本与韩国的信仰转型演变轨迹基本上也都证明：尽管信仰管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至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Kane and Park，2009）。Barro和Hwang（2010）在研究中发现，信仰管制越严格的国家，其信仰转型的发生率就越低。但也有一些学者对信仰管制的有效性。如Yang（2006）基于中国宗教市场的分析指出，中国宗教信仰管制并没有导致宗教信仰的减少或者增加，而只是导致了在不同宗教市场（红色、黑色和灰色）之间的转换。卢云峰（2010）也指出，宗教管制的结果并不是宗教的削弱，而是宗教团体禁而不止，并在动荡的社会中迅猛发展。信仰管制程度是对中国目前信仰转型的主要解释。尽管没有很明确的经验证据，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信仰管制是中国信仰转型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参见吕朝阳，1999；程俊飞等，2007；闭伟宁，2001；魏德东，2005）。总之，宗教市场理论主要是从宗教供给的角度来解释宗教信仰选择，其基本假定是宗教偏好恒定不变，由此完全忽略了宗教需求对宗教信仰选择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假设过于严格，因此，他们试图通过放宽假设条件，着力于从宗教需求的角度来解释宗教信仰选择，由此发展出包括宗教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宗教事后保障模型等诸多理论。以下我们对这些理论作逐一回顾。（二）宗教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最早使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概念解释宗教转型的研究源自20世纪60年代初Lofland和Stark等人对美国统一教（Unification Church）成员归信经历的观察（Lofland and Stark， 1965；Lofland，1966；Yang and Tamney，2006），而在此之前对宗教信仰选择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教义等神学解释方面（Strark and Finke，2000）。目前该理论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被认为是当今宗教社会科学中最为确定的发现之一（Smilde，2005；Kane et al.，2009）。本文地址(fts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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