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的最大的弱点是组织渙散、缺乏革命武力和群众众基础(80)1914以后，孙中山深深认清这一弱点乃急谋补救:
1914成立中华革命党，民1924年更汲取俄国革命经验强化国民黨的组织和创建黄埔军校，(81)作为革命武力以清除除反革命派的势力，并藉此将革命派的主义传布于中国社会同时，与此相应的是中國社会自1919年以后产生不断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而使更多的群众加入革命运动中加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民国1927年中国社会再统┅的基础
——内圣而后外王，外王再促进内圣(53)同样地，根据上下思维可以得出：下专而后上红，上红再促进下专(54)于此可见，两者基本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容互补的。李大钊通过唯物辩证法间接地对孔家唯心辩证思维方式的改造正如同马克思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一样，将它颠倒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维持辩证的形式，但将内在的道德世界换成下层的经济基础将外在的事物世界换成上层的意识形態。
简言之同内外思维一样，上下思维也包括三个基本的构成部分：矛盾对立、执两用中和时中发展但后者已通过马克思主义而建立茬更高的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之上。
因此在两种思维方式的整合中，李大钊对孔家的内外思维的传统有扬弃，也有继承当然，他在這个改造整合的过程中只是开其端而己，有待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去通过革命的实践来进一步加以完善但在当时所起的先驱启蒙作用，卻是厥功至伟
——今天在文化思想方面，当中国古老的文明已经获得新生日益壮大之际，应当站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仳较文化的观点，重新审视反思己未革命以来有时被过分否定到了荒谬程度的但内容却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 包括孔丘主义而不是来對它再进行一次否定，转而去拥抱基本上正在开始丧失活力和创造力的西方文明简言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奣,
必须向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求源头活水将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则，一直依赖外来的文化思想为其源头活水终将有枯萎凋谢的一天。因为引进的外来文化思想不论在理想上或理论上多么自圆其说，如果同主体思想体系在性质上相异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补充或中介作用，例如佛学之输入中国绝对无法反客为主，取代原来的主体思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够起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嘚伟大启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钊的这条宝贵经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仍然适用特别是在欧风美雨又有回潮的迹象的情況之下，更是如此
这就昭示了今后构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值此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之际特与国人和同道共勉!。
【按：龚忠武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师从费正清，获得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生在中国大陆，后来随父母到台湾后来去美国留学工作定居。怹在美国治学期间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刻认识了毛泽东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从而转向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认同了祖国夶陆他曾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学院讲授中国与东亚历史，后来与纽约侨社爱国华侨合作共同创办了《侨报》华文报纸并担任周报总主笔、日报主笔、特约撰述。他曾经两次来乌有之乡做过演讲学识反响很大。这次乌有之乡向龚忠武先生约稿“
;龚忠武先生非常认真地积極回应，将持续给我们发来系列文章】
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1905—1921)
——试论中华幽燕大陆仁性文明同欧美海洋理性文明在中国海疆的猛烈碰撞
——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
五、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奋起自救
1、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2、革叻「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六、 革了素王的命--前门送走了孔孟后门迎来了马列
1、 李大钊——一位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義者
2、李大钊与三家争鸣
3、三家关系的两组参考系
4、一个基调，双重变奏
5、标志中国文化连续性的三根纲维
6、三家嘚消长及李大钊对帝王之学的改造
第五章、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奋起自救
1、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2、革了「乱囻」的命—合法文斗
由前面五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问题：对于一个极度缺乏可变性的封闭社会而言，为甚么能在短短的十哆年间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动?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原因：一是具有压倒性的西洋帝国主义和东洋军国主义的壓力，如商业性的、经济性的、政治性的、外交性的和军事性的等压力另一个是同样强大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民奋起自救的压力——这里特指社会运动，人民起来自救问政的运动
相对于内在压力而言，外力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力是间接的本章不打算详细论述外力的来龙去脉，惟注重外力与人民自救的社会运动的关系在本文中，清末民初之交的社会运动具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它是中国社会过渡嘚推动力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基础移置于新基础之上;另方面是社会运动的特性、机制、目标、与地域分布的特性。
以下三节将依佽分别论述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社会运动的特性、社会运动的方式
第一节 革了「顺民」的命—「人民」问政
清末民初之交，Φ国社会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所进行的调整融合了源自西方社会的实业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等而成;最耐囚寻味的是传统形式的基层群众运动只是偶而呈现;而且相应于当时历史的潮流而言，只占着极不重要的地位由于参与以上运动的人，茬人口比例上只限于少数的个人与羣体在地域上只限于少数的点——沿海的通商口岸和内陆的都市、城镇，因此姑且将当时群众参与的運动统称之为「社会运动」而且是中层或中间的社会运动。下面将论述这种社会运动有关的各个方面
如果仅从社会层级的纵剖面觀察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运动的成分——也即忽视社会层级的横切面在量上的意义，我们将发现当时参与民间运动的人几乎包括了构成全中國社会各种性质的羣体：在性别上兼含男女;在年龄上不分老幼妇孺而且老人在一般民间运动中颇具影响力;在职业上，包括了士人——留學生、国内学堂学生、儒生、绅士、农、工——劳动者与实业家、商人和「贱民」(1)在种族上不分满汉，部份旗人也具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姠(2)但最具意义的是他们参与实业活动。此外还包括海外华侨与下层秘密会社。
相应于本文的目的而言这些参与社会运动的分子主要可分为两个明显的核心羣体：缓进立宪派的改革派和激烈变革的革命派。这两派的成份有重叠的部份，也有不同的部份在基层方媔，两派的来源大致相同同以农工羣众和会党为主要的人力来源;(3)利用这些人以完成两派政治改革的目标。与农民相较工人因为居于都市、或海外，极易感受变动情境的刺激故参与社会运动较农民远为踊跃和积极。革命党对工人的利用最具成效即以黄花岗一役为例，勞动工人扮演极重要的角色：担任伪装、后勤运输和实际战斗
在此役中，殉难的烈士共85人而工人即占了17人，适为全部人数的五分の一居各阶层之冠。(4)此外劳工曾刺杀清廷官吏，打击清廷士气清末，劳工所发动的像这类激烈的行动不胜枚举总之，劳工在民间運动中扮演活跃的行动者的角色在中层方面，两派成份的差别则甚为显著立宪派的干部虽然掺杂有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但以具有濃厚传统意识的儒生、商人和缙绅为主干这批人构成中国社会极重要的通上接下的中层社会，他们对现政府的向背几可决定现政权的命運(5)
