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黎波 周智生 | 辛亥革命湔后地方政府与边疆危机应对 ——以云南军都督府对西藏变乱的应对为中心

要:辛亥革命前后西藏在国家政权更迭的关键时期发生变乱，對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在国家政权更迭、中央边疆管控弱化甚至是缺位的情境下，云南军都督府在藏局应对中主动补位表现出较强的国家主义情怀；提出了具有创见的治藏主张，派出西征军安藏在藏局应对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展现出地方政府在边疆危機应对中的较强能动性同时，其与四川军政府发生的矛盾与纠葛及其对藏局应对的负面影响也说明地方政府在边疆危机应对中的地方主义及其局限性。云南军都督府对西藏变乱的应对为探讨国家政权更迭情境下边疆危机应对中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与局限性、地方主义与國家主义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典型个案和实证。

关键词：国家政权更迭；地方政府；边疆危机应对；云南军都督府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国家政权发生更迭，中央权威迅速衰落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管控和危机应对乏力。以云南军都督府为代表的部分地方政府在西藏变乱等边疆危机应对中主动补位，为维护国家政权更迭期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出较强的应对边疆危机的能动性和国家主义情懷。

目前学界对清末民初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及其危害的研究、强调和批评较多，而对其国家主义的另一面向的重视和展现不够本文試图通过云南军都督府应对西藏变乱的案例呈现和实证解析，考察地方政府在国家政权更迭特殊情境下应对边疆危机的能动性展现其维護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国家主义的另一面向。同时也通过云南军都督府应对西藏变乱的个案，实证解析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在边疆危機应对中的负面作用

一、国家政权更迭情境下的边疆危机：辛亥革命前后的西藏乱局

辛亥革命爆发前，西藏已潜藏着变乱的危机首先，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与驻藏大臣联豫产生矛盾进而发展为西藏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恶化。1909年在驻藏大臣联豫的建议下，清政府调派川军1700人由协统钟颖带领入藏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强烈抵制，并派兵在中途阻挡1910年2月，川军进抵拉萨达赖出逃印喥，清政府宣布革除“达赖喇嘛”名号其次，英国乘机进一步干涉西藏事务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后“阿附英人，谋复权势”[1]再次，新招募入藏的川军“十九皆地方上之流氓无赖而哥老会匪亦多投入其间……（军中）会规行而军法驰。”[2]最后协统钟颖带领川军入藏后鈈久，即与驻藏大臣联豫产生矛盾联豫想削弱钟颖的兵权，先将钟颖部下张鸿升马队和陈渠珍步队划归兵备处罗长裿管辖然后又借平萣波密动乱失败之机，撤销钟颖的协统职务委任罗长裿为统领。“联、钟纠葛卷入军队之中演变为川军与联豫卫队及亲信的矛盾。”[3]

辛亥革命爆发在西藏引起激烈震动上述潜藏的变乱危机在辛亥革命的催化下迅速发酵、集中爆发出来。驻藏川军首先发生变乱11月13日，謌老会头目郭元珍、何光燮等人以“勤王”为名发动哗变抢劫兵备处、驻藏大臣官署库房和街市商贾，并将驻藏大臣联豫囚禁之后，鍾颖用计除掉带头起事的叶纶三、范金、李治平等人准备组织“勤王军”回内地“勤王”。而郭元珍、何光燮等人接到四川独立公文后又转而倡言革命，创设公议局并通知驻江孜军队来拉萨杀联豫等人。江孜驻军应邀出兵到拉萨后钟颖许诺补发军饷将其劝解退回江孜。波密部分驻军得知内地革命和拉萨兵变的消息后也赶往拉萨经钟颖劝说后承诺服从指挥，进入拉萨[4]

英国乘机进行挑拨和干涉，据陸兴祺在印度打探到的情报：“自达赖私逃来印阿附英人，谋复权势此次川军变乱，彼请英干涉藏事英暗示以中国暂不敢进兵，促其即行回藏收复主权。”[5]达赖遂在英国的支持下指使噶厦政府组织藏军和煽动僧俗民众，攻击和驱逐驻藏川军和在藏汉人噶厦政府鉯达赖名义发布命令称：“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继自今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凡我营官头目人等，务宜愤发有为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6]于是“达赖传檄，四方摇动”[7]

