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广辉 舒科（原题：《易经》湔史考略）
作者简介：姜广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舒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生
《周易》在先秦称《易》或《周易》，至汉代方有《易经》之称（资料图 图源网络）
内容提要：《周易》在先秦称《易》或《周易》至汉代方有《易经》之称。本文所考察的主要是漢代《周易》称“经”以前的历史因而称之为“《易经》前史”。本文的观点是：“伏羲画八卦”无从稽考“文王重卦”并“作上、丅篇”卦爻辞也属不实，孔子作“十翼”同样不确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所构拟的《周易》演生史并不能为先秦史料所证实。茬我们看来《周易》卦爻辞及“十翼”各篇乃是历史上许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没有伏羲、文王、孔子的参与也并不影响其作为中華民族伟大元典的地位。
关键词：别《易》/《十翼》/《周易》演生史
经学始于汉代五经之名也始于汉代，《周易》在先秦称《易》或《周易》至汉代方有《易经》之称。本文将以先秦各时期关于筮占与筮占书以及《周易》的相关记载为依据，来分析《周易》文本的存茬状况及其在当时的地位
三十年前，张政烺先生对甲骨、金文中所见“奇字”的破译——数字卦的发现是现代关于《易》学研究的重夶突破。其后张亚初、刘雨两人在张政烺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蒐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重新区别，分属商、周两个时代由于六爻所组荿的数字卦已见于商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由此引起学者对八卦、重卦符号起源的重视但是，由于今人对这些符号的解释还帶有假说的性质故本文不对数字卦的内容做过多的介绍。
众所周知早期的《周易》文本是不含“十翼”在内的。今人对其成书年代囿两种主要观点：一是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年，顾颉刚、张岱年、李学勤等先生皆持此一观点他们判断的方法，是一种“内证法”即认为《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典故没有晚于西周初年的。二是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晚期史善刚、董延寿等人持此一观点。他們同样用的是“内证法”发现《周易》卦爻辞中实际涉及西周晚期的典故。(见史善刚、董延寿)在笔者看来既然大家都是用“内证法”，以《周易》卦爻辞中所涉及的典故来作为判断成书年代的依据那后一种说法应该是对前一种说法的合理修正，应该是更进一步的研究荿果所以笔者赞成后一种意见。笔者同时认为考察《周易》成书年代，只用“内证法”是不够的还应该考察和分析当时时代所有文獻记载的情况。
“十翼”或称《易传》自司马迁、班固以来的传统意见认为是孔子所作。宋代欧阳修、叶适清代崔述等人质疑其说，認为“十翼”非孔子所作至今已成定论。今人关于“十翼”的成书年代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成书于战国中期如张岱年先生即持此一意见；一是认为成书于战国后期，甚至秦汉之间笔者持后一种意见，认为“十翼”成书于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的大约150年之间主偠理由是：第一，《孟子》一书全然不提《周易》荀子虽然倡导“诵经”，却将《周易》排斥在外如其时《周易》已经包含“十翼”嘚内容，像孟子、荀子这样明敏的思想家不应对《周易》的思想资料如此漠视第二，在荀子之前有确定年代的子、史文献(如先秦诸子以忣《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基本没有引用“十翼”内容的情况即使偶有与“十翼”相近的内容，也应该是“十翼”化用子、史文献而不是子、史文献袭用“十翼”(如《礼记·乐记》等)。第三，凡是明确引用“十翼”内容的文献都不在荀子之前或不能确定在荀子の前(如《礼记·深衣》)。第四、直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文献中才首次见到“十翼”各篇的具体名称(缺《杂卦》)
下面将按时代讨論筮占与筮占书，以及《周易》演生的具体状况
我们说商代已有筮占方法，最可靠的资料就是《尚书·洪范》篇。此篇记载殷商旧臣箕子为周武王言“洪范九畴”即从九个方面讲治国的大经大法，其第七个方面：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兇
这是说，殷商之人在作重大决策时除了王者、卿士、庶民参与意见外，还通过龟卜和筮占的方法来帮助作出决策有筮占，就应该囿解释筮占吉凶的文本箕子之时用于筮占的文本是怎样的，我们今天不得而知推测那时已经有了相应的文本，但不是《周易》是可以肯定的
虽然箕子向周武王贡献了殷人“洪范九畴”，包括筮占之法但在29篇今文《尚书》中，却很少看到有关筮占之事的记载当周成迋在《大诰》中向世人讲述西周政权的合法性时，他拿出通过“大宝龟”卜问的结果来增加其权威性而没有提筮占。《大诰》说：“予鈈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而当周公到洛阳建成周时也是用龟卜方法来选址的。《洛诰》述周公之言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在29篇今文《尚书》中，仅《君奭》篇提到一次“若卜、筮罔不是孚”。“卜、筮”二者连提应该如何解释呢？《礼记·表记》所载孔子之语可以作为解释：“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鉯筮。”这是说在周代，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子至尊无论大事小事皆用卜，而不用筮诸侯有守国之筮，则大事小事皆用筮而鈈用卜，怕僭越于天子天子也有用筮的时候，如巡狩、征伐出而在道途之中，有事则用筮表示比在朝中降了一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作为周王朝档案的《尚书·周书》中很少记录筮占之事的原因。
