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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扶贫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以广东省汕尾市为例.pdf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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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
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
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
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
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
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
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湘潭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
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
编本学位论文。 涉密论文按学校规定处理。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摘 要 当前中国公共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并解决政策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执行
能否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支持，在执行过程中是否强有力的进行贯彻。政策执行
是把观念转化为现实，是公共政策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它决定了政策问题能否
解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政策执行力是达成既定政策目标的能力，是政府部
门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公共政策执行为研究视角分析汕尾市扶贫政策，是因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
力的强弱事关政府效能的发挥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扶贫政策涉及
政府机关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所以，
对于汕尾市的政府扶贫政策执行研究，顺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导向，
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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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第一村”脱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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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山溪自然村昔日的茅草屋。资料图片“他们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偶尔到外地买几斤大米，只能在春节吃两顿，或供妇女‘坐月子’吃几天。他们身上穿的破破烂烂，有的人买不起鞋子而光着脚板……”32年前，王绍据不会料到，自己一个基层通讯员，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反映福建省宁德地区福鼎县磻溪镇赤溪村下山溪自然村贫困状况，竟引起全国轰动——日，本报以《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为题，在头版刊登这封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拉开了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序幕。默默无闻的赤溪村，也因此被称作“中国扶贫第一村”。32年时光荏苒，当年风华正茂的王绍据，如今两鬓染霜，早已退休。重访旧地，他感慨最多的，不只是赤溪由贫困而小康的今非昔比，更多是党中央对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富裕从未忘却、始终如一的牵挂和实践。赤溪，对王绍据，是一段32年的不解之缘；对我们，是一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追寻之旅。实事求是找路——一封改变命运的信两天前刚刚下过一场雨。20年鲜有人走过的山路，覆满了落叶和青苔，踩上去一步一滑；头顶上，很久没人砍过的茅草密密丛丛，即使是枯掉的叶子，也如锯子般割着我们的脸和手……从山脚到半山腰，爬了好一阵子，我们才真正明白村干部为什么再三婉拒带我们来看下山溪村旧址：“路不好走，你们上不去的。”路，这不成其为路的路，曾是下山溪畲族村民心中无法抚平的痛。今年70岁的李先如，40多年前就眼睁睁看着妻子因难产来不及送医而在家中一间茅草屋去世。当时，包括下山溪在内，赤溪村14个自然村，散落在太姥山西麓9平方公里的大山褶皱里。九鲤溪、下山溪，夹村环绕。出村唯一的路，就是盘踞山间的羊肠小道，人货皆难进出，跳出“贫困的陷阱”殊为不易。“走到哪里算哪里，走不动了就返回。”虽然有言在先，但我们不想半途而废，要真切体会一下如今仅留在民谣里的赤溪之苦——“昔日特困下山溪，山高路险鸟迹稀；早出挑柴换油盐，晚归家门日落西。”近一个小时后，李先如的侄子李乃松，用柴刀指着头顶一块不到100平方米的空地说：“下山溪到了。”手脚并用爬上一截近两米高、几乎垂直的陡崖，我们才明白，李先如老人所说“前门听水声、后门听鸟鸣”的意思——崖下几百米处，是只闻其声、难见其形的溪水；紧贴屋后，是七八米高垂直陡立的山崖。下山溪村就这样“挂”在半山腰上。“这一小片台子上住过3户人家，是三兄弟，虽是茅草房，却是当时下山溪历史上唯一一户从山外娶进过女人的人家。”王绍据依然清楚记得32年前第一次走进下山溪采访的情景。