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跟道士的最大区别是什么_百度知道
和尚跟道士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不是头发，不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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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宗派而言，和尚信奉的是佛教，道士信仰的是道教。　　二、就思想行为而言。　　和尚信佛。佛教的“喜”“舍”“慈悲”“苦海”“入世”“出世”“执著”是其思想内容的概括。其三项基本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三法印：看透人生的短促（“诸行无常”），看破人生的空幻（“诸法无我”），从而自觉地放弃人生（“涅磐寂静”）。和尚修心、修身、修行。　　道士信道。道教，是以中国古来的萨满教的咒术信仰（鬼道）为基础，在其上重迭地、复合地吸收了儒家的神道和祭祀的仪礼与思想，吸收了老庄道家的&玄&和&真&的形而上学，并吸收了佛教的业报轮迥和解脱，乃至济度众生的教理、仪礼等，在隋唐时代大体上完成了作为宗教教团的组织、仪礼和神学体系，以同&道之不灭&合为一体作为最高理想的中国民族（汉民族）的土生土长的，传统的宗教。修道成仙是道教修炼的根本目的，也是道教宗教观念的核心。道士强调的修道，修炼。　　三、礼仪、禁忌、着装不同。详见百度百科全书。
健身爱好者
和尚可以成佛，道士只能成仙 麻烦采纳，谢谢!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两者的区别在于，和尚是佛教中对于出家修道的男子的称呼；而“道士”是道教中对于修道的男子的称呼。这里我在“道士”后面少了“出家”两字，因为道教分许多派别，有全真教、正一教等等，他们是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在道教中对于修道的男子（道士）有出家和居家（有家室）之别的，而佛教要称“和尚”，必须得出家修道，不能居家，居家修道称“男居士”（优婆塞）。 另外，两者所守的戒律有相当大的区别，造成行为上有许多差异，外表上“和尚”落发，最长不得超过一小麦，汉传佛教出家众必须素食，穿僧服，除非其还俗才能脱掉僧服。而“道士”的戒律没有佛教那么严密和众多，外表上留发，有一定的道冠和发髻装束，穿道服，两家服装有的相同，也有的不同。一般相同的服装中，道士稍短些，和尚要稍长些。两者所居地不同，念的经典和所修的法门不一，成就的位次和境界也是有所差异。大致如此。
就是宗教的不同，佛教和道教的区别，道士是可以结婚的，和尚不可以！道是有头发 和尚没有最大的区别 一个有发，一个无尘！
一、就宗派而言。和尚信奉的是佛教，道士信仰的是道教。
二、就思想行为而言。和尚信佛，道士信道。 三、礼仪、禁忌、着装不同。
和尚学的是大乘，道士在佛教里就是小乘了！
和尚戒色 道士可以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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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和尚的羁绊：武则天迷恋和尚之谜
唐朝之所以让后代中国人无限怀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质和胸襟。事实上，有唐一代290年，21位皇帝都不同程度地崇尚佛教。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在信奉道教的同时，也都提倡和利用佛教。高宗李治为太子时，即优礼玄奘，为之作《述圣记》，下令建大慈恩寺，在寺内另造翻经院，继续赞助玄奘译经。但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的，则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的母亲崇尚佛教，对其影响不小，武则天自称“朕幼崇释教，夙慕皈依”。唐高宗在位期间，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参与了他的一切崇佛活动。高宗李治自显庆以后，由于风疾严重，百官表奏，皆由皇后武则天掌握。从此起，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高宗无异，故时称“二圣”。李治死后，中宗即位，武则天便谋划篡位。佛教信徒僧法明等伪造的《大云经》和菩提流志重译的《宝雨经》，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制造了神话舆论，暗示武则天当做天子，并把它说成是佛的意志。