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图强_任丘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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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今天 日本铁蹄大举挞伐我国腹地 涂炭我同胞，实乃我民族从没有过的劫难，多少青春年华，多少血气方刚的好男儿抛头颅洒热血。
而今虚荣烦躁的社会， 人们还会记得在多年前我们几千年文明古国的土地上曾经被蛮夷涂炭过， 我们的民族曾经是以亡国奴的身份生活着的。若要历史不再重演 ，历史不能忘记的，不忘记历史就是要记得那些永垂不朽的好男儿，记得那万恶的时代，珍惜现在的美好， 看清要走的路。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说实话，很多人都忘记了，或者是没记得过
没记得就过起牛郎会织女了，问题是牛郎织女也不是今天啊，那我倒想问一句：今天你们庆祝啥呢？
不幸的是，和我一样无知的人太多
怎么干掉，能干掉早就干掉了
请保持咱这帖子的性质，
支持你的意思
不过别出现哈几个字眼啊
真正中国传统的情人节是阴历七月初七,比那个洋节早了不知多少年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我中华英烈血流成河
几千年文明史土崩瓦解
小日本 一日不灭 ~~心中恨意一日不灭~
貌似有个**歌手唱过
日必须落~~
是的 日可以落
咱们得记住才好做以后的打算不是吗
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率先在世界的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一寸河山一寸血，国耻岂能忘记。74年前的历史，已经离我们这一代人很远。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老一辈口中感受到战火硝烟年代的爱国之志和激荡的青春之歌。
恩牢牢记住 祖祖辈辈的记住·
前段时间去了一次冉庄地道战遗址,看到了一墙烈士的名字,年龄最大的只有二十八岁,还有一件八路军的军衣,上面弹痕累累,在胸口的地方有几处刺刀的痕迹,血迹因为时间太久发黑了
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率先在世界的东方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一寸河山一寸血，国耻岂能忘记。74年前的历史，已经离我们这一代人很远。但是，我们仍然能从老一辈口中感受到战火硝烟年代的爱国之志和激荡的青春之歌。
我自认是个不轻易动感情的人,可是站在那件血衣前我流泪了,为了那还不满二十岁就逝去的生命,为了那些在黑暗潮湿阴冷的地道里生活的孩子和老人,为了全中国千百万死难的同胞
一寸山河一寸血
只为那摘掉亡国奴的帽子
中国人民永远都不要忘记，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国外的卢沟桥事变。
一寸山河一寸血
今天一近贴吧看到的帖子很振奋人心，和平常大不一样，今天才感觉到任丘吧不光是玩乐的地方
不看这帖子还真忘记7yue7了
嗯 我喜欢他的歌 好像他为了那首歌 还坐了几年牢
登录百度帐号历史的风口与无法打捞的“文明”--来自开封的启示
我出生在黄河边的开封，那著名的七朝或八朝古都，悬河之城，正在大河之南。一直到上大学，我才离开家乡。今年春节，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回去过年。除夕到，初五回，住了五晚。
除夕“春晚”，总导演吕逸涛打了100分，我不知道这是他对个人成就的认可方式还是对集体创作的认可方式。“春晚”遭遇了很多吐槽，但某一天，当车子绕着龙亭湖而行时，我突然想，每一段历史也许都像一枚在桌子上旋转的硬币，当它没有停下的时候，谁能说它一定会以哪一面收场呢？如果吕逸涛真的愿意“下注满分”，这个满分所指向的未来一定就是镜花水月吗？
中国仍在世界经济的风口上
这个春节，我遇到的几乎每一位久违的朋友都问我，中国经济是不是不行了？会不会硬着陆？每一次我都会说，我并未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已经逆转，除非我们集体告别信心而选择惰性与抱怨。
中国经济无疑是存在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的，比如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不经济”、“不平衡”、“不科学”、“不环保”，等等。但无论是看发展趋势（1980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约为1.7%，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约为3.5%，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约为8%，2014年达到13.4%），还是看现实数据（2015年中国GDP增量超过0.5万亿美元，仍为全球第一，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2/3，单位GDP能耗下降5.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居民增长12%，居民新增储蓄存款超过4万亿元，每天新登记企业超过1.2万家），中国仍在世界经济的风口上，机遇并未消失。
