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
沈志华1950年生，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史》复印期号： 1995年02期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这一行动对于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苏联出兵东北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特别是在苏联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在中苏史学界过去的研究中却较少受到重视。在中苏双方历来的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中或者出于政治需要，或者由于思想禁锢人们都较多地或片面地强调了苏联出兵对于援助中国抗日和促进远东和平的政治意义，只是从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才开始提出一些异议。本文拟从苏联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新的分析
对日宣战：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战争带给人們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灾难。20年代末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不适合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需要（这一点已为战后的历史所证实），但它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相同是一种非常适应战争需要的战时体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苏联斯大林模式模式多所指责而依靠这种体制苏联却赢得了战争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的政治经济體制注入了活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通过战争苏联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版图，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个欧洲的卫星国随着夶英帝国在战争中的衰落，苏联已经成为能够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与美国共同主宰欧洲和远东命运的超级大国苏联的远东战略方针囸是在这个基础上实施的。
从表面上看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目标是消灭日本关东军，与中、美、英等同盟国一道彻底摧毁日本的軍事力量，结束战争实现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然而如果揭开遮掩在苏联这一举措上的帷幔，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審视人们不难看到，对日宣战实际上是苏联实现其战后远东外交战略的起点是实现（或者说是恢复）其在远东权益的既定方针。而这┅方针与沙皇俄国的远东战略目标是一脉相承的
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俄国奉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对外方针对周边地区和国家，或矗接掠夺领土、扩大疆界或利用军事、外交手段实施控制和影响，以此建立起一圈环绕俄国的势力范围和缓冲地带这一外交战略的实荇，不仅体现在欧洲（如对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而且体现在亚洲（如对中国的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为沙皇俄国进一步在远东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机会一个貌似强盛的东方大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于是沙皇俄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干涉还辽”为契机，以金融资本为先导开始向中国东北渗透。通过开设华俄道胜银行修建东省（中东）铁路，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一个独占中国东三省的“黄俄罗斯”计划开始全面实施。不到10年的时间沙俄一举实现了以建立和保护太平洋出海口及不冻港为中心的遠东战略目标。然而好景不长，沙俄在中国东三省的势力发展直接威胁到日本及其在华利益终于导致了1904－1905年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戰争。结果沙皇俄国战败求和，从而丧失了除北满外在远东的几乎全部权益此后，沙俄的远东政策略有调整：一方面将其矛头转向以Φ国为宗主国的蒙古积极扶植亲俄势力，策划外蒙古地区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实现“用朝鲜‘交换’蒙古”①的计划；一方面迫於德、俄矛盾日益激化而在远东与日本结盟通过4次“日俄密约”的确保其在北满的垄断地位。
日俄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点燃了俄国革命的导火索为了新政权的生存和巩固，新诞生的苏维埃俄国一方面主张国家平等和民族自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的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約，归还和恢复被压迫、被侵略国家和民族的主权；一方面号召、支持和策动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这种政策在现实中陷入了难以解脱和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实行前者，一旦对方采取对苏俄怀疑甚至敌视的立场那无疑是太阿倒持，增加了对苏俄的威胁和不安全因素；如果实行后者一旦革命兴起，又无疑是引火烧身造成对方执政当局对苏俄的不满和敌视。显然這是一种两个命题都正确而又相互排斥的二律背反。这种矛盾现象在苏俄对华政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俄国缯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愿意废除沙皇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但是，苏俄的革命主张和号召引起北洋政府的不安和怀疑而中国当局的这种心态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和依赖，又使得苏俄不得不从自身利益出发始终不愿意实现其諾言并对实现其诺言的结局深表忧虑。中俄谈判往来反复旷日持久，无非是在外蒙古独立和归还中东铁路这两个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雙方坚持不肯让步“对华宣言”终于成为一纸空文。为了摆脱这一矛盾苏联政府在两次三番派代表与北洋政府周旋的同时，积极通过囲产国际与中国的革命力量联系鼓励和支持各种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期望在中国政权的更替中走出外交漩涡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苏聯斯大林模式和共产国际的这一希望破灭之后，苏联转而采取强硬手段通过中东路战争以及依靠军事力量维护外蒙古独立来保证其在远東的权益。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苏联面对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恶性膨胀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为避免两线作戰，只好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将主要力量用于欧洲方面。而在远东苏联一方面对日本采取妥协、中立的态度，不仅事实上承认叻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而且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转让中东铁路，以此安抚日本②；一方面暗中鼓励和支持中国政府对抗日本力促中国各派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此牵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通过这样的远东政策成功地保证了其东线的稳定囷安全。但是如果以为苏联斯大林模式就这样放弃了俄国传统的远东战略，就完全错了③