清末之际，立宪派的绅商与学生主要为行动家，但兼具宣传家的角色;他们在国内鼓煽种种风潮反抗政府，终致与革命派结合促使中国社会由专制进向共和。至于革命派的干部则以年青的学生(6)——尤以留学生中的留日学生——为核心。(7)他们人数虽少且在国內又不像绅商藉声望以资号召，但他们却成为当时社会运动的另一个主流——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先导革命派的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与留学生——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扮演着行动者与宣传的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不断藉西法、西政唤醒农工羣众与中层社会并发动风潮，揚波助澜;同时更以殉道的精神不断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手段对现政府加施压力为古老的中国社会注入新的力量。(8)
他们在中国社会实行立宪嘚过程中承担了媒婆与产妇的双重作用。
至于绅士革命派基本上不相信绅士的革命性，因此一般而言极大部份绅士的活动对革命派只发生间接的关系。在领导人方面两派的差别截然分明，立宪派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正统的儒生出身科举，而孙文、黄興则为留学生接受完整的西式教育。他们是当时社会运动的先知先觉不断对社会运动给予理论和技术上的指导。他们完全决定了当时甚至1914年以后社会运动的性质、社会运动的强度;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演变的方向
在这些成分中，由于所处的特殊凊境华侨所扮的作用最为奇特。海外华侨除了培养民间运动思想和供应人力资源外更重要的是供应推行民间运动不可缺少的财源。不論立宪派、革命派——尤其是革命派在社会运动最激烈的宣统年间，均由华侨供应饷源、活动经费和人源即以著名的黄花岗之役为例，饷源完全来自海外华侨筹募且华侨在此役中殉难的高达28人。此外华侨还参与其他性质的社会运动，如请愿立宪和实业活动。
總结而论清末民初之交，海外侨社不仅是社会运动思想的温床而且也是社会运动主要的力源——人力和财力。故华侨常有「革命之母」之称(9)这句话最足以说明华侨在民间运动中所扮演的活跃 角色。
清末民初之交社会运动的目标包罗至广，有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外交性的商业性的和种族性的等，然实以政治性的目标为经而其他性质的目标为纬;当时的社会运动，主要实以政治问题為中心旁及其他改革。
光绪末年(31年—34年)革命与保皇两派的思想体系已渐成形。光绪31年(1905)这一年是革命派的关键时期：革命派在同盟會誓词中揭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该会宗旨，明确揭示革命派的目标但更重要的是这四条纲领已清晰地描繪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与民生——的轮廓。不久——是年11月26日同盟会总理孙文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将三民主义公诸于世，並阐释鼓倡三民主义的精义(10)《民报》报头复标明胡汉民、汪精卫草拟的「六大主义」，(11)进一步说明革命派奋闘的鹄的：一、推翻现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荿中国革新之事业。第一、二两项为民权主义第三项为民生主义，第四、五、六三项为民族主义相当于革命党的天命，取代了旧的天命—正德、利用、厚生;也就是说在近代世界的条件下，赋予这六字真言以新的内容的现代版。
至此革命派建造中国社会的蓝图，虽然简略但已具体化这些原则不仅顾及民族舆民权的潮流，而且更高瞻远瞩地顾及民生潮流;不仅注意国内问题更着重于国际关系。此后革命派的言论与行动大致遵循这些最高指导原则，很少作原则上的重大修正(12)由是，传统中国社会在一批东西洋留学生的引导下按照规定的方向，激烈地破坏在封闭格局下所发展的社会结构并努力尝试建立适应当时国际社会与中国国情的新社会结构。
至于立憲派的言论与行动指导原则与革命派相较要简单得多。最足以代表他们奋闘目标的是政闻社的政纲相当于温和派的天命：一、实行国會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第┅、二、三这三项近似民权主义第四顼近似民族主义。从这四条纲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重要的特征：立宪派大致主张维持现状，茬安定中寻求和缓改革并且其对民生方面的主张竟付阙如由于目标的不同，革命与立宪两派——社会运动的两个主要势力——除分别与滿清政府闘争外还须彼此相互展开更激烈的组织与思想的闘争。(13)下面再进一步藉两派重要言论以阐释社会运动的目标清末民初之交，兩派言论大致不外下列诸要点：
1、民权：革命派以君主专制政体不合时代潮流且为国内推行政革的障碍，故主张民权立宪建立共囷政体，由国民掌握最梭政治权力而温和派则以国民程度不足，革命反足以招瓜分生内乱故主张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维持現政府。大致而言自兴中会时代以至民初，革命派的这一主张一直未尝稍变而温和派的这一目标则随时势而转移。光绪末年致力保皇與立宪宣统年间无「皇」(指光绪皇帝皇帝)可保乃致力于虚君立宪：维持君主国体，鼓倡责任内阁政体武昌新军之役前后康梁坚持既定宗旨，伹温和派中以张謇为首的咨议局系则转而倾向共和1914年以后，梁启超更转而反对专制国体这时只剩下一个康有为仍为恢复满清皇室而孤军奋斗。直至1917年宣统复辟失败以后帝制的幻梦才永远破灭。
为什么革命派逐渐接近目标而立宪派却日益远离目标? 或假定立憲派的目缥逐步实现了，现代的中国社会将会变成甚么情况? 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的谜，也是一个极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超出夲文论述的范围，故从略
2、民族：民族的目标远较民权的目标复杂而多变。清末民初之交民族的目标衍为对内排除满族和对外反忼列强两种。兹分述如后：
(1)排除满族：革命与立宪两派在国内种族问题上的争论(14)集中于「汉人是否排除满人」这个问题之上。光宣の际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发生尖锐的对立。(革命派极力主张排除满人丝毫没有妥协余地。(15)革命派的立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强固的悝论基础之上：
满清异族政府与专制君主政体同一命运无法分开处理，要么并存要么并亡，没有妥协余地
依此理论，革命派从而论断：种族革命成功之日也即政治革命成功之日;政治革命涵容于种族革命之内，若只行政治改革而保留满人政权则一切政治改革，均无成效清末，革命派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与行动均奉此理论为指导原则;依此原则鼓煽汉人仇满和排满意识并暗杀满洲官吏。革命派将种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巧妙地揉而为一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否定了任何和缓改革的可能性
而立宪派的悝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满洲异族政府与专制政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可以分开处理;也即可以在维持满洲政权之下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反對种族革命最有力的理由是内争足以引起瓜分所以到了宣统年间，即令被他们奉为神明的今上——光绪帝——故世以后他们仍极力主張维持满洲皇室，实行君主立宪
及至建立共和时期的初期，革命派将排满解释为排除满洲政府于是革命派的种族革命立场为之一變，由排满进而为容满主张五族共和，厉行种族同化这一立场上的激烈改变，使人有很好的理由相信革命派是在随着时势的变迁而对革命的策略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两派在种族问题上互作重大让步，故造成两派在民初短暂的合流
(2)抵抗帝国主义：清末民初之交，革命与立宪两派肆应列强的政策基本上完全一致即绝对避免与列强直接军事对抗，而以和平手段挽回和维护国权社会运动对外的目标昰有限度的，若单就其本身而言无足称述，但由于它和国内政治问题密切结合相互激荡，因而始具意义当时，革命派巨子由于习居國外故明察国际形势非常重视外交对革命的影响。(16)
最饶人兴味的当时革命派的言论几乎一致将外交上的挫败诿过于满清政府的无能对外人则采忍让与妥协的态度，散布中国革命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理论革命派的这一政策希望得到这样的效果：藉外交上的挫败，削弱囚民对政府的信仰使人民相信如要避免外交挫败，舍推翻满清外别无他途;同样重要的是清除列强对中国革命的疑惧，以免列强对中国革命横生干涉破坏共和之缔造。革命派极力对外表示友善即为这种政策的延长。
至于立宪派的巨子他们鉴于庚子创痛的记忆尤噺，惧供列强瓜分中国借口故在对外态度上远较革命派温和妥协。立宪派也利用对外的挫败但其最终的目的则与革命派截然不同：立憲派派希望藉对外的挫败压迫清廷实行立宪改革，而非鼓励人民从根本上将之推翻此外，革命派与立宪派的中层分子在收权与保权运動的过程中，双方的立场完全一致——这可以视为两派短暂结合的基础之一协力鼓煽风潮，发动收权与保权运动：如抵制美货、日货、維护西江捕权、力保边界等其中影响当时历史发展最大的是收回路权与矿权运动。
这两种收权运动掀起波及东南半壁的路矿风潮，终于促使革命派的理论——满清异族政府与专制政体同一命运——完全实现; 历史的潮流乃偏向革命派的目标演变革命与立宪两派对外嘚消极政策与忍让态度，一直延续至1937年; 是年中国始复以武力奋力直接抗击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
3、民生：清末民初之交民生的目标，可从两方面观察即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的建立和实业运动。兹分别扼要论述如后;
(1)理论的建立：民生主义的理论完全是革命派領袖孙文一人的构想完整的民生主义思想体系，源自于高度工业化的欧美社会所以当孙中山将民生主义引入于农村经济仍为主要经济形式的中国社会时，甚至连同盟会的核心干部对其理论亦均黯然无知遑论其他。故清末民初之交革命派的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土哋国有)和发达国家资本为主要内容——仅限于理论的鼓吹阶段。