1984年5月，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的王绍据，带着干粮，只身从县城乘两个小时长途汽车到了磻溪镇，再徒步18公里来到下山溪。其时已过晌午，村里人还在地里干活，只有李先如因为生病独守家中。“平日吃什么？日子苦不苦？”“没吃过肉，没吃过大米，全年吃地瓜米配苦菜，最好的人家到春节也才买得起100斤三合谷（由粟谷、糯谷、晚稻混合而成）。”返城路上，下山溪村民的贫困景象，一遍遍在王绍据脑海里回放：原本110多人的村子，因为贫困如今却只剩81人，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国家能给些特殊政策吗？回到家，他连夜一气呵成了一篇稿子，第二天就赶到省城投稿。相熟的老编辑却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你这报道是给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抹黑！你还是党员吗？”“真的是我错了吗？”一腔热血翻涌一夜后，王绍据毅然将稿件投给《人民日报》。来自闽东山区“蝴蝶翅膀的那一下扇动”，借助本报掀起了巨澜。“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要求我们同时看到另一方面，这就是农村尚有局部地区和少数贫困户，在生产、生活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领导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本报评论员文章让王绍据吃下了定心丸。稿件刊发后，他收到了来自24个省区市的数千封来信，有要求代转粮票、油票、布票及现金的，甚至还有表示想来赤溪落户参与建设的。福建省委和福鼎县委也迅速反应。县委当天召集相关部门开会，会上当场拍板免除这一年下山溪村征购粮任务；第二天，县委书记、县长带领有关部门，和王绍据一起到下山溪实地调研。最初的办法和社会上的关怀，思路基本一致：送钱、送物。于是，“输血”开始了——福鼎县各个部门筹措资金，为下山溪22户村民平均每户送来3只羊和一些树苗、鸡苗。然而这种救济式扶贫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精心饲养的羊羔，不到一年损亡殆尽；年年栽下的树苗，也都长不大。“就是这种割我们脸和手的茅草，羊吃不了，吃了就得‘烂嘴病’‘烂耳病’；树苗也一样，山地太薄不长根，年年种年年死。”回顾当年，李先如愁得只能一趟趟找王绍据诉苦。王绍据坦言，“输血”不治本、“穷根”依旧在。行路难、行路难，无路就走不出真正的“脱贫路”。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下山溪村年人均收入仍不足200元，整个赤溪村贫困率达90%以上。而其时，地处闽东的宁德尚属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今日赤溪长安新街一瞥。张亭摄转变观念造福——搬出一方新天地“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每次重温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王绍据都难掩激动，“针对当时闽东的贫困状况，地委发出了‘摆脱贫困’的庄严承诺，一下击中了闽东人的心坎。”1989年7月，因为那封信，一没大学文凭、二没办报经验的王绍据，被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点将，成为正在复刊筹备中的《闽东报》负责人。在他身后，此时的闽东大地，一场以转变思想观念为突破口的摆脱贫困攻坚战正在打响。经过深入调研，习近平同志针对当时宁德贫困状况多次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不能寄希望于国家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要有“弱鸟先飞”的意识，坚持“滴水穿石”的精神……只有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才能使贫困地区面貌焕然一新。习近平同志当时的思考非常深入，“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工业、农业都离不开电力，闽东的优势就是丰富的水电资源。在宁德地委的强力推动下，赤溪村上游的桑园水电站1989年当年就进入前期准备，1993年实现全面开工。因施工所需，赤溪村通往外界的羊肠土路变成了可以走货车的砂石路。要想富，先修路。赤溪迎来了转机。憋着一口气的黄国来和许文贵，怎会让基础开发式扶贫的机遇稍纵即逝？黄国来时任赤溪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村里当时少有的上过初中的文化人。许文贵时任磻溪镇党委书记，他还有一个身份——桑园水电站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分管移民搬迁。老黄的想法是，从村里再修条路接上这条砂石路，把分散的14个自然村集中起来；而许文贵却在想：能不能把移民搬迁的办法“移植”到赤溪？两人一碰撞，一个“搬”字脱口而出，不约而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整村搬迁安置的想法，传到了下山溪村老人们的耳朵里。世代居住于此的畲族老人们反对：“下山干啥？天不是咱们的天，地不是咱们的地，路不是咱们的路，死了都没地方埋！”最终打动老人们和下山溪村22户村民的，还是实打实的政策与心贴心的诚意。今日赤溪村主路——长800米、宽15米的长安新街，那时还是一大片竹林、菜园和杂地，属于村里以杜姓为主的几大宗族族产。为了安置下山溪村这22户村民，1993年夏，老黄代表村两委和族长们谈判，他们最终答应以每亩2000元价格出让。“每户两层楼，沿着长安新街规划线两侧各11户。他们只从山上带下来80根木头。”包括盖房用的砂石、水泥、空心砖等建筑材料，钱全部由赤溪村两委和镇里在上级帮助下筹集，孩子们一并转入赤溪小学。就连老人们担心的坟地，镇里村里也考虑到了：坟墓可以迁到村后山里。从1994年8月到1995年4月，下山溪村22户村民全部完成搬迁。由此开始，20年间，赤溪另外13个自然村的群众，也分三期陆续搬至长安新街两侧。截至目前，赤溪村408户、1800多人，已有356户、1500多人搬到中心村。下山溪搬下来的第二年，桑园水电站建成，赤溪村结束了无电的历史。今天走在长安新街上，水泥路面，平坦硬实。两侧多为三层小楼，一楼是店面，二、三层为住家，每榴（当地土语，即一栋）均为3.8米幅宽、12到15米进深，彼此相接，不留缝隙。商业牌匾、路灯、垃圾箱、指示牌、停车位，均统一制成，井然有序。清晨时分，勤快的闽东妇女早早打开店门，或煮粉烧菜，或擦桌拖地，给寒气凝霜的大山冬日，平添了丝丝暖意。赤溪整村搬迁的成功经验，迅速遍及闽东。霞浦县一位村民喜迁新居后，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造就一方新天地，福到农家感党恩”，“造福工程”由此得名。