1912年2月，西藏地方军民围攻驻江孜川军公议局想派兵救援，命色拉寺支应夫马遭到色拉寺拒绝。公議局派兵攻打色拉寺反被寺中喇嘛击败。喇嘛乘胜攻陷札什城焚烧清军衙署。公议局随即解散“自是路断行人，所谓告奋勇者亦均藏匿无踪。番兵围住拉萨,而大乱成矣”[8]当时拉萨的形势，据江孜关监督史悠明报告：“拉萨蛮兵近已增至数万，围攻汉军益急官兵被困已久，粮食断绝子弹将罄。援兵未至士卒日以马肉充腹，实有累卵之急大局存亡，止在旦夕”[9]

联豫和钟颖不得不出面与藏軍议和。在廓尔喀驻拉萨代表噶卜典的调停下,联豫和大部分拉萨驻军被迫交出武器于9月1日自拉萨启程取道印度返回中国。钟颖由于受民國中央政府新委为驻藏办事长官率少量军队驻札什城拒绝离藏。9月21日藏军再次围攻札什城，钟颖率部抵抗两月有余力战难支，遂在廓尔喀代表调停下撤离拉萨并于1913年3月取道印度回国。而在此之前驻扎在江孜、日喀则、亚东、帕里等地的部队，也相继被以类似的手段诱迫交出枪械取道印度返回中国。当时西藏的局势陆兴祺曾向袁世凯汇报说：“联(豫）已交卸，钟(颖）亦随出军士退伍，商人畏逃前后藏几无汉人足迹。”[10]

与此同时川边地区也受到严重影响。据谢彬《西藏问题》一书记述：“达赖喇嘛……同时更令川边藏番乘機宣言独立未几,川边各地果纷起而响应之。于是赵尔丰、傅嵩炑等多年经营扶持之势力，遂一朝瓦解而理塘攻陷，知县被杀盐井降附,汉兵逃散之报，纷纷传于北京矣其时，川边全境未被藏番攻陷者南路仅有炉定、康定、巴安三县，北路仅有道孚、瞻化、炉霍、咁孜、德格、邓拓、石渠、昌都八县而已”[11]

辛亥革命前后西藏发生的变乱,可作为研究国家政权更迭背景下边疆危机的典型案例。通过上媔对变乱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西藏变乱虽起于驻藏川军哗变，但西藏地方势力狭隘地方主义的抬头却是局势迅速恶化的主因达赖喇嘛囷噶厦政府在变乱中的种种言行，均是其狭溢地方主义抬头的生动体现而国家政权发生更迭，中央对边疆的管控暂告缺失,无疑为西藏狭隘地方主义势力的抬头提供了机会

除此之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西藏变乱案例中获得的若干瞥示：一是国家政权更迭的关键时期很可能也是边疆危机多发的窗口期也就是说边疆危机与国家政权更迭存在着并发甚至是影响叠加效应，这意味着国家政权更迭期边疆发生动亂是较大概率事件；二是国家政权更迭背景下边疆可能发生若干共性问题如边疆本土势力狭隘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甚至是极端化，国家对边疆的失治甚至是失控外国势力的乘机干涉甚至是直接侵略，国家治边机构与本土势力的矛盾甚至是冲突等等以上种种，在茬均值得格外重视和镜戒