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5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说世界“沿着中国轨道”（In China's Orbit），将重新回到东方。渣打银行关于全球超级增长周期的两份报告（李籁思团队2010，祈文礼团队2013）都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位列世界最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2倍或1.4倍。虽然他们2013年的报告注意到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的放缓，但仍然认为，“一套适度的改革措施能够令几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再次激发增长活力”，而中国可能到2022年就超越美国，由于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将不到美国的1/3，预示了巨大的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当我站在明清留下的开封古城墙上，想着被层层埋在地下的这座城市的命运，它的确不复有历史的荣光，《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里开封的历史地位早已不在。以经济总量看，如今开封只能排在河南18个地级市的中下等水平，它拥有6266平方公里土地（比上海少不了100平方公里），548万人口，2015年GDP完成了160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了108亿元。对比一下，上海的6340平方公里土地，2415万常住人口，2015年GDP完成了2496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了5520亿元。
我的家乡应该永远无法重现北宋年间“汴京富丽天下无”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的风采，但风从东方来，未来世界经济的第一大城市可能是中国的上海，而且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会像今天的美国那样拥有十几座世界性城市。即使经济上如此不起眼的开封，在整个中原经济崛起、大郑州崛起、郑汴一体化的背景下，假以时日，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名城，并作为大郑汴的一部分跻身世界性城市，又岂能说只是妄想？！
繁华如梦，风口如过眼烟云
尽管我对中国经济的雨后彩虹抱有强烈信心，但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国赖忧劳而兴，因逸豫而衰。从财富的大爆炸到大冰河，这种概率也并非就不存在。如若不定其心，磨其志，发其愤，防其险，属于中国的风口移情别恋也未可知。
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长达 115 年（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 年嘉庆元年），但仅仅44年后，鸦片战争就爆发了。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有言，“文明是复杂的，文明可以在数世纪中持续存在，处于权力和财富的巅峰。但反过来，其根基又可能突然坍塌，陷入大混乱中。”他举例说，1500年时北京城生活着近70万人，伦敦人口仅5万；400年后，伦敦以超过600万的人口成为全球特大城市，北京则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攻入。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世界史上很多跌宕起伏的段落，于今仍有启示意义。
开封有4100多年建城史、建都史，先后有夏、战国的魏，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在此定都。公元956年，后周的周世宗增筑开封外城，初步奠定了外城、内城、皇城的三城格局。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定都开封，仍延续五代之名，称东京。经北宋168年营建，开封成为全国的政经和文化中心，人口急增，百业兴盛，商业繁荣，漕运发达。“汴梁形胜甲天下，夷门自古帝王都”，“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人口逾百万，货物集南北”，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新辉煌。