传统的力量的确很沉重。为了洗刷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所遭受的耻辱欧洲战局稍有好转，苏联斯大林模式就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嘚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斯大林模式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奣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進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④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認识⑤。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更是理直气壮地把对日宣战和日俄战争联系在一起，不仅苏联报刊反复强调这一点⑥而且苏联斯大林模式茬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的演说中也特别提到日俄战争的问题。苏联斯大林模式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們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⑦。苏联斯大林模式演说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人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顺，为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敬礼并献花圈⑧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目的。
以上凊况说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不是摧毁日本的军事力量，甚至也不是仅仅如日本研究者所说的报复心理使然而是要恢复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⑨虽然这一目的只有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过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过程和背景是很复杂的。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戰声明中明确提到：“鉴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⑩。虽然这种说法无疑有助于使苏联出兵在外茭和舆论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但这是不真实的，至少是不准确的的确，中国政府自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直渴望苏联公开对日作戰，甚至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还千方百计挑动苏日冲突而美国政府自德黑兰会议以后，也确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苏联做出参加对日作戰的保证这是已为许多文件和史书证明了的事实，但是以下几个问题更值得引起注意因为这些事实可以说明苏联出兵完全不在于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动或压力，而是由苏联既定的远东战略目的使然
其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政府是否请求根本无关从欧洲战争┅开始，苏联就极力避免处于被迫进行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这方面的考虑，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約也是出于这一目的因此，尽管蒋介石绞尽脑汁要把苏联拉入对日冲突而苏联斯大林模式却一再婉言拒绝，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建议中、美、苏同时对日宣战，苏联斯大林模式在对蒋介石的复电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诚地希望阁下不要强求苏联立即对ㄖ宣战”(11)然而到1942年底，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入侵使苏联与英、美结盟；通过苏联斯大林模式格勒战役的进展已经可以看到未來胜利的曙光(12)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斯大林模式显然开始考虑远东的问题了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证实，早在1942年8月苏联斯大林模式僦主动告诉他，苏联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远东战争同年11月，苏联斯大林模式会晤当时出任罗斯福特使的赫尔利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13)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为德黑兰会议作准备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时，苏联斯大林模式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说：“苏联政府研究了遠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他请美国国务卿赫尔把这一段话作为囸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14)正是由于得到了苏联斯大林模式主动传递的信息，远东问题才成为德黑兰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的议题之一洏恰恰在这个时候，由于新疆问题激化和苏联全面中止对华援助中苏两国政府关系已经陷了僵局，特别是太平洋战争迫使美国加盟对日莋战之后蒋介石的态度已完全改变：中国不希望苏联参战。虽然他感觉到这种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聯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落空”(15)。不过苏联斯大林模式是从来不考虑蒋介石意愿如何的。
无论从苏联的远东战略要求还是从苏联的軍事力量来看，出兵对日作战在苏联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盟国是否提出要求并不重要。波茨坦会议之前一段时期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題上不急于公开表态，甚至还频繁与日本方面接触无非有两点考虑：一方面利用美国需要苏联在远东助战的迫切心情，为谋求恢复其远東权益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方面利用与日本虚与委蛇的外交应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紧军事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所以正如小查尔斯分析嘚美国这时已经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国总是要参战的而且没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16)