1994年，福建省将此列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1998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多次深入闽东沿海、山区调研脱贫工作。随后，沿海“连家船民搬迁上岸”、山区群众“茅草房改造搬迁”等一系列工程，也一并纳入“造福工程”。一场跨世纪的“挪穷窝”“拔穷根”的脱贫行动，在八闽大地全面展开。至2014年底，福建累计完成6000多个自然村、超过100万农村人口搬迁。搬迁成功了，生活环境改善了，孩子们也有学上了，不用再顿顿都吃地瓜米了。但新问题又来了：靠着人均不足1亩的土地，如何“稳得住”“能致富”？人一聚，无事干，酒一喝、牌一打，原本宁静的山村，逐渐变得躁动起来。动真碰硬治村——筑牢堡垒强活力“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赤溪一度乱了。打牌演变为赌博，矛盾升级成上访。干部间的不同意见，扩大为群众间的派性。”曾任磻溪镇纪委书记、如今又担任福鼎市下派赤溪村第一书记的王纯华，戳中了赤溪的“软肋”：村两委班子不力、党建基础不牢。在这10年间，赤溪村每届村两委班子成员，要么在外面另有生意兼顾，要么对村里发展推动不力，都只勉强干满一届。有问题不可怕，看到问题就要下决心解决。为此，在“造福工程”基础上，福建又实施“第一书记”制度，安排省直部门干部向全省200多个党建薄弱村下派挂职“第一书记”帮扶。赤溪被安排在第三期，即2011年到2013年。省民政厅干部、退伍军人杨振伟挂任赤溪村第一书记后，该出手就出手，刹住了赌博之风。在这10年间，福鼎市委先后严肃处理了多名赤溪村干部，还在调整村两委班子过程中，探索筑强堡垒的方法，率先在全省成立村民监督委员会，村委会报销发票必须先经监委会主任验票、签字。“筑牢堡垒，核心就是选对村支书。”现任磻溪镇党委书记郑晋生一针见血，“村支书要有能力更要有担当，在外面做生意的就别当村干部；要有魄力还要有耐力，复杂的利益诉求面前，既能顾全大局，还得能受得了委屈。”按此要求，2009年，一直是村里经济能人的杜家住走马上任，成为如今的赤溪村党支部书记。杜家住以前给当年的村支书老黄当过文书，又做过修表匠，颇受村民的信任；他还在村里第一个养鱼，成了经济大户。为了当好村支书，他把鱼池扔给了家里，一心一意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1990年出生的杜赢，是土生土长的赤溪村人，2009年考上了外省大学本科，这在当时的赤溪村可是首屈一指的“独一份”。2013年毕业时，他放弃在城市工作，回到家乡创业。杜赢的父亲杜承汉在村里经营一家小茶厂，儿子要毕业了，他也希望儿子回来帮自己一起干，从事福鼎白茶加工销售。杜赢对我们坦承，“当时心里也犹豫过，现在看，当时的选择没有错。”“上面领导和村干部都看准的事，我们信得过，孩子学了文化，回来正好创业！”杜承汉看好村里的旅游开发，更信得过村支书杜家住，杜家住也没让杜承汉父子失望。2013年起，宁德市在福建省第一个出台政策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助力扶贫。杜赢这样的典型，杜家住岂能坐视？一口气帮他争取来福鼎市人社局和市农业银行两笔共20万元创业基金和低息贷款。“看一个村子有没有生机活力，就看‘两个多不多’，一是年轻人多不多，二是在乡的党员多不多。”杜家住对一位领导给他讲的这句话记得很牢。截至2015年底，一度在校学生仅剩60人的赤溪小学，回升到了120名，全村考上大学的已有60多名。从2010年到现在，全村党员数从29名增加到44名，且绝大部分在家务工。像杜赢这样的回乡创业青年，在赤溪已经不是少数。他们看好家乡的原因都一样——旅游。连走了的老庄也回来了。反弹琵琶兴业——青山绿水是“银行”老庄名叫庄庆彬。带着莲花和蝴蝶再回赤溪，老庄的心路历程，老支书黄国来最懂，说来话也最长。挪了穷窝，如何改掉穷业？当时赤溪村民众说纷纭：一部分人希望能引进企业，住在村子里就能上班挣钱；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发展小水电，甚至还引入了一家外省公司，只是因为没谈拢土地赔偿价格而作罢。老黄瞧中的，却是家乡的青山绿水。1988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福鼎后，曾留下一段话，让老黄至今难忘：“抓山也能致富，把山管住，坚持10年、15年、20年，我们的山上就是‘银行’了。”而今，这份根据讲话录音整理的《福鼎通讯》复印件，摆放在赤溪村村史展示室。“造福工程”铺开后，包括赤溪村在内的整个磻溪镇实行封山育林，2015年磻溪镇森林覆盖率达到88%，成为福鼎市首个“国家级生态镇”。开启这座“银行”的时候到了！正巧，老黄的前任吴敬喜，已调至霞浦县工作，主管杨家溪的旅游开发。杨家溪是九鲤溪的下游，他给老黄介绍来了庄庆彬，“老庄也是咱半个闽东人，很想搞旅游开发。”正所谓“瞌睡之时送枕头”，老黄和老庄相见恨晚。老庄在闽东医院工作过10多年，后“下海”回到闽南老家知名的民营企业庄氏集团从事房地产开发。视闽东为第二故乡的老庄愿意把“第一桶金”投入到赤溪的产业造血，毕竟开发式扶贫是中国的创造。日，老庄的万博华旅游公司第一个旅游项目——九鲤溪竹筏漂流正式开业。更加注重造血功能，因地制宜培育旅游特色优势产业，让赤溪村开始化蛹成蝶。但老庄在赤溪村的投资，也不是一帆风顺。刚到赤溪村时，老庄和村两委及村民相处融洽。“他帮我们把长安新街做了硬化，从砂石路变成了水泥路；我们也都同意把两块总共50亩的地低价转让给他。”村民回忆说。然而往后的事情，却渐渐出乎了老庄意料。由于长期以来交通阻隔、信息闭塞，造成视野狭窄，个别村民盯着眼前小利，借机漫天要价：地给你了，但你要挖土还得再给钱；搞基建，必须雇我施工……无奈之下，老庄转移阵地，与同属九鲤溪景区的另一个建制村合作开发旅游。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赤溪村民眼界打开了，观念也转变了。在村干部和村民们下决心选择生态旅游立村之后，老庄又回来了。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青山绿水，福建俯拾皆是，如何才能出奇制胜？老庄请来武夷山景区的专家，现场指点，豁然开朗。狠下心花了几百万元，由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经理率队在九鲤溪景区搞了个户外拓展旅游项目，又在赤溪村布局“生态蝴蝶园”“九品莲花塘”等一串配套项目，名声大噪，游客猛增。交通卡脖子，怎么办？宁德市拍板，从霞浦的杨家溪高速口直接修一条通往赤溪的公路，将杨家溪与九鲤溪两大景区连成一体，让进出赤溪村的游客，不用再忍受绕行海拔过千米的太姥山晕车之苦。19公里多的路，有17公里在霞浦县，人家说干就干，福鼎更是全市动员，“13天就完成了120多亩土地、80多户村民的征迁。没有从上到下的支持和村民的齐心，也就没有史上最快速度。”郑晋生前后对比，颇为感慨。同样是前后对比，老庄最深刻的感受，不仅是赤溪村人对旅游产业的态度转变，更是对改变生活的一种积极参与。“开了那么多家民宿、农家乐就不说了，如今连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下山溪村民，也要与我们合作。”还是前后对比，畲族老汉钟义玲喜事连连：路一开通，他的收入跟着游客量一起涨。