在佛教势力的支持下，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虽然登皇位的过程有很多人反对，但是一旦木已成舟，多数人便识相知趣，对武则天溜须拍马的大臣也越来越多。佛教徒为武则天以周代唐出了大力，她当然要加倍给予回报，在她当女皇以后，扶植佛教更加积极。在武则天的亲自参与下，佛寺翻译了八十卷本《华严经》。武则天还把禅宗北宗开山僧神秀请到神都洛阳，给予“肩舆上殿”的特殊优礼，她本人“亲加跪礼，时时问道”。她还屡次派遣专使邀请禅宗南宗始祖慧能进京。在洛阳城北邙山的白司马坡铸造大佛像，令面首(男宠)白马寺寺主薛怀义造“高九百尺，鼻如斗斛船，中容数十人”的佛像。武则天还命天下诸州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制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改变了建唐以来道教排名在佛教之前的传统政策，以提高佛教的社会地位。她迎法门寺佛骨时，“敕口岐阳施绢三千匹”，赐胡僧惠范官“三品，封公”。武则天利用佛教佛经大做文章，主要是因为当时她直接面对的政敌是李唐家族。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她需要制造各种舆论，其主要措施之一便是扬佛抑道，用以贬黜李氏皇族。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佛教备受崇奉，达于极盛。在人们的确心目中，和尚作为出家人，四大皆空，而且戒律森严，应该不会和偷情之类的淫秽之事挂上勾，可是偏偏有些和尚不仅热衷于偷情，而且还是个中高手。目前我所查到的最早的关于和尚偷情的记载是智远道人。《南史·后妃列传下》载述，梁元帝娶徐昭佩为妃，但二人关系不大融洽。可能是因为元帝只有一只眼睛，不大好看。每次元帝临幸徐妃，徐妃“必为半面妆以俟”，理由是一只眼睛只能看一半。总是惹得元帝“大怒而出”。徐妃与元帝臣暨季江私通，季江感慨说：“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凓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从而为中国贡献出了“徐娘半老”这一成语。就是这位徐妃“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汉魏以来对和尚也称道人，北魏西域沙门吉迦夜《杂宝藏经》卷二说，有一和尚被误捕入狱十年，他的弟子向国王申诉，于是王即遣人，就狱检校。王人至狱，唯见有人，威色憔悴，须发极长，为狱监饲马除粪。还白王言：狱中都无沙门道士，唯有狱卒。比丘弟子复白王言：愿但设教，诸有比丘，悉听出狱。王即宣令：诸有道人，悉皆出狱。自己堂堂一国之君，难道连个和尚都不如?元帝终于忍无可忍，逼徐妃投井自杀，然后把尸体交还给徐家，“谓之出妻”。这还不够，元帝还亲自写了一篇《金楼子》的文章，述其淫行。唐代以前，和尚动不动就偷皇后、公主。《北齐书·后宫》载述：北齐武成帝高湛继承帝位后，逼奸嫂嫂李祖娥，皇后胡氏不耐宫闱寂寞，同高湛的亲信随从和士开勾搭成奸。和士开被杀后，也成为太后的胡氏寂寞难耐，以拜佛为名，经常出去寺院，终于又勾搭上了一个名叫昙献的和尚，昙献下阴部与秦朝的嫪毐有得一比，固而身受胡氏喜爱，两人经常在禅房私会。胡太后把国库里的金银珠宝多搬入寺院，又将高湛的龙床也搬入禅房。宫中上下人人皆知，只有皇帝高纬蒙在鼓里。一次，高纬入宫向母后请安，发现母后身边站着两名新来的女尼，生得眉清目秀，当夜，命人悄悄宣召这两名女尼，逼其侍寝，可是两名女尼抵死不从。高纬大怒，命宫人强行脱下两人的衣服，才发现玄机，原来是两名男扮女装的少年僧侣!这两人都是昙献手下的小和尚，生得十分漂亮，被胡太后看中，让他们乔扮女尼带回宫中。高纬又惊又怒，第二天就下令将昙献和两名小和尚斩首。武则天一生男宠无数，第一个却是一个和尚薛怀义。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本是同官县(今陕西铜川)街头卖膏药的小贩，后来因为在街头帮人打架误伤人命，为躲避官府的缉拿，潜逃到洛阳，在白马寺出家当了和尚。唐太宗死后，武则天作为太宗的嫔妃，都被送到感业寺出家为尼。白马寺和感业寺只有一墙之隔，一来二去二人就认识了，自然也少不了要做些苟且之事。武则天当上皇帝后，立刻让冯小宝当上了洛阳名刹白马寺的主持。高宗死后，武则天就让冯小宝随便出入后宫，又把他的名字改为“怀义”，赐给他薛姓。唐代几位公主也和和尚偷情，一位是高阳公主，一位是太平公主。高阳公主是李世民的第十七女，十五岁的时候，李世民就精心挑选了宰相房玄龄的次子高大雄壮的房遗爱作她的驸马，可是却一点也不合高阳公主的胃口。公主喜欢的是温文儒雅的书生，洞房花烛夜之后，房遗爱可能就再没有和公主亲近过了。喜欢打猎的高阳公主一次出猎的途中，遇见了文雅俊秀的会昌寺和尚辩机。据说这位辩机可了不得，自小就好学发奋，品行高洁，十五岁正式出家为僧，师从道岳法师。贞观19年正月，玄奘大师求经归来，奉旨在弘福寺主持翻译取来的经文，辩机以渊博的佛学、飞扬的文采、出众的仪容，被玄奘法师选中，参与撰写青史巨著《大唐西域记》。