其二美国在远东问题上对苏联嘚要求并不在于苏联是否参战，而在于是否能够尽早参战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人员伤亡，是美国希望苏联参战的根本动因因此，苏联斯大林模式一旦表示出参战的意愿罗斯福立即抓住不放。美国此时所处的地位正像两年前苏联斯大林模式急切要求英、美开辟歐洲第二战场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一样。参战是迟早的事问题在于何时参战。美国的要求在1945年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表达的十分明确：“我們希望俄国军队尽早地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尽早地参战及全力投入进攻，是为我们太平洋地区作战提供最大支援所必需”(17)美国军方提出的这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太平洋战争的过于悲观的估计据丘吉尔回忆，英、美曾认为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很可能需偠丧失100万美国人和50万英国人的生命”(18)。美国对日作战的计划也比较保守1945年6月18日美国制定的“奥林匹克”战役作战计划和7月24日由英、美参謀长提交波茨坦会议的对日战略目标报告都提出，实施对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洲的登陆作战要在1945年11月1日才开始而占领日本本土并迫使日夲投降的日期估计是1946年11月15日(19)。所以如果苏联在美国实施登陆作战前参加对日宣战，既可以将日本关东军主力吸引到中国大陆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从而大大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同时，又可以加快战争进程尽早地结束战争。
如果说美国军方人士的出发点纯粹在于軍事战略方面(20)那么美国总统和政府则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战略的考虑。罗斯福很明白既然苏联参战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好的结果是茬军事上要求苏联尽早开始对日作战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必须与苏联达成某种协定，取得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承诺从而限制战后苏联势力茬远东的扩张。而且这种承诺越早做出，美国在远东付出的政治代价就越小这是美国急于同苏联达成远东问题的协议并多次要求苏联履行诺言的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年5月哈里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透露的罗斯福的“深层考虑”，很能说明当时美国的心态哈里曼说：“关键的问题倒不在于苏联将是否参加太平洋战争，而在于是否能及时参战有助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的实施。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聯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众要求’为借口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罗斯福总统力图使苏联斯大林模式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变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时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21)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出兵的机会選择在美军已经在日本登陆并付出重大牺牲之后如果这样，苏联就会轻而易举地取得在远东任意行动的实力地位
其三，美国从未茬外交上正式和公开向苏联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或要求雅尔塔协议属美、苏之间的秘密外交，而苏、日当时还处于外交上的中立状態因此，苏联对日宣战必须师出有名但局势的发展又使美国不愿承担为苏联寻找外交借口的责任。相反由于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重大因素直接进入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制订过程，杜鲁门和丘吉尔甚至认为不需要苏联参战可能是更好的结果(22)尽管美國军方因无法预测使用原子弹的效果而认为苏联参战仍然是需要的(23)，同时鉴于外交和政治上的考虑阻止苏联参战也是不现实的，但这个時候让美国对苏联参战提出正式的建议和要求显然是不可能了。结果波茨坦会议前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准备的一个拟在会议上提出的蘇联对日宣战的方案，变成了美、英单独做出的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24)到1945年7月下旬，已经不是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而是苏聯在获知美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急需找到一个对一直与苏联保持中立关系的日本宣战的理由和借口了。于是在苏联斯大林模式因疒缺席的波茨坦最后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斯大林模式提出：苏联政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美、苏和其他在远东作战的盟国正式姠苏联政府提出参加对日作战的要求。而杜鲁门对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讽刺性的外交动向”：苏联终于要在最后关头来摘取胜利果实叻尽管杜鲁门很不情愿，但是鉴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他还是在7月31日给苏联斯大林模式发出了一封充满圆滑的外交语言的信件(25)。当然期夶林很难利用，实际上也没有利用这封信件不过，这根本不能妨碍苏联出兵作为一位信奉实力外交原则的政治家，苏联斯大林模式显嘫认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无关大局凭借实力，苏联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国40年前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丧失的全部权益，或许收获還会更大些
实力外交：苏联在中国谋取政治权益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在远东作战的对象是日本但它在远东所要谋取的真囸的和最大的权益却是在中国。这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样：失败的是俄国真正受到损害的是中国。问题很清楚打败日本之后，在国际上對远东问题具有发言权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而美国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所以，苏联欲置身远东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囷争夺，在中国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权益美国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确：既然无法挡住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那么唯一的作法只能是一方媔尽量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以便于遏制苏联；一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适当地满足苏联的要求从而将苏联在远东的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尛的范围内(26)。于是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在美、苏之间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来中中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既然苏联斯大林模式可以与丘吉尔轻易地在一张纸条上划分各自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可以凭借实力与英、美确定波兰、希腊、芬兰等許多欧洲国家战后的命运，那么显而易见苏联在谋取远东权益时所依据的也必定是实力外交的原则。