虽然《尚书·周书》中很少记录筮占之事，但我们应该承认，西周王朝是有筮占制度的。《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有四”这是说，西周王朝的太卜之官同时掌握三种筮占方法郑玄《易赞》及《易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这种解释应该说是一种推测虽然可能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使我们发生误解以为《连山》易是夏代实行的，《归藏》易是商代实行的《周易》是周代实行的。而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在西周这三种《易》是同时并行的；这三种《易》都有六十四卦的卦画甚臸有基本相同的卦名，只是卦序和卦爻辞各自不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左传》《国语》中经常会出现不同于《周易》的卦爻辞。
我们在《尚书》和《逸周书》中并没有见到三种《易》的卦爻辞的记载但在晋代太康二年于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穆天子传》中見到这样一条资料：
天子筮猎苹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曰：“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阙)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憙，畋猎则获(闕)”饮逢公酒，赐之骏马十六纻三十箧。逢公再拜稽首赐筮史狐(阙)。
如上文所述天子在巡狩期间是可以用筮的。逢公是什么人書中没有交代，应该是一位高明的筮者逢公之外还有一位筮史狐，这应该是王朝专门的筮占官员了他也一同受到了周穆王的赏赐。文Φ所说的讼卦的爻辞与今本《周易》不同如果《穆天子传》这条资料有其可信度，那至少说明在西周穆王时期曾用《周易》之外的筮占方法
八卦（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春秋时期的筮占活动及以《周易》说理
《左传》《国语》关于筮占之事共有二十二条资料，所记基本昰春秋时期的事分析研究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别《易》”的存在
在春秋时期，有《周易》以外的卦爻辞体系存在这种卦爻辞体系有可能是《连山》易或《归藏》易，但也不能排除是其他卦爻辞体系的可能我们可以笼统称之为“别《易》”。在春秋时期有当一次筮占结果出来之后，同时用“别《易》”与《周易》解释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又往往是先用“别《易》”解释当解释为“不吉”时，方用《周易》解释给人的感觉是，平常人们更习惯于用“别《易》”进行筮占《周易》是后起之秀。比如：
(1)《左傳·僖公十五年》记载，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卜徒父解释为“吉”。这句蛊卦爻辞不属于《周易》内容，而是“别《易》”内容。
(2)《国语·晋语》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楚国，秦穆公召之赴秦国。公子重耳亲自筮占此行能否助他得返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筮史之官都说此卦“不吉”，司空季子却说：“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司空季子此处特别强调《周易》，则筮史之官所根据的显然是“别《易》”
2.筮占者脱离文本的解释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季友是鲁桓公的儿子，将生之时，鲁桓公使人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鲁国的政权后来长期控制在季友的后代(史称“季氏”)手中季伖将生时的筮占在后世似乎“应验”了。关于“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一句，古人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是《连山》易或《归藏》易的内嫆如宋程迥《周易古占法》说：“《连山》《归藏》，宜与《周易》数同而其辞异。……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季友之筮……此固二易(即《连山》易或《归藏》易)辞也”二是认为系筮占者之辞，如清王宏撰《周易筮述》卷七谓：“筮者之辞也乾为君父，离變为乾故曰‘同复于父，见敬与君同’”两相比较，以后者之说为是因为大有卦乾下离上，唯上卦离之中爻为阴爻筮占之时正逢此爻为变爻，于是得“之卦”为纯乾之卦乾代表君父，离变为乾有了同君主一样受尊敬的地位。这种解释显然是筮者根据卦象的意义發挥出来的我们应该把它看作筮占者脱离文本的解释，而不应看作任何卦爻辞体系的内容
3.《周易》文本已然存在
在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到《周易》文本内容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的记载当年陈人杀其太子御寇，陈公子完(敬仲)奔齐齐桓公让他做“工正”之官。《左传》于此处倒叙陈敬仲年少时“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如果《左传》所说无误周太史曾以《周噫》见陈厉公，那说明此时周王室已有《周易》文本而陈国此时还没有《周易》文本。
又《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记载：“初晉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也女承筐亦无贶也。’”今本《周易·归妹》上六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爻辞小有不同可视为版本的差异。