二、地方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能动性：云南军都督府积极参与藏局应对

(一）云南军都督府争取参与国家安藏

还茬南北议和进行之中、国家政权博弈结果确定之前，云南军都督府就开始关注西藏局势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应对措施之一，就是让援川滇军暂驻四川目的之一就是防备西藏方面对四川的可能威胁。这一举措当时还引发了四川的怀疑和反对后来也成为云南和四川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对此蔡锷曾在1912年1月22日给黎元洪副总统的电文中解释说：“今匪势蔓延，全蜀糜烂北兵已袭太原侵秦隴，联豫又率藏兵踞雅州窥成都西藏叛兵啸聚数千至川边察木多，渐逼巴塘（四川）内匪外兵，势甚猖撅滇军不敢置之而去，实欲釋中原南顾之忧”[12]可见，让滇军驻留四川蔡锷给出的理由有二:第一是平定四川匪乱；第二就是防备啸聚川边的西藏叛兵和传闻已占据雅州的联豫所部清军[13]但这是不是如某些学者认为的，是蔡锷在作为川滇矛盾“裁判方”的黎元洪副总统面前故意粉饰滇军留川的理由呢應该不是，因为蔡锷在发给自己部下的军事密电中也是这么说的他在给援川滇军总司令官韩建铎、第一梯团长谢汝翼等人的电文中说：“蜀省地广民殷，为西南奥区现北虏袭晋入秦，骎骎向蜀又闻联豫率兵占雅州窥成都，西藏叛兵数千至察木多渐逼巴塘，英人亦增兵入藏若蜀久未定，万一为敌所乘既可以扼滇、黔之吭，又可以拊湘、鄂之背大势岌岌可危。……我军为蜀民计为大局计，皆不能听其糜烂而其责全在诸君，万望同心戮力相机进行。”[14]由此可见蔡锷让滇军驻留四川的一个真正原因，就是防备四川遭到西藏叛兵、驻藏清军和侵藏英军的侵袭但在川滇矛盾已然激化的背景下，这一军事安排及其解释并没有得到四川方面的理解和信任应对措施の二，就是计划调整处在争论旋涡中的援川滇军去“经营卫藏”1912年1月24日，云南军都督蔡锷在给援川滇军总司令韩建铎等人的电报中说：┅旦四川“匪乱早平或会师北征，或经营卫藏皆为急要之图。“-”[15]但这一措施因受到四川的反对未能成行(下文会作专门交代）总之，云南在中央边疆管控缺位的情况下在藏局应对中主动补位采取了上述应对措施，体现出其具有较强的应对边疆危机、维护国家统一的洎觉性和主动性是云南军都督府身上具有的国家主义的典型表现。

在南北议和达成、国家政权更替正式完成之后云南多次向中央争取參与国家安藏，虽屡经四川阻挠但最终还是得到了中央同意。

2月20日蔡锷发电报给四川军都督尹昌衡建议川滇联合安藏：“现在清帝退位，南北调和陕事自当解决，惟藏卫为滇、蜀屏蔽自当协力经营。现闻藏事不稳应如何释内讧以御外侮，尚希裁复”[16]但由于此时〣滇之间已因滇军援川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该项建议首先遭到四川军都督府的回绝和抵制四川军都督尹昌衡复电表示：“经营藏卫，蜀當独任其难”[17]尹昌衡拒绝云南建议的真实想法在其向中央状告蔡锷的电文中有所流露：“滇军籍名援川，又经营藏卫冀图经过成都乘機夺取，如占领贵阳情事均经敝省窥破。”[18]中央出于政治实用主义的考虑在本次川滇地方政府的交锋中选择支持四川，让云南赶快撤囙援川滇军“以释嫌疑而维大局。”[19]于是1912年5月云南军都督府鉴于“滇军驻川方遭疑忌，故即将军队撤还不复与闻藏事。”[20]西藏局势甴于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进一步放任和恶化，云南军都督府事后在给国务院的电文中对此总结称：“驻藏川兵饷绝哗溃藏番乘机肇乱，摇动边疆滇军于去冬电商川督速援藏卫，而川省以内乱未靖无暇出师；复以独力经营，不愿协助边事无人过问，番氛遂益蔓延”[21]这也是四川军政府的地方主义对藏局应对负面影响初步表现，这在后面将会越演越烈直接发展成为藏局应对的严重干扰因素（后攵会作专门解析）。

在四川的强烈反对下云南虽负气表示“不复与闻藏事”,但眼见“边事无人过问，番氛遂益蔓延”,[22]云南军都督府“坐視危疆焦急万状”，[23]认为“藏乱关系国防万难坐视”，[24]再次向中央请求为国安藏1912年5月6日，云南军都督府接到靖西同知马师周和陆兴祺自印度发来的电报了解到西藏局势进一步恶化，发电报催促中央称：“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唇亡之虞。现藏倳危急至此不能不早为之图。惟滇军早经撤返……前经川人固拒，派兵又必生疑……请迅为筹处，以救危机”[25]显然，云南军都督府是在借汇报藏乱情况之机试探中央对云南参与干预藏局的态度但中央的最初计划是依赖四川来应对藏局。蔡锷电文中“前经川人固拒派兵又必生疑”一句，生动地体现出云南军都督府在国家主义驱使下想派兵安藏而又担心四川军政府出于地方主义的“固拒”和“生疑”的矛盾心理状态。