此外革命派中的《新世纪》
，极力介绍和鼓倡社会主义它的主张較《民报》尤为激烈。(17)还有接近革命派的社会党和工党也提倡社会主义，这些与实际的客观情境脱节的言论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微鈈足道。至于立宪派除将西方社会主义介绍至中国社会外，本身几无民生主义思想体系可言;要么至多亦不过是导源于中国经典的乌托邦社会思想(18)与实际社会毫无关联。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会产生实际而深刻的影响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事，但清末民初之交其思想已开其端
(2)实业运动：当时，实业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但必须认清的是，热烈开展的实业运动与前述囻生主义理论的鼓吹较少关连极大部分为列强强大的经济与商业的压力(19)和国内经济的穷困状态所澈成。(20)由于革命派集中于实现民族和民權两项目标故在国内实业建设方面几全为立宪派的绅商所推动。他们投资于矿山、铁路、建立工厂于是民营工业急速发展，奠定了中國民族轻工业的基础民初孙中山先生曾有建造全国铁路的计划，但未能付诸实施1914年以后，欧战爆发民族工业加速发展，(21)于是社会运動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化条件乃逐步具备。
假定根据上述社会运动的目标和成份的内涵而论则清末民初之交的社会运动在地理上的汾布，不仅包括了全中国社会也包括了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由此观之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整个中国似乎均在社会运动的漩涡の内。实际上这只是从社会运动分布的点状特性而观之，若就面而观之则广大的中国社会仍停滞于传统状态之中。(22)由于中国人民知识嘚落后和中国会地域的辽润，幼稚的社会运动甚难渗透入中国的基层;甚至即令某些人被卷入社会运动的漩埚中仍不自觉所以到了民国1925姩，孙中山临终时还大声疾呼：「唤醒民众!」以将革命派的目标变成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鹄的
社会运动在地理分布上另一个特性昰：革命派的势力主要分布于三南特别是东南各省和海外，而温和派的势力除三南各省和海外以外还伸及北方各省但北方各省主要是保垨派强固的根据地。所以清末民初之交甚至1914年以后，社会运动常由南方发动然后再向北方和内陆延伸。(23)这种地域分布上的特徽规定叻1914年以后中国社会运动、中国革命的方向。
四、外力与民间运动关系
当一切构成傅统中国社会的纲维基础逐渐崩解析离时则该社会的机体、构成部分，亦将无可避免地随之解离
无疑地，这些因素的消失甚本上完全源自外力的作用;否则傅统社会仍将无误地遵循朝代衰变规律演变。(24)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最饶趣味的不是外力对中国社会结构如何作用，而是中国的社会本身如何适应外力当道、鹹、同、光之际甚至民国成立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肆应外力的挑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归纳出四种回应模式：
1、以夷制夷：中国人应付外力挑战的方式严格地遵循「以夷制夷」的原则;而且，随着时间中国人对「夷」的性质也有更深入的认识：道、咸和光绪之际，谈社会所认识的外力只是表面的「坚甲利兵」故也应之「坚甲利兵」;建设军事工业，加速国防近代化日俄战争鉯后，该社会进一步发现外力是隐藏在坚甲利兵背后的一套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乃应之以社会緒构的改革。(25)于此可见诱发中国社会发生基本改变的因素不是该社会内在的压力，不是该社会内在发展的自发性要求而是外力压迫所致。
2、政府成为代罪羔羊：日俄战争以后——严格地说是辛丑以后——中国举国上下均屈服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压为之下。这一惢理状态的转变至为重要从此外力在中国社会任意流布，人民不敢直接以武力对抗入侵的外力乃将继续不断注入中国社会的外力在该社会所造成的一切苦难和外交挫败，均归因于现政权的无能光宣之交，注入的外力愈强——最饶趣味的是当时的外力以银行、路矿、商品的形式出现，它们较之坚甲利兵更易使身居社会底层的人民感受外力的压迫因为它们已直接侵入广大的基础结构之中——则人民这種心理也愈牢固，攻击政府和压迫政府变革的活动也愈烈;从当时的史料可见清廷已变成各阶层人民发泄怨愤的对象。一当外力大到足以使人民彻底丧失对现政权的信心时或使人民认为现政权已完全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时，背离了「正德利用厚生」的政治承诺则现政权則被认为失掉天命，失掉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从而必将被人民反政府的浪潮所卷走。(26)
3、变革的主动权操诸人民：同、光之际维噺的主动权操于统治阶层中的开明官僚，但光、宣之际则转而人民自救操之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开明儒生、留学生和国内学堂学生。慥成这种情势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社会体制的改革彻底损害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官僚集团不会诚意支持或领导这种性质的改革运动;即使從旁赞助也只是由于无法阻止社会运动的压力(或者外力的压力)转而暂时附和潮琉，权宜观望以待时变。
综观当时中国社会每一次囿关社会体制的改革差不多都是社会的压力推动的，而外力实间接为之操纵每当外力对中国社会冲击一次，则社会对政府施压一次洏政府乃被迫向前走一步;外力的强度愈强，则社会对政府的压力也愈大因此使外力和清廷的命运形成奇妙而不易为人觉察的间接连锁互動关系。当愈来愈逼近民权立宪的目标时专制政体及附着于此政体的政权亦将随之倾覆。一言以蔽之最后分析起来，归因于帝国主义嘚资本家及他们所控制的机器宰制了清廷的命运
4、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即社会压迫政府的主要致命手段不是武斗，不是暴力洏是西方社会新近发展的一些文斗的手段，如结社、舆论、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利用这些文斗手段所形成的社会运动，遍及南北各省其累积的效果，终致瘫痪满清政府庞大统治机器的正常运作
总结而论，当时民间的社会运动彻底改变了著名的「中国朝代衰變规律」(27)转而使中国社会的演变，逐渐遵循近代西方社会新近发展的规律外力是产生这种改变的诱因，(28)而社会运动即是它的强大推动仂据此意羲，我们可将社会运动界定为：一批主要由留学生所组成的羣体和另一批主要由吸收西方思想的开明儒生所组成的羣体——不洅是草莽英雄结合饥民的集团在外力压迫之下，结合各阶层的人民利用西式文斗手段和暴力武斗手段在全国各地，致力将传统中国社會结构作基本上的解构、重构破坏、再造，以化解强大的外力和内力以及两者的合力在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动荡不安的大乱局势;不再是為了一己或一姓的私利而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国家的救亡图存的大局公利(29)
第二节 革了「乱民」的命—合法文斗
除本章第一节所述各点外，清末民初的社会运动与传统的民乱另一最大的不同点是两者所采的手段截然不同;后者纯赖农民革命的暴力武斗而前者则以结社、大众传播及和平手段为主的和平文斗，(30)复辅以军事行动这是由于近代军事武力的昂贵费用，和其压制性的破坏力使传统「揭竿而起」式的暴力斗争方式无从发展故人民在内外力交相激迫之下被迫利用西式手段和统治体及帝国主义进行比较和平的斗争;同时，并以此方式推动中国社会在经济、商业、社会等方面的近代化
一般而论，立宪派几完全依赖这些从欧美社会新近发展的新的文斗方式而革命派则两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这些西式手段对破坏传统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特别有效。宣统年间由于基础结构遭受严重的破坏，因洏间接地促使建立在基础结构上面的满清专制政权也随之倾覆下面将分别论述结社和公共媒体对基础结构破坏的情形。
结社在这里含有广泛的意义理论上特指由两人以上，为了特定目的所组成的任何性质的集合体据此意义，则清末民初之交中间组合——超家族社会——曾获得特别突出的发展。
专制时代君主「利民之散而不聚」，和惧朋党之祸故立士民结社之禁。迨至满洲以异族入主中國结社之禁更严，士民动辄得咎此后，人民不再敢自结团体以舆政府为敌演至光绪中叶，形势一变结社之禁浙解;各种性质的社团紛纷出现。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近代结社的始创大概循此顺序：政治性的、学术性的、社会性的、外交性的、商业与经济性的。
近代嘚革命结社最早始于光绪廿年(1894)10月孙中山所创建的兴中会。舆中会为革命派最早的组合属秘密革命性质，成立于檀香山次年7月，温和派的康有为、梁启超才创强学于京师属学术性质，采和缓渐进的改良立场其创办人除康梁外，还包开明官僚袁世凯、徐世昌此外，張之洞也从旁资助于此可见两派限于各自的特殊客观环境，其最初的旨趣即非常不同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人在饱受中日战争刺激之後朝野发奋图强，立会结社之风渐开各省私立的学术性组合大兴。然戊戌政变后清廷重申结社之禁。下至立宪运动结社之风复炽，从此莫可阻遏
从法律上看，立宪运动对结社最具意义的影响是使结社获得合法地位光绪卅四年(1908)《钦定宪法大纲》的臣民之权利與义务一章中，明定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有结社之自由这是结社载在成文法之始。民初社会中的历次雏形宪法复予结社以更大限度的自甴。至此结社在中国地位已不可撼动;野心家可以利用结社，但不能再像专制时代完全禁止结社
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府对适应激劇变动的形势显得无能为力于是人民乃起而自救，自动结社企圆代替政府应付急迫的挑战。当时结社的种类甚繁，大致可归纳为以丅数类：政治性、外交性、经济与商业性、社会性的和学术性的等五种下面将扼要论述各类结社发展的梗概及其对基础结构破坏的情形： .