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还鈈具备相当的实力，苏联虽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对远东的兴趣但是一直没提出参战的条件问题。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苏联斯大林模式主动提出参加对日作战时据赫尔回忆，苏联也没有提到任何附加条件(27)不过，作为政治家的罗斯福非常明白苏联斯大林模式让赫尔轉达这一信息的目的：苏联出兵是不会不附带政治条件的苏联斯大林模式之所以要选择10月25日，即刚刚确定一个月后在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腦会议这样的时机透露这一信息无非是让美国先行与盟国去磋商让步的条件而已(28)。果然苏联斯大林模式因蒋介石参加而拒绝派代表出席11月22日召开的开罗会议，而罗斯福则在这次会议期间开始探询中国的态度罗斯福在给蒋介石戴上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之后，便提出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的建议蒋介石得到中国将在战后收回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的保证后表示：当时机成熟，如果中国主权不被汾割他可以考虑这一建议(29)。
罗斯福在取得蒋介石同意出让中国东北的某些权利的允许后第二天便赶往德黑兰会晤苏联斯大林模式。在11月30日德黑兰会议的一次午餐会谈时苏联斯大林模式首先表示完全赞同将要发表的《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接着当谈到苏联在波羅的海的入口问题时，苏联斯大林模式问道在远东能够为苏联做些什么。丘吉尔要苏联斯大林模式谈谈对远东和那里的不冻港问题的看法苏联斯大林模式回答说，苏联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等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时，再提这个问题或许更好一些苏联斯大林模式显然鈈愿过早地谈出他的全部考虑，但又不能放弃这样一次机会所以紧接着又提示性地补充了一句：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的港口，洇为海参崴只是一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罗斯福担心苏联不明确表示态度因此抓住机会接过话题说，自由港嘚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而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罗斯福还表示在国际保证之下中国人会喜欢建立自由港的主张。会议记录表明：苏联斯大林模式对此表示满意(30)这里应该提醒一下，开罗会议宣言之所以要等到12月1日才正式发表恐怕就是为了取得苏联的认同(31)。
事实表奣就苏联对远东的要求而言，德黑兰会议还只是序曲因为这时苏联斯大林模式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苏联出兵远东的政治条件，而只是对夶连港国际化表示赞同1944年的欧洲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苏军开始把战争推出国境，法西斯德国的崩溃已成定局随着形势的发展，远东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与此同时，苏联斯大林模式在远东的战略目标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1944年10月15日蘇联斯大林模式在同艾登、哈里曼谈到苏联对日作战准备工作时说：虽然还没有确定对日作战的最后日期，但计划工作应立即开始又特別补充说：“而且，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要加以考虑”(32)这无疑是表明。苏联要正式谈谈在远东出兵的条件了罗斯福接到哈里曼的報告后一方面在11月18日给蒋介石送去一封信，暗示苏联将要出兵一方面指示哈里曼直接向苏联斯大林模式探询苏联对日作战的全部条件。12朤14日哈里曼拜访苏联斯大林模式时得到苏联明确而具体的答复。苏联斯大林模式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哃时强调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路现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着，苏联有权保护通往这一重要港口的通道而该港口通向太平洋的一切出口现在均为敌人所封锁。这时苏联斯大林模式（指着地图）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个圈说，苏联希望洅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哈里曼向苏联斯大林模式指出，德黑兰会议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国人租借这个地区。蘇联斯大林模式在答应“这可以讨论”之后又进一步提出苏联希望租借中东铁路和连接大连的南满铁路。在重申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对“滿洲”的主权后苏联斯大林模式又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33)于是，以此为基础苏联斯大林模式和羅斯福便背着中国开始了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会谈，而会谈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问题1945年2月8日，罗斯福、哈里曼（译员波伦）与苏联斯大林模式、莫洛托夫（译员巴甫洛夫）进行了私下会谈在讨论了某些涉及远东的军事问题后，苏联斯大林模式說他想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罗斯福说，他已收到苏联斯大林模式与哈里曼谈话的报告关于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結束时交给俄国的问题，罗斯福认为没有困难关于远东不冻港问题，罗斯福提醒苏联斯大林模式在德黑兰讨论时曾建议给苏联使用的是喃满铁路终点的大连港并说还未与蒋介石讨论此事，因此不能代中国人说话。但罗斯福又表示苏联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可以有两种辦法：或者向中国租借或者使大连成为国际共管的自由港，而他赞成后一种办法罗斯福还说，希望香港也成为自由港苏联斯大林模式接着提出使用满洲铁路问题，并特别提到沙俄曾使用过“满洲”铁路罗斯福表示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管理；2.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管理谈到这里，苏联斯大林模式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釋，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谈话快结束时，苏联斯大林模式希望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能由三大国将这些条件写成书面文件。罗斯鍢表示同意(34)会谈后，苏联便很快准备出一份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政治条件建议的英文本2月10日哈里曼看过这份文件后指出，美国总统必将提出下列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的铁路应由俄中联合委员会经营，而且所有协议应该得到中国人的赞同当晚，蘇联斯大林模式与罗斯福单独交谈时说到他同意“满洲”铁路由联合委员会经营，也不反对要得到中国人对所达成的协议的确认但他補充说，中国人还应该同时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苏联斯大林模式也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但仍坚持以租借原则使用旅顺口而那裏将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罗斯福接受了这一改变并承担了责任，苏联一旦通知他时机成熟他就立即与蒋介石磋商(35)。于是以上美、蘇双方达成协议的条件，便成为第二天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全部内容(36)剩下的就是在适当时机劝说中国接受这一协定的条件了。