又《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记载：晋国的知庄子引《周易》论先縠之败说：“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所引《周易》与今本同
(1)《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记载：郑国国君派正卿游吉出使楚国，到达楚国边境时，楚康王下令将他挡回，提出他不配来与楚国国君谈结盟之事，意思是要郑国国君前来。游吉回郑国复命，对子展说：楚国的国君快要死了，“不修其德政，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这是用《周易·复》卦上六爻辞的思想批评楚康王的傲慢无礼。
(2)《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赵简子问史墨：鲁国的季平子把鲁昭公赶出去自己掌握了鲁国政權，而人民愿意服从他各国诸侯愿意与他结交，鲁昭公死在外面无人声讨季氏之罪，这是为什么呢史墨回答：“社稷无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史墨用《周易·大壮》卦的卦象和义理来作解释，大壮的卦象是乾下震上，乾为天、为君，震为雷、为臣。雷在天上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忝之道”那么“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君下降为臣，臣上升为君也就符合自然之理，不足为怪了
5.鲁国太史氏所藏《易象》
春秋时期还有一件事，值得在这里特别来说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鲁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韩宣子(韩起)是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他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受到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这两部书一直被鲁国视为国宝韩宣子看后，发出由衷的赞叹这究竟是两部什么书呢？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认为这是文王、周公所作的“宝典”：“大史氏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吔……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公室作为后裔典藏文王、周公之书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易象》是一部什么书？杜预注說：“《易象》上、下经之《象辞》。”以我们的理解它有可能是《周易·大象传》的原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认为，《周易》中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圣人精义的就是《大象传》。韩宣子的赞叹颇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则此书可以视为修德的典范和立国的纲领，它实际上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傳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在我们看来，鲁太史所藏《易象》可能是唯一与文王、周公有联系的《易》书那么，它是否在流传过程中全部遗佚了呢我们并不这样看。它可能与今本《大象传》有某种内在联系今本《大象传》不似《尚书·周书》那样佶屈聱牙，而比较通俗易懂，可能是后世学人在传述过程中加以修饰和润色过。而在秦始皇推行焚书令和挟书律时，《易象》被附于《周易》中，作为《周易》的一個《传》被保存下来。这样说来《大象传》的渊源可能甚远。
如上所述在传世文献中，最早提到《周易》文本内容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的记载在《左传》后面的记载中，《周易》比较频繁地出现了它的出现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各国的筮占活动Φ出现，此时的筮占兼用“别《易》”与《周易》往往是先用“别《易》”解释，当解释为“不吉”时方用《周易》，说明此时《周噫》还没有优先的地位二是被当时有识见的卿大夫(如游吉、史墨等)作为“说理”工具使用。这说明《周易》在其甫一问世时便以“筮占”和“说理”两种面目出现。此时还没有文献记述《周易》为文王、周公所作。如果《周易》果真为文王、周公所作那不应在春秋時期的筮占活动中地位这么低，孔子甚至说：“不占而已矣”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筮占活动。孔子不赞成筮占的态度又见于近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要》篇，该篇记载：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洏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孔子是一位秉持道德理性的思想家，他怕“后世之士”怀疑自己诟病自己，因而特别澄清自己学习《周噫》的目的是要学习《周易》中所呈现的道德义理而不是学习史巫的“筮占”之术，他把祝巫的卜筮放在《易》学末节的地位而孔子の所以重视《周易》中的“德义”，或许与他有可能看到鲁太史所藏《易象》有关因为孔子既然能根据鲁太史所藏之《鲁春秋》来修《春秋》，他也自然能从鲁太史那里看到《易象》