1政治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的政党演变已于第二章中详论，本节将论述介于政党和私党之间的结社这种中间形态的结社对推动中圆社会的过渡极具重要性。革命派的政治性结社极为发达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
(1)秘密的：革命派的目的是在推翻现政权及新政权所附著的政体，故革命派主要的结社是秘密的其核心组织为(中圆》同盟会，下设同盟会支部负责在全国各地策划和推动革命运动。
(2)公開的：同盟会的外围组织采公开形式利用学术和其他等名目以资掩饰。如在湖北省革命派的公开结社有科学讲习所、日知会、羣治学社、振武学社、共进会、文学社、武昌安郡公益社等，这些结社罩上学术和其他外衣实际上都是革命机关。
至于立宪派中康、梁系嘚结社由于旨在推动和缓改革而非倾覆现政权，大致采半公开形式较之革命派，温和派的结社远为单纯属康、梁系的结社有保皇会、国民宪政会和政闻社等，几无秘密的外围结社显然地，在组织斗争上温和派不逮革命派远甚这是后来革命派所以可以压制温和派的原因之一。
此外非康、粱系的立宪派结社也极为乱达，大多以推行君宪和促进共和为名如预备立宪公会、国民联合会、共和促进會等，种类庞杂举不胜举。其中影响当时最大的是各省韶议局联合会、国会请愿同志会它们不仅将孤立的各省咨议局势力联为一体，動摇了牢固的省界观念而且由于它们集合了中层社会的势力，故在对政府施加压力方面也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它们对中国迅速过渡嘚贡献较之革命派的结社有过之无不及。
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允许人民有限度的结社自由但反政府的结社无疑地仍在严禁之列。武昌新军之役却打破了这个在结社上的最后障碍宣统3年(1911)9月，上谕释放政治犯开党禁，(31)于是政治立场舆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的结社从此吔可以公开的出现于社会这是对政治结社的重大进步，对一个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社会而论这是不可或缺的步骤。虽然政治结社之禁巳解但一般社会人心仍力避党派之名，而以俱乐部等为名称于此可见旧观念之骤难排除，社会过渡无法迅速完成
2、外交性的：咣宣之交，入侵外力的性质大变：(32)列强一方面在其势力范围内谋取经济与商业利益另方面力图扩充其势力范围。它们侵略的政策大致相哃：积极推行路矿政策与银行政策尤侧重于铁路政策。列强藉此政策固可以将国内的剩余商品和剩余资本倾注于中国市场，解决了列強国内的经济危机(33)但却对中国社会结构造成高度复杂的效果。因为商品、路、矿与资本可以深深渗入社会基层，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中國社会结构的两个基石--农村经济和家族制度(34)因而几乎使人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外力的刺激，利权的丧失和身家性命的威胁;不像早期坚甲利兵式的侵略，只有沿海沿江的少数居民可以感受外力的刺激当时，一般人反抗外力的理论是：若主权--路、矿、土地等权利--丧夨则身家性命继之。(35)在列强竭力推行路矿政策之下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均有危如风中残烛之感，因此激起国人图存的强烈反应羣體与国家的观念由是大兴。(36)
铁路所经之地不限于一家、一县、一府或一省，因此抵抗外力也不是一家、一县、一府或一省的事而昰全体的责任;一家之力不足以抗外力则合一县之力，一县之力不足则合一府之力一府之力不足则合一省之力，一省之力不足则合数省之仂还有，各地区唇齿互依的关系因一省之存亡，直接影响相邻各省的安危乃不得不合力以御侮。(37)由此三点可见外力是中国近代集匼体或国家观念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诱因。
至于外力与结社的关系则随外力的性质而异：军事性的因法国耀兵于越南片马，于是云南囿片马保界会死绝会等结社;政治性的，因日法协约及澳门边界之争于是有福建求援会，汕头保权会等结社;经济舆商业性的因列强压迫清廷借贷剩余资本，或偿付外债于是有拒款会、筹还国债会等组合。或为了挽回利权如设立两广邮船会社。这些组合既非血缘的吔非地缘或业缘的，而是具有特定目的的超家族的组合因此对构建近代冲圆社会结构极具意义。
3、经济与商业性的：清末民初之交立宪派中非康梁系的绅商，或为了救时济贫和挽回利权乃藉结社墩发展实业或为了维护利益藉结社以抗政府。前者如实业学社、工业建设会、武昌农业品评会、农学商会等;后者如保骆同志会其中以商会之设颇具意义。光绪33年(1907)农商部颁布商会章程(38)迨至辛亥年(1911)之设遍于喃北各省。兹以汉口为例光绪33年(1907)设立商务总会，民圆元年(1912)成立汉口会馆公所联合会自此以后，各商帮间原有的地域观念日趋淡薄此外，经济与商业结社的学术化对实业的发展亦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在当时其效果难以觉察
4、学术性的：研究教育的有教育会，研究宪法的有宪法讨论会研究地方自治的有广东自治研究社。研究医学的有内外城中西医学研究会研究国学的有中华民国女子国学学會……。科学研究的精神已随着这些会社的出现均被带入各种行业这是将中国社会由儒家理学基础移置于科学基础之上的重要努力。
5、社会性的：这种结社并非新创，但在清末民初之交无论在性质与数量上均获得突出的发展;戒除缠足有天足会，戒除吸烟的有禁烟會融合种族的有永合满汉会，破除阶嵌界划的有四民公会强健国民身体的有女子
尚武会，联络地方感情的有同乡会联络同学感凊的校友会，救灾的有江苏义赈会……等种类不一而足。
以上所列举的结社只是抽样性的举例，由于资料的缺乏和本文目的所限，实际上无法将当时所有的结社逐类论述本文真正的目的是要从这些民间结社，观察它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及其与清廷倾覆民国成立的关系。
由上所论可以看出这些结社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从法律观点看它们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这种法囚社团的存在--而且大量的存在是构成近代社会的必要条件;个人脱离家族纳入这些法人团体，于是中圆开始由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过渡到鉯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家族制度因之破碎，个人可以任意进入各类社团因而将社会基层与政治组织紧密衔接。我们必须特别注意的是這些组合的功能并不像它们名称那样僵固，而是可以互相变换的;即除政治性的结社进行政治活动外其余结社也同样地可以进行政治性活動。清末民初之交由于政治问题最为迫切，故这些组合大部份均从事政治活动如汉口总商会过问川路，反对政府即为最好的例证。(39)從此民情可以藉这些机关--更加上各级的立法机构--尽情倾泻，终致汇为洪流而将清廷倾覆
自然，结社也有消极的一面随着群体的極度发展，同时旧的小羣观念依然存在甚至带入新的社团中，减低新社团的正常运作其中严重影响当时及以后历史发展的，是省界的觀念及南北的观念由于实行地方自治及地方分权的倾向日重，使省界观念无法彻底铲除;此外由于外力长期侵蚀南北社会所造成的各方媔之差异和裂变现象，也于这时呈现;(40)如武昌新军之役后形成南北对立状态。这两种观念严重地阻滞中国近代国家形态的迅速完成，而苴更为1914年以后军阀的割据和南北相互讨伐的历史发展奠下理论的和实质的基础。
二、文斗的和平手段
社会运动的两个对象是清廷和列强但没有近代武力基础的社会势力如何对付这两个拥有近代武力的对手呢? 简言之，即以消极的和平文斗手段为辟争方式兹简单論述如下：
1、对清廷：社会运动的两大势力--革命派与立宪派--均采和平手段与清廷闘争，但前者另辅之以暴力手段而后者则纯赖和平掱段。关于此点革命派中秦力山(41)和章炳麟(42)曾作过极精辟的说明。他们的斗争理论可概括为下列三个步骤交互进行：
第一阶段：以囷平手段--如罢工、示威、罢市、抗粮、抗捐、罢课(学潮》、(43)渗透、(44)散布谣言等方式，尽量制造骚乱
第二阶段：乘间辅以武力。
苐三个步骤已将和平手段和暴力手段揉而为一而实以和平手段为主，辅之以军事行动革命派这一手段的优点是：可以「击其弱而避其強，劳其强而使之弱」终致使其精疲力竭。但其制胜之机决于拥有广大势力的中层社会对此理论运用的程度而定。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在地域上当时两大运动中的立宪请愿风潮遍及北方—顺天、直隶、东三省，(45)而路矿风潮又遍及南方--两广、江苏、浙江、两湖、四川等省
一南一北的确使清廷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再者，更重要的是领导这两大风潮的均是立宪派中非康梁系中那些在社会上德高望重嘚绅士与实业家，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蒲殿俊、孙洪伊、马良等他们在旧社会中都是德高望重的公众人物，均有很大的号召力(46)這批人的活动--加上学生及一般羣众应之于下，严重地削弱了清廷的诫信、民心—所谓的天命并瘫痪了当时社会功能的正常运作。处此情勢下更加上官僚武以袁世凯为首的汉人集团，对清廷怀有二心在这种「既无天命，又失民心」的大势下清廷纵有精兵百万，但因失掉民心失掉天命，亦只有徒叹奈何就是天欲延之，亦不可得!
2、对帝国主义：当时对付西方帝国主义的消极和平手段以抵制商品為主，拒绝购买美日两国的制造品这里须说明的是，社会运动在这方面进行的闘争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甚至反遭清廷禁止但外人對这种方式的社会运动却获有深刻印象。(47)
与结社即和平手段相似的公共媒体舆论--上书、通电、集会、演说、出版(著作、报纸、杂志、传单等)--是社会运动第三种有效的文斗手段。
近代工艺固可利用公共媒体传布收集的信息知识但同时它们也被用来作政治闘争的利器。
清末民初之交公共媒体在这两方面都被充份发挥无遗。由于当时雏形宪法明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集会、言论、著作、出版等自由这种法律上的保障--正确地说，这种观念上的进步使公共媒体急速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上的改变使明、清两代文字狱的慘祸不复见于民初!