这年，辩机只有二十六岁。为了安慰房遗爱，高阳公主特别送给他两名年轻漂亮的侍女。无可奈何的房遗爱，对于公主偷和尚的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数年后，事发，辩机被腰斩，高阳公主身边的侍女均被处死。实际上，辨机并不是高阳唯一私通的和尚，据《新唐书》记载，和尚智勖能占卜祸福，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医术高明，全都私下和高阳公主有一腿。后来李治登基，三位僧道怂恿高阳公主推翻李治造反，结果被赐死，年仅二十七岁。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旧唐书》载述：“有胡僧惠范，家富于财宝，善事权贵，公主与之私，奏为圣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货流于江剑。”和尚偷情，有时难免发生撞车的事件，《宋稗类抄》卷四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五代的一位名叫张席的和尚去逛妓院，遇到微服出游的李后主，二人虽然谈笑投机，但毕竟还是要讲个先来后到，所以和尚先“拥妓入屏帏”，李后主不无遗憾地写道：“浅斟低唱，偎红倚绿，大师鸳鸯寺至，传持风流教法。”然后，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常密谕铉云。和尚住的是鸳鸯寺，修的是风流法。张席居然和皇帝撞了车，好在李后主讲究嫖德，不仅不和张席争风吃醋，反而诗兴大发，最后悄然离开。和尚犯淫戒，一旦事发，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的。据明余永麟《北窗琐语》记载：“宋灵景寺僧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李秀奴，后衣钵一
空，为秀奴所绝，僧迷恋不已，乘醉直入，击秀奴毙之。”宋代灵隐寺有一位和尚名叫了然，常去嫖妓女李秀奴，往来日久，积蓄花光，衣钵荡尽，李秀奴不念旧情了，就拒绝他。了然恼羞成怒，便饱以老拳，柔弱的李秀奴哪里经受得住，结果一命呜乎。当时，正在杭州做官的苏东坡审理这个案子，他发现了然身上刺有这样两句情诗：“但愿同生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苏东坡大怒：“这个秃奴，修行忒煞，灵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苏东坡当即斩了这个花和尚。清《清代名人轶事·陈宏某部寺僧》和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四皆记载了乾隆二十四年，曾发生一起淫僧案：苏州治平寺有二十二房，囊橐饶裕，造密室藏妇女，恣意淫纵。乾隆二十四年，巡抚陈文恭公宏谋，廉得其实，密掩捕之，搜获妇女四人，并衣饰奁具无算。公派员谳鞠二十二房内犯奸者一十四房，淫僧一十六名，并供出被奸妇女二十五人。奏闻，械淫僧解京治罪，刑部请杖毙，奉旨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最惨的当要数《水浒传》中的好汉杨雄的老婆潘巧云和和尚裴如海了。潘巧云与青梅竹马的和尚裴如海偷情，后来杨雄的结拜兄弟爱管闲事的石秀杀了和尚裴如海，巧云先被杨雄割去舌头,又“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脏五肝，挂在松树上。”元明以后，有许多专门辑录和尚偷情的史料，如明詹詹外史《情史类略》，更有本题“南陵风魔解元唐伯虎选辑”的《僧尼孽海》。和尚或出入宫廷，或主持寺院，专事勾引，独思淫乐。无论当朝公主、官宦妻妾，还是良家妇女、平民闺秀，都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在杂剧和各类市井小说中，尼姑思春，和尚偷情更是随处可见。被文人演绎得最多的恐怕属月明和尚和柳翠的偷情。宋张邦畿的《侍儿小名录拾遗》中有记载：五代时有一僧，号至聪禅师，祝融峰修行十年，自以为戒性具足，无听诱掖也。夫何，一日下山，于道傍见一美人，号红莲，一瞬而动，遂与合欢。至明，僧起沐浴，与夫人俱化。有颂曰：“有道高僧号至聪，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间所积菩提水，泻向红莲一叶中。”元王实甫据此作《度柳翠》杂剧，李寿卿据此作《月明三度临歧柳》杂剧。王实甫之剧已佚，李寿卿之作收入《元曲选》中，存本作《月明和尚度柳翠》，它主要写南海观音大士净瓶中柳枝上偶染微尘，罚往人世，托生为杭州妓女柳翠，返本还元。月明在路上劝柳翠出家未成，便在她梦中出现，并设恶境使其省悟。月明在显孝寺说法，柳翠问禅后彻悟，在东厢坐化，复归南海。