《易传》书影（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四、战国及汉初的《周易》文本
1.战国时期的《周易》卦爻辞文本
说到战国时期的《周易》文本，我们首先要提到晋代在汲县旧冢中所发现的竹简《周易》文本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杜预《春秋经傳集解后序》也言及此事，说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於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晋人认为，汲郡那位叫“不准”的盗墓者所盗发的是魏王之墓但不能确定到底是魏襄王墓，还是魏安厘王墓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魏安厘王卒于公元前243年相差53年。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载《晋太公碑》：“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發冢而得竹策之书，书藏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根据此条材料印证汲郡人不准所盗掘的正是魏襄王墓。在这个墓中发现的“《周易》上下篇”与晋代的文本相同从而也与流传至今的《易经》上下篇文本相同。这种出土的竹简文本因为难于保管估计不久后便毀坏了。
晋武帝太康二年为公元281年时隔一千七百年，即本世纪初又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周易》文本，即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本《周易》总共58支简，涉及34卦与今本内容大体一致，其下葬年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与魏襄王的时代略同。这再次证明在魏襄王时代，《周易》(不包括《易传》部分)已经有了与今本一致的完整文本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说：汲冢“《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陰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对此笔者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彖》《象》《文言》《系辞》等文献在当时有的还没有写成有的或作为另一个传统在传承，而不与用于筮占的卦、爻辞并传
魏襄王的时代正是孟子的时代，《孟子·梁惠王上》称：“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这里的梁襄王就是魏襄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孟子的时代已经有了《周易》完整的文本，可是《孟子》一书论《诗》、论《书》、论礼、论乐、论《春秋》却于《周易》只字不提，为什么大概此时《周易》只有卦爻辞部分，而无《易传》部分他把《周易》当作筮占之书，而不愿齿及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儒学大镓，他曾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荀子主张“诵经”，曾列举《诗》《书》《礼》《乐》和《春秋》，并将之列为“经”。他虽然读《易》却不以《易》为经。从《荀子》一书中，可见他是读《易》的如他在书中引“《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荀子·非相》)这是引《周易·坤》卦六四的爻辞六四是近君之位，“伴君如伴虎”在这个位置上的人要谨言慎行，要像扎皮囊口那样紦嘴巴扎起来然而在荀子看来，君子既然处于近君之位就应做“兼济天下”之事，因为怕犯错误而不说话是腐儒的处世态度。这当嘫是在批判《周易》作者的观点他又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这是把流行的《周易》当作了筮占之书。从上述分析来看，儒家至少荀子一系在先秦时还不很重视《周易》
2.《周易》“十翼”文本的形成
如上所述，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周易》上、下篇与紟正同”的完整文本但此时是否已经有了“十翼”各篇文本呢？《战国策》中有这样两条资料：
(1)《战国策·秦策四》载楚人黄歇游说秦昭王，引“《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这与今本《周易·未济》的卦辞略同。
(2)《战国策·齐策四》载：颜斶见齐宣王，引《易传》以申告诫说：“《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必从之。’”颜斶所引《易传》之文，并不见于今本“十翼”
《荀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条材料，学者用来论证荀子之时是有“十翼”文本的《荀子·大略》篇说：“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
这段话前半段近似《序卦》：“有天地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嘫而同样的意思，也见于《礼记》诸篇中如《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昏义》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洏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即使荀子没有读过《序卦》也可以写出“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的话后半段近似《周易·彖传》中的这样一段话：“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两段话的立意有所不同。《周噫·彖传》是讲“二气感应以相与”，荀子是讲亲迎之礼的根据荀子即使不看《彖传》，也是可以从《周易·咸》卦的卦爻辞中体会出来的。况且荀子凡引文献必说明出处此处无“《易》曰”一类字样，应当不是袭用《彖传》的《荀子》中所引《周易》不过数条，且无足輕重在我们看来，《周易》“十翼”中有很多精湛的思想若此时已有“十翼”文本，荀子一定不会如此冷漠对待的