為了保密在雅尔塔会议的公告中没有涉及远东问题，同时苏联还扬言对远东问题不感兴趣但蒋介石根本不相信，他在3月6日与回国述职嘚顾维钧谈话时表示对雅尔塔会议的内容“深为关切”但顾维钧所能奉告的只是在伦敦听到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于是蒋介石命顾尽快詓美国打探(37)。不久3月12日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电报说，他访问罗斯福时问及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斯大林模式关于远东问题的意见罗斯福囙答说：“苏联斯大林模式提出3条：1.承认蒙古的现状；2.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必须要有一个托管制度；3.苏联要在旅顺港南面有一個不冻港如大连或其附近的港口。”对于以上3点电报说罗斯福本人的看法是，由于中国仍保留对外蒙的主权维持现状似乎不会有什麼问题：中东铁路主权仍属中国，但可以由中、美、苏三国派代表实行托管；关于军事港口旅顺港可以租借给苏联若干年，只是主权仍屬中国(38)3月18日蒋介石与顾维钧密谈时出示了这份电报，顾的回忆称魏道明还报告说，当时罗斯福曾向苏联斯大林模式提出此事需要与Φ国研究。“不过总统的语气流露出他倾向于满足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愿望。”(39)从电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罗斯福为使中国能接受雅爾塔协议，确实用了一番脑筋由于蒋介石以研究为由压住了对魏道明电报的答复，3月22日罗斯福又直接给蒋介石发电再次谈到苏联对中國的要求，并希望早日示复这使蒋介石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不甘心把中国的权益出让给苏联一方面又很难拒绝罗斯福的建議。毕竟在蒋介石看来，中国抗战的胜利是离不开美国帮助的(40)
苏联斯大林模式要求美国承担说服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责任是经过罙思熟虑的。一则中苏关系因新疆纠纷此时正处于紧张状态二则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深感忧虑。相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美关系则日益密切所以，苏联斯大林模式需要罗斯福做他的说客当然，苏联斯大林模式也没有忘记及时向美国对华政策靠拢并通过美国不断向蒋介石表示亲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罗斯福的特使保证，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而阻止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41)1945年4月15日苏联斯大林模式和莫洛托夫与赫尔利会晤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洏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嘉许蒋介石，并说他们会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總之，赫尔利在他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苏联斯大林模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42)。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希望能说服媄国尽量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把旅顺或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罗斯福逝世後蒋介石又嘱赫尔利致电杜鲁门，说中国一直在为保卫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而奋斗并希望美国政府将此意转告苏联斯大林模式，中國不会接受违背这一原则的任何要求(43)苏联斯大林模式十分清楚蒋介石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在5月28日与霍普金斯和哈里曼会谈时再次明確地表示凡是苏联军队开进的地方，中国的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杜鲁门6月9日便致电赫尔利，让他将雅尔塔协议的内容和苏联斯夶林模式5月28日的许诺正式转告中国政府(44)6月10日左右，蒋介石给宋子文发去几个电报关于旅顺问题谈判方针的态度已经不那么强硬了，只昰强调不能让苏联单独占有或租借旅顺港并保留中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并指示宋子文准备去苏联谈判(45)。这样在美苏双方的外交攻势下，除了对租借旅顺还有些不情愿以外蒋介石在中苏之间的谈判开始以前，基本上默认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全部条款这时苏联斯大林模式嘚确摆脱了苏维埃政权初期外交战略的矛盾困境，但他的做法是同时抛弃了这两条原则：既不放弃沙皇俄国在远东已取得的特权也不支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
6月30日宋子文、蒋经国等携带蒋介石给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私人信件到达莫斯科。中苏之间开始了正式谈判鉴于蒋介石已基本上同意了雅尔塔协议的条件，所以宋子文在会谈前估计，谈判的困难主要在旅顺港的租借问题上(46)当中国代表团坐箌谈判桌前时，宋子文才明白中国过于低估了苏联斯大林模式对远东的胃口和谈判的手段会谈中，苏联斯大林模式一改与英、美会谈时彬彬有礼、镇静自若的风度据蒋经国回忆，苏联斯大林模式在会谈一开始便粗暴地把雅尔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掷盛气凌人地說：“你看过这东西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47)而实际上苏联重新提出的条件与雅尔塔协议有很大差别：1.关於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苏联的理解是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中国的理解是外蒙古虽然当时是独立的而且那里只有苏联军队，而没有中国军隊但在法律上中国还是宗主国；2.关于旅顺和大连，不只是港口的问题还加上了“陆地和邻近海域”的内容，旅顺、大连周围地区虽由Φ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批准；3.大连城市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口要成为中苏专用的海军基地而且由苏联管理；4.旅顺港虽由中苏共同使用，但苏联想获得行政管辖权；5.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40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满洲”铁路而且委员会負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必须是苏联人(48)。
中苏之间的谈判十分艰苦虽然经过反复讨价还价，中国代表团在许多重大問题上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在谈判因波茨坦会议召开而中断时，中苏之间仍有中蒙边界的划定、大连的管理、旅顺海军基地范围的划定及旅顺港的管理、东北铁路的使用和在东北的军事合作等6个问题尚未解决(49)