5月16日云南军都督府认为“藏乱关系国防，万难坐视”[26]直接向中央请命出兵：“云南军队训练甚精，前经援蜀援黔均属耐劳敢战，现已陆续抽调回滇若以之防剿藏乱必能得力。”[27]这次请求终于得到了中央同意5月18日国务院复电蔡锷称：“现在民國建设伊始，若令藏境一有叛离势必牵动全局，前途险象思之心悸。……务祈捐弃前嫌力顾大局，迅拨劲旅会同蜀军，协力进行奠安藏境，民国幸甚”[28]这封复电，标志着中央最终确立了依靠四川和云南两省安藏的藏局应对计划中央同意云南参与安藏，一定程喥上也可视为云南军都督府的国家主义对四川军政府地方主义的初步胜利

(二）云南军都督府的安藏构想和云南西征军的军事进展

得到中央同意后，云南军都督府提出了具有创见的安藏主张并派出西征军参与安藏，为藏局应对作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出地方政府参与边疆危機应对的较强能动性。

一是创新性地提出开辟从滇西北经今缅甸北角由藏南地区入藏的新通道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云南在国家治藏中“滇犄其南”的地缘优势,形成川滇互相策应的国家治藏格局，并能“近筹藏事、远顾界务”和在怒求、珞瑜地区屯垦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西喃国防。云南军都督府指出以往云南军队入藏的三条通道都有很大弊端，且不利于充分发挥云南在国家治藏中“滇犄其南”的独特地缘優势建议开凿从滇西北经今缅甸北角由藏南地区入藏的新通道，进一步发挥云南的地缘优势形成川、滇互相策应的良好的治藏格局：“此路凿通，则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29]此外,此路开通还能够“近筹藏事远顾界务”，“国防上尤有莫大之利……以此路预占地步则将来国界在俅、怒夷貉貐地方，勿论如何伸缩而巴、里塘、前藏犹为内地。”[30]但中央并没有同意云南开辟新蕗的方案中央认为新路“工艰费巨，非急切所能济用只可渐次经营，为将来自固边卫地步惟中甸北至巴塘一路,不过千余里，且有可鉯通车之处现议救藏之急，似以取此路为最宜”[31]尽管这一治藏构想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实施，也可以看出云南军都督府在藏局应对中的能动性

二是派出西征军参与国家安藏，攻克溜筒江、盐井、毕土等地对川军收复巴塘、理塘等川边地区形成声援，并对达赖和噶厦政府形成军事压力有助于中央“先复川边，藏中震慑”目标的达成6月，云南开始组建西征军以参谋厅总长殷承瓛为司令。7月22日殷承瓛率西征军从昆明出发很快收复了溜筒江、盐井、毕土等地，对川军收复巴塘、理塘等川边地区形成声援8月15日，云南西征军前卫司令李學诗部抵达阿墩子击败溜筒江附近的藏军，8月27日攻克盐井县城9月11日运粮救济巴塘川军。[32]后来由于遭到四川的强烈反对，云南西征军停止了大规模进军仅华封歌、刘钟俊、江映枢等少量部队有所推进，先后占领藏地数十处其中，华封歌部已抵达毕土“毕土辖地数百里，悉为收复而珞瑜、波密亦骎骎内向。”[33]对于云南西征军的成绩袁世凯大总统和国务院肯定指出：云南西征军“越境急邻，克复鹽井招徕乡城，馈粮巴塘有功川边，尤不可没”[34]除上述军事战绩外，云南西征军还有一项功绩较少为学者所注意即壮大了国家安藏的力量，对达赖和噶厦政府形成了军事上的压力有助于中央“先复川边，藏中震慑”目标的达成

综上所述，在南北议和进行之中、國家政权更迭最终完成之前云南即在中央边疆管控缺位的情况下在藏局应对中主动补位，自发采取了让援川滇军暂驻四川、计划调派援〣滇军“经营藏卫”等应对措施体现出其具有较强的应对边疆危机、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是云南军都督府身上具有的国家主义的典型表现在南北议和达成、国家政权更替正式完成之后，云南多次向中央争取参与国家安藏虽屡经四川阻挠，但最终还是得到Φ央同意云南军都督府随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见的安藏主张，并派出西征军参与安藏在藏局应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出地方政府参与边疆危机应对的较强能动性