而近年来，开封引爆国际关注度，却是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那是日，《纽约时报》评论版上破天荒地印了13个汉字，“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From Kaifeng to New York, 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这是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文章的副题，主题是China，the World’s Capital（中国，世界之都）。专栏认为，公元前2000年时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 1500年时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时没有哪个城市可以称雄，不过有人会提到黎巴嫩的西顿（Sidon）；然后是公元前500年时波斯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公元元年时的罗马（Rome），公元500年时的中国长安，公元 1000年时的中国开封，公元1500年可能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则是纽约。“到了公元2500 年，上面所有这些城市都可能变成无人知晓的地方。”“美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大多数的经济预测表明，单就购买力而言，中国将在约15年内超过美国。”
在纪思道的笔下，公元1000年，坐落在泥沙淤塞的黄河岸边的古城开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他之所以用汉语做标题，“是为了说明汉语是许多美国人将来都要去学习的语言，而‘繁华如梦’的哲理也是美国人需要了解的。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许会认为自己在世界上这种‘一览众山小’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回望大浪淘沙般的历史长河，你会看到辉煌，特别是某一个城市的辉煌，多么像萤火般转瞬即逝。”
如果时光能够穿越，办一台北宋繁盛时期的“春晚”，我猜吕逸涛一定会在如此灿若星辰的文化科技成果中挑花眼：苏颂主持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天文仪器；李诚的《营造法式》是中国建筑学的一座丰碑；王惟一创造性地刻碑石、铸铜人，其《铜人腧穴针灸图位》让中国的针灸医学有了一次巨大飞跃；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都是在宋代发明或得到广泛应用；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范仲淹、柳永，文采词章千年流传；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沈括的《梦溪笔谈》，展示无限才华。而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发行的“交子”，曾作为官方法定货币（官交子）在四川流通近80年，比西方发行纸币早六七百年（美国1692、法国1716）。在那个时代，美的体现有汴绣和朱仙镇木版年画，力的体现有杨家将、岳飞和包青天。
而在2005年，专门到开封采访的纪思道，把开封描写成一个“肮脏贫穷，连个省会也不是，地位无足轻重，所以连机场都没有”的地方，以对比于“11世纪的开封是宋朝的首都，人口超过100万，当时伦敦的人口只有1.5万左右”的历史场景。在文章最后，他道破了主旨，“如果我们一味安于小成，不思进取，那像纽约这样伟大的城市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哈得逊河上的另一个开封！”
纽约该从历史上的开封身上学到哪些东西？纪思道提出，第一，保持科技领先和经济政策成熟健全非常重要。古代中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促进生产和贸易的政策及技术的革新，包括铁犁、印刷术、纸币的发明和改进等。然而后来出现的轻视商业和贸易的观念、政策却使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过去600多年里停滞不前。第二，认清狂妄自大的危险性。中国曾有的“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意识形态正是衰败的开始。
今天的开封，狂妄自大的痕迹一点都看不到（我甚至希望残留一点）。在夜市的喧嚣中，我更多感到的是对游客的“速成式满足”。遥想北宋时光，开封的油饼店“每案用三五人，捍剂、卓花、入炉”，武成王庙前的海州张家和皇建院前的郑家，每家有五十余炉，雇工在百人以上。真是过眼烟云了。
北宋东京城，一种怎样的繁荣？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公元11世纪前后的世界第一城市“香消玉殒”？
一般的史论大抵不出两个范畴，一是专制腐败、贫富分化、外敌入侵、农民起义，让北宋帝国衰落，也让开封告别了鼎盛期，渐渐式微；二是“成也黄河，败也黄河”，黄河让开封的元气屡屡被伤。黄河泛滥，河流淤积，河床抬高，形成悬河，太多被淹的历史成为开封最恐怖的记忆。