老钟今年63岁，早先是赤溪丘宅自然村的，如今也搬到长安新街上。他15岁就接过父亲的竹竿，给人撑排运货。一撑20年，也没能挣到给父亲治病抓药的钱，眼睁睁看着老人去世。而今还是撑排，不过是给游客撑，按排数计薪酬。从去年7月起，景区每天的放排量成倍增长，节假日时最多一天超过200张。手头宽裕了，治病也不愁了。前几年老钟患上了白内障，去年底村医王桂料就给他做了手术。“才700元，还没出村。”“光靠我自己可没那么大本事。”村医小王也是赤溪村人，诊室设在长安新街。2011年开始，宁德在全省率先实施农村医疗“海云工程”，更新设备、远程指导，不仅让村医能承担全部基本公共医疗服务，连一些不算严重的病症，也能靠城里医生远程指导解决。畲族小伙钟品灼，拉着本村另一个在外地闯荡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合伙包了1500亩山地种油茶，建起了名为“鼎煜”的农业合作社，“最终我们也是要融入到旅游业，但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传统形式，而是要通过电商、电游发展为线上线下能一起互动的旅游。”小钟给自己的项目起了个时髦的名字：“互联网+生态旅游”。热情，总是比经验更令人感动；参与，也总是比观望更令人期待。截至目前，包括万博华在内，小小赤溪村已经有了3家旅游公司，后两家都是本地群众参与入股的。年轻人冲到了前头，热血沸腾的杜家住自然也不甘落后，把自己老家坑里弄自然村有300多年历史的杜氏古村落，也交给了老庄。“不光要奇，还得有文化味、乡愁味。”这一下，杜家住想在老庄前面了。不过老庄也有高招，给“坑里弄”改了个名字：杜家堡。2015年，“杜家堡古村落遗址保护”正式进入省里的传统文化建设项目名单，马上就将有100万元专项资金到位。年关渐近，年味愈浓。下山溪人在期待着新房的落成；杜姓村民在等待着他们的老房修旧如旧；3家旅游公司则一起坐下来商量未来下山溪开发的计划；我们夜宿的房东杜家立、杜春蓉夫妻俩，刚刚由郑晋生帮忙贷到了8万元低息贷款，把房屋加盖到第四层，成为村里第一个既办民宿又开餐饮的农家乐……眼下，每个曾经历过贫困的赤溪人，都有着自己的梦想和期待。“搬迁修路，挖掉了地理上的穷根；创新思路，拔掉了思想上的穷根。”退休后的王绍据经常到赤溪村转转，跟杜家住他们聊聊。“赤溪村能有今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那16个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对现有的6户贫困户，杜家住表示，将带领畲汉两族群众，用自己辛勤劳动脱贫致富，消除这最后的1%。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对赤溪脱贫作出重要批示，年底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吹响脱贫攻坚战冲锋号，让赤溪干部群众充满希望，更让年轻一代信心满满。“我们的梦想不一样。”临别，赤溪村的新生代村民钟品灼、杜赢告诉记者：“‘中国扶贫第一村’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那只是祖辈、父辈的起点，不会是赤溪的终点。我们的梦想是，未来的赤溪成为‘中国自强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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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建：我国扶贫开发成就是对世界巨大贡献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日　　 来源：扶贫办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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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的伟大成就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范小建
    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的近代中国历史，中华民族160多年的奋斗，就是要实现两个梦想：一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二是消除贫困，民族复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第一个梦想。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正在实现第二个梦想。60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成功地打了一场扶贫开发的攻坚战。以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一、我国扶贫开发的光辉历程
    1949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统计，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我们实现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我们建立了初级的农村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体系，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但是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等体制性弊端，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直到1978年，仍有2.5亿农村人口处于未得温饱的贫困状态。