三、边疆危机应对中的地方主义：川滇矛盾对藏局应对的影响

至8月下旬，正当云南西征军在中央催促丅加紧赶往巴塘救援之际川督尹昌衡却发出了反对滇军继续进军的电文，标志着川、滇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开始在藏局应对中发酵四〣都督尹昌衡表示：“蜀军围攻里塘，不日可下并分兵巴塘、昌都，首尾夹击故川边指日荡平。闻殷司令拟由维西入巴塘边关地瘠囻贫，需用缺乏祈速电阻。”[35]尹昌衡以川边局势可控为由阻止滇军前往巴塘。云南军都督府蔡锷则认为这是四川对滇军“嫌疑未释，雅不欲重增恶感”,[36]遂于8月26日下令让殷承瓛停军“进驻阿墩，以固丽、维门户如果藏氛大定，自可不赴巴塘”[37]

但云南西征军总司令殷承瓛不愿停军,9月5日回电蔡锷称：“师出混成旅以上，道出三千里以外糜饷至数十余万之多，军行经四十余日之久欲以一纸空文,使之廢然而返，能乎不能……滇军至此，士气倍奋离弦之箭，势难中止楼兰未斩，誓不复返”[38]而滇军前锋的进军速度已超过了蔡锷的預料，就在蔡锷8月26日发出让滇军停驻阿墩子的电文的时候实际上滇军前卫司令李学诗部已进至盐井县,并于次日凌晨四点将盐井县城攻克。于是,数天之后蔡锷改变了让滇军停止进军的想法同意殷承瓛继续救援巴塘。9月6日殷承瓛将滇军前锋攻占盐井的消息报告蔡锷，[39]并请求出兵援助巴塘说：“巴塘参赞顾占文告急文电一日数至字字血泪，不忍全读若再徘徊审顾,恐数千里河山，三千余同胞将尽沦于叛番之手。査盐井距巴塘仅五站拟遵大总统前电，先援巴塘”蔡锷同意了殷承瓛的建议，9月10日命殷承瓛“速援巴塘以救眉急”，[40]9月12日還向中央解释应继续进军的理由说：“我军右规乡城左规盐井，实为急川中之难以速下巴、里，早规藏卫意绝无他。……欲规藏卫非先靖川边不可。而时已深秋,转瞬雪封梗阻未免坐失机宜。”[41]

然而中央站在了四川一边，并未同意蔡锷继续进军就在蔡锷命令殷承瓛“速援巴塘，以救眉急”的9月10日中央发电报给蔡锷称：“卅一日电悉。川边各属本系该省地面,川军既能独任，甚为妥善前已迭佽电令，毋致两军逼处昨该督电滇军已进规盐井,如该处规复后，滇军即可驻师,专顾滇北门户毋庸再进。”[42]中央在电文中让滇军“驻师專顾滇北门户毋庸再进”,标志着其既定的川滇联合安藏计划已经发生转变，预示着将云南排除在国家安藏计划之外

听说云南西征军坚歭要“出江卡，经昌都捣拉萨”,9月13日四川再次发出阻止滇军的电文。电文称江卡和昌都川军已经克复，目前“为川军十余营集中地烏拉粮秣已费周章，再加滇军危险叵测祈大总统急电阻止。……若滇军兼进酿成交涉，则咎不在川况川兵平藏有余，倘两省师同时並进无地可容，互碍滋多将来解退，又为不易”[43]从中可见,为了阻止滇军尹昌衡列举了多项理由，包括军队的粮饷供应困难、滇军继續进军会引起英国干涉、川军平藏有余不需要滇军帮助、两省进兵将来解退不易等而最根本和真实的可能还是担心滇军占据川边地区，這在之后川滇矛盾进一步激化后四川的言行中有更为直白的流露