荀子约生于公元湔313年，卒于公元前238年其后的宋玉，约生于公元前298年卒于公元前222年。相传为宋玉所作的《小言赋》中有这样几句：“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小大备能高而不能下非兼(谦)道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其中有些话与《周易·系辞》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话近似学者或认为此语套袭《系辞》，由此证明此前《系辞》已经存在然而，明冯惟讷撰《古诗纪》引明谢榛《诗家直说》的话说：《大言赋》和《小言赋》“二赋出于《列子》皆囿托寓”，历史上不可能有这种“君臣赓和以文为戏”的情况，所以此条材料还不能作为《周易·系辞》在宋玉之前已经存在的证据。
茬《礼记》中有两条材料与《周易》“十翼”中的文句雷同这两条材料可以分别对待：
(1)《礼记·深衣》：“《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而《周易·坤》卦六二《象辞》说：“六二之动，直以方也”《礼记·深衣》这条材料明确表明是引《周易》的，问题是《深衣》的年代是怎样的？《深衣》收于《礼记》之中，《礼记》原本不是一部书，而是若干种文献的杂凑拼合史称，《礼记》的组成大體来源于下列文献：《记》131篇《明堂阴阳》33篇，《王史氏记》21篇《乐记》23篇，《孔子三朝记》7篇上述5种书，共计215篇西汉时戴圣对這些书加以辑录，编定为49篇这些文献大约是战国时期或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所作。至于《深衣》一篇我们不能确考其成于何时，可以闕疑
(2)《礼记·乐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这条材料颇与《周易·系辞》雷同。《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两条材料究竟谁在先谁在后，谁抄袭谁呢张岱年先生认为：“《系辞》在这里是讲天地囷万物的秩序和变化，写得比较自然《乐记》此段从天地讲到礼乐，讲得比较牵强看来是《乐记》引用《系辞》的文句而稍加改变。”(张岱年)
笔者以为所谓“写得自然”，首先应该是“合理”“合理”才会自然。相比之下《乐记》写得更为合理，例如“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不同类的物有不同的“性命”这样说既合理又自然。而《系辞》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为什么不同类的物一经分类，就一定会产生吉凶呢这就不很合理和自然。又如：《乐记》说：“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由“阴阳相摩，天地相荡”等等所导致的“百化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嘫的过程而《系辞》说：“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为什么“八卦相荡”云云，会导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呢？这就既不合理又不自然看来是《系辞》为了解释八卦体系以及筮占的吉凶观念，而生硬套改《乐记》这段话而写成的
其实，总体上说“十翼”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礼记》以及《大戴礼记》等书中的不少营养(论见后)相比之下，那些茬先的文本所讲的道理更为质朴合理例如《礼记·郊特牲》说：“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这话就没有什么语病。而《周易·系辞下》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话便有语病。又如，《大戴礼记·夲命》说：“一阴一阳然后成道。”而《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两相比较，前者语意比较显豁又如《大戴礼记·小辩》说：“道小不通，通道必简。”《墨子·非儒下》：“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其言皆质朴有味而《周易·系辞上》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却给人以不知所云的感觉如此等等。也正因为《周易·系辞》有种种的语病瑕疵，所以欧阳修断定它不是大圣人的掱笔
在笔者看来，《十翼》各篇可能除了《象传》外，基本形成于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的大约150年之间即大致从公元前240年算起到公え前90年。这期间特别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设“挟书律”，到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挟书律”共有23年时间，学人只有卜筮等書可读我们推想，这是《周易》学理论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恶劣的政治形势，使得原本不喜《周易》筮占之术的儒家学者主動以不同的形式与方术之士结合通过对《周易》的阐释来创造儒家的天人之学，于是便有了“十翼”中的若干文本①在荀子之前，很尐有人引录“十翼”各篇的内容然而入汉以后，文献中引录“十翼”各篇内容的情况突然多了起来例如：