而春节期间我读到的一些文献给我的启示是，北宋时的东京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其自身基础并不扎实，虽然有商品经济自发发展的一面（“亦工亦农”工匠群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市手工业的劳动力供给），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专制权力通过对天下财富进行再分配、以及官僚经济畸形繁荣的结果。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彼时的开封之盛，不是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之盛而是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之盛（奥尔森，1993），不是包容性制度(inclusive)之盛而是汲取性制度(extractive)之盛（D.Acemoglu和J.Robinson，2014），这种繁盛本来就不可能长久。
陈昌远教授早在1959年《史学月刊》5月号《北宋时期开封城市经济的繁荣》一文中就指出，开封的经济繁荣原因有三：
其一，魏晋以来，江南地区逐渐开发起来，东晋之后发展更快，在工商业方面可以和黄河流城的中原地区相抗衡。由于江南富庶，隋统一中国后，隋炀帝积极开发运河，以搜刮江南民脂民膏，他本人也留恋江南富庶，住在扬州而不回北方。到了唐代，大批漕运江南的粮食供给北方，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更成为唐帝国的生命线。五代时期，黄河流域在统治阶级混战下遭到进一步破坏，而南方局面相对稳定，形成南荣北枯的局面。北宋统一后，江南经济更显重要。统治阶级怎样把江南财富搜刮到自己的仓库里去呢？主要是依靠隋炀帝开挖的运河，而开封正扼据运河入黄河的重要地方（汴河连通黄河和运河），因此成为中国南北经济的枢纽。
其二，开封的繁荣是和北宋的统一分不开的。北宋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恢复发展农村经济的措施，据不完全统计，从宋太祖末年到真宗末年，不到五十年时间，全国垦地数字增加了一倍，农业的发展使农民有获得剩余产品的可能，剩余产品出现于市场，为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三，开封工商业的繁荣和北宋建都开封是分不开的。由于北宋建都开封，所以在开封集中了很多官营手工业作坊，集中了很多官僚和政客，这些官僚和政客的消费需要大量的奢侈商品。
陈昌远的文章表明，北宋开封经济地位的形成不是内生的，而是由江南经济的发展加上政治权力进行的财富转移所奠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官府创造市场，权力驱动财富”。
当时开封的军器制造业发达，而制造军器的机构是军器监，由赵宋政府掌握；纺织业发达，京师专设绫锦院，有机四百张，制造琳琅满目的丝织品，专供统治者享用；与纺织相关的煮染发达，官府设煮染院，煮染官家锦帛；陶器业，京师设“窑务”，宋徽宗时更自置“窑烧造”，烧制官窑瓷器，他喜欢书画也喜欢陶瓷，细致到亲自下诏，“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弃定用汝”；在印刷业方面，官府国子监设有雕版处，官府诏令都以雕版印刷。由于北宋对劳役的控制开始放松，手工业中的雇工队伍越来越大。但在行业分布上，在官营手工业的丝织、铸钱、军器制造、酿酒等行业，待遇相对优厚，而人身相对不太自由，且常会出现官吏私役工匠、克扣雇值的现象。民间手工业中，雇佣劳动最多的行业为矿冶业、纺织、制瓷等，比较大的矿坑动辄用工上万，但整体的雇值水平不高，以一般杂役性工种为主（技术工种的雇值是例外）。
北宋重商，这是历史的进步。和西汉时期抑商、商人地位低下相比，北宋东京城内的富商资财雄厚，经营各种贸易，商人之子可以做官，可以出钱买官，可以当出使外国的便臣和随员。而由于经商利润很高，常“获息十倍”，生活优越，京师很多官吏也都从事经商。北宋初年，京师大兴土木工程，需要大批木材，京师官吏便遣人至陕西，在陇右购买竹木，免税运回开封高价出卖。当时京师官吏也有开“邸店”的，有的官员甚至想把太平兴国寺改为邸店以取厚利。这种官商不分的恶果不久后就会看到。
因为大批封建贵族和军队集中于开封，需要各地物资供应，而开封恰好是汴河、黄河、蔡河、广济河四条水道相汇的中心，所以漕运也极其发达，“金谷财帛， 岁时常调，千里不绝”。
以上种种可见，北宋开封经济地位的重要，根源是政治地位的重要，官僚工业集中，官僚政客集中，而与开封自身的地理自然环境、商业文化底蕴，虽然也有关系，但关系不大。这样一种“首都向下汲取”、“官府向民汲取”的繁荣，纵然没有外力去打破，也长不了太久。
总是踏入同一条河流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开封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中国人总是踏入同一条河流。弗格森研究过中国的明朝，这个1368年诞生的帝国延续了差不多三个世纪，不论以何种标准看都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文明，但17世纪中期，前进的车轮脱落了。年，战事和瘟疫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35%到40%。