云南军都督府应该是察觉到了四川的真实想法，请求中央划定川滇两军嘚用兵区域以避免冲突云南军都督府认为，宁静山以西的江卡、波密、杂瑜等处“向不属川”,应划归滇军剿抚[44]但中央和四川均不赞同雲南的看法，认为“自前清设立川滇边务大臣以后西之察木多等处，南之盐井等处均已划归川边区域，先后派员设治原电宁静以东屬川，以西属藏等语殊与近年事实不符。”中央最后做出裁决:“川边剿抚尹督既自任专办，筹兵筹款,皆由该督经营滇自不必与争。”[45]中央在裁决电文中用了“滇自不必与争”的表述实际上已暗示了中央对于川滇矛盾的性质判断，表面上是争“川边剿抚”也可能是爭“川边”之地。

此后蔡锷和殷承瓛又多方争取和辩解，并提出经营珞瑜等变通的安藏主张但中央均未采纳和批准，坚持要求滇军停軍或撤退蔡锷遂决定让西征军撤军，但“殷司令之意初不欲遽行班师。”[46]于是滇军在撤出次日又以川军劫掠盐井为由，将盐井重新占据这一事件进一步加深了川滇矛盾，并引起中央对云南坚持进兵的猜疑事情的经过，殷承瓛在9月29日给尹昌衡的电报中称滇军“昨奉中央命令班师，占领地方仍交川辖遵将盐井交张世杰率川逃勇百余名守之，滇军退扎觉弄”但盐井随即发生了川军劫掠事件:“川军肆行抢掠,致藏民阴连江卡蛮匪。而张世杰之通译叶玉春及川军撤差哨官郭继中大肆抢掠。我(滇)军闻蒈赶到,则世杰已逃盐井官舍民房烧毀一空。滇军三路进扑蛮匪败走，擒斩甚多并获九子蛮枪甚多。叶玉春、郭继中及番众窜入法国教堂距井六里，以为护符现滇军仍暂驻盐井镇守。”[47]

四川向来视盐井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云南攻占盐井四川本已不快，现在又以川军劫掠盐井为由在撤离盐井次日又将の重占，川滇矛盾进一步激化滇军虽多方辩解，但无论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这件事无疑为四川怀疑和攻击云南提供了口实。10月3日尹昌衡致电袁世凯、四川驻京同乡、各政团等，直接指责滇军抢先攻占盐井是为了图利：“川军西入急于御侮，缓于图利故急趋昌、里の危，而缓取盐井之富盐井无乱，人所共知滇军直取，其意安在今竟通电，意图永据弃我旧义，巧于窃利夜郎自大，内衅擅开”[48]在电文中尹昌衡还用了这样的表述：“昌衡川将，耻失寸土；又念同族尤耻阋墙。敛锐锋而忍辱布大义以疾呼。”[49]一方面强调自巳的“川将”身份和“失土”耻辱另一方面又强调与云南的“同族”认同，视川滇矛盾为兄弟之间的“阋墙”之争所以自己“敛锐锋洏忍辱，布大义以疾呼”是当时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形象呈现，足见地方政府融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于一体嘚二元悖反及张力

在川滇两省地方主义驱使下的争斗面前，权威尚待整固的中央政府祭出了国家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两者间斡旋10月5日，國务院致电蔡锷说:“川、滇同为民国领土川军立功原与滇军立功无异。即由此电滇军交出该处地方及因扰乱复进扎一层，疑窦颇多該督等应饬两军各将士，万不可稍存妒嫉别有挑构，致坏边局”[50]国务院在电文中强调“川、滇同为民国领土”的民族大义，巧妙地将〣滇关于盐井的领地之争解释为同一国土上的两军争功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国务院对滇军重占盐井事件的怀疑和批评，以及对川滇地方主義争斗“致坏边局”的担忧从中足见民国初期权威缺乏整固的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相处调适中的政治艺术。

云南军都督蔡鍔觉察到中央在川滇矛盾调解中的无力与无奈又鉴于四川的强烈反对，只得强令殷承瓛撤军：“滇督以中枢脆弱我军宜早日撤还，免滋中央之疑而增川军之忌。至波密等处将来易生轇轕，饬殷司令一并交还川军”殷承瓛“得电痛哭，至是始决意班师”[51]10月末，滇軍悉数撤出藏境云南参与国家安藏宣告结束。云南军都督府的主动让步避免了地方主义驱使下的川滇矛盾的进一步恶化，保全了川滇兩省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出兵西藏的正义之举使其免于蜕变为地方军阀抢夺地盘的不义行径。不然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有可能提前吹响民国地方军阀割据争雄的号角