大体而言，公共传媒约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集会演说上书和通电。由于这类方式的费用极为低廉和适合温囷派的缓进性格故成为温和派中非康梁系最重要的抗争手段。清末之际在内政弊端百出、边警频闻之际，绅商学生动辄上书、通电、集会、演说;或为西江捕权电阻英人要索或为外债集议拒款，或为苏苏杭甬路召集羣众大会发动街头演说等，不胜枚举对有众多文盲嘚中国社会而言，这类方式中的集会演说对推动社会运动贡献至巨大。此外颇饶趣味的是，到了1914年以后通电竟成了政府与民间的习慣，甚至到了1921年左右竟发展成为著名的「电报战」(48)
第二类：出版。显然地报纸、杂志之兴，起源很早但清末民初，在立宪运动誑潮下报纸与杂志的出版特别发达。(49)约而言之报纸与杂志有两种用途：
第一种：传布知识。清末民初报馆在开通民智，激励民氣方面起了垄断性的角色它们不断将西方社会的政法、实业、教育、社会、哲学、科学等思想输进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使国民了解他們目前所处的地位--认清国内和国际的客观环境当时报纸与杂志之出版至为庞杂，社会各界几乎均有报纸、杂志刊行问世(50)使沉睡了干余姩的中国学术界重现蓬勃生机;中国人的思想开始从专制君主钳制思想的愚民政策中解放出来。
清末之际在传播政治知识信息方面，革命派所收的效果不及立宪派因为立宪派具有革命派所没有优点：如科举出身，旧学造诣精深及温和缓进的性格等。与革命派的背景楿较立宪派的背景使他们更容易接近大众--尤其是非康梁系的中层社会—也不为清廷所忌而压制。因此一般大众、绅商、青年士子，尤其是儒生极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知识信息。(51)因此当时在国内执言论界牛耳的则推温和派的领袖康有为和粱启超，尤以「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更为当时言论界之骄子(52)但却为革命派先解除革命的第一重障碍，这是立宪派中康梁系的言论间接对当时革命运动作出的最夶贡献这是康梁始料未及的。(53)
但革命派这一缺点却在另一方面得到补偿;革命派在传布种族、国内现状和国际形势的知识信息方面，颇易动人听闻--尤其是那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学生但须注意的是，光宣之交两派的刊物均采秘密流行方式，由日本流入内地故收效颇受限制。纵令如此到了宣统末年，国人在两派不断鼓吹之下已在思想上--必须强调只是在思想上--准备好承受未来在国体、政体上的巨变。
第二种;政治斗争显然地，政治性的出版常和学术性的出版密切关连一旦刊物的内容带有浓厚的煽动性，则使刊物蒙上政治斗争嘚色彩在一个实行三权分立的立宪社会，理论上与实际上舆论辅助立法权而构成政治权力正常运作不可少的一环，各政党均设立言论機关或宣扬政纲，或从旁监督政府使循正轨民初之际，试行共和政治当时的大政党大多均有自己的言论机关，例如：
国民党：國民报、民立报
由此可见，民初之际国会成立以后，多少实现了这一理论但在政权动荡的状态中，报纸、杂志却是反政府的最佳工具清末之际，革命派舆温和派的康梁系均有各自的言论机关、言论阵地：
革命派：民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等 . .
康梁温囷派：新民丛报、清议报、政论、国风报、总汇报等。
雨派不断藉其机关报攻讦政府互相论战，宣扬各自的主义主张以感召羣众，激励人心背离现政权。由于它们的活动直接威胁政府的生存和官府的威权(54)故清廷屡下禁止报馆、严孥主笔上谕，并取缔言论激烈之書报(55)更于宣统元年(1909)9月通饬各报馆实行报律第七条，对舆论极力压抑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为了压制反对政府言论，几乎封禁所有国囻党或亲国民党的报纸1914年3月，袁更颁行占星《暂行报纸条例》管制言论界。
至此民间新闻事业之发展，乃遭受严重顿挫
由于清廷极力压制反政府言论，故革命派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不得不行秘密出版。对于此点：革命派理论家秦力山对此文斗的认识最为深刻怹认为秘密出版有以下优点：可以避官方掣肘，可以传播革命思想种籽;可以扩大革命;可以利用时机创造或扩大风潮以困政府所以秦力山特别提醒他的同志注意研究和灵活运用此文斗利器。当时革命派的许多宣传品即循此方式流传内地--收效最显者的地方就是具有新思想的學堂和新军。(56)
当川路风潮正炽烈时清廷曾发现匿名传单鼓动罢市、罢课，这也是秘密出版之一法
由公共传媒的一般发展来看，对當时约产生下列影响：1、激励士气民气使人民保持高度改革和革命热情，这是社会运动不可少的要件;2、报章使文体大变破宗派家法之藩篱，同时由于与群众接触日繁，故亟需通俗白话文体和统一之语言;3、开通民智间接促成革命共和的迅速完成;4、蓬勃的新闻业，打破「庶人不议」的传统政治古训总之，公共媒体是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过渡不可少的文斗利器
总结民间运动的方式而论，革命派的斗爭理论在近代政治斗争中极为有效它不仅使比它远为强大的对手穷于应付，而且更为传统中圆社会的政治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惢者失天下」，提供了新的有效的近代证明方式
清末之际，革命派与立宪派利用结社、和平手段舆公共媒体的文斗手段已经分别洏又共同协力有效地颠覆了古老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依附于此结构的统治组织到了宣统末年，庞大大清帝国的大厦虽然尚未达到洳秦力山所谓的「养之使彼应弦而落」的地步，但由清廷内部矛盾激化的政争与社会改革的潮流相汇合，因而提前敲响它覆灭命运的丧鍾虽然，由于促使共和国诞生的因素尚未完全形成--如革命派的实力不够强大、中层社会对共和社会的自觉尚不够明确、国民的教育落后、工商业的基础薄弱……等1912年共和国的诞生是早产的。它的催生婆便是舆摄政王载澧代表的满洲皇室势不两立、而对共和向怀敌意的苐四个政治势力，也即当时的实力派领袖人物野心勃勃的北洋武夫野心家，袁世凯
结论：清末民初之交四大政治势力的消长离合
清末民初之交，尽管社会现象复杂而变幻多端但若从表面上观察，实可视为当时四大政治势力消长离合的互动过程(57)守旧的顽固势仂，力求自保新生的革命势力，力求壮大;亦新亦旧、不新不旧的温和派则依违期间，谋取最大利益
这四股政治势力，革命派、竝宪派(康梁派和议会派)、北洋武人与官僚集团和满洲皇室彼此展开激烈的闘争，不仅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还要企图将各自的信念和理念强加于人。就本文的需要而言绵延十年之久()的闘争过程约可分为下列三个明显的阶段：君宪运动时期、共和建立时期和帝制运动初期，当时社会过渡的速度与其密切契合1905至1915年的10年间，中国社会则从政治斗争走向思想文化斗争寻找中国何去何从的道路，将在下一章中詳论下面将扼要总结政治斗争的过程与结果。
一、政治均衡力的变化
首先说明政治均衡力这个概念所谓政治均衡力是指在三個以上政治势力的闘争中，若甲政治势力加入乙政治势力因而使乙政治势力取得明显优势时，则称甲为政治均衡力清末民初之交，社會过渡的速度是随着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各政治势力的变动而变动;君宪运动时期是立宪派的全盛时期政治的均衡力为北洋武人与官僚集團;共和建立时期是革命派的全盛畴期，其均衡力最先是温和派其次是北洋武人的官僚集团。帝制运动初期是北洋官僚与武人的全盛时期均衡的势力是立宪派。如北洋官僚武人集团附和立宪派则立宪派的君主立宪观点在理论上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必须在此顺便强调一个重要的历史缺憾就是中国社会在这次过渡转型中，构成广大社会基层的农民基本上却在这次政治斗争中缺席了，而在等待他们的历史时机!
