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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岳麓版选修2：第五单元第15课速效提能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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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泰州中学政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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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异同点
两者对于民族主义都信奉“大民族主义”,也就是认为中国的民族应该是类似于美国民族的国家民族,即“中华民族”,而不是将汉族独立出来追求单一民族（“小民族主义”）.而且两人在接纳“大民族主义”之前也都曾经倡导过“小民族主义”,并在后来抛弃这一主张.两者的不同点是对中华民族单位结构的看法：孙中山倾向于传统的“王道”,也就是以提倡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简而言之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梁启超则在蛰居天津期间于自己开办的杂志上宣传国家公民概念,思想上更加偏向于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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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同是资产阶级,为什么康有为要求改良 孙中山却要求革命
在当时的中国（清）,资产阶级分为两大派别,即改良派与革命派,康有为,梁启超属于前者,他们认为,俄国与日本都是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的富国强兵,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以他主张通过光绪皇帝实施变法,走君主立宪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因为他们身受君主思想影响很大,有很深的忠君意识.这从后来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就可以看出.
而孙中山深受资本主义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主张彻底推翻君主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实现资本主义.
他们主观目的都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但康梁没有意识到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与日本,俄国国情不同,改革走不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名义是推翻了封建专制,实则被封建北洋军阀窃取,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这两条道在中国都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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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结交康有为为何遭拒：要以门生资格求见
凤凰网专稿 【
孙中山梁启超因骂战产生积怨 多年未有交集
解说：此时的孙中山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了，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他所领导的革命派在此之后，力量迅速壮大。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开始对梁启超下了战书，两方开始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一场大论战。
李扬帆：大论战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用暴利革命来推翻满清统治，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革命的目标到底是到最后是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是民主共和的一个新的国家。
林家有：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不一样，一帮人是要采取比较温和的办法，来迫使清政府进行体制内的改革，来达到君主立宪，孙中山说不行，一定要采取革命的强制的办法，用革命的办法推翻他，然后建立一个民主政治。因此两家就开始论战了。
李扬帆：从《民报》的角度，从同盟会的角度来讲，必须推翻这样一个实行民族压迫的这个腐朽，没落的统治。而《新民丛报》却认为，应该是要支持朝廷来推行改革，来实行立宪。
解说：革命派与立宪派你来我往，革命派乐观《民报》一侧是章炳麟、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轮番上阵，而立宪派的《新民丛报》一侧则是梁启超一人。
林家有：一论战起来，那很多一些话，说起来就有些不太理性的话就有了，孙中山就骂梁启超，梁启超你还不如你老师，你这个老师虽然保皇，但是他没有变，你就老变，所以搞的黑白不分，你应该怎么样子，你应该怎么样，他就骂梁启超，梁启超坚持他自己的立场，他不管，还是坚持他当时的那种立场，那个立场主要是批驳革命党人。
李扬帆：他以已一之力能够跟二十多个人去辩论，我想这个也是他相当了不起的，而且当时整个《新民丛报》的辩论，是扩展到全球华人社区的，不仅仅就是在日本，或者在美国、檀香山什么的，它在东南亚，在欧洲都发生了，因为不仅仅是这两个的报纸，所有的革命派和改良派，那个时候都已经参与进来了。
解说：在与革命派论战的过程中，梁启超创作了一个新词，中华民族。他在《历史上重要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七次使用了这个词，同时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民主、宪法、干部、组织等等，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自语也同样来自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引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梁启超通过与革命派的论战，无形之中启发了民智。可这论战，却实实在在使得梁启超与孙中山之间，原本已经十分微妙的关系，压上了最后一捆使之崩塌的稻草。
林家有：辩论以后梁启超就不可收拾了，一激化，情绪化一来了，本来他想跟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孙中山也想跟他联合起来也没办法联合了，没有办法联合了，最后就各走各的路，梁启超走他的改良保皇这个道路，孙中山走他的共和民主革命的这个道路，两个就分开了。
邱涛：《民报》、《新民丛报》这样一个激烈争论以后，实际上双方积怨就很深了，基本上可以说，孙中山和梁启超关系就破裂了。
解说：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与梁启超鲜有交集，孙中山侧重于组织暗杀和起义，梁启超侧重于思想启蒙、合法斗争，成立政闻社，联络国内立宪党人，推动召开国会，颁行宪法。
解玺璋：他们只不过就是说，选择了不同的这种政治道路，这个政治道路都有可能，把中国带向现代化，当然可能就是说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是吧，比如说孙中山这个代价，就是要有很多流血。那么如果说我们用了康、梁这样一种，比如说梁启超这样一种路线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忍受很多痛苦，其实目标可能是一个，在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路线，在每一个路线上，都有可能遇到很多困难都要作出牺牲，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不同而已，我觉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 孙中山梁启超再度合作
解说：自1903年孙中山宣布与梁启超断交以来，两人都为了各自的政治理想鞠躬尽瘁。八年之后，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国内的形式发生反帝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启超与孙中山，这两个数来一直针对相对的人，终于摈弃门户之见，前缘再续。
董放奎：梁启超的话呢，他又远离了清政府，远离了清政府。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反过头来他又同情孙中山的革命。
何卓恩：可观来讲，这个革命之所以生产这么多，他在当中的可观作用是很多的，他不仅是说鼓吹这个新的思想，更主要是揭露，从消息方面使揭露清朝的腐败。这个是很多的了，从《清议报》，一直到后来这个《新民丛报都有很多揭露，还有其他的一些报纸，都揭露了很多。他当时揭露的目的不是为了鼓吹革命，而是捉你要改变，你再不改不行。所以他这个就可观说给他们的认识，这个亲政府不行，这个不推翻我们实在是不能忍受，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在意识形态上，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非常重大的作用。
董放奎：所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以后，除了他自己以外，还通知他所有的国内的立宪派，都支持辛亥革命。
解说：百转千回，梁启超与孙中山，又走到了同一个战壕里。过去的恩怨都烟消云散，辛亥革命十年之后，梁启超还著文《辛亥革命之意义》，由衷赞扬辛亥革命。
陈晓楠：如果说梁启超们是希望通过思想启蒙使中国人觉悟，从而实现政治革命的话，那孙中山们则是希望用炸弹，用烈士的鲜血来惊醒国人，完成他的民族革命，实现共和，建立民国。他们可以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但殊途同归。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十分悲痛，他专程去中山行馆去吊唁，而当他得知孙中山留下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的时候，梁启超极为震动，他深情地说，此足抵一部著作。四年之后，同样是北京协和医院，梁启超病逝，终年五十七岁。请各位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第三集，《孙中山和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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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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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热万象VIP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有什么不同?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若出两人从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着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着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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