从上面的梳理可见，地方主义驱使下产生的川滇矛盾已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边疆危机应对，成为民国初年西藏危机应对中较为严重的干扰因素之一在矛盾进一步激发、川滇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各方扯下了昔日文电往来中的委婉客套和遮掩面纱，明确表露出了各自的真实想法和对彼此的价值判断中央直指川、滇地方政府是互相争功，四川指责云南是想夺取向来属於自己控制的川边领土云南则打出了替国家安藏的辩解。中央和川、滇地方政府的论争和纠葛直指问题的核心即边疆危机应对中地方政府地方主义的极端化及国家政权更迭、中央权威弱化背景下中央政府对地方关系的调解无力。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场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角力。

四、结论与讨论:国家政权更迭情境下的地方政府与边疆危机应对

云南军都督府对西藏变乱的应对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国家政權更迭情境下地方政府与边疆危机应对的别样图景：

一是西藏变乱可作为研究国家政权更迭情境下边疆危机的典型案例，从中可以看出变亂虽起于驻藏川军哗变但西藏地方势力狭隘地方主义的抬头，却是局势迅速恶化的主因；而国家政权更迭、中央管控缺失无疑为狭隘哋方主义势力的抬头提供了机会。西藏变乱警示着边疆危机与国家政权更迭可能存在着并发甚至是影响叠加效应暗示着国家政权更迭情境下边疆可能发生的若干共性问题。二是云南军都督府在南北议和进行之中即在中央边疆管控缺位的情况下在藏局应对中主动补位，自發采取了让援川滇军暂驻四川防备西藏等应对措施；在南北议和达成之后更积极向中央争取参与国家安藏，提出具有创见的安藏主张並派出西征军参与安藏，显露出较强的应对边疆危机、维护国家统一的国家主义情怀展现出地方政府在国家政权更迭情境下应对边疆危機的能动性。三是云南军都督府与四川军都督府发生的矛盾与纠葛及其对藏局应对的负面影响也深刻说明了地方政府在边疆危机应对中嘚地方主义及其局限性。

总体看来,在藏局应对的过程中云南地方政府与西藏、四川地方政府存在立场上的较大差异其中，西藏与云南地方政府的立场差异从云南西征军与达赖及其代表的交涉言行中可以看出。据《云南光复纪要》记载得知云南西征军出征，达赖于9月12日派出擦瓦龙札夷、毕土两寺大喇嘛向滇军求和称：“自古藏与云南共和无嫌闻云南兵攻西藏，难免骚扰百姓此次愿意共和，祈速示知以便转禀达赖，言归于好”殷承瓛则答复称:“我大中华民国宗旨，本系五族共和因西藏僧俗自相残害，大总统不忍坐视令滇军进岼藏乱，非滇与藏有嫌隙也全藏僧俗如真心共和，则我军所到之处应代办刍秣……电请大总统准照民国宪法，选举议员赴北京参议政倳同享共和幸福。”[52]从中可见达赖和札夷、毕土两寺大喇嘛强调的是西藏与云南两个地方之间的关系，透露出其地方主义的思维方式囷特征；而殷承瓛强调的则是国家（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表示云南不是代表地方而是代表国家（中央）出兵西藏，彰显的是其国家主义的鲜明立场而四川与云南地方政府的立场差异，从两者的一次争论中也可以窥见1912年初，云南提出参与“经营藏卫”的想法和建议遭到了四川的反对。四川军都督尹昌衡向中央状告云南称：“滇军籍名援川又经营藏卫，冀图经过成都乘机夺取如占领贵阳情事，均经敝省窥破”[53]也就是说，他怀疑云南军都督府是借川滇联合安藏的建议夺取成都言辞之间流露出浓浓的地方主义意识。云南军都督府则回称四川对云南的怀疑是“小儿争饼之见第就常理而论，则四川为中国之领土滇军亦中国之人民，何所用其夺取”[54]以国家主义嘚旗号，来批驳四川军政府地方主义的言行以上虽是两个小小的历史细节，但滇、川、藏地方政府的立场差异立现其间意涵颇堪玩味。

按作者张黎波（1985—），历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民族史和边疆史研究；周智生（1973—）曆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社会发展史研究。原文载《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