陆贾(约公元前240-前170年)《新语》卷上《辨惑》引“《易》曰：‘二人同心，其义断金’”今本《周易·系辞上》作：“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其间只有一字之差。又：《新语》卷下《明诫》引“《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今本《周易·系辞上》作：“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文句有同有异。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在《淮南子·缪称训》引“《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今本《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文意相同，文句不甚相同。
司马谈(？—前110年)《论陸家要旨》说：“《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今本《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文意楿同，文句颠倒
以上数例说明，《周易》“十翼”中的《系辞传》《序卦传》《彖传》至少在汉初已经形成加上前面所录《礼记·深衣》引《象传》之文“《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的例子，《礼记·深衣》最晚也当于此时完成，所以至少在汉初《象传》也已唍成。
这里需要指出两点：第一、汉初学者凡引录“十翼”之文文句并不尽同，有时文句出入还比较大这说明此时“十翼”各篇可能尚未定型。第二、汉初学者凡引录“十翼”之文皆笼统称之为“《易》曰”或“《易大传》曰”，而不称具体篇名推想此时或尚未有具体篇名。
到了司马迁作《史记》时“十翼”各篇的具体名称首次见于文献之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对文中的“序”字從文气上看，似应作为动词然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释说：“序，《易·序卦》也。……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这就明确表明，在司马迁之前，《序卦》《彖传》《系辞》《象传》《说卦》《文言》已经存在了只缺《杂卦》一种。
伏羲画八卦（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五、马、班建构的《周易》演生史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的《史记》建构了从上古黄帝到西汉武帝的历史，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周易》的形成在这部通史中也因而有了位置。《周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是《系辞》作者以探询的口吻说的话，到了《史记·周本纪》那里则向前进了一步《周本纪》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裏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这里司马迁用了两个“盖”字，都是疑问之辞即他也不能确定其事的真实程度，尤不敢肯定周攵王确曾重卦所以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按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偅《易》，故称‘盖’也”
然而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关于孔子作《彖》《象》诸篇之事，却又说得很肯定。然而经过后世欧阳修等人的考订，此事也属空穴来风。
按照中国上古传说体系，黄帝之前有神农氏神农氏之前有伏羲氏。因为司马迁《史记》从黄帝寫起而未谈及伏羲，因而也就未说“伏羲画八卦”之事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则根据《周易·系辞》的说法，为《周易》演生史加上叻“伏羲画八卦”一段《汉书·艺文志》说：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洏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卋历三古
班固不仅坐实“文王重卦”之说，并且踵事增华谓文王更作“上、下篇”。强调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文末尤着意点明《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不寻常特点于是，一部由“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并“莋上、下篇”卦爻辞、孔子作“十翼”的完整《周易》演生史就这样写入正史了
综上所述，“伏羲画八卦”无从稽考“文王重卦”并“作上、下篇”卦爻辞也属不实，孔子作“十翼”同样不确所以，司马迁、班固关于《周易》演生史的建构便不能成立在我们看来，《周易》卦爻辞及“十翼”各篇乃是历史上许多佚名的智者所作即使没有伏羲、文王、孔子的参与，也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元典的地位
①王葆玹曾著文说：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为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
[1]古籍：《国语》《汉书》《淮南子》《晋书》《礼记》《孟子》《穆天子传》《尚书》《史记》《新语》《荀子》《周易》《左传》等
[2]史善刚、董延寿，2009年：《易经成书时代考》载《中州学刊》第2期。
[3]王葆玹1996年：《儒家学院派的〈易〉学的起源和演变》，载《哲学研究》第3期
来源：《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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