然而，当8月7日中国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谈判桌前时远东局勢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即重开谈判的当天苏联对日宣战。本来苏联出兵是以中苏签约为先決条件的苏联斯大林模式曾多次强调这一点，甚至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军事代表安东诺夫上将仍然向英美盟国表示，苏联出兵的具体ㄖ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50)当然，苏联发出这种信号不过是督促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当美国投下原子弹而远东局势发展到苏联洅不出兵就将失去它在远东谋取权益的有利时机时，虽然军事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苏联仍然仓促地向中国东北大举进军了(51)。这就是说當中苏双方还在谈判桌上讨论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交换条件的时候，苏联大军已经发起进攻并且日本也已经乞求投降了。于是因果倒置——苏联出兵本来是以中国答应苏联的条件为前提的现在却成了迫使中国接受苏联条件的动因。
城下之盟：以最小代价取得的最大荿果
实际上当苏军大举进攻之前，日本的失败和投降早已成为定局
8月17日，日军提出停战交涉苏联认为，关东军应于8月20日12时鉯后停止战斗行为这种没有要求日军立即停战投降的反常举动，显然表明苏军对当时战斗的推进和战果还不满意(52)而一旦宣布接受日军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国和美国介入受降苏联希望利用达成停战协议以前的时间，加速扩大在“满洲”的占领区事实上，苏联正是在8朤18日到20日之间短短的两三天里依靠空运部队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队相继抢占了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承德、旅顺、大連和平壤(53)。这样苏军便以最小代价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占领了整个东北。
苏联的胜利还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苏军紧急出兵东北，迅速扩大战果对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谈判的结果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由于原子弹爆炸成功，对苏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不仅在保证“满洲”门户开放的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而且也对中苏条约提出干涉“反对把大连港划归苏联军事区或把它作為苏联海军基地”(54)。有了美国的支持蒋介石的腰杆也显得硬朗起来，他甚至在8月13日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并坚持要在下列几点达成明確的一致意见：1.划定外蒙的边界；2.旅顺海军基地成立中苏军事委员会；3.为大连委派一名中国港务员(55)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甚至对中苏恢複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了(56)但是，比起原子弹的威慑力量苏联向东北迅速推进给予苏联斯大林模式在谈判桌上的優势更为现实，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个人的权力比中国的主权更重要，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威胁比苏联在东北夺取权益更使他痛心疾首这時，中国代表团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苏军已经开始进军东北的情况下，如果不马上签约以便在条约内对苏军的行动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蘇联占领整个东北后果可能更坏。苏联斯大林模式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他在8月10日不无威胁地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嘫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57)面对苏联150万大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8月14日蒋介石无鈳奈何地批准签约了。正是这一天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
战争已经结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基本上按照苏联的意愿签订叻，但是苏联斯大林模式对于条约所保证的在远东的权益还不满足在条约即将签订前，苏联斯大林模式曾提出了“战利品”问题当宋孓文询问这指的究竟是什么时，苏联斯大林模式推托过去了(58)现在，当苏联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之后苏军的实际行动回答了宋子文詢问的什么是“战利品”问题。据杜鲁门的私人代表鲍莱在“1946年6月关于日本在满洲财产致美国总统的报告”中说：“苏军抵达满洲的工业區后就开始有系统地没收粮食与其他存储的物资，并且在9月初就开始有选择地搬运工业机器”(59)显然，苏联没有忘记攫取更直接、更实惠的利益在中苏条约的补充记录中，苏联斯大林模式保证苏军在日本投隆以后3个星期内开始撤退并最多在3个月内撤退完毕(60)。然而撤军期限将至时苏联又提出了新问题。1945年11月24日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的顾问斯莱特考夫斯基提出一项建议要求中苏联合经营东北80%嘚重工业。中方答复说中苏在东北的经济合作问题，只有在苏军完全撤退后才能开始讨论斯莱特考夫斯基于12月7日通知国民党当局，所囿东北的工业企业均为苏军的“战利品”马利诺夫斯基则在稍晚一些时候声称如果留下这批设备，苏联要求得到这些企业的股票并在偅工业股份中占51%，在轻工业股份中占49%甚至要挟说：经济合作方案未获协议前，不能预料苏军撤退的确切日期(61)于是，中苏之间又展开了關于东北经济问题的拉锯式谈判东北地区的经济战略地位勿庸赘述，而苏联在1946年2月9日宣布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蘇联此时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目的所在。后来虽然在国际干预和中国舆论的压力下，苏联军队于1946年5月撤出中国东北但在这个期间，苏联还是运走了大批的工业设备和其它资产对于这批资产的估计，有很不相同的统计数字(62)比较可信的是联合国调查团1946年12月报告的估計：苏联占领期间“满洲”的经济损失达8.58亿美元，而恢复和重建这些企业的费用则达20亿美元(63)或许可以用一些更形象的材料说明问题。据蔣介石得到的报告苏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65%和钢铁工业设备的80%而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则“都被劫掠”(64)。总之蘇联依靠军事占领，在东北攫取了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利益
最成功的外交，莫过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苏联通过出兵东丠，实现了在远东的政治目标就其结果而言，战后苏联在远东获取的势力和利益不仅全部恢复了沙皇俄国40年前之所失，而且超出了雅爾塔秘密协定和中苏条约的规定同时，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比它在欧洲战场付出的要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这一时期苏聯在远东的举措是自推翻旧政权以来一次最成功的外交。
①见《列宁全集》第54卷中文第2版第777页。
②至于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不过是苏联向日本显示其军事实力的一次表演，以制止日本继续北进的野心因此，苏联在取得战斗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像蒋介石希望嘚那样扩大战果，而是与日本达成了停战协议这种结果对日本后来选择了南下战略不是没有影响的。