明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杭州民间传说：“普济巷乐同普济桥，又东为柳翠井，在宋为抱营之地，相传绍兴间柳宣教者，尹临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和尚玉通不赴庭参，宣教撼之，计遣妓女红莲，诡以迷道，诣寺投宿，诱之淫媾。玉通修行五十二年矣，戒律凝重，初甚拒之，乃至夜分，不胜骀荡，遂与通焉。明徐渭的《四声猿》的第一部《玉禅师翠乡一梦》进一步发挥：高僧玉通修行多年而正果难成，因拒绝庭参府尹柳宣教，被柳宣教所遣妓女红莲引诱，把持不住自己，片刻之间破了色戒，然后气急而死。后来他投胎柳家为女，名柳翠，长大后沦落为娼，败坏门风，最后在其师兄月明的点化下顿悟成佛。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记叙尤为详尽。这事，到清代还被人发扬光大，演变成一些娱乐项目，陆欠云《湖壖杂记》就记载：“今俗传月明和尚驮柳翠，灯月之夜，跳舞宣淫，大为不雅。”当然，偷情功夫最深的最有名的要数题“元临安高则诚著”的香艳小说《灯草和尚传》中的灯草和尚，说的是元末有一杨知县，有妻汪氏，有女名长姑。长姑已许李商人之子李可白。杨县令一日同几个朋友出外周游，夫人在家冷清度日，忽有一红脸婆子自荐，称善作戏法。婆子取出一束灯草来，约有三寸长，到火上点着了，就变了一个三寸长的小和尚，后竟直钻汪氏阴户与汪氏欢娱。小和尚又能变作身长八尺，日日与夫人交欢。杨官儿回家后知情，夫人便将和尚藏于婢女暖玉处，和尚又和暖玉夜夜快活。一日，杨官儿和暖玉偷欢时，又发现灯草和尚，遂将他扯死。于是红脸老婆子领来春夏秋冬四妖来救灯草和尚，夏姐先诱奸杨官儿，春姐又夺长姑夫李可白后又诱得杨官儿。后灯草和尚恋上长姑，被李可白发觉后休掉，仍与和尚淫欲过度而死。杨知县也在女儿作法场时被灯草和尚吓死。最后暖玉又恋上了做道场的周道士。周先后与暖玉、汪氏成奸。后来暖玉勾搭男仆逃离，汪氏便和周道士结为夫妻。灯草和尚为文人创造的一个神鬼形象，因而具有一般人不具有的功能，固不可信，但《灯草和尚传》之类书的社会影响却不可小觑。专写或者涉及和尚尼姑的淫乱行为的小说为数不少，有名的还有《风流和尚》、《呼春稗史》、《梧桐影》、《禅真逸史》，等。就连鲁迅先生也曾拿和尚开涮。他口述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某日，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病危，因其一生自洁不近女色，临终前心有不甘，小弟弟勃起不退，使之无法圆寂。一众弟子眼见师父痛苦不堪，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花钱雇个青楼女子让师父开开眼过过瘾。妓女来到后，脱光衣裤，供高僧研究考察。高僧将此女裸体上下里外悉数看透，大失所望，叹曰：“**，这女人的玩意儿怎么跟尼姑的一模一样啊?!”话毕，高僧溘然死去。据郁达夫说，这个故事是他和唐弢与鲁迅聊天时，听鲁迅现场口述的。事后他俩查阅很多书籍，都找不着出处。由此认定这其实是鲁迅自己虚构杜撰的故事。郁达夫深感鲁迅厉害，一篇黄色段子抵得上几筐大部头，遂实录为文，作为“小说”言传。1935年，郁达夫曾以“小说”名义给上海《申报》副刊转荐一篇短文，注明作者是鲁迅。不知何故，《申报》在已排版情况下，出于鲁迅本人反对，将稿子撤了下来。那时的鲁迅，乃《申报》副刊《自由谈》支柱撰稿人，因此撤稿内情颇让人费解费猜。其后，这篇东西也从未收录进鲁迅任何文集里。即便是佛经，也有关于和尚偷情的记载，如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六：“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遂遣出，烧却庵。”修行了二十年，一见妙龄女子便把持不住，真是枉费了婆子一番苦心，难怪她要一把火烧了庙。和尚为什么要偷情?《水浒传》《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一回中，施耐庵一段分析最为精妙：“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等话?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食，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无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说，一个财主家，虽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闲事恼心，夜间又被钱物挂念。到三更二更才睡，总有娇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们，一日假辛辛苦苦挣紥，早辰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来，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没颗米。