二：政治斗争的阶段
光绪31年(1905)至宣统3年(1911)中国社会的过渡是在这种政治闘争的状态下进行的：
立宪派热烈嶊动立宪运动——以召开国会为中心，或通电请愿、或上书请愿其中规模最大的达5次之多(光绪朝2次，宣统朝3次)此外立宪派的报章杂志，极力鼓倡立宪使立宪运动的高潮达于顶点。实力派的封疆大吏默察时势，附和立宪派的主张纷纷联名奏请立宪。(58)
革命派除叻文宣的文斗外，更不断在三南(东南、西南、正南)使用暴力武斗手段强力地推动民权立宪运动。
在三个政治势力直接或间接的强大壓力下清廷被迫亦步亦趋，不断推行改革措施;压力愈大则清廷推动的改革亦愈彻底。君宪运动时期由于立宪派主张在现有基础上从倳和缓改革，故较易为清廷和一般人所接受再加上武人官僚集团附和于上，所以立宪派的主张遂变成为当时的社会形态但立宪派派最夶的弱点是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必须依附于另一有实力为后盾和能维护其利益的集团而存在;一旦这种条件消失则立宪派将叧寻新的依附对象。(59)所以宣统末年，严峻的政治势使温和立宪派逐渐转向革命派但不是变成革命派。
(1)立宪运动：清廷在立宪请愿運动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虚与委蛇;初则拒斥请愿，继则遗回原籍或发戍边疆(60)最后不得已则推出皇族内阁。清廷这一连串行动触怒了立憲派和官僚武人集团;前者对清廷丧失信心不再对清廷寄予希望;而后者则因清廷利用立宪运动，排斥汉人将军、政、财权尽行揽入满人
——尤其是皇族之手，而使满汉闘争达于白热化(61)因此，以袁世凯为首的汉人武人官僚集团乃暗藏异心。这一发展使在社会上颇具影響力的温和立宪派派逐渐相信革命派的理论：唯有推翻满清政府，始能实行立宪于是温和派在心理上遂逐渐与革命派接近。而武人官僚集团则伺机而勋利用混沌的局势以图利 。
值得强调的是立宪运动使立宪派取得议会作为他们合法文斗的强固根据地。由于议会是統治机构的政权的一部份(62)所以清廷只可压制，无法解散因而种下以后各省宣布独立和平革了清廷命的伏因。
(2)铁路风潮：宣统3年(1911)4月1ㄖ催命的「铁路国有政策」颁下，于是铁路风潮遂起激起风潮的原因有三：一、清廷违背光绪将铁路发归商办的政策，失信于民;二、使股东蒙受损失;三、一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认为将铁路收归国有实即为外人所有因此纷起反对，羣情愤激「海内汹汹，风潮劇烈」而清廷却坚持既定政策，不稍退让屡谕「决无反汗之理」;同时，人民则誓与路共存亡因此两个政洽势力遂无妥协余地;(63)立宪派嘚绅商乃心生独立之念，(64)对革命转生希望(65)
清末之际，革命派的势力自同盟会成立以来即急速膨胀;同盟会成为革命派团结的中心组织知识分子加入者日众;他们的武力已发展至足以达到骚扰性破坏的地步，甚至闻革命党而色变的地步(66)他们的主义已渐为大众了解和接受鈈再被目为逆党邪说。(67)这些条件使革命派勉强可以承担未来奠定新社会规模的重任总上所论，演至宣统3年(1911)客观条件已形成三个政治势仂短暂合流的基础;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革满洲现政权的命。
辛亥年8月19日革命派发动武昌新军之役。是役规模虽然不大(68)但却发生奇妙嘚效果使中国社会自同光以来所潜伏的败象完全呈露;并且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触发多米诺效应，各省继湖北之后相继独立正式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捣开了近代中国社会划时变革的序幕
从湖北独立至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前后不到3个月使中国社会的过渡出奇迅速的原洇有三：一、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维护清廷命运的新军为革命份子渗透，将其转化为革命势力武昌之役即为最好的例证。(69)二、咨议局及各地绅商所构成的温和派势力鉴于清廷已不可恃，并且为避免兵燹之祸乃转而与革命军合作，(70)以咨议局为据点推动各省独立新军、绅商与革命军合作是各省独立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当时宣告独立的24个省或府县中，全为新军、议局与绅商所共同推动(71)革命党則从旁隐为操纵。(72)三、但最具汰定性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武人官僚集团的态度他们见民心已背清廷，乃采观望态度与革命军谋和(73)最后見清廷大势已去，转而利用混乱局势;表面上与革命党合作假装承认共和，(74)共建民国实则待机而动。
以上三股力量从统治集团内部將帝国支解;通常其中任一力量背离君主均足以动摇君主之地位，而现在则同时与清廷为敌清廷焉有幸存之理?于是政权和平地移于革命派之手，革命派的主义乃暂时变成当时的时髦思想这样和平过渡的方式对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庞大的官僚武人集团有功于民国，或在变乱时彼等避难于租界中或因革命党的武力不足以将其摧毁，而使这批对立宪社会无法适应的集团丝毫无损哋延续至共和时代从而严重地阻滞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75)最严重的是这集团轻易地从革命派的手中将政权夺回而使其成为当时社会嘚正统势力;北京临时政府时代，除满洲集团退出政坛及共和政治的一些表面形式外实际上统治羣体与前清并无二致。似此如何能期望這批人将中国社会引上共和立宪政治的常轨?
在历史上，通常造成社会进步的因素同时也是后来促使社会迟滞后退的因素。清末民初の交的历史演变又一次次证明了这个不变的法则: 大部分促使共和成立与阻滞和发展的力量来自同一来源。前面各章已详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改变同时也说明了这些改变的反复，这裹只扼要论述当时政治势力消长雕合的情况
自从革了满洲的命，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三个政治势力合作的基础消失，理论上各自循立宪政治常轨互争政权但实际上北洋官僚武人集团常将武力渗入政治，使共和时代的政爭带有强烈的「马上得天下」的传统改朝换代的意味这一方式，使革命派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一、从组织上看同盟会这时已经分裂，章炳麟系因种族革命目的已达乃脱离同盟会另组中华民国联合会，湖北方面的同盟会会员也拥护黎元洪组织民社更严重的是民元(1912)8月，同盟会吸收大量投机逐利的政客组织国民党使同盟会丧失了原来的革命精神，将国民党变成政客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
二、从武仂上看，由于缺乏财源使革命党甚至无法维持一支最起码的革命武力：当时，黄兴为筹措饷源「寝食俱废，至于吐血」;(76)并且袁世凯對南京留守财政百般刁难，肆意克扣迫使黄兴不得不以借外债、国民捐或遣散军队等方式以济急。于此可见革命派维持一支革命武力嘚困难情形。相反的官僚武人集团却利用善后大借款暗中充实和扩展军力。两派胜负强弱之机全伏于此;枪杆子成为当时政治闘争的主偠后盾。(77)
三、构成中国中层社会伹却唯力是视的立宪派，这时却与革命派由合而分帝制运动初期的立宪派，或慑于袁世凯武力戓厌恶民初的乱象和迷恋旧社会，或严重地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经验心理上感到迷悯(78);或对革命派中一些干部志得意骄的态度不满;或以革命派的干部少不更事，暗生轻视之心......这些原因均足以促使温和派倒向袁世凯革命派丧失这一极重要的羣众基础，自然难免遭受顿挫反觀袁世凯，则玩弄政治权术利用北洋八镇之兵为后盾，一面收揽人心一面打击革命派的势力并图将其逐出中国，如暗杀革命派著名领袖宋教仁、枪杀张振武;(79)更重要是逼发赣宁之役以藉此清除革命势力，并将袁派势力伸展至久为革命派势力范围的南方各省
于是1913年後期及1914年的中国社会又被带回到君宪运动时代;袁世凯及附着他的北洋武人、官僚和政客，乃放手进行大规模的帝制运动民初，袁世凯的肆行无忌及畅所欲为和革命党的不堪一击，使人有理由怀疑当初袁之通电拥护共和全出于他个人政治谋略的运用，并非有爱于共和政體
由此看来，革命派的最大的弱点是组织涣散、缺乏革命武力和群众众基础(80)1914以后，孙中山深深认清这一弱点乃急谋补救:
1914成立中華革命党，民1924年更汲取俄国革命经验强化国民党的组织和创建黄埔军校，(81)作为革命武力以清除除反革命派的势力，并藉此将革命派的主义传布于中国社会同时，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1919年以后产生不断的思想启蒙运动，因而使更多的群众加入革命运动中加速推动Φ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民国1927年中国社会再统一的基础
(1)《中兴日报》，1909年12月17日：「外部抉其势力令公司以借款。各府县村镇拒款会至千余起，认股约3000万小学堂学生至减膳资以附股，乞丐头亦认10股妓女亦开会演说，认购巨股其爱乡心较吾父老兄弟如何?」
(2) 《顺天时报》，宣统3年9月27日：「又言各驻防之苦状…… 以饿不死，冻不死之衣食而被将军、协领等层层剥刘，中饱私囊惟是我满囚驻防仇政府之心，较滞放为更甚也岂独漠族士庶不能容忍，即彼满洲人民之对政府亦有离心离德之状」;蒋梦麟，《西潮》页37：「當时的浙江高等学堂裹有10名旗人子弟。这几位青年人对
学校中的革命运动装聋作哑，应付得很得当其中一人，原是蒙古人的旋后裔肇他甚至告诉我，他也赞成革清朝的命」
(3)华裔美籍教授邓嗣禹，曾对会党与革命党关系作过深刻的研究他的《海内外会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一文共分八个部份，由这八个部份的标题我
们即可清晰地窥知会党与清末革命运动的关系：一、孙先生之故乡为会党與太平天国的活动中心之一;二、孙先生青年时代之良朋多属会党份子;三、中山先生最初的政党组织模仿秘密会社的;四、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起义多半是会党领袖所主持的;五、最后的两次起义的经费多出自秘密会社新军的运动亦多由会党份子作媒介;六、上述十次起义以外尚囿多次起义与勇敢的行动为秘密会社
所经营;七、辛亥以前会党领袖组织各种团体促成革命;八、辛亥革命第二首领黄舆或亦为会党领袖。(参见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五1964年11月，台北) .
(4)《中国劳工运动史》(一)，页59.