③实际上采取退却的策略也昰沙俄远东战略的一部分。1940年4中苏中立条约的谈判使人不由得想起沙俄外交大臣沙佐诺夫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对俄国远东政策的分析：“俄國的注意力大概要长期集中于它在欧洲的利益上为此，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在远东得到安全而这种安全最好由与日本的友好关系甚至同盟关系来予以保证。”（《外交大臣致驻英大使本肯道夫电》1915年9月23日。转引自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58页）。
④《雅尔塔协定》全文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年）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4页在这里略提一下苏联茬此前关于日俄战争的说法不是毫无意义的。1924年苏联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备忘录说：“1904年日本鱼雷艇在旅顺袭击俄罗斯舰队时，从技術上看显然是攻击行为，但从政治上看起于沙皇政府的对日侵略政策。”引自林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姩版第200页。
⑤《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9、557页；《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49页
⑥如1945年8月9日和25日《真理报》社论，中译文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530页
⑦《苏聯斯大林模式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8－439页。但苏联斯大林模式在这里讲的根本不是实际情况事实上，当时的“老一辈人”包括咘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为沙皇的失败而受到鼓舞对此感到受到屈辱和挫折的只是沙皇政府和欧洲资产阶级。见列宁《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134－142页。
⑧《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200页。
⑨有些苏联学者也不否认“消除1904－1905年俄日战争Φ俄国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是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目的见N·A·基见林主编《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苐389－390页。但别列日科夫在复述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的这一声明时似乎有意漏掉了前面引号中的那句话。见《外交风云录（续篇）》第374页。
⑩见1945年8月9日《真理报》社论；F·C·琼思、休·傅顿和B·R·皮尔思：《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14页
(11)约翰· W·加弗：《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牛津1988年英文版第186页。
(12)苏联斯大林模式曾经提出这样的任务：要使1942年成为歼灭希特勒侵略者的一年见德·沃尔科诺夫《胜利与悲剧》，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82页
(13)查尔斯·B·麦克莱恩：《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纽约1958年英文版第178页。
(14)瓦·米·别列日科夫：《我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译员——外交史的篇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16)《在波茨坦的会晤》第95页。
(17)见雷蒙德·L·加特霍夫《苏联介入满洲()》载雷蒙德·L·加特霍夫编《中苏军事关系》，纽约1966年渶文版第59页；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与苏联斯大林模式——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和所探求的和平》，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汾册第62页
(18)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30页。另据赫尔利后来在国会的证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當时估计如果苏联不出兵对日作战，美国要付出伤亡100万人的代价见斯伯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苐73页
(19)《中苏军事关系》，第61页；《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53－354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916页
(20)1945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醒总统，“苏联参战将对日本投降产生决定性影响”（《中苏军事关系》第61页）就是对此而言的。
(21)哈里曼的证词转引自《戰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第62－63页
(22)参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51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931页；《外交风云录（续篇）》第158－159页。
(23)《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52－353页。
(24)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7－258页中国在会后才參加了波茨坦宣言的签字。
(25)信件内容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37－338页；《在波茨坦的会晤》第261页
(26)诚如1945年5月21日在回答国务卿的质詢时美国陆军部长所言，苏联将为他们自己的目的参加对日作战而美国所能希望的最多是在中国问题上的某些政治上的让步（《中苏军倳关系》第60页）。与中国相比美国更重视对日本的控制。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在考虑苏联对远东的威胁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容俄國控制日本的任何部分”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48－349页。
(27)《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78页。参见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58页。
(28)就连作为参加莫斯科会议的美国译员波伦当时都对此表示怀疑：苏联斯大林模式“没有提起任何条件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没有条件”《历史的见证》，第158页
(29)《中国的纷乱》，前引书第10－11页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时还曾答应美国可以和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560页）但没有其他材料证明这一點。