明日又无钱。总然妻子有些颜色，也无些什么意兴。因此上输与这和尚们一心闲静，专一理会这等勾当。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因此苏东坡学士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和尚们还有四句言语，道是：‘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明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夺风情少妇捐躯》一文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你道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东西，不忧吃，不忧穿，收拾了干净房室，精致被窝，眠在床里没事得做，只想得是这件事体。虽然有个把行童解谗，俗语道‘吃杀馒头当不得饭’，亦且这些妇女们，偏要在寺里来烧香拜佛，时常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看见了美貌的，叫他静夜里怎么不想?所以千方百计弄出那奸淫事体来。”人有七情六欲，既然是和尚也不一定真正能做到无欲。敦煌本《历代法宝记》记云：“则天咨问诸大德：‘和上等有欲否?’神秀、玄约、老安、玄赜等皆言无欲。则天问诜禅师：‘和上有欲否?’诜禅师……答：‘有欲。’则天又问：‘何得有欲?’诜答曰：‘生则有欲，不生则无欲。’则天言下悟。”南宋济宗禅师宗杲，更说出“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的话。既然高僧都承认有欲，就更别说孽根未净、定力不足的小和尚了，或者根本就是披着僧衣的假和尚了。鲁迅笔下的阿Q认为自己有权摸小尼姑的脸蛋，其理由便是“和尚摸得，我为甚么摸不得。”清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御史张燎因京师白云观，每年正月举行烧香拜会，‘男女杂沓，并有闲房屈曲，静坐暗室，托为神仙，怪诞不经，请旨严禁’。”湖南巡抚卞宝第干脆颁布一则《示禁烧香》令：“烧香结会，男女杂处，最为风俗人心之大害。”禁止婦女以烧香为名进庙入观。反过来说，女人为什么要偷和尚?也许《水浒传》中好汉杨雄的老婆——潘巧云临死时对杨雄说的一句话足以说明问题：“跟我师兄一晚，胜于跟你十年。”至于和尚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的魅力，也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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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淫僧妖道？古代的和尚道士们都干啥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僧道形象转为负面，是元明清三朝以来的现象。比如杂剧《竹坞听琴》《桂枝儿》《女贞观》，小说《传》《》、“三言二拍”，都出现了犯色戒的僧尼形象。《水浒传》写到裴如海和《金瓶梅》写到请和尚为做法事时，都出现了“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这首打油诗。而道士做法的神异传说到世情小说更是蔚为大观，不是用妖法害人就是用药物施展骗术。一本明清时的相书《神相铁关刀》还专有口诀教大家如何识别“奸僧妖道淫尼”。问题是好好的和尚、道士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形象?
　　和尚何以为“淫”
　　僧人形象的转变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有关。佛教初传入中国时，其组织方式沿袭了印度的僧团制度，僧人只尊行僧团内部规定—犍度，组织脱离于世俗政权，自成体系，但很快就招致世俗统治者的不满而引发灭佛事件。从东晋开始，世俗统治者与僧团之间的主导权之争从没有停息过，直到开元年间，二者之争才以王法的胜利而终结。其结果是，从此宗教人士成了世俗世界的“另籍之民”，不仅要接受王法的管理，还要被王朝价值观予以改造。《百丈清规》就是中土佛教自我规定以适应中国政治现实的一种尝试。
　　对僧道的身份管理制度称为“度牒”，也就是身份证明文书。这项制度时就有，一直延续后世。多崇佛，在法律上确定了喇嘛们的崇高地位，打喇嘛要砍手，骂喇嘛要拔舌。上行下效，普通僧人们也就乐得不守戒律，且因为当时僧籍管理不严，导致僧人数量一度超过两百万，其中，难免生出是非。而数量庞大的僧人又与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成为煽动民间起义的宣传工具。明太祖因为出家当过和尚，深切体会到宗教作为宣传、动员工具的威力，所以明太祖对宗教的管理颇费了一些心思，欲以“神道设教”，将僧道纳入儒家的等级制度。所以明太祖对寺庙和僧人的种类、财产、职责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首先是用行政命令将天下寺院及僧人划为禅、讲、教三类。禅者，禅宗一类;讲者，重研修佛教义理的天台、华严诸类;教者，诵念真言密咒，演行瑜伽显密法事仪式之僧众也。三类僧人都要参加国家考试，合格后才能发放度牒。其中，演行瑜伽法事的教僧，考试不考经律义理，只考现场演行法事及经书背诵是否熟练准确，门槛并不高。