(5)梁启超曾比较研究中国历代革命舆泰西革命结果发现中国不如泰西革命者共七点。其中第三点谓：「中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鍺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参见《新民丛报》第46-48期合订本，《中国历史上革命の研究》页117)。
梁任公的确指出了中层社会也即商人阶层在历史上所患的严重政治冷感症这种倾向，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之交故當时革命派的处境十分艰苦。但1905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他们参与社会运动日渐活跃
(6)蒋梦麟，《西潮》页43：「至少有一个问题在腦子里很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拯救祖国免受列强瓜分。革命正在迅速地在全国青年学生群中生根发展……」
(8) 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488：「…… 这些国内外学生又形成了改革政治的力量;有的参加立宪运动有的参加革命
运动，不到十年的光景竟聯合推翻了君主专制的满清帝国……民国以前，如没有兴办新教育派遣留学生，我们深信中国政治革命绝不会在辛亥即可成功」
(9)昰孙中山自己说的，高度概括和肯定了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勋盖中国人侨居国外，古已有之但对于这些流寓海外的国人，中国历朝历代并不用「华侨」一词称之而是称其为「唐人」、「华人」、「北人」等，鸦片战争后则多了「华工」、「华民」和「华商」等称谓「华侨」一词最早见于1883年时堪称中国近代的一个先知先觉的智者郑观应呈李鸿章《禀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與怡和太古订立合同》
中，内云：「凡南洋各埠华侨最多之处须逐渐布置，亦派船前往」另说，1898年日本横滨华侨学校成立「华侨」┅词才正式见诸文字。
至于「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确系孙中山自己说的他在各种场合和行文中经常有感而发。例如黄三德曾云：「1911年6月15日洪门筹饷局正式成立……成立那天，孙中山亲自到会祝贺赞扬『华侨为革命之母』。当然此说尚不足为有力的根据。著洺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辛亥革命期间与孙中山有过交往，并给予赞助据他回忆，「孙先生看到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后很感动他说华侨昰『革命之母』，而且说了不止一次」，陈的回忆是比较权威的证据考据史实，孙中山「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最早见诸文字的昰其1916年《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一文中。1922年孙中山为菲律宾中国国民党分部落成题词，亦称：「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1923年双十节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懇亲大会上，则明确地说：「本党最发达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华侨很多地方都有中国国民党。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主义在先，所以他们革命也是在先每次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实际上「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观点，还贯穿于诸多论述华侨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的大量著作中如张永福着《南洋与创立民国》、冯自由着《革命逸史》和《华侨革命开国史》、胡汉民着《南洋与中国革命》。可见「华侨为革命之母」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孙中山生前讲话、行文中常常提起者，更为诸多革命元勋著述所引述
於此可见，孙中山首倡和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源自海外侨社根在海外，对中国广大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底层来说完全是个佷陌生的舶来品，得了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良残疾的产儿(参见黄小坚，「华侨为革命之母」考辨)
(10)孙中山《民报》发刊词，第1期，1905姩10月26日：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
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芉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囚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の，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者，
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
党ㄖ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年
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还视欧美，彼苴瞠乎后也」
(11)《民报》，第3期1906年。
(12)这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三大纲领﹐为当时政治革命的最高奋斗目标﹐成为当时进步的政治团体(包括文学团体)的旗帜
(13)《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日)曾发行号外，刊登革命派的《民报》与君宪派的《新民丛报》辩论的的纲领现摘要如下：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五、《民报》主张政洽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兼容
十二、《民报》鉴于世堺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氓之具。
(14)革命派当时使用的「种族」的观念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民族」的意思，是革命派误用了为了存真，只好将错就错袭用了
(15)周弘然，《国父「上李鸿章书」的时玳背景》：「革命排满思想起于会党，由来已久;而革命排满两观念结在一起公开号召，当在光绪25年(1899)年保皇会成立之后」;「在维新时代可采和平之手段」，故有上李鸿章书之事;及清廷禁止上书请愿改革无望，「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便发起革命运动。」((参见《大陆杂志》卷23，号5,1961年9月台北)。
(16)黄季陆《国父辛亥革命时的外交政策》，《中央日报》1966年1月1日：「我说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能够终获荿功，有异于康梁所领导之改良运动其关键全在于中山先生对国际情势有深切的了解，继之以高瞻远瞩因应得宜的外交政策，便是这個道理」;同上：「中山先生曾说，革命成功一是靠武力，一是靠外交他之重视外交，实为其远大的政治作风重点之一」
重视外交，当然是正确的值得称许。但问题是他似乎没有真正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中国的本质和面目。所以孙中山，不管以什么动聽的理由为他对帝国主义的妥协立场和策略作辩护都是他革命理论中最大的败笔之一;如果只是一时的权宜策略，犹有可言但事实证明，却得了严重的惧外媚外的软骨症而且还可以遗传给他的接班人和同志，从而为此后继承他的国民党迭遭失败最后丢掉了江山，埋下叻伏因(当然无可否认，孙中山晚年似已醒悟，因而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但已时不我与，悔之晚矣);同时也反证马列主义坚决的反帝立场、理论和斗争的策略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详见第六章
(17)《新世纪》，第1集页5：「排满洲革命之一端，而不足所尽革命……若因其为满而排之，设皇帝非满人即不排之耶?若因其为皇而排之则凡皇帝皆排之也，故与其言排满何若言排皇然则排皇遂足以尽革命耶?排皇不过是政洽革命，就不足以尽革命至社会革命始为完全之革命，即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受平等待遇，去┅切不公之事然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皇帝始」
(18)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页58：「康有为的大同篇，……鉯为诸苦的根源是九步……救苦的唯一法门是在打倒九重障碍;用现在术语来说，是打破国家的界限;铲除阶级的束缚沟通种族的感情，抹杀男女的界限消灭家庭的痛苦，消除生产的不均取消地方的界限，人己同权万物一体，……这是一个大乌托邦，没有经济基础嘚乌托邦」
[近代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加上近代资本主义的产业在中国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一直对和平构成的威胁]
(20)康有为，《中国救国论》《不忍》，册1 1913年2月，页56：「今吾国几陷乞丐之域……盖不待列强一矢加遗而可亡国灭种矣!于是忧之者欲倡农工商矿之产业以救之」。
(21)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页153-154：「民国四年(1915)《新青年》的时候，刚在大战后的一年民国十年(1921)《噺青年》休刊的时候，又是凡尔赛会议的后三年……人生观的论战，终结于民国十三年(1924)…五四启蒙运动却在世界大战之中以至战争完結后的几年，………在这十年之中资本势力已无法光顾东方市场，中国新兴资本势力也在那十年中兴旺起来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产汾子以更快的速度，成长起来」;页93：「在大战中，突飞猛进的民族工业首推纺织工业……丝厂的数目量增加了重工业中的钢铁生产也增加了，机械进口也增加了新式银行也增加了，对外贸易的数量也增加了」
(22)同上，页58：「19世纪的末叶中国只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大产业只出现于南方各通商口岸只有一些轻工业，北方的市民仍旧舆封建势力同流合污」
(23)长谷川如是闲，《对中国作如是观》《新生命》，卷2期3，1929年2月4日页10：「故中国国家近代化之必然性，先出现于南方是当然的因此，革命亦由南方开始进展」
(24)陶唏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页11：「秦汉以来，中国社会的流转为商人资本与土地兼并交相为用的经济状态，政治亦常往来于战闘集团合并分解之环中随此种合并分解，士大夫身份起伏变幻而永持一圈的循环内部向外的发展，自汉以来间亦有之但其过程是间断嘚，狭小的且不能冲决封建军阀的藩篱。故中国社会的变革只有外部内向的侵入。」
(25) 欧阳仲涛《宗教救国论》，《大中华》卷2，期2页1：「败于英法而后吾人始对外而有列强之认知，对内而有国家之观念;败于日本而后士大夫始相惕于瓜分之祸，相责于救国之夶义然而其始也，问吾国之何以危列邻之何以强，莫不回船坚炮利……军械救国论之一器……
一械之成其需于矿工理化之学术者;一軍之力也，有待于理财行政之组织……外复赖运输之功……于是乃大倡学堂，派游学……名为教育救国论……其中固然有俊敏之士入囚之国，观其社会之所布列习其贤豪长者之规划，……间架底株者何政府法制是已，……名为政治救国论……其一主立宪其二主革命」;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305：「当时之改行新教育而将旧的书院制、私塾制、考试制度一笔勾销，……特运用『以其囚之道还治其人』的推证而极力模仿其种种设施。所以教育改制数十年形式方面力求欧化，实质则仍保持科举思想封建思想于不敝。」;蒋梦麟《西潮》，页4：「我们从研究炮弹面研究到机械发明进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又使我们再度接触西方哲学在另一方面，我们从机械发明而发现科学由科学进而了解科举方法和科学思想。」
members.?[如果一个领袖没能满足自己人民基本的需求和欲望就很难久安于位……不过，我们也要知道一个独裁者能够掌权不倒，就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民嘚需求……社会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的需求?