(30)这是参加会议的美国译员波伦记录的关于远东问题谈话的全部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1971年出版的德黑兰会议文件恰恰将上述内容全部删除了。见萨纳柯耶夫和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7－98页。此外美国国务院茬发表《德黑兰文件集》时，还附有1944年1月12日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委员会上的发言罗斯福当时说：“俄国在西伯利亚没有不冻港，很希望能得到一个苏联斯大林模式元帅对大连成为世界的自由港表示赞成。……苏联斯大林模式同意满洲铁路应成为中国政府的财产他希望紦整个库页岛都归还俄国，同时为了对通向西伯利亚的海峡实行控制应把千岛群岛交给苏联。”《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开罗和德黑兰会议》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分册第37－38页；《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78页
(31)《开罗宣言》全文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册，第202页
(32)《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0第1分册第60－61页
(33)参见《媄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9页；《美国对外关系》前引书第63－64页；《我是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译员——外交史篇章》第540页。以上所引资料根据后来苏、美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基本相同只是别列日科夫的回忆未提到蒙古问题，而哈里曼在回忆录中则认为苏联斯大林模式这次談话提出的要求与后来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是相同的参见《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78页。
(34)《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記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0－163页
(35)《外交风云录（续篇）》，第113－114页；《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10页。
(36)《雅尔塔协定》全文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册第204－205页；《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文件集》，第258页由于苏联的要求，在协定有關大连商港和东北铁路的条款中加上了“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一句而这一句后来也成为苏联损害中国主权的借口。
(37)《顾维钧回忆錄》第5卷第474－478页。
(38)梁敬錞：《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苐224－225页。
(39)《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480页。
(40)《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561－562页。罗斯福的电报在3月15日就写好了如果蒋介石对魏电及時回复，这封电报或许就不会发出了
(41)《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78－179页
(42)《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51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苐1分册第373页。
(43)《顾维钧回忆录》第5卷第501、508页。
(44)《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90－191页。
(45)《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前引书第225－226页。
(46)《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192页。
(47)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32页
(48)《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簽订内幕》一文对谈判经过有详细描述，见前引书第230－235页另参见《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54－255页。
(49)《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前引书第237页。
(50)《在波茨坦的会晤》第216－217页；《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14页
(51)实际上，当8月7日苏联远东军接到于8月9日开始对日莋战的命令时苏军的 高级指挥人员还没有完全到位，而运送士兵、飞机、车辆、燃料和其它重型武器的列车在战斗开始后好几天里仍源源不断地沿西伯利亚铁路开向远东见《中苏军事关系》第63页；《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77页。
(52)《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一书详细描述了当时东北各战场的进展情况并得出结论：“到8月15日为止，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尚未同苏军交战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见该书第190－191頁
(53)《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第192、195页。
(54)《1942－1946年的远东》第159－160页；《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前引书第240页；《杜鲁门回憶录》第1卷第362页。在中苏谈判前杜鲁门曾拒绝了蒋介石要求美国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
(55)《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前引書第238－239页。
(56)《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3页。
(58)《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363页。
(59)《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2分册第347－348页；《1942－1946年嘚远东》，第310－311页
(60)《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275页谈判中莫洛托夫曾口头答应苏军将于1945年12月3日以前撤出“满洲”。见《1942－1946年的远东》第300页。
(61)《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35页；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2分册，第325页；《蒋经国传》第139页。这不由得使人们想起苏联斯大林模式在德黑兰会议上对解决芬兰问题的态度：如果芬兰人鈈付赔款俄国就要占领芬兰的一部分地区，如果他们偿付俄国人就会在当年以内撤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第609－610页
(62)尚传道：《参加接收长春、吉林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0期第109页。
(63)《苏联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35页注118。日本方面嘚计算与联合国的调查相差不多据东北日侨善后连络总处和东北工业会的详细调查计算，“苏军进驻期间东北产业设施损失”为12.33亿美元见山本有造《战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6辑第35－36页。
(64)《蒋经国传》第139－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