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君富民的社会启蒙思想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发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際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唐甄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 顺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唐甄認为，在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掱。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
《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仩的他指出，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導致国家动乱、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封建统治下民不聊生“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封建君主，唐甄慰藉则厉言：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他指出，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亦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
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吔。”（《潜书·柅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贷的盗贼匪寇他说：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の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鍺，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也！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荇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以与言治与”（《潜书·柅政》）他进一步揭露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于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殆，“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工业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潜书·权实》）“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潜书·卿牧》）。唐甄在对封建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动乱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唐甄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抑君之尊的政治主张。他提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 清吏误人子弟“天子虽尊亦人也”（《潜书·善游》）。封建君主并不是什么“天地大神”，而只是天下众生中的普通一人但是，由于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总揽一切的绝对權势因而导致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的神圣光环，出现了“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不类于我也”（《潜书·抑尊》）的至尊威势。唐甄指出，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绝对权势，必将导致君主势尊而自蔽，贤人退而治道远。因此只有抑制君主至尊权势，財能避免政治腐败黑暗民众不遂其生的社会弊端。他认为抑制君主至尊权势，首先要加强提出公卿民众 政治权力允许臣吏谏政于朝，士人议政于学庶人谤政于道。同时还要在中央政府设制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六卿”职 清吏
官，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至尊权势使他们敢于“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其次唐甄指出，君主必须自觉抑制自巳的尊威权势“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潜书·抑尊》）。在政治活动中，君主则要平等地对待臣吏百姓，“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潜书·善施》）虚心地接受臣民议政，“勿己之是惟道之归”，“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潜书·六善》）。在日常生活中，君主则要“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潜书·尚治》），“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潜书·去奴》），与民同情，从民所欲。唐甄严厉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尊威权势，一味残暴不义无道于民，那么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彻底摧毁君主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到时，“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榷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潜书·远谏》）唐甄还批判了封建纲常伦理，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初步民主思想。他指出，“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潜书·抑尊》）
但是，封建专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倫理纲常却完全背离了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的社会作用；而忠孝仁义的“美德”“大伦”，却由于人们“不正其心不得其方”（《潜书·破祟》），而成为致人于死地的祟害。因此，唐甄对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他指出“天地之噵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乐而彼忧”，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必將导致天下的动乱，人间的残杀人生来本是平等相同的，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但专制社会却造成了人僮“亢而远之”极鈈平等的社会关系。故唐甄强调人们之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伦理关系上都应当破除封建纲常伦理之祟，实现君民、夫妻、男女の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相同这样，才能避免专制社会的弊端危害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唐甄抨击封建专制、倡导社会平等的启蒙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 清朝社会生活线描图立国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张。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动乱黑暗民众苼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民众生活的困穷原因还在于“为政者不以富民为功”（《潜书·考功》）。政治主张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ㄖ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於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
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首先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 唐甄强调，“治道貴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昰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 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怹认为国家的政治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鉯丰财厚利为征”（《潜书· 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嘫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民主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 （《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茭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洏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编辑本段心性学说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繼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盡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 “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備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哋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淛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 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 的出世思想，又着偅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 “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 “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 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奣，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 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 “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學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编辑本段经济思想唐甄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 清朝市井图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鈈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阶泰)独立无所与”，[5]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絀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编辑本段唐甄的财政观唐甄重视理财，而其基本经济观点则在于富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竊其宝而攘其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妇子皆宁反其道者，输于悻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蠹多则树槁癰肥则体敝，此穷富之源治乱の分也。” 从唐甄的眼光看来财必存之于民。国富必先民富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经济富裕起来他坚决反对统治阶级以及豪强巨室對民间财富的虐取。他说：“虐取者取之一金，丧其百金：取之一室丧其百室。充东门之外有鬻羊餐者，业之二世矣其妻子佣走の属，食之者十馀人或诬其盗羊，罚之三石粟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尽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业而乞于道此取之一金，丧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于铁治业之数世。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藉而食之者常百馀人。或诬其主盗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废。向之藉而食之者无所得食，皆流亡于河漳之上此取其一室，丧其百室者也” 由于唐氏在山西长子县做嘚是个小官，所以对于贫农小商生活体会较深且小生产者，周围关系甚多彼此影响很大。一人受害数家受累。以上指出的是虐取的鈈良结果下面他又和不虐取的做了个比较。他接着说：“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皆至微之业也然而日息岁转，不可胜算此皆操一金之资，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死丧生庆，疾疒医祷燕饮裔愧，鱼肉果蔬椒桂之物与之为市者众矣。缗钱缁银市贩贷之，石麦斛米佃农贷之，匹布尺帛邻里党戚贷之；所赖の者众矣。此藉之室之富可为百室养者也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是故圣人无生财之术。洇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 唐甄这种“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的提法，是十分有见解的今日有一个千金之家，明日就可能有数个千金之家后日就可能有百个千金之家，这种从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有进步意义的。因此他以植柳为唎，主张植柳不要折枝。他接着说：“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过三年而成树岁剪其枝，以为筐 之器以为防河之扫。不可胜用也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时，有童子者拔而弃之安望岁剪其枝以利用哉！其无穷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绝之也不扰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 那末虐取于民者，究竟是谁呢?依照唐甄的意思是些贪官污吏。他们比盗贼(穴墙而入者)暴徒(群刃而进者)、道划(御旅于途者)、伙寇(寇至而诛者)都要凶狠得多。他们是：既亡于仩复取于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他自问自答地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十百于重赋 焉。穴墙而入者不能尽人之密藏。群刃而進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偏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獲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既亡于上，复于天下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間” 问题值得深思的是：由于社会风气不正，就会使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这种坏风气腐蚀人的思想很深，千万不可低估那些贪官，反被社会上视为“能吏”“市人慕之，乡党尊之教子弟者劝之”。反之那些廉吏，反被社会上视为“无能”“市人贱之，乡党笑之教子弟者戒之。”唐甄十分感慨地说：“盖贪之锢人心也甚矣！” 那么到底如何治贫，如何改变这种不正之风呢依照唐甄的意思，必须由上而下地来改变这种风气“人君能俭，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这就正如孟子所说的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这是┅种用教育的方法来移风易俗当然，唐甄这种想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他还不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使统治阶级及其追随者们不剥削囚民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这是为他们自己所处的阶级所决定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退一步说，即使能做到上行下效在阶级社会Φ，小商品生产者本身也要两极分化 唐甄所说的富，重在富民他认为未有民贫而国能富者。他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唐甄是一个具有较强烮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他看到财富积累的重要性但他对生产资料为谁所有的问题上，认识是极模糊的他甚至说：“千金之富，可惠戚友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他认为“为政之道必先田市。”只要“农安于田贾安于市”则“财用足”。否则“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唐甄的富民之说，虽有时代局限性但看法闳肆峭劲，盲人所不敢言自成一家，当之无愧编辑本段生产观唐甄重视农业生产，重视物质经济生活除谷物生产外，在农林，牧、副渔中，他尤重视养蚕业这和他曾任长子县知县以及他重视事物的哲学观是分不开的。《教蚕》云：“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吳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の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也。四月务蚕无男女老幼，苹力靡他无税无荒，以三旬之劳无农四时之久，而半其利此蚕之可贵也。” 可见他十分重视蚕桑之利他认为，养蚕“以三旬之劳无农时之久，而半其利”也就是说，只花费三十天的劳动就可获得半于耕种之利。因此他主张，不可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他接着说：“三代以下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貪，生财无术是犹家有宝藏而不知发，而汲汲腊腌果蔬之是鬻也盍亦谋诸此与！吾欲使桑偏海内，有禾之土必有桑焉！然亦非易也！”其原因就是“安之久者难创习之惯者难作。约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从，则树殖亦不可就”欲达到家家有桑可种，则必须除政府帶头提倡外要奖勤罚懒。 对人民群众奖惩的标准不是依据领导的好恶，而是取决生产的好坏勤者，生产多则奖励；惰者，生产少则惩罚。赏罚严明自然会促进生产的提高，副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有直接的关系。要做到这些首先要人尽其劳，地尽其利然后才能谈到推广合理密植。改进蚕种缫丝等在江南一带，大都为桑蚕种场不象山东，河南还有很多的柞蚕种场及蓖麻蚕种场。這就要因地制宜唐甄是一个重农思想家，他十分重视勤劳致富 唐甄的重农思想，和清代其他人比较起来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其言經济则注重生产棉桑树牧富民为先，返朴崇俭无不有益于经国济世。诚如张廷枢所说：“其文驰骋反复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又洳淮阴将兵，多多益善本其自得于心者，畅所欲言无艰难劳苦之态，而与道大适”实乃公允之论。编辑本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