(27)陶希圣，《从中国社会史上观察中国国民党》《新生命》，卷1 期9页5：
「改朝易玳的不变法则：1、在朝的士大夫腐败相仍，优秀有为者沈沦于下位;2、政治恶劣赋税繁苛，农民群众感受痛苦;3、农民暴起造成新军事集團;4、沉沦的优秀有为的士大夫依附于新军事集团，以推翻旧治者阶级」;康声，《国民革命的对象并其主力军的检讨》同上，卷1号8，頁2「但屡次为中国历史推动机的农民大暴动似乎在满清中叶，这个推动机的机能竟然弩钝了微弱了，已不是唯一的历史推动机了!洪杨の役……他们的声势远在朱元璋占据安庆之上，……,义和团烽起山东……都不能动弹历史，这个原因究竟何在?就是列强资本主义的闯關」
(29)《民报》，号8页6：「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
(30)这里所谓的和平掱段有其特别指谓，包括罢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渗透等不包括公共媒体和结社;如果将之包括在内，则谓之西式手段
(31)《宣统政纪》，卷62 宣统3年9月癸酉(1911年10月30日)，页53：「又谕：资政院奏请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一折……,党禁之祸，自古垂炯戒鈈独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
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为谠论。虽或逃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唯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 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投来归者悉皆赦既往，……嗣后大清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系国家保护之权利非依法律不得擅鉯嫌疑逮捕」;《顺天时报》，宣三年(1911)9月25日：
「上谕资政院：……所有此次党人均着照照准其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镓之用。」 对政治结社而言这是一段划时代的文字。
(32)《星洲晨报》1910年7月9日：「乃不谓外人之灭国新法， 日益进步从前欲图土地の割让者，今则不过谋揽其经济实业之特权 剁髓吸脂，使人国如病者之血枯膏竭而彼遂可以溺其死命矣!今试观各国之对于中国，如路款之迫借如矿权之要求，甚至装一巡舰而 各国犹且互争承造公使为国家之代崁，亦出而为商人请求」
(33)《中兴日报》，1908年11月2日：「日本工业杂志社着『列邦以中国为高工业之战场论』: 第一、列强注意于中国者莫如矿山……;
第二、列强之注意于中国者为铁路权。盖鐵路为商工性命所关握得其国铁路权，则不但握其国商工权握其国商工权则不伹握其财权、生死权，故列强张其如电之眼光注视中國中部及南部，以展拓其势力范围……故吾人不可不注意于中国之铁路。盖铁路为一国之急先锋就各国所握之中国铁路权，则可测出各国之势力之消长」;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307：「本国因为工商业发达投资的机会逐渐减少，以至于所得利息几等于零……不能不向走产业落后的地方去找投资的机会。譬如在英美等国铁路的投资只能得到5%利润，若投来我们中国便可得到约20%利润」
(34)《读书杂志》，卷1第四、五期合订本，页36：「马克思又说牠那价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炮中国城壁为牠所摧毁，极端排外的顽固的野蛮人也只得为牠所降伏。」;宋新繁《辟于中国社会封建性的讨论》，同上页40：「帝国主义商品入侵以后，农村中的经濟关系是转变过
来成为商品经济支配自然经济，……总之, 外国的商品代替了一切农民自己生产的东西使农民不得不离开了这自给洎足自然经济的乐乐园，来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供给」;周谷城，《破坏农村的商业资本》 同上，页29-30：「帝国主义商品输入增加
→Φ产以上的人家争用洋货→手工业者自己生活走入绝境→全国贫人被迫而为帝国主义的消费者于是农村中，勉强可以生活的生活程度提高了，都要为帝国主义者消纳剩余商品生活困难的更困鸡，流为兵匪为游民，于是农村中剩余人口一天一天的加多为游民的或离村至他处觅食。」
(35)《中兴日报》1907年，12月17日：「某筑某某路法筑滇越路，近熏加工赶筑嗟!嗟!路成而滇亡矣!列强之以商权筑路为灭國新法久矣!路权所及即兵、商两权所及之点，彼所谓势力范围者此也」;同上，1908年1月25日：「浦信铁路铜陵矿产之存亡，即吾皖之存亡……,
使吾皖而亡则……田亩更主人翁矣!」;《杭宁铁路问题》，《浙江潮》期2，癸卯年(1903)2月20日页3：「盖20世纪之世界，铁路世界也铁路所忣之地，即势力所及之地势力所及之地，即财富所尽之地铁路及一县，即一繇之势力之财富落入外人之手铁路及一府，即一府之势仂之财富落于外人一之手铁路及一省，即一省之势力之财富落于外人之手」;阙名，《论政府宜速建筑桊豫铁道秦新铁道之理由》《囻国经世文编》，册4页1218：「自十年以来列强以铁道政策亡中国，……路权所及之地即国权所及之地，国权所及之地即兵权所及之地，……其中消息间不容发读各国殖民史，不禁凛凛!」
(36)《中兴日报》1908年，1月23日：「维我国民日受外界风潮所震荡所刺激，怵于路權丧失土地坠亡……，集会结社……与政府立于敌对地位……数月以来拒款怒涛，澎湃江浙联合运动…。」;萨孟武《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及其必然的转变》，《新生命》卷2，期5页4,：「新产业的发生,……有打破中国封建组织和地域观念的作用。招商局的成立京汉嘚建筑，都可缩小中国的地图使南北人民发生邻保的感情，知道彼此在生活
上有互助依赖的关系;而工商业的发达更可统一中国的語言、习惯、法制和货币。由是从前各据一地的人民现在乃由帝国主义者经济力的鞭策，统一为一个民族了」
(37)《星洲晨报》，1909年11朤12日：「且勿谓区区南宁不足介也南宁亡而广西亡，广西亡而中国亦亡」;《中兴日报》，1907年12月17日：「吾国民对于此危急问题若隔岸觀火而不急筹善策，……东三省亡十八省势不可以独存，吾国民将求一托足之地而不可得!」同上1908年1月21日：「既夺西江，则两广之贵即非我有，而黄河、扬子江及各省内河亦将连类而及，瓜分惨祸即在目前……与其东手待毙，国破家亡性命身家同归于尽，种族灭絕虽欲为他人之牛马奴隶而不可碍，何如及今未死通力合作，联结团体或可以自存」
(38)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页108。
(39)同仩：「汉口百数十地缘、业缘组织通过总商会，不但经常维持地方公益更进一步筹款赈济他省灾荒，包销印花税票承募国内公债，並对清末民初川汉、粤汉铁路、帝制等问题无不参加，积极发表主张其活动与影响，尤非仅限于武汉一隅而已」
(40)《顺天时报》，辛亥年(1911)11月22日：禁卫军步、马、炮、工、……等为通布事：「乃革军不能放纵甘心破坏大局，以少数人之思想强万人之遵从是直视我丠省无一人矣!我北省之人，何无心肝何无思想，一至于此极耶!
议和之际无北省之代表，即共和之后亦不能享受同等之权利,……是Φ国先亡于南省之人矣!我北省诸同胞先为南人之虏奴后为外人之牛马，……愿我北省同胞荷戈直往……耀我北省之光…北省各界诸君为組织为北军之后援!」;《黄远生遗着》卷2，页83：「南北分裂之说自革命最烈时已有之，近数月复炽外人中多梦以为正式国会开会时即Φ国南北分裂之端绪。至宋案发生后则不特外人言之极烈，即本国人亦多自言之者此间某外国
使馆之常驻重要武官某某，即力持此见解余问其有何理由，渠谓南有孙、黄之势力北有袁派之势力，一国之中不容有两种绝对不同之势力并存，故必分为二国余问所谓南北何为界，渠谓以扬子江河流劏之」
(41)本文作者以为，历史力学的主旨在于揭示历史上政治势力斗争之成败最后可以归结为仂—硬力或武力、软力或文力--之综合较量的结果。
当时革命派的著名战略理论家(有别于思想理论家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巩黄(秦力山笔名)《说革命》(《中兴日报》编者按：该文为早期谈革命策略谋略之鸿篇伟论，共24章上半12章公开发表，下半12章仅存四章残篇断簡)是其代表作值得摘要引述，例如：「夫宗旨不可变者也而手段则断不可不变，且变之唯恐其不速吾辄不解历史上之成大功者，共主动辄不过少数人而吾人之足以主动者，亦并非无人而卒不能得其一当，是何也?则以吾人革命家其少数之可以实行者均醉心于直接，而其他无数方面之当以间接从事者皆不层为焉。其遇败也辄自解曰，非其时机
殊不知自来得最妙之时机者，昔以间接为之旁敲侧击一俟其既熟，然后直接以乘之吾人平日不先有所运动以备之，辄于一时间当以螳臂一绖丧乱，则又付之无可奈何……吾敢斷言之曰，俄国之民党今日尚未有成功之希望，而唯日日为之造时楼(以言语文字之力解散民心，或自财政上与军事上及设共他种种之方法以困政府)彼盖知其全力街不足以当政府惟不时剥削之而已……。
抑巩黄尤有譬焉者甲乙两乡人鬬，甲恒以弱而胜强其法俗謂之借力打力。吾曾研究其术大率乙直击者，则甲横曳之甲横击者，则乙直冲之抑或以法而引之使来，令承其敝其中巧妙，不可訁状然可薇以二日日：击其弱而避其强，劳其强而使之弱军事之中，其术尤多不待言也;而吾人之尤要者，则先在于平和时为造风潮以牵掣之，使彼疲于奔命然后再试以一击，则庶几稍有希望矣
夫以乡人鬬狠，其用法尚须若此而吾人负救国之责任者，自处弱之地位而唯知贸贸然加以一棒，则虽欲不为其践踏安可得耶?........吾辈安得不自悔前此之卤莽，而急宜与爱国者共研究而时时取中于此鬬术也。………
巩黄曰，万钧之压力甚至数十人不能移转，使有言几何学者求得其中心点则以至微之力起焉。有蜀人某副将者深染官场习气，而杂以奴隶精神似已为不可开化，余与之素昧平生初见时不过数语动之，彼即抚剑疾视誓歼贼满，继而约吾曰：「他日君等义旗之下必容吾为马前卒。」余虽未敢信彼然其人之心已大动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