    1978年改革开放，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放开农产品价格和市场，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农村贫困问题大面积缓解。到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农业生产率提高，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农村青壮年或在乡镇企业做工，或进城打工，增加了收入，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1986年以后，针对农村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相当数量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的基本国情，国家实施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建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省地县各级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国家制定了贫困标准，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并制定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优惠政策；明确提出开发式扶贫方针。特别是1994年，国务院制定并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力争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扶贫开发投入大幅度增加，明确资金、任务、权利、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规范机关定点扶贫，建立东部沿海地区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到2000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2001年，国务院又颁布并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低收入标准。扶贫开发工作明确提出以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作为工作重点，改革资金管理体制，完善扶贫工作机制。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做出“两个趋向”的科学论断，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扶贫工作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在过去主要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和专项扶贫计划推动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集行业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到2007年底，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1479万，低收入人口减少到2841万。
    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做了兜底性的制度安排。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今年将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新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这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
    60年奋斗，我国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
    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根据我国政府的贫困标准，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初步解决温饱问题但不稳定的低收入贫困人口从2000年的6213万减少到2007年的2841万，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6.7％下降到3％。
    农民收入稳步提高。从1989年到2008年，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03元增加到2611元。尤其是2002年到2007年，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05元增加到2278元，五年年均增长9.04%，连续五年高于全国平均7.47%的增幅，这是1986年以来首次出现，非常难得。
    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08年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通公路、通电、通电话和能接收广播电视的自然村分别达到总数的84.4％、96.8％、87.5％和92.9%，饮用自来水、深井水农户比重达到58.1%。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农村的通讯。
    社会事业深刻变化。国家在农村全面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2年至2008年，有幼儿园、学前班的村占调查村的比重从7.38%增至55.2%;有卫生室的村占调查村的比重从9.86%增至77.4%;有合格乡村医生/卫生员的村占比重从10.18%增至77.4%;有合格接生员的村占比重从9.58%增至73.7%。
    区域经济加快发展。经过多年扶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部分资源大县、旅游大县和产业结构成功调整的重点县，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缓解了农村贫困状况，优化了国民经济结构，而且对于民族团结、政治稳定、边疆巩固、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扶贫开发的成就，还加速了全球减贫进程，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贡献。根据外交部与联合国驻华系统合著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情况报告》，无论按照我国政府的扶贫标准，还是参考国际贫困标准,我国都是最早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从1990年到2005年，全球生活在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减少到14亿，共减少了4.18亿，降低了23%。如果不包括中国，则全球的贫困人口实际增加了5800万。
    60年扶贫开发，13亿人解决温饱，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成就自豪地告慰先贤，面对世界。
    二、我国扶贫开发的基本经验