　　其次，明太祖又对寺庙做了一系列规定。寺庙必须有一名砧基道人，负责处理寺院的钱粮出纳、官府往来等俗务，禁止僧人奔走于外，与官府交结。除非游方问道，禅、讲僧是不许随便出寺的，不可散居及入市村，必须与日常社会保持距离。但教僧因为要做法事，是可以随意与世俗社会接触的，出入市镇集市也不会有任何麻烦。同时，虽然明太祖在《申明佛教榜册》明确规定了做法事所需各类物品的价格，和法事本身应收取的费用，但在现实中，这是无法监管的，实际收费可能远高于明初的规定。
　　在明朝，教僧这类专门做法事的“赴应僧”成了普通人接触佛教的主要窗口，他们与世俗接触紧密，因此一言一行都容易被世人看到，其中的劣行也就传播得比较广。教僧所在的教寺数量庞大：“全国的寺院数及三派的比率虽是不祥，而由现在的地方志书来看二三地方的比率则如下：湖州府，教寺三十七，讲寺六，禅寺二十四，所属宗派不明十七，总计八十四寺，所归并的寺院庵堂二百五十一寺;姑苏府，教寺七十一，讲寺二十三，禅寺三十一，所属宗派不明六，总计月百三十一寺，所归并寺院五百五十八寺。”(转引自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而明朝又有规定，僧数不满三十的寺要合并或撤除，由此可见教僧数量之巨。
　　这样一类僧人，不用精通经律义理，考试相对简单，又与世俗接触紧密，法事收入也不低，自然吸引了很多人，其中一些之辈就慢慢败坏了僧人的名声。而这种负面评价恰恰是官方所乐于看见的。
　　道士何以为“妖”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早期道教的组织系统非常严密，分为24治，每一治像官府一样登记户口，并且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入道仪式，遵守共同生活的伦理，这对政府的管理构成很大的挑战。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宗教组织接近于行政组织，并且可以动员起来成为军事组织，就要遭灭顶之灾了。北方的“五斗米道”和“天师道”之所以在公元3世纪被视为奸佞而遭镇压，就是这个原因。当然，道教为官方敌视的另一个原因是“淫祀”，即祭拜官方未认可的神，这同样有犯上作乱的嫌疑。
　　“妖道”一词，据葛兆光先生考证，最早来源于葛洪的《抱朴子》。葛洪所处的时代正是五斗米道和天师道被镇压、道教由盛转衰的时期。因此，由儒入道的葛洪起了改革道教之心。在《抱朴子》中，葛洪自己就提出了哪些行为是“妖”：“第五公诛除妖道，而既寿且贵;宋庐江罢绝山祭，而福禄永终;文翁破水灵之庙，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庆来假，前事不忘将来之鉴也。”这里提到的第五伦斩除淫祀鬼神的道士、九江太守宋均让祭祀山公的道士只许选取巫家子女作配、文翁捣毁溺毙百姓之女以祀的江水神庙、禁绝“五斗米道”等事，都说明早期道士的“妖”，他们的行为近于巫家，倡导淫祀鬼神，扰乱了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
　　自唐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崇道术的皇帝，其原因一是道士宣称精通长生之术，二是道士会其他法术，颇为神异。到了明朝，皇帝宠道之风犹烈，也因此诞生了一些匪夷所思之事，大处有数十年不上朝，小处有用“红铅”等物炼丹的邪术，因此招来口诛笔伐，“妖道”的帽子就再也摘不掉了。
　　这是中央上层的情况，至于普通地方，因为要与皇权博弈、维护地方利益，地方行政机关及普通民众经常将不能解释的神异之事，以及诈骗、拐卖等罪名安在道士身上，以此免于深究之劳。而事实上，道士也往往有行骗行为，例如明朝《杜骗新书》中就记录有“僧道骗，炼丹骗，法术骗”这三种行骗手段。总之，在中华帝国晚期的世情小说中，僧道总是结伴出现，一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样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淫僧妖道”就这样沉淀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直到今天还不时会被现实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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