出了什么问题呢？弗格森的答案是，“向内转化是致命的”。在他看来，明朝满足于国内贸易量很大、奢侈品市场活跃，而与此相对的是，英国积极向外转化，奠定了“全球英国化”的基础。随着17世纪晚期英国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海外扩张在帮助英国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跨大西洋的贸易为英国输入了土豆和蔗糖等营养食物以及大量的鳕鱼和鲱鱼，1英亩的甘蔗所产出的能量相当于12英亩的小麦。“殖民活动使剩余人口的移民成为可能。渐渐地，相应的效应便是提高了生产效率、收入，增加了营养甚至人们的身高。”
弗格森考证说，到18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的食物包括肉类产品，而同时代的日本由于处于德川幕府时代，1640年后执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日本人主要靠单一的食物摄入，95%都是谷物。这种食物上的差异说明了为什么18世纪英国罪犯的平均身高为170厘米，而同时期日本士兵的平均身高只有159厘米，“那个时候，当东方人遇到西方人时，他们之间再也没法相互直视对方了。”
到了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远征队拜访乾隆皇帝，设法说服中国人展开对外贸易。为此他备足了德国造的天象仪和望远镜、经纬仪、气泵、电动机器，以及“有助于说明、演示科学原理的范围广泛的设备”，但年逾80的乾隆皇帝对他代表的英王乔治三世只是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曾经是新发明的故土的中国，逐渐沦为顽固地敌视其他民族的创新的‘中庸之国’。那个设计精巧的中国发明——钟表，已回到故土了，但已经过欧洲的改良、改进，而由发条和齿轮组成机械装置，运转起来也更准确了。”
从宋帝国到明帝国，这些文明衰微的案例告诉我们，如果经济产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巩固天朝皇权的地位，而大规模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和事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也都被政府控制，民间经济如果没有与官府的特殊关系、被批准和监护，很难持续发展，那么再枝繁叶茂的经济也会枯萎。中国封建历史上创造了无数财富，但大部分的工商利润都被用于王朝的行政、军事开支、皇室贵族与各级官府消耗，而没有变成进一步发展工商业的资本。由于民间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依附权贵，得到庇护，他们即使有资本的积累，也要捐官买爵、兴建牌坊，断不会谋求可持续的投入与发展。官府对自由经济的控制与重本抑末、轻商贱商的风气互为表里，商人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当然也就没有持续发挥其创造力的动力。
而建立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的经济和文化繁盛，总是在一段时间后，就演变成官僚队伍的不断扩张和肆意腐败、民间税负沉重、贫富分化、内乱不止、外患又来，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经济，官府可以利用盐业官营、官窑、皇家织造等等与民争利，利用特权从愿意和官府勾结的民间商人那里索取利益，其后果只能是——由于经济主要是为官府和特权阶级生产（不为民也不对外），在某个局部（如首都）也许非常绚丽，但整个国家市场并不大，分工无法深化，生产力不可能得到提高（长期的“停滞性均衡”）。没有财产保护，没有专利保护，则以技术发明和大规模商业应用为特征的工业革命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勿忘国耻和国难
这个春节，当我漫步在开封的旅游景点和博物馆，当我翻阅历史的文献，内心一直无法轻松。
《清明上河图》是反映北宋末期徽宗年间“太平盛世”的杰作，但在有心者看来，一派繁花似锦、国泰民安的背后，是画家别出心裁、处处隐藏着社会隐患与统治阶级腐败麻木的着墨。姜小丢（2014）指出，画面中不经意间流露出官僚的腐朽生活，兵吏的慵懒，百姓的民不聊生，乞讨者的比比皆是。在市井中心街区，达官贵人出行骑马乘轿，富商们的马队和官员们的仪仗十分有排场，而破衣褴褛、跪地乞讨者也散落在各个角落，城门楼外就有一个被众人围观的乞讨者，算命者身后的大树下乞丐懒汉成群。北宋军事薄弱、军备松散在《清明上河图》中也可见一斑，画中的卫士形象都百无聊赖、慵懒无比，内城墙似有似无，城楼两侧低矮的土墙长满了草木，根本没有防御设施。城门楼下的争吵者和街市上的争吵者，则折射出当时的税官很辛苦，商人与税官就货物的税钱进行争吵，引得城楼上的士兵也向下张望。