    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地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解放思想，体制创新是缓解和消除贫困的前提条件。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贫困主要特征的变化，分阶段提出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不断创新体制，完善政策，强化手段，逐步建立了消除农村贫困的制度和政策框架。经济增长、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是缓解和消除贫困的物质保障。30年来，国民经济稳步增长，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主要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谷物、肉类、禽蛋、水产品、蔬菜、水果的人均占有分别接近、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些都为贫困的缓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统筹城乡、实施反哺是缓解和消除贫困的推动力量。实施“四减免、四补贴”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补贴政策和保护农民基本利益的最低收购价制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些有利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宏观战略，成为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国扶贫事业最根本的经验是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发展中国家走过的历史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向弱势群体倾斜；社会救助不会自动提高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因此，一定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开发式扶贫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五个坚持，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科学发展。
    坚持政府主导。一是加强领导。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实行各级政府扶贫工作首长负责制和资金、任务、权力、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二是制定规划。把农村扶贫开发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重要内容。1994年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年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作为国家扶贫开发的纲领性文件。三是强化瞄准。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力状况，确定国家扶贫标准。根据贫困人口分布状况，适时确定并调整国家扶持的重点区域。工作重心从贫困区域下沉到重点县，又进一步到贫困村。扶贫工作进村入户，瞄准贫困人口。四是加大投入。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年，中央政府投入专项财政扶贫资金1700多亿元，还通过贴息调动了2000多亿元扶贫贷款。地方各级政府的扶贫投入也不断增加。五是组织推动。动员行业部门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力量开展扶贫。组织272个中央国家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国有大型企业等单位定点帮扶48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动员东部沿海15个发达省市和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1个相对贫困的省区市。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推动，扶贫开发工作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坚持社会参与。一是深入宣传。通过各种形式帮助社会各方面了解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在全社会营造出普遍参与扶贫济困工作的舆论氛围。二是广泛动员。民营经济参与扶贫。1994年开始的光彩事业，以项目投资为中心，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发展贸易，并通过包括捐赠在内的多种方式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进步，投资超过1300亿元，捐款超过170亿元。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如共青团中央发起的“希望工程”，全国妇联发起的“春蕾计划”、“母亲水窖”，中国人口基金会发起的“幸福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的“母婴平安120项目”等。三是国际交流与合作。与有关国际组织、双边机构和国内外民间组织合作，联合实施多种形式的扶贫项目或活动。
    坚持自力更生。扶贫开发的主体是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最终目的是提高他们的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我们始终提倡不等不靠，动员群众积极依靠自己力量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积极推行参与式扶贫的理念和方式。通过“参与式”整村推进，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扶贫开发项目与资金使用的决策，促进他们的能力建设，增强其个人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导型发展的试点，推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建设，进一步焕发贫困群众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精神。努力提高贫困农户组织化程度，实现自我管理和发展，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要方向。