俞兆鹏、俞晖在《论北宋末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北宋末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较为典型。其根源，一是党争加剧与政治腐败；二是冗费浩大与财政危机，宣和年间全国正规部队在一百几十万人以上，冗官之多到徽宗时达到最高峰。以大观三年（1109）和元佑三年（1088）比，官员就增加了十倍之多。徽宗即位后，京官中有一身而兼十余俸者。徽宗后期更是大兴土木，各种靡费达到天文数字；三是剥削苛重与经济衰退。为维持国家运作，徽宗时投放的大钱、劣币、纸币数量过多，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私钱泛滥、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社会动荡遂一一而起。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王曾瑜在《北宋末开封的陷落 、劫难和抗争》中指出，开封易守难攻，但靖康元年，金军南下却很快失守了，主因是宋朝统治集团缺乏应对能力、腐败无能，甚至迷信骗子郭京的所谓六甲神兵。当金军来犯，宋廷按以文制武的惯例任命城墙四壁的提举官，其中南壁的李擢在金军攻城之初、设法填平护龙河时，根本“不介意”，“于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晏阁宾馆，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讲笑，或日醒醉”。守城军中塞进了众多使臣和效用，作为冗员，“每使臣一员，日给食钱八百或一贯，效用三百或五百, 多权贵亲戚、门生、故吏， 又有朝廷缘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到，而请给论功，倍于将士。……其弊不胜言，所以败国家之事也。”被财富养起来的这些官宦，直到国难还要发财，有多少醉生梦死之徒！
公元年，宋钦宗靖康年间，攻破开封，烧杀抢掠外俘虏了徽宗、钦宗父子，以及大量、后宫妃嫔与、朝臣等共3000余人，北上燕京蒙羞，东京城的公私积蓄被洗劫一空。北宋灭亡。当日的悲怆，今天我们仍不忍卒读。据《》所载，金王完颜宗翰的长子设也马看中宋徽宗之女赵富金，徽宗因富金已嫁为蔡京儿媳不同意，完颜宗翰大怒：“昨奉朝旨分虏，汝何能抗令？”徽宗道：“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但终究无用。在这靖康之耻的巨变中，竟有一批大宋官员和宦官“尽搜取妇女于虏人”，为金人搜刮妇女。徐秉哲一次搜捕女子1000多人，“自选端丽者”，自置钗、衫、冠、鲜衣，“令膏沐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不少大宋女子于车上斥骂：“尔等任朝廷大臣，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来何面目。”更有烈女宁死不屈，抗命被斩。“贞节说”兴于宋，即与此相关。
开封历史上多水灾，但北宋一代，并无巨患。从太祖建隆元年到钦宗靖康二年167年间，水灾总共20次，平均将近9年一次，其中造成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较为严重的6次，平均将近28年一次。真正的水患，是黄河自金代濒临开封后而起。尤其是明代初年黄河多次决口，成为开封头等大事。开封是明代时河南的省会，崇祯15年（1642），李自成围困开封 6个月，官军穷途末路，农历九月十五日夜，官军掘开了黄河，大水一到，城内“水深数丈，浮尸如鱼”，洪水退后，城里原有的37万人只剩下3万多人，是为开封历史上最惨烈的灭顶之灾。上面这种说法为开封博物馆的官方版本，但究竟是官军还是义军决的大堤，还是都参与了，抑或是自然崩塌，学术界一直有不同说法。无论如何，那是对开封的致命一击。嘲讽的是，1644年正月，明朝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异想天开，提出派人去开封打捞沉银，以补国库之拮据，崇祯皇帝批示“其汴城捞费一事，宜专官密行”。他大概觉得此举不雅，改以修复汴城为名，去积水，捞沉银，所以要密行。“汴城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几个月后，明朝灭亡。
我在开封博物馆看到的开封历代地层剖面模型显示，“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在开封地下3米至12米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除最底层的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因埋藏太深和勘探技术手段所限未能发现外，其余5座城池均已相继发现和初步探明。摞在最上面的是清代开封城，最下面的是唐代中原重镇汴州城，规模最大的当然是北宋的东京。
以开封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条件，这些地下的“文明”是很难再见天日的。但当我想到这座城市的历史上，那些和“文明”相伴的腐败与灾难，痛苦与离奇，我宁愿所有的“城下城”都不再打捞，都无法捞起。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在历史新的风口处，眺望中国未来的时候，请不要美化我们昔日的“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她的确是辉煌的，但对芸芸众生来说，也许灾难的时光更久更长，只是我们今天无法设身处地去体验而已。
创造一种以人为本、对每个人都有真实意义的新文明，这是今天我们的使命与责任。我的故乡，想到你的历史，我只愿把责任放在今天，放在自己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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