    坚持开发扶贫。开发式扶贫主要内容包括：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帮助贫困乡村实现通路、通电、通邮、通广播电视；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贫困农户的土地生产能力；开辟增收渠道，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小型加工业项目；提高人员素质，组织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方法；开展大规模的劳务输出和自愿移民搬迁，创造就业和发展机会等。近年来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在15万个贫困村制定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分年度实施，全面改善其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实施雨露计划，开展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提高生产技能，增加外出就业机会；促进产业扶贫，发展特色经济，调整贫困地区产业结构；组织扶贫移民搬迁，从根本上解决自然条件极度恶劣地区群众的生存问题，减轻这些地区生态环境压力；开展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治理试点，探索深度贫困问题的解决途径。去年以来，还参与了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灾后重建。通过这些努力，提高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坚持科学发展。缓解农村贫困，要努力减少绝对贫困，又要高度关注发展的不平衡，把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要改善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又要提高人的基本素质，重在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发展经济，又要促进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进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要进行资源开发，又要控制人口增长，保障资源、人口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立足农村，又要统筹城乡，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实现协调发展。这是扶贫开发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要求。
    三、我国扶贫开发任重道远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扶贫开发任重道远。2008年国家提高扶贫标准以后，农村扶贫对象规模为4007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数。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青藏高原地区、西北干旱地区、沙漠化地区、岩溶地区、秦巴山区和陆路边境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欠缺，地方病严重困扰，贫困人口比例高，扶贫工作难度大。城乡、区域、不同社会群体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扶贫开发工作仍面临严峻的挑战。
    返贫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新增致贫、返贫因素与传统因素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扶贫工作的不确定性。一是自然灾害风险。贫困村遭受自然灾害打击的概率是一般村的5倍。突发性气候和地质灾害增多使贫困地区面临更大威胁。二是市场因素影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贫困地区的主导产业、贫困人口的非农收入造成巨大打击，带来严重的返贫问题。牛奶、生猪、家禽等贫困地区大宗产业，在近年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屡受冲击。三是政策性因素，一些地区的资源和生态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征用政策不合理，都可能造成新的贫困群体。四是家庭变故，因病致贫、因学致贫仍是造成返贫的重要成因。
    扶贫开发是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随着国家扶贫标准的提高，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首要任务是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并实现脱贫致富，重点是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抓紧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努力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提高管理水平。积极开展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和东西扶贫协作，充分发挥企业、学校、科研院所、军队和社会各界在扶贫开发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反贫困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促进贫困地区科学发展，努力缩小发展差距，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战略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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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智勇